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章士钊的革命与不革命

源济

原创 2015-11-12 张鸣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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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跟革命，距离不算太远，但总隔了一层。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际，还被视为反动派，反革命。其实，真正的革命者，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对他都相当的客气。

晚清湖南出怪杰，章士钊就是一个。20世纪初，经过戊戌政变和庚子之变，对朝廷从失望变成绝望，好些趋新的青年都由康党变成了革党，尽管未必参加了闹革命的兴中会，但要推翻清王朝，却是大家的共同心愿，而投笔从戎，在江南陆师学堂读书的章士钊，也是其中的一个。

▲章士钊

其实，这时段的朝廷，已经发誓要改革了。但是，恰在这个时候，章士钊非常的革命，跟这个王朝势不两立。1903年，因俄国赖在东三省不走，拒俄运动中，章士钊带一批人，离开江南陆师学堂，离开欣赏他的学堂总办俞明震，投身叛逆翰林蔡元培在上海租界办的爱国学社，很是练了一阵兵操。练兵操没饭吃，然而名声起来的章士钊，受《苏报》老板陈梦坡之邀，做了《苏报》的主编。在他主持下，《苏报》狂飙突进，像雪崩一样发表反满革命的文字。不仅介绍了邹容的小册子《革命军》，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自己还操刀用笔名发表了《释仇满》和《杀人主义》，公然主张学法国大革命，杀气冲天，血流成河，推翻君主暴政。跟章士钊、邹容一起，杀气森森，把个满人王朝骂得狗血淋头。

这个时候，早就扯旗造反的孙中山还叫孙文，而在清朝的官方文件里，被写成孙汶，意即江洋大盗。国内知道孙中山其人的，少之又少，即使知道，也无非当他是海外捣乱的强人。安心造反的章士钊，当然会欣赏这样的江洋大盗，他偶然得到日本人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里面有大量的篇幅介绍孙中山，一阅之下，如获至宝。连蒙带猜，居然把书重新编译了一下，变成了中文，书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玩了命地吹捧，直把这位海外革命家捧上了天。由于章士钊并不了解孙中山，遂把孙中山在日本时的化名中山樵，截取中山两字，跟他的姓连在一起，变成孙中山。其实，中山樵者，中山是姓，樵是名，这样的嫁接，毫无道理。但是，书成之后，流传甚广，加上捧得又那么到位，孙文也就将错就错，以孙中山扬名了。实际上，这个被大家广为接受的名字，是章士钊的胡栽。

章士钊把《苏报》办得如此激烈，骂人骂的如此凶悍，即使在租界里，也一样会惹出事儿来。宫里的西太后，终于得到了消息，受不了了。要江南的官员，一定要设法拿获几个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奉旨查办的《苏报》案的俞明震，有意放水，暗示案中人自己跑了就是。反正在租界里，拿不到人，顶上也不好怪罪。然而，书呆子章太炎非要自己去投案，而小弟邹容，也不忍大哥自己顶罪，也陪着投案。租界当局，当然不会让清政府自己随便拿人，在清政府做原告的情况下，以诽谤罪判了二人。章士钊、吴稚晖和其他人，则躲了起来。后来，还因此引发了章太炎和吴稚晖的一场笔墨官司。

躲起来的章士钊，并没有告别革命，反而更加激进。他不仅参与了组织了两湖人士反满的团体华兴会，而且和杨守仁、蔡元培等人组织了暗杀团。筹划对清朝大吏的暗杀。但刚一行动，行刺者就被拿获，进了监狱。章士钊去探监，也被牵连，幸好证据不足，被营救了出来。但在国内毕竟待不住，遂流亡日本。

1905年，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同盟会。连到日本留学的吴保初的女公子吴弱男都入了会，但章士钊却像没事人一样，不理不问。说是要发誓读书，专心研究学习西方政治。一任孙中山和黄兴怎么劝，都不动心。同盟会中人心有不甘，有人说，章行严（章士钊的字）挺喜欢吴弱男的，何不让吴弱男去劝劝？于是，美人计成行，吴弱男出发了。结果，章士钊收了吴弱男，两人结成连理，但却依旧不入会。由于吴弱男的父亲吴保初是吴长庆的公子（吴长庆是中兴名臣之一），跟袁世凯是世家并至交，家里有钱有势，所以，章士钊得到岳丈的资助，得以去了英国，进了苏格兰大学学法政。当年留学英美，所需经费多多，贫家子弟，可望不可即。章士钊如果凭自己的经济实力，根本连想都别想。

▲章士钊、吴弱男和他们的三个儿子

尽管章士钊不革命了，但跟革命党的关系，尤其跟昔日华兴会同人宋教仁的关系，依旧密切。当年革命党人，多数只懂得排满，对于民主宪政懂的多一点的，要数宋教仁，而宋教仁的那点知识，基本都来自于章士钊。在英伦五年，章士钊也没断了给国内的报章写文章，这些文章，都被宋教仁剪下来，装订成册。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设计共和制度，宋教仁是总设计师，很多东西，都是做二道贩子，从章士钊那里贩来的。后来章士钊回国，在南京拜会宋教仁，宋捧出剪报册，二人相对抚掌大笑。

后来的章士钊，办过报，做过官，当过律师，做北洋政府教育和司法部长的时候，还跟鲁迅打过官司。做律师的时候，免费为老友，此时已经做过共产党总书记，但已经被罢免的陈独秀做过辩护。但是，既没有入过同盟会，也没加入过国民党，当然更不会加入共产党，跟革命，距离不算太远，但总隔了一层。有的时候，比如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际，还被视为反动派，反革命。其实，真正的革命者，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对他都相当的客气。文革中，只有两部“学术著作”可以出版，一本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另一本则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

如果章士钊在革命队伍里，人即使不进牛棚，别的不讲，那个时候，书肯定是出不来的。

作者：张鸣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