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被革命终止的清末禁烟运动

源济

原创 2015-11-05 张鸣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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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禁烟，跟新政的所有举措一样，对外而言，是为中国争一个文明国家的地位，对内而言，是富国强兵的一个步骤。上上下下，做的很认真。

虽说，鸦片战争的结果，使得鸦片贸易和吸食在中国可以公开进行了。但实际上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的朝廷，从来没有承认过鸦片贸易的合法性。理论上讲，此前所有的禁烟禁令，都是有效的。英国人希望打开中国大门之后，用正常的工业品贸易，取代不名誉的鸦片贸易；而中国人在开放市场方面，走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路，但在鸦片的国产化方面，进展神速。没用多少年，由于国产鸦片的作用，鸦片的进口逐年降低，一直令朝廷心焦的白银外流问题，也就不那么严重了。

晚清是个中国逐步开放的时段，也是个鸦片烟毒肆虐的年月。由于鸦片国产化进程迅速，鸦片，成为那个年代农民最合算的“经济作物”，中国人善于种植的本事，在罂粟种植上显得格外突出。由于气候土壤等方面的原因，云南出产的鸦片，被视为上品，其实根本不次于印度孟加拉的班公土，人称云土，跟本地的宣威火腿同样有名。其他地区出产的烟土，也被鸦片鬼鬼和贩子分成三六九等，据说，当年热河一带的烟土，质量最差。

由于出产量大，尽管吸食者日众，但烟土的价格却日渐便宜。贩夫走卒，也能消费得起。人们，包括来华的老外，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骨瘦如柴的苦力，有点钱了，不是急于购买食物，而是赶紧弄一个烟炮，过一把瘾。脚夫们休息打尖，首先要干的事儿，是吸食大烟，至于吃不吃饭，倒是次要。在那个时代，鸦片就跟现在的香烟一样，有钱人吸好的，没钱人吸差的。同样是烟土，价格上可以相差几十倍。只是，烟土比香烟的危害，要大得多，只要上了瘾，吸食量就会越来越大，有些人已经不满足于吸鸦片，要吸提纯的吗啡了。这种事儿，最初当然也只能由外国人办。在1880年代，吗啡的进口，已经冒头。尽管从长远看，鸦片和吗啡的贸易，会损害正常的贸易，但某些贪利的外国商家，经不起毒品贸易巨大利益的诱惑，很热衷这样的买卖。他们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人吸鸦片，就跟外国人酗酒一样，都是民族性所致，改变不了。

▲老照片：清末贵族吸鸦片场景

不消说，烟毒的流行，对中国人的戕害是非常严重的，即使吸食鸦片，不打吗啡，一般做苦力的烟民即使没有因中毒而导致器官衰竭而死，也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早死。东亚病夫这个中国人特有不雅绰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鸦片。甲午战败之后，在很多国人看来，我们打不过小日本，是因为没有他们强壮，而孱弱的原因，就是鸦片。

到了20世纪初，鸦片的肆虐，终于也危及西方人。随着国际间道德水准的日益提高，西方禁烟的呼声，逐渐从传教士那里波及到了整个社会。到了清廷新政时期，受害最大的中国，民间有识之士的禁烟呼声，也影响到了朝廷。当年一个很大的刺激就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之后，中国知识界特别在意老外说自己野蛮，而老外嘲笑中国人野蛮的一个证据，就是吸鸦片。

所以，禁烟这事儿，经过70余年，再一次被提上日程。1906年，就在朝廷宣布要实行预备立宪的时刻，也做了一个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在中国彻底消除烟毒，由此开始了这个朝廷的第二次禁烟。此番禁烟，跟此前不同的是，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同。国际鸦片委员会，在1909年万国禁烟大会之后，甚至派出专员，考察中国的禁毒状况。第二次禁烟，没有了林则徐，但成效还真的不错。

此番禁烟，跟新政的所有举措一样，对外而言，是为中国争一个文明国家的地位，对内而言，是富国强兵的一个步骤。上上下下，做的很认真。虽然说，有些偏远地区的地方官，在执行禁烟方面不大认真，比如山西禁烟就抓得很紧，但一河之隔的陕北，就比较松。而贵州的山区，还有好多地方，成了运动死角。

当时禁烟的措施，一是实行烟民登记，所有的烟民，都要登记其吸食量，成瘾时间，定期减少吸食量，如果这期间外出，由政府发一个证明，允许吸食一定量的鸦片。同时，对所有的烟馆实行管制，逐渐通过控制鸦片，让它们关门，开始禁烟医院，帮助资深烟民戒烟。这样的事儿，如果仅仅由政府来办，多半会流于形式，好在当年的新政，地方士绅参与程度颇深，而相当一部分的士绅，禁烟积极性很高，所以，至少在发达地区，这样的社会运动，还真有成效。据统计，在很多省份，实行登记制度之后，烟民数量急剧减少。南京在禁烟之前，吸烟男子占男子总数的20%，而禁烟之后，减少到5%。水分肯定是免不了，但减少也是真实的。吸食鸦片，不再成为一种高雅的享受，而很多习惯到烟馆谈生意的老板，也不去那些地方了。茶馆和妓院里公然吸烟的，也少了太多。

在中国的传教士，在禁烟方面，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工作。这回，借政府禁烟的东风，他们与知识界和报界合作，把禁烟的宣传，做到了铺天盖地。报章上，各种禁烟的宣讲，故事，连篇累牍。各种宣传品和小册子，也免费发放。各种烟民惨状的照片，登在报上，触目惊心。当年各地热衷启蒙的士绅和绅商，已经把报亭办到了穷乡僻壤。因此，一时间热闹非凡的禁烟宣传，也能深入到乡村。况且，烟毒的危害，农民原本就知道，所以，只要吸鸦片有害，家破人亡的声势起来，话语权一边倒。

尽管如此，由于鸦片的种植和销售，在中国已经了几十年的历史。鸦片商人和种烟大户，在危及他们利益的时刻，还是进行了激烈的反抗。那几年，每年的相关的“群体性事件”，都有几十起。甘肃的种压迫的烟民，成群结队，上陕甘总督衙门示威。而山西的种烟大户与销售商，则武装起来，公然对抗山西省的禁烟官员，巡抚不得不派出新军，前去镇压，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种烟户死伤数以百计。此事被革命党人利用，在报上大肆炒作，最终还导致当时的巡抚下台。而温州的种烟户，居然把带着武装下乡铲烟的政府专员杀掉。那个时候，朝廷的新政，遭遇反抗最激烈，反抗规模最大的，就是抗拒禁烟。

尽管如此，此番禁烟运动，还是卓有成效的，出产烟土的大省云南，在云贵总督锡良卖力地督促下，烟土的种植和销售，减少了80%左右。山西省的烟土种植，几乎绝迹。曾经烟毒泛滥的四川，鸦片生产也近乎停止。连一度落后的甘肃和陕西，也跟了上来。据保守的英国人统计，在禁烟运动期间，中国80%的罂粟种植地，都改种了其他的作物。在北京，连老佛爷最喜欢的名角小叫天谭鑫培，也因为骤然断了烟，患了严重的烟痢，没法儿进宫孝敬老佛爷演戏了。最后还是因为老佛爷离了他的戏吃饭都不香，才特批他节制性吸食，戏才得以演下去。

这样的禁烟运动，还没有到期，因为政权的更迭而中止。革命后许多地方，一度是走私贩烟的帮会当家，当然禁烟就谈不上了。后来，袁世凯也想接茬戒烟，但一来力量不足以控制全国，二来财政困难，为了解困，居然不得已把原来禁烟运动时扣押的大批印度烟土给偷偷卖了。禁烟，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后来，军阀割据，各个军头各行其是。比较好一点的像山西军头阎锡山，依旧在山西禁烟，但差一点的军头，则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则鼓励下面的人种烟。当年控制徐州的张勋，就公然在洋人的眼皮底下大种其鸦片，谁也拿他无奈何。

总的来说，整个20世纪前半，越是往后，国际社会越在意禁烟，中国的烟就越禁不了。退出国联的日本，为了从中国捞钱，其驻各地的领事，居然默许他们的侨民在中国走私鸦片和海洛因。各个割据政权的种烟和贩烟活动，也无从禁查。这种状况，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才有所改善。

作者：张鸣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