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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人物] 李伯杰:纳粹为何钟情于德国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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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28 06:2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5-10-28 李伯杰 大家



摘要ID:ipress

德国社会中的左翼一脉,在批判民族社会主义、“克服过去”的历史清算运动中特别积极,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冷落了传统的德国民歌。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某高校德语专业的学生与西柏林自由大学的登克勒教授在一家餐馆聚餐。席间,为了增加欢乐气氛,一位同学应邀唱了一首德国电影《英俊少年》的插曲“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当时在国内,这首悠扬又带些感伤的、德国民歌风味十分强烈的电影插曲颇为流行,深得国人喜爱。然而一曲刚唱毕,登克勒教授立即颇有些激动地站起身来说道:您唱得很好,谢谢;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德国人来说,听到这样的民歌,心里非常难受;我不是刻意要让您难堪,只是对于我来说,听这样的歌实在是一种折磨,因此不得不说这些话,云云。大家听了都颇为尴尬,为了打破窘境,有人提议唱一首中国歌曲,于是该同学又唱了一首《五朵金花》里的“蝴蝶泉边”。登克勒教授听罢有些夸张地叫好,一场尴尬就这样搪塞过去了。不过从这件小事却可以引申出一个大问题,即部分德国人为什么对德国民歌这种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这样厌恶?


▲《英俊少年》的剧照


什么是民歌?这似乎不是个问题。在一般人看来,所谓“民歌”,一般要满足几个标准:例如必须是年代久远的、没有具体作者的、流传于民间的、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等等。但是在德国,民歌这一体裁却似乎更加复杂一些,传统的解释还没有触及到隐身于所谓“民歌”之后的宏大的历史背景。在德国,民歌不只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文化现象,而是曾经产生过一个民歌运动。正是在这个民歌运动之后,德国民歌就不再只是流传于民间的歌曲,而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与德国的意识形态纷争息息相关。


德国的民歌运动肇始于诗人、哲人赫尔德。1770/71年,赫尔德提出了自己“民歌”理论,他把英语中的“popular song”翻译成德语的“Volkslied”(民歌),以别于“艺术歌曲”。同时他号召人们去采风、收集民歌并将其整理出版。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收集了大量民歌并整理成册出版发行,例如他编的《民歌集》、《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等。德国的民歌运动一经发轫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响应者层出不穷,特别是德国后期浪漫派作家纷纷响应,大力搜集德国民歌,于是一本本民歌集纷纷出炉,例如那本著名的《男童的神奇号角》。


那么为什么赫尔德对所谓“民歌”如此感兴趣?最简单的解释是,流传于民间、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大量民间歌曲正在迅速地消失,赫尔德为此感到痛心不已,所以开始拯救这些文化瑰宝。但是实际上,赫尔德的这些做法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不单单是拯救国宝这样简单。所谓民歌的失传本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每当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就会有一大批新的文化产品出现,一大批过去的文化产品被遗忘和湮没。赫尔德们在拯救民歌时,不是简单地把濒于失传的民间歌曲抢救出来这样简单,而是根据某些特定的标准来挑选。赫尔德在拯救民歌时,定下了明确的标准,例如他所选的“民歌”第一必须有教化作用,第二是这些歌曲必须具有文化意义及文化品位。此外,赫尔德们收集的“民歌”里,不仅包括大量真正源自民间的、原生态的民歌,而且包括不少当时的著名诗人创作的诗歌,譬如当时正在活跃的诗人歌德等人的作品(如歌德的《野玫瑰》等;后人出版的民歌集则把诗人海涅的《罗列来》也包括在内)。这就可以看出,他的指导思想并非是简单地拯救濒于失传的民歌,而是另有其深刻背景。而赫尔德之所以制定出了这样的标准,正是出于他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想,即他认为在文化问题上,没有一个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艺术和文化标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背景,所以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可以看出,赫尔德之所以这样看待文化的相对性,是认为不可以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来衡量一切文化成果,实际上是用之来与当时流行的言必称希腊的思想相抗衡。恰恰在民歌这个文化现象中,赫尔德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地域的、民族的、时代的因素都包括在这种“民歌”里。


▲歌德肖像


后人们在评价这个运动时,认为这是德国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初期,德国人对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危机做出的反应。评论者认为,究其本质,这是欧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问题:只有当启蒙运动和浪漫运动把“自然”、“民族”神话了之后,人们才会对于这种被神化了的自然和民族性的丧失尤感痛心,于是乎才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所以,此民歌非彼民歌,赫尔德们的所谓“民歌”,并不就是指普通意义上的民歌,而是一个现代诗学的理念、一个人为的建构。赫尔德本人设定的民歌标准包括简单、轻盈、具象、来自民众的语言、来自村野、与城市无涉等,由此可以看到后来的浪漫派所主张的“自然”、“民族”理念。这些主张明清楚地显露出,当时的城市里的文化阶层有感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社会和文化的弊病,产生了强烈的忧虑,从而对于“过去的好时光”产生了浓厚的怀旧的思想和情绪,于是乎才对乡村、乡村里的磨坊和“美丽的磨坊姑娘”产生了强烈的眷恋。


据说德意志人的祖先日耳曼人就已热爱唱歌;作为日耳曼人的“正宗传人”,唱歌、特别是大家聚在一起唱“同一首歌”,在德国有着悠久的传统。16世纪初,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又极大地促进了歌唱的发展。他反对罗马教廷繁复的各种仪式,反对用艺术来渗透宗教生活,却唯独钟情于教堂里的圣歌,他本人就创作了大量的圣歌。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赫尔德的民歌概念一经确立,在德国社会中就被迅速接受。随着德国工业化的进度和力度不断加大,民歌在19世纪的德国愈发流行,终于登堂入室,成为了正统。诗人们深入民间采风,民歌集一本又一本问世,丰富了德国的民歌财富。当然,这些“民歌”当然都是被文人们根据他们的标准加工过的,充满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情调、怀旧的。


此外,德国19世纪中、后期风起云涌的社团运动也大力助推了民歌运动的发展,人们纷纷建立大量的歌咏协会、男声合唱团、男童合唱团,学校、家庭也都纷纷大唱民歌,德国民歌经历了一次复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德国青年运动中的那些“迁徙鸟”们。这些年轻人厌恶德国市民文化、憎恶城市文明,一到假日就背起行囊,把城市甩在身后,走向森林原野,拥抱大自然。无论是他们徒步行走时,还是在他们晚上点起的篝火旁,他们都热情歌唱;而在他们的歌唱中,民歌自然是少不了的。民歌的收集和出版也在继续,汉斯·布洛伊尔1909年出版了《弹吉他的汉斯》,对于迁徙鸟们影响很大,被迁徙鸟们看作是“我们的歌书”。此后此书不断再版,到1933年,已经出版了一百万册以上。



一战结束后,民歌运动曾经一度沉寂,但是很快又复苏,迁徙鸟人士弗里茨·约德在北德、瓦尔特·亨瑟尔在南德继续推广歌唱运动,所以,德国民歌在20世纪初的兴旺,也受惠于迁徙鸟运动。德国民歌从一开始就是理论家们的宠儿,20世纪初,继续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德国语文学家、民歌研究家迈耶尔除了从学术上来阐释民歌之外,还于1914年建立了德国民歌档案馆。实践加理论,似乎预示着德国民歌风光无限。


然而,1933年纳粹上台,德国民歌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其命运也就开始多舛。在文化艺术领域,纳粹实施了“文化一律”的政策,凡不符合其需要的作品或是被一纸禁令打入冷宫,或是像在焚书事件中那样被付之一炬,如从美国传进来的爵士乐、犹太血统作曲家的作品以及许多纳粹认为有害的“庸俗”音乐作品。组织上,左翼的文化团体被禁,许多其他团体则被纳粹收编进戈培尔统辖的“帝国文化局”,如大量民间的歌咏协会、合唱团,那个久负盛名的、创建于1862年的“德意志歌咏团体联合会”也难逃噩运。说到纳粹收编、吞并各种团体,青年音乐运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一方面,青年音乐运动(包括迁徙鸟们)的领导人惨遭纳粹的迫害;另一方面,这个运动又被解释为纳粹青年运动的先驱,迁徙鸟俨然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前辈。


纳粹之钟情于德国民歌,是一个颇值得思考的问题。从纳粹的思想路数来看,“民歌”(Volkslied)中的“Volk”(部族、民族、人民、民众等)是令纳粹着迷的一个概念。赫尔德在强调民族性的时候,就已经重视这个概念。德国浪漫派则认为,“民族”是一个“有机的”概念,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生命体,都具有一个特殊的形态和理念,所以也都有一个绝对的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与种族有着几乎是同一的性质。赫尔德认为,民歌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灵魂未经篡改的表述”,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民歌更具有生命的活力;每一个“民族”都具有来自遗传的、特别的风格。顺着这个思路,纳粹的理论家们进一步发展了“民族”的概念,把种族理论运用到音乐中,认为既然每个民族的民歌都是其精神的外在表现,那么作为“高等民族”的德国人,他们的民歌也当然体现出其特点,只不过这种特点是其种族的优越性。1932年,里夏尔德·艾欣奥尔在他的《音乐与种族》中说道,德国民歌是“北方民族音乐精神的力量之源泉”,德国民歌就这样被卷进了意识形态的漩涡之中。


这里有一个问题:纳粹究竟是“滥用”德国民歌,还是德国民歌与纳粹在精神上一脉相承?尽管作为一种民族传统,德国民歌与大力鼓吹国粹的纳粹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说纳粹“滥用”德国民歌,也还是有案可稽的。因为在实践上,纳粹并非热爱一切德国民歌,民歌也受到纳粹的理论家、出版家们甄别、遴选。他们挑选出来的,只是德国民歌的一部分,即他们认为能够展现雅利安人优越性、展现德国精神的那些民歌。而有些民歌,如那些所谓宗教性过于强烈的民歌则不为纳粹所青睐。1941年的圣诞节,德国人却听不到他们一向钟爱的圣诞歌曲,因为所有电台都接到指示,不得播放这些宗教性强烈的歌曲,甚至某些地域性太强、方言太重的民歌也被淘汰出局。与此同时,大量“民歌风格”的纳粹创作歌曲却大行其道,响彻第三帝国。德国民歌的载体之一是齐唱。在家里、在田间、在森林中、在教堂里,人们聚在一起唱同一首歌,以享受个体融化在集体中的欢乐,以获得整体给予个体的庇护感。但是在纳粹统治期间,就是这种齐唱也遭到了限制。民歌被利用了,失去了生命和活力,成了纳粹宣传的工具。更有甚者,在集中营里,被押往煤气室赴死的犹太人还被迫唱着德国民歌中的漫游歌曲,这就使德国民歌不但有了褐色之嫌,而且还被泼上了犹太人的血渍。


正是由于这些历史问题,二战结束后德国民歌跌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德国民歌整体都是褐色的,都与纳粹、种族、雅利安人至上、甚至与大屠杀有染。这种印象长期存在于许多德国人头脑中,久久挥之不去。所以战争甫一结束,德国民歌立即陷入沉寂,顶多只有传统民间风格的吹奏乐等有助于忘记痛苦的音乐尚可听到。西部德国人只是在私密的场合,如在家里,才唱德国民歌。德国民歌以及民间音乐用了多年的时间,才逐渐从这种印象中解脱出来。


1956年,阿多诺发表了著名的随笔《音乐人批判》。在文中,他不仅批判了纳粹滥用和盗用德国民歌的行径,而且还更进一步,指出德国民歌赖以生存的载体——齐唱本身——就有着与纳粹运动的类似结构:例如取悦于大众、高扬民众中的所谓源于自然的力量、齐唱中集体重于个人、蔑视知性崇尚感性等。阿多诺文中有一句话,甚至把歌唱、歌咏本身也否定了:“没有任何地方写着,唱歌是必要的”,而阿多诺这句话本来还有一个补充句“值得一问的是歌唱的内容是什么?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氛围中歌唱?”则被忽略了。所以不仅是民歌,而是唱歌本身都遭到了质疑。一时间,这个所谓“阿多诺冲击”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德国民歌似乎骤然偃旗息鼓。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对于德国民歌而言,纳粹对于德国民歌的“滥用”产生了两个极其严重的恶果:其一是,战后一段时间里,德国人不再自发地聚在一起唱歌,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在家庭里,聚在一起唱歌似乎都有纳粹嫌疑;其二是德国民歌被染成了成了褐色,此后很长时间里,德国民歌似乎与纳粹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弗兰茨·约瑟夫·德根哈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歌曲死了,我们古老的歌曲。那些所谓的教师们把民歌撕成碎片,穿短裤的家伙们把民歌践踏了,穿褐衫的家伙们把民歌唱坏了,民歌被靴子踢进了垃圾堆。”德国社会中的左翼一脉,在批判民族社会主义、“克服过去”的历史清算运动中特别积极,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冷落了传统的德国民歌。作为音乐文化中的民歌替代品,他们喜爱美国的民歌民谣、爵士乐、摇滚乐,喜爱法国的香颂。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纳粹时代在时间上的距离逐渐拉开,许多德国人开始怀念德国民歌。但是因为德国民歌的褐色太浓,“妾身未明”,所以人们不愿意直截了当地把传统民歌拿来吟唱,所以有人便动了些手脚。在一些音乐节上、在许多集体公寓里,歌词经过改编的民歌又再响起,但是在多数公共空间里,却难以听到纯正的德国民歌。有些人则把民歌进行分类,尽量地把德国民歌同民族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为其正名,例如沃尔夫冈·施泰因尼兹编纂了一本名为《六百年来具有民主精神的德国民歌》的民歌集,把德国民歌同民主思想挂钩。


上世纪60年代的西德,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在1968年达到高潮,西德的音乐文化也为之改变。抗议的大学生们热衷于摇滚乐、爵士乐,也钟情于英美的民谣运动,以及美国平权运动中产生的民权歌曲。他们抗拒传统的德国民歌,即使是演唱德国民歌,也经常玩旧瓶装新酒的游戏,重新填词以后再歌唱。直到1970年代,多数德国人才逐渐克服了民歌及唱歌恐惧症,开始重又唱歌、唱民歌。


1974年,德国民歌第一次回归。德国民歌已被纳粹污染,在德国的音乐文化里产生了一个真空,而德国民歌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则不甘于此,极力填补这个真空。一批流行歌手、流行音乐人受到美国民谣的启发和鼓舞,共同努力。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响应,许多“公民自发组织”、歌咏协会、文化中心也纷纷举办民歌演唱活动。到1980年,这个高潮退潮,但是德国民歌的名声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



2005年,随着德国世界杯足球赛的临近,一个复兴传统文化、认同德国的热潮兴起。德国民歌乘着这个潮流再度兴起,形成了二战后的第二次民歌热。颇富盛名的六重奏组合“纯粹歌者”于2001年便邀请音乐同行改编民歌,演唱或演奏德国民歌。这个倡议得到了热烈响应,这个组合收到了大量民歌的改编作品,并从中精选出了一部分进行演奏。然而这第二次民歌热并不仅仅是一次复古运动,而是显示出了音乐人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并非仅仅是把现成的民歌搬上舞台或是录音棚,而是主要致力于改编、加工民歌,以体现自己的理念,以及寻找音乐探索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显示出了巨大的创造力,他们的作品则显示出了极其丰富的多样性,如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节奏布鲁斯风格、即兴爵士乐风格也影响了这些民歌改编作品,等等。


专家、评论家们在总结这次民歌复兴运动时,认为当时即将举行的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德国掀起了一股德国热,人们在这股热潮中希望找到久违的德国情感,因此特别希望听到一些非常德国的、带有明显的地域和历史特征的音乐作品,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不甚清晰的、甚至有些久违的德国认同。另外,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家—民族的概念逐渐淡漠,从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以及对本国、本土文化的眷恋。传统的意义逆向增长,传统的民歌便充当了填补这个空洞的绝好材料。还有一点应当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随着时间距离的拉开,二战和大屠杀加在新德国人心理上的历史负担递减,德意志民族与自己的和解基本实现,他们终于基本克服了德国认同的障碍,爱德国、爱德国的历史遗产不再是艰难的,爱德国的民歌当然也就比较容易了。


当然,尽管如此,阵营思维分明的德国社会中,坚守“大屠杀认同”的德国人依然大有人在,特别是在德国的左翼阵营中、以及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中。而且上世纪80年代初,德国民歌还远未被正名,所以登克勒教授才会对德国民歌如此反感,这也清楚地显示出他的左派立场。


▲德国童声合唱团


【注】:本文原标题为《德国民歌的是与非》




作者:李伯杰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教授德国文学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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