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中日都“填鸭”，结果大不同

源济

原创 2015-09-15 俞天任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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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教育中的题海战术不会窒息创造力，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被“题海战术”所训练出来的耐心和体力，还真不容易完成科学研究呢。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革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教育革命”，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始终有人在在批判中国式教育方式和教学方式，分别将其称为“应试教育”和“填鸭式教学”，说这种教育方式为了应付高校的入学考试而把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像填鸭一般把含糖高的饲料通过特殊的装置强行塞入鸭子嘴里而催肥一样。

▲一位2011年毕业于衡水中学的女生保存了从高一到高三所做过的卷子，摞起来有2.41米，她最终考入了香港大学。

其实填鸭并没什么不好啊，做北京烤鸭的原料北京鸭就是填出来的，虽然当年陪着总统丈夫来华访问的帕特·尼克松在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参观时看见北京鸭们被抓着头颈灌食时几乎快晕过去了，但她后来吃起烤鸭来似乎也没有减什么胃口。现在做北京烤鸭虽然不再用北京鸭而改用樱桃鸭，但是樱桃鸭也还是得靠填，不然烤出来就“柴”了，没有外焦里嫩的效果。

“北京鸭就是填出来的”，这句话当年就是那些“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抗教育革命的一句反动话，绝不能大声说，要不然让人告了密弄得不好都可能会坐牢，这种反智主义的胡闹一直到文革结束才结束。

但是这段时间以来又开始了对“应试教育”和“填鸭式教学”的批判，只不过现在的批判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其实两种批判都一样，都是在赶某种时髦，只不过时髦的内容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换成为“拯救童年”罢了。

除了有出于悲天悯人的慈悲胸怀而批判的人之外，还出现了有从功利观点出发来批判的人，最近有一位中国名校的教授撰雄文抨击“应试教育”，说是应试教育使得“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得不到诺贝尔奖，这位教授无比痛心疾首，呼吁要想拿诺贝尔奖就要取消应试教育。

如果仅仅是那些悲天悯人的梦呓则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因为选择教育方式是个人的自由，谁要是觉得哪种教育方式有问题则完全可以不选择那种教育方式，可供的选择有很多，只要不去干涉别人的选择就没有问题。

但是把中国至今还没有拿到诺贝尔奖的原因归罪到教育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存的教育制度，根本就取消了民众的选择权，所以就要认真对待了。

中国教育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完全可以讨论，但是“最危险时候”的表现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拿到诺贝尔奖，以及“最危险的时候”的根源是不是就是因为在进行应试教育呢？

笔者这就举一个反例，这个反例就是日本。

“应试教育”指中学教育，顾名思义，这种教育的的目的就仅仅是为了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在日本有一个“偏差值教育”的名词，名称的由来是这样的，日本高考是各学校自己出考卷，有人根据统计规律计算出要被各学校录取所必需具备的统计偏差值，正式高考之前的各种名目繁多的模拟考试的考分都折算成了相应的偏差值，这样考生就在自己的偏差值容许的范围内选取所报考的学校以避免失败。要考上更好的大学就需要更加提高自己的偏差值，“偏差值教育”也就是“应试教育”，而且还是导入了数理统计的更加科学的“应试教育”。

日本全国上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应试教育，用来形容进入好大学的话是“通过了考试战争”，教学方式当然就是“填鸭式”了，日本留学生在外国大学一直有“不爱发表意见”的形象，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习惯，听老师讲课记笔记还忙不过来呢，下课之后学生的复习采用的方式也是中国学生最拿手的那种“题海战术”。

就是这个教育方式和教学方式和中国几乎一模一样的日本，却先后有22人获得诺贝尔奖，除去两名文学奖和一名和平奖之外，得到物理、化学和医学生理学这三奖有19人，里面虽然有两人在获奖时已为美国国籍，但是所受教育以及获奖工作都是在日本国内完成的，是欧美国家之外获奖最多的国家。

不知道那位教授应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顺便说一声，还有一个有名的填鸭应试教育大国叫印度，也有过六位诺贝尔三奖得主。

现代社会中“应试教育”是绝对必要的，在中国的科举考试方式作为“merit system”（资格任用）被西方文明引进之后，现在无论是大学入学或者企业招人都采用了考试的方法，因此现代教育就其本质来说就只是也只能是“应试”的，特别对于资源贫乏国家来说，除了向教育要人才之外更无别的出路。

至于应试教育或者填鸭式教育和所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证明这种论点的材料，用鼠标和触屏驱逐了键盘和按键的乔布斯有天才的创造力，但是在他过世之后，那些和他大致相同教育背景的苹果公司的接班人们就再也没有了创新，所以说有些能力仅仅是天生的，和后天的教育没什么关系。

很多人对诺贝尔奖有一种误解，一说诺贝尔奖就是爱因斯坦，一说爱因斯坦就是广义相对论，就是质能方程E=mc2，似乎诺贝尔奖得主就是成天坐在哪儿瞎想，最后琢磨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程式的主。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抄上一遍都是苦活，而真实的诺奖工作中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多的是。

有人曾经把学生做题和做科研做过一个比较，结论是：“除了做题知道肯定有一个答案，而做科研不知道有没有答案之外，两者其实是一回事，而且使用的方法也大同小异”，应试教育中的题海战术不会窒息创造力，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被“题海战术”所训练出来的耐心和体力，还真不容易完成科学研究呢。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发现一个什么规律或者是找到一个正确的结果，确认一个错误的方法也是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看几个诺奖的实例吧，2002年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小柴昌俊教授的工作是通过超级神冈探测器验证了同时得奖的戴维斯教授提出的中微子质量与理论值的差值，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戴维斯教授的工作要更加高大上一些，但其实上小柴教授的工作更加艰巨，光建造这个“超级神冈探测器”的工程问题就是几乎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所以诺奖委员会把奖授给了他们两个人。2010年的化学奖是授予发现“根岸偶联反应”的根岸英一教授等三人，简单地描述他们的工作过程就是在已知的试剂中筛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出来，与其说需要凭空而来的创造力，不如说更加需要对枯燥的重负劳动的忍耐力。2014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蓝光LED也是这样，基本上已经知道了方向，也知道实现的不同方法，剩下来的就是咬定一个方向，考验的是耐久力和工艺经验。2012年得到诺贝尔生物学医学奖的山中伸弥教授的iPS细胞也还是这样，就是在不同的组合中寻找出那个可能的组合，与其说创造力，不如说是运气。

▲从左至右：小柴昌俊，根岸英一，山中伸弥

更重要的是，以上这些诺贝尔奖得主还全是臭名昭著的“应试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怎么办？轻易地断言应试教育培养不出诺贝尔奖得主的那些人能不能休息一下？

至今为止中国确实还没有得到过诺贝尔理化医三奖，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最不是原因的还就是经常受到反智主义者指责的“应试教育”。

作者：俞天任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自称“老冰”。著有《冰眼看日本》《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