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的话题，从来不缺少注意力，尤其是美国学界和政界更是如此，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差不多每隔十年都有一次“美国衰落论”。七十年过去了，美国没有衰落，而它的对手们一个个倒下了。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衰落”又风靡一时，时至今日，“美国衰落”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看待世界的前提了，而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在《平衡：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一书则得出了一个令美国人鼓舞的结论：美国不会衰落，美国依然是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只要美国恢复联邦制度的活力，平衡财政，对外开放，那21世纪依然是美国的世纪。
无论这样的结论对或者不对，都会给今日中国带来一个启示：“美国衰落论”与“美国衰落”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衰落的危机，而那些能够保持平衡的国家可以长治久安，“衰落”未必是宿命，崛起也未必是命定的，尤其是大国衰落的主因并非外战，而是内部制度僵化，失去平衡和活力，在一片莺歌燕舞中，跌入了衰落甚至灭亡的深渊。
▍一
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GDP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现在更是如此，发展中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GDP已经成为政绩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印度修改GDP的统计方法，增长率一下子超越了中国，让印度的媒体和政客好不欢喜。但是一个国家的实力真的可以通过GDP的数据衡量出来吗？未必如此！GDP主要是财富的流量，而存量也很重要，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高速公路，即便GDP的增速比较低，也不会降低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大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出版《大国的兴衰》一书之后，人们接受了这么一个观点，国家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保罗·肯尼迪认为，“过度扩张”造成了资源分配的失衡，也就是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军事扩张，从而损害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从短期来说，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大量的资源用于军事领域，经济非但没有衰落，反而进入新一轮扩张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战争时期出现了很多的技术发明，这些军事技术被普遍民用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所以，战争没有带来经济的衰退。在GDP的统计中，很难看出经济的质量，也无法区分经济的效率，两位作者开发了更加可行的经济衡量的办法，把经济总量、增长率和生产率都考虑进去，这样得出的结论更加切合实际，201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大约是美国的40%，到2030年，可能会达到美国的77%，当然，这些数据本身也未必准确，但是要比GDP可能更加全面，也符合很多人的直观感受。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地揭示了经济增长的秘密，尤其是在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曼库尔·奥尔森提出了“分利集团”的概念，当一个国家经过比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之后，就会出现很多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有很强的议价能力，它们对分配财富更感兴趣，而不是要创造财富。
最近在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则更简单直白：“在一种攫取性的制度之下，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崩溃，少数的权力精英就像寄生虫一样附着在经济体上，不断榨取劳动者的财富，最终让经济处于僵而不死的状态，少数人富可敌国，而多数人朝不保夕。”在一种包容性的制度之下，一个国家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就可以达到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东亚国家就是如此。并不是东亚国家创造了所谓的奇迹，而是那么多国家没有发展起来，经济制度失去了活力，违背了人性，让经济增长的几个发动机都熄了火。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多数国家处于“失败”的状态，这才是这个世界最不正常之处吧。
▍二
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不幸。国家也是如此，经济繁荣的国家都有一套完善有力的激励措施：法治、产权制度、司法独立、有限政府、言论自由等等，这几乎成为发展经济学所形成的共识了，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国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呢？原因很简单：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什么呢？国强民富，这只是非常含糊，或者理想的表达，何为国，何为民呢？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个体上，如果每个人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那经济增长就有保障。
用三个人名来概括经济增长的动力：亚当·斯密、罗伯特·索洛和约瑟夫·熊彼特。
斯密认为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分工体系的完善会带来经济的增长，而索洛发现当把收入从消费转移到耐用消费品领域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技术创新能够引领新的经济增长周期。规模扩大、投资增加和技术创新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几个发动机，但是如何让这几个发动机都转起来呢？这些经济学的“常识”为什么没有能够很好的转变为经济政策与制度呢？根源在于经济制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人去构建的，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尤其是精英之间博弈的结果。两位作者从制度的人性基础开始，探寻经济衰落的病症：人不是理性的，甚至有时候是偏执与懦弱的，因此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假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认识经济增长的秘密。
▲亚当·斯密、罗伯特·索洛和约瑟夫·熊彼特
即便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一个人（也包括国家领导者）也不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一切，因为人的精力、脑力是有限的，只能在有限的信息条件下做出决策，即便现在经济学已经很发达了，还是爆发了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之下，多数人处于茫然无措之中，在古代，那些统治者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发展经济了。退一步讲，人并不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性去做事情，毋宁说很多时候是从自己的身份出发，做出比较“体面”的行为，“身份”变成了一种行为规范，就像一些贵族为了维持颜面而购买奢侈品，同样，为了面子他们鄙视商业。
经济危机之后，各国都在强调转型、升级、调整结构等等，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意味着权力和财富的重新洗牌，新产业的创设未必带来盈利，而人性中对损失都有中厌恶，如果能够在现有的框架之下赚一块钱，也不愿意在未来可能赚10块，一鸟在手要好过两鸟在林。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卡尼曼所说，引导人们行为的是得与失对情绪造成的直接影响，而不是对财富和整体效用的长期远景。希腊人对政府压缩福利开支反应激烈，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福利”不过是他们延迟要支付的成本，只要能享受当下，谁还管明天呢？更不用说子孙后代了。这也是造成当下福利国家财政失衡、债台高筑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
大国的兴衰在很多时候以战争成败作为标志，战争是对国家实力的一种极端的检验，但是很难说大国亡于战争，毋宁说内部的失调，就像罗马帝国，其衰落并非源于罗马城的陷落，而已始于哈德良时期，不但结束了征伐，还废除了各种债务，恰恰是这种“善政”让罗马帝国走向了衰落。如同中医把脉一样，两位作者选择了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英国、日本、奥斯曼帝国、加利福尼亚等九个案例进行分析，在几千年的历史时空穿梭中建立了一种诊治大国衰落的“中医疗法”，当历史学家越来越满足于在越来越小的领域懂得越来越多的时候，经济学家却拿起了历史的望远镜，透视大国兴衰的风云，给每个国家开出诊断书。
罗马帝国结束扩张之后，在英格兰筑起了长城，因扩张而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分工体系受到限制；烧毁账本让债务的链条断裂，信用经济开始破产，加上货币不断贬值，最终，经济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贸易停止了。而罗马帝国的军队尤其是近卫军控制了皇帝，也就“俘获”了国家，这些长期的病因积累到一起，让罗马帝国已经“空心”，蛮族的入侵不过是“印证”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罗马帝国在英格兰建造的哈德良长城
而明代中国的衰落则始于郑和下西洋的终结，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却戛然而止，没有开启一个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呢？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而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士大夫和宦官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好皇帝”可以让两个集团各安其位：宦官负责军事和贸易，士大夫管理朝政，但当皇帝倾向于士大夫所推崇的“认证”和“重农抑商”政策之后，郑和的船队就再也出不了海了。“远洋探险和对外贸易的终结，既不是一个皇帝一怒之下的决定，也不是因为财力不支，而是集权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西班牙帝国被来自美洲的黄金和白银给“撑破”了，从天上掉下来的钱就像盐水一样，越喝越渴，最终让西班牙帝国死于“失水”。奥斯曼帝国被近卫军控制，包税制度使国家财政私人化，“寻租”变成了一种制度。这些国家的“病因”不同学科的学者已有揭示，而大英帝国的衰落从何时开始呢？一战之后？不是！是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大英帝国是一个“虚假”的帝国，与罗马帝国不一样，英国不愿意将公民权扩散，也因如此，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以“无代表，不纳税”揭竿而起，失去了广阔的领地，人口较少的英国最终被广土众民的国家超越，这也解释了英国为什么在二战之后，半推半就地退回到了英伦三岛。
“一个大国能在10年之内保持平衡就算胜利了，因为衰落的压力是自然而然的、强大的、无时不刻不存在。”在当下的世界中，衰落的压力主要来自内部，尤其是统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安排，能不能约束源于人性中的贪婪、懦弱和懒惰。每个大国对照着寄往大国衰落的“诊断书”，足以找到自己的软肋，对于陷入“崛起进行时”的人们而言，这无异于清醒剂。
▲《平衡——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格伦·哈伯德、蒂姆·凯恩著/陈毅平译/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11-14 08:4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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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4 08:26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