按:《饥荒的都市》在《大家》发出之后,群里,朋友圈纷纷转发,引起了很多关注,有的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有的转述长辈的往事,有的开始去了解这样一件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也有的持不同看法,包括骂人。一件事,有争议,双方就都重视了,是好事。我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从宏观全局上去写这样一段历史,我只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写下了,算是一小片马赛克吧,大家都来说,都来写,许许多多的马赛克,就可以拼出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画卷。
▍1.都市里的小菜园
上一篇写到三年大饥荒前,我们宿舍大炼钢铁的事——那片宿舍区叫新华村,是1956年建成,属于武昌区委宿舍,在那个年月,可以叫高档社区了。十几栋苏式楼房,红砖清水墙,木地板,自来水,还有抽水马桶。外面是花坛,草坪,石桌石凳,篮球架,矮矮的冬青,高高的梧桐……让我们这些少年们顿时觉得生活在一个童话王国中,除了没有电话,共产主义就已经来了!
突然间,炼铁的土高炉不再冒烟。报喜的锣鼓声不再响起。小学生一个月只有十来斤粮食了,其中一大半是陈年粗粮:高粱、玉米、大麦、三合粉或红薯。几乎没有什么油荤,老师饿得没力气上课,学生饿得没力气听讲,来通知每天只上半天课,这项措施叫“劳逸结合”,这个成语我就是那时候学会的……
不久,新华村的那些土高炉终于被拆了,草坪与工地被开成菜地。花坛和冬青被毁了,也开成了菜地。于是,十几栋楼房,便立在一片密密麻麻的菜地上,每天一打开窗子,像一下子搬到了乡下。很快,整个城市几乎所有的空地,都被居民或单位开垦了,我想,那是武汉市建城以来绿化面积最高的时候。很多有实力的单位还到远郊去开荒、办养殖场,这类辛苦工作,很多人都争着去,因为大家知道,累点,但可以多吃一点。
我们家的菜地也是那时开的,就在我们家的窗后,菜地的分配有不成文规定:一楼住户的菜地都和自家的住房一样宽。二楼以上的住户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寻空地,两栋楼之间空出一条小路。我父母没有种菜的经验,也没有种菜的时间。这样,菜地便由我们几个孩子折腾。借来铁锄洋镐,将坚硬的土地垦松,拣去石头杂物碎砖瓦,一遍一遍地洒水,将土地刨得松松的,细细的,四周开上垄沟,沟边用木棍竹片编上篱笆,于是,一片精致的小菜园诞生了。我们撒上如黑砂般的白菜籽,点上十几窝南瓜、丝瓜,种了十几株茄子、辣椒,周边种洋姜、向日葵——这些东西长大后会成为一道天然的小院墙——边边角角的地方种了葱蒜……巴掌大的一块地,恨不得将各种花花绿绿的蔬菜都种上去。于是,窗后那一小片我们从不在意的土地,一下变得这么让人牵肠挂肚了。下雨了,起风了,出太阳了,都会想起那片小菜地。
头几天,那菜地一点动静都没有,性急地刨开看看,瓜籽还是瓜籽,菜籽还是菜籽,担心它们是不是干死了或淹死了。问别人,别人说哪有这么快呢。
一个雨天的清晨,从窗口看去,菜地突然绿茸茸一片。赶忙跑去,撒过白菜籽的地方,密密匝匝钻出许多十字叶片,小小的,圆圆的,一点不像白菜的样子。不久,南瓜、丝瓜、茄子、辣椒、洋姜、向日葵……都陆陆续续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叶片,各种各样的花,还有弯弯曲曲的藤蔓……那个春天成为了一个少年田园童话。在那里,土地、肥料、水,还有曾吃过多少次的各种蔬菜,都具有了别一种意味。除了多少增添一点餐桌上的菜肴以外,更重要的,是让一个少年与有生命的自然产生了交往。
白菜长出那种真正的、带锯齿、狭长的叶片后,就要间苗了,拔除一些瘦小的、密集的,让剩下的长得更壮。拔除的那些小小的白菜秧,成了那块菜地上第一批让我们享用的成果。在那种年代,一小碟鲜嫩的菜秧顶得上一桌山珍海味,何况是自己一手伺弄,从无到有长出来的。
南瓜的叶蔓也长得疯快,一时间几乎把半个菜园子盖满了。深绿的叶蔓中钻出一朵朵金黄色的花,有雄花,也有雌花。雌花的柄上鼓着一个圆圆的小球。我们把雄花摘下来,像小丑的帽子一样,盖在雌花上。不久,雌花凋谢了,那小球便长成一个有着黄绿条纹的小南瓜,悄悄躲在茂密的叶蔓中。哪儿有一个瓜,有多大,我们都很清楚。当然,也有意外的时候。夏末一天,当我们决定将已结完了瓜的藤蔓拔掉时,发现一个角落里竟躺着一个很大很大已经变得金黄的大南瓜!那种欣喜,真像童话中突然发现一盏神灯一样。
丝瓜是要搭架子的。丝瓜的藤蔓极聪明,像长了眼睛一样,会远远地向架子伸去。会准确地抓住瓜架,再向两边蔓延。于是我们的窗口便有了一片绿荫。在家里就可以看见丝瓜淡黄的花,看见刚刚生出的,有一层白茸的小丝瓜。看它们渐渐长大,沉甸甸地垂下来。
茄子和辣椒长在瓜架下面,每次都要钻进去,才能看见那一株株“小树”上发生的变化。开白花了,开紫花了,一小粒绿莹莹的小辣椒出来了,一小弯淡紫的小茄子出来了……洋姜则要等很长时间,好像都等到秋天了。平日除了那长长的,一人多高的茎叶,什么也看不见。到了别人都开始挖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挖。拔起已经枯黄的茎叶,根上只带起几块很小的小洋姜,又拼命在土里刨,终于又刨出几块,也都小小的。我们菜园的土层太硬,而洋姜是要在很深的松土中才能长好的。但就那么十几块小小的洋姜,也让我们高兴不已。洗干净了,生吃起来,又脆又甜,有一股土腥气。我想,那是我们吃过的最美的水果了。
在那漫长又严酷的饥荒中,那一块小小的菜地,对于一个七八口人的大家庭来说,当然是顶不了什么大用,但对于一群孩子来说,能在灾难来临时,靠自己的劳动,甚至是靠自己的幻想,使生活变得美好一些,感觉到一种力量与希望,这是不能用收获了多少斤蔬菜来计算的。
有时,我们也去挖野菜——到蛇山,到我们附近的儿童公园,到对面中学荒芜了的校园中。挖地菜,挖马齿苋,野苋菜。或去摘槐花,那洁白清香的槐花,和在面粉或大麦粉里做成的饼,也是很可口的……也有大一些的孩子,到更远的地方去挖野藕,野茭白或能吃的一切植物。那是我们都市少年游戏中别具风味的一种。
几年后,饥荒慢慢结束了。我们那片宿舍区的菜园也渐渐消失了。消失得一点踪影也没有了。仿佛那十几栋楼房间的大片空地上从来不曾有过那密密麻麻的菜地一样。只是那些花坛,草地,冬青树丛也从此没有了。而我的少年生活也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2.兔子们
1959年的一个夏夜,有只白兔跑到我家来了。第二天,问左邻右舍,都不是他们的。不见它想离去,便弄了些菜叶喂它。一个陌生的动物,吃你手中的东西,你会觉得这是它对你的恩赐,就像你希望与一个小伙伴好,而他也接受你的友情一样,很让人感动。它那小豁嘴一边往里扯着菜叶,那红玛瑙般的眼睛不时怯怯地瞅瞅你,更显得楚楚动人,况且在那之前我已读过许多与小白兔有关的童话,它们总是善良、美丽、勤劳、柔弱的化身。那时我在上小学,这只兔子成了生活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放学回家,便四处寻唤它,然后清扫它一片片宛如中药丸的屎粒。最重要的是为它觅食,有时是家里的蔬菜,有时在外边弄些青草或树叶。不久,常听得它在床下窸窸嗦嗦地响,钻下去一看,它在床下用报纸屑、棉絮片做了一个软软的窝。我父母说,它要生小兔子了!没想到跑来的不是一只,而将是一群。于是格外给它吃得好些,吃得多些。又过不久,便听见床下有极细微的丝丝声,拿手电爬进去一看,果然是一窝小兔,粉嘟嘟一团团红肉,耳朵极小,一点也不像兔子,像没毛的小老鼠,紧闭着圆鼓鼓的眼睛在那儿一心一意地吃奶。几天后,小兔身上生出一片亮晶晶的白茸。又过了几天,眼睛睁开了一条细逢,时闭时合。终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时,见地上一片小兔,长耳朵、红眼睛、三瓣嘴,一身洁白的长绒毛,小玩具一般滑来滑去,听见动响,一眨眼便无影无踪了。好不容易捉来一只小小的放在手心,娇娇嫩嫩蓬蓬松松,惊异有这样玲珑这样精致的小生命。
后来,饥荒越来越厉害,草地被人开辟成菜园,围上了竹片树枝铁丝网,少数几种兔子能吃的树也日渐凋蔽,凡是人能够得着的树叶全没了。对面二十二中学的操场种了一片红薯,便趁天黑去偷些薯蔓薯叶。收过红薯后,薯蔓薯叶没了,便将人的一点蔬菜匀些给兔子吃。慢慢的,小兔子又有了小兔子,已是十几只的一大群了,每天得两大竹篮供它们吃。终于,连人的蔬菜也常常断顿,兔子们也开始了它们的饥荒时代,精神日渐萎靡,毛色一天天暗淡,饿极了的兔子们在啃门框、木箱、书报,还把墙根啃了几个大窟隆。许多年后,我们搬家,房间空了,那几个窟隆又现出来,那是它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点痕迹。
一天夜里,我听见父母在商量,说这样活着也受罪,有几只小的已经饿死了,几只稍大些的,跑出去后再没回来,想必是已被人家吃掉,看样子,只好将它们渐次杀了吃。杀兔子那天,我早早躲了出去,天很晚才回来。看着剩下的兔子,想到它们的几个伙伴已变成红烧兔肉咽到人的肚子里,第一次感到了生活的残酷和人们对生活的无能为力。这和我读到的童话相去甚远。我暗暗希望,这饿肚子的光景快快过去,让那几只身体壮实一点的能熬过去,那时候,一定让它们痛痛快快吃个够。
但饥荒持续得太久,那一群兔子终于没一只能熬了出来。只是我从未吃过它们。
▍3.饥饿的游戏
饥荒开始之后,我们宿舍区正在修建的几栋新楼就停工了——当时整个城市中有许多这样半途停下的工程,最著名的要算解放大道那座苏式的广播大楼,建了两三层框架之后,一直停了好多年,像一座战争中留下来的废墟。
宿舍里那些未完工的楼房就成为我们“打游击”或“官兵捉强盗”的最好场地。这些游戏最适合夜间进行。当时经常停电,整个世界黑咕隆咚的,特别有意境,可以让我们完全沉浸在那些地下工作游击战的气氛中。整栋楼都是空的,一套套房间迂回曲折,有的隔墙没有封死,可以像地道战一样从这间房钻到那间房。有的房里还堆着一些砖块,情急之中,也可以在其中隐蔽一下。武器是象征性的,木棍,竹片,纸折的盒子枪。如果有一支涂了墨汁的自制木头手枪,那感觉就特别好。最简陋的,就是用手比作枪。一只手是手枪,两只手一前一后地架着,可作步枪或冲锋枪。这些武器都没有攻击性,因为游戏是以将逃避方的全部成员抓获解押回“牢”为胜。被抓获的“俘虏”或“强盗”一般都很服帖,老老实实待在“牢”里(往往是一棵树,一根电杆,四周画一个圆圈,如古语所说:划地为牢),期待着自己的同伙或战友来营救。营救工作也很简单,在对方没有抓到你之前,冲到“牢”边,碰一下被捕者的手或衣服就行。营救者常常很机灵,在卫兵前窜来窜去,调虎离山,趁隙将同伙或战友救出,营救者和被营救者在欢呼声中四散逃去。当然,也有没救出别人自己反倒被抓的时候,那只有沮丧地都在“牢”里待着,等待下一个营救者。有时候,剩下的一两个强盗逃得太远,或在某处潜伏得太久,等他小心翼翼地溜回来救人时,追捕者和“俘虏”们早已在家长的呵斥下回去睡觉了。
依然是饥饿,但在游戏中会忘掉饥饿。回到家,才感觉到肚肠空空如也,只剩下隐隐作痛的感觉。翻碗柜,翻抽屉,逮着什么吃点什么,啥都没有也就悻悻睡去。那时候,家长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肚子饿?睡觉!睡着就不饿了。
那时候,很多孩子都会梦见吃的,第二天就告诉小伙伴,昨夜在梦里吃了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怎么吃也吃不完。有的半夜饿醒,爬起来,喝两口水,能放一点糖精最好。
▍4.二叔和那几根冰凉的萝卜
多年来,我们家族很少提到二叔胡家镛。他是我们大家心里最深处的痛。今年十月二十号,二叔从未谋面的孙女出嫁,我去参加婚礼,看着堂侄女那张脸,一下就想起了已经离世55年的二叔。他死在三年大饥荒最严酷的1960年,时年44岁。那时,两个堂弟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二婶也才三十出头,又想起那几根冰凉的萝卜。
父亲兄弟姐妹五个,二叔行三,是父亲三兄弟中的老二。三兄弟全都学医。1937抗战爆发,已经从业5年的父亲,被保送到南京军医署军医学校进行军医培训,日寇占领南京之后,沿江西进,逼近武汉,一场大武汉保卫战即将爆发。提前结束学业的父亲动员了自己的妻子,妹妹妹夫,二弟和他的女友,一群二十上下的年轻人突击进行了三个月的战地救护培训,武汉保卫战打响,胡家六口人走上前线。这样一次毁家纾难的壮举,1949年后成为一段深重的历史罪错,也为二叔日后的暴死埋下了伏笔。
二叔厚道,言语短少,书法国画都很好,特别是他的小楷,他喜欢在瓜子壳里写字,每个字就像活字印刷的字模,精细又漂亮。我儿时看过他画的虎,后来我在我家阳台上用粉笔涂鸦,就画过一只虎,大人们说画得好极了,还用一只脸盆盖上,怕雨水冲坏。那只虎就是学的二叔的。去年底我在南方周末上写了一篇《战争,一个医生的命运》,其中提到二叔,战争打响,兄弟姊妹各随各的部队走进战火,父亲参加了武汉保卫战最后的金牛一役后,撤退到湖南长沙,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妹妹,妹夫,他们一路枪林弹雨飞机轰炸护送国军伤病员,也刚抵达长沙不久,父亲到来的头一天,二叔又返回武汉,去接那里最后的一批伤病员,那时日寇已经占领武汉。二叔完成任务安全返回后,父亲见他和女友一路辗转,会有诸多不便,便在作为临时战地医院的长沙金刚禅院为他们举行了一场简陋的婚礼。那是在长沙大火数日之后,满目疮痍,前路茫茫,二叔就这样在战火征程中开始了自己蜜月。一年多后,二叔在广西一个后方医院驻留,在那里他有了一个儿子,一年多后,儿子肺炎,需要特效药盘尼西林,军医院的药品不许动用,终于不治。他妻子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扔下出生不久的女儿,去了重庆一个亲戚家,在那里认识了一个英国人,后来随其一起去了英国。1949年,刘邓大军接管了二叔的医院,二叔留任,直到五十年代初,他返回武汉,在汉口江汉区工会工厂联合保健站当医师,单身十年后终于再婚。
后来,他又被调往数十公里之外的花山公社卫生院,那里离二叔居住的市中心有四五十公里,交通极为不便。
三年饥荒中,农村病患急剧增多,作为一个有二十多年执业经验的医生,二叔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堂弟说,他爸爸几乎天天都要出急诊,常常深更半夜才能回到他的单身宿舍,饥一餐饱一餐。1960年一个冬夜,二叔出诊回来,饥饿难耐——那时农民粮食更紧,根本没有能力招待他吃饭,二叔是我父亲三兄弟中最壮实的一个,饭量也大,回家后他把定量的那点饭吃完,还饿,又把家里剩下的几个生萝卜全吃了。下半夜,二叔腹部突然剧痛,几次休克。他的同事赶来,二叔说,可能是肠梗阻,要做手术。可是一个小小的公社卫生院,既无设备,也没有合适的医生,天亮之后,好容易找到车,送到武汉市三医院,人已经休克,几经抢救,还是没能救过来。
一个历经战火,辗转万里,救治过无数伤病员的医生,一个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来到乡村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服务的医生,就这么死在几根冰凉的萝卜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