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慈禧全传》

源济

第四十章

　　这“守住”两字，意味着性命难保，那就要用非常的手段，也就是要考虑用人参了。人参被认为是“药中之王”，可以续命，用到这样的药，传出消息去，会引起绝大的惊疑。因此，连两宫太后在内，都认为“风声太大”，以缓用为宜。而李德立亦从此开始，表示对皇帝的病症，实无把握。至于韩九同则更有危切之言，当然，他只能反复申言，痘毒深入肌里，不易泄尽，无法说出真正的病根。

　　“老六，”惇王悄悄向恭王说，“我看得为皇上立后吧？”

　　为了宗社有托，此举原是有必要的，恭王内心亦有同感，但此议决不可轻发，因为一则对皇帝而言，此是绝大的刺激，于病体不宜，再则是立何人为皇帝之后，大费考虑。

　　要立，当然是立宣宗的曾孙。宣宗一支，“溥”字辈的只有两个人，宣宗的长孙，贝勒载治有两个儿子，依家法只能将他的第二子，出世才八个月的溥侃，嗣继皇帝为子，但是载治却又不是宣宗的嫡亲长孙。

　　宣宗的长子叫奕纬，死于道光十一年，得年二十四岁。他原封贝勒，谥隐志，文宗即位后，追赠他的这位大哥为郡王。隐志郡王没有儿子，宣宗不知怎么挑中了乾隆皇三子永璋的曾孙载治，嗣继奕纬为子。而载治又不是永璋的曾孙，永璋无子，以成亲王永瑆第二子绵懿为子，绵懿生奕纪，奕纪生载治，因此，如果以溥侃立为皇帝之后，则一旦“出大事”，皇位将转入成亲王一支。鉴于明朝兴献王世子入承大统为嘉靖皇帝，结果连孝宗都被改称为“皇伯父”的故事，则以乾隆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之后嗣位，将来“追尊所生”，连仁宗的血祀，亦成疑问。因而可以想象得到，两宫太后和仁宗一支的子孙，如惠郡王奕祥等人，一定不会赞成。

　　“再看看吧，”恭王这样答道，“得便先探探两宫的口气。”他又向惇王提出忠告：“五哥，这件事忌讳挺多的，你还是搁在肚子里的好。”

　　于是恭王又上了一重心事。万一皇帝崩逝，自然要为大行立后，看起来，迁就事实，还只有载治的儿子可以中选。那时的皇后便成了太后，依旧是垂帘听政，而成了太皇太后的慈禧太后，未见得肯交出大权。如果说，这位太皇太后，象宋神宗的曹太皇太后、宋哲宗的高太皇太后、明英宗的张太皇太后，以及本朝的孝庄太后那样，慈爱而顾大体，则宫闱清煦，也还罢了，无奈慈禧太后与皇后已如水火，将来一定多事，而且是非臣下所能调停的严重争执。

　　说来说去，唯有盼皇帝不死！为此，恭王对皇帝的病势，越发关心，一天三四次找李德立来问，所得到的答复，却尽是些不着边际的游词。

　　总结李德立的话，皇帝的病情，“五善”不见，“七恶”俱备，而最棘手的是，本源大亏，用滥补则恐阳亢，用凉攻又怕伤气。而真正的病根，无人敢说，只是私底下有许多流言，甚至说是皇帝的精神已经恍惚，入于弥留之际了。

　　奇怪的是，在皇帝左右的太监，却总是这样对人说：“大有起色了！”“昨天的兴致挺好的，还坐起来说笑话呢！”听了外面的流言，再听这些话，越令人兴起欲盖弥彰之感。因此，恭王便向两宫太后面奏，应该让军机、御前、近支亲贵、弘德殿行走、南书房翰林经常入宫省视，庶几安定人心。

　　两宫太后虽接纳了建议，但一时并未实行。这是慈禧太后的主意，要挑皇帝精神较好的时候，再宣旨传召。

　　这天军机见面刚完太监来报，说皇帝醒了，于是慈禧太后传旨：准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及弘德殿行走的师傅和谙达，入养心殿东暖阁问安。只见皇帝靠在一名太监身上，果然精神甚好，十几个人由惇王领头，一一上前瞻视，腰间溃处看不见，只见痘痂犹有一半未落。

　　“今儿几时啦？”皇帝这样问，声音有些嘶哑。

　　“今儿十一月二十九。”恭王回答。

　　“月大月小？”

　　“月大。”

　　“后天就是腊月了。”皇帝说，“腊月里事多。”

　　“臣等上承两宫皇太后指示，诸事都有妥帖安排，不烦圣虑。”恭王说道：“如今调养，以静养体。”

　　“静不下来！”皇帝捏着拳，轻捶胸口，“只觉得热、口渴。”

　　“心静自然凉。”慈禧太后说了这一句，向恭王看了一眼。

　　恭王默谕，跪安退出东暖阁。因为未奉懿旨退出养心殿，所以仍旧在明间伺候。

　　不久，慈禧太后一个人走了来，站着问道：“皇帝流‘汁’太多，精神委顿，你们看，可有什么好办法？”说着，拿起手绢去抚眼睛。翁同龢因为不满李德立，有句话很久就想说了：“臣有愚见，圣躬违和，整一个月了，十八天之期已过，如今的证候是外证，宜另行择医为上。”

　　“这话，我跟荣禄也说过。”慈禧太后问道，“外面可有好大夫？”

　　“有一个叫祁仲的，今年八十九岁，治外证是一把好手。”

　　荣禄磕头答道：“臣请懿旨，是否传来请脉？”

　　“八十九岁，见过的证候，可真不少了。就传来看吧！”

　　到了午间，祁仲被传召到宫，由两名苏拉扶着下车，慢慢走到养心殿，看他须眉皤然，料想一定见多识广，能够着手回春，所以无不重视，静静等在殿外，听候结果。

　　祁仲是由李德立陪着进东暖阁的，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方始诊视完毕，随即被召至西暖阁，两宫太后要亲自问话。

　　祁仲倒是说出来一个名堂，他说皇帝腰际的溃烂，名为“痘痈”，虽然易肿易溃，但也易敛易治。大致七日成脓，先出黄白色的稠脓，再出带血的“桃花脓”，最后出淡黄水，这时肿块渐消，痛楚亦减，就快好了。

　　慈安太后一听这话，顿现喜色，迫不及待地问道：“你是说，皇上的这个痘痈不要紧？”

　　八十九岁的祁仲，腰腿尚健，眼睛也还明亮，就是双耳重听。当时由荣禄大声转述了慈安太后的话，他才答道：“万岁爷的痘痈，来势虽凶，幸亏不是发在‘肾俞’穴上，在肾俞之下，还不要紧。”

　　“喔，”慈安太后又问：“肾俞穴在那儿啊？”

　　荣禄连朝侍疾，每天都跟李德立谈论皇帝的病情，什么病，什么方剂，颇懂得一些了，肾俞穴恰好听李德立谈过，此时因为祁仲失聪，转述麻烦，便径自代奏，指出俞穴在“脊中对脐，各开寸半”处，正是长腰子的地方，所以叫做肾俞。

　　这就明白了，如果是发在肾俞穴上，则肾亦有溃烂之虞，“总算不幸中大幸”，慈禧太后亦感欣慰，要言不烦地问：“那么，该怎么治呢？”

　　祁仲的答奏是，以培元固本为主，本源固则百病消，即是邪不敌正的道理。这跟主张温补的说法相同，慈禧太后便吩咐拿方子来看。

　　看方子上头一味就是人参，慈禧太后便是一愣，但以慈安太后等着在听，所以还是念了出来：

　　“人参二钱白术二钱茯苓二钱当归二钱熟地三钱白芍二钱川芎钱半黄芪三钱肉桂八分炙甘草一钱。”

　　等念完，慈禧太后失声说道：“这不是‘十全大补汤’吗？”

　　祁仲听不见，没有作声，恭王答了声：“是！”

　　就这一下，君臣上下，面面相觑。最后仍是慈禧太后吩咐：“让他先下去！等皇上大安了，再加恩吧。”

　　“喳！”荣禄答应着，向值殿的太监努一努嘴，把祁仲搀扶了下去。

　　“温补的药都不能用，怎么能用‘十全大补汤’？”慈禧太后异常失望地说，“我看这姓祁的，年纪太大喽！”

　　她是想骂一声：“老悖晦！”只是在庙堂之上，以太后之尊，不便出口。其实，祁仲一点都不悖晦，他行医七十年，外科之中，什么稀奇古怪的疑难杂症都见过，皇帝的“病根”，他在未奉召以前，就曾听人谈起，及至临床“望闻问切”，知道外间的流言，不尽子虚。如果是平常人家，说得一声“另请高明”，拱拱手就得上轿，在宫中却不能。他心里想，这个病只要沾上手，无功有过，这么大年纪，吃力不讨好，坏了自己一世的名声，何苦来哉？因此想了这么一套说法，有意让药方存案，无功无过，全身而退。反正到过深宫内院，瞻仰过太后皇上，这一生也算不白活了。

　　他是这样的打算，却害“荐贤”的荣禄，讨了个老大的没趣，临到头来，还是奉了懿旨：“让李德立仔仔细细地请脉。”

　　仔细请脉的结果，却又添了新的证候，双颊和牙龈，忽然起了浮肿，仍是阳气过旺所致，同时又患泄泻，一昼夜大解二十次之多，听之可骇，而李德立却欣然色喜，说是有此一泻，余毒可净，确有把握了。

　　这话传到深宫，无不奔走相告。这天恰逢腊月初一，平时每逢朔望，皇帝在漱芳斋侍膳，照例有戏，这天却是由皇后妃嫔侍从，遍历各宫的佛堂拈香。

　　第一处是在宁寿宫后殿之东，景福门内的梵华楼和佛日楼；第二处是在慈宁宫，这里有好几处佛堂，两宫太后常来的顶礼的是，设在正殿前面，徽音左门东庑的那一所；此外还有三座，以雨华阁为主，在凝华门内，阁凡三层，上层供欢喜佛五尊、下层供西天番佛，这还是前明的遗迹，内有脑骨灯、人骨笛等等法器，在慈安太后看，近乎邪魔外道，平时绝迹不至，但这时候要百神呵护，为了祈求皇帝早占勿药，她心甘情愿地拈香磕头，念念有词地祷祝了许久。

　　一早开始，由东到西，拜遍了各式各样的佛，到此已近辰正，该是军机“叫起”的时候，慈安太后一则有些累了，再则政务已近乎停顿，陪着并坐，也觉得无聊，便托词“头疼”，由皇后陪侍着，径回自己的钟粹宫。

　　这是她们婆媳难得单独相处的一个机会。平时侍膳，有慈禧太后在，行止言语，处处需要顾忌，虽然每天一早到钟粹宫问安，亦是单独见面，但慈安太后知道“西边”刻刻侦伺，体恤皇后，不肯让她多作逗留。自从皇帝出天花以来，她积着无数的话想跟皇后细谈，所以有此片刻，便脱略顾忌，不肯轻易放过了。

　　“有皇后在这儿侍候，你们散了去吧！”

　　这是慈安太后有意遣开左右，宫女们自然会意，纷纷离去，却仍在走廊上守着，听候招呼。有两个机警的，便走到宫外看守，用意是防备长春宫的人来窥探皇后的行动。

　　皇后在这一个月之中，无日不以泪洗面，但在慈禧太后面前，却不敢有任何哀伤的表示。此时当然不同，当慈安太后刚叹口气，一声“可怎么好呢”还没有说完，两滴眼泪已滚滚而下。

　　想起这是忌讳，赶紧背身拿手背去拭擦，却已瞒不住慈安太后了。

　　“你痛痛快快哭吧！”慈安太后自己也淌了眼泪。

　　话虽如此，皇后不敢也不忍惹她伤心，强忍眼泪，拿自己的手绢送了过去，还强笑着说：“皇额娘别难过！太医不是说，有把握了吗？”

　　慈安太后不作声，擦一擦眼睛，发了半天的愣，忽然说道：“你过来，我有句要紧话问你。”

　　“是！”皇后答应着，躬身而听。

　　慈安太后却又不即开口，而脸上却越变越难看，说不出是那种绝望、悲伤还是恐惧的神色。

　　最后，终于开口了，语声低沉而空旷，令人听来觉得极其陌生似地，“皇上万一有了什么，该有个打算。”她说，“我得问问你的意思。”

　　皇后只听清半句，就那前半句，象雷轰似的，震得她几乎晕倒。

　　慈安太后却显得前所未有的沉着，“你别伤心，这会儿也还不到伤心的时候，”她捉住皇后的手，使劲摇撼了几下，“你把心定下来，听我说。”

　　“是！”皇后用抖颤的声音回答，拿一双泪光荧然的眼望着慈安太后，嘴角抽搐着，失去了平日惯有的雍容静穆。

　　“咱们也不过是作万一的打算。”慈安太后知道自己的态度和声音吓着了皇后，所以此时尽量将语气放得缓和平静，“平常百姓家，有‘冲喜’那么一个说法，先挑一个过继过来，也算是添丁之喜。我隐隐约约跟皇上说过，他说要问你的意思。”

　　这两句话格外惹得皇后伤心。两年多的工夫，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加起来怕不到两个月，然而她知道皇帝的心，七分爱、三分敬，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中间会有人作梗！她不但体谅皇帝的处境，而且还深深自咎，觉得事情都由自己身上而起，如果不是对自己有那样一份深情，皇帝也不致于对慧妃那样负气。

　　因为负气才在乾清宫独宿，因为独宿才会微行，因为微行，才会有今天的这场病。从父亲熟读过女诫闺训的皇后，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不得姑欢是自己德不足以感动亲心。唯有逆来顺受，期望有一天慈禧太后会破颜一笑，说一两句体恤的话，那时就熬出头了。

　　但就是这样一番苦心，如今亦成奢愿，皇帝一崩，万事皆休。二十一岁的皇后，抚养一个并非亲生的儿子，在这阴沉沉的深宫中，这日子怎么“熬”得下去？

　　这样想着，仿佛就觉得整个身子被封闭在十八层地狱之下的穷阴极寒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亿万千年，永无出头之日。这是何等可怕！皇后身不由主地浑身抖战，若非森严的体制的拘束，她会狂喊着奔了出去。

　　“你怎么啦？”连慈安太后都有些害怕了，“你怎么想来着？”

　　皇后噤无一语，但毕竟还不到昏瞀的地步，心里知道失礼，就是无法诉说，双膝一弯，扑倒在慈安太后膝前。

　　“来人哪！”

　　在窗外伺候的宫女，就等着这一声召唤。慈安太后的语声犹在，已有人跨进殿门，走近来才看清楚，皇后的脸色又白又青，象生了大病似的。这就不用慈安太后再有什么嘱咐了，四五个宫女，七手八脚地将皇后扶了起来。

　　“扶到榻上去！”慈安太后指挥着，“看有什么热汤，快端一碗来！”

　　钟粹宫小厨房里，经常有一锅鸡汤熬着，等端了一碗来，慈安太后亲手捧给伏在软榻上喘息的皇后。她还要下地来跪接，却让慈安太后拦住了。

　　这一来皇后才得大致恢复常态。不是宫女照料之功，是这一阵折腾，能让皇后暂忘“境由心造”的恐怖。

　　“也不知怎么了？”皇后强笑着说了这一句，忽又转为凄然之色，“总是皇额娘疼我，我没有别的孝顺，只替皇额娘多磕了几个头。”

　　这一个至至诚诚的头，磕得慈安太后满心愧歉。当初选中这个皇后，虽说是皇帝自己的意思，而实在是自己一手所促成。那知“爱之适足以害之”，两年多来，眼看慈禧太后视皇后如眼中钉，既不能调和她们婆媳的感情，又不能仗义执言，加以庇护，甚至也不能规劝皇帝谨身自爱，以致于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一旦龙驭上宾，第一个受无穷之苦的，就是皇后。想想真是害得她惨了。

　　转念及此，慈安太后心如刀割，浑身也就象要瘫痪似的，但想到“一误不可再误”这句话，兴起弥补过失的责任心，总算腰又挺了起来，能够强自支持下去了。

　　“还是谈那件大事吧！”慈安太后说，“道光爷一支，溥字辈的就只有载治的两个儿子，照说，该过继小的那个，你若愿意要大的那个，也好商量。你的意思怎么样呢？”

　　到这时，皇后才开始能够考量这件事。这是件头等大事，不是挑一个儿子，是挑一位皇帝，关系着大清朝的万年天下。皇后想到这一层，顿觉双肩沉重，而且心里颇有怯意，就象一个从未赌过钱的人，忽然要他将整个家业，选一门作狐注一掷那样心慌意乱。

　　“说话呀！”慈安太后鼓励她说，“你也是知书识字，肚子里装了好些墨水的人，该你拿大主意的时候，你就得挺起胸来。”

　　这一说，提醒了皇后，想起书本上的话，脱口答道：“国赖长君，古有明训。”

　　慈安太后一愣，然后用迟疑的语气问道：“话倒是不错，那里去找这么一个溥子辈的‘长君’？连嘉庆爷一支全算上，也找不出来，要嘛只有再往上推，在乾隆爷一支当中去找。可有一层，找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这个太后可怎么当啊？”

　　“太后、太后！”皇后自己默念了两句，觉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怎么样也想象不出，二十一岁的太后该是怎么一个样子？

　　看皇后容颜惨淡，双眼发直，知道又触及她的悲痛之处，看样子是谈不下去，慈安太后万般无奈地叹口气说：“真难！

　　只好慢慢儿再说吧！”

　　等跪安退出，慈禧太后已经从养心殿回到了长春宫，派人传召皇后，说是立等见面。

　　一听这样的语气，皇后立刻就觉得脊梁上冒冷气，想到刚到钟粹宫去过，也想到自己的泪痕犹在，越发心慌，然而不敢有所迟疑，匆匆忙忙赶了去，看到慈禧太后的脸色如常，心里略略宽了些。

　　“一交腊月，就该忙着过年了！”

　　“是！”皇后很谨慎地答应着。

　　“你已经料理过两年了，那些规矩，总该知道了吧！”

　　“是。”皇后答道，“若有不明白的地方，还得求皇额娘教导。”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句话。该动手的，早早儿动手。”

　　皇后奉命唯谨，当天就指挥宫女，太监，从长春宫开始，掸尘糊窗子，重新摆设，布置得焕然一新。

　　此外岁末年初的各项仪典，亦都照常办理，只是要皇帝亲临主持的，象写“福”字遍赐京内外大臣的常年例规之类，自然是停止了。

　　因此，统摄六宫的皇后，在表面上看来，格外是个“当家人”的模样，明知内务府事事承旨于慈禧太后，早已有了安排，却不能不细心检点，处处操劳，怕万一照顾不到，又看“西边”的脸色。

　　※※※

　　人是忙着“不急之务”，皇后的一颗心却总悬悬地飘荡在养心殿东暖阁。她跟皇帝住得不远，就在养心殿西面的体顺堂，但是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礼法所限，不能象寻常百姓家的夫妇，来去自如。而且晨昏省视，当着一大堆太监、宫女，也不能说什么“私话”。所以对于皇帝的病情，她亦是耳闻多于目睹。

　　得力的是个名叫二妞的宫女，每天是她去探听了各式各样的消息，随时来奏报皇后。她干这个差使很适宜，因为她不曾选进宫来以前，家住地安门外，有个常相往来的邻居，便是医生，耳濡目染，颇懂医药，可为皇后备“顾问”。

　　“万岁爷嘴里的病不好。”二妞忧形于色地说，“太医说了，怕是‘走马牙疳’。”

　　“走马牙疳？”皇后惊讶地问，“那不是小孩儿才有的病吗？”

　　“天花不也是？”

　　一句反问，说得皇后发愣，好半天才问：“要紧不要紧？”

　　二妞不敢说“要紧”，几天之内，就可以令病人由昏迷不醒，谵妄致死，她只这样答道：“这个病来得极快，不然，怎么叫‘走马’呢？”

　　“太医怎么说？”

　　“说是温补的药，万不能进。万岁爷内里的毒火极旺，只有用清利的方子，大解多，可以败火，可又怕万岁爷的底子虚。”所以，二妞话到口边，欲止不可：“太医也很为难。”

　　皇后深知宫中说话的语气，这样的说法，就表示对病症没有把握了，一急之下，起身就说：“我看看去。”

　　这时是晚膳刚过，自鸣钟正打过五下。冬日昼短，已经天黑，不是视疾的时候，但皇后既如此吩咐，不能不听，于是先派人到养心殿去通知首领太监，然后传唤执事，打着灯，引领皇后直向养心殿东暖阁而去。

　　殿中一片凄寂，灯火稀微，人影悄悄，只有浓重的药味，随着尖利的西北风散播在阴沉沉的院落中，皇后打了个寒噤，哆嗦着问小李：“皇上这会儿怎么样？”

　　“这会儿刚歇着。”小李跪着答奏，“今儿的光景，又不如昨天，左边脸上的硬块抓破了，流血水。太医说，怕要穿腮。”

　　“穿腮？”皇后想一想才明白，明白了却又大惊，穿腮不就是在腮上烂成一个洞？“这，这么厉害？”

　　小李不答，只磕个头说：“皇后请回宫去吧！”

　　这是劝阻皇后，自然是怕皇后见了病状伤心。意会到此，她的眼泪就再也忍不住了。

　　但如说要皇后空走一趟，就此回去，论责任不可，论感情不忍，所以她拒绝了小李的奏劝，断然答道：“不！我在这儿等一会。”

　　“那就请进去看一看。”

　　“也好。”

　　“花盆底”的鞋，行路“结阁”有声，皇后怕惊醒了皇帝，扶着二妞的肩，蹑着足走。东暖阁甚大，砖地硬铺，是个不宜于安设病榻的地方，又因为皇帝热毒满身，特地把暖炉撤走，越发觉得苦寒可畏。皇后每次一走进来，总是从心底起阵阵瑟缩之意。这天比较好些，因为新设了一道黄缎帏幕，毕竟挡了些寒气。但也就是因为这道帏幕，气味格外令人难闻。皇帝腰间的痈，不断作脓，而走马牙疳，由于口腔糜烂，气息特重，都为那道帏幕阻隔难散，掀起帏幕，一闻之下，几乎令人作呕。

　　皇后赶紧放手，咽口唾沫，回身向小李说道：“这怎么能住？好人都能住出病来！也不拿点香来薰薰！”

　　“原是用香薰了，万岁爷说是反而难闻，吩咐撤了。”

　　彼此的语声虽轻，还是惊醒了皇帝，含糊不清地问道：

　　“谁啊？”

　　小李赶紧掀帏入内，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皇后来瞧万岁爷。”

　　他的话不曾完，皇后已跟着入幕，依然守着规矩，蹲下来请了个安。

　　皇帝在枕上转侧着，两道迟钝的眼光，投向皇后，也让皇后在昏黄摇晃的烛光下，看清了他的脸，虚火满面，双颊肿得很厉害，左面连着嘴唇有个硬块，抓破了正在渗血水，上下两唇则都向外鼓着，看得出牙龈发黑，又肿又烂。

　　这可怖的形容，使得皇后在心里发抖，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想象，想象着皇帝一瞬不视，六宫号咷的光景，她几乎又要支持不住了。

　　“怎么不端凳子给皇后？”皇帝很吃力地说。

　　皇后没有用凳子，是坐在床沿上，看一看皇帝欲语又止，于是小李向二妞使了个眼色，一前一后退了出去。

　　“你看我这个病！”幕外的人听得皇帝在说：“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了。”

　　“皇上千万宽心，”皇后的话也说得很慢，听得出是勉力保持平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全靠自己心静，病才好得快。”

　　“心怎么静得下来？”皇帝叹口气，“李德立简直是废物，病越治越多……。”语气未终，而终于无声，随后又是一声长叹。

　　“今儿看了脉案，说腰上好得多了。”

　　“好什么？”皇帝答道：“我自己知道。”

　　“皇上自己觉得怎么样？”

　　“口渴，胸口闷，这儿象火烧一样。”皇帝停了一下又说，“前两天一夜起来十几遍，这两天可又便秘。”

　　这时的皇帝，精神忽然很好了，要坐起来，要照镜子，坐起来不妨，要镜子却没有人敢给。痘疤不曾落净，唇鼓腮肿，脸上口中，溃烂之处不一，这副丑怪的形容，如果让平日颇讲究仪容修饰的皇帝，揽镜自顾，只怕当时就会悲痛惊骇得昏厥。所以，养心殿的太监，早就奉了懿旨，凡有镜子，一律收藏，笨重不便挪动的穿衣镜之类，则用红缎蒙裹。此时皇后苦苦相劝，不便说破实情，只反复用相传病人不宜照镜子的忌讳，作为理由，才将皇帝劝得怏怏而止。

　　逗留的时间，已经不少，即令皇帝是在病中，皇后要守礼法，亦不宜耽搁得久待。找个谈话间的空隙，打算跪安退出，而皇帝不许。

　　“难得今儿有精神，你还陪着我说说话吧！”皇帝说，“一个人睡不着，思前想后，尽是推不开的心事。”

　　皇后意有不忍，答应一声：“是！”仍旧坐了下来。

　　“趁我这会儿能说话，有件事要问你。”皇帝放低了声音问：“钟粹宫皇额娘，问过你了？”

　　一提此事，皇后便感到心酸，“趁这会儿还能说话”这一句，更觉得出语不祥，皇后就无论如何不肯谈这件事了。

　　“这会儿还提它干什么？压根儿就是多余。”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皇上歇着吧！”皇后抢着说道，“何苦瞎操心？”

　　就这时小李闯了进来，带着警戒的眼色看一看皇帝，然后直挺挺地跪下来说：“万岁爷该进粥了。”

　　“吃不下。”皇帝摇摇头。

　　小李原是没话找话，用意是要隔断皇帝与皇后的交谈，因为慈禧太后耳目众多，正经大事以不谈为宜。他的心意，皇帝还不大理会得到，皇后却很明白，便又站起身来：“宫门要下钥了。皇上将息吧，明儿一早我再来。”

　　皇帝惘然如有所失，但也没有再留皇后。这一夜神思亢奋，说了好些话，问到载澂，问到新任署理两江总督刘坤一，问到刚进京的新任两广总督英翰，也问到奉召来京的曾国荃、蒋益澧、郭嵩焘等人。

　　这些情形在第二天传了出去，有人认为是皇帝病势大见好转的明证，也有人心存疑惧，私底下耳语，怕是“回光反照”。不幸地，这个忧虑，竟是不为无见，皇帝的征候，很快地转坏了，脉案中出现了“神气渐衰，精神恍惚”的话。

　　这天是南书房的翰林、黄钰、潘祖荫、孙诒经、徐郙、张家骧奉召视疾，由东暖阁到西暖阁，两宫太后垂泪相关，向这班文学侍从之臣问道：“你们读的书多，看看可有什么法子挽回？”

　　因为是与军机大臣一起召见，南书房的翰林，除了孙诒经建议下诏广征名医入京以外，其余都不敢发言。

　　“孙诒经所奏，缓不济急。”恭王这样奏陈：“如今唯有仍旧责成李德立，尽心伺候，较为切合实际。”

　　“李德立到底有把握没有呢？”慈禧太后凄然说道：“他说的那些话，我们姊妹俩也不大懂，你们倒好好儿问一问他。”

　　于是孟忠吉宣召李德立入殿，与群臣辩难质疑。

　　在李德立，这一个月真是心力交瘁，形神俱疲，又瘦又黑，神气非常难看。皇帝的病有难言之隐，而他亦确是尽了力，至于说他本事不好，那是无可奈何之事，所以两宫太后和军机大臣，都没有什么诘责。孙诒经自然有些话问，只是不明病情，问得近乎隔靴搔痒，而且太医进宫请脉，多少年代以来的不传之秘，就是首先要在脉案、药方上留下辩解的余地，李德立又长于口才，这样子就无论如何问不过他了。

　　说来说去是皇帝的气血亏，热毒深，虚则要“里托”以培补元气，而进补又恐阳亢火盛，转成巨祸。李德立引前明光宗为鉴，光宗以酒色淘虚了的身子，进大热的补药“红丸”而致暴崩，是有名所谓“三案”之一，孙诒经对这重公案的前因后果，比李德立了解得还透彻，自然无话可说。

　　“那么，”到最后，慈禧太后问，“如今到底该怎么办呢？”

　　“唯有滋阴益气，败火清毒，竭力调理，先守住了，自有转机。”

　　“能不能用人参？”

　　“只怕虚不受补。”李德立道：“该用人参的时候，臣自当奏请圣裁。”

　　“你看，”慈禧太后侧脸低声：“还有什么话该问他？”

　　慈安太后点点头，想了一会才开口：“李德立！皇上从小就是你请脉，他的体质，没有比你再清楚的。你怎么样也要想办法，保住皇上，你的功劳，我们都知道，现在我当着王爷、军机、南书房的先生的面说一句，将来决不会亏负你！”

　　李德立听到后半段话，已连连碰着响头，等慈安太后说完，他又碰个头，用那种近乎气急败坏，不知如何表达感激与忠忱的语气答道：“臣仰蒙两位皇太后跟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真正是粉身碎骨、肝脑涂地都报答不来。为皇上欠安，臣日夜焦虑，只恨不能代皇上身受病痛。皇上的福泽厚，仰赖天恩祖德，两位皇太后的荫庇，必能转危为安。”

　　最后这两句话，十分动听，两宫太后不断颔首。这样自然不须再有讨论，恭王领头，跪安退出。到了殿外，招招手将荣禄找了来，悄悄吩咐他去跟李德立讨句实话：皇上的病，到底要紧不要紧？

　　“怎么不要紧？”李德立将荣禄拉到一边，直挺挺地跪了下来。

　　“咦！何以这个样，请起来，请起来！”

　　荣禄急忙用手去拉，而李德立赖着不起来，说是有句话得先陈明，取得谅解，方肯起身。

　　“原是要你说心里的话。你请起来！只要你没有粗心犯错，王爷自然主持公道。”荣禄已约略猜出他的心思，所以这样回答。

　　“圣躬违和，是多大的事，我怎么敢粗心？”李德立咽口唾沫，接着又说：“皇上到底是什么病，只怕两位皇太后也知道了。现在荣大人传王爷的话来问我，我不敢不说实话，皇上眼前的征候，大为不妙。万一有个什么，全靠荣大人跟王爷替我说话。”说完，双手撑地磕了一个头。

　　“起来，起来！有话好说。”荣禄提醒他说，“你的事是小事！”

　　意思是皇帝的病，才是大事，此时情势紧急，那里有工夫来管他的功名利禄？李德立听得这样的语气，虽因未得他的千金重诺，依然祸福难测，但也不敢再噜苏了。

　　“我跟荣大人说实话，”他站起身来，低声说道：“皇上怕有‘内陷’之危。”

　　“内陷！”荣禄既惊且惑，“天花才会内陷，天花不是早就落痂了吗？”

　　“不然，凡是痈疽，都会内陷。”

　　李德立为荣禄说明，如何叫做“火陷”、“干陷”、“虚陷”？这三陷总名内陷，症状是“七恶叠见”，最后一恶，也是最严重的一恶，“精神恍惚”已在皇帝身上发现了。

　　“何致于如此！你早没有防到？”

　　这有指责之意，李德立急忙分辩，他先念了一段医书上的话：“‘外症虽有一定之形，而毒气流行，亦无定位，故毒入于心则昏迷，入于肝则痉厥、入于脾则腹疼胀、入于肺则喘嗽、入于肾则目暗、手足冷。入于六腑，亦皆各有变端。’”接着用手指敲敲自己的额角，低声说道：“心就是脑，皇上的毒，到了这里了。还有句话，我不敢说。”

　　“这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荣大人，你听见过‘悔疯入脑’这句话没有？”

　　荣禄不答，俯首长吁。然后用嘶哑的声音问了句：“到底还有救没有？”

　　“很难了。”李德立很吃力地说：“拖日子而已。”

　　“能拖几天？”

　　“难说得很。”

　　※※※

　　既说拖日子，则总还有几天，不致于危在旦夕。荣禄这样思量着，也就不再多问。那知道当天下午，皇帝的病势剧变，入于昏迷。荣禄赶紧派出人去，分头通知，近支亲贵、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弘德殿行走的师傅以及南书房翰林，纷纷赶到，这时也顾不得什么仪制了，一到就奔养心殿。但见昏黄残照，斜抹殿角，三两归鸦，栖息在墙头，“哇哇”乱叫，廊上阶下，先到的脸色凝重，后到的惊惶低问。李德立奔进奔出，满头是汗。

　　忽然，有名太监匆匆闪了出来，低沉地宣旨：“皇太后召见。”

　　进入西暖阁，跪了一地的王公大臣，两宫皇太后已经泪如泉涌，都拿手绢捂着嘴，不敢哭出声来，只听得李德立在说：“不行了！人都不认得了！”

　　“怎、怎么办呢？”慈禧太后结结巴巴地问。

　　跪在后面的翁同龢，抬起头来，看着李德立，大声问道：

　　“为什么不用‘回阳汤’？”

　　“没有用。只能用‘麦参散’。”

　　就这时候，庄守和奔了进来，一跪到地，哭着说道：“牙关撬不开了！”

　　听得这话，没有一个人再顾得到庙堂的礼节，纷纷站起，踉踉跄跄奔向东暖阁。入内一看，只见皇帝由一名太监抱持而坐，双目紧闭，有个御医捧着一只明黄彩龙的药碗，另外一个御医拿着一双银筷，都象傻了似的，站在御榻两旁。

　　见此光景，一个个也都愣住了。群臣相见，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或在殿廷，或在行幄，都知道何以自处，唯有象这样子，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有的跪下磕头，有的想探问究竟，独有一个人抢上前去，瞻视御容，这个人是翁同龢。

　　这一看，一颗心便悬了起来，他伸出一只发抖的手去，屏息着往皇帝口鼻之间一探，随即便一顿足，双手抱着头，放声大哭。

　　这一哭就是报丧。于是殿里殿外，哭声震天，一面哭，一面就已开始办丧事，摘缨子、卸宫灯、换椅披，尚未成服，只是去掉鲜艳的颜色。而名为“大丧”，实非大事，大事是嗣皇帝在那里？

　　大清朝自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间，第二次废太子允礽，禁锢咸安宫以后，从此不建东宫，嗣位新君，在大行皇帝生前，亲笔书名，密藏于“金匮玉盒”之中。一旦皇帝驾崩，第一件大事就是打开这个“金匮玉盒”，但是同治皇帝无子，大清朝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皇帝系，到此算是中断了！“两位皇太后请节哀！”一直在养心殿照料丧事的荣禄，找个机会到西暖阁陈奏：“国不可一日无君，如今还有大事要办！”

　　这一说，慈禧太后放下李德立进呈的，“六脉俱脱，酉刻崩逝”的最后一张脉案，慢慢收了眼泪，看着养心殿的总管太监说，“都出去！”

　　“是！”

　　太监宫女，一律回避，西暖阁内就是荣禄为两宫太后密参大计。这样过了半个钟头，才见他匆匆出殿，回到内务府朝房，用蓝笔开了一张名单，首先是近支亲贵：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老五太爷”绵愉的第五子袭爵的惠郡王奕详、宣宗的长孙贝勒载治、恭亲王的长子贝勒载澂，奕详的胞弟镇国公奕谟；然后是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翰林、弘德殿行走的徐桐、翁同龢、还有个红得发紫，现在紫得快要发黑的王庆祺，一共二十九个，算是皇室的“一家人”。

　　名单开好，荣禄派出专人去传懿旨，立召进宫。这二十九个人，起码有一半还留在宫内，要宣召的，几乎全是汉人，满洲大臣中，只有一个文祥，因为病体虚弱，又受了这“天惊地坼”的刺激，支持不住，回家休息去了。

　　不用说，这是商量嗣立新君。仓卒之间，不知如何定此大计？亦没有私下商量的可能，拥立诚然是从古以来保富贵的绝好机会，但却苦于无人可拥。一个个只是不断在猜测，两宫太后不知道可有看中了的人，如果有了，那是谁？大清朝并无兄终弟及的前例，然则一定是为大行皇帝立嗣，看起来载治的两个儿子，必有一个是大贵的八字。

　　这时的西暖阁，已换了个样子，一片玄素，点的是胳膊般粗的白烛，光焰为门缝中钻进来的西北风，摇晃得不停。也不知是由于严冬深宵的酷寒，还是内心激动所致？只是一个个的身子都在哆嗦，牙齿震得格格有声。

　　※※※

　　就在这象雪封冰冻的气氛中，听得太监递相击掌，一对白纸灯，导引着两宫太后临御，只听见“花盆底”踩着砖地的声音越来越近，最后还能听得“息率、息率”擤鼻子的声音，两宫太后并排出现，一式黑布棉旗袍，光秃秃的“两把儿头”，没有花，也没有缨子，眼睛都肿得杏儿般大。

　　站班迎候的王公大臣，随着两宫太后进了西暖阁，由惇王领头行了礼。慈禧太后未语先哭，她一哭，慈安太后自然更要哭，跪在地下的，亦无不欷歔拭泪。

　　慈禧太后在一片哭声中开口：“如今该怎么办？大行皇帝去了，我们姐妹怎么再办事？”

　　这一问大出意外，不谈继统，先说垂帘，似乎本末倒置。惇王、恭王和醇王，都不知如何回奏，首先发言的是伏在垫子上喘气的文祥。

　　“邦家不幸，宗社为重。唯有请两位皇太后，择贤而立，然后恳请垂帘。”

　　这意思是在载治的两个儿子中，选一个入承大统，这时恭王才想到，正是该自己说话的时候了。

　　就在皇帝驾崩到奉召入西暖阁的这段时间中，他在军机大臣直庐中，已经跟人商量过，反复辩诘，为了替大行皇帝立嗣，也为了维持统绪，唯有在载治的两个儿子中，挑一个入承大统，所以这时便磕头说道：“溥伦、溥侃为宣宗成皇帝的曾孙，请两位皇太后作主，择一承继大行皇帝为子……。”

　　他的语气未完，惇王便紧接着说：“溥伦、溥侃不是宣宗成皇帝的嫡曾孙，不该立！”

　　不该立，该立谁呢？若论皇室的溥字辈，除了载治的两个儿子，此外就更疏远了，惇王向来是想到就说，不问后果的脾气，而这一说恰好逢合着慈禧太后的本意。

　　“溥字辈没有该立的人。”她的声调显得出奇地沉着，“文宗没有次子，如今遭此大变，要为文宗承继一个儿子。年纪长的，不容易教养，实在有难处，总得从小抱进宫的才好。现在当着大家在这里，一句话就定了大局，永无变更。”她指着慈安太后说：“我们姊妹俩商量好了，是一条心，姐姐，是不？”

　　慈安太后一面拿块白雪绢擦眼睛，一面点了点头。

　　“我现在就说，你们听好了！”

　　说着，双眼中射出异常威严的光芒，被扫到的人，不由得都俯伏了。在理应该如此，因为宗社大计，生民祸福，就在她这句话中定局。

　　“醇亲王的儿子载湉，今年四岁，承继为文宗的次子。你们马上拟诏，商量派人奉迎进宫。”

　　话还没有完，肃然跪聆的王公亲贵、元老大臣中突然起了骚动，只见醇王连连碰头，继以失声痛哭，是绝望而不甘的痛哭，仿佛在风平浪静的湖中，突然发觉自己被卷入一个湍急的漩涡中似的。本性忠厚的醇王，一直以为“家大业大祸也大”，如今片言之间成为“太上皇”，这祸是太大了！

　　忧急攻心，一下子昏迷倒地，他旁边就是他的同母弟孚王，同气连枝，休戚相关，急忙上前搀扶，而醇王形同瘫痪，怎么样也不能使他好好保持一个跪的样子。

　　于是匆匆散朝，顾不得慰问醇王，都跟着恭王到了军机处。一面准备奉迎四岁的新皇帝进宫，一面商量，如何将这件大事，诏告天下。

　　有的说用懿旨，有的说应该在皇帝的遗诏中先叙明白。结果决定即用懿旨，也该在遗诏中指明。而新皇帝到底是以什么身分继承皇位，又要先说明白，不然就会象明世宗以外藩继统那样，搞出尊崇“本生”的“大礼议”，遗患无穷。

　　“一定要说明白，新君承继为文宗之子。”潘祖荫说，“这样子统绪就分明了。”

　　“还要叙明是‘嗣皇帝’，诏告天下，皇位由继承大行皇帝而来。”翁同龢说，“这才不负大行皇帝的付托。”

　　大行皇帝临终并无一句话，何尝有所付托，但大家都明白，这是为了永除后患，不得不有所假托的说法，尤其是在醇王震动、大失常态的景象，记忆正新之际，无不觉得潘、翁两人的见解，十分正确。

　　“就这样吧，”恭王作了结论：“承继文宗为子，接位为嗣皇帝。”

　　于是分头动笔，潘祖荫、翁同龢受命撰拟遗诏；“钦奉懿旨”的“明发”，则是军机所掌的大权，他人不便参与，同时也不便由值班的“达拉密”动笔，所以恭王嘱咐文祥拟旨。

　　这样分派定了，一屋子的人分做三处，翁、潘二人与南书房翰林在西屋商酌遗诏，文祥由荣禄陪着在东屋执笔写旨，其余的都在正屋商量丧仪。

　　“我不行！”病后虚弱，兼且受了重大的刺激的文祥，搁笔摇头：“简直书不成字了。”

　　“中堂！”荣禄自告奋勇，“你念我写。”

　　“好吧！你听着。”文祥把座位让给荣禄，自己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略想一想，慢慢念道：“‘钦奉懿旨：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写到一半，进来一个人，是沈桂芬，起先诧异，不知荣禄在写什么？及至看清楚是在拟旨，顿时变色，心里是说不出的那股不舒服，同时也有无可言喻的气愤，觉得荣禄擅动“‘枢笔”，是件“此可忍、孰不可忍的事”！

　　然而此时何时？皇帝初崩，嗣君未立，为了荣禄擅动枢笔而闹了起来，明明自己理直，亦一定不为人所谅，说是不顾大局。看起来竟是吃了个哑巴亏。

　　沈桂芬的气量小是出名的。一次五口通商大臣崇厚从天津奉召入京，带了好些海鲜，分赠军机大臣及总理大臣，独独漏了沈桂芬一份，事后发觉，深为惶恐，赶紧又备了一份补送，沈桂芬拒而不纳。

　　又有一次是翁同龢宴客，陪客中有一个来自外省，京朝大老，素不识面，主人为双方引见时，那陪客一时忽略，未曾意会到“沈尚书”是“大军机”，礼貌上不是如何了不得的尊重，沈桂芬亦大为不快，竟致悻悻然不终席而去。

　　礼节细故，尚且如此，何况擅动“枢笔”？要发作实有未便，不发作心里堵得发慌，所以在东屋坐立不安。而荣禄一向干练机警，这时因为新逢大丧，心里有许多大事在盘算，竟不曾发觉沈桂芬的神色有何异状？至于文祥，体力衰颓，心神受创，当然更顾不到了。

　　“行了！”文祥还将旨稿递了给沈桂芬，“经笙，托你拿去跟六爷，还有几位商酌一下，就递了上去吧！”

　　到底找到了一个机会，沈桂芬答道：“仲华的大笔，自然是好的。何用再斟酌？”

　　坏了！荣禄恍然大悟，自己越了军机的权，但此时不是解释的时候，更不能说要回来撕掉，请沈桂芬执笔重写，只好以后等机会再说。

　　于是扶着文祥走到外屋，只见恭王正与大家在字斟句酌，但不是“懿旨”是“遗诏”，最后定了稿，为大行皇帝留下的话是：“朕蒙皇考文宗显皇帝覆载隆恩，付畀神器；冲龄践祚，寅绍不基。临御以来，仰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宵旰忧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仰维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自维德薄，敢不朝乾夕惕，惟日孜孜？

　　十余年来，禀承慈训，勤求上理，虽幸官军所至，粤捻各匪，次第削平；滇黔关陇苗匪回乱，分别剿抚，俱臻安靖，而兵燹之余，吾民疮痍未复，每一念及寤寐难安。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凡疆臣请蠲请赈，无不立沛恩施。深宫兢惕之怀，当为中外臣民所共见。

　　朕体气素强，本年十一月适出天花，加意调摄，乃迩日以来，元气日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

　　顾念统绪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着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特谕！’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钦承付托。‘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惟日矢忧勤惕励，于以知人安民，永保我不基；并孝养两宫皇太后，仰慰慈怀。兼愿中外文武臣僚，共矢公忠，各勤厥职；思辅嗣皇帝郅隆之治，则朕怀藉慰矣！

　　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这一道懿旨，一道遗诏，性质都重在为文宗承继次子，为国家立新君，算是喜事，而且又有御名在内，所以用黄面红里的护封。等安排妥当，御前大臣所拟的奉迎嗣皇帝的礼节，亦已用红单帖写就，于是递牌子请起，面奏两宫太后定夺。

　　当文祥与荣禄拟懿旨，南书房翰林拟遗诏的时候，恭王与亲贵大臣，曾有成议，大行皇帝无子，将来嗣皇帝生了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子。这个打算与两宫太后的意思，完全相同，因此懿旨重新修改，特为加上了这一笔。

　　“奉迎嗣皇帝的礼节，臣等公议，”惇王面奏：“嗣皇帝穿蟒袍补褂，进大清门，由正路入乾清宫，到养心殿谒见两位皇太后，然后在后殿成服。”

　　“可以！”慈禧太后问，“派谁去接？你们商量过没有？”

　　“商量过了。想请旨派孚郡王率领御前大臣，到‘潜邸’

　　奉迎。”

　　“那就快去吧！”慈禧太后又说，“天气太冷，可当心，别让孩子着了凉。”

　　慈禧太后口中的孩子，就是嗣皇帝，今年才四岁，是醇王福晋，也是小名“蓉儿”的慈禧太后的胞妹所出，虽然行二，实同长子。他生下地不久，就被赏了头品顶戴，一个月前又以大行皇帝的“天花之喜”，加恩亲贵近臣，赏食辅国公俸。公爵是宝石顶，醇王福晋特为替他做了一顶小朝冠，全套的小蟒袍、小补褂，预备新年进宫贺节之用，这时却先派上了用场，老早将他打扮得整整齐齐，等候宫中派人来接。

　　※※※

　　奉迎新君的仪仗，是午夜时分出宫的，由孚王率领，直往太平湖的醇王府。这座曾为八旗女词人西林太清春吟咏之地的园林，人杰地灵，龙“潜”于此，如今得改称“潜邸”，钦使到门，只见大门洞开，灯火辉煌，孚王捧诏直入，先宣懿旨，后叙亲情。

　　“七嫂！”孚王请着安说：“大喜！”

　　醇王福晋不知道怎么说了？又淌眼泪、又露笑容，自己都不分辨心中是何感觉。

　　“皇上呢？”孚王不敢耽搁，放下手里的茶碗，站起身来说：“请驾吧？”

　　“奶妈呢？”醇王福晋问，“可是一起进宫？”

　　“内务府已经传了嬷嬷了。”孚王答道，“一起进宫也可以，请懿旨办吧！”

　　“千万请九爷面奏皇太后，还是得让奶妈照料孩子……。”

　　“嗐！”一句话不曾完，醇王大声打断，“什么孩子？皇上！”

　　“一时改不过口来。”醇王福晋很费劲地又说：“皇上怕打雷，离不得他那奶妈。”

　　“是了！我一定拿七嫂的话，代奏两位太后。”孚王回身吩咐：“请轿！”

　　等一顶暖轿抬了进来，醇王福晋亲手抱着睡熟了的“孩子”交与孚王，嗣皇帝就这样睡在孚王怀中，进入深宫。

　　进宫叫门，交泰殿的大钟正打三下，两宫太后还等候在养心殿西暖阁，嗣皇帝熟睡未醒，所谓“谒见”也就免了。慈禧太后自道心绪不宁，四岁的新君，便由钟粹宫的太监抱着，暂时归慈安太后抚养。潜邸来的奶妈，跟着到钟粹宫当差，可以教醇王福晋放心了。

　　这一夜宫中灯火错落，许多人彻夜未眠，身有职司，忙忙碌碌在料理丧事的，固然甚多，枯坐待命，只好以闲谈来打发漫漫长夜的，却也不在少数。于是，有个离奇的传说，便在这些太监的闲谈中，很快地传播开来。

　　传说中皇帝的“内陷”，是由受了惊吓所致。那天——十二月初四午后，皇后到养心殿东暖阁视疾。皇帝见她泪痕宛然，不免关切，问起缘故，皇后一时忍耐不住，把又受了慈禧太后责备的经过，哭着告诉了皇帝。

　　那知慈禧太后接得报告，已接踵而至，摇手示意太监，不得声张，她就悄悄在帷幕外面偷听。听得皇帝安慰皇后：“你暂且忍耐，总有出头的日子！”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忍不住要“出头”了。

　　据说她当时的态度非常粗暴，民间无知识的恶婆婆的行径无异，掀幕直入，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劈面就是一掌！

　　皇后统率六宫，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当此来势汹汹之际，但求免于侮辱，难免口不择言，所以抗声说道：“你不能打我，我是从大清门进来的。”

　　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却如火上加油。慈禧太后平生的恨事，就是不能正位中宫，皇后的抗议正触犯她的大忌，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厉声喝道：“传杖！”

　　“传杖”是命内务府行杖。这只是对付犯了重大过失的太监宫女的办法，岂意竟施之于皇后！皇帝大惊，顿时昏厥，这一来才免了皇后的一顿刑罚，而皇帝则就此病势突变，终于不起。

　　这个传说，悄悄在各宫各殿传布，没有人敢去求证，所以其事真伪，终于不明。但慈禧太后在皇帝崩逝以后，定策迎取嗣皇帝进宫，始终不曾让皇后参与，却是有目共见的事实。今后皇后以新君的寡嫂，住在宫中，算是什么身分？统摄六宫的权职，究竟还存在不存在？这些都是绝大的疑问。

　　内廷如此，外间的议论，自然更多。就事论事，懿旨颇费猜疑，说是“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则将来此一皇子，是继嗣而不一定继统。因此有人以宋初皇位递嬗的经过为鉴，忧虑着大行皇帝会成为明武宗第二，而嗣皇帝就象明世宗那样，自成一系，这一来将会生出无数纠纷。同时，居孀的皇后，也就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因为嗣皇帝将来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后，同时承受大统，接位为帝，则此时的皇后阿鲁特氏，便是太后，否则便仅仅只有一个儿子，而不是有一个做皇帝的儿子。

　　这些是稍微多想一想就能明白的道理，等想明白了，便不免为皇后不平。前朝帝皇，英年崩逝的例子不能算少，大致新寡的皇后总能受到相当的尊重，象这位同治皇后那样，仿佛有罪被打入冷宫似的，却是绝无仅有，特别是与醇王一家相比，荣枯格外明显。在王公亲贵中，颇有人存着这样一个疑问，文宗的胞侄有好几人，何以偏偏选中醇王福晋所出的这一个？因而怀疑慈禧太后与醇王早有联络一样，就象十三年前，慈禧太后与恭王早有联络一样。而居间传话的人，自然是荣禄，醇王与荣禄的关系之深，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

　　不知是由于真的怀疑，还是妒嫉，或者迁怒，一时从亲贵到朝士，对醇王持着反感的，大有其人。妒嫉与迁怒，都可以置之度外，如果是有所怀疑，醇王就无法保持缄默了。

　　不说前代，只谈本朝，现成就有个“皇父摄政王”的称呼在，醇王与多尔衮情况不同，但论身分，却是名符其实的皇父。眼前虽由两宫太后垂帘，但嗣皇帝总有亲政的一日，如果他是象明世宗那样“孝思不匮”，授以“皇父”的名号，畀以摄政的实权，那时就谁也不能想象醇王会如何生杀予夺，但凭爱憎地作威作福？

　　这些疑虑别人想得到，醇王本人当然也想得到，从西暖阁初闻懿旨的那一刻，他就想到了，因此才会震惊而致昏迷。事后越想越不安，深怕从此多事，决定自己先表明心迹，情愿闲废终身，不闻政事，所以写了那样一道奏折：

　　“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下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幈幪于此日，正邱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

　　这在醇王是篇大文章，亲笔写成初稿，特为请了几位翰林来替他润饰，情哀词苦，看过折底的人，都觉得可以看出醇王的胆小、谨慎、忠厚——他就是要给人这样一个印象。

　　奏折上达慈禧太后，提笔批了一句：“着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具奏。”交到军机，转咨内阁。

　　从十二月初六起，内阁天天会议。首先是议垂帘章程，这有成案可循，不费什么事，议到醇王的这个折子，是由恭王亲自主持。其实醇王的这个奏折，主要的，亦是为恭王而发，彼此心里都明白，恭王是个很爽快的人，不作惺惺之态，率直说道：“醇王所有的差使，宜乎都开去。以亲王世袭罔替。”

　　与议群臣，相顾默然，只有礼部尚书万青藜说了话，但与开去醇王所有的差使无关。他问：“醇亲王的称谓如何？”

　　这一问绝不多余，相反地，正要有此一问，才能让恭王有个表达意见的机会，他加重语气答道：“但愿千百年永远是这个名号。”

　　这就是说：醇亲王永远是醇亲王。生前既不能用“皇父”的称号，身后亦不会被追尊为皇帝。如果有此一日，那便是蹈了明朝“大礼议”的覆辙，决非国家之福。

　　定议以后，少不得还有许多私下的议论，特别是翁同龢的话多。自从皇帝一病，连番召见。每每与军机、御前“合起”，俨然在重臣之列，而且又新奉懿旨，与近支王公、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一起为皇帝穿孝百日，这更是太后把他看作皇室的“自己人”的表示。因此，翁同龢不肯妄自菲薄，觉得遇到自己该说话，可说话的时候，应该当仁不让。

　　他要说的话是：醇王别项差使可开，管理神机营的差使不可开。因为神机营是醇王一手所经理，如果改派他人，威望够的，未见得熟悉，熟悉的威望又不够。然而这话他又不肯在阁议中说，怕恭王不高兴，只在事后预备上一个奏折，专门陈述这个建议。

　　这天晚上正在灯下写折子，听差来报，说“崇公爷来拜。”这没有不见的道理，于是翁同龢具衣冠，开正门，亲自出迎。

　　崇绮贵为公爵，但论科名比翁同龢晚，所以在礼节上彼此都很恭敬，吃腊八粥的日子，滴水成冰，大厅上太冷，延入书房款待。

　　崇绮新丧“贵婿”，心情自然不好，决不会无因而至，翁同龢意会到此，便很率直地动问来意。

　　“听说老前辈预备建言，留醇王在神机营？”崇绮这样问说。

　　翁同龢很机警，话说半句：“有是有这个想法，还待考虑。”

　　“我劝老前辈打消此议。”崇绮说道，“神机营的情形，没有比我再清楚的。”

　　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大谈神机营的内幕，章程如何荒谬、人材如何芜杂？他在他父亲赛尚阿因贻误戎机被革职时，连带倒霉，以后在神机营当过文案，所说的话，虽不免张大其词，却非无的放矢，所以翁同龢不能不重视。

　　但是，崇绮的攻击醇王，所为何来？却费猜疑。以他此刻的处境而论，真叫“没兴一齐来”，韬光养晦，犹恐不及，无缘无故开罪醇王，岂非不智之至？

　　这就见得内中必有文章了。翁同龢便把那个未写成的折子搁了下来，第二天进宫，找着荣禄，把崇绮夜访的经过，略略一提，向他征询意见。

　　如果说神机营腐败，醇王固然不得辞其咎，荣禄却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一直是醇王最得力的助手。然而荣禄却深沉得很，笑笑答道：“你等着看吧！”

　　听得这样说，翁同龢自不便深问，敷衍了些闲话，已离了内务府朝房，预备回弘德殿时，荣禄却又喊住了他。

　　“平翁，平翁！”荣禄将他拉到一边，“我给你看一篇文章。”

　　说完，他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素笺，递到翁同龢手里，打开来一看，是一份折底，写的是：

　　“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微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将享太平之福。

　　讵意大行皇帝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不吁天呼地；幸赖两宫皇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

　　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驳斥。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

　　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百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皇太后诒厥孙谋之至意？

　　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奏议，颂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

　　翁同龢一气读完，对这道奏折，虽不同意其中的看法，但觉得文字雅洁，立言有法，颇为欣赏。自称“奴才”，可知是旗人，随即问道：“是那位的折子？”

　　“请你先不必问。我要请教，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递了没有？”

　　“没有。”

　　“没有递，最好不递。”翁同龢说，“如今颇有引用宋太宗、明景帝的故事的，其实情形不同，今上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则将来继统的，仍是今上的皇子。传子传侄，是一回事。那天拟懿旨，我主张加上‘嗣皇帝’字样，即是继文宗的统绪之意，应该很明白了，无须有此一折，反成蛇足。”

　　“高明之至。”荣禄很欣慰地说了这一句，又悄悄嘱咐：

　　“不足为外人道！”

　　“是的。”

　　“还有，你可知道王某人，这两天作何光景？”

　　“不知道。”翁同龢说，“懒得提他。”

　　翁同龢是懒得提他。王庆祺，而茶坊酒肆，却正拿他作为话题，成了众矢之的，因此，王庆祺不敢出门，只坐在家里发呆。

　　皇帝的致命之疾，在十二月初五以前，是个绝大的忌讳，等一摘缨子，号咷痛哭之余，少不得要问一声，究竟是什么病而致“弃天下”？这一来就瞒不住了，首先太监喜谈是非，内务府的官员好谈宫禁以自诩其消息灵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添枝加叶，把王庆祺说得异常不堪。

　　太监跟内务府的人说话，向来夸大其词，所以比较持重的人，还是存疑的态度，及至有个人说了一句话，连持重的人都不能不信，皇帝的送命，原来是由“寡人之疾”上来的！

　　这个人就是李德立。在龙驭上宾的第二天，就有个姓余的御史，奏劾“将医员立予屏斥治罪”，屏斥则其势有所不能，治罪却不可免，降旨说是：“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即行革职，戴罪当差。”

　　“大行皇帝驾崩，如果真的是我不曾将天花治好，那怕拿我绑到菜市口，没有话说！列公也有在东暖阁瞻仰过御容的，天花不是落痂了吗？”李德立在南书房发牢骚，“人人晓得，天花共是十八天，三天一期，到了落痂，已保平安。何尝是我请脉不谨？”

　　“那么，”有人问了一句：“‘六脉俱脱’，总有个缘故在里头？”

　　“自然有缘故。”李德立指着南书房翰林孙诒经说：“最好请孙老爷去问贵同年。”

　　这就是指王庆祺。孙诒经跟王庆祺是同年，但鄙其为人，不甚来往。当然，也有人跟他相熟，深知他的底细的，私下闲谈，谈出来一副对联，上联是：“宣德楼、弘德殿，德业无疆，幸喜词臣工词曲。”下联是：“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

　　※※※

　　这副刻薄的对联，隐括大行皇帝与王庆祺的一番“君臣遇合”，很快地传遍九城的茶坊酒肆，连王庆祺自己都已听到，那班“都老爷”自然不会不知道。颇有人早就想弹劾王庆祺，但这道奏章，就跟李德立的脉案一样，有难言之隐，因而都踌躇未发。

　　有个湖广道的御史叫陈彝，字六舟，扬州人，却想出来一条路子。他是同治元年翁曾源一榜的翰林，有个同年叫谢维藩，在同治九年放过广东副考官，正考官叫王祖培，就是王庆祺的父亲。王祖培也是“词臣”，道光二十年点了庶吉士，一直当穷翰林，爬到内阁学士，才放了一任广东的考官。广东的乡试，因为赌“闱姓票”的缘故，考官是个有名的美差。王祖培眼看儿子亦已点了翰林，并且先于他当过湖南考官，这一次广东试差再满载而归，后半辈子就大可享享清福了。打算得倒好，无奈大限已到，走到江西地方，暴疾而亡。江西巡抚刘坤一飞章奏告，王庆祺得到消息，自然连夜奔丧。

　　谢维藩告诉陈彝的，就是王庆祺奔丧的故事：“父子两翰林，又是考官，地方上照钦差接待，刘岘庄很替他敛了一笔奠仪。那知王某人贪心还是不足。”

　　父母之丧是名教中的大事，尤其是衣冠中人，更应尽哀守礼，照规矩说，就该立即由江西盘柩北上，径回直隶宝坻原籍，谁知王庆祺北辙南辕，到了广东。

　　“到广东干什么？”听到这里，陈彝问道：“告帮？”

　　“你想还有什么别的事？”

　　“难道，”陈彝有些不信，“热孝在身，就一点不怕人家忌讳，到广州去乱闯辕门？”

　　“怕什么？打着翰林的招牌，少不得都要卖帐。瑞制军的慷慨你是知道的……。”

　　瑞制军是指瑞麟，他一生的笑话甚多，但一生官运亨通，得力在宽厚慷慨。凡有京官过广州，一定应酬，何况是放到广东来的考官病故，且“孝子”又是翰林？当时除掉自己致送一份丰厚的奠仪以外，又叫人授意这年办“闱姓”，出身“十三行”的南海伍家，敛了一笔钱送给王庆祺。

　　“忘哀嗜利，一至于此！光凭这段劣迹，我就可以参他了。”

　　“光凭这一段是不够的。”谢维藩说：“还有荒唐的事。”

　　“那就索性请教了！”

　　“我只知大概，不敢瞎说。你最好去请教请教河南的京官。”

　　“河南的京官？”

　　陈彝略想一想明白了。王庆祺同治九年夏天丁忧，三年之丧，照例只算二十七个月，同治十一年秋天服阙赴京，补上了翰林院检讨，这年冬天就有宣德楼的奇遇，第二年正月奉旨在弘德殿行走。夏天有“考差”，以近水楼台之便，放了一任河南考官。所以谢维藩所说的去问河南京官，必是指王庆祺上年在河南乡试中玩了什么花样？若是出卖关节，则有咸丰八年柏葰的前例在，是砍头的罪名。生死出入，关系太大，陈彝倒有些踌躇了。

　　一打听之下，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确是少见的荒唐。好几个河南京官，异口同声地告诉陈彝，说王庆祺在开封入闱，撤棘以后，微服冶游，在什么地方，招呼的那个姑娘，真所谓“指证历历”，看来丝毫不假。

　　这一下陈彝可不必再踌躇了。字斟句酌地写好一道奏折，邀请至好公同商酌，无不大为称赏，认为措词得体，必可成为一篇名奏议。

　　这道奏折送到慈禧太后那里，一看之下，觉得是从十二月初五以来，少有的痛快之事，当时就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陈彝的奏折念给她听：

　　“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次；该员闻丧之后，忘哀嗜利，复至广东告助。去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

　　念到这里，是一个段落，趁慈禧太后停顿之际，慈安太后问道：“‘街谈巷议’，指的是什么呀？”

　　“你想呢，指的是什么？”慈禧太后紧皱着眉说，“你再听下去，就更明白了。”

　　下面一段是陈彝自叙心境，语意涵蓄，慈禧太后怕慈安太后听不明白，念得很慢：

　　“臣久思入告，缘伊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亶，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遽有今日！”

　　念到这里，慈安太后的泪珠，已一滴滴往下掉，慈禧太后的眼圈也红了，擤一擤鼻子，继续念道：

　　“悲号之下，每念时事，中夜忧惶。嗣主冲龄，实赖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成就圣德。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应请即予屏斥，以儆有位。”

　　念完，慈禧太后咬牙切齿地说：“王庆祺这个人！就要了他的脑袋都不为过。想不到咱们大清朝吃亏在他手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治得了他？为来为去，为的是‘有关国体’这四个字，竟拿他没奈何。如今好了，到底拿住了他的短处！咱们得狠狠儿的办他！”

　　“怎么办呢？还能要他的脑袋吗？”

　　慈禧太后沉吟着说：“论他‘忘哀嗜利’、‘微服冶游’这两款罪，当然不能处他的死，也不能交刑部议罪，只能革他的职，还是便宜他了。”

　　“我看，跟六爷他们商量商量……。”

　　“有了。”慈禧太后突然说道：“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也够他受的了。”

　　慈安太后不置可否，把陈彝的奏折拿起来看了一下，指着一处问道：“这句话怎么讲，‘左右前后，罔非正人。’”

　　“这是说，在皇上身边的人，要个个都是正派的，才能成就圣德。”

　　“这么讲就对了。”慈安太后说，“也不能全怪王庆祺一个人。”

　　“当然！”慈禧太后的那种目光如电，额间青筋隐隐跃动的，能令人不寒而栗的威颜又出现了，“小李那班人，都要严办！”

　　“内务府的人，何尝不应该办？”慈安太后痛心疾首地说：

　　“祸都是由修园子闹起来的！三海的工程停了吧？”

　　慈禧太后默然半晌，终于点头同意，而且举一反三，很冷静地察觉到，陈彝的奏折中的所谓“街谈巷议，无据之词”，包括着许多不堪闻问的话。外头可能认为皇帝咎由自取，甚至死不足惜。搞出这种荒唐事来，真正是天威扫地！如今再度垂帘，责任都在自己身上，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收拾民心，重建威信。

　　因此，第二天召见军机时，她自动提到：三海一切工程，无论已修未修，尽皆停止。恭王自然唯命是从。

　　“进贡也停了吧！等三年以后再说。”

　　各省督抚、盐政、织造、关监督，照例每年要进贡当地名产，称为“方物”，而进贡的又不仅仅止于御用的一份，由县而府、由府而道、由道而省，层层骚扰分润，送到京里，还要应酬王公大臣，都派在百姓头上，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因此这道上谕，可以说是恩诏。

　　接着便是谈陈彝的那个奏折，慈禧太后问道：“陈彝是什么出身？”

　　陈彝在李光昭那个绝顶荒唐的骗案中，曾经严劾过内务府的官员，已是响当当的“都老爷”，这一次搏击天下隐憾所聚于一身的王庆祺，谏草未焚，传遍都下，越发声名大起。恭王早知其人，这两天更听好些人谈过，对他的生平，颇有了解，此时扼要奏陈了他的履历，接着又说：“他是同治元年壬戌的翰林，是先帝手里造就的人才。”

　　提到先帝，便要垂泪，亦就因为恭王的这句话，慈禧太后对陈彝更有好感，“他这个折子写得很好。”她将原折交了下来，“看得出来是个忠臣！”

　　“是！”恭王趁机答道：“言官当中，固然有不明大义、为人‘买参’，或者不明大势，胶柱鼓瑟的，不过读书人到底可佩服的居多。如今人心郁塞，大行皇帝之崩，天下臣民，更有难言之痛，臣请俯纳陈彝一奏以外，更要请两位皇太后，广开言路，择善而从，庶几收拾人心，重开盛世，不负‘光绪’的年号。”

　　“是的！”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回想同治初年，上下一心，到底也办成了两件大事。到后来——唉！”她仿佛不忍言似的，只用一声长叹作结。

　　军机大臣都能默喻得到她的意思，国事是坏在大行皇帝手里，再从深一层看，自然是大行皇帝年轻不懂事之故！如果不是那么早亲政，仍旧是垂帘之局，就不致于有今天。

　　懂是懂了，却没有谁敢附和“颂圣”，因为女主听政，始终是国之大忌。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无论英察敏锐如恭王，老谋深算如文祥，细密谨微如沈桂芬，不约而同地有这样一个看法，禁军的兵权，不能再归入慈禧太后的掌握，只有书生而躁进的翁同龢，看不到此。

　　这一天要谈的大事，醇王交出神机营，正是其中之一。但首先要对陈彝的奏折有个了断，王庆祺革职永不叙用，恭王完全赞成，只是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一节，他认为是蛇足。当然，这是不能率直而言的。

　　“王庆祺品谊有亏，已是本朝的废物！”恭王这样措词，“臣以为不如随他自生自灭，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反倒留下一个痕迹。数年以后，万一有那不知轻重的地方官，为他奏请起复，反倒难于处置。”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很服善，“这一案就这么了掉了，倒还落个耳不闻、心不烦。”

　　“是！”恭王接着从怀里取出一张单子，“醇王奏请开去所有差使，已蒙两位皇太后，念其至诚，准如所请。空出来的各项差使，臣等公议，分简王公大臣接替，现在开了个单子，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意。”

　　单子呈了上去，慈禧太后先拿手按着不看，向慈安太后用征询的语气说道：“醇王的差使，只有一个顶要紧，神机营得好好找一个人管。”

　　“是啊！”慈安太后顺口回答。

　　“我看倒不如六爷自己管。”

　　这句话中，就有些分量了。慈安太后未及答言，恭王抢先回奏：“臣实在分身不开，而且军务方面，臣亦隔膜。臣等公议，由伯彦讷谟诂跟景寿管理神机营，伯彦讷谟诂佩带印钥。”

　　这是获得亲贵重臣一致支持的一个决定，作用是防微杜渐，不让慈禧太后有假手醇王，掌握禁军的机会。伯彦讷谟诂是僧王之子，家世资望都还相当，而最重要的是籍隶蒙古，由他来掌管神机营，一则地位超然，彼此都可免于猜疑，再则是对蒙古人的一种安慰，表示他们虽失“贵婿”，朝廷依然优礼尊重。事实上在京的蒙古大臣，对此亦颇重视，由崇绮出面来向翁同龢疏通，不必坚持留醇王，正可以看出他们的公意。

　　其实慈禧太后自己，倒并没有想掌握禁军之意，她只不愿意将神机营交给恭王一系，如今由伯彦讷谟诂佩带印钥，是个很妥当的安排，所以当时便表示同意，不过却为醇王留下了卷土重来的余地。

　　“醇王经管神机营多年，很有成效，一切情形也都熟悉。”她说，“以后应兴应革，比较有关系事，仍旧该跟他商量。这一层意思，也写在上谕里头好了。”

　　恭王口中答应，心中冷笑，醇王好武，自命会带兵，其实不懂刚柔相济之道，对部下但以恩结，不用峻法，以致军纪废弛，简直成了笑柄。这正也是恭王和一班比较有远识的重臣，认为不能再让醇王管理神机营的原因之一。当然，伯彦讷谟诂受命之先，是有承诺的，答应一到了差，立即开始切实整顿。

　　诏谕一下，少不得还有一番谦让，伯彦讷谟诂复奏，“请简派近支亲王佩带印钥”。慈禧太后心里明白，这是指惇王而言。换了别的近支亲王，还有考虑的余地，这位“五爷”，连慈安太后都觉得他的脑筋不甚清楚，自然仍持原议，“毋庸固辞”。

　　伯彦讷谟诂原来管着“火器营”，这也是很要紧的一个差使，改由亲贵中正在走红的礼亲王世铎和贝勒奕劻管理。交了那面的差使，接这面神机营的差使，由荣禄代表醇王，移交印钥。伯彦讷谟诂接了事，随即下了一张条子：神机营官兵嗣后出操，不准随带闲杂人等。所谓“闲杂人等”其实是那些“黄带子”、“红带子”的“伺候大爷下操”的听差，有的牵马，有的管鹰，还有带着鸦片烟枪的。

　　从这上头，最可以看出新君嗣位所带来的新气象。不过此时中外所瞩目的，还在整肃宫禁，王庆祺革职以外，严办了好些太监，然后是御史参奏贵宝和文锡，“承办公事，巧于营私”，亦都被革了职。

　　宫中还有件事，为大家所注意的，那就是同治皇后的身分，从来兄终弟及，最尴尬的事，无过于处置这寡居的皇嫂。臣下亦曾议及，只是慈禧太后态度冷漠，大家就不敢多言，预备等到大行皇帝的尊谥和庙号议定了再说。

　　庙号的第二字，自然称“宗”，第一个字，在阁议中，原来拟的是“熙”或“毅”，宝鋆和翁同龢都表示反对，说前朝只有一位金熙宗，酗酒妄杀，人人危惧，以后为完颜亮所弑。至于“毅宗”，则是崇祯帝的庙号，亡国之主，更不可用。结果庙号拟的是“熙、肃、哲”三字，尊谥拟的是“顺、穆”二字，奏请两宫太后裁定。

　　这是一件大事，而且慈禧太后自觉不甚在行，所以召集军机、弘德殿、南书房等处的臣子，公同商议。于是徐桐建议：庙号“穆宗”，尊谥则用“毅”字。

　　明朝也有个穆宗，年号隆庆，明世宗的第三子。这位皇帝，起用建言得罪诸臣，优恤死难，减赋息民，边境宁静，大体说来，是个继体守文之主，可惜在位只有六年。与大行皇帝的不永年，情况相似。但明穆宗传位神宗，却享国四十余年之久，这对当今的嗣君来说，是个好兆头。而且神宗初年，太后垂帘，与张居正内外相维，重用戚继光，荡平倭患，在历史上颇露光采。这些故事，慈禧太后曾经在以前南书房翰林许彭寿、潘祖荫编纂的《治平宝鉴》中读到过，所以欣然首肯。

　　※※※

　　穆宗毅皇帝的称号是定了，穆宗皇后，亦须有一封号，这用不着臣下参赞，慈禧太后在内阁拟呈的字样中，用朱笔圈定了“嘉顺”二字。熟悉宫闱的人说，这是对“嘉顺皇后”的一个警告，顺从始可嘉。但又有人说，即使顺从，嘉顺皇后以后的日子也很难过。直须逆来顺受，熬到慈禧太后宾天，才有出头之日。

　　在体顺堂日夕以泪洗面的皇后，得此封号，不但不足以为慰，而且别有一件伤心之事。在大行皇帝生前，皇后若有比较舒畅的心情，便是跟她的两个大姑子相聚的那片刻，荣寿公主跟她同年，荣安公主比她小一岁，但仍旧得称姐姐。两个姐姐中，皇后又比较跟荣安公主更来得亲近，因为她娇憨随和，不似荣寿公主那样有棱角。

　　由于舍不得她的生母丽贵太妃，荣安公主虽早已指婚给世袭一等雄勇公苻珍，却直到上年八月，十九岁才下嫁。这年夏天传出喜讯，当大行皇帝病重时，因为身怀六甲，竟未能亲临探视。凶信一传，姊弟情深，也不知哭了多少场，悲痛过度，竟致早产，婴儿夭折。说也奇怪，产后跟大行皇帝一样，得了天花，到了十二月二十八，医生不肯开方子了。两宫太后得报，亲临公主府视疾，荣安公主已经昏迷不醒，连一声“皇额娘”都不会叫。延到除夕上午咽了气，府里的人传说：病中呓语，道是文宗相召，命她与大行皇帝同行，一起追随于泉台——从此世间就没有文宗的亲骨血了。

　　于是愁云惨雾的宫中，又添一个伤心人：丽贵太妃，与嘉顺皇后相拥号咷，哭得死去活来。当然，这也须瞒着慈禧太后，因为这一天大年三十，不论如何，也得讨个吉利。

　　这个年当然是过得满目凄凉。到了二月二十，恰是四岁的嗣君，登极后的整整一个月，忽然传出消息，说嘉顺皇后在这天寅初，也就是半夜三更时分，香消玉殒。因何崩逝？却不分明，问起来，说是嘉顺皇后因为大行皇帝之崩，哀伤过甚，缠绵病榻已久。然则何以不见御医请脉的药方？这又有个解释，说嘉顺皇后拒绝医疗。这样看起来，她是抱着必死之心的了。

　　翁同龢因为奉旨相度陆地，尚未复命，不便入宫，但这天去拜了几处客，每一处都在谈着嘉顺皇后，私底下的说法各有不同，一种说法是嘉顺皇后在十二月初五，就曾吞过金屑自尽，遇救不死，所以判断此番崩逝，依然是自裁。

　　另一种说法是，从大行皇帝一崩，慈禧太后就归罪于嘉顺皇后，甚至诬赖她房帷不谨，以致大行皇帝发生“痘内陷”的剧变。嘉顺皇后遭遇了这样难堪的逆境，无复生趣，恹恹成病，终于不治。

　　再有一说是慈禧太后决心置嘉顺皇后于死地，尤其是广安的奏折一上，继嗣继统之争，于大行皇帝是“身后是非谁管得？”而在嘉顺皇后，则有一天或将会有个做皇帝的儿子，一为太后，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发号施令。慈禧太后从《治平宝鉴》中，听过宋朝宣仁太后被诬的故事，所以持着戒心，认为嘉顺皇后在世一日，便有一日的隐忧后患，因而秘密下令，断绝嘉顺皇后的饮食。

　　后妃的母家，照例是可以进食物的，嘉顺皇后的得以不死，据说就因为靠崇绮进奉食物，得以苟延残喘。然而处境越来越艰困，嘉顺皇后悄悄写了一张纸条，秘密传到母家，问她父亲，她应该如何自处？

　　传言中说：皇后绝命的那一天，接到母家的食物，掰开一个饽饽，里面有一张小纸条，看得出是承恩公的亲笔，写的是：“皇后圣明”四个字。这是让嘉顺皇后自己拿主意。于是她方始恍然于孤立无援，因而拿定主意，追随大行皇帝的在天之灵，也是跟她最谈得来的大姑子大公主去作伴了。

　　大丧百日之内，又逢皇后之丧，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例子，体顺堂不是办丧事的地方，内务府的官员，搞得手足无措，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将大行皇后的“吉祥轿”先移到慈宁宫以西的寿康宫。这座宫与它后面的寿安宫，是专门安置先朝年老妃嫔之处，两宫太后商量了一下，决定传旨，就在寿康宫敛奠办丧事。

　　除了乾清宫门外，如果左右各悬一面白幅，忒嫌丧气，所以西首不再悬旐以外，大行皇后的丧仪算是隆重的，当天便有内阁发抄的一道上谕，一道懿旨。上谕是这样说：

　　“嘉顺皇后于同治十一年作配大行皇帝，正位中宫，淑顺柔嘉，坤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上年十二月，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于本日寅刻崩逝，哀痛实深。着派礼亲王世铎，礼部尚书万青藜，总管内务府大臣魁龄，工部右侍郎桂清，恭理丧仪。”

　　另外一道懿旨，所叙的内容相仿佛，却另有深意：

　　“两宫皇太后懿旨：嘉顺皇后孝敬性成，温恭夙著，兹于本日寅刻，遽尔崩逝。距大行皇帝大丧，未逾百日，复遭此变，痛何可言！着于寿康宫行敛奠礼，择期移至永思殿暂安。所有一切事宜，着派恭亲王会同恭理丧仪王大臣，暨各衙门，查照例案，随时妥筹具奏。”

　　同为治丧一事，何以又发上谕，又发懿旨？而且既然派了礼王世铎领头办理，何以又忽然加派恭王主持？因此又有许多议论和猜测。

　　一派是往好的方处去看，说加派恭王治丧，正见得两宫皇太后重视嘉顺皇后的身分地位。而另一派不以为然，认为正以事出非常，所以必得恭王照料。懿旨中不说“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却用“遽尔崩逝”的字样，可见其中大有文章。而且皇后之丧，既然“查照例案”，又何必再“随时妥筹具奏”？这也是其中必有隐情的明证。

　　这是永远莫可究诘的宫闱秘密，而宫闱的秘密是永远不会终止的，终止的只是一个年号——“同治”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慈禧太后的独裁。

源济

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四十一章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

　　养心殿内外几乎差两个月的天气，殿外的大水缸中，已连底结了冰，东暖阁内，却如十月小阳春。从穆宗以天花在此崩逝后，两宫太后再度垂帘，曾经大修过一次，门窗隙处严丝合缝，挡住了西北风带来的寒气，加上四个红彤彤的大炭盆，烘得遍体温煦，所以君臣议事，十分从容。

　　“四川东乡一案，至今未结。四川总督丁宝桢、云贵总督李宗羲的复奏，情节不符。李宗羲复奏，请援杨乃武一案成例，由刑部提审。臣等公议，这一案与杨案的情形不同，第一，案内人证众多；第二，四川路太远，提京会审，太拖累百姓了。至于由六部九卿会议，亦是难以悬断。臣等想请懿旨，特派钦差驰驿查审。”

　　恭王一口气说完，将手往后一伸，宝鋆便很快地将一张纸条塞到了他手里。

　　“这么办很妥当。”慈禧太后问道：“预备派谁啊？”

　　恭王看着那张纸条念道：“礼部尚书恩承，侍郎童华。”

　　“恩承对于外面的情形，也还明白。可以！”慈禧太后又说，“这个案子拖得也太久了，我都记不清下过多少旨意了。”

　　“多少？”恭王回头问宝鋆。

　　宝鋆便看一看沈桂芬——他轻轻答道：“一共十二道。”

　　慈禧太后目明耳聪，已经听到了，“把那十二道旨意，还有文格的原奏，一起抄给恩承。”

　　“是！”恭王陈奏另一件事，“昨天奉懿旨，让贵州巡抚黎培敬，到京陛见。黎培敬从同治三年放到贵州当学政，在那里十二年了。贵州地方很苦，似乎该调剂一下？”

　　“黎培敬官声不坏，是该调剂他一下，等他到京再说好了。”

　　“既蒙圣谕，黎培敬想来不回任了。不如此刻就先派人补他的缺。臣……。”

　　“我也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抢着说道：“贵州叫沈桂芬去！”

　　此言一出，仿佛大白天打个焦雷，将人的耳朵都震聋了。每个人都拿她的话在心中复诵一遍，是啊，一点不错，明明白白五个字：叫沈桂芬去！

　　“臣等不敢奉诏！”宝鋆先就抗声相争：“巡抚是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贬到边地。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都大有关系。伏乞两位皇太后，收回成命。”

　　“宝鋆奏得是。”恭王接着也说，“而且总署也少不得沈桂芬这个人。”

　　此外就没有人敢说话了，抵文祥遗缺的景廉资望还浅；王文韶还只是“打帘子军机”；沈桂芬则不便自陈。

　　但是仅宝鋆那一番犯颜力争的奏对，也就够了。慈禧太后对他那句“臣等不敢奉诏”的话，深为不悦，转念想一想自己的处置，亦未免操切，同时也想到沈桂芬的谨慎柔顺，毕竟得力，因而回心转意，接纳宝鋆的直谏，收回了沈桂芬外放的成命。

　　天意虽回，而何以突然起此波澜的原因，不能不考查。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而贬为边省疆吏，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视作是失宠的明显迹象，而惶恐的又不止于沈桂芬，在熟悉政局的人看，将要倒霉的，亦不止于沈桂芬。

　　因此，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祥之兆，触目惊心的，至少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董恂；一个是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礼部左侍郎王文韶；还有一个就是身为两朝帝师的左都御史翁同和。

　　※※※

　　焦灼的沈桂芬，终于盼到了翁同和。为了避人耳目，翁同和特地先送了信，将在深夜相访。他仍旧保持着雍容的神态，相形之下，反显得城府极深的沈桂芬，倒有些沉不住气的样子。宾主一揖，毫无客套地就围炉低语，谈入正题。

　　“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议论甚多。”翁同和答道，“看法都差不多，是兰荪捣的鬼。”他停了一下又说：“王夔石进军机，早就有人不服气了。”

　　王文韶这年二月进军机，是顶前一年九月丁忧的李鸿藻的缺。军机处除了恭王领头以外，大军机两满两汉，两汉一南一北，势均力敌。李鸿藻开缺，应该补个北方人才合成例，那知沈桂芬引进了他的乡试门生，籍隶浙江仁和的王文韶，打破了南北的均势，无怪乎遭李鸿藻一系之忌。这一层，沈桂芬也知道，但是，他不相信李鸿藻“捣鬼”。

　　“兰荪究不失为正人君子。而且他起复也还早，用不着在这时候就撵我出军机。”沈桂芬说，“就算我出军机，他也补不上，反便宜了别人。”

　　“是的。”翁同和点点头，“外面的浮议，究竟搔不着痒处。

　　照我看，恐怕还是‘高密’的暗箭。”

　　“高密”隐着“仲华”二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封高密侯，而邓禹字仲华，跟荣禄的号相同，翁同和的看法，与沈桂芬的怀疑，亦正相同。

　　“着！”沈桂芬拍着膝盖说：“除他以外，别人不会起此恶毒念头，就有此恶念，亦无法进言。”

　　“不过，”翁同和忽又改口，“也只是悬测之词，究竟不足为凭。”

　　“不然！”沈桂芬打断了他的话，却又迟疑了好一会才开口：“叔平，你能不能助我一臂？”

　　“是何言？”翁同和说，“只愁力薄，不能为公之助。”

　　“此事非劳鼎力不可，他人无用。”沈桂芬放低了声音，“你跟‘高密’是换帖弟兄，可共机密。”

　　翁同和有些发愣，他充分了解沈桂芬的言外之意，是要他到荣禄那里去做一次“探子”。这个要求颇出他的意外，但仔细想一想，易地而处，自己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确是个“舍我其谁”，别人干不了的任务。

　　“叔平，”沈桂芬转而言他：“照理说，你早该进军机了，不过你是帝师，身分尊贵，我不便保举，一则，我不配当你的举主，再则，我怕别人说我引你为重。你是最明白不过的人，两蒙其害，何苦乃尔？不过……，”他停了一会，忽然说了句：“桑白齐老病侵寻，干不长了。”

　　这是开出来一个条件，如果翁同和肯替他效这番力，那么，桑春荣一旦开了刑部尚书的缺，他就会保荐翁同和继任。

　　这一番话不能不令人动心，左都御史与刑部尚书，虽同为“八卿”，但尚书毕竟不同。而且左都御史虽号称“台长”，其实柏台森森，尽皆傲然兀立，那些“都老爷”，数谁都不是肯帖然听命的，远不如六部尚书，司官抱牍上堂，诺诺连声来得够威风，有作为。

　　于是他说：“同舟共济，我自不惮此行，但有什么成就，却不敢说。”

　　“偏劳，偏劳！”沈桂芬连连拱手，“此事还望缜密。”

　　“缜密”两字是说来安翁同和的心的。在南北党争中，翁同和亲南而保持着近乎超然的态度，这一点他很重视，所以沈桂芬的“缜密”，实在是暗示着支持他的表面超然的态度，好让他消除顾虑。

　　是经过仔细盘算，扣准了时间去的，去时正当荣禄在明如白昼的煤气灯下，举杯陶然的时候。彼此换帖弟兄，自是不须禀报，便被引到席前，当荣禄起身迎接时，听差已经另添一副杯筷，在等待翁同和入座了。

　　“沈经笙真不是人！”一进门就满面气恼的翁同和，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发泄，一坐下来就愤愤地说，“我跟他要绝交！”

　　“怎么？”荣禄颇为诧异，“何以气成这个样子？”

　　“他跟人说，我想进军机，所以巴不得他出京，小人之心如此，岂不可恨？”

　　荣禄对他是持着戒心的，所以这番愤激之言，在将信将疑之间，只解劝着说：“算了，算了！沈经笙的度量，谁不知道。‘宰相肚里好撑船’，他这个宰相……。”荣禄笑笑举杯。

　　“仲华！”翁同和正色说道：“你不可掉以轻心！从先帝初崩那晚上，你动了枢笔，沈经笙就拿你恨入切骨。外放贵州，他跟人表示，说是出于你的主谋，非报此仇不可。你不能不防！”

　　荣禄报以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微笑，同时也只有再度举杯，来掩饰他的略有些尴尬的神色。

　　“最近有首好诗，传诵一时，你听人说过了没有，吴圭庵的《小姑叹》？”

　　“没有听说。”荣禄答道，“吴圭庵在兰荪那里见过两面，不熟。再说，我也不是可以跟人谈诗的人。”

　　于是翁同和用清朗的声音念道：“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深潭不见底，柔蕤故为妍。”

　　“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荣禄笑道：“形容绝妙！沈经笙在西太后面前，就是那副宛转承欢的样子。”

　　“想不到碰那么大一个钉子！”翁同和忽然拍手嘻笑：“几时见着圭庵，倒要劝他另写新篇《小姑哀》！”说完，笑声更大了。

　　这番做作骗倒了已有酒意的荣禄。他跟翁同和相交这五六年，从未见有如此忘形失态，可见得他是恨极了沈桂芬，所以才有这样声容两俱刻薄的调侃。

　　这一念之转，使他撤除了对翁同和的藩篱，觉得依旧可共腹心，“叔平，跟你说实话吧，倒不是我对沈经笙，有‘卿不死，孤不能安’之感，他引进王夔石，遭人大忌。上头也怕他党羽太盛，搞成尾大不掉之局，想设法裁抑。如果仍旧在朝，不能无缘无故撵他出军机。那天西太后召见，提到这件事，我说了句‘黎培敬不是内召？’还来不及往下说，西太后就摇摇手，不让我再往下说。说真的，第二天的面谕，连我也觉得意外。”

　　显然的，荣禄还有些言不由衷。这也难怪他，即令至交，总也不能自道如何暗箭伤人？反正真相已明，他怎么说也不必听，要听的是这一句话：“遭人大忌”之“人”是谁？

　　“王夔石原非大器，沈经笙的援引，确是出于私心。”翁同和说，“且不说兰荪，就是他们浙江人，也有许多不服的。”

　　这是试探。如果忌沈的人是李鸿藻，荣禄当然要为他辩白。然而做主人的却无表示，只说了句：“但愿王夔石不出乱子，出了乱子，准是‘小鬼跌金刚’！”

　　“小鬼”何指？翁同和想不明白，“这是怎么说？”他问。

　　“同治三年，免办军需报销一案的来龙去脉，你不知道？”

　　“那不是出于倭艮翁的奏请吗？”

　　“倭艮翁是因人成事。王夔石那时在户部。”

　　王文韶那时在户部当司官，年纪还轻，不曾染上如今一味圆融的浮滑习气。平日亦颇留意公事，深恐一旦洪杨平定，办军需报销时，户、兵两部书办多方勒索骚扰，各地将领为填此辈贪壑，势必苛征暴敛，苦了百姓，甚非大乱之后，与民休息之道。因此，便草拟了一个免办军需报销的条陈，预备呈给堂官。

　　这是绝人财路的“缺德”行为，便有同官劝他不可多事，王文韶为危言所动，果然搁置了下来。而户、兵两部的书办，实际上也已经有了行动。

　　当同治三年春天，李鸿章克复常州，洪秀全病殁，太平天国之亡，已指日待。户、兵两部书办，认为快要发财了，于是相约密议，决定派人到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各地，与各领一军的将官接头，谈判包办军需报销的条件。这得花两笔钱，一笔是照例的“部费”，奉命专征的大将都得要花，那怕是圣眷优隆，生平蒙“十三异数”，为高宗私生子的福康安，都无例外。

　　另外一笔是办报销的费用。军需报销在乾隆年间颁过一本“则例”，那一项可报，那一项不可报，写得明明白白，本来不算难办，难就难在收支必须与底案相符，不然就要被“驳”。事隔十几年，经手的人不知换过多少，那里弄得清楚？因此部里书办与各省佐杂小吏协议，由京里派人就地查阅藩、厘、关、盐四库底案，代为办理，笔墨纸张，伙食薪水所需，一概由部里书办代垫，将来算部费的时候，一起归垫。

　　当江宁报捷时，这笔垫款已用了好几万银子下去。而恭王与大学士管部的倭仁，却已有了密议，等论功行赏告一段落，开始筹议善后事宜的当儿，突然有一天下午，倭仁约集户部六堂官，同时到部。一到就征召得力的司官，将已外放湖南道员的王文韶所草拟的那份节略取了来。象宋朝翰林学士草制“锁院”那样，下令闭门上锁，断绝交通，然后分派职司，拟奏的拟奏，眷录的眷录，用印的用印。忙到三更时分，诸事就绪，倭仁就携着请免办军需报销的奏折，由户部入朝，等恭王一到，递牌子请见。两宫太后同声称善，立刻拟旨分行，以四百里加紧寄谕各省。户、兵两部，以及后来也插一脚的工部书办，美梦成空，还赔了一笔巨款，竟有相拥痛哭的。

　　等把这段经过说明白，荣禄的话，也就容易懂了，“小鬼”是指部里的书办，推原论始，当初王文韶的创议，断了此辈的财路，所以没有一个不是拿他恨得牙痒痒地。如果王文韶出了纰漏，“小鬼”自然要“跌金刚”。

　　翁同和当然希望他“跌例”，才有进军机的机会。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所以不去多转念头，说些闭话，告辞而去。

　　宝鋆也跟荣禄不和，倒不是私怨，只是为了派系不同，一个是恭王的“弄臣”，一个是醇王的“大将”。两王手足参商，于是宝鋆把荣禄也看作眼中钉了。

　　“经笙，我一定想办法替你出气。不过，‘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还没有机会。”宝鋆很恳切的相劝：“你千万忍耐，打蛇要打在七寸上，打草惊蛇，留神反噬。”

　　所谓“机会”，是要抓着荣禄的错处，连醇王都无法袒护他，才能“打在七寸上”。然而这个机会，一时不可能有的，因为荣禄腰上生了个疮，请的德国大夫，开刀割治，流了好些血，家居养疴，不问公事，那里来的错处？

　　荣禄请了两个月的假，但中途不能不销假视事。这年京畿大旱，灾象已成，因而人心浮动，谣言甚多，说某月某日，某地某村要起事，跟山东、河南的白莲教已经有约，克期入京，不但口头传说，甚至九城城门上都贴出揭帖。荣禄是步兵统领，负责京师治安，当然要力疾从公，亲自弹压。

　　销假的折子递了上去，两宫太后立即召见，问了他的病情，慈禧太后说道：“京里人心不定，怕匪徒生变，我想调李鸿章的北洋淮军来把守京城，你看怎么样？”

　　这个念头起不得！荣禄心想，九城百姓一看调北洋淮军入卫，必定大起恐慌，而淮军的纪律又极坏，骚扰地方，反倒激出变乱，无事变成有事，岂非庸人自扰？

　　由于深受宠信的缘故，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一向不甚有顾忌，“回两位皇太后的话，”他扬着头说：“奴才职司地面，九城内外，都派得有侦探，如果匪徒想捣乱，奴才不能一点不知道。目前流言虽多，实在无事，如果调淮军进京，显得慌张，人心更加浮动。千万请宽圣怀，出以镇定。”

　　“真的没有那些个匪徒勾结白莲教，想造反的事？”

　　“奴才怎么敢说瞎话，上欺两位皇太后？”

　　“既然这个样，自然一动不如一静。”

　　等退出养心殿，荣禄心里在想，亏得自己早销了假，得以及时谏阻，倘若上谕一下，兵马调动，那时再想办法来挽回，就要大费手脚了。

　　正这样自庆得计之时，听见有人在喊：“荣大人，荣大人！”

　　回头一看，是个仪表魁伟的太监。荣禄不由得便伸手去捏荷包，看带着什么新奇珍贵的玩物，好结交这个由替慈禧太后梳头而取代了安德海当年的地位的李莲英。

　　“怎么着！”荣禄站住脚说：“我病了一个多月，你也不去看看我！”

　　“天在上头，”李莲英一面请安，一面用手向上一指，“不知道起了多少回心，想去看荣大人，总是那么不凑巧，到时候，上头有事交代，去不成了。那天西佛爷还说来着：荣某人长个疮，怎么让洋人去治？还动刀什么的，真教人不放心！我当时就跟西佛爷讨差使，要去看你老，谁知道还是不成，内务府有个交涉，非我去办不了。”

　　“心到了就行了。多谢你惦着。”

　　“荣大人！”李莲英的神态，说变就变，变得关切而忧形于色，“你今天捅了漏子了！调北洋人马进京把守，是七爷的主意。”

　　荣禄大惊失色，出宫赶紧打听，果不其然，谣言是“老五太爷”的小儿子，贝子奕谟面奏慈禧太后的。问到处置的办法，奕谟在堂弟兄中，跟醇王的感情最好，因而建议两宫召见醇王，垂询弭患的方略。

　　醇王方在壮年，四载闲居，静极思动，面奏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他调遣，慈禧太后的意思已经活动，醇王正兴冲冲地在跟李鸿章写信了。

　　“坏了，坏了！”荣禄顿着脚对他妻子说：“七爷办这样的大事，怎么也不跟我先商量商量！”

　　“你倒也别怪七爷。”荣禄夫人说，“他是因为你正病着，不愿意让你操心。我看，你赶快去一趟吧！”

　　除此以外，别无善策。荣禄赶往太平湖醇王府，打算解释赔罪，一到就知道不妙。极熟的客，本来不须通报的，门上将他拦住了，说醇王有交代，什么客来，都得先问一问他，见与不见？

　　等把名帖投了进去，门上很快地有了回话：“不见！”而且连名帖都不肯收。

　　这几乎是绝交的表示，荣禄心里不止于难过，而且害怕。他的靠山就是醇王，此外可为奥援的，只有一个李鸿藻，而李鸿藻守制家居，无可得力，如今再得罪了醇王，益发孤立无援。虽说深得慈禧太后赏识，但一半是醇王揄扬之功，“赵孟能贵，赵孟能贱”，醇王夫妇经常入宫，得便说两句坏话，圣眷立刻可衰。

　　得找个人疏通！他这样在打算，但要等醇王的气忿稍平，才能进言，眼前只有委屈自己。一次不见，第二次再去，谁知三番五次饱尝闭门羹，而荣禄并不气馁，他在想：大年初一去拜年，醇王还能挡驾吗？

　　等不到过年，腊月二十七，就挨了宝鋆和沈桂芬的一闷棍！

　　有个“黄带子”叫宝廷，字竹坡，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同治七年的翰林，是八旗中的名士，响当当的“清流”，年底下看见小民生计艰难，流言四起，民心浮动，伤时感事，上了一道奏折，谏劝六事：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

　　从穆宗崩逝，两宫太后再度垂帘，广开言路，谏劝的奏折，很少留中，而况宝廷所谏的六事，多指大臣而言，当然发交军机处议奏。

　　宝鋆一看，顿有妙悟，“经笙！”他悄悄对沈桂芬说：“机会来了！你看宝竹坡的折子，这‘专责任’一条，大有文章可做。”

　　沈桂芬约略会意，“专责任”一条中，宝廷指满大臣兼差甚繁，在这句话上面，自然可以生发出许多意思。但自己不宜说破，且先听了宝鋆的意见再作道理。

　　“论差使之繁，自然是我跟‘高密’，我减，他亦减。今天就面奏取旨，打他个措手不及。”

　　于是密议停当，同时取得了恭王的同意，决定由宝鋆自陈。

　　“跟两位皇太后回话，奴才蒙恩，赏的差使甚多，实在力不胜任，”他说，“奴才拟请懿旨，开掉国史馆总裁跟阅兵两个差使。”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点头。

　　“除了奴才，就数荣禄的差使多，奴才等公议，宜乎开掉工部尚书跟内务府大臣的差缺。”

　　慈禧太后觉得荣禄的这一缺一差，不能跟宝鋆的那两个差使相比，所以沉吟着，难以裁决。

　　“步军统领非荣禄不可。”宝鋆又说，“京畿荒旱，地面不靖，如今年近岁逼，荣禄的责任甚重。他大病初愈，精力不继，如果不开去这两个差缺，精神不能专注，对京师治安，大有关系。”

　　慈禧太后最怕的就是京城里不安靖，虽然荣禄曾面请“出以镇定”，但巡城御史几乎每日奏报，发生盗案，又何能不担心事？因而便觉得宝鋆的话，说得甚有道理。

　　“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沈桂芬也说，“好在年纪还轻，将来必蒙两位太后重用。”

　　意思是“来日方长”，尽有“加恩”的机会。慈禧太后不由得想到这一两个月以来，醇王提到荣禄，说他“贪杯，不知道爱惜身体，还要多历练”之类的话，如果这时候略微给他点教训，让他知所警惕，巴结向上，反倒是成全了他。于是她的念头转定了，侧脸问道：“姐姐，你看怎么样啊？”

　　慈安太后自从穆宗享年不永，嘉顺皇后殉节，摧肝裂胆般哀痛之余，有万念俱灰之感，同时看到慈禧太后凡所措施，尊重清议，能纳忠谏，有努力补过的模样，便越发觉得可以不管，所以此时答说：“你瞧着办吧！”

　　“那，”慈禧太后便吩咐：“写旨来看。”

　　如何承旨，也是预先商量过的，怕泄漏消息，不教军机章京经手，在宝鋆递了眼色以后，王文韶先磕个头，然后起身俯首，倒退数步，转身出殿。

　　出殿找太监休息之处，取张白笺，从靴页子里抽出水笔，一挥而就，进殿呈上御案。看他写的是：

　　“宝鋆，荣禄差务较繁，宝鋆着开去国史馆总裁、阅兵大臣差使；荣禄着开去工部尚书缺，并开去总管内务府大臣差使。”

　　“就这么写吗？”慈禧太后发出疑问，言下是嫌太简略了。

　　“两位皇太后明鉴，”宝鋆答奏：“以奴才愚见，觉得这样子写，反倒得体。用人之柄，操之于上，开去差缺，无须宣示缘故。”

　　“对荣禄，似乎该有几句勉励他的话。”

　　“那倒象是有意贬斥了。”宝鋆是犯颜力争的神情，“荣禄是可造之材，务求两位皇太后成全，给他留个面子。”

　　慈禧太后再精明，架不住他们伙同簸弄，于是这道上谕，当天就见了邸抄。

　　这个年，荣禄就过得不是味道了。不过他很聪明，照样具折谢恩，照样一家家去拜年，拜到太平湖，终于见着了醇王。

　　醇王毕竟是忠厚的底子，已知道内幕，对于他的凭空丢官，颇有“我不杀伯仁”之感，所以不等他磕完头，就拉着他的手说：“仲华，仲华，年下内廷的差使多，我没有来得及给你去道恼。”

　　“七爷，”荣禄有意装作不解，“我没有烦恼啊！”

　　“好了！好了！别这么跟我装蒜，更教我心里不好过。你来！”

　　醇王传话给门上，凡是访客，一律挡驾，为的留荣禄深谈。在千本红白梅围绕的“寒香馆”置酒款客，酒入愁肠，荣禄的牢骚到底忍不住了。

　　“别的都还罢了，最教人忍不下的，是上谕上不说原因，有意要引人猜疑。听说宝公还替我跟上头讨情，这不是猫哭耗子吗？”

　　“仲华，事情怕还没有完，”醇王提出忠告：“你还得当心。”

　　“七爷听说了什么？”

　　“我如今不问外事，没有听人说什么来着。”醇王答道：

　　“我只是这么在替你担心。”

　　荣禄冷笑：“就冲七爷的面子，他们也不能赶尽杀绝吧？”

　　这话的分量不轻，是怨醇王不能加以庇护的怨言。但醇王有醇王的难处，好不容易有个出来带兵的机会，却让荣禄在无意中打消，虽不算碰钉子，到底落了个痕迹，如果再有所建言，或者为荣禄不平，势必更引起恭王一系的警惕防备。自己此刻等于无拳无勇，而身分又非昔比，一言一动，得要格外小心，才能长保尊荣。因而对于荣禄的怨言，唯有报以苦笑。

　　“翁叔平常到七爷这儿来吧？”

　　翁同和是当今小皇帝启蒙的师傅，跟醇王犹如民间的东家与西席，自然常有往来。对于毓庆宫的事务，他亦常在侧面干预，例如翁同和不教小皇帝学行楷，就是醇王所特地关照的。这原是不必问的事，所以醇王只当他是没话找话，答与不答都无关紧要。不过听见荣禄提起，倒触动了他藏之心中已久的一个疑团，便答非所问地说：“你跟翁叔平是换帖弟兄，听说交情大不如前，有这话吗？”

　　这一问引发了荣禄无穷的愤懑，然而他不肯在醇王面前说实话。因为他的摆布沈桂芬，不宜说给醇王听，只好忍了又忍，才淡淡地答道：“我仍旧视他如兄，是他跟我疏远了。”

　　“这也难怪，他跟沈经笙一走得近，跟你自然要疏远。这个人，”醇王停了一下再说，“还算是谨饬君子。”

　　从这句话中可以想见，翁同和骗自己说真话的情形，不曾跟醇王说过。彼此都做了小人，都有难言之隐，只是自己是吃了哑巴亏，却不知翁同和出卖换帖弟兄，又会有些什么好处？

　　翁同和的“好处”是沈桂芬诺言的兑现。刑部尚书桑春荣一再辞官，朝廷一再慰留，到了光绪五年开印以后，桑春荣又“乞骸骨”，这一次准了，朝命以左都御史翁同和，调补为刑部尚书。同时，王文韶的军机大臣，去掉了“学习”字样，这证明了吴圭庵写那首《小姑叹》，体会极深。沈桂芬以清介之节行柔媚之道，如果不为慈禧太后所欣赏，那就再没有人能邀“圣眷”了。

　　不久，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永远奉安，安葬惠陵，两宫太后定在三月二十一启銮。起驾以前，有件大事要裁定：派定留京办事大臣。

　　历来的规矩，天子巡狩，必以太子监国，留守根本之地。清朝自康熙以后，不建东宫，所以这时惇王以亲贵之长，特膺重任。另外派了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全庆、户部尚书董恂、步军统领荣禄留京办事。全庆和董恂，都在七旬开外，派此差使，是体恤老臣，免了他们的跋涉之劳，荣禄负责京城治安，亦该留守，原都不足为奇，但上谕措词，仿佛贬低了荣禄的身分，说的是：

　　“惇亲王、全庆、董恂三人，分日轮班，在内值宿，不值宿者，申刻散值。荣禄每日进内办事后，毋庸值宿，午刻先行散值。”

　　相形之下，荣禄比全庆和董恂便低了一筹，象军机章京之于军机大臣，不过供驱遣使令而已。

　　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打击手段，与年底那道不说理由开去荣禄一缺一差的上谕，异曲同工而相得益彰，荣禄失宠已是彰明较著了。

　　※※※

　　穆宗和嘉顺皇后的大葬典礼，定在三月二十六。两宫太后和皇帝定三月二十一启銮，除了随扈王公大臣以外，送葬的百官，都先期动身，官越小的走得越早。

　　小官中有个吏部稽勋司的主事吴可读，却是京朝的老名士，他字柳堂，甘肃兰州人，道光三十年的进士。未成名以前，不修边幅，倜傥自喜，到京会试的举人，有钱的住客栈，没有钱的住会馆，爱清静的住庙，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便于下帷读书，“临阵磨枪”。只有吴可读与众不同，住在陕西巷一家“清吟小班”，所眷的一个姑娘，叫做翠花，貌仅中姿，略解诗书，而谈吐颇不俗，一片红粉怜才的念头，溢于言表。吴可读是个极有至性的人，动到情感，一往不复，万死难回，认定翠花是个风尘知己，眼皮供养，心坎温存，日日伺候妆台。翠花的一颦一笑，莫不有半天好思量，把个考篮丢在墙角，积得好厚的灰尘。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吴大嫖。

　　这年是道光二十七年，春闱榜发，吴大嫖落第。翠花为他哭了一场，吴可读倒觉得她这一副眼泪可贵，不下于金殿胪歌。因此，以兰州道远，不如在京读书作为托词，依然迷恋京华。会试落第，留京读书，准备下一科会试吐气扬眉，原是最好的打算，但大家对吴大嫖的动机，就不免有所猜疑了。

　　几个月下来，证明吴可读根本未作卷土重来之计，这就有师长亲友要干预了。有个朝中大老，是他乡试的“座师”，派人将他找了来，顾全他的面子，不说破他志气消沉在温柔乡中，只说九陌红尘，纷移心志，要读书宜在静僻古庙，劝他住到广安门外的“九天庙”去。九天庙是关中会馆的公产，住在那里，不必花费房租。这倒是小事，主要的是老师的话，出于爱人以德的好意，无法驳回，吴可读只好从翠花的香巢，搬到香火冷落的九天庙，打算着好好用一番功。

　　那知第一天择席，第二天念旧，第三天就害起相思病。勃然而起，仍旧搬回陕西巷去住。

　　姐儿爱才，无奈敌不过“鸨儿爱钞”，到床头金尽，翠花的脸色，也就不大好看了。到了后来，竟致衣食不继，不能不找同乡去“告帮”。

　　“救急容易救穷难，何况你的难处是自己找的。我们当然念着同乡的情分，但怕有些不明内情的人，未免多疑。”他的同乡便劝他仍旧回九天庙住，并表示这是帮助他的一个条件。

　　吴可读无奈，只得依从。当时恰好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重新由余三胜掌班，大事振兴，便有人拿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说是：“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

　　吴可读再放诞豁达，也不能无惭，想想年逾不惑，功名未立，有负老母的殷望，不可为人！因而在九天庙中，好好用了一年多的功。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会试，中了进士，虽不曾点翰林，也没有“榜下即用”去当知县，不好不坏做了部员，抽签分发到刑部当主事。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破京，吴可读的老娘正在病中，受惊不起，吴可读丁忧守制，主讲兰州兰山书院。服尽起复，调升为吏部郎中，以后又考上了御史，因为参劾一个满洲武将，引起极大的风波，几乎性命不保。

　　这个满洲人叫成禄，官居乌鲁木齐提督，诬良为逆，虐杀无辜，而居然虚报战功，说打了一场大胜仗。总司西征大任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上奏严劾。而吴可读亦接到同乡字字血泪的来信，悲愤莫名，奏劾成禄的罪名，“有可斩者十，不可斩者五。”于是成禄被“革职拿问”。

　　先议的是斩立决。但成禄神通广大，力足以回天。军机先替他讲话，穆宗亦加以庇护，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这中间便有回护的余地了。秋审勾决，自可不勾，然后再找个机会，譬如皇帝大婚加恩，便可减刑，甚至释放。总之，这一“候”，成禄的脑袋就保住了。

　　吴可读愤不可言，上疏力争，措词中大发戆劲，说是“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穆宗大怒，认为吴可读欺他年幼，所以才敢如此顶撞，非要他的脑袋不可。

　　两宫太后知道吴可读不错，而且杀言官是亡国之象，所以再三苦劝。无奈皇帝也跟吴可读一样，发了戆劲，竟连慈安太后的话都不肯听。

　　于是醇王出面来替皇帝出气。这天六部九卿复议成禄的罪名，奏稿都已斟酌妥当，而醇王忽然驾到，一到就取出一通奏稿，请人高声宣读，征求同意。

　　一听之下，无不愕然，醇王的意思是要治吴可读的罪。在座的人都以为不可，唯一的例外是刑部尚书桑春荣。

　　“王爷大，中堂小，我追随王爷。”说完，他奋笔疾书，在醇王的奏稿上署了名。

　　刑部尚书如此，还有什么可议的？于是照醇王的复奏，吴可读跟成禄一样，也被“革职拿问”了。

　　三法司会审，刑部希承上意，办了吴可读的死罪。向来的规矩，定死罪须“全堂阕诺”，缺一不可。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计十三位堂官，一个个在奏稿上画行，画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

　　吴可读就因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保住了性命，改为充军的罪名。这一来，他的直声不仅动天下，而且“惊鬼神”。他跟吴观礼、陈宝琛、张佩纶喜欢搞扶乩的玩意，常临坛的是乾隆年间的一个诗人，名叫吴泰来，在吴可读获罪以后，临坛做了一首五言排律，题目叫做《赠柳堂二十韵》，传诵一时的警句是：“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都道尽了吴可读的风骨气概。

　　此外还有好些铿锵可诵的好句：“道心娱白石，噩梦到青銮。杜宇三春雨，苍梧一夕澜。出山非小草，不死是猗兰”。但语意迷离晦涩，仙家玄机，难以索解，只是着重吴可读的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出山非小草”这一句，期以远大，不但许以复起，复起还颇有一番事业。因此，在朱佩纶家“围炉话别”时，慷慨多于哀伤，相期京华重聚，还要尽一番匡助中兴的心力。

　　吴可读回到家乡，依然主讲兰山书院。不久穆宗龙驭上宾，慈禧太后锐意更新，因为建言获罪的官员，都宽免了处分，吴可读也起复了，箫然骑骡入京，授官为吏部稽勋司主事。

　　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惓惓忠爱，不以穆宗曾要杀他而稍减、反倒因为慈禧太后不为穆宗立嗣而深怀隐忧，当时便拟就一道奏折，想有所谏劝。

　　“立言贵乎有用。”有人这样劝阻，“被罪之臣，冒昧出此，必有人误解你的本心，说的话再有道理，不容易为人接纳。而且这时候情形纷乱，流言甚多，你所引用的时事，不尽确实，不如看看再说。只要此心不改，总有建言的机会。”

　　吴可读觉得这话说得有理，便打消了原议。只是五年以来，耿耿寸心，始终未改，大葬有期，他便打定了主意，当面请求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鋆，派他为“随扈行礼官员”。

　　这个长途跋涉的差使，有人怕辛苦不愿意去，也有人因为可领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抢着要去。吴可读的境况不好，所以都以为他要这个差使，是为了那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无足为奇。

　　动身之时，他的神态毫无异样，还跟他的妻儿说，在惠陵行完了礼，预备顺道一游蓟州的盘山，总得比别人晚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京。

　　一到他就在蓟州以东三十里路，马伸桥地方的三义庙，租了间房住下。三义庙奉祀的是刘、关、张，与佛菩萨无关，庙里住的是道士，他跟住持周老道交成了朋友，约定山陵大事完毕，再到庙里来盘桓。

　　三月底，两宫太后、皇帝、随扈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都已回到京里。吴可读则到三义庙践约，白天跟周老道闲谈，晚上关起门写奏折，写完又给他儿子吴之桓写信，是遗书，吴可读早就定下了死谏的主意。

　　闰三月初五五更天，诸事料理已毕，遗疏置在怀中，遗书三封，一封给他儿子；一封给周老道，托他料埋身后；一封给蓟州知州，说明以死建言的本心，拜托代递遗折，连同四十多两银子，一起放在枕头下面。然后在粉墙上题了一首绝命诗：

　　“回头六十八年事，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题完上吊，谁知绳子断了不曾死。乃改以服毒而死。

　　到得第二天一早，三义庙的周老道，发觉变故，通知地保，进城禀报。蓟州知州刘枝彦跟吴可读是熟人，得报嗟叹不绝，即刻下乡相验，只见死者衣冠整齐地直挺挺躺在板床上。拆阅遗书，吴可读对自己的后事，已经有了安排，托周老道买棺木盛殓，在惠陵附近买一块地安葬。给刘枝彦的信，是托他将遗折专送吏部代奏。吴可读死前已非言官，司官亦不能径自上奏，必须请本部堂官代递。

　　遗折是封好在一个木匣中，藏在身上，无法开启，所以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但给他儿子的信，不妨拆开来看，参详文意，遗折所陈，必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刘枝彦心里琢磨，遗折上去，说不定会得罪，他要葬在惠陵附近，依恋先帝于泉下的志愿，或许难以达成。相交一场，对他最后一件大事，不能不尽一点心。因此，依照他的遗志，督饬周老道买棺成殓，然后在惠陵范围以外，觅地安葬。尽两日工夫，料理完毕，才具禀呈报顺天府。

　　京里是在闰三月初十就得到了消息。以吴可读的为人，决不会无故轻生，又听说有遗折一件，便越发关心，不知是有冤抑要诉，还是以死建言？吏部尚书灵桂、万青藜，以及大学士管部的宝鋆，更为紧张，知道吴可读为人戆直，怕遗折中有什么大干忌讳的话，触怒了慈禧太后，连带遭受处分。

　　等接到顺天府的咨呈，宝鋆等人，大为踌躇，因为这时候从深知吴可读抱负的人的口中，以及给他儿子的遗书中，所说的“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起舞，不能自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这些话来看，可知必是为穆宗立嗣继统一事，有所争谏。而这件事正是慈禧太后用心难测，不言为妙的太忌讳。

　　万青藜是反对代奏的，“照历来的规矩，司员请代递折件，要堂官公同阅看，并无违悖的话，方得代奏。”他说，“吴柳堂的遗折，也要看了再说。”

　　这是宗社大事，非小臣所宜议论，而且以吴可读的性情，竟然不惜一死，措词自然激烈，只要打开来一看，就决不能进呈了。宝鋆等人虽然怕慈禧太后，但清议亦不可不畏，忠臣尸谏而壅于上闻，言官参奏一本，也是吃不消的，所以对万青藜的话，都不知如何作答。

　　其中有个例外，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这时是吏部左侍郎，感于吴可读对穆宗的忠爱，当然要替他说话。

　　“不然！”他一开口就驳万青藜，“司员请代递折件，须公同阅看的成例，如今用不上。‘公同阅看’者，是当着这个司员一同看，吴柳堂已经不在人世，就谈不到“公同’两字。而况，这是密折，连军机都不可以擅自拆阅。唯有原样封进，才是正办。”

　　“倘或其中有违悖之词，文翁，”万青藜警告着，“你我的干系不轻！”

　　“既然不能擅自拆阅，毫不知情，何来干系？”

　　尽管崇绮振振有词，但一中堂、六堂官除他以外，别人多少不免顾虑，怕“慈圣”震怒以外，还会使醇王难堪。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谈到为穆宗立嗣，便须牵涉到“今上”，也就会牵涉到若干年后可能成为“太上皇帝”的醇王。

　　因此，反复辩诘，并无结论，七个人中举足重轻的，自然是宝鋆。他是崇绮点状元那一科的会试总裁，所以崇绮口口声声“老师”，希望他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宝鋆虽不怕得罪醇王，却决不敢激怒慈禧太后，因而只好采取拖延的态度，决定听一听清议再说。

　　清议操纵在“清流”手里。清流隐然奉李鸿藻为宗主，而以“翰林四谏”为中坚。“四谏”的说法不一，一说是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张之洞；一说有陈宝琛、邓承修而没有黄体芳与张之洞，但广东惠阳籍的邓承修不是翰林，他跟李慈铭一样，以举人而捐官为主事，早经考上御史，搏击不避权贵，由于字铁香，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做“铁汉”。

　　除了邓“铁汉”，锋芒毕露的就是张佩纶，最近他正跟邓承修在参工部尚书贺寿慈，弹章数上，贺寿慈已奉严旨切责，工部尚书快当不成了。正在兴头的当儿，忽然接到吴可读自尽的噩耗，且不说故人情重，仅仅是“尸谏”二字，便令人兴起无限悲壮激越之思。同为清流，自然要声援表扬，因而把贺寿慈的参案，暂且摆了下来，全神贯注在吏部，要看他们如何处理吴可读的遗折。

　　“不能再拖了！”沈桂芬劝宝鋆，“清流算是找到了一个好题目，这篇文章会做得很热闹。佩公，错中流矢犯不着！”

　　“喔，”宝鋆问道，“他们那篇文章预备怎么做？”

　　“第一，预备在文昌馆设祭招魂，你看吧，不知有多少情文并茂的挽联！”沈桂芬扳着手指又说：“第二，预备仿杨椒山的例子，以吴柳堂在南横街的住宅，改建为祠堂，听说还预备奏请拿蓟州的三义庙，也改为祠堂。这样大张旗鼓在搞，佩公，吴柳堂的遗折，怎么压得下来？”

　　听得这番劝告，宝鋆不再犹豫了，写折奏报，照崇绮的说法来措词：“臣等查司员呈递代奏折件，向由该堂官等公同阅看，查无违悖字样，始行具奏。今臣部派往随同行礼主事吴可读，业已服毒身死，且系自行封存折件，遗嘱恳请代奏，有无违悖字样，臣等既未便拆阅，又不敢壅于上闻，谨将原封奏折，恭呈御览。”

　　呈上慈禧太后，她不自觉地起了悚然敬慎之心。大臣的遗疏，她看得太多了，有些是口授一两句话，后人敷衍成文，有些根本是出于门生故旧的自作主张，与死者无干。只是吴可读的这个折子，字字亲笔，也就是字字腑肺之言，为了表明忠爱的心迹，不惜以死明志，实在也很可怜了。

　　由于这一念矜悯，她心里便有了接纳“违悖字样”的准备，很仔细地用象牙裁纸刀拆开了封皮，取出内文，铺在桌上，用手将折痕展平，同时命宫女添了一枝儿臂般粗的巨烛，以便细看这个遗折。

　　打开吴可读的遗折，纵目先看字迹，是不脱名士派头的淡墨所书。从头细读，事由直揭全文主旨：“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读到这里，慈禧太后先就松了一口气。

　　她怕听的一句话是：何以不为穆宗立嗣？此即是质问：帝位何以传侄而不传孙？这就会牵出两点无从辩解的私意：第一是为穆宗立嗣，接承大统，则她的身分就是太皇太后而非太后，不便再度垂帘；第二，穆宗的堂弟不一，何以偏偏选中她的嫡亲内侄？如今看吴可读的本意，“预定大统之归”，是论将来，不是谈眼前，那就可以放心了。

　　但是，看下去也有些话是刺心的：“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不免困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穆宗崩逝，以醇王之子入承大统，当时根据潘祖荫、翁同和所拟的懿旨，明定“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继嗣同时继统，吴可读已经明了此意，何以又以为不然？

　　于是，她对下面的那段文字，看得特别仔细。吴可读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宋初宰相，违背杜太后生前预定的大位继承次序：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太祖长子，而拥护太宗传子。一个是明朝景德年间，大学士王直表示赞成景帝将他的已立为太子的胞侄见深废掉，改立他自己的儿子见济为太子，而见深之立，出于孙太后的手诏。吴可读的意思是，今日虽有太后之命，却作不得准，象见深那样，“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因而提出建议：“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一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我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

　　到此就不须再看了。慈禧太后对看臣工折件，已经非常精明，吴可读这洋洋洒洒近两千言的一篇文章，只是为了发挥“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八个字。在她的感觉中，话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有自己在世一天，便能绝对控制局面，即令有“异言”出现的迹象，也随时可以采取预防的手段。吴可读拿自己跟宋朝的杜太后和明朝的孙太后来相提并论，是可笑的，但也怪不得他。

　　使她感动而困惑的是，世界上真有这么傻的人！为了几十年后亦不一定可能发生的“纷纭”，不惜赔上自己的性命，来表示他的远见不是杞忧，希望朝廷重视。何以为人谋如此之深，为己谋如此之拙？

　　嗟叹良久，回头再来考虑这个折子的处置办法。在这方面，她的思路格外敏锐，虽觉吴可读的奏谏，迹近庸人自扰，但言路今非昔比，而以死建言，又是骨鲠之士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清议的激动，可想而知，所以处置必须慎重。否则，小小的一个涟漪会引起险恶的波澜。

　　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便想到了慈安太后。她已不大管事，而这件事非拉她一起管不可！因为吴可读的奏折上，虽是口口声声“两宫皇太后”，其实与慈安太后全不相干，唯其如此，必得拉她在一起，好作个挡箭牌。

　　于是她轻咳一声，刚转过脸采，想看有什么人在，而李连英已抢先一走，进入她的视界。

　　“你来！”慈禧太后说：“到‘那边’看看去！”

　　“喳！”李莲英问道，“是请东佛爷过来，还是说，主子去瞧东佛爷？”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我去吧！把这个盒子带着。”

　　“喳！”李莲英向外做个手势，示意廊上伺候的太监，预备软矫，然后极其敏捷地将摊开在桌上的那个奏折，收入黄匣，捧在手中。

源济

第四十二章

　　“这就值得一死吗？”听完慈禧太后的话，慈安太后讶然相问，“面两天我就听说，有个御史在蓟州服了毒，说有一道遗折，我还以为他有什么不白之冤，非拚命不可。谁知道是这么回事！”

　　“本来就是瞎担心。不过，总算是忠臣死谏，也怪可怜的。”

　　“是啊！”慈安太后说，“应该给他个恤典。”

　　“那是小事。”慈禧太后紧接着说，“我来跟姐姐讨主意，这个折子该怎么办呢？”

　　“这……？”这就非慈安太后所能肆应了，她想了一会说，“能不能搁下不理？吴可读的话，仿佛是指着七爷说的，一交下去，怕于他面子上不好看。”

　　慈安太后实在忠厚得近乎可怜了。慈禧太后心想，如今不必拿她作挡箭牌，倒是不妨拿她作个箭垛子，可用来表现自己的大公无私。

　　“怎么着，”慈安太后又出了个主意，“先找五爷跟六爷来，问问他们有什么好主意？”

　　这个主意也不怎么高明。如说当作“家务”来办，应该将文宗现存的四个胞弟都找了来商量，只召惇、恭，摒除醇王，倒象他该避嫌疑似的。慈安太后原来要回护醇王，而所出的主意，与本意矛盾，却不自知。这也不必说破，让她糊涂好了。

　　“跟五爷商量不出什么来，只找六爷吧！”

　　于是第二天两宫太后在漱芳斋召见恭王，赐座赐茶，作过一番家人之礼的周旋，慈禧太后谈入正题，将吴可读的遗折交了过去。

　　恭王匆匆看完，心里也象慈禧太后一样，松了一口气，当时便有了打算，这个奏折的处理，应该交付阁议，也就是诉诸公意。

　　“吴可读死得冤枉！”慈禧太后在恭王沉吟措词时，这样表明：“当初迎皇帝入宫，我们姊妹俩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很显然地，是说继嗣、继统为一事。恭王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有这样的意思，还是有意作违心之论？但不论如何，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把柄”，必得把它抓住。

　　于是他接口说道：“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是否可以宣明‘这个意思’，将吴可读的原奏，发交阁议？”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了这一句，转脸又向慈安太后征询：“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慈安太后只怕伤触醇王，但她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恭王以军机承旨的方式，亲自拟了一道上谕，奉两宫太后核可，交内阁明发：

　　“吏部奏：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邸抄一发，关心国事的，无不对“即是此意”四个字，大感兴趣。尤其是“清流”君子，觉得这四个字包涵着极深的意义在内，颇有阐发的必要。所以宝廷、黄体芳、张之洞等人，纷纷捉笔构思，各逞才华，要做一篇“定国是”的大文章。

　　当然，大多数的人只是口头议论，对于“即是此意”这句话，见仁见智，各有解释。有的说：母子到底是母子，慈禧太后当然希望将来的皇位，归她承继的孙子，所谓“妥议具奏”，就是要议出个确立不移的办法出来。而有些人则认为慈禧太后诚意可疑，“即是此意”四字，含混不清，将来不知道会出什么花样？

　　会出什么花样？莫非还能将大清的天下，归于叶赫那拉氏，这当然不可能的。因此，清议中相信前一说的居多。但是“预定大统之归”，却又格于家法，在事实上不易办到。

　　在康熙以前，是立太子的。自夺嫡的疑案发生，雍正七年曾有上谕：“建储关系宗社民生，岂可易言？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这道语意含精的谕旨，就表示建储则易起骨肉相残之祸，亲身经验，不便明言，所以说“愚人”不能知。而不建储的制度，亦就在雍正朝确立下来，累世遵行，不敢违背。

　　如今要预定大统之归，即为变相的建储，当然不行。为此，闰三月十七下的上谕，会议却一直迟迟不能举行，即由于事先的协商、折冲，煞费周章，直到月底，方始有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这个会议是由礼亲王世铎主持。礼烈亲王代善，在太宗朝以谦让成拥立之功，家风不替，世铎在亲贵中，出名的好脾气，尽管有人说他谦卑得过了分，但人缘毕竟是好的，所以才具虽无半点，居然颇得慈禧太后的重视。这一次特奉懿旨，主持这个有关宗社大计，既为国事、又为家务的会议。当然，事先的折冲协商，亦由他来奔走。

　　他所接触的都是王公大臣，都觉得这是个难题。吴可读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大清朝特重家法，高宗九降纶音，申明不建储的用意，倘或有人敢违背祖训，一定成为众矢之的，轻则丢官，重则获罪。而沈桂芬又力主安静，恭王受了他的影响，也改了想借清议来裁抑醇王的主意，所以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字：驳！

　　到了四月初一，内阁大堂，红顶花翎，不计其数，近支亲贵，无不出席，唯一的例外是醇王，告病不到。这虽在意料之中，但冷眼旁观的人，心头仍不免有异样的感觉。

　　太阳已经老高了，礼王世铎看看人已到得不少，打算开议，但他虽奉懿旨主持会议，而在礼节上须请示一个人。论公，惇王是宗人府宗令，他是宗令属下的右宗正，论私，“小房出长辈、长房出小辈”，惇王是他的叔祖，所以他不便也不敢擅专。

　　“五爷爷！”他叫得很亲热，“跟你老请示，咱们就动手吧？”

　　惇王正在抹鼻烟，一面抽搐鼻子，一面象条猎狗似地用视线搜索，望到外面，用手一指，“等等！”他说，“等敢说话的人来了再说。”

　　于是举座侧目，望着连翩而来的四个人。这四个人两俊两丑，领头的一个，身不满四尺，而须髯如戟，相貌奇古，是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跟在他身边的那个，落拓不羁，仿佛脸都不曾洗干净，是名士派头最足的国子监司业宝廷。俊的那两个，一个长身白面，双目棱棱，一个骨秀神清，翩翩少年，是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和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刚散馆授职编修的盛昱。

　　清流的风头十足，高视阔步，上得堂来，处处有人执手寒暄，就这时又有个人，瘦得象只猴子，捞起又长又大的实地纱袍子的下摆，一溜歪斜地冲了上来，惇王便说：“好了，张香涛也来了，可以开议了。”

　　于是礼王咳嗽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扬了一下，慢吞吞地说道：“这是吴可读的遗折，有没有看过的没有？”

　　吴可读的遗折，早已传诵一时，原件虽不多几人见过，抄件则几乎人手一份，因而没有人答话。

　　“想来大家都看过原件了。很好，这省了许多事。懿旨‘妥议具奏’，我拟了个复奏的稿子在这里，诸位看妥不妥？”

　　接着他命人找来一名笔帖式，拉长了声调，抑扬顿挫地念着他所拟的奏稿。

　　这篇文章做得很好，首先引用雍正七年上谕，申明不建储的家法，而建储非臣子所能参议。继统与建储，字样不同，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大统所归”，亦非臣下所能提出请求。将来皇帝亲政，当然会尊重穆宗的统系，斟酌尽善，此时不能预先拟议一定的办法。

　　第二段是说“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已包括了继统穆宗的意思在内，何须臣下再提出请求。综括这两点，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颁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议，应请毋庸置议。”

　　等那笔帖式念完，宝廷一马当先，高声说道：“驳得好，驳得痛快！不过，这不是驳吴可读的遗折，是驳上月十七的懿旨。”

　　这真是语惊四座！首先，礼王就觉得这指责太严重，气急败坏地说：“竹坡，你怎么可以这样儿说？”

　　“请教王爷，”宝廷接口质问：“懿旨交代：‘妥议具奏’，复奏说是‘毋庸置议’，这不是拿懿旨顶回去了吗？”

　　听来理由十足，礼王越发结结巴巴地，急得说不出话来。

　　“这一次的懿旨中，‘则是此意’这句话，是今天会议的紧要关键。”张之洞一开口，便知与宝廷站在一边，他摇头晃脑地又说：“‘是’者，‘是’其将大统宜归嗣子之意，‘妥议具奏’之‘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奉诏陈言，岂可出以依违两可之游词？”

　　“那么，”礼王问道：“香涛，你的意思，到底该怎么办呢？”

　　“煌煌圣谕，传之四海，‘即是此意’四个字，应有所疏解。”张之洞停了一下说：“照吴柳堂遗折的意思，今上一生皇子，就承继穆宗为嗣，继穆宗之统，这是类乎建储，有违本朝家法。如果这位皇子，长而不贤，难承大统，到那时候就更为难了！所以如何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今日正须从长计议。”

　　“这话顾虑得是。”恭王取出一张纸来：“徐、翁、潘三位，交来一件折底，大家不妨看看。”

　　徐、翁、潘是徐桐、翁同和、潘祖荫，他们以穆宗的师傅及南书房翰林，当时参与迎立当今皇帝大计的身分，公同具奏，有所主张。折底是翁同和所拟，其中最要紧的两句话是：“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意思是说：将来当今皇帝择贤而立，所立的嗣君，就承继穆宗为后。

　　这是反过来的做法，继统而继嗣，既可不违家法，又可消除张之洞所说的“长而不贤，难承大统”的顾虑。大家都认为是个好办法。

　　“不过，”礼王始终想维持他的原议，“这个稿子不必动，徐、翁、潘三位的折底，做个抄件，一起进呈，恭候圣裁。此外那位有说帖，也是照此办理。”

　　“不然！”宝廷摇摇头说：“我要单衔上奏。”

　　张之洞和黄体芳也都表示，各有奏疏，这是不能强人所难的，因而又改变了办法。

　　改变的办法是，礼王所拟的原折，仍旧照上，此外有人愿有所建言的，或合疏，或单奏，各听其便。

　　于是除了徐、翁、潘的一个奏折以外，清流中人，纷纷集议，宝廷、黄体芳、张之洞都有折子，唯独最喜欢言事的张佩纶，却搁笔未动。

　　这是因为他正有一件大案子在手里，必须全神贯注去搏击，搏击工部尚书贺寿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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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寿慈是湖北蒲圻人，道光二十一年的进士，虽有文名，但因不愿投入权相穆彰阿门下，因而以二甲第四名的高第，竟不能点翰林，用作吏部主事，咸丰初年，一度进军机，当章京，以后补上了监察御史。照规矩，一为言官，就不能再留在军机，贺寿慈当了御史，亦颇有表现，经国大计，数数建言。在宦途上，平平稳稳地循资渐进，到光绪三年，已爬到了工部尚书的高位。

　　可惜，贺寿慈已非复有当年不愿厕身“穆门”的清风亮节，行逾不检，颇有贪名。不但家人子弟与书办之流往来，而且他本人还结交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以致大受其累。

　　这个商人叫李春山，本名李钟铭，是山西人，在琉璃厂开了一间极大的当铺，九开间门面，字号“宝名斋”。李春山长袖善舞，当时的一班名公巨卿，甚至连惇王都被他巴结上了，在琉璃厂声势赫赫，眼高于顶。俗语说的是“行大欺客”，宝名斋既有那样的规模，李春山又有通天的手眼，因而伙计做生意的那副脸孔，便很难看，京中的穷翰林，不知多少人受过他们的气？别人倒还罢了，张佩纶何能受此辈的肮脏气？当然要作报复。

　　一打听之下，李春山最大的“护法”是贺寿慈。清流在京中大老中，最看不起三个人，一个董恂、一个万青藜，还有一个就是贺寿慈。因而张佩纶便毫不容情地奏上一本：

　　“山西人李钟铭即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当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内则上自朝官，下至部吏，外则大而方面，小而州县，无不交结往来。或包揽户部报销，或打点吏部铨补，成为京员钻营差使，或为外官谋干私书，行踪诡秘，物议沸腾。所居之宅，即在厂肆，门庭高大辉煌，拟于卿贰，贵官骄马，日在其门，众目共睹。不知所捐何职？顶戴用五品官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夫以区区一书贾，家道如此豪华，声势如此煊赫，其确系不安本分，已无疑义。现值朝廷整饬纪纲之际，大臣奉公守法，辇毂之下，岂容若辈借势招权，干预公事，煽惑官场，败坏风气？应请饬下顺天府该城御史，将李钟铭即李春山，即行驱逐回籍，不得任令逗留潜藏，以致别滋事端。”

　　接下来又说：“近来士大夫不分流品，风尚日靡，至显秩崇阶有与吏胥市侩、饮博观剧、酬赠馈遗等情，请旨整伤”。这也是指贺寿慈而言，他的禀赋过人，食量甚宏，一顿能独尽一只肥鸭、一只肘子，李春山投其所好，经常备盛馔款待。贺寿慈亦自忘其为一品大员，下朝以后，翎顶辉煌地直入宝名斋，公然无忌，引得路人无不侧目。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不免诧异，看贺寿慈仪表不凡，也听说他颇有学问，诗书皆佳，而且，她还记得贺寿慈的长子贺良桢，现任南昌知府，门第兴旺，何以不自爱如此？因而便跟李莲英提起，问他有无所闻。

　　有安德海的前例在，李莲英相当谨慎，“奴才无事不出宫。”他说，“外面的事不太明白。”

　　“你倒去打听一下儿看！”慈禧太后说着，便拿张佩纶的奏折，摆在一边。

　　李莲英伺候看折，已深知慈禧太后的习惯，这一摆是暂时不作处置，也就是要等他去打听明白了再说，因而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出宫，到中午回来，趁慈禧太后休息的当儿，将贺寿慈跟李春山的关系，源源本本地据实回奏。

　　又办了事，又替她解了闷，慈禧太后深为满意，只是她亦鉴于安德海的复辙，不愿假以词色，怕李莲英恃宠而骄，替她惹些麻烦。

　　“把张佩纶的折子发下去吧！看军机上怎么说？”

　　军机大臣中，别人都不说话，只有宝鋆觉得很不是味道，大声嚷道：“跟宝名斋有往来的，第一个就是李兰荪！张幼樵怎么不说？”

　　恭王觉得他的话可笑，“算了吧，你！”他跟宝鋆说话，是无须讲措词的，“李兰荪跟他又没有认亲戚，也没有公服赴宴，到宝名斋买书并不犯法，张幼樵为什么要把他扯进去？”

　　张佩纶跟李鸿藻的关系密切，朝中无人不知，沈桂芬很冷静地劝宝鋆：“佩公！张幼樵上这个折子，不能不想到李兰荪，既然敢上，自然有恃无恐。所恃着，就是六爷说的那些话，买书并不犯法。似乎不宜拿他也扯了进去。”

　　“知趣一点儿吧！”恭王提出警告：“上头正借清流在收拾人心。贺云甫也太欠检点了，这个折子越压越坏，让他明白回奏了再说。”

　　于是军机拟旨，查问李春山也就是李钟铭，跟贺寿慈是不是亲戚？贺寿慈的复奏，说是“与商人李钟铭，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其有无在外招摇撞骗之处，请饬都察院查究。”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慈禧太后很精明地指出贺寿慈的语病：“什么叫‘并无真正戚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这么个说法，就靠不住了。”

　　“也许是干亲。”恭王隐隐约约地回答。

　　“干亲也是亲。”慈禧太后说，“再看一看，有没有人说话。”

　　她对内幕已经完全了解，却故意不说破，要等言官有了表示，再相机行事，用操纵言路的手法来箝制王公大臣。恭王当然也知道她的用心，不过在眼前她的举措都是朝正路上走，加以清流为她张目，无奈其何，唯有遵从。

　　因此，对于贺寿慈的复奏，先不加驳斥，只是降旨都察院会同刑部，严办李春山。于是刑部派出司员，会同巡城御史咨照顺天府，转饬宛平县衙门派差役抓人，而李春山确具手眼，差役不敢得罪，到宝名斋将他好好“请”到“班房”，直到都察院来了“寄押”的公文，方始将他收监。

　　就这样已经轰动九城，不知多少人拍掌称快，同时李春山的劣迹，也在街谈巷议中不断透露出来。原来宝名斋有九开间的门面，是由侵夺官地，霸占贫民义院的地基而来。御史李蕃据实陈奏，奏旨交都察院并案，确切查明。

　　李春山是注定要倒霉了，但清流以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则民心郁积，不但未能疏导，反添不满。所以黄体芳便针对贺寿慈发难，事由是：“大臣复奏欺罔，据实直陈”。

　　不实的自然是“并无真正戚谊”这句话。贺寿慈与李春山不但是亲戚，而且是“礼尚往来”的亲戚。李春山的前妻，贺寿慈认为义女，前妻既死，贺寿慈将他家的一个丫头当女儿嫁给李春山作填房。所以丈人、女婿，叫得非常亲热。

　　贺寿慈年逾古稀，精力未衰，身为“半子”的李春山，特以重金罗致了一个绝色女子，送给“丈人”娱老。贺寿慈元配早故，以妾扶正，变成了李春山的丈母娘。因此，出语尖刻的李慈铭，说他们确非“真正戚谊”，而是“假邪戚谊”。

　　黄体芳还算厚道，对这段“假邪戚谊”，只说了一半，李春山“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复奏之语，显然欺罔。”

　　于是慈禧太后借题发威，这一次的上谕就严厉了：

　　“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之事，岂容稍有隐匿，自取衍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以上各节，并着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会同刑部，将李春山严切讯究。”

　　这一来，起恐慌的不止于贺寿慈一个人，如果李春山据实供陈，将有不少名公巨卿，牵涉在内。因此宝名斋门口，车马塞途，那些素日与李春山有往来的京官，名为慰问他的家属，其实是来探听消息。宝名斋管事的人，见此光景，知道东家不会有大罪过，当时便隐隐约约表示，如果大家合力维持李春山，那么什么私和命案、卖官鬻爵、包揽讼事的内幕，李春山决不会吐述只字。否则，就说不得只好和盘托出了。

　　其实，这也是恫吓之词。身入囹圄的李春山，心里比什么人都明白，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字都供不得。一供，便是罪无可逭，轻则充军、重则丢脑袋。不供，则那些有关连的名公巨卿，必得设法为自己开脱，小罪纵不可免，将来尽有相见的余地，不愁不能重兴旧业。因此，他只叮嘱探监的家人：“张老爷是李大人的门生，走得极近的，只有去求李大人，关照张老爷，无论如何放松一步。”

　　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出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干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管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器，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道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春山，只是为了出气，自己才是他博击的目标。李春山的案子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高龄的工部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宫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道到宝名斋歇歇脚、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点“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和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部尚书。而贺寿慈却一时无职可调，只是宝鋆已许了他，等风头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子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出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部定拟了李春山的罪名具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头，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做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

　　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部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

　　这个复奏虽然避重就轻，有意开脱，但六十板子、一年徒刑，到底不是什么在厚脸皮上根本不痛不痒的、申诫之类的风流罪过，所以在朝廷也总算有了交代。贺寿慈则因已有降三级调用的处分，就从宽免议了。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体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个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声势煊赫，成为城南一霸的李春山，送入监狱。在人心大快，说是“毕竟还有王法”这一句心服口服的话之余，对于清流的威风，无不心识口赞，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

　　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但在清流来看，犹觉除恶未尽，特别是对贺寿慈，张佩纶听说他还在大肆活动，便格外当心，因而无暇去过问吴可读的遗折。

　　※※※

　　继嗣继统这一案的争议，上达御前的，一共四个折子，两宫太后召见军机，细作商量，认为翁同和所拟，与徐桐、潘祖荫联衔的一折，办法最为得体，所以采用他的意思，颁发懿旨：

　　“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和、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邸抄一传，欢声雷动，“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帝系还是属于穆宗，一脉相承，与旁支无干。将来嗣位的新君，无法追尊所生，更不能再往上推，将他的本生祖父醇王亦尊为皇帝，不会重蹈明朝“大礼仪”的复辙，自是天下后世之福。

　　然而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垂念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既然天语褒奖，而且用他的一条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所以由清流发起，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为吴可读设奠开吊。

　　这一天素车白马，盛极一时，除却亲王、郡王等亲贵，向例不与品官的祭典以外，从大学士起，到各部司官，下及各衙门正途出身的小官，无不亲临一拜。

　　最难得的是那班崖岸自高，以清贵耿介骄人的清流，王公大臣家有婚丧喜庆，亦以得此辈亲临为荣，而这时却都自告奋勇，在灵堂支宾，代丧家接待吊客，更是吴可读的身后哀荣。

　　这等场合，少不得品评挽联。吴可读这一死，人奇事奇，以忠君爱国的挚情，作宗社大计的死谏，感格天心，奉旨赐恤，这是绝好的一个题目，所以挽联中情文并茂的警句，触目皆是。吊客叩奠已毕，接着便是缓步浏览，一副一副看下来，到客座中便不愁无话可谈了。

　　“这一联最贴切，也最洒脱。”名翰林也是名诗人的陈宝琛，指着他的同乡，编修黄贻楫的一副挽联，对张佩纶说：

　　“上联使事精确，下联亦颇能道出柳堂的为人。”

　　这一联的句子是：“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在三月下旬，一天午后，京城里忽然烈日下飘雪，虽然片时即止，但亲眼目见的人很多，相诧以为必有奇冤，如传奇中《斩窦娥》的故事。不久就传出吴可读尸谏的消息，方知不是奇冤，而是奇节。眼前之事，却只有黄贻楫提到，便觉可贵。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张佩纶忽然说道：“骙庵，来，来！有件事，趁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拿它商量定局吧！”

　　于是在客座中找到张之洞、宝廷、黄体芳、邓承修、何金寿、吴大澂、盛昱等人，商量仿明朝杨继盛的例子，以宅为祠，将吴可读在南横街的住宅买下来，改建为祠堂。

　　“这是理所当然。”张之洞首先就起劲，“不独南横街，蓟州是柳堂尽节之地，亦应该设法建祠。”

　　“建祠容易，上谕已有‘孤忠可悯’的字样，出奏必能邀准。如今只须筹划建祠的经费好了。我看……。”

　　“我看，”邓承修抢着吴大澂的话说，“不必麻烦那班大老，我们自己设法凑吧！”

　　“对！”陈宝琛附和，“自己设法凑一凑，众擎易举，趁此刻就动手。”

　　“那得写个小启。”张之洞跃跃欲试地，“须得如椽巨笔。”

　　“那里还有巨笔？”邓承修笑道，“香涛，就是你即席大笔一挥吧！”

　　“论下笔神速，自然是幼樵。不过将来吴祠落成，还有奉烦之处。此刻就我来效劳吧！”

　　于是张之洞找了处僻静的地方，埋头构思，仿六朝小品，写成一篇缘起，当时便买了本“缘簿”，写上缘起，即席捐募。

　　“开缘簿”的第一个，须是名位相当，最好请一位“中堂”，但也有人认为官气不必太浓。正好李鸿藻来吊，他是清流的领袖，并请他登高一呼。

　　李鸿藻先不作声，等把大家的意思都弄明白了，他才提出他的看法：“此事须有个算计。柳堂的千秋大事，自然要紧，不过遗属的生计亦不能不顾。不知道奠仪收得怎么样？”

　　“收了有三千余金。”陈宝琛答道：“恭、醇两邸，都是二百两。”

　　李鸿藻点点头，表示安慰，“建祠之事，不丰不俭，宜乎酌中。人之慕义，谁不如我，所以捐募不该挑人，不能说谁的捐款要，谁的捐款就不要！这种义举，要量力而行，主其事者，应该体谅他人。柳堂为人诚笃，跟他交谊相厚的甚多，论情，自然越多尽心力越好，但是论事实，只怕力有未逮的居多，要先劝在前面，不必勉强，反令泉下有知的受者不安。”

　　这话就是指眼前的一班清流而言的，除却盛昱是天潢贵胄，张之洞一任四川学政，颇有所获以外，其余为了维持名翰林的排场，文酒之宴，捉襟见肘的居多，所以听了他的话，口虽不言，心中无不感动，觉得他真能知人甘苦。

　　“至于我，当然力赞其成，不过我是在籍守制的人，未便领头发起。这开簿面的人，还得另外斟酌。”

　　“那么，老师的意思呢？”张佩纶问。

　　“我看，宝中堂最合适。”

　　宝鋆是大学士，又管着吏部，是吴可读的堂官，请他来率先倡导，确是最适当的人选。同时，李鸿藻又主张由盛昱跟宝鋆去接头这件事，这也是很妥帖的安排。在座的人，无不心服，觉得他到底不愧老成谋国的宰辅，就是料理这样一件小事，亦是情理周至，有条不紊。

　　于是深谈细节，有了成议，将吴可读的长子吴之桓找了来，细告究竟。当初吴可读怕建言获咎，罪及妻孥，所以付子的遗书，一再叮嘱“速速起程出京，速速起程回家”，以下又连写了六个“速”字，如见张献忠的“七杀碑”，令人触目惊心。谁知女主当阳，亦复有道，不但未曾获罪，而且得蒙赐恤。这天看到吊丧的盛况，奠仪的丰厚，已是感激涕零，如今听说还要为老父立祠，留名千古，越发激动不已，趴下地来，“砰、砰”磕着响头，接着涕泗滂沱，号啕不止。

　　就在吴可读神主入祠，举行祭典的那天，贺寿慈却以七十高龄，而不得不冒着溽暑，举家出京。

　　这次是宝廷的一个奏折化作了“逐客令”。六月初七，上谕以贺寿慈补为左副都御史——降三级调用的处署，宝廷立即上奏折抗争，笔锋初起，便挟风雷：“夫朝廷用人，每日‘自有权衡’，权取其公，衡取其平，不公不平，何权衡之有？”

　　接下来便攻击恭王以次的军机大臣。

　　用人之柄，操之于上，何以见得贺寿慈的复用，出于军机？宝廷指出一个证据，贺寿慈回奏不实是“欺罔”，“恭演龙楯车顺道阅书”是“大不敬”，而交部议处的谕旨，军机含浑其词，斥之为“殊属非是”，这就是有心开脱。吏部所拟的处分并不错，错在军机“徇庇”。倘无此心，则李春山一案定谳，声明贺寿慈的处分请旨定夺时，军机应该“乞特旨严谴”，而竟免置议，这不是包庇是什么？

　　一段振振有词，近乎诛心的议论，写到这里，宝廷反跌一笔，说是“当降调时，人言啧啧，颇有谓贺寿慈恃有奥援，不久必复起，而奴才深维枢臣之意，或以贺寿慈身为大臣，不欲绳以重律，使之以微罪行，自必密奏宫廷，永不叙用。讵意谪官甫及三月，遽邀恩简。”因此，他不免怀疑，难道贺寿慈的一降一用，事出偶然，“朝廷亦无成心”？这句话看似平淡，其实问得很厉害，如果大臣进退，只照一般官吏的照例迁转，根本无所措意，则所谓“权衡”者何在？

　　于是他又进一步推论：“即使果出圣意，官闱深远，或于贺寿慈之人品、心术，未尽周知，枢臣则断无不知之理，胡弗谏阻，是诚何心？”接下来，笔锋扫向贺寿慈，宝廷给了他八个字的考语：“即非卑佞，亦颇衰庸”，这样的人“排众议而用之”，实不知于国家有何好处？而况“副都御史，职司风宪”，以一个“欺罔不敬”的人，置于这个职位上，何足以资表率？贺寿慈以前当过左都御史，未听说他有所整顿，于今重回柏台，不知道他内心亦有疚歉否？言官中“矜名节，尚骨鲠”的人很多，一定不屑与贺寿慈共事，而其中无知识的，则必起误会，以为朝廷特放贺寿慈来当御史的堂官，是表示要象他那样的人品声名，方合做言官的资格。而京内外大小官员，看到贺寿慈这样欺罔不敬，不知爱惜声名，犹且可以幸蒙录用，将会怀疑朝廷“直枉不辩，举措靡常”，从此益发肆无忌惮。所以贺寿慈的复用，不但是言路清浊的一大转机，亦是政风良窳的一大关键。最后率直提出要求：“恳将贺寿慈开缺，别简贤员补副都御史。”

　　这个奏折，发交军机，相顾失色，因为明劾贺寿慈，暗中对军机指责得很严厉。恭王一看再看，看到第三遍，放下折子，叹口气说：“唉！错了。”

　　“怎么错了？”宝鋆气急败坏地说：“副都御史出缺，贺云甫是现职大员奉旨降调，开名单自然‘开列在面’，照例的公事，怎么错了？”

　　“你别跟我争！”恭王遇事要跟宝鋆开玩笑，故意这样说道：“名单是你开的，你自己跟上头复奏，我们都不管！最好请旨拿宝竹坡申斥一顿，也让我出出气。”

　　“六爷！”宝鋆真的急了：“你不能说风凉话。我自请处分就是了。”说着，来回大踱方步，颇有绕室彷徨的模样。

　　“佩公，沉住气！”遇到这样的情形，总是沈桂芬出主意，他很冷静地说：“平心而论，这件事是失于检点了。”宝鋆最佩服沈桂芬，当时站定脚步，连声说道：“好，好，你说！”

　　“外头有句话：‘不怕言官言，只怕讲官讲。’贺云老是讲官参过的，如今派了去当言官的堂官，那些‘都老爷’，心里自然不高兴。不过御史不便动本，不然就仿佛以下犯上，谁也不肯冒这个大不韪。”

　　“啊，啊！”宝鋆一拍油光闪亮的前额，恍然大悟中深深失悔，“这倒是害了他了。”

　　“不仅对贺云老是‘爱之适足以害之’，而且正好又给了讲官一个平添声势的机会。”沈桂芬说，“宝竹坡是替言官代言。这个折子看来是‘侍讲学士宝廷’一个人所上，其实等于都察院的公疏，暗中着实有点力量，没有一番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恐怕要大起风波。”

　　会有怎样的风波？宝鋆凝神细想，张佩纶虽已请假出京，清流还多的是，声气相通，互为支援，除了张之洞只愿论事，不喜搏击以外，其余的，那一枝笔都惹不起。目前还只是暗责军机，到了彰明较著参劾枢臣徇庇，即令无事，面子也就很难看了。

　　就在他沉吟无以为答时，恭王开口了，“算了吧！”他说，“贺云甫何苦？滕王阁下，逍遥自在的老封翁不做，在这里受后辈的气？”

　　这一说，恭王也是要撵他走路。宝鋆知道再争无益，但总觉得贺寿慈太吃亏，有些替他不甘。

　　“佩公！”沈桂芬察言观色，料透他的心事，提醒他说：“交情总在那里的。为云老设想，桑榆之补，俟诸异日，留点交情给他少君，反倒实惠得多。”

　　“说得对，说得对！”宝鋆觉得对贺寿慈有了交代，如释重负，“六爷，我看这层意思，托载鹤峰跟他去说吧。”

　　“可以。”

　　于是体仁阁大学士，也是贺寿慈的同年载龄，衔命透达消息，说是清流嚣张，而“上头”又有意利用此辈箝制大臣，事情相当麻烦，不能不作个明快的处置。他的委屈，将来有补偿之时。载龄隐约表示，贺寿慈就养南昌，不会太久，他的长子南昌府知府贺良桢擢升道员，是指顾间事。

　　外官知府过班成三品道员，是宦途顺逆的一大关键，越过此关，便有监司之望，而监司已称“大员”，再跳一步就是封疆大吏的巡抚。不然，调来调去当知府，说起来还是风尘俗吏。贺寿慈老于世故，觉得自己保住纱帽，真还不如儿子升官，倘或能调个海关道，盐运使之类的肥缺，更是意外之喜，所以老泪纵横地，不断表示感激恭王跟“宝中堂”的成全。又说自己时运不济，连累枢廷，无以为人。那一派谨厚的君子之风，使得载龄亦深为感动。

　　※※※

　　在恭王与宝鋆，以为贺寿慈开缺，就算有了结果，宝廷指责军机的话，可以略而不提，至多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便可交代。那知一经面奏，慈禧太后竟这样诘问：“宝廷的话说得有理。军机上总不能不认个错吧？”

　　恭王愕然，不知这个错怎么认法，向谁去认？如果错了，就得自请处分，既然慈禧太后这样发话，自己就该有个光明磊落的表示。

　　于是他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臣等处置谬妄，请两宫皇太后处分。”

　　话中有点负气，慈禧太后心虽不悦，倒也容忍了。不过这一下更为坚持原意，“这处分不必谈了！”她说，“在我们姊妹这里，什么话都好说，言路上不能不有个交代。明发的上谕，天下有多少人在看着，错一点儿，就有人在背后批评。听不见，装聋作哑倒也罢了，既然有人指了出来，不辩个清清楚楚，叫人心服口服，朝廷的威信可就不容易维持了。”

　　这番话说得义正辞严，恭王也很见机，再往下争辩，就可能会有难堪，所以一面唯唯称是，一面回头看了一下，示意大家不要轻忽了慈禧太后的要求。

　　她的要求是要军机自责。朝廷的威信一半系于枢府，自责太过，变成自轻，且不说心有未甘，同时也有伤国体，因此这道上谕，煞费经营，“达拉密”承命拟旨，写了两次都不合恭王的意。最后由宝鋆、沈桂芬字斟句酌地推敲过，才算定稿。对于宝廷的指责，是很委婉地一层一层解释，先说贺寿慈，“系候补人员，吏部开列在前，是以令其补授该副都御史，既系未孚众望，年力亦渐就衰，着即行开缺。”再说贺寿慈的回奏不实，已有旨处分，演龙楯顺道阅书，难加以“大不敬”的罪名。总之“并非军机大臣为贺寿慈开脱处分，敢于徇庇。”不过，“机务甚烦，关系甚重，军机大臣承书谕旨，嗣后务当益加谨慎，毋得稍有疏忽。”

　　最后这一段话，不论如何轻描淡写，总掩不住军机受了责备的痕迹。因此这道上谕一发，言官的地位，越发抬得高不可攀。而兔死狐悲，眼看贺寿慈丢官出京，那些平日不惬于清议的大老，不免个个自危。

　　其中最不安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兼管顺天府已历二十年的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盘踞总理衙门，以肯受谤作了以前的文祥，如今的沈桂芬的挡箭牌的户部尚书董恂。当然，他们还不敢跟清流为敌，只有怂恿痛恨清流的宝鋆来出头抵挡。

　　“言路太嚣张了！”宝鋆找个机会跟恭王进言，“长此以往，必定搞成明朝末年的那个样子，大政受言路的影响，摇摆不定，政府一件事不能办。看着吧，党同伐异的门户之习，快要牢不可破了！如今不想办法挽回，总有一天搞成不可救药的局面。”

　　“不见得。上头利用言路，言路才会嚣张。”恭王沉思了好一会，觉得对言路能作适度的裁抑，也是好事，便点点头说：“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试一试。”

　　宝鋆自道他的“好主意”是“以毒攻毒”，用言路攻言路，这就得找他的门生了。宝鋆是同治四年会试的大总裁，他那一科的门生，如今当讲官、当御史的也不少。

　　由于清流无不名重一时，如果找个无名脚色来效驰驱，则蚍蜉撼树，适足以成为笑柄。因而宝鋆细心物色，想到有一个人，足以与清流匹敌。

　　这个人叫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博学多闻，古文师法曾国藩，颇得真髓。在翰林中以好学著名，经史俱通，对于《汉书》尤其下过一番苦功。谈到学问，连清流亦不能不佩服，但人品就不大敢恭维了，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而细行不谨，已足为正人君子所疾首，宝鋆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有把握可以让他听从自己的驱使。

　　“来啊！”他吩咐听差：“到帐房里拿送节敬的单子来看。”

　　京朝大老，都有羽翼，各以同乡、世交、年谊的渊源，笼络着一班名士。其中师生的关系最重，不曾受业的，亦可拜门，何况王先谦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所以端午节敬的单子上，他被列为第一等，送的是二十四两。

　　“告诉帐房，再封二十四两。另外再看看，有什么扇子之类的东西配四样，送到王老爷那里去。”

　　于是帐房封好二十四两银子，签条上写的是“冰敬”。四色礼物是四柄杭州的扇子、两匹江西万载的细夏布、一卷高丽纸、两瓶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崇厚所送的“俄罗斯酒”。宝鋆亲自检点，派人送去以后，又通知门上，王先谦一到，立刻接见。

　　果然，礼一送到，王先谦跟着便来道谢。三节有所馈赠，“理所当然”，此外有什么“冰敬”、“炭敬”，则事出例外，必有缘故。王先谦总以为老师是有什么“文字之役”，或者捉刀写文章，或者代为阅卷，因而寒暄过后，便率直请示，有何差遣。

　　“天气这么热，何敢有所烦劳？”宝鋆摇摇头说，“近来心里烦得很，难得老弟来谈谈。你不忙走，我们酒以消暑，曲以遣闷。”

　　所谓“曲以遗闷”，是要招雏伶侑酒，恰投王先谦之所好，大为高兴，笑嘻嘻欠身答道：“老师有兴，自当奉陪。”

　　“时候还早。”宝鋆的打算是先谈正事再行乐，所以急转直下地说：“近来言路太嚣张了！”

　　“是。”王先谦不明他的用意，顺口敷衍着说：“此风由来亦非一日。”

　　“此风实不可长。”宝鋆接下来又说：“讲官的本分，还在书本上。虽然拾遗、补阙，亦为讲官的职司，到底不比言官。提到这一层，益吾，不是我恭维你老弟，象你这样子丹铅不去手，才真象个翰林。”

　　这两句恭维，又恰恰碰在王先谦的心坎上，“老师谬奖。”他感激地说，“如今一窝蜂哗众取宠，只有老师知道门生的志向。”接着便细述近来用功的情形，《汉书》的补注，《水经》

　　的笺释，做成了多少条之类。

　　“好，好！”宝鋆不断夸奖，等他说完，便又问道：“我记得你大考是二等？”

　　“是。二等。”

　　宝鋆沉吟不语，那意思仿佛是在盘算，如何为王先谦设法升个官似的。

　　王先谦心想，今年是乡试的年分，能够放一任主考也不错，不过总得要广东、江南这些好地方，才不枉了见这位“中堂老师”的一个情。正这样在盘算着，宝鋆已经开口了。

　　“益吾！”他说，“我再留你在京里住两三年，替大家立个好学敦品，文章报国的榜样。等资格够了，放出去当学政，我一定替你觅个‘善地’。”

　　学政虽是差使，但一省之中，与将军、督抚平起平坐，体制尊崇，而且王先谦颇有一番作育人才的抱负，所以听老师许下这样一个愿，自然欣慰，起身请安，连连道谢。

　　“近来言路太杂。益吾，你也该讲讲话。”

　　这是开门见山道破本意。王先谦终于明白了，送炭敬、赠仪物、许心愿，都是为此。且先把老师的意思弄清楚了再说。

　　“我倒要请教，象这样聚讼纷纭，想到就说，不计后果的事情，以前可有裁抑之道？益吾，你熟于朝章典故，想来必有所知？”

　　王先谦答一声：“是！”细细搜索，想起《乾隆实录》中有一件上谕，随即答道：“乾隆初年，给事中邹一桂，曾有一奏，以为奉旨交议案件，部议未上之先，科道搀越渎奏，易滋烦滋，应请申饬禁止……。”

　　“着！”宝鋆很起劲地打断他的话：“正是如此。奉旨交议事件，各部职责所在，该驳该准，自有权衡，复奏上去，上头亦不能不尊重。如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言官，夹在中间，胡言乱语，侵夺部权，事出纷歧，叫人怎么办事？邹一桂这个折子，真正是洞见症结！不知道乾隆上谕怎么说？”

　　“乾隆上谕亦认为不可。规定遇有发交部议案件，如果科道搀越陈奏者，议复时，应将科道参差的意见，一并叙明请旨。”王先谦知道这个答复不会让宝鋆满意，所以一面答话，一面寻思，又想到一个很好的成例，紧接着说：“后来又有个御史，碰了个大钉子。这位御史大概姓范，名字记不得了，为了一件盗案，这位范都老爷上疏，请皇上撤回原折，不必交兵部议奏。高宗大怒，我还记得是这么申饬，‘至于请朕撤回原折，无庸交议，竟似国家政务，弗资六卿，诚伊等御史可以操其行止者。甚属妄诞，着严行申饬。’”

　　“申饬得好，申饬得好！御史讲官，可以操政务之实权，则六卿可废。这话说得太透彻了！高宗纯皇帝，真正是英主。”宝鋆停了一下，很郑重地问道：“益吾，这两件原案，你能不能查出来？”

　　“那方便得很。翻一翻《乾隆实录》就有了。”

　　“好！益吾，正言谠论，但愿你继武前贤。”

　　这是很明显地指示，希望王先谦根据这两个成例，奏请整饬言路。这是犯众怒的事，他不能不好好考虑。

　　“如何？”宝鋆很关切地问。

　　“言路不可不开……。”

　　“亦不可太杂。”宝鋆紧接着他的话。

　　以此立言，亦无不可。王先谦终于答应了。

　　正事谈得有了结果，心情轻松，便言不及义了。宝鋆问道：“近来听戏没有？”

　　“听了。”王先谦答道：“在同乐园，一连听了八天。”

　　“这么热的天，好兴致！”

　　“是欲罢不能。”王先谦兴致盎然，仿佛提起来还有极浓的余味似的，“四喜班又排了新戏，跟八本雁门关一样，分八天才能演完。”

　　“倒又是大块文章。戏名叫什么？”

　　“叫《五彩舆》。”

　　一提戏名，宝鋆就明白了，这出戏的本事出于《明史》，嘉靖年间，严嵩父子当国，门下走狗鄢懋卿巡视两淮、浙江的盐务，特造一座五彩舆，携了他的宠妾，到处骚扰。然而，宝鋆却不明白，这一段史实，如何能衍化成连演八天的戏？

　　“这是拿小说大红袍的情节，贯串在内之故。”接着，王先谦便形容与程长庚、汪桂芬齐名的王九龄，饰演海瑞是如何地风骨嶙峋，不畏豪强，余三胜的儿子余紫云演鄢懋卿的宠妾，又是如何地烟视媚行，活色生香，将宝鋆听得眉飞色舞，而终究付之于长叹。

　　“唉！想想真是你们当翰林的舒服，无拘无束，逍遥自在。”

　　宝鋆紧接着问道：“你平常‘招呼’谁呀？”

　　王先谦喜欢招“相公”侑酒是有名的，但在老师面前，不能不加掩饰，“逢场作戏，偶一为之。”他说，“门生于此道不熟。”

　　“这样吧，还是景和堂的人才整齐，看谁在，就是谁。”

　　景和堂主人叫做梅巧玲，也是四喜班的掌班，他门下的弟子，都以云字取名，共有十一云，最负盛名的叫朱蔼云，字霞芬，是光绪二年的花榜状元。宝鋆亲笔写了“条子”，吩咐听差送到李铁拐斜街景和堂，同时移席到后园，先取果碟子来喝酒。

　　到得日影衔山，凉风初起，只见听差来报，景和堂的子弟到了。两个人都是十五六岁年纪，白纱衫、黑马褂，马褂上一般是珊瑚套扣。前面一个瓜子脸，悬胆鼻，双瞳如水，正是“状元郎”朱霞芬，后面一个是圆脸，肤白如云，一团娇憨，是朱霞芬的师兄，唱武旦的孙福云。

　　这两个人也都认识王先谦，所以先跟“宝中堂”请了安，接着便双双屈膝，同称一声：“王老爷！”

　　“来，来！坐这里。”宝鋆拉着朱霞芬的手，让他坐在自己与王先谦之间，细细打量了一番，皱着眉说：“仿佛又瘦了一点儿！”

　　“可不是吗？”朱霞芬摸着自己的脸说，“每年到了夏天，总是这个样，也吃得下，也睡得着，就是不长肉。”

　　“听说你搬家了，新居叫做‘朱霞精舍’，好贴切雅致的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是李老爷。”

　　“李老爷？”宝鋆问王先谦：“谁啊？”

　　“李莼客。”王先谦酸溜溜地答道：“他居然也是霞芬的‘老斗’。”

　　“相公”的恩客叫“老斗”，这是要花大把银子才能买得来的头衔，宝鋆想起最近读过的一首梨园竹枝词：“挥霍金钱不厌奢，撩人莺蝶是京华；名传老斗浑难解，唤向花间兀自夸”，不由得讶然问到：“他一个户部司官，经年不上衙门，每个月就靠分几两‘印结’银子，那日子过得也够受的，何来看花载酒之资？”

　　“自然另有财源。大人先生的滋润，其一，卖文；其二，举债；其三……。”王先谦看一看朱霞芬，接下来说道，“再说，霞芬也无非恤老怜贫。”

　　这是说李慈铭在朱霞芬身上，并没有花了多少钱。但“恤老怜贫”四字，十分尖酸。朱霞芬听了很不舒服，便打个岔，从丫头手里接过银酒壶来，斟了一巡酒，同时向宝鋆说道：“今儿我嗓子痛快，伺候你一段儿什么？”

　　“好啊！”宝鋆欣然拈髭，“你的昆腔我听得多了，今儿来一段皮黄，怎么样？”

　　朱霞芬应一声：“是！”回头向廊上的听差招呼：“二爷，劳你驾，看李四在那儿？”

　　李四是四喜班的琴师，早就伺候在那里，一唤便到。于是朱霞芬背着脸唱了一段新学的《祭江》，唱得哀怨凄切，如巫峡猿啼，仿佛将孙尚香的“望帝魂归蜀道难”的心事，都宣泄在那条穿云裂帛的嗓子中了。

　　唱罢道声：“献丑！”再次执壶行酒。接下来便该孙福云唱了。

　　他是家学渊源的武旦，拿手戏是青龙棍的杨排风，清风岭的徐凤英，论唱，无非几句摇板，没有什么听头。所以还是朱霞芬唱，这次是他昆旦的本工，唱的是《长生殿》的“弹词一枝花”，从“不提防余年值乱离”起，以下“北调货郎儿”一共“八转”，一气呵成。等到唱完，连擫笛的李四，都累得脸色青红不定，朱霞芬更是气喘吁吁，笑着说不出话来。宝鋆看他如此卖力，又高兴，又怜惜，亲自酌酒相劳，体贴地说：“不能再唱了！就聊聊吧。”

　　于是清谈消酒。朱霞芬和孙福云都是好酒量，轮番劝饮，将王先谦灌得大醉。

　　这一夜也不知是如何回家的？一觉醒来，回想昨夜的经过，仿佛做了一场游仙梦，痴痴地回味着，自己都辨不清是向往还是怅惘？

　　目鸣钟已经打了十一下，王先谦身子发软，还不想起床，听差却来报了：“宝中堂派了人来，问老爷可曾喝醉，今天身子可好？”

　　老师的盛情可感，王先谦想起自己该做的事，便强打精神起身，接见宝鋆派来的听差，当面嘱咐：“请你回去上复中堂：中堂交代的话，我今天就办。折子明天一早就递。折底我今天晚上亲自送到府上。”

　　那听差原是受命来催问此事的，便躬身答道：“不敢劳动王老爷，晚上我来领就是。”

　　“也好。”王先谦将封好一两银子的一个红包递了过去，“辛苦你了。”

　　打发了宝鋆的听差，王先谦不能不强打精神，向老师“交卷”。他虽是文章好手，但下笔要出于兴趣，才能挥洒自如。这种为了塞责的文字，懒得多想，找出《乾隆实录》来，抄一段邹一桂的原奏，然后在“言路不可不开，但不可太杂”这句话上，发挥一番，便已脱稿。

　　从头看了一遍，不免大摇其头。自觉笼统空泛，塞责亦塞不过去，于是又加了一段。说张佩纶参劾商人李钟铭，而御史李璠接着便上折指李钟铭侵占官地，纵然李钟铭罪有应得，张、李二人本心无他，但形迹上近乎朋比，深恐启门户党争之渐，关系甚重。

　　这一改稍微觉得好些，只是又有一层顾虑，李璠是会试同年，虽然交情不深，但话中有所牵涉，而且隐隐然指他附和清流，有沾其声光的意思，李璠知道了一定会大不高兴，须得先去打个招呼。

　　定了主意，便揣起奏稿，吩咐跟班：“套车！拜李都老爷。”

　　李璠住在地安门外。他倒很倾倒这位同年的学问，接待极其殷勤，这一下王先谦便不好意思直道来意，先得费一番周旋的工夫，酬答盛意。

　　“这一带是内务府的天下。”他说，“倒也住得惯？”

　　“气味自然不投。只是同乡多，内眷走得很近，我也只好迁就了。”

　　李璠是直隶宝坻人，王先谦便联想到一个人，“那位贵同乡，敝本家，”他问：“近来作何光景？”

　　“贵同乡，敝本家”是指姓王的宝坻人，李璠愣了一下才想起，说的是玉庆祺。

　　“他是自作孽。如今还住在京里，潦倒不堪。”李璠感慨着说：“先帝手里的一批红人，现在都完了。你看，”他手往东面一指，“间壁就是先帝第一宠监小李的家，前天刚把房子卖掉，买主也姓李，是‘皮硝李’的侄子。”

　　“皮硝李”是李莲英的外号，王先谦久想打听其人了，所以此时一听他提起，大感兴趣，伸一伸腰，挪一挪身子，凑近了问道：“这个人，听说在‘西边’很红。我就不明白了，他是‘半路出家’，怎么能一下子盖过从小净身入宫的那些人，独承恩宠？”

　　“投其所好。”李璠答道：“此人是个有心人，又是在外面有过阅历的人，世故人情，自然比那些从小在宫里，昏天黑地，不辨菽麦的人强得多。”

　　“所谓‘皮硝李’，是说他本来做的硝皮这一行？”

　　“对了！”李璠想了一想，轻声笑道，“就因为他干过这一行，所以别人替‘西边’梳头，没有一个不挨骂，只有他从来没有碰过钉子。”

　　“这怎么说？风马牛不相干的事！”

　　“何得谓之不相干？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一说极易明白。慈禧太后已入中年，她最爱惜的那一头长发，不免脱落，每天一早梳头，双目灼灼只在镜子里注意梳头太监的手和梳子。掉了一根便骂太监不好生梳，掉得多了，自更心疼，那名梳头太监不是斥革，就是杖责。

　　不但如此，慈禧太后还嫌“旗头”平板难看，要梳巧样新髻，更是一桩难以交差的事。因此，那个太监被派上梳头的职司，那张脸顿时就象死了爹娘似的难看。

　　当然，最伤脑筋的是长春宫的首领太监沈兰玉，每次都少不了他连带挨骂。太监们闲下来都在茶水房旁边空屋子里休息，沈兰玉挨了骂，便常在那里诉苦。别人听过了丢开，有个人听入耳中却生了心，这个人就是李莲英。

　　他是沈兰玉的同乡，硝皮的行当，却以爱赌的缘故，不安所业，欠了一身的赌债，在老家混不下去，上京来找门路。那时宫里的门禁不严，他又能说会道，经常哄得护军“高高手儿”放他进宫，在茶水房附近厮混，本意想托沈兰玉替他设法补个苏拉，却以一时无缺可补，只能耐心守着。

　　这样去了几次，每次都听沈兰玉在抱怨，替慈禧太后梳头的差使难干。何以难干？他也听明白了，心里便想：唯其难干，干好了才显本事！这个差使其实并不难，只是那班太监在宫里的见闻不广而已。

　　为广见闻，他天天去“八大胡同”，每去必是上午九、十点钟，正是“清吟小班”那些“苏帮”姑娘起床的时刻。他手里挽个藤篮，里面是些通草花、生发油之类的闺中恩物，穿房入户去做买卖，做买卖是假，“水晶帘下看梳头”是真。这样连去了一个月，把江南时新发髻的梳法，都学会了。

　　又费了两三天工夫，通前彻后想了个遍，打定主意才又进宫去看沈兰玉。

　　“怎么一个多月没见你的影儿，还当你出了什么事故，倒教我好不放心。”

　　“多谢大叔惦着。”李莲英请个安说：“跟大叔借一步说话。”

　　到得僻静之处，他吐露了本意，说是已经学会了梳头的“手艺”，有多少种新样可以伺候“上头”，要求沈兰玉为他举荐。

　　沈兰玉大为诧异，“兄弟，”他问，“你今年多大？”

　　“三十刚过。”

　　“我的妈！”沈兰玉直摇头，“你不是玩儿命吗？”

　　“我知道！我想了三天三夜，都想透了。大叔，‘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唉！”沈兰玉顿足，“不是吃苦不吃苦，那一刀下去，割了你的‘命根子’你的若是白吃。”

　　李莲英也知道，割那“命根子”，最好是十岁左右，年纪越大越危险，然而危险管危险，却不见得不成功，还是要试一试。

　　于是他问：“大叔，到了我这个岁数，就不能动刀了？”

　　“动是能动，十个当中活一个。”

　　“活的一个就是我。”

　　沈兰玉默然半晌，脸色凝重地问道：“你不悔？”

　　“死而无悔。”

　　“好吧！既然你一片诚心，我成全你。”

　　于是沈兰玉替他作了安排，报明了敬事房，然后替他引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监。李莲英跟着沈兰玉叫他“张大爷”，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站起来听候问话。

　　“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劝你还是息了心吧！”张大爷说，“这份罪，可不好受啊！”

　　“我都知道。”李莲英平静地答道：“只求张大爷成全。”

　　“那么，”张大爷转脸来说：“兰玉，你再说句。”

　　“他的心倒是挺诚的。你老就成全了他吧。”

　　“我……，年纪大了，手上欠俐落。”张大爷吸着气说，“还真有点儿……。”

　　“张大爷！”李莲英毫不含糊地，“我也知道这事儿不保险，死生有命，坏了事，我决不怨你老。”

　　“话说到这儿，我可没辙了！”张大爷说：“你今儿回去，就得挨饿，也不能喝水，把肚子里都弄干净了，咱们三天以后动手。”

　　阉割太监的手法，出于古代的腐刑，两千多年来宫禁秘传的心法，几乎毫无改变，受腐刑须避风而温暖，就象养蚕须密不通风一样，所以要下“蚕室”。如今亦复相同，阉割是在地窖中，有张特制的木炕，人一躺下，缚紧两手，吊起双足，然后用极锋利的剃刀，割去那“命根子”，创口插一根鹅毛管，抹上秘制的刀创药。这样子日夜不断地惨呼号叫，起码有五六天不能动弹，更莫论大解小溲，所以张大爷关照李莲英，必得挨饿忍渴，“把肚子里都弄干净了”，才能动手。

　　一动上手，当然疼得昏死过去，但危险不在那一刻，是以后的五六天，不肿不溃，慢慢长肉收口，最后拔掉那根鹅毛管，小溲如常，才算大功告成。

　　李莲英总算逃过了这一关，但是不能进宫当差，“早得很呢！”沈玉兰向他说：“你得先把你心里那一点儿别扭劲儿给去掉。”

　　果然是有那么一点“别扭劲儿”，灯前枕上，奔来心底，顿时冷汗淋漓，就只为身上少了那么一点东西，丧魂落魄，自觉非复为人，一生的乐趣都被断送了似的。

　　又过了个把月，心境才得平复，于是开始学宫里的规矩，怎么走路怎么站，一板一眼都不能错，最要紧的是，识得忌讳，不能错说一句话，不然轻则杖责，重就很难说了。

　　李莲英的记性好，悟性更高，举一反三，很快地熟悉了宫里的规矩，“到别处地方行了，伺候西佛爷还不行。”沈兰玉提醒他说：“伺候这位主子，光是谨慎小心还不够，得碰运气。”

　　这一说，李莲英倒有些担心了，“怎么呢？”他急急地问。沈兰玉将他拉到一边，悄悄说道：“西佛爷有‘被头风’，不定那一天起了床不高兴，谁碰上谁倒霉，不知道她为什么发脾气，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把脾气发够。”

　　“噢！”李莲英放心了，点点头说：“我懂。”

　　“你懂？”沈兰玉诧异不信，“你倒说我听听！”

　　这是不能说的，说了，沈兰玉也未见得懂，因为他从小入宫，对于外面的世故人情，不甚了解。李莲英却不同，常见居孀的妇人，早年苦节，操持门户，到得中年，儿女也长成了，家道也兴隆了，在旁人看，她算是苦出了头，往后都是安闲称心的日子，谁知不然，只见她无事生非，百不如意，尤其是娶了儿媳妇，闹得更厉害，清早起来就会无缘无故发脾气——这就叫“被头风”，必是前一天晚上，想那不能跟晚辈，下人说的心事，一夜失眠，肝火太旺之故。慈禧太后必也是如此这般，这个缘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李莲英唯有自承失言。

　　“我那儿懂啊？”他歉然陪笑，“还不是得你多教导。”

　　“我说呢！我在宫里这么多年都还不懂，你倒懂了，那不是透着新鲜吗？”沈兰玉再一次叮嘱：“你新来乍到，可千万别逞能！老老实实当差，别替我惹祸。”

　　接着，便谈当年安德海如何跋扈，最后连慈禧太后都庇护不了他的故事。李莲英很用心地听着，诺诺连声。

　　于是找了个机会，沈兰玉面奏有这么一个会梳头的太监，慈禧太后无可无不可地说了声：“传来试一试！”

　　这一试大为中意。李莲英的手法轻巧，梳出来的新样巧髻，让慈禧太后在三、四面大镜子中，越看越得意，自觉丰容盛鬋，年轻了十几岁。不但如此，每次梳头，在镜子里细看，很少发现有落下来的头发。她没有想到，李莲英干过硝皮的行当，对毛发的处理有独到的手法，落下来的头发，顺手一拈，轻轻一捻，掌中腕底，随处可藏，只要遮掩得法，自然可以瞒过她的眼睛。

　　“原来如此！”王先谦听李璠讲完，不免困惑：“河间府出太监，由来已久，年幼无知，为父兄送进宫去，犹有可说，象他这样子辱身降志，所为何来呢？”

　　“人各有志，难说得很。照我看，此人心胸不小，大概是想透了，非此不足以出人头地。”

　　“照此说来，将来怙势弄权之事，在所不免。”

　　“现在的权势已经很可观了。只是他比安德海聪明，形迹不显而已。”

　　王先谦心里在想，要出风头，动一动李莲英，倒是个好题目，且摆着再说，先了结眼前这件案子。

　　“老年兄！”他开始谈入正题，“今天有件事，先来请罪。”说着，他取出折稿递了过去，拱拱手说：“叨在知交，必能谅我苦心。如以为不可，自然从命删去。”

　　李璠不知他说的什么？默无一言地看完他的稿子，方始明白，是为了这几句话：“近日翰林院侍讲臣张佩纶、御史臣李参奏商人李钟铭一案，就本事言之，李钟铭系不安分之市侩，法所必惩，就政体言之，则两人先后条陈，虽心实无他而逾涉朋比。”

　　“喔！”李璠倒很大方，笑笑答道：“老兄知道我‘心实无他’就行了。”

　　这样豁达的表示，在王先谦自是喜出望外，连连称谢以后，兴辞回家，重新清缮了一通折底，亲自送到宝鋆府中。第二天得到回信，深表嘉许，于是缮折呈递，要看清流有何反响。

　　清流自然要反击。这一次出马的是贵州籍的李端棻，是王先谦的前辈，铮铮有声的“都老爷”，上折痛斥王先谦钳制言路，莠言乱政，请求将王先谦立予罢斥。理虽直而措词不免有盛气凌人之嫌，因而在宝鋆力争之下，碰了个钉子，上谕责备他“措词过当，适开攻讦之渐，所奏殊属冒昧，着毋庸议。”但结尾亦仍鼓励言路：“嗣后言事诸臣，仍当遇事直陈，不得自安缄默，亦不得稍存私见，任意妄言，毋负谆谆告诫至意。”

　　因为上谕是作的持平之论，清流不便再闹。但王先谦的一奏，出于宝鋆的指使，清流却未能释然，而宝鋆的智囊是沈桂芬，所以要攻宝鋆，莫如在沈桂芬身上找题目。不久，有了个好题目：中俄伊犁交涉。

源济

第四十三章

　　同治十年，新疆回乱，俄国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理衙门照会俄国，质问侵入的理由？俄国政府答得很漂亮，说是代为收复伊犁，只要中国政府的号令，一旦能行于伊犁，自然退还。

　　到了光绪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总理衙门当然要索回伊犁。俄国政府提出两个条件，中国政府要能够保护将来国境的安全，同时偿还俄国历年耗于伊犁的政费。这一来，就得办交涉，检点第一流的洋务人才，曾纪泽在英国，陈兰彬在美国，李凤苞在德国，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焘则交卸未久，不愿出山。算来够资望的只有一个久当三口通商大臣，出使过法国的崇厚。总理衙门十大臣，当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头自然照准，于是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国。

　　满洲大臣都熟读《三国演义》，崇厚知道这桩“讨荆州”的差使，非同小可，东吴讨荆州不成，搞得两败俱伤，不可蹈此覆辙。默察情势，认为民气方张，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将伊犁要了回来，朝廷的体面可以保住，对清议也就有了交代，至于暗底下吃点亏，是无所谓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与俄国的“外交部尚书”格尔斯的谈判，相当顺利，不过半年工夫，俄国就答应归还伊犁，不过十八条条约，除了第一条“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以及第十八条规定换约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条都是中国要履行的义务，包括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割让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数百里，俄商货物往来天山南北路无须付税，以及俄商可自嘉峪关通商西安、汉中、汉口等地。

　　十八条条约全文，由俄国京城打电报回来，恭王一看不象话，复电不许。但是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资格，已经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亚，跟俄国外交部签了约。同时启程回国，留了参赞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极，但一闹开来，总理衙门从恭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联络董恂，取得宝鋆的支持，向恭王进言，案子要在暗中设法挽回，请旨密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详加筹划，密陈参酌。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沈桂芬是荐主的身分，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知趣点儿吧！”恭王直摇头，“不要等人说了话再办，更难回护。”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至于“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太师”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止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痛斥崇厚“至谬至愚”，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谋定”。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慷慨激昂。张之洞主张分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责成李鸿章破敌，他振振有词地说：

　　“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这时回疆新定，士气奋发，所以主战的不止张之洞，翰林、御史纷纷上奏，意气风发，自在意料之中。在意料之外的是，竟连向不过问洋务的万青藜，以及坐享安闲岁月，不与朝政的肃亲王隆勤，亦大发同仇敌忾的议论。

　　谈这件事的奏折，一下子有十几件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征引今古。慈禧太后相当辛苦，慈安太后帮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灯下，在李莲英悄然侍立之下，一个人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底。

　　尽管慈禧太后对处理政务，已学会了少动感情，出以冷静的要诀，但看来看去是那些理直气壮，大张挞伐的语句，内心不免也有些激动。洋人的铁甲兵船，诚然是利器，但在陆路上亦未见得不能一拚，而况左宗棠斗志既盛，士气亦旺，张之洞的条陈，似乎有些道理。

　　她心里不断这样在冲动，但跟洋人开仗，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始终不敢轻下决心。看得倦了，坐得累了，想得也烦了，放下奏折，揉揉眼站起身来，想舒散舒散筋骨和心思。

　　李莲英是一直在注视着她的动态的，这时便赶紧去绞了一把热手巾来伺候她擦脸，接着端来了一碗燕窝粥，关切地建议：“主子早点儿安置吧！”

　　“我问你，”慈禧太后忽然说道，“你看，跟俄国人能不能开仗？”

　　李莲英微吃一惊，退后一步，垂手躬身：“这是国家大事，奴才不懂，更不敢瞎说。”

　　“说说也不要紧。”

　　“奴才真的不明白。”李莲英答道，“主子何不问问七爷？”

　　这是个好主意！慈禧太后心想，这些折子如果交到军机处，恭王一定不以为然，还是得交内阁会议。如果议决要跟俄国人开仗，少不得起用醇王拱卫京畿，让他参与内阁会议，先了解了解大家的意见也好。

　　于是还有几个折子也不看了，第二天召见军机，当面指示了处理办法，而且指定醇王参加会议。

　　清议激昂，是恭王早就听说了的，只是想不到群情愤慨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所说的话，仿佛是预先约定了似的，一是不惜与俄国周旋到底，二是诛崇厚以谢天下。

　　大致看完了那些触目惊心的奏折，恭王觉得有句话不能不说了，“舆论如此，要想硬压是不行的了。现在得先想法子平大家的怨气。”他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换了我也是，这口怨气不出，逼得往打的路上走，后患无穷。”

　　“是！六爷的话一针见血。”沈桂芬很见机地说：“崇地山罪有应得！不如先请旨吧。”

　　“这不好！”宝鋆提出反对，“已经奉旨开缺，听候部议，总得吏部复奏了，才谈得到其他。”

　　“这好办！”恭王说道，“催一催吏部。”

　　于是吏部复奏，照违制论，应予以革职的处分。军机处由恭王具名，上了个折片：“崇厚奉命出使，并不听候谕旨，擅自起程，情节甚重。仅予革职，不足以蔽辜，拟请先行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慈禧太后当然批准，处理的经过，相当机密，等折片交了下来，立刻封交刑部尚书潘祖荫。打开来一看，他吓了一大跳。

　　“崇地山糟了！”他顿足长叹，心里在想，只怕性命难保！因为看样子非打不可，一打起来则非杀崇厚，不然不足以激励士气。

　　潘祖荫的名士气味很重，一个人感叹崇厚的遭遇，竟忘了遵旨行事。他有个出入相随的听差，名叫潘文，人如其名，亦通文墨，且谙吏事，这时已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早拿来了公服，预备他上衙门，看看没有动静，不能不提醒他了。

　　“老爷！钦命案子，耽误不得。”

　　“噢，噢！”潘祖荫定定神才想起，“快套车！”

　　“车子早套好了，请大人换衣服。”一面伺候他换公服，潘文一面又问，“文大人、孙大人他们，是不是先通知一声，在衙门里会齐？”

　　“对了！要大家见一见面。就你骑着马去走一趟吧，别人怕弄不清楚。”

　　于是主仆二人，分道出发，潘祖荫带着另一名跟班直奔刑部。堂官平日聚会办事，多在后园一处叫“白云亭”的屋子，坐定下来，立刻叫请直隶司郎中、提牢厅主事。

　　司官都到了，潘祖荫却只跟他们说闲话。不多片刻，刑部五堂官，纷纷赶到，满尚书是文煜，当过好些阔差使，是旗人中有名的富翁，跟崇厚的交情很好，他也听到了风声，倍感关切，所以一进门就问：“是不是崇地山出了事？”

　　潘祖荫不答，只将军机处的折片递给他看，接着是四侍郎一一传观，但他们都没有说话，要听两位尚书的意见。

　　“伯寅，咱们俩去一趟吧？”文煜用征询的语气说。

　　“我还不大懂规矩。”潘祖荫踌躇着说，“旨意中有‘拿问’的字样，措词太严了。”

　　大臣获咎，即令革职查办，亦多用“着交”的字样，用到“拿问”，便有唯恐畏罪潜逃或自尽，锁拿拘管的意思。果然如此，崇厚的面子上太不好看了，所以文煜不能不为他担待。

　　“崇地山不是糊涂人，决无他虞。”

　　“既然如此，你们预备吧！”潘祖荫看着司官说，“崇大人崇厚，奉旨‘拿问’。”

　　司官同声答应。提牢厅主事去预备“火房”，好安顿犯官，直隶司郎中点了四名皂隶，跟着潘祖荫和文煜，直投崇厚家。崇厚已经得到沈桂芬的通知，青衣小帽，正在待罪，听得门上一报，叫开中门迎接。

　　宾主相揖，各自无言，迎入大厅，崇厚才问了句：“请示两位，要不要设香案？”

　　设香案是预备宣旨，潘祖荫看他已知其事，而且廊下堆着行李，已有入狱的准备，便跟文煜商议，免了这道例行的手续。

　　“天恩浩荡！”文煜安慰他说，“地山，你不必戚戚。”

　　潘祖荫以刑部堂官，将要审问崇厚的身分，却不肯这样说话，只说了句：“就走吧！”

　　于是在家人泪眼汪汪凝视之下，崇厚被“拿”。他家华丽的后档车不能再坐，坐着刑部派来的骡车，往南而去。

　　一到刑部，送入“火房”，便算收监，接着是崇厚的家人送来行李、食物、杂用器具。一半是堂官的交情，一半是他家的银子，自然招呼得周到而方便。腊月十六的天气，滴水成冰，所以崇家的四个听差，第一件事就是糊窗户板壁，凡是缝隙，都用桑皮纸糊没，然后升起一个大火盆，在土炕上铺好狼皮褥子，请主人休息，那气派倒象是钦差借客栈作行馆似的。

　　等安顿停当，提牢厅主事，陪着直隶司郎中来作照例的“讯问”，其实是奉文煜之命，特来安慰。不过公事当然也要交代，请崇厚自己写一份“亲供”，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取。

　　费了半夜工夫，将亲供写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这是给沈桂芬的，自陈无状以外，少不得还要重重拜托。写完交给听差，找到看守火房的隶役，花了一百两银子，将信悄悄递了出去。

　　就是崇厚不写信，沈桂芬也要相救，不过他的处境也很难。保举非人，成了众矢之的，盛昱甚至在严劾崇厚的奏折上，彰明较著地指出，沈桂芬应该联带负责。

　　“崇地山昏愦糊涂，我也知人不明，都难辞其咎。不过，王爷，”他向恭王表明他的看法，“千万不能决裂，论将、论兵、论饷，一无可恃。无论如何要挽回天意。”

　　“天意”与前不同，慈禧太后本来倒还持重，自从连日单独召见惇、醇两王，态度大变，口口声声“忍无可忍”，非打不可恭王为此十分烦心，所以听了沈桂芬的话，只是摇头不语。

　　“五爷是说过算完，七爷倒是有点儿静极思动，不过也不难对付。”宝鋆说道，“难对付的是‘翰林四谏’，这一回张香涛可真是大卖气力了。我就不明白，他一天两三封信写给兰荪，那儿有那么多话好谈呐？”

　　“兰荪的服制快满了。”沈桂芬冷冷地提了一句。

　　这句话意义深长，恭王和宝鋆不由得都认真地去想，想的是李鸿藻服阙以后的安排。

　　“枢廷满六个人是个忌讳。我看……，”恭王慢吞吞地说，“如今也说不得了。”

　　这是主张仍旧让李鸿藻回军机，自然不是沈桂芬所愿意的。但清流都以李鸿藻的态度为转移，特别是张之洞的大卖气力，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沈桂芬的示威，另一方面亦不妨说是为李鸿藻复起问政作前驱。如果不这么安排，清流群起而攻，非搞得焦头烂额不可。

　　沈桂芬的心思极其细密，在他与李鸿藻之间，还留着一条线，就是翁同和。这时便想到不妨仍旧利用这条线，先通个款曲，倒是转变局势的一个关键。

　　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找到翁同和，让他到李鸿藻那里报个信，以为安抚之计。

　　翁同和这时已成南派的大将，与沈桂芬的往来形迹，当然不会象张之洞之于李鸿藻那样，无一日没有信，无三日不面谈，但交往虽疏，默契甚深，而在这次由崇厚的荒谬所引起的政潮中，更为沈桂芬出了大力。

　　翁同和也是以“正色立朝”自命的人，而在士论慷慨，纷纷言战的奋发气氛之下，他居然做了个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举动，主张缓索伊犁。这个说帖又非专论“俄事”，而是谈时政，建议裁天下绿营，革除各海关中饱的积弊，等于是说兵不可恃，饷亦难筹，无形中为“缓索伊犁”的主张作了个注脚。而这一套说法，谁都看得出来，是为沈桂芬声援，抵挡主战的论调。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虽只是传一句话的事，关系极大，翁同和的做法很聪明，借谈论对俄国的交涉为名，隐约表示李鸿藻将重入军机，与闻大政，所以来说明作缓索伊犁这个主张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鸿藻当然明白，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觉得无须见情，服阙复起，重入枢廷，在他是深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圣眷已衰，恭王亦不念旧情，那么，沈桂芬亦是无能为力的。

　　由于反应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交涉，请旨特派张之洞到场，以备咨商。这样做法，既是笼络张之洞，又是尊重李鸿藻，而且将局外人拉入局中来同尝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论，尽出难题，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请各位看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信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信中说不清楚。”恭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王抗争，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

　　本想起用郭嵩焘，以他对洋务的熟悉，应是唯一够格的人，但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由于副使刘锡鸿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辞官。回到湖南家乡，又饱受讥辱，骂他媚外，骂他忘本，因而异常灰心，决不肯再来蹚这遭浑水，还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误工夫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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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就是郭嵩焘的后任，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

　　“到底找对了！”宝鋆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具、年纪、身分，还有他老太爷的余荫，足可勾当此事。”

　　曾纪泽对洋务的了解，不下于郭嵩焘，年纪也还轻，万里奔波，力所胜任，本人是袭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见重于俄国君臣，交涉比较容易着手。最好的就是所谓“他老太爷的余荫”，曾国藩勋业彪炳，门生故吏满天下，看这份上，将来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处，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责。曾纪泽能够不挨骂，那么总理衙门十大臣，连带也就可以少受责备了。

　　“好！”恭王也点头，而且有更进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刚勋臣之后，与国同休戚，想来他明知艰巨，也说不出推诿的话。就照此回奏，上头没有不准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宝鋆又说：“各国公使一起抗议，这情形也得让上头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驳他，“‘西边’最讨厌听这些话，以为洋人处处挟制，如果不问到，不必多说。”

　　“是！”沈桂芬看了宝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点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祸。”

　　宝鋆细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决裂，崇厚当然要掉脑袋，不然就有点师出无名了。若是曾纪泽到了俄国，能把交涉办了下来，则依万国公法，没有杀崇厚的道理。而且将来转圜的办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纪泽，假托俄国人的要求，开释崇厚，表示议和的诚意，就是很好的一种做法。

　　“我已经托徐颂阁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说，“刑部预备复奏，请王大臣会议定罪，这又可以缓一口气。”

　　徐颂阁就是徐郙，江苏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状元，现在当詹事府正詹，在南书房行走。沈桂芬用翁同和疏通李鸿藻，以徐郙联络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南派“连衡”、“合纵”的妙用。

　　这个年当然过得不轻松，但同样沉重的心境中，毕竟还有区别。一种是沉重得几乎承担不住，只想卸除负荷，好好喘息一会；一种是沉重得精神抖擞，整顿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担子挑起来，这就是沈桂芬与李鸿藻，也是南派与北派大概的区别。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军机见面。清朝以勤政为家法，大年初一办理政务，不足为奇，但总是虚应故事，不甚费心的事居多。这一天不然，从辰初见面，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方始结束。

　　接着，便连发了好几道上谕，最重要的是派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议的条约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纪泽将“应办事件再行商办”，宗旨是“期妥协、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谕旨，当然是关于崇厚的。他的罪名经过再三斟酌，定了四个字：“违训越权”。违训则可以作为拒绝批准的理由，越权则表示崇厚所“画押”的条约，只是他个人的私意。定这样四个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于应付国际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为他的罪名本来应该是“丧权辱国”，如果是“乾隆爷”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会遇到钦差，出诏旨立斩。

　　然而“西佛爷”的权威，也很可观了。正月初三奉明发上谕，根据刑部的奏请，将崇厚的罪名交由亲王、大臣会议，就没有一个人敢为崇厚申辩。复奏说他“违训越权，情节重大”，于是，慈禧太后进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亲郡王一起会议定罪。

　　正月初八，李鸿藻朝珠补褂，天不亮进宫递丧服已满，请安报到的奏折。当时召见，慈禧太后面许：“李鸿藻仍在军机大臣上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朝旨一降，贺客盈门。张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赶到李鸿藻家，等到了好消息，义不容辞地为李鸿藻分劳，兴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宾客。

　　宾客中最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气量虽狭，然而城府极深，到李家致贺时，神态极其从容，并且不是道个贺，做到了应酬的礼节，随即告辞，而是闲逸地坐下来，与熟人闲聊，做足了与李鸿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礼的样子。

　　他本籍吴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顺天和直隶的同乡，所以张之洞与李鸿藻商议，利用山西赈灾的余款，建立“畿辅先贤祠”，他亦是赞助人之一，这时候便正好谈这件事。

　　“先贤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个年，”沈桂芬看着张之洞说：“香涛，该有一番举动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礼。今年第一个年，自当别论。”

　　于是彼此商定，正月里举行一次祭典。

　　张之洞跟沈桂芬谈“畿辅先贤祠”，谈得十分投机，可是议论时向，就格格不入了。当时，崇厚失职，荐主不能无咎，这些追究责任上的话，张之洞是不会提到的，他所谈的是边防，如何起用宿将、如何购置新式枪械、如何择要防守，口讲指划，旁若无人。而在举座侧目之中，独有沈桂芬不断摇头，间或夹以无声的冷笑，那种轻视的神态，对兴高采烈的张之洞来说，仿佛兜头一盆冷水。

　　“事非经过不知难。”等张之洞的话告一段落时，沈桂芬接口说道：“局外人的高论，可以拣有理的说，自然动听，局中人不尚空谈，要讲实际。香涛，有一天你执了政，记着我今天的话。”说着，随即起身，神色不动地拱拱手：“失陪了。”

　　这个软钉子，碰得张之洞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好不是滋味。过后思量，越想越不服气，沈桂芬总当清流论政，无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倒偏要做个样子他看看。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吴大澂。

　　吴大澂从陕甘学政任满回京，不久因为山西、河南、陕西大旱，奉旨会办赈务，躬历灾区，不避辛劳，救的人很不少。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曾国荃，都在奏折中说他的好话。慈禧太后决定将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员，吴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驻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务水利。

　　这个缺分很苦，但东有开封、西有洛阳，南岸就是荥阳、汜水，正是中原古战场之地。吴大澂虽是苏州人，却深慕他的乡先贤，明朝的韩雍。他平时喜欢谈兵，经常与亲兵在一起练洋枪打靶，颇有“准头”，沾沾自喜，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斜阳影里凭吊古迹，策马高岗，揽辔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荫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颇得意于他自己的那副儒将派头，因而一时也不想求什么升迁。

　　对俄的纠纷一起，象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沉默，他跟张之洞意气相投，平时常有书信往来，这时候自是洋洋洒洒，大谈筹边之计。其时由于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发，做学问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吴大澂的同乡，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这一科的状元洪钧，就是专门搞这一套的。吴大澂亦颇有所知，因而论到西北、东北的山川形势，头头是道。张之洞灵机一动，认为吴大澂应可以有一番作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气，当时便检出吴大澂最近写来的两通长函，送给李鸿藻去看，要求李鸿藻保荐吴大澂带兵筹边。

　　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打定主意，跟俄国能善罢甘休，还则罢了，不然就得开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筹划边防，整顿战备，一等有了成议，下诏求贤，自是当务之急，宿将鲍超，决定起用，连充了军的陈国瑞亦打算赦他回来效力。见此情形，李鸿藻觉得保荐吴大澂，正是人臣事君应有之义，因而一口答应了张之洞的要求。

　　话虽如此，也不能贸然举荐。李鸿藻虽然名心稍重，但为人诚恳，他觉得保举人才，虽是大臣的报国之道，但亦须为被保举的人，谋一个能够发挥所长，将帅和协的善地，才算尽了提携的责任。

　　经过与张之洞的一番筹议，李鸿藻为吴大澂找到了一个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会议过后，就可进行。

　　正月十七在内阁的会议，要议的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经过细心推求，拟了一个奏稿作为会议的根据。说他“违训越权”是句笼统的话，到底如何“越权”，如何“违训”？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个适当的比附。看来看去有一条“增减制书律”可以比照，对外国的条约，须奏奉钦定，即与“制敕”无异。“增减制书”的行为，自有已行、未行的区别，虽然条约未奉批准，但已画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减制书已行”者，是斩监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决，无人提到异议，议罪一事，就算定谳。另一件事是总理衙门所上的一个折子，事宜是“筹备边防事宜”，一共八条，洋洋数千言之多，范围太广，无从议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工夫来细心研究，纷纷画押，草草成议，由内阁具奏，听候圣裁。

　　※※※

　　对慈禧太后来说，这个会议筹备边防事宜的奏折，光是看一遍，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为她从开年以来，精神一直不好，过分劳累和忧急，加上饮食失调，伤了脾胃，以致夜不成寐，并有盗汗，但不能不强打精神，力疾从公。

　　内阁的复奏是由李莲英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念给她听的。兹事体大，未跟军机当面商谈以前，无法作任何决定，能决定的是崇厚的罪名，不过也得跟慈安太后商量一下。

　　将“东佛爷”请到长春宫，慈禧太后为她解释，刑部按律定罪，只要是这个罪名，便是“斩监候”，没有宽减的可能。

　　“崇厚当然糊涂该死。不过既说按律定罪，到底是已行、未行，得要辨一辨清楚。”慈安太后问道：“不是说，条约得要批准了才能算数？那就不是“已行”。你说是不是呢？”

　　“不是！”慈禧太后的肝火很旺，所以声音僵直，竟是一个钉子碰了回去，“如果是‘未行’，就不会有眼前这么大的麻烦！‘斩监候’还是便宜他的，且莫说雍正、乾隆年间，只怕先帝在日，他都逃不掉‘斩立决’的罪。”

　　慈安太后默然。过了一会便站起身来，说一声：“传轿！”

　　连慈禧太后的病情都未问，就回自己宫里去了。

　　象这样怫然而去的情形，是极少有的，慈禧太后自也不免失悔。

　　然而那只是出自良知的刹那间事，一转眼看到厚厚的一叠奏折，不由得便把这两三个月来，操劳国事所感到的种种焦急、气愤、忧愁、深夜不寐、彷徨无计的苦楚，都想了起来，觉得自己就算言语失检，慈安太后也应该体谅，何苦如此认真？她不体谅有病的人肝火旺，莫非有病的人，例该受委屈？

　　这样转着念头，便觉得胸膈之间象有个痞块往来冲突，五中焦躁，怎么样也咽不下那口怨气。

　　“哼！”她冷笑着，“居然给脸子我看！”

　　听语气不象自言自语，李莲英便需答话，他趴下来磕一个头：“奴才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什么话？”慈禧太后警告似地说：“你可别也来气我！”

　　“不怪主子生气，奴才也不服。不过，话说回来，谁也没法儿替主子分劳分忧，国家大事，全靠主子操心，千不念，万不念，只念着天下少不得主子。”李莲英又磕一个头：“奴才嘴笨，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

　　他虽说不出来，慈禧太后却懂他的意思，毕竟还有个人了解自己的甘苦！这样想着，心里好过了些，对李莲英当然也格外另眼相看了。

　　“主子圣体欠安，别人不知道，奴才知道主子的病是怎么来的。饶是这么费心费力，还受人的气，奴才替主子……。”

　　说到最后，竟是哽咽着无以毕其词。慈禧太后一惊，急急问道：“你是怎么啦？”

　　“奴才，奴才想想，替主子委屈。”

　　李莲英居然泪流满面。慈禧太后感动得不得了，又难过，又高兴，又惊异，竟是这样子忠心耿耿，实在难得。

　　“你用不着替我委屈。”她点点头说，“你有这点孝心，不枉我看重你。俗语说得好，‘不要气，只要记’，你也记着今天这一段，大家走着瞧吧！起来，拿药我吃！”

　　慈禧太后一直不大肯服药，此刻不待相劝，自动要药来服，似乎全是看在他的“孝心”上面。李莲英自然奉命唯谨，赶紧站起身来，从条案上的银盒子里，取出一包由太医院特地配制，平肝清火的丸药，打开来放在托盘里，送到慈禧太后面前。

　　不知是药的功效，还是由于李莲英的孝心，慈禧太后觉得比刚才舒服得多，精神一振，便又说道：“看看还有几条，把它念完了。”

　　李莲英很知道分寸，这些大事上，他不敢劝慈禧太后节劳，要避干预政事的嫌疑，于是仔细看了看答道：“还有两条。”

　　接着，便不疾不徐地念道：

　　“此次开办东北两路边防，需费浩繁，现在部库支绌，必须先时措置，以备不虞。着户部通盘筹划，先将各省丁、漕、盐、关，实力整顿，并将厘金、洋药税等项，责成督抚，力除中饱，毋任有滥支侵蚀情弊，俾资应用。惟边防刻即举办，需饷甚急，着户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

　　念到这里，慈禧太后突然打断：“慢着！”

　　于是李莲英住口无声，很小心地抬眼偷觑，只见慈禧太后凝视着空中，却不是空中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迷惘的眼神，不知是悲伤还是怅惘？只看得出她是在尽力搜索着记忆，睫毛眨动得越来越快，双眉越拧越紧，是很吃力的神气。

　　终于眉目舒展了，视线落下来看到李莲英谨慎而关切的神色，她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想起来了！皇帝亲政的第一天，军机跟他回奏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存四成洋税’。一晃儿七年了。唉！”她叹口气又问：“今儿几时？”

　　“昨儿‘燕九节’，今儿正月二十。”

　　“皇帝是那年正月二十六亲政。差六天，整整七年。”

　　原来她口中的皇帝，不是指此刻沉睡在长春宫寝殿中的小皇帝，是指出“天花”宾天的先帝。李莲英很奇怪，慈禧太后念及独子，似乎感慨多于悲悼。这仿佛证实了沈兰玉他们平日闲谈中所透露的，当年母子感情不和的传说，因此他不敢多说，只这样答道：“奴才进宫晚，没有赶上同治爷在的日子。”

　　“唉！”慈禧太后摇摇头，似乎不愿再提先帝，接着又说一声：“往下念吧！”

　　李莲英答应一声，找着成段落之处念起：

　　“惟边防刻即举办，需饷甚急，拟着户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酌拨巨款，以应急需；一面按年指拨各省有着的项，俾无缺误。其西征专饷，津防水陆各军，北洋海防经费，及淮军专饷，拟着户部分饬各省关，按年全数解足。东三省练饷、协饷，各省关未能解足者，亦着勒限解清。”

　　念完了这一条，要等慈禧太后考虑，李莲英起身替她换了热茶。她捧着茶杯出了半天的神，忽然问道：“在山西办赈的阎侍郎，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

　　这是指工部侍郎阎敬铭。李莲英常为慈禧太后读奏折，山西大旱的赈务及善后事宜，常由巡抚曾国荃与阎敬铭会衔出奏，他如果说不知道，就是欺罔，李莲英便答一声：“是！”

　　“你听说了没有，他在山西怎么样？”

　　李莲英略想一想答道：“奴才有亲戚从山西逃荒来的，多说朝廷派阎侍郎办赈，就是天大的恩典。阎侍郎办事很认真。”

　　“嗯，嗯！”慈禧太后没有再往下说，李莲英却有些猜到了，正在谈筹饷，忽然提到阎敬铭，看来是要将他调到户部来办事。

　　由于奏折太多，慈禧太后昨夜不免过劳，这天起身，精神委顿，视朝比平日晚了许多。因此，恭王和军机大臣，都在养心殿廊下待命，小声谈着她的病情，忧心忡忡地怕她累出一场大病来。

　　“说实在的，西圣真该好好息一阵子。不过，这话不便进谏。”

　　“请福晋进宫的时候，不妨劝一劝。”宝鋆提议。

　　恭王点点头，正要想说什么，听有太监传呼之声，知道西宫太后出临，便住了口，静待“叫起”。

　　等两宫太后坐着软轿驾到，恭王领头站班迎接，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看慈禧太后的颜色，但见她脸黄黄地，又干又瘦，一双眼中显露出无限的疲惫，不住用手绢捂着嘴干咳，那副病容，已不是珠翠脂粉所能掩饰的了。

　　她自己亦不讳言，等跪安已毕，首先就说：“我身子很不好！怕有一场大病。”

　　“近来天时不正，请圣母皇太后多加颐养。”恭王这句话空泛之极，自觉毫无意味，但不这么说又怎么说？踌躇了一下，加上一句：“臣等奉职无状，上劳圣虑，真正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

　　慈禧太后说了这一句，咳嗽不止，脸都胀红了。殿上不准有太监、宫女伺候，恭王等人又无能为力，只能瞪着眼着急，于是只好慈安太后来照料，替她捶背，又拿茶碗送到她唇边，乱了好一阵，才能安静下来。

　　“唉！”慈禧太后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筹议边防的折子，我都看了。曾纪泽由英国到俄国，得要些日子，到了能不能马上开议？开了议，会不会有结果？都难说得很。夜长梦多，实在教人不放心。”

　　“眼前总还不要紧。”恭王答说，“俄国就是有心挑衅，它那里调兵遣将，也得有些日子。臣已叫总理衙门，多订各地方的新闻纸，如果俄国有什么动静，新闻纸上一定有消息。目下还看不出什么。”

　　“它要调兵遣将，自然是在暗中行事。就算它没有动静，我们也不能不防。”

　　“是！臣等仰体圣意，自然要作备战求和的布置。”恭王又说，“连年西征，海防经费，未免不足。能够不决裂最好，不然……。”

　　“不然怎么样？”慈禧太后毫不放松地追问，“不然，就看着俄国兵打过来？”

　　这是碰了个钉子。但恭王不能因此就不说话，“那自然没有这个道理。臣是说，能够求全，暂时不妨委屈。真的要开仗，”他很吃力地说，“也只有全力周旋。”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问道：“李鸿章怎么说？北洋海口，他有没有守得住的把握？”

　　“北洋海口，关乎京师安危，李鸿章当然要出死力把守。他筹防已有多年，战舰炮台，大致有了个规模。臣前天接到李鸿章来信，预备在烟台、大连湾布防。奉天营口，亦是北洋的范围，自然也要责成李鸿章统筹兼顾。不过，水师究嫌不足，只有着力整顿步兵，刘铭传是淮军宿将，要不要调到天津来，等李鸿章奏明了，臣等再请旨办理。”

　　“北洋有李鸿章，西路有左宗棠，大致可以放心。”慈禧太后说，“我不放心的是东三省，听说俄国人在海参崴地方，很费了些经营，那一带要不要添兵添将，能有什么得力的人派过去，你们复奏的折子上，怎么不提？”

　　“用人大政，臣等未敢擅拟，原打算面奏取旨办理。”

　　恭王这几句话，答得很得体，“未敢擅拟”的说法，倒也不是故作恭顺，取悦太后，确是有不便事先形诸笔墨的窒碍，因为布置边防的用人，关系军情，宜乎慎密。同时有些宿将，解甲归田以后，大起园林，广置姬妾，正在享福，能不能再用，肯不肯复出，在在都成疑问，亦不便贸然建议复召。

　　这些情形由恭王回奏明白，慈禧太后的肝火便平服了，于是根据复奏的八条，一项一项细细核议。议到传午膳的时候，还只议了一半，暂时休息。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传膳，同时吩咐撤御膳赏恭王和军机大臣，传谕就在养心殿的梅坞食用。

　　膳罢复议，慈禧太后的神情越发委顿，不过这是少有的大事，当然不能半途而废，强打精神议完，却还不能回寝宫休息，得要等着看军机承旨所拟的上谕。

　　于是，军机章京全体动手，分头拟旨，一道明发、十几道廷寄。其中“筹备边防事宜”一事，析而为八，开头都用“此次俄国与崇厚所议条约”这句话领起，以下的措词，各不相同。李鸿章与左宗棠是“朝廷柱石”，对他们无机密可言，所以将朝廷的本意，坦率相告，条约因为“多所要求，万难允准，虽已另派曾纪泽往议，而该国心怀叵测，诡谲多端，不可不先事防范，用折狡谋。”此外就不便让他们与闻大计庙算了。或者说俄国”难保不滋生事端”，或者说“边备自不容缓”，饬令着意整顿防务，并不曾透露不惜一战的决心。

　　先是这八道廷寄，多则千言，少亦有五六百字，连拟带抄，加上沈桂芬、王文韶的帮忙，也费了一个多时辰，才得妥帖，送给恭王核看。

　　“我不必再看。宫门快下钥了，赶紧送上去吧！”

　　送到两宫太后那里，慈禧太后不能不细看，一面看，一面还得为慈安太后解说。廷寄第一道是给李鸿章的，畀以保卫京畿，巩固北洋门户的重任，一切布置，限期一个月奏报。

　　第二道是给左宗棠的，以新疆南北两路的边防，责成他通盘筹划。第三道须分缮八通，分别寄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黄河以南各省督抚，以及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等人，加强南洋防务及江防，简练陆军，以辅水师。第四道寄山西巡抚曾国荃，调驻扎山西的刘连捷一军，移防绥远。第五道寄河南巡抚涂宗瀛，调驻扎河南的宋庆一军，移师关外，驻守奉天、营口等处。第六道分寄乌里雅苏台将军、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库伦办事大臣等等满蒙旗将，加强辖区边防，认真操练，兴办屯垦。第七道分寄各省，整顿地丁、漕粮、盐课、关税，充裕饷源，同时严饬将应解款项，限期解清。

　　最后一道是指示东三省的防务。龙兴之地，特关紧要，这道廷寄对吉林将军铭安的指示，特别详细。而吴大澂以三品卿衔，赴吉林为铭安帮办军务，在李鸿藻保荐给恭王，刚才面奏奉准以后，此刻亦叙入寄铭安的廷寄之中。

　　除了吴大澂以外，慈禧太后很重视鲍超。从多隆河一役，刘铭传恩将仇报，冒功而诬控友军“失期”，害得鲍超忧愤攻心，旧创大发，这几年一直在他老家夔州新起的大宅中休养。慈禧太后和恭王都知道他的委屈，怕他前嫌未释，不肯出山，所以在寄给四川总督丁宝桢，“传旨饬令来京陛见”的廷寄中，特别写明：“现在时事艰难，需才孔亟，务当懔遵谕旨，迅速来京，不准推诿迟延。”

　　此外还有一道很重要的明发上谕：

　　“谕内阁，前因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保荐人才，以备任使。惟恐奇材异能之士，伏处尚多，该督抚等，闻见难周，尚未尽登荐牍，必须周咨博访，以广搜罗。着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将军督抚，暨曾任统兵大臣彭玉麟、杨岳斌，加意访求，其有器识闳远，通达治体；为守兼优，长于吏事，以及才略过人，足任将帅：骁勇善战，足备偏裨；熟悉中外交涉事宜，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善制船械，精通算学，足供器使；并谙练水师事宜者，无论文武两途，已仕未仕，均着各举所知，出具切实考语，秉公保荐。不得徒采虚名，滥竽充数，亦不得以无人可保，一奏塞责，庶几人材辈出，缓急可资，以副朝廷延揽人才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这道上谕充满了“闻鼙鼓而思将士”的意味，征召鲍超，便是明证。加以筹议边防的八道廷寄，内容不免泄露，因此人心振奋，都在谈论，这一次“非跟老毛子好好干一场不可了”！

　　当然，最起劲的是张之洞、张佩纶这班人，不独吴大澂的被重用，足为清流张目，更重要的是，主战的政见占了上风，李鸿藻一出，声势不凡，将沈桂芬压得黯然无光。沈桂芬确是憔悴了。李鸿藻的“威风”，固然使得气量褊狭的“吴江相国”，寝食难安，然而亦不尽出于私心。练兵筹饷，广罗人才，这样大张旗鼓的搞法，在他看来，是祸非福，总有一天弄得决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主战派正在锋头上，清流的嚣张，犹在其次，慈禧太后力主备战，不信能够和平了结的态度，才是他最感到焦灼的。

　　“上头为什么如此强硬。”他困惑地问宝鋆，“莫非真是肝火旺的缘故？”

　　“肝火旺也还罢了，还有人在火上加油，才是最不可解之事！”

　　“谁啊？”沈桂芬问：“是五爷跟七爷？”

　　“五爷的话，上头未见得听，七爷的话，也得先看看对不对？再作道理。只有一个人的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那是谁？”

　　“你想呢？”宝鋆反问一句，“谁还能三天两头，奉召进宫？”

　　沈桂芬明白了，指的是荣禄。

　　荣禄虽在上年十一月间，因为腰伤复发，不耐劳剧，解除了步军统领的职司，而宠信未衰。如今李鸿藻复出，表里相济，使得沈桂芬更感威胁。眼前固然还有件关于荣禄的案子在兵部，只是要想在这上面做篇文章，搞他个难堪，却还不容易，只有隐忍着，等待机会。

源济

第四十四章

　　机会来得很快，而且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从处置了筹议边防一案，慈禧太后心力交瘁，病势日增。李德立请脉以后，提出警告，说她气血两亏，心神悸怯，多由操劳国事，焦忧太甚而来，如果不是摆脱一切，彻底调养，将会酿成“巨祸”。

　　慈禧太后也知道自己的病不轻，然而要她放手不问国事，却怎么样也不肯松这句口。而臣下则又必须“讳疾”，一方面是怕引起她的猜疑，对她本人而讳；一方面因为慈禧太后是实际上的皇帝，为安定人心，须对天下而讳。这样就不便公然奏请免除常朝，只望她自己能够节劳。

　　“西边是顶争强好胜的，总得有个说得进话去的人，想法儿劝一劝才好？”

　　恭王亦以宝鋆的看法为然，但是谁去劝呢？七福晋是见了她姐姐不大说得出话的，七福晋怕碰钉子不肯进宫，而且恭王也不敢冒昧。最后，让宝鋆想出来一个人：居孀的荣寿公主。

　　慈禧太后本就爱重荣寿公主，在她居孀以后，更有一份不易解释的歉意，因为是她作的主，将荣寿公主指配给了体质虚弱的符珍，结果害了她一辈子。为此，格外另眼相看，就说错了话也不要紧，而且荣寿公主沉着机警，善于析理，也不致于说错话。

　　于是荣寿公主衔命入宫，一到就表示要住下侍疾。她也真的亲尝汤药，夜深不寐，只要慈禧太后一张眼，或者问一声，她总是很快出现在病榻前，真正是孝顺女儿的样子。

　　二月初一从养心殿回宫，慈禧太后几乎连走下软轿的气力都没有。荣寿公主觉得不能不开口了。

　　“佛爷！”她忧容满面地，“女儿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奇怪吧！”慈禧太后怜爱地责备：“几时不让你说话来着？”

　　“那，女儿就说了。佛爷，打明儿起，好好歇着成不成？这么冷的天，天不亮上养心殿，好人也得受病，何况圣躬不安？”

　　“唉！”慈禧太后摇摇头，“我何尝不想歇着？你说，‘那边’是能拿大主意的人吗？”

　　“要拿主意，这么安安稳稳歇着，还不是照拿？”

　　“这话倒也是。”

　　“本来就是嘛！”荣寿公主接着便又劝说，边防正在部署，曾纪泽方由英赴俄，对俄交涉在停顿之中，眼前并无大事，正好养安。

　　慈禧太后笑了，“照你这么说，我这个病倒生得是时候了，”她又感叹地，“真是，害病都得挑挑时候！”

　　“原是神灵庇护。国家大事，千斤重担，都在皇额娘一个人身上。”荣寿公主又说，“过一两个月，曾纪泽到了俄国京城，开议那时候要请训，皇额娘早就万安了，有精神对付老毛子了。”

　　这句话说得慈禧太后不断点头，“把‘那边’请来吧！”她说。

　　慈安太后却真是老实，听慈禧太后一说，先自一愣，便有些手足无措之感，“我怕我一个人不成吧！”她迟疑着问。

　　“没有什么不成！这多年下来了，难道说还有什么看不清楚，听不明白的？”慈禧太后又指着荣寿公主说：“有她阿玛在那里，错也错不到那儿去。再说，我还是可以帮着你看折子，拿主意。”

　　这样鼓励着壮慈安太后的胆，她总算放了些心。但是，第二天跟军机见面，仍难免怯场，因而率直说道：“慈禧太后身子欠安，只好我一个人来料理。六爷，我可有点儿摸不清头绪，该当怎么办的怎么办！错了什么，漏了什么，你们可要早说。”

　　“是！”恭王答道，“办事原有常规，臣等不敢欺罔。”接着便将一叠交议的奏折，捧上御案。

　　第一件案子便麻烦。这一案是邓承修接得家乡的来信，参劾广州府知府冯端本，招权纳贿，庇恶营私，情节甚多。原来是交由已调两江的两广总督刘坤一跟广东巡抚裕宽查办，此刻要议的，便是刘坤一跟裕宽的复奏。

　　由于被参的情节，有实有不实，督抚查办的结果，有同有不同，加上案外生案，牵涉到一个曾经做过知县的广州府绅士，因而慈安太后茫然无主，将一叠奏折翻来翻去，找不到恭王所说的邓承修的原奏。

　　“不行！六爷，你来看看，是那一件？”

　　于是恭王只好走近御案，将原件找了出来，上面有慈禧太后的御笔，是“查办”二字。

　　“对了，查办！怎么说啊？”

　　恭王有啼笑皆非之感，讲了半天，慈安太后似乎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从头来问“怎么说”，难道再不厌其烦地讲一遍？

　　这算是件小事，小事这么耽误工夫，大事如何料理？恭王便笼统答一句：“邓承修参的也不全是没影儿的事，冯端本确有点儿不对，臣请旨交部议处。”

　　“好吧，交部议处。”

　　在慈禧太后片言可决的事，到了慈安太后那里，凭空耗费了好些工夫。恭王一看这情形，觉得不必这样费事，便另换了一种办法，每一案说明简单案由，然后再提办法，或者“交部议处”，或者“下该部知道”、或者“依议”、或者“准奏”。果然，这一下便快得多了，二十几件奏折，不到一个时辰，便都已打发。

　　一退了朝，慈安太后如释重负，回到钟粹宫不住长长地舒气。有这一番经验，她才衷心地服了慈禧太后，暗暗自语：

　　“看人挑担不吃力，真亏她！”

　　当然，熟能生巧，慢慢摸得清头绪了，也就能够自作裁决了。沈桂芬每日见面，发言虽少，却比平日格外用心，看看时机已到，将荣禄的那件案子翻了出来。

　　这件案子，还是荣禄奉旨办理慈禧太后普陀峪“万年吉地”的时候发生的。陵工一向是好差使，但责任也特重，丝毫出不得错，只是那时的荣禄正在风头上，不免马虎。有个被革了职的知县马河图，谋求陵差，照例不可，而荣禄用了他当“监修”，为人参了一本。有慈禧太后在，这件案子被压了下来，此刻旧事重提，沈桂芬跟兵部的另一个尚书，翁同和的拜把兄弟，当过弘德殿谙达的广寿商议，拟定了荣禄的处分。

　　议定罪名，向来是有律依律、无律比附，这比附上就大有伸缩的余地，如果比照长官失察的罪名，不过罚薪的处分，而沈桂芬拟的是“比照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例”。这是极重的罪名，提督、总兵奉命征剿土匪，受有贿赂，不剿而抚，保举匪人充任官职，结果复叛，就象当年苗沛霖的那种情形，则此保举的武官，丢脑袋亦不算意外。

　　罪名虽重，拟的处分却轻，“降二级调用”，而轻中有重，“不准抵销”。罪名有时不怕重，那怕革职，只要有机会，一道恩旨，开复处分，就可无事，如果“降级”而不得用“加级”之功抵过，那就非降官不可。沈桂芬是想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一招“绵裹针”来治荣禄。

　　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在折尾声明：“此系察议，可否改为降一级调用，请旨办理。”意思还是为荣禄乞恩。

　　“怎么叫‘察议’？”慈安太后问。

　　“这是明载在大清会典上的。”恭王答道：“看情节轻重，斟量处分，叫做‘察议’。按律治罪，就是‘议处’。”

　　“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是很重的罪！”

　　“是。”

　　“这么说，是拟得轻了？”

　　恭王一时答不上来。是轻是重，他肚子里明白。荣禄一向走醇王的门路，他当然无所用其庇护，但私交也很不错，似乎又该替他说话。就这踌躇之时，宝鋆越次答奏了。

　　“是。”他说：“回母后皇太后的话，这个处分，按大清律来说，是很轻的了。”

　　“既然已拟得轻了，就不用再改。”慈安太后很熟练地说：

　　“依兵部原议。”

　　上谕未发，荣禄就已得到消息“哼！”他愤愤地说，“别样都还罢了，折尾的声明，不是猫哭耗子？我不领他这个情。”接着便请幕友拟奏折“谢恩”，同时请病假，意思是不想再补降两级的缺，当过从一品的尚书，再补上个从二品的缺，面子上未免难看。

　　这个要求当然能够如愿。事实上也解除了恭王的一个难题，因为文职正二品的缺极少，武职的正二品则是很多，象步军统领所属的左右翼总兵就是，但这是荣禄十年前的旧职，自然不便再派。此外则各省驻防将军属下，专管一城的都统，亦是正二品，荣禄既在病中，不便外放，就能放也嫌委屈。所以他的奏折一上，交吏部议复时，恭王把它截留了下来，搁置在军机处，根本不办。

　　荣禄那里，当然有好些人去慰问，翁同和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空言无补实际，荣禄决定韬光养晦，等机会报仇。

　　慈禧太后的病，为了失眠和饮食无味这两种征象，始终去不掉，成了缠绵之疾，时好时坏，但就是好的时候，也是“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就算想问政事，也是力不从心。

　　大政事只有两件，一件是对俄交涉，一件是筹议边防和海防。备战求和，则和战在未定之际。曾纪泽虽远在英国，对于廷议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大计不决，交涉一定无功，因而他在伦敦，迟迟其行，只是与总理衙门函电往还，反复讨论，要先定出一个交涉的宗旨来，方愿启程。

　　和战大计则不但朝中争得很厉害，督抚中亦分成两派。主战的势孤而气壮，那几乎就是左宗棠一个人。主和的则人多而情虚，因为主和便好象是退缩、懦怯，一定挨骂，因此为头的李鸿章，只能跟恭王密函商酌。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入觐，过天津时曾有一番密谈，决定谏劝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万不可开衅。他们一方面分别上奏，请宽减崇厚的罪名，以为转圜之计，一方面由李鸿章侧面鼓励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纠纷。

　　主和派渐渐占了上风，在翁同和的全力游说之下，连一向态度最激烈的醇王，也改变了主意，不主张遽尔决裂。同时，在籍养病的郭嵩焘，也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数千言，分析对俄交涉的事理，主张遣派专使实地调查，伊犁尽可暂缓收回。崇厚的罪名，应当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而且很不客气地说：“廷臣主战乃一隅之见。”

　　由于郭嵩焘的精通洋务，他的意见，自然受人重视，因而主和派的声势越振。原来主战的高谈阔论，主和的曲曲调停，有各行其是，不相为谋之势，此刻则以开议无法再缓，而崇厚的能否免死，便成了和战大计中的一个关键。就在这时候，鲍超奉召入京，他的出处，又是和战大计的一个表征。因而主战主和双方，无不注视慈安太后召见鲍超，作何表示？

　　鲍超还是第一次进京。当然也是第一次谒见慈安太后。在天津便由李鸿章一再教导，如何行礼、如何奏对，一再演习，所以召见的仪注，丝毫不误，入门磕头，请安谢恩，然后跪着等候垂询。

　　慈安太后先问了路上的情形，然后照例问百姓：“四川的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

　　“贤臣丁宝桢，操守好廉洁的。”鲍超用浓重的川东口音答道，“百姓安堵如常。”

　　“沿途百姓呢？看过去还平安？”

　　“仰赖天恩。百姓平安。”

　　“今年年成好不好？”

　　“沿路看年成都不坏。‘小春’都收起了。”

　　慈安太后略停一停又问：“你在路上走了几天？”

　　鲍超诧异，这话刚才问旅途的情形，已经答奏过了，何以又问？他总以为问过例行的关切民瘼的话，总要提到对俄的军务部署，打点着一肚子的话，一时还没有机会陈述，只好将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坐轮船坐了十几天，沿途吃药，水陆都耽搁了，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天津。”

　　“沿途吃药？”慈安太后问道：“你身子有那些不爽快？”

　　这一问，算是接上了话题，鲍超精神抖擞地答道：“奴才在家乡，接到各处来信，说的不同，有说古北口已经开仗，俄国兵船到了天津，京城吃紧，奴才恨不得插翅飞来。故而奉到圣旨，连夜请人起稿，奏报起程日期，好教朝廷放心。奴才一面又连夜修起书信，给各省旧部，叫他们到湖北水陆方便的地方住到一起，听奴才的信息。奴才另外又请人写奏折，请旨招募勇丁。奴才心想，等奏折批下来再作道理，时候就晚了，所以奴才迎着上来，免得一来一往，多费工夫。奴才昼夜筹划，睡不得几个时辰，奴才的小婆子劝奴才歇歇。奴才心想，国事这样子紧急，臣子那忍心偷闲？因此上，肺家受了寒，咳嗽得厉害了，牵动旧伤。”

　　“噢，你沿途在那几处服药？”

　　“在宜昌服了五剂。到天津，李鸿章看奴才的气色不好，留住在他那里，又服了好几剂。”

　　“你是要紧的人，服药要谨慎。”慈安太后有些词穷似的，接着，便问了句：“你觉得那里的医生好？”

　　“都平常。”

　　“到底那个医生靠得住些？”

　　鲍超不明白，慈安太后为何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想了想答道：“李鸿章荐的医生，药倒还觉得平和。”

　　慈安太后点点头，换了个话题：“你是跟着曾国藩打仗？”

　　这何消问得？然而不能不答：“奴才原是跟着向荣出师广西，追贼追到湖南，曾国藩调奴才管带水师，随同杨岳斌将江面肃清。后来胡林翼调奴才统带陆路，招募霆军各营，随同曾国藩打仗。”

　　“你打过好多仗？”

　　“太多了，记不清了！”鲍超答说：“水面陆路，总有几百仗。”

　　“你好声望！”

　　天语褒奖，应当谢恩，鲍超磕个头说：“奴才毫无能为。”

　　“我知道很吃了些苦。”

　　“当效犬马之劳。”

　　说到这里，又没有话了，而起用宿将，郑重其事，似乎也不能象外放官员例行召见那样，问几句话就了事。于是，慈安太后又回到鲍超的病情上来。

　　“你身上的伤痕，还牵动不牵动？咳嗽好些了没有？”

　　“是好些了。”

　　“既然李鸿章荐的医生还好，还是要用李鸿章的医生。”

　　“是！”鲍超掉了一句文：“谨遵慈谕。”

　　慈安太后想了想，问到李鸿章：“你跟李鸿章是至好？”

　　如何谈得到至好？鲍超的病，就是因为李鸿章抹煞良心，袒护刘铭传而来。只是这些恩怨，不便直奏，只将慈安太后的话，改动了一个字：“奴才跟李鸿章是多年‘旧’好。”

　　“他的体子怎么样？还好吧？”慈安太后问，“饮食好不好？”

　　“李鸿章曾邀奴才吃过饭，他一顿吃得两中碗饭，胃口要得。太后可以放心。”

　　“你也要当心！总要叫医生替你好生看。”

　　“是！”

　　又没有话了，慈安太后是真的想不出话了，只好点点头说：“你歇歇吧！”

　　鲍超知道，这是召见完毕的表示，随即跪安退出，心里既觉得轻松，又觉得遗憾。轻松的是，慈安太后极好对付，丝毫没有天颜初对，战战兢兢的感觉，遗憾的是自己预备了多少天，有一肚子如何募勇，如何布防的话，完全无用，真正白糟蹋了！

　　慈安太后召见鲍超的经过，当天便有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的太监，当作笑话去说给她病中遣闷。除了那句“小婆子”触犯忌讳，万不能出口以外，鲍超的乡音和自称“奴才”，都被诧为奇事。

　　汉人称臣，旗人称奴才，是开国至今，相沿了两百年的规矩。慈禧太后不明白鲍超是受了谁的教，还是他有意自附于旗下，所以口称奴才。然而，她所认为的笑话，倒还不在鲍超身上，而是慈安太后的话。

　　“你看，”她对荣寿公主说，“你东佛爷倒是怎么回事啊？鲍超千里迢迢来陛见，也该问问他，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如果用他，他想怎么样效力？怎么絮絮叨叨，跟个三家村的老婆子似的，尽说些无味的废话。”

　　“东佛爷，阿弥陀佛的人！”荣寿公主说，“想问也无从问起。”

　　“这样子，怎么能担当大事？”慈禧太后叹口气：“唉！这个病，困住了我。”

　　“皇额娘！可千万不能心烦。”荣寿公主警告着说，“要不然，药可是白吃了。”

　　慈禧太后摇摇头：“怎么能不烦？沈桂芬说是懊恼成病了！办事要论细心稳重，还是他。军机上少这么一个人，恐怕更玩儿不开了。”

　　荣寿公主极知分寸，论到国政，她不肯随便说话，所以默然不答。

　　如果是别人这样不接话茬儿，纵非不敬，也会被慈禧太后认作不识抬举，失去恩宠，但对荣寿公主却是例外，不但不恼，反觉得她稳重识大体，所以不再谈论国事，只等慈安太后来了，再作道理。

　　整整三个月以来，慈安太后照例从养心殿退了朝，就到长春宫，将召见军机及部院大臣，或者入觐督抚的情形，说与慈禧太后听。当然，不仅仅是让她知有其事，主要的是跟她讨主意。

　　“六爷跟我说，鲍超这趟进京，兴奋得不得了，看样子是指望着放个总督……。”

　　“怪不得！”慈禧太后失声说道，“那么巴结，自称‘奴才’。”

　　“是啊，我也奇怪！原当他在旗，问六爷，六爷说不是，武将不懂规矩。六爷又说，现在没有总督的缺，意思是不能让鲍超当总督。”

　　“有缺也不行！”慈禧太后说，“他们军功起家的这一伙，杨岳斌当过总督，虽是行伍出身，到底念过书。鲍超西瓜大的字，认不得一担，怎么能当总督？”

　　“我也这么想，鲍超是好战将，不如叫他督办军务。”

　　“那不成了钦差大臣了吗？更不行了！”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说：“他当过提督，还叫他当提督，不是要募勇吗？他是湘军出身，叫他到湖南去好了。”

　　三言两语就定了鲍超的出处。慈安太后细想一想，果然，放鲍超去当湖南提督，是人地相宜，再也适当不过的安排。偏偏自己就想不到，实在不能不心服。

　　“我知道了，明儿跟六爷说。”慈安太后接下来又谈一件大事，“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说新疆要派一个总督、一个巡抚。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鲁，请朝廷先派定了人，让他们去创办行省。”

　　“现在不是时候！”

　　“六爷也这么说。伊犁还没有收复，只能搁一搁再说，这个折子也不发抄，免得影响人心。”

　　“很好！”慈禧太后点点头，深表嘉许。

　　“六爷又谈了一件事，说接到肃州的信，左宗棠出嘉峪关到哈密去了。带了一样东西，”慈安太后说：“你再也想不到的，是一口棺木。”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深为注意，一双半闭着的眼，倏然大张，睫毛闪闪地望着慈安太后问：“真有这话？”

　　“想来不假。六爷说，左宗棠忠勇可嘉。不过……。”

　　“不过怎么样？”慈禧太后抢着问。

　　“不过有伤国体。”

　　“哼！”慈禧太后摇摇头，身子往后一仰，是大不以为然而不愿指责恭王的神气。

　　“左宗棠今年快七十了。”慈安太后有恻然之色：“这么热的天，又在西北水草不生的地方，抬着棺木去拚老命！想想，唉，真是！”

　　慈禧太后不作声，静静地靠在软椅上，两手交叉在胸前，双眼一眨一眨地，竟似无视于慈安太后在她面前。

　　这神情象是有什么大疑难待决似的，慈安太后惴惴不安地问：“你在想什么呀？”

　　慈禧太后缓缓地转过眼来，眼中感喟无限，“他们爷儿俩，总是想跟洋人拚一拚，好好见个胜仗，才能挺起腰板来舒口气。这个愿心，不知道那一天才能了？”

　　慈安太后默然半晌，方始说了句：“打仗也得要有人。”

　　“人不是没有。人心不齐！左宗棠要打，李鸿章不肯打；李鸿藻要打，沈桂芬不肯打；老七要打，老六不肯打。”慈禧太后又说：“咱们俩不也是吗？”

　　“我没有主意。”慈安太后又说：“不过，即便打仗，总得要有点儿把握才行。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齐了，也得要有钱，北洋买两条铁甲船，就得二百万银子，怎么得了？”

　　提到钱上面，慈禧太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谈海防、谈边防，动辄上千万银子的事，她也总是听从军机的调度，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平日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有事，又总是困难重重。钱都花得那里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万银子的军饷，到底也还落个“抬棺木拚老命”的报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盘帐了。

　　她在想，古语说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后则是“以天下养”。当初修园，大小臣工，无不力谏，说话在道理上，不能不听，其实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挥霍大家挥霍，无论如何以垂帘的太后来说，总该与众不同，“与其别人来花，不如我自己来花！”她这样在想，然而她也还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

　　为了两件大事，或者说只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战？慈安太后终于知难而退，不能不请慈禧太后来跟“六爷”及军机大臣当面商议。

　　第一件事是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李鸿章、刘坤一这一北一南，疆吏领袖的两总督，固然早有建议，宜乎赦减，现在则连曾纪泽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为对俄国有和平了结的诚意的起码表示。同时据李鸿章奏报，英国公使威妥玛及法国新任公使宝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结的可能。

　　如果不愿和平了结，自然是不惜一战，但真如慈安太后所说的：打仗要人要钱。要人还可以仔细搜罗，要钱则非各省尽力不可。但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和江苏巡抚吴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协饷，又要筹拨海防经费，实在是势难兼顾。由此可见，都是跟李鸿章一鼻孔出气。朝廷如果一定要开仗，连江苏这样富庶的地方，都无法额外解款，那么一旦决裂，后援不继，岂非自速其败？

　　和既不甘，战则难敌。慈禧太后应慈安太后要求，扶病出临，接见军机，要彻底定一和战大计。

　　国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后扶病临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职有亏，惭愧惶恐，无地自容。接着便根据各方的报告，以及报纸的记载，分析俄国的动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纳林河，一面派出兵舰巡弋吉林沿海一带。陆路犹可一战，海防空虚，万难抵挡，因此，目前总须设法促成和局。

　　“海防筹办了不至一两年！”慈禧太后问道，“当初是怎么定的议？你们自己说吧！”

　　海防之议，定于光绪元年四月，以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由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商奏定，年拨“海防专款”四百万银子，由粤海关洋税四成，江海关洋税两成，以及税源最靠得住的江浙两省厘金中拨出。恭王奏明了当初原议的办法，便又陈述这五六年来筹办的情形。

　　“海防专款虽说每年有四百万银子，收解并不足额。西征的军费每年六七百万，借洋债支应，由粤、江两海关的洋税作担保，按年拨还。江浙两省的厘金，有时移作别项紧要之用，亦都奏准在案。所以，海防专款拨给两洋的，每年每处不过数十万银子，购办炮船，派遣留洋学生等等，都在这笔专款之内，陆续开支。”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即使款项有着，购办铁甲兵船，操练纯熟，亦非好几年的工夫不可。北洋为京畿门户，比南洋更重，有李鸿章在那里主持，部署比较周密，南洋则重在制造、训练，防务较为空虚。臣等不是敢推诿，实在是这几年专心经营西北，海防尚难兼顾。自两位皇太后垂帘以来，十几年间削平发匪、捻子、回乱，元气大伤，国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时，力图振兴。”

　　“‘委屈一时’自无不可，只怕‘力图振奋’四个字，又是空话！”

　　慈禧太后的声音虽然平静，但语气中的责备甚严，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头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由于精神不济，无力辩驳，想了好一会，这样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们姊妹赦减。虽说权操自上，也不能不顾公意。”说到这里，因为气喘，不能不停下来。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料知还得费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见机，所以接着便说：“臣请旨，议减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复奏。”

　　“醇亲王也该参与。”慈禧太后又说，“张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会。”

　　“是。”恭王加上一句：“到会以备咨商。”

　　这是特意确定张之洞在会中的身分，不是参加会议，只备顾问。慈禧太后点点头，认可了恭王的意见。

　　于是隔了两天内阁会议，由大学士全庆主持，事先备好一个折稿，派人朗声宣读，是拿外间的议论作为减罪的理由，完全是针对着俄国及各国公使做文章，说“近闻外间议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

　　接着便声明与俄国和好多年，不失友谊。崇厚的错处是不将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国详细说明。现在以中国之法，治崇厚之罪，本与俄国不相干，但恐远道传闻失实，引起误会，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纪泽知照俄国。这就是中国对俄国和好的证据。

　　此外，醇王又单独上一奏折，也主张崇厚暂免死罪，仍予监禁，等到条约议妥，再行加恩。他的意思是：你们俄国人当崇厚是朋友，帮他说话，果真如此，则要救崇厚的命，就该和平订约。否则，崇厚仍难免一死，你们就是不够朋友！

　　两个折子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唯有依从。两折合而为一，颁发了一道上谕，崇厚到秋决的时候，就可以不死了。

　　※※※

　　这是慈禧太后深感拂逆的一件事，自于病体不宜，加上恭王福晋病殁，妯娌之情，固增伤感，而将人比己，深怕自己也一病不起。就由于这些忧伤莫释，于是略见好转的病症，突然反复，不能下床了。

　　御医李德立请脉，开出来的脉案是：“气血两亏，心脾未复，营分不调，腰腿时热，早晚痰带血丝，食少气短。”近支亲贵在内奏事处看了方子，无不忧心忡忡，当天都遣福晋进宫视疾。

　　“养病，养病，总要静养！”慈禧太后对坐在病榻前面的慈安太后说：“这个乱糟糟的局面，教我怎么静得下心来？”

　　慈安太后拙于言词，不知如何劝慰，只着急地说：“总得想个办法才好。我看李德立不行！”

　　正好宝廷有个奏折，建议降旨各省，博访名医，举荐来京。先怕这一来风声太大，引起外间猜疑，影响局势，此刻实在顾不得了。慈安太后征得了慈禧太后的同意，发了一道五百里加紧的廷寄，密谕各省督抚：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着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由内务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

　　其江苏等省咨送乏人，即乘坐轮船来京，以期迅速。”

　　征医的密旨一下，自然是近在京畿的李鸿章，首先奉诏，保荐前任山东济东道薛福辰；接着是山西巡抚曾国荃，保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江苏巡抚吴元炳，保荐常州名医马文植。等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彭祖贤的复奏一到，保荐的亦是薛福辰。

　　于是降旨立召。薛福辰在六月二十三，皇帝万寿之前到京。因为谕旨中有“由内务府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的话，所以伴送人员直接将薛福辰领到内务府，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慈禧太后同族的恩承接待。

　　薛福辰是三品服色，上堂一看，四品服色的李德立高坐堂皇，心里便很不是味道。

　　恩承倒还客气，口称“抚屏先生”，为他们彼此引见。李德立“同行相妒”，薛福辰自觉委屈，两人心里都不是味道，但官场礼节自然要顾，所以都还含笑招呼。

　　“抚屏先生是无锡世家。”恩承对李德立说，“医道高明，想来你总听说过？”

　　李德立自然听说过，早在十几年前就知其名。薛福辰是薛福成的胞兄，咸丰五年顺天乡试中的举人，名次很高，差一点就是解元，但第二年春闱极不得意，竟致榜上无名。

　　那时东南血战方酣，回不得家乡，他父亲薛晓帆在湖南当州县，道路艰难，一动不如一静，便捐了个郎中，分发工部，一面等着补缺，一面等着下科会试。不久丁忧，而且祸不单行，薛福辰千里奔丧之际，忽然得到消息，无锡沦陷，老母仓皇避难吉凶莫卜。于是丧事粗了，又间关跋涉，在扬州府属的宝应县寻着了老母，安顿家事，重复进京，在工部候补。

　　补缺甚难，因为捐官的花样越来越多。为了筹措军饷，想出各种名目来号召，往往今天是最优先的班次，到了明天就落后了，要保持优先，便又得加捐，捐官几乎成了骗局。薛福辰没有钱来加捐，就只能跟李慈铭一样，坐等补缺，每月分几两“印结银子”，苦苦度日。

　　日子虽苦，闲工夫却多的是，薛福辰就在这时候开始涉猎医书。他的秉性，用心极专，一事不当于心，穷思极研，废寝忘食，非要将疑团剖解，看个明明白白不可。因此，五、六年下来，各家医书，无不精读，融会贯通，成了无师自通的名医。

　　看看补官无望，科场蹭蹬，薛福辰以世交而入湖广总督李瀚章幕府。督抚每年总有几次“保案”，加上一个名字，美言几句，很容易地由郎中改为知府，分发山东。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丁宝桢，而薛福辰的幼弟福保，又在丁宝桢的幕府，以此渊源，升官就容易了，先以河工的劳绩，升为道员，接着便补了实缺，放为济东泰武临道。光绪初年老母病故，照例丁忧守制，三年服满进京。就在这时候补缺不得，预备归隐的时候，得到这么一个意外的机缘。

　　这篇履历，李德立是在李鸿章的原奏中看到过的。虽说他是举人的底子，当过实缺的道台，但此刻以医士的身分被荐，而且有先加考查的上谕，则当仁不让，无须客气。

　　于是，李德立俨然以考官的身分，“请教”医道。一番盘诘，知难而退，因为他懂的，薛福辰都懂，薛福辰懂的，他就不完全懂了。

　　恩承虽不懂医，眉高眼低是看得出来的。被问的人从容陈词，反是发问的人语气迟疑，仿佛该问不该问都没有把握似的，则此两人的腹笥深浅，不问可知。

　　“高明之至。”恩承拱拱手打断了他们的话，转脸又问李德立，“你看，是不是今天就请脉？”

　　“无须亟亟。”李德立说，“西圣的病情，总要先跟薛观察说一说明白。”

　　于是，李德立与薛福辰又在内务府谈慈禧太后的病情。不知是李德立有意“藏私”，还是功夫不到，他只能说出症状，却说不出病名。薛福辰颇为困惑，便直截了当地要求阅读慈禧太后得病至今的全部脉案。

　　“脉案在内奏事处。明儿请脉，你当面跟上头要好了。”

　　薛福辰也打听过太医请脉的规矩，脉案照例用黄纸誊清呈阅，太医院存有底稿，不肯公开而以内奏事处推托，显见得是故意留难。这样子猜忌，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薛福辰便问明了第二天进宫的时刻，仍由伴送的委员陪着，回到西河沿客栈休息。

　　这位委员姓胡，是个候补知县，为人善于交际，人头很熟，李鸿章特地派他照料，曾经当面嘱咐：“内廷的差使不好当。此去小钱不要省，内务府跟太医院的人要好好敷衍，宫里的太监更不能得罪。看病是薛观察的事，招呼应酬是你的事。有什么为难之处，可以跟王大人求教。”所以一回客栈，便打听晤谈的经过。

　　“哼！”薛福辰冷笑，“真正可气！他们当我来抢他们的饭碗，处处敌视，岂有此理！明天看请脉情形怎么说，如果他们从中捣鬼，我得请你回去禀告中堂，这差使我干不了。”

　　“抚公、抚公！”胡知县急忙相劝，“你老千万忍耐，我去设法疏通。这是天字第一号的病号，抚公究心此道二十年，有这样一个尽展平生所学的机会，岂可轻易错过？”

　　这句话打动了薛福辰的心，默然不语，意思是首肯了。胡知县安抚了他，还得有一番奔走。找着内务府的朋友，送过去三个红封袋，内有银票，一个大的一千两，另外两个小的都是二百两。小的送内务府在内廷照料的人和宫里的太监、苏拉，大的一个孝敬长春宫总管李莲英。

　　第二天一早，胡知县陪着薛福辰到宫门口，已有人在迎接。将薛福辰带入内务府朝房，只见李德立之外，还有两个四、五品服色的官员在，彼此请教，才知道也是太医，一个是庄守和，一个是李德昌。

　　接着，恩承也到了，步履匆促地说：“走吧！上头叫起了。”

　　于是恩承领头带路，薛福辰是三品道员，无须客气，紧跟在后头，依次是李德立等人，沿着西二长街墙根阴凉之处，直往长春宫走去。

　　薛福辰是第一次进入深宫，也是第一次谒见太后，自不免战战兢兢，而且六月二十几的天气，虽说是早晨八点钟，暑气也很厉害了，一件实地纱的袍子，汗已湿透。心粗气浮，如何能静心诊脉？想想兹事体大，便顾不得冒昧，抢上两步向恩承说道：“恩大人，可否稍微歇一歇，容我定下心来再请脉？”

　　“这……，”恩承迟疑着答道，“这可不能从命了，上头在等着。”

　　薛福辰无奈，只好自己尽力调匀呼吸，跟着进了长春宫。

　　“这位就是薛老爷吗？”有个太监迎了上来，指着薛福辰向恩承问。

　　等恩承证实无误，那太监便将薛福辰延入殿侧小屋，恩承也跟着在一起。未及坐定，竹帘一掀，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太监，昂首阔步，恩承先自含笑相迎。薛福辰当然猜得到，这就是人称“皮硝李”的李莲英。

　　“恩大人好！”李莲英招呼着，作出要请安的样子。

　　“莲英！”恩承急忙扶住，趁势握着他的手问：“今儿个怎么样？”

　　“今儿精神还不错，听说李中堂荐的人到了，问了好几遍了。”接着，便又问：“这位就是薛老爷吧？”

　　“是的。”薛福辰答应着，“我是薛福辰。”

　　“薛老爷，你请过来，我有两句话跟你请教。”

　　将薛福辰拉到一边，他悄然关照，说话要小心，如有所见，须识忌讳，又说是李鸿章荐来的人，他会格外照应，叫薛福辰不必害怕。

　　薛福辰人虽耿直，对于京里的情形，大致了解，知道这不止是一千两红包的力量，必是李鸿章另外走了路子，他才会说这样的“体己话”。有此有力的奥援，无须顾虑李德立从中捣鬼，心里宽松得多了。

　　经过这一阵折冲，等于作了一番好好的休息，薛福辰的心已定了下来，随着恩承进见。行过了礼，跪着等候问话。

　　“你的医道，是跟人学的，还是自己看书，看会的？”慈禧太后的声音很低。

　　“臣也曾请教过好些名医。不过，”薛福辰答道，“还是自己体会得来的多。”

　　“医家有好些个派别，你是学的那一派啊？”

　　“臣最初佩服黄元御，这个人是山东人，他因为误于庸医，坏了一只眼睛，发愤学医，自视甚高，确有真知灼见。他为人看病，主张扶阳抑阴，培补元气。”

　　“喔，”慈禧太后问道：“你看过妇科没有？”

　　“看过很多。”薛福辰答道：“臣在京，在湖北，在山东服官，亲友家内眷有病，都请臣看。”

　　“这么说，你的经验多。”慈禧太后欣然说道，“你替我仔细看看脉，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用不着忌讳。”

　　“是！”

　　慈禧太后似乎还要问什么，让李莲英拦住了，“佛爷歇歇，多说话劳神。”他屈一膝，将双手往上平举，虚虚作个捧物的姿态，“让薛福辰请脉吧！”

　　于是慈禧太后将右手一抬，李莲英双手托着，将她的手捧在茶几上，下垫黄缎小枕，上覆一方黄绸，然后向薛福辰努嘴示意。

　　薛福辰磕一个头起身，低头疾行数步，跪着替慈禧太后按脉，按了右手按左手，按罢磕头说道：“臣斗胆！瞻视玉色。”

　　慈禧太后没有听懂，问李莲英：“他说什么？”

　　李莲英也没有听懂，不过他会猜，“薛福辰想瞧瞧佛爷的气色！”他说。

　　“喔，可以！”慈禧太后又说：“把那边窗帘打开。”

　　薛福辰听这一说，便又磕一个头，等站起身来，东面的窗帘已经掀起，慈禧太后的脸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薛福辰抬头望去，但见慈禧太后面色萎黄，眼圈发青。她生来是一张长隆脸，由于消瘦之故，颧骨显得更高，加上她那一双炯炯双目，特显威严。薛福辰不由得就将头低了下去，不敢逼视。

　　“你看我，到底是什么病啊？”

　　“望、闻、问、切”四字，薛福辰已有了三个字，虽然听闻不真，但只凭自己三只指头，一双眼睛，便已十得八九，慈禧太后是经过一次严重的血崩，而下药未能对症，虚弱到了极点。幸亏遇着自己，及今而治，还可挽回，否则仍旧由那些太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诊察既不能深究病根，下药又没有一定宗旨，就非成不治之症不可了。

　　只是血崩有各种原因，而李德立始终未提“崩漏”二字，不知其中有何忌讳？再想起李莲英的警告，便越发不敢说真话。略想一想答道：“皇太后的病在肝脾。肝热，胆亦热，所以夜不安眠，脾不运行则胃逆，所以胃口不开。”

　　“你说得倒也有点儿道理。”慈禧太后问道，“该怎么治呢？”

　　“以降逆和中为主。”薛福辰怕慈禧太后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改了一种说法，“总要健脾止呕，能让皇太后开胃才好。”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深为嘉许：“吃什么，吐什么，可真受不了。你下去开方子吧！”

　　于是李德立等人，接着请脉。薛福辰便被引到内务府朝房去写脉案、开方子。他凝神静思，用了半夏、干姜、川椒、龙眼、益智五味叶、以竹叶为引。写完由笔帖式用黄纸誊清，立刻装入黄匣，进呈御览。

　　隔了有半个时辰，只见恩承携着黄匣走了来，一见面就问：“薛老爷，你这个方子，跟你跟上头回奏的话，不相符啊！”

　　“喔！”薛福辰有些紧张，“请恩大人明示，如何不符？”

　　“你说皇太后肝热，胆也热，怎么用的热药？川椒、干姜，多热的药！”

　　原来如此！薛福辰放心了。从容答道：“姜的效用至广，可以调和诸药，古方中宣通补剂，几乎都用姜，跟半夏合用，是止呕首要之剂，川椒能通三焦，引正气，导热下行。而且有竹叶作引子，更不要紧。”

　　尽管他说得头头是道，恩承只是摇头，“薛老爷！”他放低了声音说，“你初次在内廷当差，只怕还不懂这里的规矩，药好药坏是另一回事，不能明着落褒贬。这个方子有人说太热，你愣说不要紧，服下去出了别的毛病，谁担得起责任？”

　　薛福辰明白了，是李德立他们在捣鬼。因而平静地问道：

　　“那么，请恩大人的示，该怎么办啊？”

　　“上头交代，跟三位太医合定一张方子，回头你们好好斟酌吧！李卓轩他们，也快下来了。”

　　等李德立退了下来，对薛福辰又是一副神态，连声称赞“高明”。这也许是真的觉得他高明，也许是因为慈禧太后对他嘉许之故，薛福辰无从明了，只能谦虚一番。

　　谈到方子，李德立说道：“上头交代，姜椒必不可用。不知道抚屏先生有何卓见？”

　　“自以培补元气为主。当务之急，则在健脾。”薛福辰说，“今日初诊，我亦不敢执持成见。”

　　李德立不置可否，转问庄守和、李德昌：“健脾之说，两公看，怎么样？”

　　庄守和比较诚恳，点头称是，李德昌资格还浅，不敢有所议论。于是健脾的宗旨算是定下来了。

　　““既然如此，以‘四君子汤’加半夏，如何？”

　　李德立这几个月为慈禧太后下药，一直以四君子汤为主。

　　薛福辰懂得他的用意，一则是要表示他用药不误，二则是半夏见功，则四君子汤连带可以沾光。好在这是一服很王道的药，与培补元气的治法，并不相悖，只要略微改一下就行了。

　　于是他说：“很好，很好。不过，人参还以暂时不用为宜。”

　　于是开了白术、茯苓、炙甘草、半夏四味药。等送了上去，有太监来传旨：赐饭一桌。由恩承相陪，一面吃，一面谈值班的办法。

　　“内廷的章程，薛老爷怕还不尽明了。”恩承说道，“圣躬不豫，除非是极轻极轻的病，不然就要在内廷值宿，随时听传请脉。如今除了三位太医以外，外省举荐到京的还只有薛老爷一位，如何轮值，请各位自己商量，暂时定个章程。等各省的人都来了，再作道理。

　　薛福辰心想，就算两个人一班，隔日轮值，用药前后不符，如何得能收功？既已奉召，自然要殚精竭力，方不负举主的盛意。因而毫不迟疑地答道：“皇太后的病证不轻，为臣子者，岂敢偷闲？我日夜伺候就是了！”

　　“好！薛老爷，真有你的。”恩承翘一翘大拇指，然后又问李德立：“三位如何？”

　　李德立酸味冲脑，脱口答道：“抚屏先生这样子巴结，我们更不敢偷懒了！自然也是日夜侍候。”

　　“那就这么定规了。吃完饭，我派人跟薛老爷回去取行李。”

　　饭罢各散，李德立赶到御药房去监视煎药，薛福辰出宫回客栈。刚一坐定，恩承带着内务府的笔帖式和两名苏拉，坐一辆大车赶到了。

　　相见礼毕，恩承将他拉到一边，含着微笑，悄然说道：

　　“薛老爷，恭喜，恭喜！”

　　“喔！”薛福辰不知怎么回答。

　　“一来是李中堂的面子，二来是李总管的照应，上头很夸奖你，说你忠心！不过，”恩承放出极恳切的神色，“李中堂有信给我，我拿你当自己人，内廷当差，总以谦和为贵，也别太扫了李卓轩他们的面子。”

　　这自是一番好意，但薛福辰称谢之余，不免懊恼。自觉满腹经纶，未见展布，如今以“方技”邀恩，已深感委屈，谁知还要再屈己从人，想想实在无趣。

　　过不了几天，又有个荐举来京的到了。此人是山西巡抚曾国荃应诏所保，名叫汪守正，字子常，杭州人。汪家以经营典业起家，号称“汪百万”。在乾隆年间，汪氏“振绮堂”，与宁波范氏“天一阁”，为海内知名的浙西浙东两大藏书家。

　　汪家最有名的一位人物叫汪远孙，字小米，承乾嘉的流风余韵，广接宾客，喜欢刻书，他自己也有好几种关于考订古史的著作。这个汪守正就是汪小米的胞侄，捐班知县出身，分发河南，补了实缺，颇见才干。以后调到山西，为曾国荃所赏识，由简县虞乡调补一等大县平遥，接着又调阳曲，是太原府的首县，也是山西全省的首县。

　　当首县的真正是做官，不会做的，苦不堪言。明朝末年有个阳曲县令叫宋权，常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县官与上官同城，叫做附郭，附郭省城的首县，等于督抚、将军、监司的“帐房”兼“管家”，婚丧喜庆，送往迎来，都由首县办差。伺候贵人的颜色，不是件容易的事，出力出钱之外，还要受气，所以说“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但长袖善舞，会得做官的，当首县却是件极有兴头的事，因而又有首十字令：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将中中；七曰梨园子弟勤供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汪守正便是十字俱备，外加医理精通，是山西全省第一能员。如今由曾国荃举荐为慈禧太后看病，是飞黄腾达，千载一时的机会。他早已盘算过，病看得好，一定升官，看不好，不如自己知趣辞官，反正回任是决不可能的了，所以奉召入京时，尽室而行，行李辎重，相当可观。

　　到了京师崇文门，照例验关征税。旁人听说是山西来的“汪大老爷”，不免讶异，山西连年大旱，汪守正的宦囊何以如此丰富？有人说他办赈发了大财，也有人说他本来是富家，无足为奇。不论如何，那番鲜衣怒马的气派，洋洋自得的神态，与薛福辰不可同日而语，却是众目昭彰的事实。

　　进了城先到宫门递折请安，接着便是与薛福辰同样待遇，在内务府受李德立的“考校”，预备第二天进宫请脉。

　　退出宫来，回到客栈，汪守正打点礼物，分头拜客，曾国荃替他写了十几封信，分托京中大老照应，一时也拜不完，只好先拣要紧的人去拜。此外还有两个要紧人，也是非拜不可的，一个是李德立，一个是薛福辰。

　　一打听，李、薛二人都在内廷值宿，这天是见不到了。汪守正无奈，只好打听到李德立的寓所，派人投帖致意。同时送上一只红封袋，外写“冰敬”，内装银票二百两。

　　非常意外地，等跟班投了帖回到客栈，李家跟着就送来四样菜，然后李德立来拜。相见寒暄，彼此都极亲热，汪守正特意致歉，说是由于他在内廷值宿，所以不曾亲自拜访，十分失礼。

　　“不敢，不敢！”李德立拱手答道：“内廷值宿，亦有放回家的日子，今天正好轮着兄弟歇工。幸会之至。”

　　“真是幸会！二十年来，久仰‘李太医’的大名，识荆之愿，一旦得偿，真正快慰平生，无论如何要好好请教。”

　　于是汪守正留他便酌。一则是看在二百两银子的份上，再则有心结纳，好对抗薛福辰，所以李德立欣然不辞。灯前把酒，谈得相当投机。

　　这一谈自然要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李德立对薛福辰有意卖关子。在汪守正面前，却无保留。然而他所知亦实在有限，并不比薛福辰凭一双眼睛，三只指头察觉所得来得多。

　　而在汪守正，获益已经不浅，此刻所要明了的，是薛福辰如何下药？

　　“说起来亦算别创一格，那位抚屏先生用的竟是姜椒，又说出自古方，连西圣自己都认为不妥，终究另拟了方子。”

　　等他把薛福辰初次请脉所拟的两张方子，以及这几天仍以健脾益气的治法为主的情形一说，汪守正便已了然，薛福辰确是高明。同时也料准了薛福辰必已知道慈禧太后的病根，只是脉案上不肯说破而已。

　　“抚屏先生最初学的是黄坤载，不过能入能出，博究诸家，能得其平。”汪守正又说，“其学大致宗东垣，自然以温补为主。”

　　这是汪守正的老实话。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是河北富家子弟，所交都是嗜欲逸乐的贵介，起居不时，饮食失调，往往伤于脾胃，所以发明补中益气，升阳散火的医道，成为“温补”一派，而所重特在脾家。慈禧太后缠绵久病，气血两亏，从健脾入手，使得饮食能够渐归正常，培元益气，崩漏自然可以止住，是极好的治法。

　　因此，汪守正打定了主意，自己要跟薛福辰合作，才能见功。不过李德立对他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自己的打算，决不可泄露。为了希望此人不掣肘，还得好好下一番敷衍的工夫。

　　这一夜自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进宫，在内务府朝房会齐，见着了薛福辰，他恐怕李德立猜疑，不敢过分亲热。一经请脉，越觉薛福辰入手便正，只是健脾以外，还须润肺，同时也觉得人参未尝不可用，因而开了一剂以人参、麦冬为主，与温补差相仿佛的甘润之剂。

　　方子呈上，所得的“恩典”与薛福辰一样，赐饭一桌，由恩承陪着吃完，然后搬行李入内廷值宿。是内务府的空屋，与薛福辰同一院子，南北相望。

　　行客拜坐客，汪守正只送了几部医书，但都是极精的版本。最名贵的是一部明版的《本草纲目》，刻印于万历年间，是李时珍这部名著的初刊本。原是汪守正行踪所至，不离左右的，此时毅然割爱了。

　　薛福辰不肯收受，无奈汪守正意思诚恳，却之不恭。收是收下来了，觉得老大过意不去，想有所补报，只以身在客边，无从措办，唯有不断称谢。当然，有此一番结交，自有一见如故之感。

　　到得夜深，薛福辰一个人在灯下打围棋谱，汪守正却又不速而至。这次是专门来谈慈禧太后的病情的。

　　“薛先生！”他年纪比薛福辰大，但称谓很谦恭，“上头既然忌讳崩漏的字样，总得安上一个病名。”他说，“有人问起来，圣躬如何不安，到底什么病？莫非也象那班太医，支吾其词？”

　　“说得是！”薛福辰沉吟了一会答道：“病呢，也可以算是‘骨蒸’。”

　　汪守正点点头：“这一说就对了！我也觉得可以说成骨蒸。

　　得薛先生一言，就算鉴定了。”

　　“子常兄，你太谦虚了。”薛福辰微感不安。

　　“实在是要请薛先生指点提携。”

　　“指点”也许是客气话，“提携”则薛福辰心甘情愿。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诊，合拟方子，薛福辰便支持汪守正的看法，仍旧用了人参、麦冬这几味药。

源济

第四十五章

　　曾纪泽是六月二十四到俄国京城彼得堡的，接连打来三个电报，第三个是报告会见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的经过。格尔思表示“条约改议，外国尚有之，罪使从古未有。”态度是“面冷言横”。因此，曾纪泽奏请将“崇厚罪名宽免，为转圜第一步”，说是“虽干清议不敢辞”。

　　这句话自是指李鸿藻和那班清流而言。主战一派在躁进的张之洞策动之下，花样百出。宝廷刚刚上了一个折子，说是“外患渐迫，请召知兵重臣左宗棠入朝，筹划方略，以济危难”，使得恭王相当头痛，现在接到曾纪泽的电报，他虽有“干清议而不敢辞”的勇气，恭王却不肯贸然代崇厚乞恩，只拿曾纪泽的电报面奏取旨。

　　慈安太后也作不了主。于是恭王建议，请两宫太后“同赐召对”。事实上也只有此一法，慈安太后便到长春宫跟慈禧太后去商议。

　　“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怕累着了你，又怕你生气。”慈安太后说，“你自己瞧着办吧，能支持得住，跟大家见见面也好。”

　　“不要紧！”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说：“这两天吃的药，倒仿佛很对劲，那一会儿的工夫，怎么会支持不住？”

　　这是半年之中，慈禧太后第二次跟军机大臣见面，距离上一次视朝，也有两个月了。瞻视御容，消瘦得令人吃惊，七月初的天气，她却穿的是缎子夹袍，宫女扶上御座，气喘不止，好久才能回答群臣的问安。

　　“李鸿章、曾国荃荐的大夫都不错。”她用很微弱的声音说，“人还虚得很，不过舒服得多了。”

　　“国家多事之秋，全靠两位皇太后决大疑、定大计，臣等才好遵循。”恭王很虔诚地说：“仰赖祖宗在天之灵庇佑圣躬，早日康复，才是宗社臣民之福。”

　　“你们急，我也急！偏偏又不是一服药、两服药治得好的病。你们办事，总要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实心实力，和衷共济，大局才能对付得过去。”

　　声音极轻，而话中的分量很重，尤其是那一句“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仿佛指责，见慈安太后老实好说话，有什么欺罔的情形似的。然而这亦无从辩白，只能这样答说：

　　“国事如此。臣等决不敢有丝毫偷闲，敷衍塞责的心思。

　　“原要这样子。”慈禧太后接着便提到曾纪泽的请求：“崇厚定罪，当初原说等曾纪泽到了俄国以后再议。既然俄国接待我国的使臣，而且，说条约还可以改议，是这样，崇厚杀不杀，就没有要紧了。就不杀崇厚，放他出来，他还能逃到外国吗？就把他放出来好了！”

　　听得这话，恭王如释重负，但不宜多说任何一句话，只平静地答一声是。

　　“我也不想打仗，不过也要和得下来才行。把崇厚放了，是小事，一放崇厚，大家以为朝廷怎么样委屈都可以，决计打不起来，就此把各处防务都撂下了，白忙半天，一旦有事，仍旧受人欺侮，那可是件大事。”

　　“防务自然还是加紧办理。”恭王答道：“各国使臣跟新闻纸上都说，俄国兵船在八、九月间打算封我辽海，除了已奉旨派曾国荃督办山海关一带海防事宜以外，臣等公议，想派鲍超带领在两湖招募的勇丁一万人，克日坐船北上，在山海关与京城之间，择要驻扎，一则备边，二则保护京畿。这样子办，是不是妥当？就今天请两位皇太后定下主意。”

　　“鲍超是勇将。他跟曾国荃自然合得来，就怕他跟李鸿章面和心不和。”

　　“这一层，不烦圣虑。他们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何况国事如此，不至于还闹意气。”

　　“那好！”慈禧太后又说：“饷要给鲍超筹足。”

　　“是。”恭王答道，“新募这一军，开拔之前，由湖北在部拨边防经费项下照拨，到防以后，户部另外给他筹饷。”

　　“左宗棠呢？”慈禧太后问到宝廷的奏折，“他到底在西北多年，让他到京里来当差，这个主意也不错。不过，他来了让他干什么？在西北，又找谁替他？这些，你们都想过没有？”

　　恭王自然想过，也跟大家谈过。主战一派自是极力赞成此议，以为左宗棠入参大计，足以增加声势。而主和一派居然亦众口一词，说宝廷的主意很高，这就另有文章了。

　　左宗棠在西北，虽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以专阃之寄，调兵遣将，把局势搞得剑拔弩张，军机处无从遥制，也头痛得很。如今内调入京，明为尊崇，其实羁縻，和战之计，反倒容易控制。至于左宗棠到京，派什么差使，以及西北军务由谁接替？当然也有安排。

　　“回圣母皇太后的话，左宗棠原为东阁大学士，将来到京，是不是派在军机上行走？另外请旨。至于新疆军务，自以左宗棠保荐为宜。”

　　“咽。”慈禧太后点点头，觉得有些支持不住，便即问道：

　　“还有什么事要谈？”

　　“张之洞有个折子论海防，牵涉的事项甚多。”说到这里，恭王特意停了下来，要看慈禧太后是何表示，再作道理。

　　“那还是你们谈吧！”慈禧太后说道：“张之洞倒是肯用心，肯为朝廷出力的人。”

　　就这一句话，便等于已作了裁决，凡有所奏，应该尽量采纳。因而恭王答应着说：“臣等仰体圣意，拿原折逐款商量停当，奏闻取旨。请圣母皇太后先回宫吧！”

　　于是慈禧太后先离座回长春宫。接着便送进来一个黄匣子，里面是经她裁定的两案，写旨呈阅。

　　第一道是明发上谕：

　　“谕内阁：前有旨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谕令曾纪泽将应议条约，妥慎办理。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曾纪泽电报，现在商办一切，恳为代奏施恩等语。崇厚着加恩即行开释。”一看，慈禧太后便皱起了眉。这道上谕，含混笼统，语意不清，“商办一切”与”代奏施恩”有何关系。“施恩”是要施什么恩？都不明白，本想动朱笔替它改正，但精神不济，

　　第二道是廷寄：

　　“左宗棠现已行抵哈密，关外军务谅经布置周详，现在时事孔亟，俄人意在启衅，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着来京陛见。一面慎举贤员，堪以督办关外一切事宜者，奏明请旨，俾资接替。此外带兵各员中，有才略过人，堪膺艰巨，秉性忠勇，缓急足恃者，并着胪列保荐，用备任使。

　　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这道廷寄，没有什么地方要改，随即发了下去。于是李莲英面奏：“该请脉了。”

　　“不必五个人一起上来。”慈禧太后忽然说道：“就传薛福辰、汪守正好了。等我好好问一问他们。”

　　薛、汪两人已取得信任，同时也颇蒙优遇，慈禧太后特赐矮凳子，让他们在御前坐着谈，这是宣力有年的高龄大臣都未能得到的恩典。

　　慈禧太后特意摒隔太医，只召薛、汪，是有意要跟他们谈谈。一则破闷，二则是采风问俗，想了解民间疾苦，更想了解官吏贤愚。

　　这方面，汪守正就比薛福辰大见才具了，应答奏对，十分称旨。问到山西的官吏，他总是扬善隐恶，归结于颂扬圣明，十分动听。

　　“阎敬铭在山西怎么样？”慈禧太后问道，“他在山西办赈，经手的款子很不少，是不是很清廉啊？”

　　“是，”汪守正答说，“阎敬铭督办山西赈务，老百姓拿他比做包龙图。曾国荃常常在臣面前夸奖他，说为人臣者，总要象阎敬铭这样子清廉刻苦，实心办事，方不负朝廷识拔。阎敬铭也常跟臣说，秦晋大旱，皇太后垂念备至，在国库万分支绌之际，一次次拨出大批款子放赈。如果我辈在里面侵渔分文，试问如何上答皇太后天高地厚之恩。”

　　“真是这样子吗？”慈禧太后问道：“有人说他在山西，趁荒年地价贱，买了许多良田，又特为搬家到山西。这话又是打那儿来的呢？”

　　“阎敬铭在山西办赈，极其认真，真正涓滴归公，难免得罪了人，造谣糟蹋他，也是有的。至于搬家到山西，是因为他的原籍朝邑，靠近黄河，地势太低，每每闹水，所以搬到解州运城，这也是好早的事了。”

　　“唉！”慈禧太后感慨地，“可见得做个清官也不容易。朝廷自然要保全清官，就怕听不见真话。你们见到什么，听到什么，总要本着良心老实说才好。”

　　“是！”薛、汪二人同声回答。

　　“阎敬铭的性情是不是很耿直？”

　　“是。他忠心耿耿，正直无私。”

　　就这样谈着，慈禧太后慢慢浮起了记忆，首先是记起阎敬铭的相貌，又矮又小，而且两只眼睛一高一低。但慈禧太后还记得胡林翼保他总办东征粮台时，奏折中有句考语：“阎敬铭气貌不扬，而心扬万夫。”不由得又生了感慨。

　　“真正人不可貌相！象阎敬铭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办大事。”慈禧太后又想起一件事，“说他在湖北的时候，跟总督抬杠，愣要杀总督的贴身小厮，汪守正，你可知道这件事？”

　　“臣听说过。”

　　总督是说官文，所谓“贴身小厮”就是官文的娈童，名叫张玉。官文宠他出了格，命他带领督署卫队，每次军功保案，都替他加上一个名字，一直保到从二品的副将。

　　张玉入夜为总督侍寝，白天带着卫队，横冲直撞，胡作非为，当湖北藩司的阎敬铭，早就看他不入眼了。照例，藩司必加督署或者抚署的营务处总办头衔，为的是好节制武将，而张玉自以为二品大将，又倚仗官文的势力，根本不把藩司放在眼里，这就越发伤了阎敬铭的威信，要找机会办他。

　　有一天机会来了。张玉带领亲兵数人，闯入民居，奸杀了人家的一个闺女。

　　这家的父兄，当然进城报案，哭诉伸冤，江夏县和武昌府都感到棘手，将案子拖延着不办。不久，阎敬铭得知其事，勃然大怒，立刻传轿“上院”，向总督要凶手。

　　张玉当然也知道闯了大祸，阎敬铭一定放不过他，所以早就在官文面前，自陈无状，要求庇护。因此，当阎敬铭求见时，官文派戈什哈答：“中堂病了，不能见客。请阎大人先回衙门，等中堂病好了，再过来奉请。”

　　“我有紧要公事，非见中堂不可。如果有病要避风，我就在上房里见，也是一样。”

　　戈什哈无奈，进上房据实禀报，结果仍是不见，也仍是拿病来作推托。

　　阎敬铭料事深刻，已防备到有此一着，早就想好了对策，因而若无其事地说：“既然如此，中堂的病，总有好的时候，好了自然要传见，我就在这里待命好了。”说到这里，转脸吩咐跟班：“取我的铺盖来！总督衙门的司道官厅，就是我藩司的行署，有公事送到这里来看。”

　　于是跟班真的取了铺盖，就在司道官厅的炕床上铺好，供阎敬铭安息。先以为他一时负气，到明天自觉不成体统，会悄然而去，因而官文置之不理。那知完全不是这回事，阎敬铭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天。他秉性俭朴，起居极能刻苦，所以住在那里，丝毫没有不便的样子。

　　这一下轰动了湖北的官场，认作旷古未有的奇事，都要借故来看个究竟，总督衙门真的成了藩司的行署。官文大窘，先是请臬司和本衙门的幕友劝驾，阎敬铭拒绝不从。最后只好请出巡抚和武昌府知府来了。

　　湖北巡抚叫严树森，武昌知府叫李宗寿，官文请出这两个人来，主要的是因为他们也都是陕西人，希望动以乡情。当严、李受命调解时，官文自己躲在屏风后面听，只听见作调人的，譬喻百端，被调解的坚持不可，从一大早讲到午炮声起，严树森舌敝唇焦，脸色非常难看。看样子，作调人的也要跟阎敬铭翻脸了。

　　“大人！”阎敬铭始终是这么一句话：“不杀张玉，我决不回衙门。”

　　“太难了！”严树森大有拂袖而起的模样。

　　官文见此光景，硬一硬头皮，从屏风后面踏了出来，“丹初！”他说，“赏我一个面子！”接着，双膝着地，直挺挺地跪在阎敬铭面前。

　　他避开一步，回身扬面，装作不曾看见，这一下，严树森有话好说了，“丹初，”他用责备的语气说，“你太过分了！

　　中堂自屈如此，难道你还不能网开一面？”

　　于是阎敬铭不得不扶起官文，同时说道：“中堂依我两件事，我就不杀张玉。”

　　“依，依！”官文一叠连声地说，“只要不杀张玉，什么事都好办。”

　　“第一、张玉立刻斥退。”

　　“可以。我马上下条子。”

　　“第二、张玉立刻递解回籍，不准片刻逗留。”

　　提到这个条件，官文面有难色，只为断袖余桃之爱，难以割舍，然而那也只是瞬息间事。想起阎敬铭的峻厉，盘踞督署，三日不去，自己万般无奈的窘迫光景，顿觉心悸，不暇细思地答说：“都依，都依。来呀！”

　　其时堂上堂下，材官卫士，肃然林立，只见督抚并坐，神色将顺，而矫小如侏儒的阎敬铭，侃侃而谈，心雄万夫。对这奇异的景象，无不瞠目结舌，看得呆了，因而对官文的喊声，一时茫然。息了一下，才暴雷似地答出一声：“喳！”

　　“张副将在那里？”

　　张“副将”就在屏风后面，心惊胆战地走了出来，一张脸上又青、又红、又白，忸怩万状地站在那里，似乎连两只手都不知道放在何处好？

　　“给阎大人磕头！”官文吩咐，“谢阎大人不杀之恩！”

　　“是！”张玉向阎敬铭面前一跪：“阎大人……。”他还只叫得这一声，阎敬铭已经翻脸，大声喊道：“来人！”

　　“喳！”应声上堂的是藩司衙门的差役。

　　“拿这姓张的拉下去打，打四十！立刻发遣。”

　　张玉神色大变，只看着官文。官文却不敢再求情了，微微转脸，避开了张玉的视线，接着便起身退入上房。

　　于是当堂重责四十板，传了江夏知县来，即时派解差将张玉押送出境。等处理完毕，阎敬铭求见官文，长揖请罪。

　　“算了，算了！”官文索性付之泰然，“也怪不得你。”

　　口头是如此说，心里却另有打算。官文很服从人，前有胡林翼，后有胡林翼所提拔的这个阎敬铭，不但帮自己封侯拜相，而且靠他们坐享富贵，所以此时虽觉阎敬铭可畏，却没有丝毫报复的念头，反倒密保他“才堪大用”，接替内调的谭廷襄，署理山东巡抚。

　　听罢汪守正所谈的故事，慈禧太后对阎敬铭大感兴趣。多少日子来，她有这样一个感觉，恭王越来越怕事，越来越软弱，当年的英气、锐气，仰乎已荡然无存，一味圆融，近似乡愿。朝中负实责的大臣，不是象沈桂芬那样迁就实际，务求平稳，就是象李鸿藻那样硁硁然近乎迂腐，太不讲实际。现在正需要象阎敬铭这样一个精明强干，实事求是而有操守的人，来改换风气。不过阎敬铭一直称病，也不知是真是假？眼前还没有精神来振饬纲纪，且先搁着再说。

　　又过了些日子，各省所荐的医生，纷纷到京，最有名的是一个江苏常州的秀才；名叫马文植，号培之。他的祖父是名医，马文植家学渊源，声名极盛。然而他的运气没有薛福辰、汪守正来得好，因为慈禧太后经过薛、汪的诊治，病势大见好转，便不容易显他的本事，请脉以后，主张以润肺为主。

　　慈禧太后原有痰中带血的症象，所以这个甘润的治法，与薛、汪的温补，相得益彰，病情大见好转，慈禧太后也兴致勃勃地，打算苦中作乐，好好过个中秋。

　　※※※

　　逢年过节，对于懿亲近臣，照例有文绮食物的赏赐。慈禧太后一向喜欢料理这些琐屑细务，养病无事，也正好以此作消遣，所以亲自检点，交代首领太监刘玉祥，分头派送。

　　赏醇王府七福晋的是八盒食物，派了个十五岁的小太监李三顺，带领两名苏拉，挑着食盒出宫。太监出宫办事，照规制不能走正门，李三顺年轻不识轻重，领着苏拉直奔午门东左门。

　　“站住！”一个守门的护军，名叫玉林的大声喝阻。

　　李三顺吓一大跳，心里有气，便扬着脸问：“干吗？”

　　“你懂规矩不懂？”

　　“什么规矩？”

　　“这里是你能走的地方吗？”

　　“奇怪了！”李三顺受了呵斥，自觉脸上挂不住，便抬出大帽子来：“我奉西佛爷懿旨，出宫办事，为什么不能走这儿？”

　　“办什么事？”

　　“你管不着！”

　　这一下，将玉林惹恼了，“你打我这儿走，就得归我管！”

　　他往里挥手，“回去，回去。这儿不能走！”

　　“哼！”李三顺冷笑一声，夺门便闯。

　　玉林自然放不过他，一把拉住，李三顺便待翻脸。正拉拉扯扯，不得开交时，另外走来两名护军，一个叫祥福，一个叫忠和，倒是一番排解的好意。

　　“住手，住手！”祥福劝开两人，看着食盒问李三顺：“这是什么？”

　　“西佛爷赏七福晋的东西。”

　　“你在宫里当差几年了？”

　　“你问它干吗？”

　　李三顺是盛气凌人的样子，祥福的语气却很和缓，“我怕你年轻还不懂规矩，你不能走午门，就算能走，也得‘照门’。”样福将手一伸，“条子呢？”

　　太监携带任何物件出宫，必须先报敬事房，知照门禁放行，称为“照门”，祥福所要的是放行的条子，而李三顺拿不出来。

　　不但拿不出来，而且蛮横无理，“什么条子？没有！”李三顺瞪着眼说：“要条子跟西佛爷要去。”

　　这一来连祥福都忍不住了，刚要申斥，忠和走上来将李三顺一推，脸却冲着祥福，“这小子不说人话，理他干什么？”

　　他说，“不准他走就是了。”

　　“我偏要走！”李三顺应声而答，往外直冲。

　　于是三个人一起动手，揪住了他。李三顺索性乱抓乱打，玉林和忠和要还手，祥福大声喝道：“打不得！”

　　玉林与忠和醒悟了，一打便是祸事，苦是李三顺身上有了伤，便百口难辩，“官司”非输不可。

　　这一闹惊动了护军统领岳林，亲自赶到午门。到时只见护军营的章京和派在午门的“司钥长”正在排解。李三顺年纪虽小，人却刁蛮，看出护军有所顾忌，越发狐假虎威，挺胸凸肚地站在那里，非要出宫不可。

　　岳林很生气，也很为难，李三顺算不了什么，只为慈禧太后惹不起。照规矩就该将李三顺捆起来，送到敬事房去处分，为了是慈禧太后宫里的人，不便那么办。可也不能放李三顺出宫，因为这一来便是毁了多少年来的规制，不但以后各宫太监都可任意出入，门禁有如虚设，更怕领侍卫内大臣查究，或者言官上折参劾，是异常严重的罪名。

　　因此，唯一的处置就是折中办理，不放李三顺出宫，可也不难为他，只用好话将他劝回去。

　　“大家都是当差，你也想想我们的难处。”受命去劝解的司钥长立祥，跟李三顺说好话：“你一定要由这儿出宫，也行，不过你得先跑一趟，取敬事房‘照门’的条子来。”

　　“我不去！”李三顺答得极快：“西佛爷只叫我赶紧送到七爷府，没有叫我取什么条子。什么‘照门’？我不懂！”立祥大怒，但硬忍住了，只寒着脸问：“你讲理不讲理啊？”

　　“你们人多，我跟谁去讲理？哼，反正总有讲理的地方！”

　　这是意指在慈禧太后面前讲理。动辄拿大帽子压人，实在可恶。立祥也报以冷笑，“我劝你知趣一点儿。”他说，“公事公办，谁的理长，谁的理短，你到底不是三岁小孩，总该有个数吧！”

　　语言一冷，便显得不大好惹，李三顺心一横，决定耍赖，向两名苏拉喝道：“挑起担子走！”

　　大家都当他知难而退了，谁知他竟是往外硬闯，苏拉看他如此，自然也跟着他，等玉林迎头一拦，李三顺便有意斜着一倒，往食盒上撞了去，撞翻了食盒，里面由小而大一叠九个月饼，滴溜溜滚得满地。

　　“好，好！”李三顺跳起身来，装得气急败坏地，“你们打我不要紧，打坏了御赐的东西，看你们怎么交代？”说完，回身疾走。

　　包括护军统领岳林在内，无不一愣，想不到李三顺有此阴险奸刁的一着！等会过意来，岳林跳脚吼道：“坏了，坏了！

　　赶快把他拦回来。”

　　李三顺似乎算到他们会拦他，早已跑得远远地，过金水桥，进贞度门，绕弘义阁，从右翼门直奔长春宫去见首领太监刘玉祥。

　　刘玉祥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信了李三顺的片面之词，一一照奏，说李三顺奉旨赍送食物，午门护军要开盒检查，李三顺怕一开盒，灰沙沾污了食物，出言拦阻。护军蛮不讲理，不但动手打了李三顺，而且还打坏了食物。请懿旨发落。

　　这一来自然又惹动了慈禧太后的肝火，怒不可遏，一叠连声地说：“反了，反了！”

　　一直积郁在心里的怒火，就此如燎原一般，无可遏制，当天请脉便大不对了。慈禧太后肝火太旺，甚至不肯服药，口口声声“不想再活了”。

　　从未见她如此盛怒过，连荣寿公主那样沉着的人，都不免有些着慌。倒是李莲英有主意，一言不发到钟粹宫求见慈安太后，什么话都不说，只说好歹要让慈禧太后息怒。

　　息怒先要出气，出气就得办人。慈安太后百般劝慰，答应严办护军。护军统领岳林也知道惹了祸事，自己先作处置，一面看管玉林，一面上奏自劾，说是“太监不服拦阻，与兵丁互相口角，请将兵丁交部审办，并自请议处。”

　　那知不上这个折子还好，一上更惹慈禧太后不满，指岳林是避重就轻，意图狡赖，罪无可逭。

　　折子发到军机，恭王连连叹气，国事如此，偏偏还惹出这些意外麻烦。慈禧太后病中盛怒，何处去讲理，说不得只好屈法了。

　　于是，军机承旨，拟发上谕，说岳林所奏“情节不符。禁门重地，原应严密盘查，若太监赍送物件，并不详细问明，辄行殴打，亦属不成事体。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提集护军玉林等，严行审讯。护军统领岳林，章京隆昌、司钥长立祥，着一并先行交部议处。”

　　上谕中虽是“会同刑部”的字样，其实是刑部主审。内务府大臣恩承，亲自将玉林、祥福、忠和三名护军解送刑部，当面向潘祖荫传达慈安太后的意思，“祸首”要办成死罪。

　　“说实话，我不懂律例，办死罪也要会得办才行。老兄知道的，刑部有‘八大圣人’，这一案照例归‘朝审’，正是‘八大圣人’该管。我一定宣达懿旨，不过，该当何罪？要问他们。”

　　所谓“八大圣人”是指“总办秋审处”的四坐办、四提调，主管秋决，称为秋审，又主管直送刑部讯办的罪犯，称为朝审。这八个人是从各司选出来的顶儿尖儿，律例精通，身分矜重，办案论法不论人，那一部的司官都没有他们来得神气，所以称为“八大圣人”。

　　等把“八大圣人”请了来，潘祖荫宣明懿旨，征询意见。其中资格最老的一位“圣人”，名叫刚毅，字子良，镶蓝旗人，笔帖式出身，在部多年，已经定了外放广东潮嘉惠道，还未到任，此时由他发言答复。

　　“交部就该依法。太后要杀这三个护军，自己降旨好了。

　　本部不敢与闻。”

　　“那么，”潘祖荫问道，“可以办个什么罪名呢？”

　　“根本无罪。”刚毅说道：“大人执掌秋曹，总要以皋陶自期才好。”

　　此言一出，他的同官，无不皱眉，不但语气不似下属对上官，而且“陶”字念成本音便算是读了白字。刚毅常有这种笑话，潘祖荫倒也不以为异，只这样答道：“这是钦案，而且西圣震怒，我实在为难。刚子翁期我以虞舜的刑官，真正惭愧。”

　　再问其他七人，答语大同而小异，总而言之，无论如何罗织，也援引不上一条能处死的律例。同时还隐约表示，这一案不能只审护军，不审太监。

　　潘祖荫不愿也不能强人所难，端茶送客以后，绕室彷徨，不由得想到一个人。

　　这个人是浙江湖州人，名叫沈家本，虽是所谓“赀郎”，捐班分发刑部的额外郎中，却是年轻好学，在《周礼》这部书上，很有些功夫。这部书专讲春秋战国的典章制度，沈家本用它来与后世律例比较，每有新义发明。

　　潘祖荫以爱才著名，尤其敬重沈家本想要昌明法学的志气。古人虽有“读破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何术”的话，但中国读书人牢不可破的积习，还是轻视法学，以为这是刀笔小吏之事，不屑以吏为师。沈家本曾经为潘祖荫指出过，纪晓岚主纂《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这一部门，仅收法学著作两部，存目亦仅收五部，指纪晓岚的按语中“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这两句话，大谬不然。盛世不尚刑法，则玩法渎职的弊案，接踵而至，何来清明之治？纪晓岚是极通达的人，如何说出这样不通的话来？礼察他的用心，或者因为高宗好用恩威，行法严峻，因而以此为规谏。但就事论事，刑为“盛世所不尚”这句话，以词害义，实在误人不浅。

　　沈家本的志向是想直承秦始皇焚书以前的“法家”，所以他的精于律例，与“八大圣人”又不同。八大圣人是精于当世之律，以实用为主。沈家本则从《周礼》以下，细研历代的法典，每天上衙门，在律例馆丹铅不去手，作校勘，作笺注，十分用功。潘祖荫心想，当世之律既然用不上，不知道古时候的律例，有没有可以融通的地方？不妨找沈家本来谈谈。

　　“子惇兄，”潘祖荫对他所用的称呼，特显亲切敬重，“我有件事想请教。西圣于国家的关系极重，如今盛怒不解，则恐病情反复，要解她的盛怒，非杀无辜之人不可。杀一人而利天下，虽然屈法，似乎可以取谅于世。不知以往数千年，有这样的例子没有？”

　　“这是英雄的作为，却为法家所不许。”沈家本毫不含糊地答说：“法不为一人而屈。大人不必问，就有这样的成例，也是不足为训的恶例。”

　　话很耿直，潘祖荫却不以为忤，想了想说：“律例由人创始……。”

　　“大人！”沈家本很快地打断他的话，“创此恶例，关系甚大，大人要爱惜千秋万世的声名。”

　　说到这一点，最能打动潘祖荫的心，虽表沉默，却是不断在点头。

　　“大人！”沈家本又说，“致君尧舜，全在依法力争，请大人想一想张释之。”

　　潘祖荫瞿然动容，同时在心里默诵《史记·张释之传》。

　　先是默念，念到张释之拜“廷尉”——汉朝的“刑部尚书”，便出声了：“其后，拜释之廷尉。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念到这里，潘祖荫轻击几案，慨然说道：“我就拿这个典故复奏。勉学张释之，但愿上头能有汉文之仁。”

　　“是。”沈家本显得很兴奋，忍不住还要说两句：“大人请再想下文。”

　　他是说张释之传的下文，是叙他所治的另一案：有人盗了供在汉高帝庙中的一只玉环，张释之照“窃宗庙服御”的罪，判处死刑。文帝意有未足，要灭此人的族。于是张释之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盗宗庙的玉环要灭族，倘有人盗陵，还有什么比灭族更严的刑罚可用？这就是说，护军与太监因口角而斗殴这样的小事，竟要处死，则护军犯了更重的罪过，又当如何？

　　“听君一言，开我茅塞。”潘祖荫心悦诚服地拱着手说，“高明之至！”

　　未进长春宫，便觉兆头不好。既进长春宫，越觉得吉少凶多，但见太监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稍有响动，立时色变。潘祖荫真没有想到，太后的寝宫，是这样一片森罗殿似的气象。

　　揭开门帘，肃静无声，暗影中约略分辨得出慈禧太后的样子，他不敢平视细看，望着御座磕头请安，等候问话。

　　“你是那一年进的南书房？”

　　不曾想到问的是这么一句！莫非要撤南书房行走的差使？

　　这样想着，有些心乱，答得便慢了。

　　“皇太后在问，”李莲英提示了一遍，“那年进的南书房？”

　　“臣，”潘祖荫定一定神，答道：“臣是咸丰六年十一月，奉旨以翰林侍读在南书房行走。算起来二十五年了。”

　　“有几个人在内廷当差当了二十五年的？”

　　这是提醒他要知恩，潘祖荫赶紧碰头：“臣蒙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两宫皇太后特达之知，历事三朝，受恩深重，粉身难报。”

　　“哼！”慈禧太后冷笑，“倒说得好听。我再问你，你得过什么处分？”

　　这一问，越使得潘祖荫惶恐，只好一面回忆，一面奏答。

　　“臣于同治十二年，扈跸东陵，遗失户部行印，部议革职留任。同年十二月以磨勘处分，奉旨降二级调用，十三年正月奉旨赏给翰林院编修，仍在南书房行走。同年六月奉旨开复侍郎任内处分，以三品京堂候补。这都是出于先帝天高地厚之恩。”

　　“你眼睛里没有我，那里还有先帝？”慈禧太后的声音渐渐高了，“你知道不知道，抗旨该当何罪？”

　　“臣不敢！”潘祖荫又说：“臣愚昧，真不知圣母皇太后指的什么？”

　　就这句话惹恼了慈禧太后，“你还跟我装傻！”她拍着茶几，厉声斥责：“你还有点良心没有？”

　　由此开始痛骂潘祖荫，也不知她是那里来的气，象村妇撒泼一般，完全失去了皇太后尊贵的身分。贵公子出身的潘祖荫，又是少年得志，几曾受过这样的凌辱？尤其使他觉得委屈的是，不但挨了骂不能回嘴，而且还得连连赔罪磕头，口口声声：“圣母皇太后息怒！”

　　一半是骂得累了，一半是李莲英的解劝，慈禧太后终于住口，将刑部的复奏揉成一团，劈面向潘祖荫摔了去，然后起身走了。

　　潘祖荫几乎走不稳路，踉踉跄跄退出长春宫，脸色惨白，象害了一场大病。出宫上车，不回私第，直到刑部，将那“八大圣人”找了来，细说经过，说到伤心的地方，忍不住失声长号。

　　“八大圣人”面面相觑，都觉得不是味道，看来是非屈法不能过关，但要处死刑则万万不能。

　　哭过一场，潘祖荫的心情比较开朗了，“现在也不必随便改议。”他拭一拭眼泪说：“且拖着再说。”

　　这一拖拖了十天，慈禧太后倒不曾再提起。她的病势又反复了，没有精神来过问此事，甚至连对俄交涉也管不下来。

　　由于崇厚的开释，剑拔弩张的局势，稍微缓和了些，曾纪泽已经跟俄国开议改约，这一下发议论的又多了。内容复杂，可议之事本多，而况有张之洞的榜样在，不事抨击，只论时事，不管隔靴搔痒也好，纸上谈兵也好，只要洋洋洒洒，言之成理，长篇大论地唬得住人，便有好处。这样便宜的事，何乐不为？因而一下子来了十几个折子，每个折子都有两三千字，慈安太后拿到手里，便觉得心头沉重得透不过气来。

　　“怎么办呢？”她问慈禧太后，“我是办不了，你又办不动。

　　找几个人来帮着看折子吧？”

　　慈禧太后沉吟了一会，慢吞吞地说：“按规矩，有军机在，用不着另外找人。不过，军机上那几个人，也就是这么回事了，再使不出什么着儿，另外找几个人也好。”

　　“找谁呢？”慈安太后说，“老五、老七。老六似乎也不能不在里头，再添上一个翁师傅好了。”

　　“有弘德殿，就不能没有南书房。”慈禧太后紧接着说，“把潘祖荫也添上。”

　　于是八月底降旨派惇、恭、醇三王及翁同和、潘祖荫公同阅看对俄交涉的折件，并且指定南书房为看折之处。这道上谕，对潘祖荫是一种安慰，见得帘眷未衰，而对翁同和则是一种鼓舞，当差越发要巴结，进军机的日子不远了。

　　就在三王两大臣公同看折的那一天起，各宫各殿开始拆遮阳的天篷。拆到长春宫发现一件奇事，屋顶上有好些黑色粉末，另外还有许多一擦即燃的“洋取灯”。内务府的工匠不敢隐瞒，将这些东西取了下来，据实报告监工的司员。

　　屋顶何来如许引火之物？那黑色粉末又是什么？内务府的司员也不敢擅作处置，将长春宫的大总管李莲英请了来，照样陈诉，同时请示处理办法。

　　“这是什么玩意？”李莲英大为疑惑，指着黑色粉末说，“先得弄弄清楚。有谁识货？”

　　“我知道。”有个太监说，“是火药。”

　　“什么？”李莲英的脸都吓黄了，仓皇四顾，然后沉下脸来叱斥：“你别胡说！”

　　那名太监还要申辩，便有懂得李莲英用意的人，悄悄拉了他一把，不让他开口。

　　“你别听他的！”李莲英对内务府的司员说，“什么火药，胡说八道！你告诉你带来的人，不准在外头瞎说，不然，闹出事来，吃不了你兜着走！”

　　那名司员当然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诺诺连声地答应着，自去告诫工匠，千万不可将这话说出去。在宫里，李莲英找了首领太监刘玉祥来，有一番诘问。

　　“你看看，谁干的好事？简直不要命了！”

　　刘玉祥也慌了手脚，“李大叔，”他说：“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请你老跟佛爷回……。”

　　一句话没说完，李莲英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呸！你简直糊涂到家了。这能跟佛爷回吗？吓着了，你有几个脑袋？”

　　刘玉祥一听这话，是要瞒着上头，那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吗？所以虽挨了一口唾沫，脸上却绽开了笑容，自己打着自己的头说：“李大叔教训得是！我糊涂。”

　　“查还是要查！”李莲英不胜忧虑地，“到底这东西是从那儿来的？打算干什么？”

　　问到这一层，刘玉祥怎么敢说？有火药、有引火之物，当然是要炸房子，炸房子干什么？不是要谋害皇太后吗？这是大逆不道的事，一追究起来，凡有守护、“坐更”之责的太监，一个都脱不得干系。办起罪来，至少也得充军。

　　越想越害怕，刘玉祥的两条腿瑟瑟发抖，“李大叔，李大叔！”他说，”谢天谢地，发觉得早。我看，查也无用，只有以后好好儿当心。”

　　“怎么叫‘查也无用’？当然要查，暗地里查！”李莲英说，“还有件事，谁要是在佛爷面前多句嘴，我就着落在他身上问火药来源。”

　　等刘玉祥一走，李莲英发了半天的愣。事情是压下来了，但千斤重担都在自己一个人肩上，万一让慈禧太后发觉其事，追究责任，说一句：“这样的大事，你何敢瞒着？莫非你要包庇叛逆？”

　　转念到此，惊出一身冷汗。自己是一片赤忱，怕慈禧病中受惊，大为不宜。只是事情不发作便罢，一发作无可辩解，苦心白费，还是小事，“包庇叛逆”这个罪名，岂是可以开得玩笑的？

　　他在想，这件事无论如何得要找个有担当的人说一说，一来讨个眼前的主意，二来为将来安排个见证，自己的一片苦心，才不致于被埋没。

　　照规矩应该找内务府大臣，但李莲英不甚情愿。在他心目中，内务府大臣算不了什么，有几个还要看自己的脸色，如何甘心倒过来去跟他们讨主意？

　　静静想了一会，决定去找领侍卫内大臣。宫中宿卫，本由领侍卫内大臣分地段负责，出了这样骇人听闻的事，原也该让他们去处置。这样想停当了，立即到王公朝房找着该管的伯彦讷谟诂，悄悄地细诉此事。

　　“有这样子的怪事！”伯彦讷谟诂叹口气：“真是麻烦不打一处来！那洋取灯儿呢？我看看。”

　　李莲英做事细心，随身带着一包火药、一包洋取灯。火药不容易验出什么来，洋取灯却是一望便知新旧。

　　“你看这梗子，还挺白的，梗子上的‘红头’，也是好好的。”伯彦讷谟诂说，“搁在那儿，还不过几天的工夫，不然，雨淋日晒，早就不成样子了。”

　　李莲英答道：“王爷说得是。”

　　“这事儿，你该去查！决不是外头人干的。”伯彦讷谟诂说，“十之八九是李三顺干的。可恶！他这样子‘栽赃’陷害护军。”

　　他的意思是指李三顺为了想嫁祸护军，故意“栽赃”，追究起来好办护军门禁不严的罪。李莲英也觉得有此可能，却不得不为太监辩白。

　　“他们不敢。尤其是李三顺，一个毛孩子，决不敢这么大胆。”

　　“哼！毛孩子！”伯彦讷谟诂冷笑，“这年头人心大变，什么十恶不赦的人都有。莲英，我可告诉你，我要奏请严办。”

　　“王爷，”李莲英提醒他说，“这件事闹开来，可不容易收场。”

　　伯彦讷谟诂沉吟不语，为此掀起大狱，确是不容易收场，因而问道：“你的意思呢？就此压了下来？”

　　这话在李莲英就不敢应承了，“我原是跟王爷回明了，大主意要王爷拿。”他又说，“西佛爷这几天脾气不好，王爷瞧着办吧！”

　　伯彦讷谟诂又踌躇了，这几天他也有烦恼，怕惹慈禧太后格外生气，不能不好好想一想。

　　伯王的烦恼是，无端惹出一场命案，在神机营闹成很大的纠纷。以蒙古亲王之尊，就算杀一无辜，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为其中牵涉到醇王，事情就麻烦了。

源济

第四十六章

　　从光绪入承大统，醇王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未便再担任任何差使，所兼各职，分别另简王公接替。醇王所有的职司中，最重要的是“管理神机营事务”，派由伯彦讷谟诂继任。但当时的上谕中拖上一个尾巴：“醇亲王办理多年，经武整军，着有成效，仍将应办事宜，随时会商”所以醇王与神机营的关系不断，伯王大受到牵制。两王本是儿女亲家，醇王的长女由慈禧太后指婚给伯王的长子那尔苏，而两亲家竟因公事伤害了私谊，有些面和心不和的模样。

　　神机营的官兵，乐于亲近醇王，也是由于伯王治军较严的缘故。视事的第一天，他就表示：“我奉旨当这个差使，一定要把神机营整顿起来。当年祖宗入关，神机营的士兵，能够站在马上放箭。如今，你们看是什么样子？倘或再不整顿，更不知道会怎么样的糟！”

　　“王爷，”有人劝他：“不必多事吧！这是再不能整顿的了。”

　　伯王不信，锐意改革，无奈积习太深，那些不长进的官兵，又以醇王为护符，所以办事越来越棘手。日久疲顽，伯王的那番雄心壮志，也早就抛入汪洋大海了。不过他的禀性峻急，遇到看不顺眼的情形，依旧会雷厉风行地严办。

　　这年南苑秋操，发觉火器营少了一门炮。深入追究，才发觉是一伙士兵，居然将火炮锤碎，当废铁卖了给铁匠店。如此荒唐之事，自然为伯王所不能容忍，下令首犯治罪，从犯开革。

　　从犯中有个骁骑校名叫富哈，他的母亲是醇王府洗衣房的嬷嬷，颇得七福晋的信任，富哈因有所恃，平时在营里就常干不法的勾当。开革以后，便端出醇王府的招牌，请人向伯王要求收回成命，或者另外补上一个名字。伯王严词拒绝，毫无情商的余地。

　　于是富哈乘伯王阅操的时候去求见，侍卫见他神色不善，抓住了先搜身，果然搜出一把极锋利的小刀。其意何居，大成疑问，严刑审讯之下，支吾其词，看起来是有行刺的意思。

　　神机营的士兵行刺长官，说出去骇人听闻，所以伯王上奏，只说“富哈挟刃寻死，请即正法，抑交刑部，请旨办理”同时，由军机大臣面奏真相，建议按军法从事，而且不必明发上谕。慈禧太后当然照准，富哈在当天就被处死了。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伯王府开出大门来，发现台阶上躺着两个妇人，年纪大的那个，已经气绝，年纪轻的那个，奄奄一息，找了兵马司的官员来，灌救无效，延到天亮也一命呜呼了。

　　这一老一少两个妇人，便是富哈的一母一妻。服毒自尽在伯王府的门前，自是怨无所泄，走上这样至愚的绝路。如果“仇家”是平民百姓，这一下便可以害得对方家破人亡，无奈是王公府第，除了为伯王带来不痛快以外，不会惹上什么官司，两条人命，算是白白葬送。

　　富哈家里还有人，他的婶母也在醇王府服役，便请见七福晋，跪地器诉。七福晋遇到这种麻烦，不知如何应付，只有告诉丈夫。

　　醇王当然也知道了这件事，早有神机营常奔走醇王府的人，来加枝添叶地细诉经过，说伯王御下如何严刻。神机营不同其他营伍，本就不服蒙古亲王来管辖，如今忍无可忍，唯有请醇王作主。

　　所谓“作主”，意思是仍旧请醇王来管。从中俄交涉开始，边防紧急，言官就不断建言，说应该联络蒙古，巩固边陲，醇王认为“这都不过是给伯彦讷谟诂开路”，每逢两宫太后提到，总是极力反对。但神机营是自己一手所培植，兵权落到他人手里，老觉得于心不甘。早年为要避嫌疑，不便过问朝政，自然也不便去抓神机营的权，最近奉旨参与大计，倘或对俄交涉决裂，拱卫京师的重任，舍我其谁？这样，就得先把神机营拿回来，才有凭借。因此，决定借这个机会，攻掉他的亲家伯彦讷谟诂。

　　由此大处去看，富哈母妻之死，便有一篇文章好做。只是不论怎么样，谈不到替她婆媳俩“报仇”，除却交代帐房，好好替她们办后事，同时多赏几两银子，作为富哈家孤儿的教养之资以外，不能向伯王有所理论。

　　伯王也知道，他的儿女亲家对他不满，而且也听到神机营有请醇王复起的打算，只是暗中较劲的事，不便公然谈论，所以烦恼在心里。现在又遇见李莲英来诉说这么一件荒谬怪案，越觉揪心。

　　“你说得也对，‘西佛爷这几天脾气不好’，病中也不宜受惊”他改变了原先激动的态度，“咱们分开来办，内里归你维持，好好儿查一查，外头归我。说实话，我也还不知道怎么办，得跟六爷商量一下。看他怎么说，咱们随时商议。”

　　李莲英就怕案子闹大，不可收场，但一手硬压，却又担不起责任，现在听伯王有“随时商议”的话，便不会贸然出奏，颇为满意，因而连声答道：“是，是！我遵王爷的吩咐，上紧去查，王爷有什么话，务必请赏个信。为来为去为西佛爷圣体不安，不能再让上头烦心。”

　　话是不错，不过伯王也怕御史纠弹，不敢马虎，当时便到军机去跟恭王讨主意。

　　恭王也正有烦恼，烦恼是由他的长子载澂替他带来的。

　　这烦恼已非一日，从穆宗宾天以后，谁要提起“澂贝子”，恭王便会冒火。他不愿见这个不肖之子，而载澂也正好躲着他父亲，同时反因为恭王的见弃，更加胡作非为，成了京城里的第一号恶少。

　　因此，茶坊酒肆、戏园妓馆，提起“澂贝勒”，无人不知。澂贝勒有好些外室，也生下好些子女，便有人几次劝恭王，说都是天潢贵胄，也是他的亲骨血，劝他收归府邸。恭王执意不允，只说：“让他们姓觉罗禅好了。”宗室与人私生的子女，不归入内务府的册籍，也不能姓觉罗，别起一姓，叫做觉罗禅，又叫做觉罗察。

　　在载澂的外室中，最得宠的是“奎大奶奶”，她原有丈夫，是个“不入八分”的镇国公，名叫兆奎。兆奎暗懦无能，凡事都由奎大奶奶出头料理，因而养成喜欢赶热闹的性情，尤其喜欢赶庙会，逢三土地庙、逢四花儿市、逢五逢六白塔寺、逢七逢八护国寺、逢九逢十隆福寺，一定可以看见花枝招展的奎大奶奶，左手捏一块鲜艳非凡的手绢，右手扶在丫头的肩上，踩着花盆底，风摆杨柳似的，到处跟人打招呼。

　　这年六月初一，右安门外十里草桥地方的碧霞元君庙，一年一度的庙市。京城里碧霞元君庙最多，俗称娘娘庙。娘娘庙进香，称为“朝顶”，按方位不同，分为南顶、北顶、东顶、西顶，而草桥这一处，则称为中顶，花木最盛。其中有一家茶社，招牌“小有余芳”，本是人家的园林，逢春开市，十分幽雅，是达官贵人初夏逛中顶必到之地。

　　这天的奎大奶奶，娘娘庙烧过香，便来“小有余芳”闲坐，临轩当风，解开旗袍领子上的衣纽，正拿着手绢，在轻轻擦汗，只见走进来一班一式蓝布大褂、白细布褂裤、薄底快靴的俊仆，有的抱着细席、有的拿着茶具、有的捧着衣包、有的提着食盒，昂然直入。最后进来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少年，梳一根油松大辩，面白如玉，星目炯炯，生就两道斜飞入鬓的长眉，越显得神采飞扬。只是看到身上，奎大奶奶不由得皱眉惊异，那少年穿的是一件黑绸长衫，从上到下，绣满了彩蝶，何止上百？

　　“谁呀！”她在心里思量，“看样子必是公子哥儿，怎么打扮得这么‘匪气’？”

　　那“匪气”的贵公子，惹得满座侧目，他却毫不在乎，在居中一张大桌子旁边坐定，那双色眼肆无忌惮地扫视着年轻妇女，却是一瞥即过，直到发觉奎大奶奶才盯住了不放。

　　奎大奶奶被他看得心头乱跳，见他的视线仿佛是在自己脖子上，这才意会到还敞着领口，露出雪白一段颈项，倒象是有意卖弄风流似的。这样自念着，不由得脸一红，赶紧回过脸去，将领子的衣纽系上。

　　“大奶奶！”

　　奎大奶奶回头一看，正是那少年带来的一名跟班，笑嘻嘻地在哈腰为礼。

　　“大奶奶！我家大爷有请！”

　　奎大奶奶既惊且怒，“谁认识你家大爷？”接着加上一声冷笑，依旧把脸扭了过去。

　　“大奶奶，你是最体恤下人的，务必赏我一个脸儿！”那俊仆依旧含着笑，哈着腰，“我要请不动大奶奶，我家大爷一定说我不会办事，轻则骂、重则打，碰得不巧，还会撵我出府。一家八张嘴，怎么得了？大奶奶，你就行行好，点个头吧！”

　　奎大奶奶又好气、又好笑，可也有些得意有些窘。只是说到头来，众目睽睽之下，不能不顾面子，便虎着脸呵斥：“你倒是仗谁家的势？大青白日的，就敢这么跟人罗唣？”

　　“是，是！大奶奶别动气。”那人倒退两步，连连躬身，“大奶奶真不肯赏面子，不敢勉强。府上在那儿？赏个地址，改日到府上跟大奶奶磕头赔罪。”

　　奎大奶奶扬着脸不理，一双凤眼却斜斜地瞟了过去，见那衣服匪气的大爷，似笑非笑地，也是一双眼尽自盯着这面，看样子是女人面上知情识趣，肯做低服小的人。这样想着，无端地脸上一阵发热，本来太紧了一点的领口，越觉卡得难受。一伸手要去解衣纽，意会到大庭广众之间，不宜如此，便把刚抬起的手，又放了下来。一不小心，却又打翻了茶碗，更觉不好意思，自己跟自己发恨：是怎么了？丧魂落魄的！

　　这样在心里自语着，赌气要回家，回头想招呼跑堂的算账，只见那一主数仆正离座而去，倒有些没来由的怅然若失之感。

　　“小云啊！”她懒洋洋地说，“看车夫在那儿，咱们回家。”

　　“大奶奶，”小云有些不愿，“不说要看‘跑飞车’吗？”

　　“今儿不看了。也不准定有。”

　　“有！”小云斩钉截铁地说：“一定有！”

　　“咦！我不知道，你倒知道？”

　　“刚才有人进来跟那面那位大爷说，说是车子预备好了，请那位大爷下场玩儿。不就是跑飞车吗？”

　　这一说说得奎大奶奶改了主意，安坐着不动。只是那位大爷倒是什么人？若是大买卖人家的子弟，不敢这么跋扈，王公大臣家的少爷，又何致于有那么一身打扮？莫非是那个戏班子里的名脚？如果是，必是唱武生，或是唱刀马旦的，不然不敢下场跑飞车。

　　越想越多，越想越纳闷，也越想越有趣，奎大奶奶便招招手将跑堂的喊了过来。

　　“刚才，那面穿一身好匪气的衣服的，倒是谁啊？”

　　“他！大奶奶，你是说穿一件百蝶绣花大褂儿的那位大爷吗？”

　　“是啊！”

　　“大奶奶，你恐怕不大出门，连这位大爷都不知道？”跑堂的说，“他就是澂贝勒，澂大爷。”

　　“澂贝勒！”奎大奶奶没有见过听说过，“你是说六王爷府里的澂贝勒？怪道，谁有那么飞扬浮躁的样儿！”

　　一句话未完，只听有人说：“来了，来了！”接着便听车走雷声，尘头大起。

　　奎大奶奶带着小云，也在隔着竹篱笆向东凝望，滚滚黄尘中，骏马拉着轻车，飞驰而来，长鞭“刷啦，刷啦”，没命地打在马股上，马也是没命地往前奔，行人纷纷走避，那一片急迫惊险的景象，着实惊心动魄。

　　七八辆飞车，转眼将到面前，小云眼尖，指着第一辆车说道：“不就是那位大爷吗？”

　　果然是澂贝勒，御一匹神骏非凡的黑马，配着他那身黑衣服，格外显眼，那辆轻车也漆成黑色，但车檐悬的是深红丝线的流苏。前后左右镶十三方玻璃，奎大奶奶知道，这就是这种车子名叫“十三太保”的由来。

　　当然，车也好，马也好，总不及对人来得注目。跑飞车不只讲究快，更得讲究稳，坐在车辕上的澂贝勒，手执缰辔，控制自如，腰板挺得笔直，上身不动，辫梢不摇，那模样真是“帅”极了。

　　虽是那样风驰电掣，澂贝勒依然保持从容闲逸的神态，左顾右盼之间发现了奎大奶奶，立刻抛过来一个甜甜的笑容，微微颔首，作为招呼。

　　于是，好些看热闹的人，转脸来看奎大奶奶，使得她又窘又得意，心里是说不出的那种无可捉摸的好过的滋味。

　　车过了，人也散了，她却恋恋不舍地，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留在“小有余芳”？

　　“大奶奶该回家了吧！”

　　“嗯。”奎大奶奶懒洋洋地站起身来，付了茶钱，扶着小云的肩走了出去。

　　一出门，迎面就看见澂贝勒那名俊仆，抢上来请个安说：“大奶奶，我家大爷关照，送大奶奶回府，车在这儿侍候着。”

　　手指处，只见一辆极华丽的后档车，停在柳荫下，车夫掀起了车围，在等着她上车。奎大奶奶遇见这样突兀的事，一时竟不知如何应付了。

　　“大奶奶府上，不是在东直门大街金太监胡同吗？”

　　“咦！”奎大奶奶不由得问：“你怎么知道？”

　　“府上也是大宅门，怎么会不知道。请上车吧！”

　　有此一番对答，奎大奶奶撤去了心中的藩篱，带着小云上车。车走如飞，一进了城，七弯八绕，让她迷失了方向，等下车一看，却不是自己家里。

　　“这是什么地方？”

　　“大奶奶，你进去一看，就知道了。”

　　这些地方错不得一步，奎大奶奶如果执意不肯往里走，自然无事，这一进去，就再也出不来。澂贝勒人物俊俏，起居豪奢，奎大奶奶居然就安之若素了。

　　那镇国公兆奎，丢了老婆，自然着急，向步军统领衙门和大兴、宛平两县报案寻查，久无消息，直到三个月后，查封一家戏园，方始发现。

　　是康熙十年定下的禁例，“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但日久顽生，开了抓、抓了开，隔多少年便要这样来一回。那一次也是巡城御史指挥兵马司官员和差役，封禁东城一家戏园，有个兵马司副指挥认识奎大奶奶，发觉她也在座听戏。

　　再一细看，憬然而悟，悚然而惊，知道兆奎的老婆是丢定了，因为当奎大奶奶起身走避时，有四个壮汉前后夹护，那兵马司副指挥也认得他们，是恭王府的护卫。常随澂贝勒一起出入的。

　　不论如何，形迹总是败露了。不过兵马司虽归巡城御史管辖，却不敢将此事贸然呈报，怕巡城御史参上一本，事情闹大，跟澂贝勒结了怨，不是件当耍的事。

　　公事只能私办，兵马司正副指挥登门拜访，还见不着澂贝勒，由管事的接谈，宛转诉明来意，希望私下说和，让镇国公兆奎自己来销了案，免得悬案不决，彼此不便。

　　和是可以，为了让兆奎另娶一房妻子，拿几百两银子出来，不算回事，就怕这一来授人以柄，一状告到宗人府，是骙王在当宗令，必定会有严峻的处置。载澂什么人都不怕，就是畏惧他这位五伯父，所以听得管事的报告，面有忧色。

　　“唉！”他叹口气，埋怨奎大奶奶，“我早就说过，你少出去，果然就惹了祸了！”

　　“哼！”奎大奶奶气鼓鼓地说，“三个月的工夫，就去了一趟前门，赶了两趟庙会，连今天算上，包里归堆才四回，还算多吗？什么‘惹了祸了’，这象你澂大爷说的话吗？”

　　“你不懂，只要跟宗人府沾不上边，我就不怕，你不知道我们那位五大爷的撅脾气！嗐，够瞧的。”

　　“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依我说，”澂贝勒想了想答道：“先回去住两天，把你那口子敷衍好了，随后再想办法。”

　　“哼！你倒说得好，”奎大奶奶脸色突然变得严重了，“你想就此把我扔掉，可没有那么容易！别人怕你澂贝勒，我可不在乎，要不信你就走着瞧！”

　　“你想到那儿去了？犯得上说这话吗？”

　　她也知道澂贝勒少不得她，想想事已如此，真也得有个了局。不然，老躲着不能出门，成了个黑人，决非善策。

　　这样想着，便毅然决然地说道：“你能不能想办法，给兆奎弄个差使？”

　　“这倒可以。弄个什么差使？”

　　“总得副都统什么的。”

　　“好办！”澂贝勒会意了，“就这么着，我给他弄个驻防的副都统，调虎离山。”

　　“你又瞎说八道了，”奎大奶奶恃宠，说话口毫无忌惮，“那有宗室公爵放出去的？这也不去管它了。你再给我一千两银子，我自己去料理。”

　　带着一千两银票以及澂贝勒的诺言，奎大奶奶带着小云，当天就回了东直门大街金太监胡同，兆奎家的人，无不惊奇，争相问询，何以忽然失踪？奎大奶奶只答一句：“意想不到的事。”再也不肯多说。大家再问小云，小云受了告诫，尽自摇头不答。

　　那奎大奶奶却是声色不动，仿佛回娘家住了一阵子回来似的，找了管家来问家务，那处的房租缴了没有，那处庄子上的收成如何，又嗔怪到了九月还不拆天篷，家里杂乱无章。一顿排揎完了，再问家下使用人等，谁的媳妇坐月子了没有，谁的老人身子可好？依旧是平日恩威并用，精明强干，让全家上下心悦诚服的当家人派头。

　　形容憔悴的兆奎，不知她是怎么回事，也插不进嘴去问话，好不容易等她发落完毕，屋里只剩下一个小云，他才问道：“你到底在什么地方？说到中顶娘娘庙烧香，一去就没了影儿。家里闹得天覆地翻，四处八方找，竟连半点消息都没有，从没有听说过的怪事，偏教我遇上了。”

　　“我也是身不由己，都是为了你，连通个消息都不能够。你急，我比你更急。”说着，使个眼色，让小云避了出去。

　　“怎么呢？”兆奎更加纳闷，“我真闹糊涂了，你是陷在什么地方，这么严紧，连通消息都不能。今天可怎么又回来了呢？你说，那是什么地方，京城里有这么无法无天的地方，那还得了！”

　　兆奎的忧急气愤，憋了三个月之久，这时开始激动，奎大奶奶不等他大发作，赶紧拦着他说：“你先别急！事情也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那能是好事吗？”

　　“那就看你自己了。”奎大奶奶说，“你得沉住气。反正我人已经回来了，什么话都好说。”

　　这句话很容易动听，兆奎不由得就伸手要拉住她。什么都是假的，一朵花似的老婆，重入怀抱，可是最实惠的事。然而奎大奶奶已经变心了，连碰都不让他碰，手一缩，身子一闪，微微呵斥：“别闹！”

　　兆奎怕老婆，不明她的用心，只当厌烦他动手动脚，便乖乖地也缩住了手。

　　奎大奶奶却又不即言语，向窗外望了望，看清了没有听差老妈子在偷听，然后才说：“是祸是福都在你自己。你是想弄个好差使当，还是愿意住宗人府的空房子？”

　　兆奎一听吓一大跳。宗室觉罗犯罪，由宗人府审问，判处徒刑则圈禁在宗人府空屋，判处充军则是锁禁在宗人府空屋，而且都要打一顿屁股。兆奎结结巴巴地问道：“什么案子犯了？”

　　“多了！只说两件，一件私和人命，一件霸占民田。都让人抓住了把柄，苦主都预备在那里了！”

　　兆奎心乱如麻，好半晌才能心神稍定，从头细思，觉得不可解之处甚多。这两件案子，如果要发作，自是有人告了状，或是都察院、或是步军统领衙门，或是大兴、宛平两县，不管告到那个衙门，必定行文宗人府追究，那就一定要通知本人到案，何以自己竟一无所知？她的所谓“让人抓住了把柄”，这个“人”又是谁呢？

　　“你要问这个人？你惹不起他，我也惹不起他。为了你，苦了我！”说着，奎大奶奶很快地用手绢去擦眼，好象是在拭泪，其实是使劲揉红了眼圈，装作哭了的样子。

　　兆奎反倒有些疼她了，同时也急于想知其人，便带着着急的神态说：“你说呀！是谁？”

　　“澂贝勒。”

　　“是他呀！”兆奎倒抽一口冷气。

　　“不是他还有谁？谁还有那么大胆，把我扣在那儿，日夜派人看守，三个月不放回家？”

　　三个月！兆奎在心里叨念着，心里说不出的那种吞下了一粒老鼠屎似地不好受的滋味。这三个月，难道还能清白无事？一面想，一面去看她的妻子的肚腹。奎大奶奶爱俏，旗袍一向裁剪得很称身，此时看上去仿佛中间微微鼓着，大概已有小贝勒在肚子里了。

　　一时意乱如麻，焦躁不安。奎大奶奶看他不接话，当然也无法再往下说，坐下来，背着身子又去揉眼睛。

　　“那么，”兆奎终于问出一句话来，“可又怎么放你出来的呢？”

　　“我天天跟他闹，要回家。昨天闹得凶了，他才说：大家都是爱面子的人，别惹得我撕破脸，可就不好收场了。兆奎干的事，我跟你说过，三河县姓马的老头儿，长辛店姓黄的寡妇，我都派人找了来了。你回去教兆奎心里放明白些，这还不是革爵的事。

　　这是奎大奶奶编出来的一套话，澂贝勒那知道兆奎强买了马家的一块田，又在长辛店私和过黄家的命案？只觉得这两件案子，若有澂贝勒出头，自己必走下风，所以听她这一说，脸色大变。

　　奎大奶奶本就摸准了她丈夫的性情，这番话是对症下药，偷觑一眼，见已生效，便接着将编好的下半段话说了出来。

　　未说之前，先叹口气，将眼皮垂着，是无可奈何的神情：“唉！叫人拿住了短处，有什么办法？早知有今日，当初我也不帮着你做那些事了。祸是我惹的，只好我认。我说：霸占民地、私和命案都是我干的，跟兆奎无干，你要治，治我好了。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也不治你，我买一幢房子，让你住着，仍旧做你的奎大奶奶。反正兆奎也不会要你了！我送他一千银子，买个妾，再替他弄个驻防的副都统，或是荆州、或是杭州、或是福州，带着新姨奶奶，高高兴兴去上他的任。这样子，两全其美，不伤面子，不挺好的吗？”

　　好倒是好，就是“不伤面子”这四个字，只怕做不到。但如果一口拒绝，还是伤了面子，人家都已看准了自己不会再要失节的妻子，而自己居然肯重收覆水，这张脸怎么见人？说来说去，势力不敌，又有短处在人家手里，只好随人摆布。想一想只好认了。

　　“好吧！”他一跺脚说，“眼不见为净。我就躲开你们，你跟他去说，我要广州。”

　　奎大奶奶一看事情已妥，再无留恋，将银票塞到兆奎手里，低声说道：“我趁早跟他去说。”

　　接着便回自己卧房，除了一个首饰箱，什么都不带，旋即扶着小云，袅袅出门。兆奎在窗子里望着，自己都分辨不出是何感觉？

　　虽是夫妇密语，总归隔墙有耳，兆奎家的“奇闻”，很快地传播在亲友之间，有的骂，有的笑，有的觉得兆奎可怜，也有的认为奎大奶奶嫁了兆奎是委屈，难怪有这样的结果。见仁见智，议论纷纭，却无非背后论人是非，在兆奎面前都有忌讳。以前还有人向他表示关切：“奎大奶奶总有个下落啊！”

　　如今则连这句话都不提了。

　　唯一的例外是兆奎的胞弟兆润。弟兄俩一母所生，性情却有天渊之别，兆奎庸懦怕事，兆润却得着风，便是雨，最喜生事。他在宗室中一向被认为是没出息的无赖，却仗着是“三等镇国将军”的“黄带子”，设局诈骗，包庇娼赌，无所不为，听说有此奇闻怪事，岂肯默然无语？

　　兆奎一见他这个弟弟，头就疼了。一来决无好事，有钱借钱，不借就自己动手，小件的摆饰，总要捞一两样走，所以兆奎家的听差老妈，听说“二爷”来了，都是寸步不离地伺候着。

　　“今儿个你们不用掇着我，二爷我今儿富裕得很！”兆润掏出一把票子，往桌上一摔，“你们把大爷给请出来，我们哥俩要讲几句你们不能听的正经话。”

　　“是！二爷。”

　　听差知趣，进去通知了兆奎，然后都退了出去，却都躲在窗外墙角，倒要听听这位二爷说的什么正经话？

　　“大哥，”兆润问道：“听说大嫂回来了？”

　　“唉！”兆奎乱摇着手，“别提了。你算是体恤我吧！别问这档子事。”

　　“我怎么能不问？咱们家能让人这么欺侮？你不在乎，我的脸往那儿搁？算辈份，载澂是侄子，霸占婶娘，出在大清律例那一条？你袭了爵，就得保家声。得有句话……。”

　　“老二，老二！”兆奎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别嚷嚷，行不行？”

　　“你也太弱了，大哥！连说都说不得一声？”

　　“不是说不得。这件事，实在是……，”兆奎压低了声音很吃力地说：“实在是叫没有辙！君子不吃眼前亏，慢慢来想办法。”“何用慢慢儿想？办法多的是，文的，武的全有。走！”

　　兆润一把拉着他的手臂往外拖。

　　“走？到那儿去？你别胡闹。”

　　“上宗人府。”

　　一句话未说完，兆奎已挣脱了手臂，赶紧退后几步，与兆润隔着桌子，并且作了个防他来抓的戒备姿态。

　　“老二，没有用！这是什么世界？势力敌不过人家，只有认了。再说，那么贱的女人，你也不用再叫她大嫂了。”说着，兆奎摇摇头，将脸转了过去，不胜痛心疾首地。

　　“大哥，”兆润脸色很难看了，“你是怎么回事？你到底为什么？总有个缘故吧！你说说。不说清楚了，我可要照我的办法。”

　　“这，”兆奎惊惶而茫然地问：“你是什么办法？”

　　“喏！这个。”兆润从靴页子里拔出一把明晃晃七八寸长、系着红绸子的攘子，往桌上一抛。

　　兆奎大惊失色，“老二，”他结结巴巴地说，“你可千万动不得！”

　　“谁说动不得？看我唱一出《狮子楼》你瞧瞧。”

　　兆奎又急又气，兆润自拟于武松，而拿他比做武大郎，真正不成话！但平时就见了他兄弟怕，此时自觉理短情虚，更不知如何应付，急得只是搓手。

　　于是他家得力的管家老仆郝顺不能不露面了，“二爷！”他躬身说道，“开饭了！有话，喝着酒跟大爷慢慢聊吧！”

　　这是缓兵之计。兆润也知道，每次需索不遂，连奎大奶奶都驾驭不住，快要翻脸时，总是郝顺出面转圈，有了他，话就好说了。

　　“好吧！”兆润将攮子插回靴中，一收剑拔弩张的神态，仿佛无可无不可地说，“先吃饭再说。”

　　这时未到开饭的时候，郝顺关照厨子，胡乱弄了几个冷碟，烫上一壶酒，却只设一副杯筷，兆润自然要发话了。

　　“大爷呢？”

　　“大爷头疼，不能陪你。”郝顺陪笑说道：“二爷有话，吩咐我也是一样。”

　　兆润沉吟不答，尽自一大口一大口地喝酒，因为这天他的所欲不小，说话便须格外慎重。

　　“二爷，”郝顺劝道，“大爷遭了这挡子窝囊事，真正是叫‘哑巴梦见亲娘，说不出的苦。’二爷总是体谅他才好。”

　　“哼，”兆润愤愤地摔着酒杯，“就为了大爷窝囊，才有这样窝囊的事。不用他出头，我替他去挺，该杀该剐都有我，他还怕什么？一个劲拦着，我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

　　“那也无非大爷胆小。如果他能看着二爷闯出大祸来不管，那叫什么同胞手足？”

　　“同胞手足？”兆润撇撇嘴，“他那里当我同胞手足？外面说的话，可难听了。”

　　“外面怎么说？”郝顺很谨慎地问。

　　“怎么说，你会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就告诉你听吧！”兆润眼望着郝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出来：“说他卖老婆！”

　　“啊！”郝顺作出讶异万分的神色，“这是打那儿说起？”

　　“你不信是不是？”兆润有意诈他一诈，“说的人有凭有据，大奶奶带回来三千两一张银票，大栅栏恒泰钱庄的票子。”

　　兆润知道是一千两，故意加了两千，是指望着套出郝顺一句话来：“没有那么多。”这就好紧追着往下问了。谁知郝顺心机深沉，不上他的当，只摇着头说：“没影儿的事！”

　　“没影儿的事？照这么说，大奶奶就白白让人霸占了？”兆润接着又问：“她忽然回家，可又为了什么？”

　　“这，”郝顺陪笑道，“我们当下人的，就不知道了！”

　　“就是这话罗！好些事你不知道，非得跟大爷自己谈不可。好了，反正我的主意拿定了，门风要紧，我不能看着不管。”

　　说着，站起身来要走，郝顺自然不能放他走，好说歹说地将他留了下来，自己进上房去跟兆奎讨主意。

　　“我那有什么主意？”兆奎哭丧着脸说，“我一见他，脑袋就跟笆斗那么大。”

　　郝顺是他的心腹，无事不参与，也无话不可说，但不论如何，办事须奉主人之名以行，所以这时便先替兆奎拿宗旨。

　　“这件事，大爷得抱定宗旨，无论如何松不得口，一则名声不好听，再则，二爷的口气不小。不过也得给他一个指望，一等放了缺，上任的时节，给他撂下几百银子倒可以。大爷，你说是不？”

　　“对！你就想法子，跟他这么去说。”

　　这话实在也很难说。郝顺在想，“二爷”大概只知银票其一，还不知有放缺其二，一说反倒泄底。有这么大的好处，他更是不依不饶了。

　　想了又想，只有这样措词：“二爷，你先请沉住气。事情当然不能就这么算完，不过做事总要稳得住，对头太不好惹，一步错不得。反正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工夫，一定能让二爷好好儿消气。”

　　照郝顺的想法，有澂贝勒那么硬的靠山，说放个副都统，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有十天半个月的工夫，见了上谕，一切便都好办。因而这样许下兆润。

　　兆润不知其中有此曲折，只是一向信任郝顺，既然他说能让自己“好好儿消气”，顾念以后还少不得有托他的事，便卖个交情给他。

　　“好吧，冲你，我就等个十天半个月。”

　　半个月过去，音信毫无。奎大奶奶倒是把话带到了，载澂却办不通。这件事他只有去求宝鋆，为了志在必成，他特意说是“已经答应了人家了！”

　　“我的大爷，你真是少不更事！驻防的副都统，又是广州，能说换就换吗？”宝鋆大摇其头：“兆奎是出了名的无用。这话，我怎么跟你阿玛去说？”

　　“我不管！”载澂撒赖似地说：“你去想办法。”

　　“办法倒有，我把你的事儿，和盘托出，你肯挨顿揍，兆奎的副都统就当上了。”

　　这叫什么办法？载澂自然不肯，宝鋆被磨不过，答应试一试，但那一天能成功却不知道。

　　“只好等吧！”奎大奶奶听说了经过，也只好这样万般无奈地表示。

　　又等了半个月，这天奎大奶奶正打算带着小云上前门外去听戏，只见院子里闪进来一个人，高声喊道：“大嫂！”接着便请了个双安。

　　“啊！”奎大奶奶倒有些忸怩了，“二弟，是你！”

　　“是的。”兆润神色自若地说，“特地来给大嫂请安。”

　　“不敢当，不敢当！”奎大奶奶不能不以礼相待，“请屋里坐。小云，拿茶，拿烟。”

　　于是兆润从从容容地进入堂屋，坐下来先打量四周，古董字画，窗帘椅披，色色精致，便赞一声：“真是好地方！”

　　奎大奶奶矜持地微笑着，心里在打主意，如何早早将这位不速之客送走。

　　兆润的话却还未完，接着又说了：“怪不得大嫂不想回家了。”

　　这句话不中听，奎大奶奶只能装作不听见，心里却更觉得他是早走早好，因而开门见山地问：“二弟，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只是老没有见大嫂，怪惦念的，特为来看看。”

　　“多谢你惦着。”她又追一句：“二弟要是有事，请说吧！

　　自己人不用客气。”

　　最后这句话是假以词色的表示，兆润就不必惺惺作态了，苦着脸说：“还不就是那一个字吗？”

　　“那个字？”

　　“穷！”兆润又说：“弟媳妇又病了，小三出疹子，小四掉在门前沟里，差点儿淹死。唉，倒霉事儿不打一处来。”

　　“噢！”奎大奶奶慢吞吞地说，“我手里也不富裕。不过，二弟老远的来，我也不能让你空手回去。”说着，便将手里的手巾包解了开来，里面有两张银票，一张十两，一张五两，本想拿五两的给他，不道兆润先就说在前面。

　　“多谢大嫂，不用全给，只给我十两吧！”

　　奎大奶奶又好气、又好笑，心里在说：倒真以为自己挺不错的，全给！然而那张五两头却拿不出手了。

　　由此开端，隔不了三五天，兆润便得来一趟，他也真肯破工夫守伺，总是等载澂不在家的时候来。护卫因为未奉主人之命，也没有听奎大奶奶说什么，不便拦他，所以他每次都能找着“大嫂”，伸出手来，也总有着落，不过钱数越来越少，当然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渐渐地，奎大奶奶不能忍耐了，终于有一天发作，“你倒是有完没有完！我是欠你的，还是该你的？”她厉声质问。

　　“就是大嫂说的，自己人嘛！”兆润涎着脸说，“大嫂，你那儿不花个几两银子？就算行好吧！”

　　“好了！这是最后一回！”奎大奶奶将一张二两的银票摔在地上。

　　兆润还是捡了走，而且过不了三天还是上门。这一次护卫不放他进去了。

　　“找谁？”

　　“咦！”兆润装出诧异的神色，“怎么，不认识我了？老马！”

　　“谁认识你？得，得，你趁早请。”

　　兆润一时面子上下不来，既不能低声下气跟他们说好话，便只有硬往里闯。这一下自然大起冲突，好几个人围了上来拦截，其中一个出手快，叉住兆润的脖子往外一送，只见他踉踉跄跄往后倒退，却仍立脚不住，仰面躺了下来。

　　如果他肯忍气吞声，起身一走，自然无事，但以兆润的性情，不肯吃这个亏，存着撒赖的打算，希望惊动奎大奶奶，好乞怜讹诈，便站起来跳脚嚷道：“你们仗势欺人。我跟你们拚了！”

　　这一声喊，惹恼了载澂的那些护卫。在王府当差的，最忌“仗势欺人”这句话，所以这一下是犯了众怒。领头的是个六品蓝翎侍卫，名叫札哈什，曾在善扑营当差多年，擅长教门的弹腿和查拳，这时出腿一弹，将个正在揎拳掳臂的兆润，扫出一丈开外，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这一次兆润赖在地上不肯起来了，“打死人罗！救命啊！”

　　极声高喊。

　　“这小子作死！”札哈什咬着牙说：“把他弄进去。”

　　于是上来三四个人，掩住他的嘴，将他拖了进去，在马号里拿他狠揍了一顿。揍完了问他：“服不服？”

　　怎么能服？自然不服，但不服只在心里，口头上可再不敢逞强了，“服了！服了！”他说：“你们放我回去吧！”

　　“当然放你。谁还留你住下？”札哈什说，“可有一件，你以后还来不来？”

　　“不来了！再也不来了。”

　　“好。我谅你也不敢再来了。你走吧！”

　　开了马号门，将兆润撵了出来。他只觉浑身骨节，无一处不酸痛，于是一瘸一拐地先去找个相熟的伤科王大夫。

　　“二爷，你这伤怎么来的？是吃了行家的亏，皮肉不破，内伤很重，可得小心！”

　　“死不了！”兆润狞笑着，“你先替我治伤，再替我开伤单。

　　这场官司打定了。”

　　王大夫替他贴了好几张膏药，又开了内服的方子，然后为他开伤单，依照兆润的意思，当然说得格外重些。

　　回到家却不肯休息，买了“盒子菜”，烙了饼，把他一帮好朋友请了来，不说跟奎大奶奶索诈，只说无端受那班护卫的欺侮。向大家问计，如何报仇雪恨？

　　“澂贝勒还不算不讲理的人，应该跟他说一说，他总有句话。”有人这样献议。

　　“他能有什么话？还不是护着他那班狗腿子！我非得双那班狗腿子吃点苦头，不能解恨。”兆润问道：“咱们满洲的那班都老爷，也该替我说说话吧？”

　　“来头太大。谁敢碰？”

　　“润二哥，”兆润的一个拜把兄弟说，“你如果真想出气，得找一个人，准管用。”

　　“谁呀？”

　　“五爷。”这是指惇王。

　　“对！”兆润拍桌起身，顿时便有扬眉吐气的样子，“这就找对了。”

　　如果是想在载澂身上出一口气，只有请惇王来出头。当然，能不能直接跟他说得上话，或者他会不会一时懒得管此闲事，都还成疑问。但要顾虑的，却还不在此。

　　“老二，”兆润的一个远房堂兄叫兆启的说，“你别一个劲的顾前不顾后，第一，得罪了六爷，犯不上，再说句老实话，你也得罪不起。第二，这件事到底是家丑，不宜外扬。”

　　前半段话，兆润倒还听得进去，听得后半段，兆润便又动了肝火，“照你这么说，我就一忍了事？”他又发他大哥的牢骚，“我们那位奎大爷，才知道什么叫家丑！如果我要替他出头理论，他能挺起腰来，做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儿，我又何至于吃那么大的亏？”

　　在旁人看，家丑不家丑的话，实在不值得一提，因为家丑能够瞒得住，才谈得到不宜外扬，如今“澂贝勒霸占了兆奎的老婆”这句话，到处都能听得到，已经外扬了，却默尔以息，反倒更令人诽薄。要顾虑的是不宜得罪恭王，诚如兆启所说的，兆润也得罪不起。

　　“三个人抬不过一个理字去！六爷挺讲理的，也并不护短，澂贝勒的事，他是不知道，知道了不能不管。照我看，最好先跟他申诉，他如果护短不问，就是他的理亏。那时候再请五爷出头，他也就不能记你的恨了！”

　　说这话的，是兆润的一个好朋友，在内务府当差，名叫玉广，为人深沉，言不轻发，一发则必为大家所推服。此时提出这样的一个折中的办法，包括兆润本人在内，无不认为妥当之至。

　　于是就烦玉广动笔，写了一张禀启，从奎大奶奶失踪谈起，一直叙到护卫围殴。第二天一早，请兆启到恭王府投递。

　　恭王府的门上，一看吓一跳，尽管澂大爷在外荒唐胡搞，还没有谁敢来告状。这张禀启当然不敢贸然往里投递，直接送到载澂那里。

　　载澂很懊恼，但却不愿责备札哈什。想跟奎大奶奶商量，却又因为替兆奎谋取副都统的缺，不曾成功，难以启齿，一时无计可施，便把这张禀启压了下来。

　　一压压了半个月。而兆润天天在家守着，以为恭王必会派人来跟他接头，或是抚慰，或是询问，谁知石沉大海，看来真的是护短而渺视，心里越觉愤恨。于是又去找玉广，另写了一张禀启，半夜里就等在东斜街惇亲王府，等到惇王在五更天坐轿上朝，拦在轿前跪下，将禀启递了上去。

　　奎大奶奶的事，惇王早有所闻，只是抓不着证据，无法追问。这时看了兆润的禀启，勃然大怒，在朝中不便跟恭王谈，下了朝，直接来到大翔凤胡同鉴园坐等。

　　等恭王回府，一见惇王坐在那里生气，不免诧异，但亦不便先问，只是亲切地招呼着。老弟兄窗前茗坐闲话，看上去倒是悠闲得很。

　　也不过随意闲谈了几句，惇王还未及道明来意，听差来报，总理衙门的章京来谒见，恭王一问，是送来一通曾纪泽的奏折。往来指示及奏复，一直都用电报，往往语焉不详，这道奏折是由水路递到。由于奉有谕旨，凡是对俄交涉的折件，交惇王、恭王、醇王及翁同和、潘祖荫公同阅看，所以总理衙门的章京接到奏折，先送来请恭王过目。

　　为了尊礼兄长，恭王拿着折子先不拆封，回进来向惇王说：“曾劼刚来的折子，大概这些日子交涉的详情，都写在上头了。五哥，”他将折子递了过去：“你先看吧！”这些地方，惇王颇有自知之明，照他看：“办洋务找老六，谈军务找老七”，他自己以亲贵之长，则约束宗亲，维持纪纲，责无旁贷，所以不接折子。

　　“不必！你看好了。”

　　于是恭王拆封，厚甸甸的折子，共有十四页之多，定神细看了一下，然后念给惇王听：

　　“臣于七月二十三日，因俄国遣使进京议事，当经专折奏明在案。八月十三日接奉电旨：‘着遵叠电与商，以维大局。’次日又接电旨：‘俄事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为要。’各等因，钦此。臣即于是日往晤署外部尚书热梅尼，请其追回布策，在俄商议。其时俄君正在黑海，热梅尼允为电奏，布策遂召回俄。”

　　“原来是这么召回的！”惇王插了句嘴，他是指俄国驻华公使布策被召回国一事，“曾劼刚到底比崇地山高明多了。”

　　恭王点点头，接着往下念：

　　“嗣此往返晤商，反复辩论，叠经电报总理衙门，随时恭呈御览。钦奉迭次议旨，令臣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圣训周详，莫名感悚。臣目击时艰，统筹中外之安危，细察事机之得失，敢不勉竭驽庸，以期妥善。无如上年条约、章程、专条等件，业经前出使大臣崇厚盖印画押，虽未奉御笔批准，而俄人则视为已得之权利。”

　　“这也是实话。”惇王又插话，“崇地山这件事，办得糊涂到了极点。沈经笙总说他好，我就不明白，好在那儿？按规矩说，沈经笙保荐他，也该连带处分，到现在没有人说话，太便宜他了。”

　　这又是让恭王无从置答的话，停了一下，继续念道：

　　“臣奉旨来俄商量更改，较之崇厚初来议约情形，难易迥殊，已在圣明洞鉴之中。俄廷诸臣，多方坚执，不肯就我范围。自布策回俄后，向臣询及改约之意，臣即按七月十九日致外部照会大意，分条缮具节略付之。布策不置可否，但允奏明俄君。”

　　“七月十九的照会，我记不得了，说些什么？”惇王问说。

　　说的是崇厚所议原约，必须修改之处，大致“偿款”可以商量，“通商”亦可从权，“分界”则不能让步。恭王看他连这些都记不得，那就无须再跟他多说，而且看曾纪泽的折子，所叙的交涉经过，都早由电报中奏明，这个奏折，无非详细补叙一番，别无需要裁决批复之事，便说了句：“都是些说过的事，没有什么要紧！”接着便把奏折放下了。

　　“我这儿倒有件要紧的东西。你看吧！”惇王将兆润的禀帖交了出去。

　　恭王先不在意，看不到几行，勃然色变，及至看完，见他嘴唇发白，手在打颤。气成这个样子，惇王倒反觉不忍。

　　“这些事，我都不知道。”恭王的声音嘶哑低沉，“不过也在意料之中。”说着，便掉下泪来。

　　惇王不知道怎么说了？来时怀着一团盛怒，打算责备恭王教子不严，要逼着他有所处置。此时却不忍再说这话，然而不说又如何呢？难道仍旧让载澂这样荒唐？

　　“五哥，”恭王很痛苦地，“虎毒不食子！小澂又是无母之人。我只有请五哥替我管教，越严厉越好。”

　　这话听来突兀，细想一想也就容易明白。恭王福晋生前最宠长子，他念着伉俪之情，虽恨极了这个劣子，却下不了严责的手段，所以要假手于人。既然如此，自己倒要狠得下心肠才好。

　　“‘玉不琢，不成器’，如今不好好管，将来害他一辈子。”惇王说道，“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把他关在书房里，拿他的心收一收。”

　　“是！请五哥就这么办。”

　　惇王点点头，又问：“兆奎的那个女人，当然把她送回去，不过……。”他说不下去了，只是大摇其头。

　　实在是件尴尬的事，奎大奶奶也是朝廷的命妇，就这样子纳诸外室，苟且多时而又送了回去，这话该怎么说？若是兆奎拒而不纳，又该怎么办？

　　“唉！”恭王长叹，“做的事太对不起人，太混帐！看人家怎么说吧？”

　　意思是兆奎若有什么要求，只要办得到，一定接受。惇王心想，也只有托人去游说，善了此事，兆奎懦弱无用，只要兆润不在从中鼓动，大概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好吧，我替你料理。”

　　“谢谢五哥！”恭王起身请了个安。

　　“我先替你办这件事。”惇王也站起身来，”小澂一回来，你就别让他再出去了，送信给我，等我来问他。”

　　也就是惇王刚走，载澂回府来了。一到就听说其事，吓得赶紧要溜，但已不及，恭王早安下了人，将他截住，送入上房。

　　“阿玛！”

　　刚喊得一声，恭王抓起一只成化窑的青花花瓶，劈面砸了过来，载澂喜欢练武，身手矫捷，稍微一让，就躲了过去。

　　世家大族子弟受责，都谨守一条古训：“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看“阿玛”盛怒之下，多半会用“大杖”，但载澂不敢走，直挺挺地双膝跪下。

　　恭王却不看他，扭转脸去大声喊道：“来人哪！”

　　窗外走廊上，院子里，掩掩闪闪地好些护卫听差，这时却只有极少数能到得了“王爷”面前的人应声，而进屋听命的，又只有一个人，管王府下人的参领善福，他是跟恭王一起长大，出入相随已四十年的心腹。

　　“把他捆起来！”恭王喝道，“送宗人府。”

　　这又不是用家法来处置了，送宗人府是用国法治罪，即令有人从中转圜，但国法到底是国法，不能收发由心。善福看事情不但闹大，而且要闹僵，所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他还不曾开口，恭王又是大吼：“怎么？你又要卫护他？”

　　“奴才不是敢于卫护大爷。”善福答道，“福晋临终以前交代，说是大爷年轻不懂事，王爷怎么责罚他都可以，就别闹出去，教人看笑话。福晋的遗嘱，奴才不敢不禀告。”

　　“哼！”恭王重重地冷笑，“你还以为别人看不见咱们家的笑话？”

　　善福不作声，只是磕了个头。

　　“去啊！”恭王跺脚，“都是你们护着他，纵容得他成了这个样子。”

　　“王爷息怒。”善福劝道，“一送宗人府，就得出奏，惊动了宫里，怕不合适。听说西佛爷这几天刚好了一点儿，惹得西佛爷生了气，怕有人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

　　“无非是说王爷不该惹西佛爷生气、添病。”

　　这是莫须有的揣测之词，但此时无法辩这个理，恭王只是指着载澂的鼻子，细数他的种种顽劣。越说越气，走上去就踹了一脚，气犹未息，又摔茶碗、摔果碟子，口口声声：

　　“叫他去死！早死早好！”

　　于是善福一声招呼，屋子外面的王府官属、下人，都走了进来，黑压压地跪了一地，替载澂求情。最后有人在窗外通报：“大奶奶来了！”

　　进来的是载澂的妻子，脸儿黄黄地，眼圈红红地，一进来便跪在载澂身旁，低着头说：“总是儿子媳妇不孝，惹阿玛生气，请阿玛责罚。”

　　“起来，起来！与你不相干。”恭王对儿媳是有歉意的，跺脚叹惜：“他一点儿不顾你，你还替他求情。不太傻了吗？”

　　载澂的妻子，擦一擦眼睛答道：“奶奶在日常叫我劝大爷收收心，儿子媳妇没有听奶奶的话，都是儿子媳妇不好，阿玛别罚他，只罚我好了。”

　　“唉！你这些话，说的全不通……。”

　　“回王爷的话，”善福趁势劝道：“以奴才的意思，把大爷交了给大奶奶，大爷如果不听劝，那时再请王爷家法处置。”

　　“那有什么用？”恭王向儿媳说道：“你先起来。”

　　一面说，一面管自己走了进去。旗人家的规矩大，“老爷子”没有话，载澂还是得跪着，澂大奶奶虽可起身，但丈夫如此，便得陪着跪在那里，这时候就要“仰仗”善福了。

　　当然，这是用不着载澂开口的。善福很快地跟在恭王身后，到了那间庋藏端砚碑帖，题名“石海”的书斋，他用惴惴然带着谨慎试探的声音问道：“让大爷起来吧？”

　　恭王不作声，坐下来皱着眉只是眨眼。好久，用怨恨的声音说道：“你们当然早就知道了，怎么早不告诉我？”

　　“怕惹王爷生气，谁也不敢多嘴。”善福又说，“奴才也苦苦劝过大爷，大爷说：人不能没有良心。”

　　“这，”恭王诧异：“这叫什么话？”

　　“那位奎公爷，窝囊得很，奎大奶奶嫁了他也委屈，自愿跟我们大爷。就为了这一点儿情分，大爷不忍心把她送回去。”恭王有些啼笑皆非，“这叫什么有良心？”他忍不住申斥：“就因为你们附和他这些个歪理，才把他惯成这个样子。如今五爷都说了话了，这下好，看你们还能怎么回护他？”

　　“回王爷的话，”善福踏上一步，低声说道：“与其让人家来管，不如咱们自己来处置。”

　　“怎么个处置？”

　　“不说让大爷收收心吗？奴才的意思，不如把槐荫书屋收拾出来，让大爷好好儿念一念书？”

　　“哼，他还能念书？”

　　虽在冷笑，意思却是活动了，于是善福紧接着劝了一句：

　　“就这么办吧？”

　　恭王想了一下，很快地说：“把槐荫书房安上铁门，锁上了拿钥匙给我。”

　　“不必那么费事吧？”善福微微陪笑着，“派人看守也就是了。”

　　“不行！”恭王断然拒绝，同时提出警告：“你们可别打什么歪主意！以为过几天，就可以把他弄出来。起码得锁他个一年半载，让他好好儿想一想，他自己有多可恶？”

　　善福深知恭王的性情，到此地步，多说无用，便退了出来，扶起载澂，说了预备将他禁闭在书房里的话，又安慰他：“大爷，你可别心烦。等过了这一阵子，包在我身上，把大爷给弄了出来。”

　　载澂不答，掉头就走，回到自己书斋，闷头大睡。善福便找了府里的“司匠”来，在槐荫书屋的月洞门上，安上一道铁栅门，另开一道小门，供下人进出，然后由澂大奶奶安排衾枕卧具，日用什物，又派定了四名小厮，带着载澂养的一只猴子两条狗，陪他一起“闭门思过”。一日三餐，另外两顿点心，亦都由澂大奶奶亲自料理，派丫头送到书房。载澂一年到头无事忙，难得有此“机会”落个清闲，倒也能安之若素，唯一萦怀的，只是不放心奎大奶奶。

　　“奎大奶奶倒真有志气。”有人隔着铁栅门告诉他说，“她说什么也不肯回家，愿意守着大爷。”

　　这对载澂来说是安慰，却益添怅惘，同时也起了“破壁飞去”之想。但善福和他的亲信，却很冷静地看出来，奎大奶奶的一片痴情，对载澂的处境，有害无益。

　　“大爷，”善福问他：“你想不想出去？”

　　“废话！”

　　“我也知道大爷想出去。天天替大爷想办法，想来想去想不通，只为有个人挡着路。”

　　“谁啊？”载澂不解，“怎么挡着我的路？”

　　“奎大奶奶。”善福答道，“她不肯回家，大爷就出不去。”

　　这道理是不难明白的。兆润那面，惇王已派了人跟他接头，许了他一些好处，可以无事，但奎大奶奶不肯回家，事情就不能算了结。即令他家宁甘委屈，忍气吞声，而恭王不愿载澂有这样一处外室，就只好仍旧把他关在书房里。

　　解释完了，善福提出要求：“大爷，请你亲笔写几个字，我跟她去说。不用多话，只要她体谅就行了。”

　　载澂犹豫着，一方面觉得善福的话有理，一方面又觉得这样做会伤奎大奶奶的心，内心彷徨，委决不下，只是大步蹀躞着。

　　“大爷，”善福低声说道，“眼前好歹先顾了自己再说。”

　　这一下提醒了载澂，原是权宜之计，只要出了槐荫书屋，依旧可以秘营香巢，双宿双飞。九城之大，何处不可以藏身？

　　只要自己行纵检点，不愁败露。

　　于是，载澂欣然同意，亲笔写了一封信，大致是说，受严父督责，复以格于实情，奎大奶奶如果不肯回家，事不得解。务必请她体谅，不要坚持己见，等他恢复了自由之身，自然可以再谋团聚。

　　信是写得很好，但善福另有打算，说“眼前好歹先顾了自己”，是骗载澂的话。善福倒是耿耿忠心，不但要解他的近忧，而且也为他作了远虑，一了百了，不容他再跟奎大奶奶藕断丝连。

源济

第四十七章

　　“奎大奶奶，你也得为我们大爷想一想。你害得他还不够吗？如果说，你真的能跟我们大爷过一辈子，倒还有可说，无奈那是办不到的事。你别只顾你自己痴心妄想了！请回去吧！这么赖着不走，害了大爷，也害了你自己，何苦？再跟你说句实话，咱们大爷是决不会再要你了，为你，惹了那么大一场祸，你想想他还敢招惹你吗？就敢，王爷不许，也是枉然。”

　　这番话说得太重了。善福只是要把她激走、气走，所以措词不留余地，他没有想到奎大奶奶受得了、受不了？

　　于是，等善福一走，奎大奶奶流着眼泪，检点载澂送她的首饰玩物。小云见她神色有异，不免害怕，怯怯地来探问究竟。

　　“大奶奶，”她问，“你这是干吗呀？是不是拾掇拾掇东西要回家了？”

　　“那儿是我的家？我回到那儿去？”奎大奶奶容颜惨淡地叹口气，“咳！叫我还有什么脸见人？”

　　这是说无颜见兆奎的家人。小云也知人事了，自然能了解奎大奶奶的处境。设身处地替她想一想，不明不白地离了夫家，如今又不明不白地投奔了去，即使全家上上下下都不说，自己走到人面前，总觉得欠下人家什么，抬不起头来。这当然不能回去。

　　但是，澂大爷家可不要她了，小云在想，何不回娘家呢？

　　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就问了出来。

　　奎大奶奶叹口气，欲言又止，因为这话跟小云更说不明白。娘家在四川，路远迢迢且不说，做下这种丢脸的事，父兄不谅，嫂子讥讪，唯一能谅解的亲娘，却早就故世了。回娘家的滋味，怕比回夫家更难消受。

　　“唉，你不懂。”她摇摇头，“你睡去吧，别来烦我。”

　　听这么说，小云不敢再打搅，管自己睡下。一觉醒来，已是五更，旗人家都起得早。怕自己失聪，耽误了伺候大奶奶起身，慌慌张张赶了去，推开门一看，吓得灵魂出窍，奎大奶奶的身子悬在床栏杆上。

　　“不得了啦！”

　　厉声一喊，惊动了护卫仆妇，纷纷赶来，只见小云面无人色，然后放声大哭，一只手只朝里指。等把奎大奶奶解了下来，身子已经既冷且僵了。

　　“出这么个纰漏！”善福跌脚，“这下越发闹大了！”

　　这件事还不敢告诉恭王。善福自知闯了祸，一急倒急出一个主意，到马号里去挑了一匹快马，骑上了直奔宗人府找左司理事官麟俊。

　　宗人府分左右二司，分掌左右翼宗室、觉罗的谱牒，登录子女嫡庶；生卒婚嫁；官谥名爵；审核承袭次序，权力甚大。兆奎属于正白旗，归左司该管，这就是善福要来找麟俊的缘故。

　　听罢究竟，麟俊口中“啧、啧”出声，“我早就知道要出新闻。府里的事，我们不敢管，兆奎自己又不言语，我们更乐得不管。如今，”他摇摇头，“出了人命就麻烦了，只怕想管又管不了啦！”

　　“我也知道麻烦。”善福请个安：“四爷，全在你身上了。

　　等办妥了，我再跟王爷去回。”

　　一听这话，麟俊精神一振，料理了这场麻烦，恭王一定见情。别人要想找这么个巴结的机会还找不到，自己为何反倒往外推？

　　于是他拍着胸脯说：“好吧，谁叫咱们交情够呢？都在我身上了。”

　　善福大喜，“四爷，”他问：“我这儿该怎么办呐？”

　　“你那儿就不用管了。”麟俊又说：“只把那个小丫头带走，好好儿敷衍着，省得她多话。”

　　善福会意，这是装糊涂的办法，只把小云带走，一问三不知，麟俊就好从中要手腕了。

　　果然，麟俊另有一套手腕。首先拜访兆奎，第一句话就是：“听说奎大奶奶回娘家去了。奎公爷，你怎么不派人来报一下儿啊？”

　　兆奎叹口气：“那里回娘家了？她娘家在四川。”

　　“那么上那儿去了呢？”

　　奎大奶奶的行踪，教做丈夫的，如何说得出口？兆奎人又老实，不善支吾，胀红了脸，好半天才答了句：“我们家的那一档子丑事，麟四哥，你还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麟俊装得极象，加重了语气说：“我真不知道。”

　　“这么件事，你都不知道！”兆奎迟疑了一会，唤来在廊上伺候的郝顺，“你把大奶奶的事跟麟四爷说一说。”

　　来的郝顺不厌其详地细说，麟俊装模作样地细听。一面听，一面还有许多皱眉摇头的做作。

　　“这事情可怪了！”麟俊向兆奎说，“按规矩不至于，听说六爷把澂贝勒关了在书房里。”

　　“就是为这件事。”

　　“噢！这一说，六爷倒是挺明白的人。”

　　“是啊，我也不怪六爷。”

　　兆奎有此表示，麟俊先放了一半心。定定神，又做出不胜困惑的神气，然后才慢吞吞地说：“奎公爷，看起来倒有点象真的了。”

　　“什么？”

　　“有人来报，东城有人上了吊，说是府上的奎大奶奶……。”

　　一语未完，兆奎睁大了眼抢着问：“是她？”

　　“我也不相信，特意来问一声。如今听管家一说，倒象是真的了。”

　　兆奎坐了下来，半晌不语，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又象伤心，又象开心，最后点点头说：“死了也好，死了干净！”

　　“是啊！”麟俊紧接着说：“府上的名声要紧，象这样的事，千万不宜张扬。如今，咱们就商量替奎大奶奶料理后事吧。”

　　“这可得费你的心了，反正没有拿尸首往家里抬的！再说，又是这么个人。”

　　“是！当然得我来料理，奎公爷怎么说怎么好，我一定遵办。不过——照例，得请奎公爷写张纸报一下儿。”

　　“可以！”兆奎便喊：“郝顺。”

　　将郝顺喊了进来，说知究竟。郝顺便有迟疑的样子，但很快地恢复了常态，向麟俊问道：“请四爷示下，该怎么报法？”

　　“就说暴病而亡好了。”

　　“是！”郝顺答道：“四爷请先回。我们办好了公事，马上送到司里去。”

　　麟俊十分满意，也十分得意，想不到这么一件大事，如此轻易了结，急着要去表功，便不暇细想，匆匆告辞而去。

　　“大爷！这怎么能报？”郝顺是大不以为然的神情。

　　“怎么不能报？”

　　“一报不太便宜了他们了吗？”

　　兆奎恍然大悟。“啊，我倒没有想到。”他问：“那么，刚才你怎么答应他了呢？”

　　郝顺觉得这位大爷老实无用得可怜了，连这么一条缓兵之计都不懂。当时如果词色稍显不驯，麟俊一定会逼着写那张“报丧条”，寻常州县衙门，尚且“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何况麟俊的来意就是为了想替澂贝勒卸责。拿到那张报丧条，便是替澂贝勒开脱了罪过，只怕言语马上就不同了。

　　经过他这番解释，兆奎才彻底醒悟。但是，自己这方面虽是理由十足，而对方却实在碰不起，想想还是真不知道如何应付？

　　“大爷！”郝顺忍不住要说：“这件事还非请二爷来出头不可。我看，把二爷请了来再说吧！”

　　用不着派人去请，兆润已经得到消息赶了来了。一到先听郝顺讲了麟俊来访的经过，然后兄弟俩有一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要谈。

　　“大哥，”兆润倒还冷静，“这件事可大可小，先得看你的意思。”

　　兆奎怎么拿得出主意！同时他也不知道事情闹大了是怎么个样子？所以只是吸着气，无从回答。

　　“本旗很有些人不平。大哥若是没有句话，没有一番举动，以后咱们一家人都会抬不起头。”

　　“原是丢人丢到家了。”兆奎哭丧着脸说，“本来答应我放个副都统，我说要到广州，也答应了。谁知道一直没有消息。

　　如今，当然也不用再谈了。”

　　兆润深为讶异，同时也深为不满，原来当初还有这样一番折冲！“怪不得，”他用埋怨兼讥讪的语气说：“大哥肯那样子委屈，敢情还有这么大的好处！可又怎么点水不漏，连我都瞒着呢？虽说我不成材，到底也还认识几个人，帮大哥打听打听消息也是好的。现在，竹篮子捞水一场空！”

　　最后一句话，将兆奎挑拨得有了气性，“不能算完！”他提高了声音说：“咱们得算这笔帐。”

　　“大哥肯出头就好办了。眼前就有个人，肯替咱们打抱不平。”

　　“谁啊？”

　　“德三哥。”

　　兆润口中的“德三哥”，名叫德纪，跟他们同属正白旗，荫生出身，由部员改授御史。为人任侠负气，早对载澂不满，想动本参劾，就有人劝他，说帷薄丑事，外人难以究诘，兆奎自己都不讲话，何用旁人出头？律例并无“指奸”的明文，所以不能以为“风闻言事”，就可以毫无顾忌。此折一上，必是降旨着载澂跟兆奎“明白回奏”。如果兆奎窝囊，跟载澂取得妥协，或是家丑不愿外扬，复奏并无其事，则参劾的结果，反落个处分，何苦来哉？

　　德纪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话极有道理，听从了忠告。但如今情势不同了，奎大奶奶上吊自尽是事实，不是死在她自己家，也是事实。然则何以致此？其中有何冤屈？当御史的自然应该奏请追究。

　　谈到这里，在一旁侍立静听的郝顺却忍不住了，走上前来，插嘴说道：“二爷，那些都老爷可惹不得。一上了折子，对咱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大爷，二爷请想，第一，奉旨查办，说起来，咱们家少了那么一位正主儿，不言不语，也有错处；第二，一等奉了旨，凡事听朝廷的意思，没有咱们的主意；第三，虽说都老爷动本，与咱们无干，到底是结了怨。六爷为这件事，也挺生气的，不能怪六爷，咱们跟他结怨犯不上。再说……。”说到这里，郝顺停了下来。

　　一直从容陈词，忽然住口不语，自是有碍口的话。兆奎不想追问，兆润却不肯放过，“怎么不往下说？”他催促着，“你的见识挺不错，讲吧！”

　　郝顺受了鼓励，越觉如骨鲠在喉，踏上两步，放低声音说：“论起来，前半截儿是人家错，后半截儿是大奶奶的错，人家已经肯放人了，大奶奶不肯回家。如今出了这件事，外头人的批评，一定很难听。”

　　“怎么难听呢？”

　　“我不敢说。”

　　“嗐！”兆润有些不耐烦，“事情挤到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好忌讳的？”

　　“那，那我就说。”郝顺咽了口唾沫，“外头人一定这么说，不能怪人家，是奎大奶奶自愿的。你只看，她宁死不肯回家，平常日子缠住澂贝勒的那一份劲头儿，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番话说得兆奎抬不起头，兆润却是连连点头，并且虚心求教：“那么，你来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不还就请五爷作主吗？”

　　惇王派人跟兆润谈判，愿意给他好处，这件事是瞒着兆奎主仆的，郝顺只知道二爷到惇王那里告过状，且有效验，所以作此建议。兆润心想，这倒也是个办法，不过有了好处，便得先给兆奎，似乎又不大愿意。

　　“大爷，”郝顺又向主人劝告，“这档子事，只有请二爷出头才合适。大爷上那儿躲一躲吧？”

　　最后那句话，在兆奎觉得很动听，同时也被提醒了，如今奎大奶奶自尽的消息，知道的人还少，等一传开来，少不得有至亲好友，登门慰问，而问既不可，慰亦难言，主客都会觉得尴尬万分，不如趁早躲开的好。

　　“对了，我可真有点儿受不了啦！我得找地方养病。”兆奎家的墓园在香山：“我上香山去住一阵子。这儿，你跟二爷商量着办吧！”

　　于是郝顺跟兆润密议，第一件事，得把奎大奶奶留下的东西，接收过来，因为这是可想而知的，载澂挥金如土，而奎大奶奶又得宠，自然替她置办了不少首饰。

　　有了这个打算，事情就一定得和平了结，否则不能接收遗物。因此，决定分头办事，郝顺跟麟俊去接头，预备办丧事，兆润去告状，写了禀帖，第二天一早在惇王府前，拦着轿子递了上去。

　　轿中昏暗，无法看清字迹，所以兆润的禀帖，到了朝房才看。惇王深为诧异，他竟还不知有奎大奶奶自尽这么回事。身为宗令，论公事亦不容他袖手，当时便找了左司理事官麟俊来问话。

　　“这件事闹出来不好看，我已经安排好了。”麟俊很轻松地回答。

　　“我没有问你怎么安排。”惇王问道，“兆奎的女人，到底为什么上吊？”

　　“为了舍不得澂贝勒，六王爷又非让她回家不可，她不肯，只好一索子走了绝路。”

　　“照你这么说，治家太严倒不好！”

　　一看惇王沉着脸，麟俊才发觉自己说话，欠于检点，无形中仿佛在说恭王逼死了奎大奶奶，同时也是做父亲的惇王，自然会不高兴。

　　于是他很机警地说：“六王爷跟王爷不同，王爷治家一向有法度，就是严一点儿，大家知道王爷的脾气，都是格外小心，背后不会有怨言。六王爷平时不大管，忽然一下子雷厉风行，奎大奶奶必以为存心跟她过不去，一个想不开，上了吊了。这也是有的。”

　　这番解释，言之成理，而且无形中为惇王戴上一顶高帽子。所以他点点头表示满意，接着又问：“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由奎公家报个丧，他家自己找地方办丧事，澂贝勒送了一万银子的奠仪。”

　　“哼！”惇王颇为鄙薄，心直口快，便说了出来：“兆奎算是卖老婆卖了一万银子。”

　　“卖老婆”是实，却不止一万银子。由麟俊居间，善福跟郝顺谈判了一夜，到黎明时分，兆润去递禀帖那时，才达成和解的协议：奎大奶奶的首饰衣物都归兆奎家，另外送一万银子。而实际上只得一半，另外一半归麟俊和善福分。奎大奶奶的遗物值两三万两银子，所以兆奎也算发了一笔财。

　　“你看看！既然安排好了，怎么又来这么一张东西？”

　　接过惇王交下来的，兆润的禀帖，麟俊略看一看，便即说道：“没事，没事。王爷交给我好了，我退回给他去。”

　　兆奎家倒是没事了，但节外生枝，那位“都老爷”德纪受了醇王这边的人的鼓动，打算跟恭王“碰一碰”。恭王知道了这回事，正在烦恼，因而伯彦讷谟诂跟他一谈长春宫天棚发现火药的事，他毫不考虑地说：“必是那班太监玩儿的花样，只有从他们身上严追，一定可以追究个水落石出！”

　　※※※

　　于是内务府通知敬事房，敬事房的总管不敢作主，得要跟李莲英去商量。

　　“内务府来说，看六爷的意思，事情怕要闹开来，说是长春宫，外人进不去，要办就得先从里头办起。劝咱们自己办。”

　　“不就在办吗？好吧，”李莲英说，“咱们就办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于是秘密查访，我到一个有嫌疑的小太监来拷问。

　　被拷问的这个小太监，与案情无关，只为多言贾祸。他喜欢多嘴发议论，好几次说过，这是李三顺为了陷害护军所想出来的花样。这话不独是他，大家都这样相信，就连李莲英亦不例外。但太监总得帮太监，光凭他不知亲疏远近，自己人坏自己人的事这一点，就该受罚，况且这是何等大事？李莲英一再告诫，不准随便胡说，怕传到慈禧太后耳朵里，兴起大狱，而此人不受约束，可恨极了。

　　为了儆众、也为了立威，李莲英正好趁此机会严厉地办办。问那小太监要李三顺如何设计陷害，天棚上放火药和洋取灯，是亲眼所见，还是得诸传闻，如是传闻，听谁所说？

　　这些话如何能有确实答供，没有便拖到空屋子里去打，一连几天把那人折磨得不成人形。同时，李莲英派出人去跟内务府大臣恩承说，宫里照恭王的意思，正在严加追究，但真相实在不明。被拷问的人，熬刑不过，信口开河，凡是在内廷当过差的，都有被咬一口的可能。这一下，案子便闹大了。又说，火药一定是外头人放的，坐更守夜的太监，固然脱不得干系，宫门上也难逃责任。

　　听得这一说，恩承自然担心，因为内廷当差，能入寝宫的，就只有内务府承应杂差的人，案子一闹大了，诸多不便。因此，急急忙忙跟伯彦讷谟诂去商量，约了宝鋆一起去见恭王，要求将这一案，不了了之。

　　说得使恭王转变了原意的是宝鋆，他以史为鉴，谈到明朝末年宫内的疑案，由于处置不善，言官纷纷上奏，有所论列。持正论的，固然不少，借此题目，党同伐异的也大有其人。因此风波迭起，坏了大局。如今这一案要闹开来，光是“慈禧太后寝宫发现火药”这句话，就骇人听闻，足以震撼人心，动摇国本。为今之计，除了加意防范之外，以无所动作为宜。

　　“这话倒也是。不过，宫里太监也太不成话了。得要定个章程，切切实实整顿一下儿。”恭王又说：“李三顺那一案，也催一催刑部，想办法赶紧结了它！”

　　宝鋆和恩承秉承恭王的意志，分头去办。李三顺一案，早就定谳，奉旨再行讯问，意思是嫌刑部拟罪太轻，而“八大圣人”则以为已拟得太重，坚持不肯改判，所以接到恭王的催促，仍照原拟罪名复奏。定的罪名是：“玉林从重发往吉林充当苦差；祥福从重发往驻防当差；觉罗忠和从重折圈三年；

　　并将岳林请旨交部议处。”

　　这个复奏一上，慈安太后不敢拿给慈禧太后看，因为坚持原奏，毫无更改，这不是太后驳刑部，竟是刑部驳太后了。拟罪拟得对不对先不说，仅是这一点，就会使慈禧太后大动肝火，于病体大非所宜。

　　“刑部原样儿端了上来，似乎也不象话。”慈安太后召见恭王说，“原折子退回去，让潘祖荫重新拟吧！”

　　“回母后皇太后的话，潘祖荫也做不了司员的主。”

　　“这是怎么说？”慈安太后大为诧异，“堂官做不了司官的主？”

　　“是。刑部跟别地方不一样。秋审处的司官，按大清律例办案，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引例不符，可以驳，引例引对了，谁也不能驳。”恭王自觉措词太硬，便又把话拉了回来：

　　“驳是可以驳，想来母后皇太后也不忍。”

　　慈安太后默然。殿廷召对，这就算极尴尬的场面。恭王要谈一件别的事，解消僵局，转而易举，但刑部复奏的这一案，便即搁置，夜长则梦多，不如趁此机会作个了断，所以也保持沉默。

　　这沉默就等于逼着慈安太后开口，她叹口气，用近乎告饶的语气说：“唉！谁让她病了呢？好歹照她的意思定罪吧！”

　　“她”，是指慈禧太后，要照“她”的意思，那天午门值班，跟李三顺发生纠纷的护军都该处死。恭王心想，就算刑部肯奉诏定拟，自己亦须有所争辩，因为刚才的话说得太率直，不能马上就改口。

　　于是他答应一声：“是！”从御案上取回刑部原奏，略想一想说道：“臣宣懿旨，让刑部重拟。不过，原奏定拟各人罪名，特加“从重”字样，请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明鉴。”

　　“我知道了。”慈安太后点点头说，“我总劝她，能劝得她听最好。”

　　就在第二天——十一月初八，发生了一件比长春宫天棚上发现火药还要怪的怪事。

　　是近午时分，月华门长街，来了个穿了青布面老羊皮袄的中年汉子，迤逦而南，一路东张西望，居然没有遇到一个人。

　　一走走到绥祉门，往左一拐，一步一探地慢慢摸了进去，走得乏了，坐在体元殿的西配殿台阶上，取下掖着黑布腰带上的旱烟袋，用“洋取灯”燃着吸。大概是抽烟太急，呛了嗓子，咳个不住，而且大口大口的浓痰往阶前吐。

　　西配殿隔着一道墙，就是慈禧太后起坐之处，经过薛福辰和汪守正的悉心诊治，病势大有起色，已可随意行动，这时正在传膳，听得有人敢如此大声咳嗽，深为诧异。侍奉的太监亦多把脸都吓黄了，赶紧奔了过去，查看究竟。

　　“莲英呢？”慈禧太后很生气地，“这还成个规矩吗？”

　　等把李莲英找到，那不知名的中年汉子已被抓住，慈禧太后由荣寿公主陪着，在窗子里面看太监询问那人。”

　　“姓什么？”

　　“我姓张。”

　　“叫什么名字？”

　　“叫刘振生。”

　　“怎么又姓刘？”首领太监刘玉祥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太监。”

　　“这是个疯子！”随着这一声大喝，李莲英大踏步走上前来，伸手就打。他的身躯高大，臂长掌宽，这一下打在那人脸上，顿时就立脚不住，仰面倒下，口吐白沫，口中“嗬嗬”地不知咕噜些什么。

　　李莲英那一喝是个提示，关照大家将此人当疯子看待。然而一半也象实情，看他言语颠倒，神智不清的样子，就不疯也是个白痴。

　　“捆起来！”

　　于是取来绳子，将这个到底不知姓张还是姓刘的白痴，横七竖八地胡乱缚住，先抬了出去，摔在墙角再说。

　　“佛爷受惊了！奴才该死。”李莲英伏地请罪，“砰、砰”

　　磕着响头。

　　受惊倒不曾受惊，生的气却不小，”太不成事体了，”慈禧太后很严厉地说：“一定得查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人？怎么进宫来的？来干什么？你起来，快去办。”

　　李莲英答应着，起身出殿。先找刘玉祥等人来商议，彼此亦都诧异，宫禁森严，此人何由而入？

　　“当然是由西花园角门进来的。”刘玉祥说，“这件事，可不能怪护军。”

　　西花园在大内西北角，名为花园，已经荒废，它的南面本是明朝玄极宝殿的原址，有一道角门，封闭了多年，从安德海打开以后，便成了太监私自出入的捷径。按照此人出现的方位来看，刘玉祥的揣测是对的。不过，进一步探究，仍有疑问。

　　“可也得先进了神武门，才能进角门，没有人带，他能进神武门吗？”

　　李莲英这一问，便等于提供了答案。从李三顺一案发生，护军把守宫门，特别当心，象这样一个乡愚打扮的人，无论如何是混不进来的。但是护军把门虽严，对太监却以李三顺的前车之鉴，格外客气，所以若有太监带领，什么人都可以混得进来。

　　“我看这里头有人捣鬼！”李莲英神色凝重，“咱们自己先得查一查。火药的案子是压下去了，这档子怪事已经‘通天’！压不下去的，送到慎刑司一问，什么都会抖露，那时候咱们可就站不住脚了。”

　　“是啊！”刘玉祥说，“要查，就得先问那疯子。只怕疯疯颠颠，问不出个名堂来。”

　　“不能吓他，一吓神智就更不清了。我不能问，他见了我一定害怕。”李莲英略想一想说：“找崔玉贵吧，他的花招儿多，让他去问。”

　　于是找了管长春宫小厨房的首领太监崔玉贵来，说知究竟，崔玉贵满口应承，一定可以把真相问明白，不过，他说：

　　“我得用我的办法，李大叔，你可别管我。”

　　“我不管你。你只要能问明白了，用什么办法都可以。”

　　崔玉贵的办法是，不拿那人当犯人，第一步先解了缚，第二步到小厨房取来些食物，当款待好朋友似的，和颜悦色陪着食用。一面吃，一面闲谈，很快地盘出了真相。那人本名叫做刘振生，不疯不痴却有些傻，外号就叫“刘大傻”。

　　刘振生的语言，虽然凌乱颠倒，但异中求同，真相大致可以了解。他住在西城猪尾巴胡同马家大院，同院住着个在宫里当差的苏拉，姓魏，行四，每次回家，总是夸耀宫里如何富贵繁华。刘振生便常常表示，住在“天子脚下”，又有位在天子身边的芳邻，此生此世，总得到宫里去见识一番，才不枉人间走一遭。

　　于是有一天——不久以前的一天，魏四跟刘振生说，如果真的想进宫去逛逛，他可以带路。只是第一，要胆大，第二，要听他的话。

　　刘大傻不知天高地厚，一诺无辞，但魏四当时并未带他进宫。直到昨天回家，才跟他约好，这天上午进宫，领入神武门，迤逦往西，绕过一带假山，指着一道角门教他往南走，又教了他一套话，假说姓张，“从天上来”，“来放火”之类，都是魏四的教导。

　　听完崔玉贵的报告，李莲英切齿骂道：“这个该死的魏四，就该千刀万剐。”他问：“那魏四叫什么名字？”

　　“他那知道？只管人家叫‘魏四哥’”。崔玉贵说，“只拿簿子来查一查，看有个住在猪尾巴胡同，姓魏的苏拉就是了。”

　　“言之有理。”李莲英即时派人到敬事房去查花名册。

　　查到住在猪尾巴胡同，姓魏的苏拉名叫魏丰，派在御花园当差。李莲英便会同敬事房总管“移樽就教”，在御花园找了间空屋子坐定，将魏丰传唤了来。

　　“你想死想活？”李莲英第一句话就这样问，声音平静，但脸上却蕴含着杀气。

　　魏丰倒也胆大沉着，陪笑问道：“李大爷，你说什么，我不大明白？”

　　“送你到慎刑司，你就明白了。”李莲英有些不耐烦，“我没有工夫跟你蘑菇！你想活呢，把你干的好事，一字不准瞒，都说出来，我给你盘缠，到那儿躲一躲。你想死呢，我也给你一个痛快，马上我就上去回明了，一顿板子送你回姥姥家。我再说一句，我没有工夫跟你磨，你只要支吾一下儿，我拍腿就走！”说着，便站起身来。

　　魏丰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只好实说，是受了一批年轻好事的太监，包括李三顺在内的教唆，有意骗刘振生进宫，为的是好坐实了护军失职的罪名。

　　李莲英言而有信，果然给了他五两银子，让他避到京东原籍，然后在敬事房的册籍上记下一笔：“苏拉魏丰自八月初五起准假十日。”同时将刘振生送到内务府慎刑司去审问。

　　那里的官员自然不会象崔玉贵那样，好言好语哄着他吐露真相，疾言厉色之下，吓得刘振生越发傻了，满口胡说，不知所云。内务府司官却又不敢动刑，怕刑伤过重，一命呜呼，担不起这个干系，只好复奏，说这刘振生形似疯颠，口供不明，但阑入宫禁，案情重大，请旨交刑部审讯。

　　复奏未达御前，慈禧太后已将李莲英唤来，问过案情。李莲英将魏丰遣走，原意是隔断线索，不使事态扩大，但却并无嫁祸护军之意。因为魏丰的请假，到底是“倒填年月”的假把戏，瞒上瞒不住下，如果硬说护军门禁不严，可能护军会据实陈奏当时的情形，而魏丰当天是在宫内，亦有许多人见过，一手遮不住所有的耳目，破绽毕露，反见得作伪情虚。

　　因而回答得含含糊糊，留下好些弥缝的余地。

　　“这是个疯子，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他说，“奴才在想，总有什么人一时疏忽，无意之间把这个疯子带了进来。这也不能专怪那一个人，如果各处值班太监都能实心办事，处处留意，这个疯子怎么样也到不了里头。奴才首先就该自请处分。”

　　“与你不相干。”慈禧太后说，“第一关是神武门的护军，再就是各处值班的人，都该罚。”

　　“是。”李莲英趁机揽权，但不便明奏，“奴才请旨，宫内各处，应该好好儿稽查整顿，决不能再生这些事故。万一真的惊了圣驾，奴才死无葬身之地。”

　　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就派你！切切实实查一查，有不称职的，马上就换。”

　　“奴才不敢推辞。不过，奴才斗胆，请佛爷当面谕知敬事房总管太监，奴才好放手办事。”

　　“我知道。”慈禧太后又将内务府的复奏交了给他：“你到东边去说，说我的意思，派军机跟内务府，会同刑部审问。”

　　李莲英当即到钟粹宫面陈其事。慈安太后自然照办，第二天面谕军机。于是刘振生便由内务府移送刑部。刑部尚书潘祖荫大为头痛，午门的案子未了，神武门又出了乱子，依然是牵涉到护军与太监，亦依然是棘手之事。

　　但秋审处的司官，却欣然色喜，认为天赐良机，可了午门一案。因为阑入宫禁，竟到了太后寝宫，这疯子自是必死无疑，而守门护军与太监，只要不是有意谋逆，则亦不过斥革军流的罪名。但案情的轻重，与午门一案，大不相同，两相对照，午门一案定罪已嫌过分，慈禧太后如果明理，就决不会再作苛求。

　　潘祖荫一听这话，大有道理，愁怀一去，亲自先提刘振生讯问。陪审司官都是好手，问话都在关节上，所以不多片刻，便已真相大明，携着口供单到恭王府去请示。

　　“奉旨会审，请六爷的示下，军机上是派那一位？部里好发通知。”

　　“让佩蘅去吧！”恭王拿着口供单，却并不看，问潘祖荫说，“是太监想害护军不是？”

　　潘祖荫笑了，“凡事瞒不过六爷。”他说，“有个姓魏的苏拉，把这个疯子骗了进来闯祸。”

　　“那得追！由你那里直接行文，跟敬事房要人。”

　　“刑部跟宫里从无公文往来，还是得行文内务府。”

　　“那也可以。”恭王特意叮嘱：“措词要严厉。”

　　等潘祖荫回部，说与属下，承办司员手段老到，将行文内务府，要姓魏的苏拉到案一事，搁在一边。先传讯当日神武门值班护军，多方研求，确证不误，才通知内务府，详细载明魏苏拉的年岁相貌，指出他是案中极有关系的要犯，“请即日押送刑部，归案严讯。”

　　刑部办此案的经过，李莲英不断在打听，同时也知道恭王主张严办，看来这一案要想照原来的办法搪塞，不易办到，如果魏丰被逮到案，审明实情，则有意作伪袒护的用意何在？颇难分辩。所以他又在敬事房的档籍上改动了一下，注明魏丰是出事当日，请假出宫。这样就比较接近事实，即有破绽，也易于弥补。

　　于是等内务府转来公事，敬事房便照此申复，办好公文拿给李莲英看时，他却又有顾虑。

　　“咱们做事不能顾前不顾后。”他问：“这封公事，到了刑部，想想看，人家会怎么办？”

　　“自然是抓魏丰到案。”刘玉祥说，“如果是刑部行文到直隶总督衙门，一层层转下去，还得有些日子，就怕军机上直接通知步军统领衙门派人到京东，那可一抓就着。”

　　“就是这话罗，我看魏丰是逃不掉了！与其将来等他有了口供，再来要人，倒不如咱们先送几个去。”

　　“这话说得是。”刘玉祥说：“军机奉旨，派的宝中堂会审，这个老头儿好说话，大事化小，总有几分把握。”

　　“我正就是这个主意。就这么办吧！”

　　于是根据崔玉贵在刘振生那里哄出来的真话，将教唆过魏丰的太监中，找了几个平日办事不力的，直接移送刑部。公文当然也改过了，自己为自己渲染了一番，说是如何细心查究，追出根由，但对诳骗刘振生进宫的原因，却一再申言，是那些太监愚昧糊涂的戏谑，“并无他意。”

　　送出公事，李莲英亲自去看参与会审的内务府大臣恩承，话中表示投鼠忌器，此案如果办得过严，牵连太广，深怕人心震骇。同时太监们惶惶不安，或许亦会激出其他事故，希望恩承向宝鋆进言，速速了结。

　　太监在统属上归内务府管，所以恩承就为本身的利害，也得听从李莲英的话，向宝鋆一提，颇以为然。在刑部，正好依律从轻，有助于了结午门一案，因而亦欣然同意，等将魏丰逮捕到案，问了两堂，便即奏复结案。

　　这一案共分为三起来结，第一起是当日神武门值班的护军统领载鹤，交部严议，该班章京及兵丁革斥。第二起是魏丰及教唆他骗刘振生进宫，还有刘振生所经各处值班失察的太监，依照罪名轻重，分别摘顶、罚银、斥革、责打、发遣等处分。这两起奉懿旨裁决后，当日执行，发遣的由护军立即押解出宫。

　　第三起专为处置刘振生一个人，以“素患疯疾，混入宫禁，语言狂悖，实属罪无可逭”的罪名，被判处了“绞立决”。在刑部大狱内，一条绳子，三收三放，冤冤枉枉送了一条命。

　　于是刑部接着处理午门一案，依旧照原来的拟议复奏。这已经是疯子混入长春宫的二十天以后，慈禧太后在这二十天中，病症又减了好些，所以亲自御殿裁决。

　　“我真不明白，”她悻悻然地说，“刑部为什么这么固执？”

　　“刑部依律办理。请圣母皇太后明鉴。”恭王替刑部说好话，“刑部司员尽心推求，既不敢枉法，更不敢忤旨，处境很难。”

　　“这是护军抗旨，不能拿一般的情形作比。”慈禧太后问道：“以前总有抗旨的例，让他们查出来看。”

　　恭王答应着，立即通知刑部查例，这一案先搁一搁，商议其他政务。很快地，刑部有了答复：“抗旨无例，照违制例”，抗就是违。

　　违制除非情节重大，譬如领军出征，不遵指授的方略，以致贻误戎机，损兵折将，自然难逃一死，或者象崇厚那样，擅作主张，丧地辱国，亦有取死之道。如象这一案的午门护军那样，是决没有死罪的。

　　由于恭王及军机大臣力争，刑部的复奏，悬而未决。退朝之后，慈禧太后大为不乐，一口气憋不住，派李莲英传谕，召见刑部及内务府的堂官。

　　“你们拟得太轻了。”慈禧太后面色凛然，”一定要加重！

　　赶快重拟复奏。”

　　慈禧太后不按规制办事，潘祖荫和恩承等人，却不敢贸然奉诏，随即赶到军机处向恭王请示。

　　如果硬顶回去，必又是一场轩然大波，恭王跟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商量，决定采取比较缓和的办法，直接由刑部、内务府奉旨复奏，军机处暂不介入，保留发言的余地。

　　刑部的司官，坚持如故，但复奏的语气，却很委婉，同时特呈律例一册，将有关的条文案例，分别注明。到了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军机，不再坚持护军必须处死，但罪名是加重了。恭王看争到这个结果，已非易事，因而承旨拟发上谕，说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一案，刑部所拟：

　　“自系照例办理。惟此次李三顺赍送赏件，于该护军等盘查拦阻，业经告知奉有懿旨，仍敢抗违不遵，藐玩已极，若非格外严办，不足以示惩儆。玉林、祥福均着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忠和着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着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着再交部严加议处。至禁门理宜严肃，嗣后仍着实力稽查，不得因玉林抗违获罪，稍形懈弛。懔之！”

　　※※※

　　上谕一发，清流大哗，忠于职守的充军，放弃职守，容疯子混进宫的，不过斥革为民，天下岂有这样颠倒的是非？陈宝琛决定上疏力争，张佩纶得知这个消息，告诉了张之洞，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可有所表现的机会，立刻去访陈宝琛。

　　张之洞率直陈述来意，是听到了张佩纶的话，特来求证，“我也想上个折子，作为同声之应。”他问，“不知意下如何？”

　　“自然好罗！建言的人越多，越有力量。”

　　“不过，”张之洞实符其名，“世事洞明皆学问”，特意叮嘱：“此事只可求注意门禁，裁抑宦官之言，祈望太后自悟，不必为护军乞恩。否则，太后盛怒之下，一激反而无益有损。”

　　“是了。”陈宝琛说：“当如尊意。”

　　“那就各自起草，明天换着看。”

　　“不必了，早上为妙，各自递吧！”

　　于是当晚各自在灯下起谏草，陈宝琛的笔下快，振笔疾书，写的是：

　　“前因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事，下刑部内务府审办，未几遂有刘振生擅入宫内之事，当将神武门护军兵丁斥革。昨者午门案结，朝廷既重科护军殴打违抗之罪，复谕以禁门理宜严肃，仍当实力稽查。圣虑周详，曷胜钦服。臣维护军以稽查门禁为职，关防内使出入，律有专条。此次刑部议谴玉林等，谓其不应于禁地斗殴，非谓其不应稽查太监也。谕旨从而加重者，谓其不应藐抗懿旨，亦非谓其不应稽查太监也。虽然，藐抗之罪，成于殴打，殴打之衅，起于稽查，神武门兵丁失察擅入之疯犯，罪止于斥革，午门兵丁因稽查出入之太监，以致犯宫内忿争之律，冒抗违懿旨之愆，除名戍边，罪且不赦，人情孰不愿市恩而远怨？其于畏祸，孰不愿避重而就轻？虽谕旨已有‘不得因玉林等藐抗获罪稍形松弛’之言，而申以具文，先以峻罚，兵丁有何深识？势必惩于前失；与其以生事得罪而上干天怒，不如隐忍宽纵，见好太监。即使事发，亦不过削籍为民，此后凡遇太监出入，但据口称奉有中旨，概即放行，再不敢详细盘查，以别其真伪，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

　　写到最后一个字，手真有些酸了，陈宝琛将笔一掷，揉揉手，在火炉上烘了一会，就手倒了一杯“浓、热、满”的武夷茶喝。在茶烟飘漾中，细读已写下的一段，自觉笔势如群山起伏，连绵不断而一气呵成，说理极其酣畅，而文气不矜不伐，颇为动听。

　　于是趁着文兴，提笔再写，由天棚藏火药之事，说到太监“岂尽驯良”？历引嘉庆年间“林清事变”，太监引贼入内等故实，再转到前明阉寺之祸，以及本朝裁抑宦官的家法，然后提出他的看法：

　　“臣愚以为此案在皇上之仁孝，不得不格外严办，以尊懿旨；而在皇太后之宽大，必且格外施恩，以抑宦官。”

　　这一扬一抑，自觉情理周洽，立言有体，陈宝琛欣欣然地，相当得意。

　　这就该结束了，陈宝琛略一思索，便就约束太监，恪遵定制着眼，又写了两三百字，归结于“使天下臣民知重治兵丁非为殴打太监，亦非偏听太监赴诉之词，则群疑释然，弥彰宸断之公允。”写完细看，却又困惑，自觉总有不够圆满之感。

　　凝神细想，发现了自己的毛病，这篇文章，只论黑白，未辨是非。是非原要对照来看的，这一案护军是而太监非，奏折中虽已大致说明白，但实如未说，因为护军依旧判了重刑，则是者非而非者是。这一点是非说而不争，无非怵于威权，畏惧得祸。陈宝琛内心自惭，决定不听张之洞的话，要为护军乞恩。

　　这不必修改原折，只要加一个“附片”就可以了。但这篇“翻案”的文章，立言更须得体，措词更应宛转，必得一箭中鹄。不然，小事不见听，大事就更难讲话了。

　　因此，他彷徨彻夜，直到窗纸上显现曙色，方始定了腹稿，呵冻捉笔，写了下来：

　　“再臣细思此案护军罪名，自系皇上为尊崇懿旨起见，格外从严，然一时读诏书者，无不惶骇。盖旗人‘销档’，必其犯奸盗诈伪之事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恶强盗谋故杀人之事者也。今揪人成伤，情罪本轻，即违制之罪，亦非常赦所不原，且圈禁五年，在觉罗亦为极重。此案本缘稽查拦打太监而起，臣恐播之四方，传之万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义。

　　臣职司记注有补阙拾遗之责，理应抗疏沥陈，而徘徊数日，欲言复止，则以时事方艰。我慈安皇太后旰食不遑，我慈禧皇太后圣躬未豫，不愿以迂戆激烈之词，干冒宸严，以激成君父之过举。然再四思维，我皇太后垂帘以来，法祖勤民，虚怀纳谏，实千古所仅见，而于制驭宦寺，尤极严明，臣幸遇圣明，若竟旷职辜恩，取容缄默，坐听天下后世，执此细故以疑议圣德，不独无以对我皇太后皇上，问心先无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陈。”

　　写到这里，陈宝琛如释重负。立言最难的就是这一大段，因为抗疏则必指陈缺失，措词太软则不够力量，太硬则易激起反感。一开头用“自系皇上为尊崇懿旨起见”的字样，先撇开慈禧太后，入手是正确，以下就容易说了：

　　“伏乞皇太后鉴臣愚悃，宫中几暇，深念此案罪名，有无过当。如蒙特降懿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藐视抗玩之兵丁，皇上因尊崇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光圣德。”

　　正文只简单扼要几句话，就说明白了。但就象做八股文一样，“八比”既完，应该总会前文，咏叹数句，另外附两“小比”在后面，才是气度从容，理趣完整的好文章。陈宝琛这样想着，决定用两个慈禧太后能懂的典故，补足文气，兼以讽谕。

　　这不难找，只要将许彭寿、潘祖荫所编纂，专为两宫太后初度垂帘进讲之用的《治平宝鉴》，拿来翻一下就可着笔。

　　陈宝琛原就想到了汉文帝和薄太后的故事，一翻《治平宝鉴》，果然有此题材，便文不加点地接着写：

　　“昔汉文帝欲诛惊犯乘舆之人，卒从廷尉张释之罚金之议，又欲族盗高庙玉环者，释之执法奏当，文帝与太后言之，卒从廷尉，至今传为盛德之事。臣彷徨辗转，而卒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岂有惜于二三兵丁之放流幽系哉？实愿我皇太后光前毖后，垂休称于无穷也。区区之愚，伏祈圣鉴。”

　　写完已倦得无力再看一遍，掷笔上床，睡到午间起来，不忙漱洗，先推敲原稿，自觉相当动听，如果慈禧太后成见不深，则天意一定可回，就怕病中肝火特旺，那就再委婉亦不会见听。

　　为了踌躇难决，陈宝琛想到不妨跟张之洞商量一下，于是写了封信，附上原稿，专差送达，注明“鹄候回玉”。结果，原稿退了回来，带回口信：“张老爷说，另外有信给老爷。”

　　陈宝琛明白，张之洞必得先请示李鸿藻，所以不即答复。到了半夜里，陈家上下都已熄灯上床，起居无节的张之洞才派听差敲门来送信，拆开一看，只有一行字：“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这是隐语，知者自解。陈宝琛颇有怅然若失之感。彻夜考虑，不知这片“附子”要投不要投？想来想去，只有取决于张佩纶。

　　张佩纶是常相过从的，没有三天不见面的时候。这天上午来访，陈宝琛将原稿跟张之洞的复信，都拿了给他看。

　　读到“皇上因尊崇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彰圣德”，张佩纶击节称赏，看完说道：“精义不用可惜！”

　　一言而决，陈宝琛决定附片并递，但张佩纶还有话。

　　“不妨打听一下，西圣近日意绪如何？如果肝火不旺，则‘附子入药’，必可奏功。”

　　“是！”陈宝琛更加快慰，“我的意思，跟世叔正同。”陈宝琛科名比张佩纶早，但因张佩纶的侄子张人骏，跟陈宝琛是同年，所以他一向用“世叔”这个尊称。

　　于是又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情。马文植因为用药与薛、汪不同，而太监又需索得很厉害，不堪其扰，已告退回常州原籍。目前完全由薛福辰主治，颇得宠信，经常有珍物赏赐，而且御笔赐了一块匾额：“职业修明”。同时已由内务府另外在东城找了一处大宅，供薛福辰居住。张佩纶跟他相当熟，自告奋勇为陈宝琛去打听消息。

　　到了薛福辰那里，张佩纶直道来意，是要打听慈禧太后，这几日病情如何，肝火可旺？薛福辰为人伉直豪爽，也不问他打听这些是为了什么原因，检出最新的脉案底稿来给他看，上面写的是：“日常申酉发热，今日晨间亦热，头眩足软。今交节气，似有微感。”方子用的是：人参、茯苓、白术、附子、鳖甲、元参、麦冬、阿胶。

　　“依然是大补的方子？”

　　“是的。”答得更简单。

　　“岐黄一道，我是门外汉。”张佩纶说，“俗语有‘虚不受补’的话，如今能够进补，且为大补，自是好征兆？”

　　“也可以这么说。”

　　“多谢见教！”张佩纶拱拱手，起身告辞。

　　看这样子，慈禧太后诸症皆去，已入调养期间，一旦潮热停止，便距痊愈之期不远。既然如此，便不必再费踌躇了，陈宝琛第二天便将折子递了上去。

　　朱之洞得到消息，内心颇为不悦，跟人发牢骚：“他朋友的规劝，尚且不听，如何又能期望上头纳他的谏劝？”陈宝琛听了，一笑置之。

　　接着，张之洞也递了他的折子，第二天在朝房遇见陈宝琛，问起消息。照规矩，当日递折，当日便有回音，而陈宝琛那个折子，却无下文。

　　“如石投水！”他这样答复张之洞。

　　张之洞的折子也是如此，如石投水，毫无踪影，怕的是一定要留中了。

　　“留中”不错，但并不是“不发”，慈禧太后真的如陈宝琛所奏劝的，“宫中几暇，深念此案罪名，有无过当？”在细细考虑其事。

　　陈宝琛的话，自然使她感动，而更多的是欣赏。如果照他的话做，中外交口称颂，慈禧太后圣明贤德，那不也是件很快意的事吗？

　　同时她也想到制裁太监的必要，张之洞奏折中有几句话，说得触目惊心，她已能背得出来了：

　　“夫嘉庆年间林清之变，则太监为内应矣！本年秋间，有天棚搜出火药之案，则太监失于觉察矣！刘振生擅入宫禁，则太监从无一人举发矣！然则太监等当差之是否谨慎小心，所言之是否忠实可信？圣明在上，岂待臣言！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充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

　　这些话是不错的，安德海就是一个榜样。李莲英倒还谨慎，但此外难保没有人不步安德海的后尘。这样一再思考，她渐渐地心平气和了。

　　于是她先将陈宝琛和张之洞的折子发了下去，接着便与慈安太后一起御殿，召见军机，第一句话便是提到午门一案。

　　“午门护军打太监那件案子，照刑部原议好了。”慈禧太后特为又说：“不用加重！”

　　恭王自是欣然奉诏。回到军机处，首先就找陈宝琛、张之洞的原奏来看。两疏裁抑宦官，整肃门禁的命意相同，但张之洞的折子，又不及陈宝琛的来得鞭辟入里，精警动人。恭王看一段赞一段，口中啧啧出声，从未见他对人家的文字，这样子倾倒过。

　　看完了，他将陈宝琛的折子，重重地拂了两下，“噗、噗”作声，“这才真是奏疏。”他对李鸿藻和王文韶说：“我们旗下都老爷上的折子，简直是笑柄！”

　　李王两人都明白，是指前两天一个满洲御史上书言事，争的是定兴县买卖落花生的秤规。这种琐屑细务，居然上渎天听，实在是笑话。

　　“是！”两人同声答应，但内心的感触和表面的态度都不同。

　　李鸿藻也是力争这一案的，有此结果，自感欣慰，但还不足以言得意，得意的是，两张——张之洞和张佩纶，承自己的意志，有所行动。陈宝琛虽少往还，而清流声气相通，亦无形中在自己的控御指挥之下。陈宝琛和张之洞的奏疏一发抄，天下传诵，必享大名，而往深里追究，则知隐操清议，自有宗主，所以内心兴奋，脸上象飞了金似的，好生得意。

　　王文韶则正好相反。他的地位还不能与李鸿藻相匹敌，而是为沈桂芬担心，从崇厚失职辱国，连累举主，沈桂芬就一直抬不起头来。眼看清流咄咄逼人，当然不是滋味，但清流放言高论，锋芒毕露，还不过令人感得刺心，而于实际政务的影响，毕竟轻微。如今可不同了，慈禧太后震怒，迁延数月，王公不能争、大臣不敢争的午门一案，竟凭清流的两篇文章，可以回天，这太可怕了！

　　※※※

　　南北之争，由来已久，这一年来，两派针锋相对，大致互持不下，还可相安无事。此刻则“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南不胜北，是再也无法讳言的一件事。清流搏击，向不给人留余地，贺寿慈被攻落职；崇厚被攻几乎性命不保；董恂被攻不能不告老；万青藜被攻亦丢了官，此外闽浙总督何璟、湖广总督李瀚章都被劾获谴，等而下之，更不必谈。气焰已经那样高张，再有此力足回天的表征，看来是要动沈桂芬的手了。

　　沈桂芬一垮，王文韶很清楚，就是自己的冰山已倒，不能不引为深忧。同时他为沈桂芬担心的，还不止于权势地位，而是他的身体。沈桂芬入秋以来，一直缠绵病榻，他的气量又狭，病中见到这种清流的气势，必定大感刺激。倒要好好去安慰他一番才是。

　　因此下朝以后，直接就坐车到沈家。沈桂芬卧室中只有一个小火炉，窗子虽裱糊过不久，但房子不好，且又旧了，处处缝隙，寒气侵人。这样的地方，何能养病？王文韶的心里，越发难过。

　　“这么早来，必是有什么要紧事？”拥衾而坐的沈桂芬，喘着气问。

　　这一下提醒了王文韶，自悔失计，将这件事看得太严重，反更易引起沈桂芬的疑虑。

　　因此，他急忙答道：“没事、没事。顺路来看一看。”

　　接着王文韶便坐在床前，问起沈桂芬的病情，一面说话，一面随手拿起茶几上的书来看，却是几本邸抄，便又放下。

　　“夔石！”沈桂芬突地愤然作色，“你看十一月二十七的那道上谕！什么‘铁汉’？”

　　王文韶愣了一下，旋即想起，他不满的是“翰林四谏”中的邓承修。此人专好搏击，字“铁香”，所以有“铁汉”的外号。邓承修最近所弹劾的是户部右侍郎长叙，措词固然严刻，但听沈桂芬的语气，似乎鄙夷不屑，却不解其故，便检出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上谕来看：

　　“邓承修奏：本月十三日为圣祖仁皇帝忌辰，朝廷素服，薄海同遵。风闻户部侍郎长叙，以是日嫁第二女与署山西巡抚布政司葆亨之子为婚，公然发帖，宾客满门，鼓乐喧阗。伏念功令：遇国忌之日，虽在山陬海澨，停止鼓乐，奚论婚娶？今长叙、葆亨，俱以二品大员世受国恩，内跻卿贰，外任封疆，而藐法妄为一至于此！使其知而故为，则罪不容诛，使其不知而为之，如此昏瞆糊涂，岂能临民治事乎？查长叙为前任陕甘总督裕泰之子，现任广州将军长善之弟，累世高官，连姻帝室。葆亨仰蒙特简，累任抚藩，而公犯不韪，哆然无忌，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臣闻国之为治，赖有纪纲，纪纲不张，何以为国？长叙、葆亨姻亲僚友，多属显官，而俱视为固然，无有一人知其干犯，为之救正者。昧君父之大义。忘覆帱之深恩，情迹虽殊，恣欺则一。夫以圣祖之深仁厚泽，百世不忘，皇上方降服弛县，宫廷只肃，而近在辇毂之下，贵戚之家，伐鼓撞钟，肆筵肃客，公卿百僚，称贺争先，此实中外之骇闻，搢绅所未有。若非明正纪纲，从严治罪，则陵夷胡底等语，本月十三日系属忌辰，户部右侍郎长叙之女，于是日出嫁护理山西巡抚布政司葆亨之子，实属有干功令。长叙、葆亨，均着交部严加议处。”

　　部议的结果是革职，一时忘却忌讳，竟致丢官，自是过苛。王文韶想起陈、张的奏折，不免忧心，“上头也太纵容这班人了！”他说，“此辈过于质直任性，总要想个法子，压一压他们的气焰才好。”

　　“哼！”沈桂芬冷笑，“你以为只是质直任性？奸诈得很呢！

　　劾长叙就劾长叙，何苦又牵出长乐初？又是什么‘连姻帝室’，连心泉贝子都中了冷箭。这种鬼蜮行径，算什么铁汉？”

　　这一说，王文韶才明白。长乐初就是长善，是长叙的胞兄，奕谟字心泉，是长善的女婿。邓承修把他们无端牵涉在里面，用心确有疑问。

　　“长乐初总算贤者，在广州力倡文教，以驻防将军肯作偃武修文之举，难道还对不起邓承修他们广东人？”

　　“是的。”王文韶说，“邓铁香的笔锋，原可以不必扫及长乐初的。或者另有嫌隙亦未可知。”

　　“什么嫌隙？无非长乐初打点京官的炭敬，拿邓都老爷一例看待而已。”

　　原来是长善对邓承修的炭敬送少了！沈桂芬说此话，自然有根据，怪不得看不起邓承修。王文韶怕事，不敢仔细打听，唯唯地敷衍着。

　　就在这时候，听差送进一封信来，王文韶偷看了一眼，那笔大气磅礴的颜字，一望而知是翁同和的手笔。心念一动，怕信里是提到陈、张两折的结果，便不肯落在翁同和后面。

　　“老师，”王文韶是沈桂芬在咸丰元年当浙江乡试考官所取中的门生，“午门一案结了，仍照刑部原奏。李兰荪大为得意，陈伯潜、张香涛的两个折子，居然把上头说动了。”

　　一听这话，沈桂芬一愣，然后拆阅翁同和的信，将信看完，脸色非常难看，仿佛猝受打击，无所措手的神气。

　　好半天，他恨恨地说：“走着看吧！”

　　“老师亦犯不着跟他生闲气。”王文韶劝道，“上结主知，全在实心实力，光是鹜声气，浮而不实，到头来无非自取其败。”

　　“看人挑担不吃力，那些大言不惭的家伙，几时让他们自己尝尝味道就知道了。”

　　“是啊，可笑的是吴清卿，书生筹边，煞有介事。俄事总算可以和平了结，不然不知道会狼狈成什么样子？”

　　“哼！”沈桂芬又冷笑了，“照他们这样子嚣张，纸上谈兵，放言无忌，搞成一股虚骄之气，总有一天，国事让他们败坏得不可收拾。”

　　“所以，这就全靠老师中流砥柱了。朝廷少不得老师，千万珍摄。凡事放开些，不必过于操心。”

　　“我也看开了。”沈桂芬忽作豁达语。“只等身子稍微好些，我也要求田问舍，略作菟裂之计。”

　　“是。老师也太自苦了。”王文韶看着那个小煤炉，不胜感叹地，“谁想得到，相府寒俭如此！”

　　由此开始，说了好些无关国计的闲话。沈桂芬以腊八粥飨客，王文韶自奉不俭，但颇善于做作，将一大碗配料不甚讲究的腊八粥，津津有味地吃得一干二净，方始告辞。

　　辞出沈家，在车中回忆刚才跟沈桂芬的谈话，想起长叙，同为户部侍郎，而荣枯不同，急景凋年，谪居寂寞，应该去探望一番。再说，长叙眼前虽倒霉，而“连姻帝室”，跟恭王亦有渊源，终有复起大用的一日，趁这时候也应该烧烧冷灶。

　　主意打定，转道长叙寓处。他跟他侄子志锐同住，志锐是新科翰林，而王文韶是本科殿试的读卷官，论起来是师生。老师拜门生，照规矩是“硬进硬出”，所以志锐虽不在家，长叙仍旧很客气地开中门迎接。

　　但一到书房，却以通家至好，就熟不拘礼了。长叙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依依客座之间，十分可爱。

　　长叙倒是很潇洒，绝口不提获谴丢官的事。岁末怀人，谈起许多故旧，特别是长善在广州将军署，辟题“壶园”的后苑，结文社所延的那班名士，番禺的施鼎芬、广西贺县的于式枚，都已跟志锐一样，点了翰林名，独有江西萍乡的文廷式，至今还不曾中举。

　　“此君我亦久闻他的大名。”王文韶问道：“比于晦若、梁星海如何？”

　　“文芸阁才气犹在此二人以上。可惜场屋赠蹬，同治十二年曾应北闱未售。以后就在家兄署中作客。”长叙又加了一句：

　　“大器晚成！”

　　“如今呢，依然是在令兄署中？”

　　“在南昌。”

　　“何不招之北来？”王文韶有感于李鸿藻的作风，亦颇想罗致才俊，作为羽翼，所以这样试探着问。

　　“文芸阁赋性不羁，要看他的兴致。后年乡试，大致还是应北闱，说不定作了夔翁的门生。”

　　“不会，不会。”王文韶摇摇头，“我对考差的兴致，不如翁叔平来得浓，顺天乡试的主考，决不会放我。”

　　长叙也知道不大会放他，因为他不是翰林。说文廷式可能会作他的门生，原是一句恭维的话，说过也就算了。但王文韶的想法却又不同，“有机会，倒很想见见此君。”

　　他说，“如果他不嫌弃，以师弟相称，亦未始不可。”

　　这是想文廷式拜他的门，长叙自然表示愿意促成其事。这是很渺茫的一件事，总要到后年乡试，文廷式愿赴北闱，到了京里再说，而王文韶却谆谆叮嘱，显得很认真地。

源济

第四十八章

　　转眼到了年底。由于曾纪泽的对俄交涉，办得很好，不但可以和平了结，并且争回不少权利，慈禧太后的病势亦一天比一天减轻，因而上上下下都觉得这个年应该过得很有劲。

　　除夕那天一早，王公大臣为皇帝辞岁，在保和殿行完了礼，纷纷各散。军机大臣在一年之中，只有这一天才算是清闲无事，王文韶早早回家，换了便衣，预备带着小儿子上琉璃厂去逛逛，忽然有人来送报丧条，沈桂芬死了。

　　“怎么？”王文韶大为诧异，“昨天还好好的。虽说久病，也不至于一下子就故世啊！”

　　“是十点钟发的病，气喘不止，等大夫一到，还来不及诊脉，一口气就上不来了。”

　　“那么，”王文韶问沈家的长班，“临终有没有话？”“没有。”沈家长班又说：“大少爷交代，务必请王大人就过去一趟，有好些大事，要跟王大人讨主意。”

　　“好，我就去。”

　　王文韶匆匆赶到沈家，已有沈家的好些亲友得到信息，赶来探望，其中自然有翁同和。

　　“有遗折没有？”

　　“没有。”沈桂芬的儿子沈文焘跪在地上哭着说：“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世兄请起来。”王文韶双手相扶，“尊翁任劳任怨，种种委屈，上头跟恭王、宝中堂都知道的，李兰荪亦是方正君子，一定眷念旧谊，这恤典上头，请世兄放心，我们必要力争，总要教尊翁能够瞑目。”

　　“是！”孝子又磕个头说，“先父寒素自持，后事还不知道怎么来办？”

　　“这你也请放心，尽管用了去，不必太省俭。尊翁最后一件大事，总要办得风光些，尽管用，尽管用，教兵部报销好了。”

　　翁同和到底还有些书生的味道，不以王文韶的慷公家之慨为然，同时也爱惜沈桂芬的清誉，忍不住要说话：“尊翁一生，清慎勤三字，可当之无愧。身为宰辅，饰终之典自然不可马虎，但宜乎酌中，庶几称尊翁的平生。”

　　“说得是，说得是！”王文韶十分见机，马上又改口了，“身后风光，原不在踵事增华上头。总之，恤典第一，后事其次，总要生者能安，死者方安。府上以后还要过日子，丧事实在不宜糜费。”

　　沈文焘听他的话，前后有些不符，也知道这位老世交人最圆滑，听口气此刻就已在为李鸿藻说话，将来是不是可以倚靠，大成疑问。只是眼前除他跟翁同和以外，没有什么人可托，因而只好多磕两个头，别无话说。

　　经纪丧事，自有兵部司官和军机章京，王文韶跟翁同和商量，只有一件事，立刻要办，那就是递遗折。这件事大有讲究，先要定个宗旨，是讲身后之名，还是讲眼前利害？如是后者，则决不能忤旨，只须表示一片惓惓忠爱之忱，以邀得两宫太后的垂念。

　　照翁同和的意见，沈桂芬生前为中俄交涉受谤，遗疏中应该有所辩解，但王文韶以为谈此事的是非，会得罪许多人，大可不必。论关系，沈桂芬既是王文韶的老师，又是他的举主，翁同和不便坚持己见，所以结果是王文韶拟的稿子，纯用颂圣和受恩深重、来生以报的老套，翁同和为他略作润饰，随即找人抄好，派专差递到内奏事处。

　　但是，这一通遗疏两宫太后看不到。凡遇年节庆典，递折要讲忌讳，这些奏报大臣病故之类的折子，都要暂时压一压。不过军机大臣出缺，当然要立即上闻，所以王文韶关照军机章京，口头通知李莲英，托他面奏两宫太后。

　　慈禧太后病中得此消息，大为伤感，跟慈安太后谈起沈桂芬平日谨慎当差，遇事能稳得住的许多好处，倒很替他洒了些眼泪。

　　第二天是光绪七年元旦。皇帝受了群臣朝贺，又率领群臣到慈宁宫朝贺太后。例行的仪典完毕，两宫太后照常办事，但只召见惇、恭、醇三王，商议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这算是一个好消息，谈判已久的，废止崇厚所订的条约，另立新约一事，俄国正式同意了。

　　曾纪泽与俄国所议定的草约一共二十条，另有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款。恭王为两宫太后指陈，曾纪泽争回的好处，共有七项，最主要的是将伊犁南面的要隘，特克斯河流域一带，广二百余里，长四百里的一大片疆土，争归版图，伊犁西面边界，也不照崇厚的原议，由双方指派“分界大臣”酌中勘定新界。此外通商口子三处，只开嘉峪关一地，取消西安、汉中。苏俄商船可到松花江伯都讷一事作罢，苏俄领事仅设吐鲁蕃一处，天山南北路俄商贸易，原定“均不纳税”，改为“暂不纳税”。比较崇厚的原约，国家的利权确是大大地挽回了。

　　“不过，赔款要加了。原来是五百万银卢布，现在要加四百万。俄国人的理由是，伊犁南境代为看守，花费甚巨。这也是实情。”

　　“九百万银卢布，合咱们的钱，该是多少？”慈安太后问。

　　“总在五百万银子上下。”

　　“唉，五百万银子！”慈安太后叹口气说：“那里来？”

　　“这已经很好了。”慈禧太后赶紧说道，“争回的权利，十个五百万也不止。如果开仗，军费浩繁，更不得了。”

　　这话使得恭王和醇王，都大为诧异。慈禧太后一向有不惜一战的决心，此刻却又充分表示了不愿兵戎相见的意思，在恭王觉得是一大安慰，所以立即接口：“太后圣明。当初臣与宝鋆、沈桂芬反复商议，总觉得以和为贵。曾纪泽不辱所命，不愧名臣之后，等事定了，臣请懿旨，优予褒奖。”“那当然。”慈禧太后恻然说道：“倒想不到沈桂芬故去了！

　　他今年多大？”

　　“六十四。”

　　“这几年总算亏他。为崇厚的事，他也是有苦说不出。凭良心说，崇厚当过三口通商大臣，又到过法国，阅历很深。跟洋人更不是第一次打交道，谁想得到他这样子糊涂无用。”慈禧一口气说到这里，有些气喘，喝了一口薛福辰处方的药茶，要言不烦地说：“你们替他好好料理后事，恤典从优。”

　　“是！”恭王说道：“沈家定在明天半夜里大殓，自然要赐奠，是派谁去，请懿旨。”

　　“总总他们小哥儿们几个，你们商量着办。总得一个贝勒，或者就让载漪去好了。”

　　“是！”惇王站起身答应，因为载漪是惇王的次子。

　　“沈桂芬空下来的那几个差缺呢？”慈安太后问。

　　这是应该召见军机商量的大事，有惇王和醇王在座，不宜谈论。慈禧太后和恭王都懂这层道理，但却不便说破，也不能不敷衍，所以恭王避重就轻，不提沈桂芬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本职和军机大臣的要差，只提翰林院学院学士和管理国子监事务，两个不甚相干的差使。

　　“如今在作育人材上，肯留心的是翁同和，不过他的资格还浅，还不到掌院的时候，臣的意思先派他管理国子监。”

　　“好！”慈禧太后桴鼓和应地说，“别的差缺，慢慢商量吧！”

　　※※※

　　第二天宫中“吃肉”，军机大臣开年第一次聚会，直庐治公，只有一件事，就是商议沈桂芬的身后之事。因为慈禧太后已指示恤典从优，所以王文韶亲自动笔拟的恩诏，极其堂皇：

　　“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沈桂芬，清慎忠勤，老成端恪，由翰林洊升卿贰，外任封疆，同治年间入参机务，擢任正卿。朕御极后，重加倚任，晋协纶扉，办理一切事宜，均能殚心竭力，劳瘁不辞。前因偶患微疴，赏假调理，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着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漪带领侍卫十员，即日前往奠醊。加恩晋赠太子太傅，照大学士例赐卹，入祀贤良祠，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赏银二千两治丧，由广储司发给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沈文焘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伊孙沈锡珪，着赏给郎中，俟及岁时带领引见，以示笃念草臣之至意。”身后哀荣，最可贵的是“入祀贤良祠”，其次是“易名”。赐諡照例由内阁拟呈圈定，但军机亦可提出意见。自嘉庆以来，宰辅赐諡，第一个字照例用“文”字，内阁拟呈沈桂芬的諡是文清、文勤、文端、文恪。咨送到军机处，大家都觉得拟得并不高明。

　　“清、勤二字，不足以尽沈经笙的生平。”宝鋆大发议论：“端字虽好，但经笙不是理学一路的人物，所以并非美諡，恪字更不必谈了。”

　　文恪亦非美諡，而且不是宰辅之諡。恭王认为沈桂芬最不可及的长处是有定力，因而主张用“文定”。这也不是顶好的諡称，从顺治以来，諡“文定”的一共八个人，并没有什么名臣。但用“定”字諡沈桂芬，不能不说是很恰当，因而宝鋆和王文韶，亦无可为死者再争。

　　接下来便要分配沈桂芬所留下来的差缺，管理国子监事务，已决定派翁同和；掌院学士由于宝鋆的推荐，派了不是翰林出身的董恂；国史馆正总裁派了潘祖荫；兵部尚书则顺理成章地补上了李鸿藻。他从服阙复起，只是以“前工部尚书”的职衔回军机，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后由于吏部尚书万青藜兼管顺天府府尹，照例不常到部，算是出差，才派了李鸿藻兼署。但这是很勉强的处置办法，所以一有尚书缺出，必定得补李鸿藻。

　　协办大学士的缺，照例该吏部尚书万青藜补，只是他的物望不佳，恭王心里有数，只要提名万青藜当协办，清流一定会不满，弹章一上，那就可能连他的尚书都当不成。爱之适足以害之，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将这个缺为李鸿藻留着。

　　还剩下军机大臣一个要职，恭王跟宝鋆已经商量过了，决定留下来给一个人：左宗棠。

　　左宗棠奉召入觐，直到上年十二月才从兰州动身，沿途逗留，走了一个多月，在正月二十六，方始到京。仪从煊赫，俨然凯旋班师的模样。

　　一到京仍旧住在贤良寺，照例宫门请安，军机处和兵部都派了人在照料，请安折子即时批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召见。然后分谒诸王，最后才到恭王的鉴园。这是恭王预先关照好了的，最后到他那里，便好留了下来，接受款宴。宴会极其隆重。陪客是惇、醇两王、御前大臣及军机大臣，还有一个就是潘祖荫。

　　这一阵子，慈禧太后的病情又反复了，因而御殿垂帘的，只有慈安太后。为了优礼勋臣，慈安太后特命太监扶掖左宗棠进殿，行完了礼，慈安太后第一句话是问他的年纪。

　　“臣今年七十岁。”

　　“七十古来稀。身子倒健旺！”慈安太后问道，“你是那一天动身的？”

　　“臣是上年七月间，在哈密奉到上谕，召臣入觐。那时因为部署未定……。”

　　于是左宗棠从保荐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说起，如何奏请，如何奉准，如何等刘锦棠到了哈密，在十月间方能启行入关，又如何在兰州作了必要的部署，再由兰州动身进京，沿途百姓如何攀辕相留，滔滔不绝，听得慈安太后想插句嘴都不能。

　　“如今是派杨昌濬护理陕甘总督。他的才具怎么样？”

　　“杨昌濬的才具是好的。前在浙江巡抚任内，很做了些事，后来因为杨乃武一案革职，经臣奏保，蒙天恩起用，越知惕厉。请太后放心。”

　　“那好！”慈安太后问道，“刘锦棠跟杨昌濬，一个在新疆，一个在甘肃，是各办各的事呢，还是合起来办事？”

　　“是各办各的事，不过有事互相照应。”左宗棠答道，“以前新疆军务，跟陕甘军政民事，归臣一个人办理，军饷政费，臣可以相机调度。如今刘锦棠、杨昌濬各有专责，各项经费，应该划分清楚，臣这几个月，就是办这件事。”

　　“那里一年要用多少款子？”

　　“关外各营饷项、各项经费，每年要三百七十多万，关内要两百一十多万。各省及海关协饷，只有五百万两，不敷八十多万，只有相其缓急，节省着用。以后各省协饷，归杨昌濬主持，六成拨解关外，四成留给陕甘。这个章程，是奏报过的。”

　　“喔。”慈安太后转脸问恭王：“有这个折子吗？”

　　“是！”恭王答道，“面奏过的。”

　　慈安太后想了好一会才想起：“是的，有这回事。”她再问左宗棠：“现在俄国的交涉总算办成了……”

　　“是！”左宗棠不等慈安太后话完，便抢着说：“臣过天津，跟李鸿章见面，才知道详细情形。曾纪泽的交涉还算是办得好。”

　　“你跟曾国藩是至好，他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想来你也替曾国藩高兴？”

　　“是！”左宗棠答道，“臣与曾国藩论公事，意见不合，论私交，臣与曾国藩共过患难，交情不同。”

　　“现在国事都靠你们几个老成人，大家总要和好，凡事商量着办，把大局撑住。”

　　这是慈安太后暗示他要跟李鸿章和衷共济，而左宗棠与李鸿章不和，由来已非一日。近几年来，论边防、论洋务，跟李鸿章针锋相对，措词尖刻的奏疏很多，但朝廷常采纳李鸿章的献议，而对左宗棠，则持敷衍的态度，所以他的牢骚很多，这时听慈安太后提起，正好当面告个“御状”。

　　恭王已防到他有此一着，自不会容他开口，召见的时候也不少了，便抢在前面奏道：“左宗棠刚刚到京，旅途劳苦，请母后皇太后格外体恤。”

　　“喔，喔！”慈安太后会意，随即说道：“左宗棠，你路上辛苦了，回去好好息着吧！”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到军机处、南书房打了个转，恭王派他的轿子，将左宗棠送回行馆。然后跟宝鋆、李鸿藻等人商量，预备保荐左宗棠进军机，决定第二天面奏取旨。

　　第二天是沈桂芬开吊的日子。春雪霏微，彤云阴黯，益增凄怆，但灵堂内的气氛，却大不相同，因为左宗棠很早就到了，一直坐着不走，大谈他经略西陲的得意之事。到了十点多钟，退值的军机大臣，络绎来吊，李鸿藻和王文韶连袂而至，形迹相当亲密，很引人注目。因为从沈桂芬一死，王文韶仿佛继承衣钵，成为南派的首脑，跟李鸿藻是处在敌对的地位。如今看来，南北两派，大有携手和好的模样，这自然令人惊异，也令人感到安慰。

　　灵前行完了礼，李鸿藻转身向左宗棠道贺：“恭喜、恭喜！

　　上谕已经下来了！”接着取出一张字条，递给左宗棠。

　　那是上谕的底稿：“奉旨：大学士左宗棠着管理兵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这一下吊客们纷纷向左宗棠道贺，正乱哄哄在周旋之际，廊下乐声又起，执帖的高呼：“宝中堂到！”

　　宝鋆一到，不及在灵堂行礼，先递了一张彩笺给左宗棠，口中说道：“急就章，请指教。”

　　那幅彩笺写的是一首诗，题目叫做“赠左侯”：

　　“七十年华熊豹姿，侯封定远汉官仪。盈胄浩气吞云梦，盖代威名镇月氐；司马卧龙应合传，湘江衡岳共争奇。紫薇花省欣映袂，领取英谋绝妙姿。”

　　“紫薇花省”不是指内阁，是指军机处，“英谋”虽有，却非“绝妙”。左宗棠第一天入值，大家就头痛了。

　　“李少荃这个折子，近乎纸上谈兵。我为诸公一述往事。”

　　左宗棠撇开正题，滔滔不绝地大谈他在陕甘用兵之妙，恭王等人插不进嘴去，只能耐心静听。

　　天天如此，一个奏折议了十天，还没有结果，恭王实在不耐烦了。这个奏折是李鸿章所上，筹议山海关的防务。恭王心想，中俄交涉已可和平了结，山海关的防务，已可暂缓，而且驻扎山海关的曾国荃亦已接替左宗棠的遗缺，当了陕甘总督，李鸿章的奏折，不议办不要紧。

　　因此，恭王吩咐军机章京，将原折归档。第二天左宗棠到军机处，对议而未决的案子，尚无下文，竟亦不问，一坐下来便大骂甘肃臬司史念祖。

　　史念祖字绳之，江苏溧阳人，是乾隆年间名臣史贻直之后。此人聪明绝顶，但不大喜欢读书，二十岁上捐了一个通判，在安徽巡抚英翰军中当差。此人工于应酬，讲究饮馔服饰，史念祖又年轻英爽，所以极受“旗下大爷”出身的英翰的赏识。每次军功保案都有他的分，年未三十就做到直隶臬司，但年少气盛，不知怎么得罪了言官，奏劾他“不堪方面”。象这样的弹章，照例下督抚察复，直隶总督是曾国藩，认为史念祖虽有才干，尚少历练，宜乎暂缓任事，于是被开缺成了闲员。

　　光绪初年，由于董恂的援引，史念祖放了甘肃臬司，左宗棠也是爱才的人，对他亦颇称许。但史念祖少年得意，不免骄慢，其时他折节读书，已写得一手极好的古文，越发视督抚将相如无物。左宗棠一直以诸葛武侯自命，好谀恶直，战功亦多夸夸其词。史念祖在人背后常有讥评，不但形诸口头，而且见诸笔墨，日子一久，为左宗棠知道了，大为不悦，便借一件公事，说他“避事取巧，应候查参”。

　　这时左宗棠刚要从兰州启程入京，史念祖心想，入觐之日，两宫太后当然会问到陕甘的吏治，左宗棠只要说一声：“史念祖性近浮滑，不堪其任”，用不着具折，就会毁了自己的前程。因而要抢先进京活动，正好三年之期，可以奏请陛见，于是具折请总督代奏。左宗棠只当他去活动调任，而且照例奏请，亦不便拦阻，就为他代奏，自然照准。

　　于是史念祖兼程北上，等左宗棠到京，他已经事毕出都，在山西等候消息。他看得很准，左宗棠虽想提拔杨昌濬，打算保荐他由护理总督而真除，而朝廷未见得会准，到京走董恂的门路一打听，果然，陕甘总督已经内定由曾国荃接任。史念祖在山西等候消息，就是为了好等着伺候新任总督。不久，曾国荃的新命一下，史念祖也仍旧回任当他的甘肃臬司。得意之余，在太原写了一封信给左宗棠，表面是报告行踪，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奉旨回任，其奈我何”的意思。左宗棠这一气自然不小，上了个折子，指史念祖种种不端，请旨饬“护督”杨昌濬查案，据实参劾。

　　左宗棠的这个奏折，已经递了上去，并且已经发交军机核议。恭王正为此在为难，所以听了左宗棠的话，心存警惕，将宝鋆找到一边去商议。

　　“史念祖是奉旨回任的，而且刚刚陛见过，如果不中用，朝廷当面察问，早该知道，现在又准了他的折子，交杨昌濬查参，这象话吗？”

　　宝鋆本来对左宗棠极其仰慕，但此时已非赠诗推崇的心情，不过十几天的工夫，发觉左宗棠天生是不合群的人，心目中只有自己，并无同僚，印象大坏。因而附和恭王的看法，连连点头。

　　“这当然要驳……。”

　　“当然要驳！”宝鋆抢过来说，“也挫挫他的骄慢之气。”

　　“我话还没有完。”恭王说道，“驳是要驳，但又不宜扫他的面子。你看怎么办？”

　　宝鋆想了一会答道：“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又开一恶例。”

　　“怎么呢？”

　　“只有把他这个折子‘淹’了。”

　　所谓“淹”了，就是请太后将奏折“留中不发”，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最坏的一种制度，如果君上动辄“留中”，则谏劝不纳，实情不明，国事非败坏不可。恭王当年制抑慈禧太后扩张权力，所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力争奏折须发交军机处，现在自请“留中”，岂非开一恶例。

　　可是他的英锐之气，消磨得也差不多了！想了一会，叹口气说：“就这么办吧。”

　　“那么，先‘递牌子’？”

　　“好！”

　　军机每日常例召见，只由太监传唤，单独请见，才递“绿头签”。慈安太后当然即时“叫起”，上去三言两语说好了，才召其他军机大臣全班进见。

　　军机独重首辅，是左宗棠所知道的，所以在班里倒也不敢越次奏对。他心里在想，提到自己这个奏折，当然要问详情，那时再将史念祖种种贪墨狡猾的情形，细细面奏，说不定即时降旨，革职查办。

　　正在这样想着，已经谈到了，“史念祖这个案子，”慈安太后说道：“摆着再看一看。”

　　“是！”恭王很快地答应一声，随即领头跪安，全班退出。不但左宗棠的折子被“淹”了，连他的话亦被“淹”掉了。

　　而他自己还不明白，回到军机处问宝鋆：“佩公，我那个折子，如何着落？”

　　“这当然是‘留中’了。上头是因为你的面子，不便处置，只好这么办。不然，你想，史念祖是奉旨回任的……。嘿，嘿！”宝鋆干笑了两声，损了他一句：“侯爷，你也得替朝廷留点面子啊！”

　　左宗棠默然。到了七十岁才知道，督抚权重，只是在封疆上，到了朝里，便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他第二天便带着人去看京畿的水利了。

　　这也是左宗棠预定要办的两件大事之一。第一件是训练旗兵，早在他从兰州启程以前，就有个奏折，要带亲军步营马队两千余人入关，先驻扎张家口，听候调遣，移营近畿，一则拱卫京师，再则代为训练旗兵。

　　这所谓旗兵，指明是健锐营、火器营，因为神机营已复由醇王亲自管理，有专设的练兵人员，左宗棠不敢冒昧越俎。就是健锐、火器各营，他奏折中亦先大大地恭维了一番，说是“八旗禁旅，拱卫神京，居重驭轻，有严有翼”，又说健锐、火器各营，”尤称精练，材武之彦，多出其中，宿将名臣，指不胜屈”，但“承平日久，习成骄逸”，所以要“时加淬厉”。他的训练办法是：挑选十几岁以上，三十岁以下，无顶带的兵丁三千余人，分为十营，由他的亲军哨官管带，骑兵则与他的亲军马队，间杂编组，平时勤加操练，遇事随队出仗。

　　这个建议，不曾批准，因为八旗禁旅，由汉人管带，是前所未有之事，但亦不便公然拒绝，只批的是：“另有旨。”便一直拖着。此刻却是不能再拖了，这批人马，已由左宗棠的部将王德榜、刘璈、以及他的营务处总办王诗正率领，开到了张家口。

　　入朝以后的左宗棠，已经了解，八旗禁军掌握在醇王手里，训练旗兵一事，要想实现，必须取得醇王的支持，这不是一时可以有成议的事，不妨先办另一件大事。

　　这第二件大事，是左宗棠进京旅途中所作的决定。他由“太行八陉”的井陉入河北，过正定北上，沿途经顺天府属的房山、良乡各处，发现水利不修，行旅艰难，与他道光十三年初次会试入都，以及同治七年剿捻军行所见，大不相同，因而想到，可用军工濬河开沟。左宗棠经营西北，原是采取西汉各将在边境屯垦的遗规，所部官兵，对于兴修水利，富有经验，所以经过一番视察，回京立刻便拟稿上奏。

　　奏折的事由，叫做“拟调随带各营，驻扎畿郊，商办教练旗兵，兴修水利”。他也知道，这番举动，醇王那里固须好好下一番工夫，而建议兴修畿辅水利，等于指责直隶总督与顺天府尹失职，管理顺天府的万青藜，可以不拿他放在眼里，而看李鸿章，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能不预加防备，便在折尾声明：“如蒙谕旨允行，臣惟当随时与醇亲王及直隶督臣、顺天府尹详为筹议，或同时并举，或先后举行，断不敢固执成见。”至于移驻近畿，应该划定防区，建筑营垒，左宗棠亦特地建议：“应请敕交醇亲王筹度，应于何地驻扎？”

　　这个奏折是由慈禧太后裁决的：“着神机营王大臣，会同妥议具奏。”也就是听凭醇王作主，所以左宗棠一退了朝，立即去拜访醇王。

　　醇王好武，对于左宗棠原有倾心结纳之意，但清朝的家法，亲贵与大臣不能随意交往，如今是有公事商谈，名正言顺，给了醇王一个极好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降阶相迎，礼遇优隆。

　　登堂入室，重新见礼，醇王请左宗棠“升炕”，并且推他上坐。国家体制所关，做客人的不敢僭越，坐了下首。

　　由于事先经过幕友切劝，左宗棠总算有所警惕，不曾大谈西征的得意之事。在醇王推崇之下，谦虚了一番，随即谈入正题。

　　“八旗禁军，身分不同，王爷带兵，又是恩多于威，长此以往，不免长其骄佚之气。不瞒王爷说，士兵总要习于劳苦，才能有用。我在西北这几年，战无不克，都得力于平时不让部下游手好闲。譬如说……。”左宗棠突然顿住，警觉到自己这一“譬如”将会谈不完，所以咽了口唾沫，很吃力地勒住话头，再加上一句：“王爷恕我直言。”

　　“说得是，说得是。”醇王很诚恳地答道：“从前文博川也是这么说。同治初年，他带神机营到奉天剿马贼，打得很好，班师回京，只见神机营的官兵，一个个晒得漆黑，可是精神饱满，跟在京大不相同。我很诧异，问他是何道理？他另有一番心得，说京城里太繁华，不是练兵的地方。我想这道理也对，无奈我办不到。”

　　“是！”左宗棠答道：“亲藩仪制尊贵，王爷也不能经常带兵到近畿宿营操练，再者，禁军拱卫京畿，又不宜远调。话说回来，神机营是王爷亲自率领，一手培养，毕竟不同。我的意思，先从健锐、火营各营着手，练好了再挑到神机营来当差，让王爷有得力的人好用。”

　　“这个打算很好。不过健锐、火器、护军各营，年轻力壮的，差不多也都挑到神机营来操练了。”

　　左宗棠愕然。他对禁军的规制，原未深考，只知道神机营等于醇王的亲军，不知道其他各营亦有官兵挑入神机营操练。这一来剩下老弱残兵，还挑选些什么？

　　醇王却又是一番心思，真的相信左宗棠练兵，有化朽腐为神奇的本领，期望他能将老弱残兵，练成劲旅，所以接下来便以虚心求教的语气说道：“季高，你那天有空？我请你去看看操。”

　　听得这一说，左宗棠大为得意。神机营出操，只请皇帝校阅，汉大臣从未看过操，醇王的邀请，真正是殊荣了。

　　“王爷所命，某何敢辞？”左宗棠拱手答道：“王爷定了日子，请赏个信。”

　　“好的。我马上叫他们预备。”说着，立即找来王府护卫，传谕神机营左右翼长，预备南苑出操。

　　接着，又谈了些八旗禁军的装备、驻地。提到左宗棠驻扎在张家口的亲军，移驻畿郊，要分配防区的话，醇王表示一时无从答复，要问明了情形，再遵谕旨，召集会议，方能决定。

　　说到这里，听差进屋回说：“预备好了。”

　　是“西法摄影”预备好了。醇王一时高兴，要合影留念，特地从护国寺大街找来照相馆的好手，这时布置停当，来请醇王和左宗棠去照相。

　　照相的地点是在“颐寿堂”外，屏门紧闭，门外正中陈设了两椅一几，花盆痰盂，色色俱备。醇王特地换了公服，与左宗棠合照了一张相。

　　郑重将事地照完了相，醇王就在颐寿堂设宴款待左宗棠，一个是掬诚倾心，一个是刻意笼络，当然谈得投机异常。

　　左宗棠惯用英雄欺人的手段，见有醇王的撑腰，便预备大干一番。原来已在天津和保定设立了“军装所”，接运从上海采办来的军械，转输西北，现在又要练旗兵、兴水利，没有颗大印在手里，公事要请有关衙门代递，缚手缚脚，深感不便，因而亲自动手拟了个奏折：

　　“臣前于正月二十七日到京陛见，二十九日钦奉恩旨：‘大学士左宗棠着管理兵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钦此！’天恩优渥，感悚莫名，惟臣上年檄调马步队伍，驻扎张家口听调，及分设天津、保定军装所，均经奏明在案。所有该各营局文禀，应行批札，一切公务及分致各处信件，势难停搁。而甘肃、新疆饷事，专盼各省及海关协解，向由臣经理，尚有经手未完事件。兹虽职任攸分，遇行应行咨札各件，仍难诿谢。应否由臣单衔借用兵部印封发递，俾免延误之处，伏候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这个奏折，表面看来，只是借兵部印封的小事，其实是虽已交卸了陕甘总督，而仍旧要管陕甘的事，成了“太上总督”。慈安太后不明究竟，召见军机时，当着左宗棠的面，准如所请。于是左宗棠便象建牙开府一样，用兵部的印封，指挥杨昌濬及刘锦棠，仿佛仍是陕甘总督。

　　神机营看操一举，醇王倒是颇为认真，一再关照左右翼长：“人家是乾隆以来，拓疆开土的名将，带过几十万兵，非比等闲。如今请他来看操，别让他说得咱们一个子儿不值，务必要振刷精神，摆个好样儿给他看。”

　　震于左宗棠的威名，左右翼长亦不敢怠慢，下令预行操练，检查服装枪械，比春秋两季，皇帝大阅，还要郑重。因为皇帝看操，无非看一个表面，只要前面队伍服装鲜明，仪表雄壮，再选一些好手射箭打枪，能中红心，就可获得上赏。左宗棠是带过几十万兵的人，这套花样瞒不过他，而且醇王已经说过，左宗棠可能会亲自到各营视察，处处都须小心，便越发认真了。

　　神机营的那些兵丁，是舒服惯了的，为了伯彦讷谟诂比较严厉，才设法攻掉他，请醇王回来。不想忽然有这番折腾，自是怨声载道：“磨嘴皮子”挖苦左宗棠来出气。

　　到了看操那天，左宗棠由醇王亲自相陪，坐轿到了南苑。出轿上演武台，但见他戴副极大的墨晶眼镜，傲然兀立，一副目中无人的神态，更令神机营的兵丁不满。

　　“看他，”有个人小声跟他同伴说，“象不象骡子带个眼罩？

　　就管他叫左骡子好了。”

　　左宗棠在南苑盘桓了一整天，看阵法、看火器、看校射。他是有意折磨神机营的兵丁，用意在让醇王知道，队伍出征，行军布阵，如何劳苦，远非安居京师的禁军可比。

　　到得看完收队，已将天黑，神机营不曾打算宿营，而赶回城去，已自不及，临时扎营住宿，搞得手忙脚乱，越发怨声载道。随他一起去看操的营务处总理王诗正，带了一万两银票在身上，这时便找个机会，悄悄问道：“大帅，该犒赏吧？”

　　左宗棠也象曾国荃一样，治军挥金如土。这次从兰州到京师，沿路迎送护卫的兵丁，皆得厚犒，特别是一入直隶境界，对李鸿章派来护送的亲军，一赏便是上千银子。照道理说，应邀看操，这个面子不小，就为敬重醇王起见，也该大大地犒赏。可是左宗棠却大摇其头。

　　“神机营是禁军，除了天子以外，谁也不敢犒军。不必，不必！”

　　他的想法并不错，如果真个发银犒赏，说不定就会有言官参劾，问一句：以臣下而犒禁军，意欲何为？这是雍正、乾隆年间，极可能引起莫大的麻烦。无奈神机营的兵丁并不明白这些大道理，只当左宗棠小气，因而提起“左骡子”就骂。

　　就为了神机营对左宗棠深为不满，所以醇王的态度也改变了，王大臣会议的那天，他的神色很冷漠，而左宗棠却没有看出来，依旧兴高采烈地，大谈训练旗兵的章程。

　　“八旗还有养育闲散的兵丁，我想请王爷主持，挑选五千人，编立成营。我那里挑几百人来当管带、弁目。总期在一年以内，练成劲旅。”左宗棠加重了语气说：“这是我有把握的事。”

　　大家都看着醇王，等他发言，而他却不开口，恭王只好催问了：“老七，你看怎么样？”

　　“只怕没有那么多人可挑。”

　　左宗棠接口说道：“就少一点也行。”

　　“少一点就没有意思了。”

　　左宗棠愕然，这才看出醇王并不热心。当然，宝鋆是早就听说了的，旗兵不欢迎“左骡子”，这时便很机警地迎合醇王的意思，向左宗棠问道：“季翁，如果练五千人，一年得要多少银子，可有预算？”

　　“算过的。”左宗棠答道：“兵丁行装、器械、帐房、操演所用的弹药、看操的奖赏，以及加给的口粮，一年总得三十万银子。”

　　“这就很难了！”宝鋆一直以大学士管户部，谈到钱，他最会“哭穷”，便将中俄交涉以来，备战的耗费，报了一大篇帐，最后说道：“如今中俄新约，已经签订画押，马上就要照约行事，赔俄国人那一大笔兵费，还不知道从何而出？赔款一日不交，俄国人一天不撤。季翁，你想想看？”

　　左宗棠无以为答，只是坐在那里大口舒气，仿佛郁闷难宣似的。

　　见此光景，恭王觉得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便用征询的语气，看着左宗棠说道：“我看，只好暂时缓一缓了？”

　　不缓又如何？左宗棠心有不甘而不能不表示同意，接下来又问：“然则兴修畿辅水利一事呢？”

　　“这自然要借重大力。”恭王又向宝鋆说：“这是一件有关民生的大事，户部得要想办法，筹一笔款子出来。”

　　“是。我一定让他们想办法筹拨。”宝鋆满口应承。

　　经此一番抚慰，左宗棠的兴致才又提了起来，“我们一样一样谈。”他说，“既然练旗兵暂缓，就不必要那么多人。马队不宜干河工，请王爷的示，是不是撤回甘肃？”

　　“对了！撤回甘肃好了。”

　　“步兵亦不必那么多。左右两营，可以裁撤一营，不过兵勇资遣，营官得要设法安插。”

　　“这要看你的意思。”恭王问道：“季高，你想裁那一营？”

　　左宗棠想了一下答道：“裁右营。”

　　“右营督带不是刘璈吗？”

　　“是的。”左宗棠说：“刘璈在我那里多年，很立了些战功，要请王爷给他一个好缺。”

　　“他是什么身分？”

　　“是二品顶戴的即用道，分发在甘肃。不过甘肃现在没有道缺。”

　　恭王点点头说：“我让吏部查一查再说，照你的意思，给他一个好缺就是了。”

　　“我替刘璈谢谢王爷的栽培。”左宗棠转脸看着醇王说：

　　“修治畿辅水利，也还得请七王爷主持。”

　　醇王知道，这是左宗棠用他作挡箭牌，来对付李鸿章可能会有的掣肘，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不过他一向自负任事之勇，所以亦不肯推辞，慨然答道：“事情你去办，有麻烦来找我。”

　　“我不敢替七王爷惹麻烦。只是做事容易做人难，畿辅水利，与他处不同……。”

　　于是左宗棠又开始大发议论，说近畿多“王庄”，濬河开沟，处处会有纠纷，必得醇王出面，才得免除阻挠。

　　“开濬只有解冻以后、台冻之前的几个月，可以施工。如果夏秋之际，雨水太多，山洪涨发，还得停工，算起来没有多少日子可用，如果阻挠一多，完工无日，坐耗钱粮，关系不轻。”左宗棠加重语气说道：“所以不论任何阻挠，都得靠七王爷鼎力，非把它打通不可。”

　　听他说得严重，醇王倒不敢贸然应承了，“你说，”他问：

　　“有些什么阻挠？”

　　“别的阻挠，倒还好办，最麻烦的是，有些人讲风水，明明应该取直的河道，偏偏要求迂回绕越。”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从前直隶总督于成龙，为了保护他的祖坟，沿河别开水道，贻患至今，可为前车之鉴。”

　　提到舆地风水，醇王不由得便想到，最近由刘铭传的一通奏疏所引起的争议。当中俄交涉紧张之时，朝命召宿将入觐，鲍超最先到京，而刘铭传却迟迟其行，直到上年秋天，方始北上。经过保定时，与李鸿章有好几日的盘桓，剪烛长谈，认为自强之道，关键在于建造铁路。李鸿章当时正在筹划开办南北洋电报，也觉得建造铁路与电报相辅并行，功效更好，因而力赞其成，并且由他幕府中熟悉洋务的文案委员，代为拟折具奏。

　　奏折中首先陈述“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因为第一，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

　　其次：“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刘铭传认为中国的要路有南北两条，南路又分为二：一条是由清江浦经山东，一条是由汉口经河南，都抵达京师。北路则由京师东通奉天，西到甘肃，如果不能同时并举，可以借洋债先修清江浦经山东到京城这一条，与南北洋电报，互为表里。

　　这个奏折，相当动听，尤其是“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这两句话，虽是李鸿章借刘铭传之口，对左宗棠放的冷箭，而在朝廷，却实在是搔着了痒处。因此，朝旨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悉心筹商，妥议具奏”。

　　南北洋的意见，大不相同，刘坤一反对，而李鸿章自然赞成，复奏说建造铁路，对于国计、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等等，都有莫大的好处。但“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当然，这是对左宗棠借用洋债，趁机会作变相的攻击。

　　尽管刘铭传的原折、李鸿章的复奏，多方申述建造铁路“其利甚溥”，而在京里却很难找得到同调。言官合疏却说得一无是处，有“三大弊”，“九不利”，“五害”，主要的就因为开铁路便得挖断不知多少家祖坟上的来龙去脉，风水所关，便是祸福所系，所以极力反对。

　　醇王意会到此，心存警惕，很勉强地答应了下来。左宗棠却是处事敏捷，很快地便调集了王德榜所督带的左营亲军，先就动起手来，地方官也都知道他难惹，少不得尽力支援。

　　左宗棠虽于经世实用之学，无所不窥，但到底不是治河的专才，名为“自出相度机宜”，其实并不曾深究，因陋就简，没有几天就让人看出来，他是近乎空疏铺张的性情，因而朝士讥评，随处可以听到。

　　※※※

　　中俄交涉，和平了结，伊犁复归版图，朝中重见一片升平的气象，但是，慈安太后却是心力交瘁，厌倦视朝了。

　　“这一年多，我真是累了。”她微微咳嗽着对恭王和军机大臣说，“如今总算平平安安地，都靠大家同心协力，才有这么个结果。真正不容易！”

　　“这是上托两位皇太后公溥慈祥之德。”恭王答道，“俄事虽已了结，新疆的善后事宜，还很麻烦，臣等惟有悉心筹划，请旨施行。圣母皇太后圣躬不豫，至今还在调养，朝中大政，全靠母后皇太后主持于上，臣等才能禀承。圣躬关系甚重，千万珍摄。”

　　“我知道。”慈安太后停了一下，强打精神，垂询新疆的善后事宜，“我现在不担心别的，只担心俄国人反复，将来伊犁交回，咱们是怎么个接收？”

　　“自然是派兵接收，等新约订成，还有许多细节，由总理衙门另外与俄国使臣磋商。”

　　“派兵接收，只怕又会生出事故，总要规定得明明白白，让俄国人没有话说。”慈安太后又说，“你们看看，是不是找刘锦棠到京里来，问问他们，可有什么难处？预先替他们想办法。还有，以前左宗棠奏过，新疆该设行省，我记得当时定规，等伊犁收回再议。如今该怎么办呢？”

　　“是。”恭王答道，“也还早。等收回伊犁，再议不迟。”

　　“那也得问问刘锦棠他们。”慈安太后吩咐，“你们去商量，是找刘锦棠，还是找张曜进京来谈？”

　　回到军机处商议，决定召刘锦棠的副手，以广东陆路提督帮办新疆军务的张曙进京，这是左宗棠的建议。因为将来率军接收伊犁的，必是张曜，一面要问他有何“难处”，一面指示机宜，亦以直接告诉张曜为宜。

　　“张朗斋此人，关于他的生平，有许多有趣的传说。”宝鋆兴味盎然地问左宗棠：“到底那些传说，是真是假？”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个传闻？”

　　传闻中说：张曜少年杀人，亡命河南固始。那时河南闹捻子，民间多结团自保，张曜勇武能驭众，被推为首脑，都叫他“张大哥”。

　　咸丰末年，捻军张总愚进扑固始，情势危急。县令姓蒯有个女儿，是美人也是才女，钟爱异常。蒯大老爷心里在想：城池一破，自己是地方官，守土有责，自然与城共存亡，家人亦必不能幸免。与其这样白死，不如死中求生，觅一条出路。于是亲笔写了一道告示，贴在十字路口。这通告示，轰动了整个固始城，津津乐道，竟似忘了身在危城，朝不保夕。

　　告示的内容很简单，只说有能守得住固始城的，县令以爱女许配此人为妻。这个奖赏，重于千金，但却没有“勇夫”敢学毛遂的自荐，都说：“这分艳福，只有让张大哥去享。”

　　在弟兄们怂恿之下，张曜也就跃跃欲试了。蒯县令原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相见之下，看他相貌魁伟，先就有了信心。问到破敌之计，觉得张曜的话更有道理。

　　张曜以为敌众我寡，非出奇兵，不能获胜。他表示只需三百人，即可奏功，但这三百人，需个个精壮，不能有一弱者。蒯县令便让他自己挑了三百人，大碗酒、大块肉，好好地犒劳了一顿，亲自送他们出城击敌。

　　张曜拣隐蔽之处埋伏好了，三更时分，奇袭敌营，奔走如风，锐不可当。城内是早就约定好了的，蒯县令调派守军民伕，多备鼓角号炮。一见前方有了行动，城上便大张声势，呐喊助威。捻军仓卒应变，不知官军有多少，无心恋战，纷纷溃退。

　　其时正好僧格林沁率领他的有名的蒙古马队，星夜驰援，数里之外，就望见火光中，官军往来驰逐，威风八面，大为惊奇。等捻军败走，亲自驰马来询问究竟，张曜略陈经过，僧王大为高兴，奏保张曜当知县，同时出面作大媒，为他迎娶了蒯小姐。

　　蒯小姐是名符其实的“掌印夫人”。她不但美而多才，并且精于吏事。张曜是不识字的，所以一切公文，全由夫人处理。外人却不知道，都说“张大老爷是文武全才”。上官亦以张曜为能员，所以官运亨通，扶摇直上，没有几年就当到了河南藩司。

　　于是有个御史刘毓楠，不知为什么与张曜过不去？奏劾他“目不识丁”。原折下河南巡抚查察属实，一字不识，如何能掌理一省民政财务？照例由文改武，调派为南阳镇总兵。

　　这是很丢面子的事，张曜既怒且愤，但无可奈何，只能拜夫人为老师，象蒙童那样，从“认字号”开始读书。年纪长了，自然是悟性好、记性不好，背书背不出，“老师”往往大发娇嗔，有时骂得人下不了台，而张曜甘之如饴。

　　“我看过他的尺牍。”谈到这里，宝鋆举了实例：“书法楚楚可观，颜之骨、米之肉，倒觉得比彭雪琴的一味粗豪，犹胜一筹。”

　　“这是佩翁的奖饰。”左宗棠笑道，“张朗斋惧内是不错，不过外间的传闻，未免失实。”

　　“正为失实，所以请教。”

　　“其实，我亦不甚了了。他的籍贯就弄不清楚，先是浙江上虞，改隶大兴，又改隶杭州，而世居吴江同里镇。”

　　同里是出名富庶的鱼米之乡，赌风极盛，张曜年轻的时候，便日夜在赌场中讨生活，有一次耍无赖，为他一个姓陈的亲戚批颊痛斥。张曜大为悔恨，年轻好面子，这一来自觉在同里无脸见人，远走河南，投奔他的姑夫，固始知县蒯贺荪。

　　蒯贺荪也知道这个内侄，少年无赖，不堪委任，而且目不识丁亦无用处。不过天下每一个县衙门，都有这类“官亲”，处置之道，无非每天两顿大锅饭，每月几两银子的零用，张曜就是这样在他姑夫那里吃闲饭。

　　麻烦的是闲饭吃不饱。张曜生来魁梧，闲来无事玩石锁、仙人担练膂力，所以食量甚大，饭桌上风卷残云似的，害得别人常常吃白饭，厨子对他更加厌恶。张曜自觉无趣，只好节食，在衙门里吃了饭，再到外面食摊上去找补。这一来，每月几两银子的零用，自然不够，连剃头洗澡的钱都没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蒯贺荪见了就骂，这碗闲饭，着实难吃。

　　其时捻军初起，但声势甚盛，当地士绅会齐了去见蒯贺荪，愿意凑出钱来招募乡兵以自保。这是各地通行的办法，蒯贺荪当然接纳，招募了三百人。但要派一名管带，却无人应命，因为人数既少，又无训练，决不能抵挡越“捻”越大，越“捻”越紧的捻军。

　　张曜倒有跃跃欲试之意，但深知他姑夫轻视他，不敢贸然开口。最后，真的找不到人了，他才硬着头皮自告奋勇，蒯贺荪没有选择的余地，便将三百人交了给他。

　　就这天黄昏，快马来报，大股捻军已扑向固始。蒯贺荪大起惊慌，计无所出，张曜却沉着得很，认为这三百人不能守城，要埋伏在城外，教捻军不知虚实，一惊而走，才保得住固始。

　　蒯贺荪觉得他的话也有道理，便让他带队出城。这一夜奇袭敌垒，便如传闻中所说的，恰好遇到僧王，激赏之下，以朝廷授权，便宜行事，给了张曜一个五品顶带。以后蒯贺荪调职，张曜便接他姑夫的遗缺，当了固始知县。他开始读书，确是在由河南藩司改任为南阳镇总兵以后，不过另延文士为师，却不是他夫人的学生。

　　“倒是有件事，真可以看出张朗斋的性情。”左宗棠说道：“刘毓楠当安徽凤颖道，被劾落职，回河南祥符老家，贫无聊赖，居然跟张朗斋通殷勤。诸位猜张朗斋作何态度？”

　　“自然是不报。”宝鋆答说。

　　“不然。”李鸿藻说：“贻以千金。”

　　“是的。”左宗棠点点头，“每年如此。最妙的是，每次给刘毓楠的信上，都钤一方小印，四个字：‘目不识丁’。”

　　“这不是揶揄。”李鸿藻大为赞叹，“是感念刘毓楠栽成之德。胸襟如此，真正可爱。”

　　“这倒跟樊燮的事相象。”

　　宝鋆所指的樊燮，也是个总兵，当年也是因为目不识丁为湖南巡抚骆秉章所严劾，而实在是在骆秉章幕中独断独行的左宗棠的主意。樊燮罢官，回到湖北恩施老家，愤不能平，延名师教他的儿子樊增祥读书，说是“不中进士就不是我的儿子。”果然，樊增祥刻苦力学，光绪三年成进士、点翰林，不负老父的期望。

　　“说起来也是我一激之力。只不知樊云门可有张朗斋的雅量？”说着，左宗棠掀髯大笑。

　　由于张曜有这些传奇的故事，益令人想见他一见，所以当时便作了决定，接受左宗棠的意见，由军机拟旨，召张曜到京，面受机宜。然后各自散去。

　　左宗棠这时已在京城里置了一所住宅，并且接来了眷属。第一个通家之好是于他有恩的潘祖荫，常有往来，这天也是潘祖荫请客，所以由军机处散出来，径赴潘家去赴午宴。潘祖荫富于收藏，特别是金石碑版，宴罢一一为左宗棠指点。其实有许多关中出土的商周鼎彝，还是左宗棠送他的，此时听潘祖荫细述源流，考证得明明白白，颇有宝剑赠与烈士之感，因而主人得意，客人更得意。

　　就在兴尽将告辞的时候，听差来报：“涂大人来拜！”

　　“涂大人”是指河南巡抚涂宗瀛，安徽六合人，举人出身，替曾国藩办过粮台，跟左宗棠也算熟人，但跟潘祖荫素无渊源，这次奉召入觐，在礼貌上已拜访过一次，这第二次来拜，就可以不见了。

　　“挡驾！”

　　“回老爷的话，涂大人说来辞行，还有事要谈。”

　　潘祖荫有些为难，有贵客在此，不能不陪，如邀左宗棠一起相见，又怕他会当着曾国藩的旧部大骂曾国藩，未免尴尬。

　　左宗棠看出他的难处，而且人也倦了，便即说道：“涂朗轩也是旧识，前几天我们刚见过面，畅谈往事。此刻我就不必见他了。”

　　于是潘祖荫吩咐听差，将涂宗瀛先请到花厅里坐，然后开中门送客，看左宗棠上了轿，才回进来会涂宗瀛。

　　照例寒暄过后，涂宗瀛才道明来意，是特为来谈一件案子。

源济

第四十九章

　　河南多盗，捉盗贼要靠捕快，所以盗贼一多，捕快也多，大县列名“隶籍”的，竟有上千人之多。其实，正如俗语所说的“捕快贼出身”，白天坐在“班房”里的捕快，正就是黑夜里明火执仗的强盗。

　　全河南最有名的一个捕快，是南阳府镇平县的胡体安，此人就是一个坐地分赃的大强盗。自己当然不出手，也不在本地做案，是指派徒子徒孙劫人于数百里外。由于手段狡猾，而且声气广通，所以很少出事。如果案子闹得太大，追得太急，胡体安还有最后一着：以重金买出贫民来“顶凶”。

　　有一次胡体安的党羽，在光州抢了一个姓赵的布商，此人是当地巨富，被劫以后，照例报案，也照例不会有何结果。于是姓赵的自己雇人在私下侦查，查出来是胡体安主谋指使。姓赵的便亲自上省，走了巡抚衙门文案委员的门路，直接向巡抚涂宗瀛呈控。发交臬司衙门审问。苦主指证历历，毫无可疑，于是涂宗瀛下令，指名拘捕胡体安。

　　密札由巡抚衙门下达臬司，然后由道而府，由府而县，层层照行，到了镇平知县手里，拆阅之下，大惊失色。

　　镇平知县是个山东人，名叫马翥，三甲进士出身，“榜下即用”，抽签分发河南。论州县补缺的班次，新科进士是“老虎班”，遇缺即补，所以到省禀见的第三天，藩司衙门就“挂牌”委署镇平知县。到任不过半个月，就遇见这么一件有关“考成”的盗案，主犯竟是本县的捕快，如何交代得过去？即使逮捕归案，失察的处分，必不可免。

　　“老夫子，”他向刑名师爷说：“你看看，真正该我倒霉，本县的捕快，竟远到光州作案，上峰指名查拿，足见重视。请老夫子连夜办公事，拿这个胡体安，押解上去。”

　　“慢来，东翁！”姓毛的刑名师爷慢条斯理地答道：“这个胡体安，还不知道在那里呢！”

　　“怎么？”马翥愕然，“不是本县的捕快吗？”

　　“名为捕快，其实也许是地痞、流氓，或者是充眼线的，挂个名而已。”毛师爷又说：“东翁刚刚通籍，又刚刚到任，对河南的情形，谅来还不熟悉。喏，是这么回事……。”

　　等毛师爷略略谈了河南多盗所以多捕快的缘故，马翥更加着慌，“照此看来，这胡体安能不能缉捕归案，犹在未定之天。”他说，“密札上限期只有十天，怎么办呢？”

　　“事情是有点棘手，不过东翁不必着急。等我来想办法。”

　　于是毛师爷从床头箱子里取出一个小本子，背着马翥翻了半天。这是个不肯让任何人寓目的“秘本”，里面记载着各种办刑案所必须的资料，其中之一就是捕快的名册，姓名年籍，是“承袭”还是新补，新补则来历如何？查到胡体安，下面注明：“刘学太保荐。”

　　“不要紧。等我找个人来问问。”

　　“找谁？”马翥问道。

　　“也是本县的捕快，刘学太。这是个真捕快。”

　　于是到班房里传唤捕快刘学太。磕罢了头，刘学太只向毛师爷问说：“师大老爷，有什么吩咐？”

　　“你的麻烦来了！”毛师爷向窗外窥探的人喝道：“都替我出去！关门。”

　　幕友的规矩，都是独住一院，食宿办公，皆在一起，关防十分严密。刘学太见他如此处置，知道真正有了麻烦，脸色顿时就变了。

　　“你保存过几个名字？”

　　这是指保荐捕快，刘学太一时也记不清，想到就说，一共报了五个名字，其中没有胡体安。

　　“不对吧！”毛师爷问道：“有个胡体安呢？”

　　“胡体安！”刘学太吓一大跳，“保这个人的，多着呢！不止我一个。”

　　“我只找你一个！”毛师爷扬一扬他的“秘本”，又加一句：

　　“我只着落在你身上。”

　　“师大老爷明鉴，”刘学太跪了下来，“胡体安是本县一霸，极难惹的，如果风声透露，一定抓不到了。师大老爷既然着落在我身上，我一定想法子抓人来，公事上好有交代，大老爷的前程可以保住，不过……。”

　　听他欲言又止，自然有条件要谈，毛师爷问道：“你还有什么话，尽管说。”

　　“请大老爷体恤，第一、限期宽些；第二、我的家小不动，免得打草惊蛇。”

　　“家小不动”，是请求免予扣押他的眷属，差役奉命办案，为加重压力，原有这样的办法。如果扣押了刘学太的家属，可能胡体安会起疑心，所以说是“免得打草惊蛇”。这要求合乎情理，毛师爷允许了他。

　　“不动你的家小，可以。不过，限期不能宽，因为上面的限期也紧得很。我给你三天限，第四天没有人来，可别怪我无情，要请你老娘来吃牢饭了。”

　　刘学太跟胡体安是有往来的，他在光州那件案子，刘学太亦略有所闻。抓他倒不难，“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胡体安在镇平的产业甚多，决不会走，软骗硬逼，总可以把他弄到手。但这一来便结成了生死冤仇，人家党羽众多，而且都是亡命之徒，自己决不能去惹这场杀身之祸。

　　想来想去，只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办。当跟毛师爷答话时，说“一定想法子抓人来，公事上好有交代”，便是暗示：总有一个“主犯”就是。如今只有跟胡体安自己去商量，弄个“主犯”来归案。

　　“胡老大，”他屏人密告：“光州那件案子犯了，指名要你的人，着落在我身上。你说怎么办吧？”

　　胡体安先惊后笑：“老刘，你是跟我开玩笑？自己弟兄，有话好说，何必来这套？”

　　“这你就不对了！我当你自己人，才来老实告诉你，请你自己想办法，你倒疑心，我在你身上玩什么花样，这不太冤屈人？你不想想，保荐你的是我，我把你弄了进去，于我有什么好处？”

　　最后一句话，说得很透彻，胡体安原是一种试探，探明真情，随即改容相谢：“老刘，老刘，我跟你说笑话的。你这样维护我，我岂有不明白的道理。来，来，我跟你好好讨教。”

　　引入密室，一榻横陈，两个人隔着鸦片烟灯，悄悄计议，决定了弄一个“顶凶”去搪塞的步骤。第一件大事，当然是在毛师爷那里送一笔重礼。

　　礼送进去，毛师爷收下了，这就表示毛师爷已有所默喻。于是在胡体安家抓了个人到“班房”，这个人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名叫王树汶，是胡体安家厨房里当杂差的小厮。

　　“先把他吊起来！”刘学太喝道，“问他，叫什么名字？”

　　吊起来一问，王树汶哭着说道：“我叫王树汶。”

　　“什么王树汶？替我打，着实打！”

　　“不是，不是。”王树汶大喊，“我叫胡体安。”

　　“好了，好了！放下来，放下来！”刘学太作出那种惊吓了小孩，心怀歉疚而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来抚慰的神情，“早说你是胡某人，不就用不着吃苦头了吗？”

　　于是旁边的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吊着的王树汶放了下来，替他揉膀子的揉膀子，擦眼泪的擦眼泪，服侍得倒是好周到。

　　“小鬼该饿了，弄顿好的给他吃！”

　　县衙门前的小吃摊子最多，不一会就送来了一碟子卤驴肉，一大碗酸辣汤，一盘洋面馍馍，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但是眼泪汪汪的王树汶却只是摇头。

　　“吃啊！”有个年纪跟王树汶差不多的小皂隶，老气模秋地说，“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干吗弄出这等样？”

　　一语未毕，脸上着了一巴掌，“去你娘的！”刘学太恼他“一人做事一人当”这句话说得不合时宜，瞪眼骂道：“这里没有你的话！你他妈的少开口，没有人当你哑巴。”

　　等那小皂隶捂着脸，嘟着嘴避到一边，王树汶怯怯地问道：“刘大爷，你说的话算不算数？是不是骗我？”

　　“我怎么骗你？那句话不算数？”

　　“就是，就是‘没有死罪’那句话。”

　　“当然罗，怎么会有死罪？”刘学太在他旁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拉住他的手，用恳切得恨不能挖出心来给他看的神情说：“你倒想想，如果不是上头都说好了，凭你这样儿，混充得过去吗？你虽只十五岁，很懂事了，总也听说过‘顶凶’是怎么回事？现在是为了敷衍公事，不能不装个样子。你尽管放心大胆，上头怎么问，你怎么答，包你无事。”

　　“会不会打屁股？”

　　“这就在你自己罗！”刘学太将身子一仰，“你老老实实招供，不惹县大老爷生气，他凭什么打你？”

　　王树汶想了一下，点点头，拿起一个馒头，掰开一块，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

　　“不过有句话，我先关照你，你别怕！”刘学太很从容地说：“公事有公事的样子，尽管暗底下都说好了，场面上要装得象，照道理说，这种案子要钉镣，不要紧的，一切有我。”

　　这一下，王树汶倒了胃口，衔着一口食物，怔怔地望着刘学太，疑惧满面。

　　“跟你说过了，只是装样子，到了监狱里，我马上替你卸掉。总之一句话，你相信我刘大叔，放心就是。”

　　“刘大叔，”王树汶问道：“你说没有死罪，那么，是什么罪呢？”

　　“至多三年的牢狱之灾。在监狱里，让你睡高铺，一天两顿，这样的白面馍馍管你个够。准包三年下来，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连你自己都认不得你自己了。”刘学太放低了声音又说：“三年一满，不是许了你了吗？两顷地、五十两银子，娶个老婆，雇两个长工，小子，你时来运转，马上就成家立业了！”说着，便使劲在他背上拍了一巴掌，是替他高兴得忘形的神气。

　　王树汶的脸色渐渐开朗了，然而就象黄梅天气那样，阳光从云端里漏了一下，旋又消失，依然阴霾满天，“我不相信有那么好的事！”他摇摇头。

　　“谁骗你？谁骗你就天诛地灭。”刘学太煞有介事地，“明天就让那面写契给你，五十两银子替你存在裕丰源，折子交给你自己收着。这总行了吧？”裕丰源是镇平县唯一的一家山西票号。

　　“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不赌过咒了吗？”

　　终于，王树汶点点头，重新开始喝汤吃馒头。刘学太便又叮嘱了一番话，将他稳住了方始离座，走到间壁屋子。

　　“我看见了。”刑房张书办大摇其头，“怎么弄这么一个孩子来？也要搪塞得过去才行啊！”

　　怎么会搪塞不过去？刘学太知道，张书办一肚子的诡计，死的也能说成活的，何况有个教好了口供的人在那里？他这样表示，当然是有作用的，为求痛快，不如自己知趣。

　　“老胡让我捎了信来，”他低声说道，“有笔孝敬，马上替张二叔你存到裕丰源去。”接着便伸了两个指头。

　　“二百？”

　　“嗯。”

　　“这么件案子……。”

　　“这是先表微意。”刘学太抢着说：“事情弄好了，还有这个数。”他又伸了三个指头。

　　张书办想了一下，很认真地说：“也罢了！不过话说在头里，我是净得。”

　　“自然，自然。毛师爷那里另外已经有了。”

　　“我上去说。倘或他有话下来，你得告诉老胡，让他找补。”

　　“那当然，反正不让你为难就是。”

　　毛师爷倒没有说什么，也许已经满足，也许等案子到了紧要之处，另有需索。张书办心想，反正有话在先，归刘学太自己去打点，这时就不必谈钱，只谈人好了。

　　“人是太瘦小了一点，不过讲话倒还老练，能充得过去，而且也不尽是混充。”

　　“这怎么说？”毛师爷问道：“这家伙也是一起下手的？”

　　“下手的是老胡的侄子，他也跟了去的，不过并不知情。”张书办说，“总扯得上一点边，也不完全是冤屈。一切都靠师爷了。”

　　“等我想想。”毛师爷在想，马翥有些书呆子的味道，又是很深的近视眼，若是坐堂问案时，弄得黑黝黝地让他看不清楚，这一案可以混得过去。不过，由县而府，由府而道，一直到省里，都要打点好了，才得无事。

　　“老胡知道。”刘学太这样回答他，“已经有预备了。”

　　“那行。”

　　于是毛师爷派人将马翥请了来，一见面就说：“恭喜东翁，正凶已经抓到了。”

　　“彼此，彼此！”马翥笑容满面地答道，“全是仰仗老夫子的大力。”

　　接着便谈到案情。这些盗案重犯，往往先由刑房书办问一遍，作成“节略”，叙述案情梗概，这份节略是早就做好了的，马翥接到手里，看不了两三行便停了下来，脸现讶异之色。

　　“想不到这个盗魁，这么年轻，才二十一岁！”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审案子宜乎虚己以听，东翁切莫先存成见。”

　　“说得是，说得是！”马翥受教，等将节略看完，便要传谕升堂。

　　“东翁！”毛师爷拦阻他说，“此时还不宜提审！”

　　“噢！”马翥问道：“莫非有什么说法？”

　　“胡体安能在千里以外作案，党羽自然不少，此刻提审，不禁百姓旁观，倘或有那无法无天的在公党闹事，虽无大碍，究于东翁官威有损。”

　　“是，是！”马翥心诚悦服地请教：“那么，老夫子看，以什么时候为宜？”

　　盗案、风化案，或者涉于机密，有所关碍的案子，原可以便衣在花厅提审，马翥十年寒窗，初为民牧，既不谙世故，更不懂做官，毛师爷便是欺他这一点，一本正经地说道：“明日早堂，越早越好。一则，清静，再则，要弄成阴森森的样子，教犯人想到，上有鬼神，不可欺诳，自然照实作供。”

　　马翥自然嘉纳其言，传话下去，第二天早堂问案。

　　第二天曙色初透，公堂便已伺候好了，马翥也是半夜里就被唤醒，漱洗饱餐，然后换上公服坐等。到钟打六下，刑房张书办到签押房窗外禀报：“请大老爷升堂。”

　　由上房过二厅、到大堂，在暖阁中升了座，只见正前方一块灰蒙蒙的天，正飘着毛毛细雨，还有风，吹得公案上一盏红色牛角罩的烛台，光晕摇曳，连文牍都不甚看得清楚。此外的光亮，便只有正檐前两盏用三脚竹架支着，“镇平县正堂马”的字样犹新的大灯笼，照出站班的皂隶，肃然无声地分列两旁，手里不是拿着竹板，便是刑具。

　　“都伺候好了！”张书办在马翥身边关照，同时将个红布面的卷宗一揭。

　　于是马翥用朱笔在名单上一点，口中吩咐：“带胡体安！”值堂的皂隶大声应着：“喳！”接着到檐前宣示：“奉堂谕，带胡体安。”

　　刘学太已经在西角门外等候了半天，这时便拍着王树汶的肩膀，安慰子侄似地说：“不要怕，不要怕！一切有我。县大老爷是书呆子，最好说话；你答供得干净俐落，他一定高兴。”

　　王树汶深深吸了口气，重重地点着头说：“我知道。”

　　“好，上去吧！”

　　于是铁索鎯铛，就象变把戏牵出一头猴子似的，将王树汶牵到堂上跪倒。为了要做出强盗的气派，他依照刘学太的教导，昂起了头，极力装成满不在乎的神态。

　　“禀报大老爷，”刘学太屈一膝大声说道：“奉堂谕，带到盗犯胡体安一名。”

　　马翥向下望去，影绰绰一个瘦瘦小小的孩子，不免惊奇，但以毛师爷的先入之言，并未想到这个孩子不象强盗，只感叹着人心不古，这样的年轻人，居然也会行劫。

　　端详了一会，他开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胡体安。”

　　听他这样回答，刘学太和值堂的张书办都松了口气，即令王树汶不致临时变卦，却怕他惊慌失措，无意问露出真相，现在听他语气平静从容，自是极大的安慰。

　　“你今年多大？”

　　“今年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马翥摇摇头，“倒看不出。”

　　“小的生日小，腊月二十五日。”

　　马翥没有理他的话，看着案卷问道：“光州赵家的抢案，是不是你做的？”

　　“是的。”

　　“你好大胆！”马翥的声音提高了，“你知道不知道，抢劫是什么罪名？”

　　“大老爷开恩。”王树汶磕了个头说，“小的实在叫没法。这几年河南大旱，没有得吃的，小的上有七十多岁的老的要奉养……。”

　　“慢点！”马翥捉住漏洞，急忙问道：“你今年才二十一岁，倒有个七十多岁的父亲，这话怎么说？”

　　漏洞捉得太快了些，如说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娘，便难辩解，七十多岁的父亲却无足为奇，王树汶原就能说会道，加以县大老爷果然如刘学太所说的“好说话”，心里不太畏惧，更能从容圆谎：“小的是小的父亲的老来子。”

　　“你娘多大？”

　　“我娘今年整五十。”

　　“那还罢了。”马翥停了一下，接上原来的话头：“虽说饥寒起盗心，到底不可恕，你年纪轻轻，什么事不可以做，为什么要做强盗？”

　　“小的原在前任大老爷手里补上了一个名字，有名无粮，是空的。”王树汶说，“小的不敢在本地做案。请大老爷开恩。”

　　“你做案自然不止一个人，同伙呢？是那些人，从实招来。”

　　“一共五个人。”王树汶随意报了四个名字，连他自己是五个。

　　“这四个人住在那里？”

　　“小的不知道。”

　　“胡说！”马翥拍着桌子呵斥，“你们同伙做案，怎么会不知道他们住在那里？”

　　“大老爷，不是小的敢欺大老爷，实在因为这四个人，都是无家无业的混混，平时不是住在土地庙，就是人家屋檐下蹲一夜。等小的被抓住，那四个人想来是听见风声，逃得干干净净了。”

　　听这话，似乎有理，马翥便喊：“张书办！”

　　“有！”张书办在公案旁边打了个扦，站起身来等候问话。

　　“这个强盗同案的还有四名犯人，要抓到才是。”

　　“是！”张书办先答应这一声，顾住了马翥的官威，然后才踏上两步，低声说道：“回大老爷的话，这是另外一案，与本案无关，书办的意思，不必多事。”

　　“这就不对了！同是一案，怎么说是另外一案？”

　　“大老爷明鉴，本县办的不是盗案，光州出的案子，没有报到本县，与本县无干。”

　　“那么，你说，我们办的这件案子，叫什么名堂？”

　　“本县只不过奉上台公事，指名逮捕胡体安，抓到胡体安，公事就可以交代了。”

　　“啊，啊！”马翥恍然大悟。这案情上是有些分别，光州出的抢案，并未向镇平县来报，实在不必越俎代庖去细问，上面叫抓胡体安，抓住胡体安往上送就是。不过，他又有疑问：“胡体安已供了这四个人，上面不是要着落在本县逮捕归案吗？”

　　这一下，张书办就不能再明说了，凑上去附着马翥的耳朵说道：“大老爷，供词好改的，这四个人居无定处，不在本县，就与本县无干。”

　　“对！”马翥用极低的声音问：“怎么改法？”

　　“改为胡体安亲供：路经某处，纠合不知名无赖四人，伙同行劫。”

　　“行吗？”马翥怀疑；“好象太滑头了。”

　　“这种事很多，俗语说的‘见财起意’，就是这个样。河南这几年大旱，饥寒起盗心，不相识的连手‘打杆子’的案子，书办那里总有几十件。”

　　“好，好！依你。”马翥便不再多问了，摆一摆手说：“先押下去。回头再问。”

　　王树汶被押了下去，仍旧在班房里坐，也仍旧由刘学太陪着，叫小徒弟到衙门前面照墙下的小吃摊上弄来一大碗牛肉泡馍供他点饥。双手铐着，不便持箸，又替他开掉了手铐。

　　吃到一半，张书办走了来，将刘学太唤出去，嘱咐了几句，他便回进来对王树汶说：“兄弟，还要过一堂，画供。那四个人，你只说是路上遇见的，谈起来都是衣食不周，饥寒交迫，没奈何结伙去抢人家。不知道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这一来，罪名就会轻得多。”

　　听说“罪名会轻得多”，王树汶自然乐从。于是等他画了供，打叠文卷，备文呈送南阳府。南阳府的刑幕跟毛师爷是拜把兄弟，自然照转不误。到了臬司衙门，却没有这样顺利了。臬幕是刑名老手，灯下细阅全卷，疑义甚多，一条一条都用笺纸签注了，预备陈明“东翁”加以痛驳。

　　这是公事公办的做法，私底下却另有一套。天下幕友，浙江绍兴人居多，通称“绍兴师爷”，尤其是刑名，精于律例以外，并有师承秘传的心法，一案入手，先定宗旨，要救什么人？所以纪晓岚戏称此辈为“四救先生”，四救中最重要的一救是：“救生不救死”。说起来是体上天好生之德，多积阴功为儿孙造福。其实，“救死”则无非昭雪冤抑，虽可扬名，不见得有实惠，救生则犯人家属，必然尽力所及，花钱买命。如果遇到富家子杀人的命案，若能设法开脱，那就予取予求，吃着不尽了。

　　当然，这非上下联手不可。因此，幕友贵乎广通声气，自成系统，不然有天大的本事亦行不通。也因此，学幕贵乎师承，先从州县着手，有了基础，然后再投“宪幕”，学刑名的便拜臬司衙门的刑名老夫子为师。这样经过一两年，出而应聘，则从州县到省，整个办案程序，无不了然，叫做“能得其全”。同时，老师既在“宪幕”，当然处处照应，事无扞格，州县必定争相礼聘。而学生报答老师的，则是提取束修的几分之一，按月孝敬。臬司衙门的刑名师爷和藩司衙门的钱觳师爷，如果能在某一省待上三、五年，羽翼满布，坐享其成，可致巨富。

　　河南臬署的这个张师爷，却是应聘未久，正在“打天下”，遇见这件案子，当然不肯轻易放过。同时，心里也很恼镇平县的毛师爷，这样一件破绽百出的盗劫重案，竟因自恃与府幕是拜把兄弟，可以顺利过关，便不将宪幕放在眼里，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岂不可恨？

　　然而，这些毛病倘或一一签出，直陈“东翁”，以后要自我转圜就很难，也就没有戏好唱了。如果托出人来向毛某示意，则又为人所轻，而且也知道姓毛的手段厉害，怕为他捏住索贿的把柄，反受挟制。必得想个表面不着痕迹，暗中能教姓毛的晓得厉害的办法，才能让他自己来登门求教。

　　这个办法不难想。张师爷亲笔拟了一道公文，提醒南阳府注意限期。刑名有“审限”，凡是各省盗劫案件，自破案到结案，限期四个月，州县限两个月解直隶州或府；直隶州或府限二十天解臬司衙门；臬司衙门限二十天解督抚；督抚限二十天咨题刑部，违限参处。这些规定虽载明在‘刑部则例’中，但早成具文，误了限期，随意找个理由，声明一笔就可以了。如今臬司衙门忽然重申审限，足见重视，也等于警告南阳府和镇平县，这件案子决不会如府县所呈报的那样，循例照转，而在臬司那里，将会重新开审，追根问底。

　　这一下，毛师爷才知道臬幕张师爷不是好惹的人物，一面赶紧派刘学太用骡车将王树汶解到府里，一面托人向张师爷关照：“多多包涵。”

　　受托的是毛师爷的小同乡，跟张师爷也是熟人的一个候补知县。结果碰了个软钉子，张师爷表示要等人犯解到，臬司审过再说，能帮忙一定帮忙，帮不上忙，也就无法。

　　这话说如不说。中间人传到毛师爷那里，才知道空口说白话，无济于事，便老老实实再托中间人去探询，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能帮忙包涵？

　　张师爷只提出一个条件，要毛师爷拜他的门。论资格年龄，彼此相仿，对毛师爷来说，这个条件未免委屈。但从利害上来打算，能结成这重关系，不但眼前的困境可解，以后还有许多照应，也未始不是好事。因此，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于是经过中间人的安排，毛师爷专程上省，借了朋友家行拜师大典。在红毡条上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磕过三个头，献上大红全帖及一封贽敬，是一百两一张的银票。

　　张师爷为了打天下，恩威并用。毛师爷给他磕头，他高坐堂皇，受之不辞，那封贽敬却是“璧谢”。不但不收贽敬，还赠了学生一份重礼，是关外带来的一件大毛皮统子和一枝老山人参。那件盗案，当然也顺利过关，由署理臬司麟椿，申详抚院，咨题刑部。

　　原拟的罪是“斩监候”，秋审处的总办赵舒翘认为罪重拟轻，根据律例改定为“斩立决”。用“钉封文书”发回河南，委了个刚刚到省的大挑知县陆惺监斩。

　　于是一大早将王树汶提堂，验明正身，王树汶还不知道自己要绑赴市曹，只当复审，依然报明自己的姓名是胡体安。等到上绑，才知不妙，想喊冤枉时，“麻核桃”已塞到嘴里，开不得口了。

　　就这样押上骡车，鸣锣喝道，前往闹市处斩。车过城隍庙，拉车的骡子不知怎么受了惊，突然不由正道，斜穿横出，直奔城隍庙，一时秩序大乱。陆惺也停了轿，等候骡车，而那头骡子，怎么样鞭打也不肯出来。

　　这一阵折腾，王树汶的“麻核桃”从嘴里落了下来，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便使足吃奶的气力，高声喊道：“冤枉！”

　　其声凄厉，令人毛骨悚然。陆惺心里本就厌恶，一到差，别样差使没有干过，却先奉委监斩，这时听得犯人鸣冤，加以骡车无缘无故闯入城隍庙，立刻认定冥冥之中，必有鬼神示警，所以等差役和车伕，好不容易将骡车弄出来以后，他却吩咐：“不到刑场了！”

　　“什么？”承办的差人，从未遇见过这种事，只当自己听错了，特意再问一句：“请大老爷再说一遍。”

　　“不到刑场了。到臬台衙门。”

　　这一下才听清楚。差役奉令行事，转道臬署，陆惺派人到门上投手本，声明有紧要公事，必须面禀臬司。

　　麟椿已经得报，认为陆惺胡闹，加上张师爷危言恫吓，越发不悦。所以接见陆惺时，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回大人的话，此案必有冤情。”陆惺将城隍庙所发生的意外经过，说了一遍。

　　“胡说！”麟椿放下脸来申斥，“你知道你自己干的是多荒唐的事！奉旨正法的人，你无故延误，还有胆子跟本司来说？

　　赶快去！”

　　“回大人的话，实在不是无故。人命至重，既死不能复生，看这罪犯，是一小孩，不象杀人越货的强盗，还请大人重新审问。”

　　麟椿怒不可遏，而又有些气得说不出话的神情，胸前起伏了好久，忽然很冷静地问道：“陆大令，我倒要请教，你究竟要干什么？”

　　“只为了事有可疑，请大人明断。”

　　“莫非你受了犯人家属的重贿，有意找个事故想替他翻案不成？”

　　陆惺骇然，而且也气恼不止，但不能不平心静气分辩，“大人这话从何而来，窃所不喻。”他说，“我到省不久，胡体安一案还未听说过，直到奉委监斩，今天一早提堂验明正身，才知道犯人是什么样子。大人如何这样子猜测？”

　　“哼！”麟椿冷笑，“你的行为太离奇了，教人不能不疑心。你是举人，想来笔下有自知之明，春闱无望，才就了大挑一途。相貌、言语能够让王公大臣看中，挑上了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入仕途，就该小心谨慎，好好当差。这样子胡闹，你是自毁前程。”

　　说着端一端茶碗，廊下听差，随即高喊：“送客！”麟椿却连最起码的，哈一哈腰送客的姿态都没有，站起身来就转入屏风后面了。

　　“大人、大人！”

　　陆惺还想追进去，却让听差挡住了，“陆大老爷，”那听差提醒他说：“官场的规矩要紧。”

　　陆惺无奈，只有回出臬司衙门，全副“出红差”的“导子”都摆在衙前，惹了无数老百姓围观。听骡车中却无声息，陆惺便问：“犯人怎么样？”

　　“犯人不喊冤了。”

　　“那，那，”陆惺异常吃力地说：“那就上刑场！”

　　到了刑场，地保已经设下公案。陆惺下轿升座，眼看差役将“胡体安”从骡车里弄了出来，软不郎当地瘫成一团，好不容易将他扶得跪倒，突然间，犯人又喊出一声来：“冤枉！”

　　他先是被打昏了过去，此时好一阵播弄，加以冷风一吹，回过气来，身上便似有了筋骨撑持，喊出这一声，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诧异，四周顿见骚动。

　　“冤枉啊！”王树汶厉声极喊，“我那里是胡体安？他们答应我没有死罪的，怎么又要我的命？”

　　执役的差人，一拥而上，有人踢他有人骂，有人还想去掩他的嘴，却都让陆惺喝住了。

　　“住手！”他大声吩咐：“将犯人带上来。”

　　这一下，四周的百姓都往里挤，那些差役个个变色，怕因此激出民变，于是有个花白胡子的刑房书办，赶紧上前向陆惺关照：“大老爷，莫在这里审！”

　　陆惺被提醒了，他是极明事理，懂得分寸的人。自己是监斩官，遇到这样的事，唯有停刑请示，倘或擅自审问，便是推翻定谳，也就等于违旨，这罪名决不会轻，因而感激地向那刑房书办答道：“言之有理。将犯人押回去再说！”

　　押到那里？陆惺是候补知县，并无衙门，如果是寻常犯人，可以寄押首县，这一案奇峰突起，诡谲之至，首县怕事，必不肯代为寄押。臬司衙门则更不必谈，因此，当刑房书办问到这一层时，陆惺不由得发愣。

　　然而人群汹涌，虽不敢大声喧嚷，却是议论纷纷，有如鼎沸之势，再有好看热闹的，拚命从人群后面向前挤，刑场的圈子越缩越小，再下去就会维持不住秩序。那白胡子的刑房书办，见此光景，不能不越权作紧急措施了。

　　“奉监斩官谕，”他拉开一条极苍劲的嗓子喊道：“正法盗犯，临刑鸣冤，带到巡抚衙们，秉公处断。”

　　巡抚是一省最高长官，而涂宗瀛到底是经曾国藩陶冶过的，且也讲讲理学，所以虽有嗜财之名，却不敢公然贪墨，只拿自己所刻印的书，诸如《太极图说》之类，向属下推销。比起李瀚章、李鸿章兄弟的操守，已算甚贤。在河南的官声还不错，加以有“秉公处断”这句话，心怀不服的老百姓一口气平了下去，让陆惺安然将王树汶带了走。

　　当然，一路走，一路有老百姓跟着，跟到巡抚衙门，抚标中军已经得报，深怕百姓聚众滋事，赶紧调派得力亲军，掮着洋枪，在东西辕门列队警戒，同时弄了几块“高脚牌”，大书“抚署重地，闲人免进”，叫人抗在肩上，巡行辕门之外，阻拦百姓前进。

　　陆惺当然也下了轿，带着犯人，步入辕门。一见抚标中军，三品参将，站在照墙下面，赶紧趋前几步，请个安说：“大人，我奉命监斩，出了奇事，请大人代禀抚台，我要求见。”

　　“不敢当，”抚标中军还了个军礼，“陆大老爷怎么弄了这么多老百姓来，闹出乱子，这责任恐怕老兄担不起噢！”

　　一听这话，大有责备之意，陆惺赶紧答道：“事出无奈，请大人鼎力维持。百姓无非关切犯人的冤抑，只要抚台下令，秉公重审，百姓决不敢胡乱闹事。”

　　“话是这么说。百姓一聚集了起来，就难解散了，更怕内有奸人捣乱。陆大老爷你这件事做得大错特错，闲话少说，你赶紧自己去禀见抚台，我在这里弹压。”

　　“是，是！”陆惺大踏步进了衙门，递上手本，门上也知道事态严重，不敢刁难，只是决没有好脸嘴给他看。冷冷地说一句：“到官厅里候着！”

　　等候不到十分钟，门上来传话：抚台在花厅接见。到得花厅，涂宗瀛已站在廊上等候，一见面就是埋怨的口吻：“你怎么多事！搞出这么个花样来？”

　　“卑职该死！”陆惺赌气，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只为卑职读过两句书，良心未泯，该死，该死！”

　　涂宗瀛倒觉歉然，连忙摇手：“何必如此，何必如此。请进来谈！”

　　陆惺也觉得自己这种负气的姿态，相当恶劣，因而进了花厅，改容谢罪，然后细谈案情经过。

　　涂宗瀛虽讲理学，自然不是醇儒，也深信冥冥中有鬼神之说，所以一面听，一面不由得就有悚然警惕的神色，认为骡子无端闯入城隍庙，其中大有道理。看起来犯人确负奇冤，不能不替他昭雪。

　　就在这时候，署理臬司麟椿，赶到了巡抚衙门，不待通报，径自来到花厅，怒气冲冲地指着陆惺嚷道：“请大人当机立断，不严劾此人，这一案不能了。”

　　涂宗瀛赋性平和，“老兄莫动肝火。”他劝慰说：“郁怒伤肝，非摄身之道。”

　　“大人，”麟椿气急败坏地说，“河南近年多盗，非用重典，不足以保障良善。铁案如山的事，只凭盗犯临刑一声冤枉，便可翻案，此例一开，强盗个个可以逃避国法，成何体统？”

　　“这一案倒真是有点怪！城隍显灵，似乎不能不信。好在真是真，假是假，何妨再问一堂！”

　　“何须再问。这‘胡体安’由镇平县一层层解上来，前后问过十几堂，口供始终如一。请问大人，若有冤屈，何以一句口风不露，到命在顷刻之际，才说冤枉，世上那里有这种事？”

　　“这话，倒也在理……。”

　　看涂宗瀛沉吟着大有动摇之意，陆惺当然着急。势成骑虎，不能不争，否则自己受处分还是小事，已经将一个人从井里救了上来，却又让人再推了下去，心里会一辈子不安，也一辈子不甘，因而大声插嘴：“犯人一直不吐露口风，是因为原有人许了他可以不死。这是件顶凶的案子，再明白不过。”

　　“就是你明白！”麟椿戟指厉声：“你说，谁许了他可以不死？你说，你说！”

　　陆惺连连倒退，却未为他这番凌人的盛气所吓倒，“是谁许了他不死，要问犯人自己。”他说：“抚台的训谕极是，真是真，假是假，请大人再问一堂。”

　　“对了！”涂宗瀛接口，“你就在我这里问。”

　　麟椿犹觉不愿，而抚标中军却忧形于色地，特为来报告巡抚，如果“胡体安”这一案，没有明确的处置，百姓聚而不散，必致鼓噪滋事，那一来会闹得不可收拾。所以必须有所安抚。

　　“不容老兄再犹豫了！”涂宗瀛对麟椿说了这一句，随即向抚标中军吩咐，“你跟文案上去商量，立刻出一张告示，秉公重审，百姓不可越轨。”

　　“是！”

　　抚标中军衔命跟文案委员去接头，立刻出了一张告示，老百姓认为抚台公平正直，欢颂而散，只有极少数的人，还留下来看热闹，为持枪的亲军一驱而散，巡抚衙门前面，很快地恢复清静。

　　但衙门里面，却正热闹。抚署并不问刑案，一切公堂承应的差人、刑具等等，都要传首县来办差，凭空添了好些人。

　　公堂布置在巡抚衙门一所跨院。等到麟椿升堂，将王树汶带了上来，只听铁索鎯铛，一院肃然，观审的也有人，是本衙门的官员吏役，都是懂规矩的，所以悄然无声，但都睁大了眼，要看麟椿如何处埋这件棘手的奇闻。

　　“胡体安，”麟椿一开口便见得他不承认犯人是顶凶，“你为什么临刑捣乱？可恶极了！你放明白些，死罪已经难逃，再受活罪，是自讨苦吃。”

　　“小人不是胡体安。”王树汶用哭音说道，“小人没有做过强盗。”

　　“你不是胡体安。哼，那，你叫什么？”

　　“小人叫王树汶。”

　　“你会写字不会？”

　　“小人不会。”王树汶说，“略略认得几个字。”

　　“那你总认得你的名字罗？”

　　“名字认得。”

　　于是麟椿取张纸，写了好几个音同字不同的“王树汶”这一个名字，叫犯人辨认。

　　王树汶爬在地下，仔细辨认了一遍，抬头说道：“大老爷……。”

　　“咄！”旁边的皂隶叱斥，“要叫大人！”

　　“喔，喔，大人。都不是。”

　　麟椿原对他有成见，一听这话，便觉得犯人等于说他连这么三个字都写不出来似的，顿时气往上冲，“混帐东西，”他喝问：“你说你姓那个王？”

　　“三画王。”

　　“你看，可见得混帐刁恶。头一个字不是王？”

　　头一个名字写的是“王如闻”，王树汶哭丧着脸说道：

　　“第二个字不对！是一株树的树。”

　　“你不会再找吗？”

　　于是王树汶再找，终于找到了树字。但第三个字始终找不出，问他自己又说不上来。堂下无不匿笑，审案连犯人的名字都弄不清楚，真成了一桩糊涂官司。

　　可是，麟椿却毕竟改了口，“王树汶，”他说，“你连过十几堂，供的名字都是胡体安，现在又说叫王树汶，有什么证据？”

　　这话将王树汶问得发愣，结结巴巴地答道：“小人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便是胡说。”麟椿喝道：“替我着实打！好可恶的东西。”说着，一把火签撒了下来，同时伸了两个手指：

　　“两百！”

　　差役便待将王树汶拖翻，打两百板子，值堂的刑房书办觉得不妥，便踏上两步，低声说道：“大人息怒。此刻是借地方问案，一动了刑，犯人哭声震天，惊动了抚台，诸多不便。”

　　说着，向堂下努一努嘴。

　　麟椿抬眼看到院子里，抚署的许多人在观审，顿时警觉，这一下会落个酷刑逼供的名声，传到巡抚耳朵里，确有“不便”，于是见机而作，收回成命。

　　“好罢！暂且将这顿板子寄在他狗腿上。”他又问道：“王树汶，你说没有证据，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叫王树汶？”

　　王树汶这才算弄明白，堂上所说的“证据”是什么？急忙答道：“有，有！小人是邓州西乡人，那里都知道小人叫王树汶。”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爹、有娘、有个妹妹。”王树汶说：“我爹叫王季福。”

　　“是干什么的？”

　　“种田。”

　　麟椿想了想又问：“你是邓州人，怎么又跑到了镇平？”

　　“是一个胡大爷，经过小人那里，说小人聪明，给了我爹二两银子，带着小人到镇平县。后来，又有个胡大爷……。”

　　“慢着！”麟椿厌烦地，“先一个胡大爷，又有个胡大爷，你简直胡说。”

　　“不要叫什么胡大爷，”值堂的刑书告诫王树汶，“你尽管称他们的名字。先一个胡大爷是谁，后一个胡大爷又是谁？”

　　“先前那个叫胡广得，后来一个就是胡体安。”

　　“你在胡体安家干什么？”

　　“打杂。”王树汶说，“有时也在厨房里帮忙。”

　　“想你不过胡家一个小厮，怎么会叫你来顶凶？”麟椿灵机一动，觉得不妨架上他一个罪名：“大概胡体安到光州做案，你也跟了去的！”

　　“到光州是胡广得……。”王树汶突然顿住。

　　“说！”麟椿将公案重重一拍，大声喝道：“你必是跟了胡广得一起去做抢案的。快说！”

　　“我不知道是抢案。”

　　“那么，”麟椿不容他喘气紧接着问，“你知道些什么？说实话，不说实话，看我不用夹棍夹你！”

　　掌刑的皂隶便帮堂上助威，恫吓犯人，“哗啦”一声，将一副夹板，重重摔在王树汶面前，使得他的脸色大变。

　　“大人，我实在不知道。那天晚上到了光州，在一处好荒凉的地方，胡广得脱了袍子，说要去出恭，叫我替他看守衣服包裹，那知这一出恭，直到四更天才回来，不知他干什么去了。”

　　“哼！”麟椿连连冷笑，“我说呢，何以不叫别人顶凶，要叫你顶？原来是这个样。好吧，你再说，是怎么叫你出头来顶的？”

　　这话就长了。王树汶倒也机警，并未将刘学太的名字牵出来，麟椿也没有细问，将他长篇大论的一套经过录了供，便退了堂。王树汶收监，他自己回衙门。

　　现在要考虑如何复命了。往来蹀躞，始终拿不定主意。他没有去请教张师爷，因为对这位幕友，已失去信心，但张师爷却不能不问，特地来见麟椿，劝他当夜就去见抚台，面禀案情，看抚台的意思再作道理。

　　“已经瞒不住了，不如早早回复。东翁，”张师爷强作镇静，“不会有什么大了不得的事。”

　　麟椿接纳了他的建议，当即“上院”，面陈复审经过。

　　“这一案不难水落石出。”涂宗瀛说道，“只要通知邓州朱知州，将王季福找来，让他们父子对质，真假自知。”

　　麟椿当然也知道这是正办，但本心不愿意这么做，所以自己不提这个办法，既然巡抚如此交代，而且事理极明，无可推诿，只能答应一声：“是！”

　　“不过，老兄要留神。”涂宗瀛提醒他说，“这一案要办就要办得干净。想那胡体安既然能买人顶凶，自然也会干出别的花样来。倘或事机不密，或者手脚太慢，让他抢了先着，将那个王季福弄得不知去向，成了一件疑案，无法定谳，我跟老兄的前程，岂不都断送在这胡体安身上？”

　　这几句话说得麟椿悚然而惊，言外的警告，十分明白，涂宗瀛为了保自己的前程，决不肯担待责任。如果自己办事迟延，抓不到王季福验不出真相，则涂宗瀛提示在先，便可振振有词地指名严参，倒是自己的前程，要断送在胡体安身上。

　　因此，他惶恐答应着，退出抚署，不顾张师爷的阻拦，逼着办了公事，通知“南汝光道”转饬南阳知照，令下邓州知州，逮捕王季福，解送到省，以便跟王树汶对质。

　　公事是专差送达的，由于规定了限期，每一层都不敢延误，第五天就到了邓州知州朱光第手里。此人籍隶浙江湖州，字杏簪，幕友出身，敬仰他的一个同乡先辈——乾隆年间的浙江萧山人汪辉祖，他也是刑名幕友出身，后来中了进士，榜下即用，授职湖南宁远知县。那地方汉瑶杂处，而且有班外来的“流丐”，强横不法，是有名难治的地方。汪辉祖一到任，就抓了他们的头子，关入监狱，其余徒党，尽驱出境。同时亲笔写了一张告示，贴在县衙门前，说是官民一体。官员的责任在听讼问案，百姓的责任在完粮纳赋。官员如果不勤职，咎有难辞，百姓不奉公，则法所不容。特地与百姓约定，十天工夫中，他以七天坐堂问案，两天征比粮赋，余下一天，他亲自办理刑名钱谷的公文，申详上司。如果百姓完粮纳赋没有麻烦，他就可以省出工夫精力来多管刑名了。

　　从来地方官办理公文，多假手幕友，这位县大老爷与众不同，而且话说得极诚恳，宁远百姓，感念他的诚意，完粮纳税，果然十分踊跃，“上下忙”征赋，用不到一个月就征足了。

　　汪辉祖亦言而有信，省出工夫来料理刑名。由于他是刑幕出身，书办吏役的毛病，无不尽知，因此没有人敢欺骗他。但是，汪辉祖的幕学，却又非陈陈相因，凭律例来断案，律穷例缺，便无所措手。他是腹有诗书的，通以经术，证以古史，有时所作的判决，不合于律例，但必深惬于情理。同时赋性恺悌，每次到非打犯人板子不可的时候，总要先喊受刑的人到公案前面，用极恳切的声音说：“法不可恕，我不能不打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你何苦做这些犯法的事，害得你父母为你丢脸心疼？”

　　良心未泯的犯人，每每感激涕零，泣不可仰。汪辉祖从小是孤儿，怀念父母，亦常常陪着犯人雪涕。因此，在宁远不到一年，讼案大减。有时两造对质，由于理屈的一方在汪辉祖面前悔悟认罪，理直的一方反为理屈的求情。这是朱光第听讼最向往的一种境界。

　　除此以外，汪辉祖还有许多真正便民的惠政。为民造福最深的一件事，是让宁远百姓由淮盐改食粤盐。盐商纳税取得专卖权，行销地区，有严格的规定，宁远定例食用淮盐，由两淮贯下江——长江流过安徽的一段，经江西到湘南九嶷山北的宁远，千里迢迢，运费越过盐价不知多少倍？因此，宁远多吃近在咫尺的广东私盐，几乎家家如此，无足为奇。

　　但是贩私盐、买私盐都是犯法的，盐政衙门专有缉私的营伍，经常派出兵去抓私盐。俗语说的是“私盐越禁越好卖”，因为每当缉私的风声紧急时，盐价就会大涨，“羊毛出在羊身上”，私盐贩子的损失，到头来都加在用户身上。汪辉祖博咨周访，发觉老百姓并不是想捡便宜，而是两淮来的官盐，贵得吃不起。其实，宁远百姓买私盐的钱，比广东百姓买本省官盐的钱还要出得多。

　　于是他亲自拟了公文，呈请上官，说“私不可纵，而食淡可虞，请改淮引为粤引”。公文报出，还未得到答复，他就出了一张告示：民间每户存盐不及十斤者暂不罚。这是因为缉私的兵丁，骚扰过甚，所以作此权宜之计。缉私营因为他断了他们的“财路”，大为愤怒，向总督衙门告了他一状。湖广总督是状元出身，爱才下土的毕沅，不理缉私营的讦告，下令支持汪辉祖的做法，凡是为了食用而零星购进的粤盐，一律不禁。

　　汪辉祖做过两部书，一部叫做《学治臆说》，一部叫做《佐治药言》，都是服官游幕，阅历有得的真心话。特别是《佐治药言》，当朱光第做幕友的时候，就奉为圭臬，他治狱平直，尤善于治盗，在邓州极受百姓爱戴。

　　接到南阳府转来的公事，朱光第入眼就知道这件案子，非同小可。王树汶临刑鸣冤的奇事，已经通省皆知，朱光第心想：胡体安既有那样的神通，能够层层打通关节，以假作真，自然也会知道王树汶所供的真情，可能先下手为强，将王季福骗走藏匿，变成无可对证。或者，本县的胥吏，亦受了他的嘱托，风声一露，先自通风报信，等自己下令传王季福到案时，已是慢了一步。

　　因此，他不动声色，只传谕出巡。这是常有之举，差役都不以为意。朱光第对邓州的地理很熟悉，到了西乡，在一座关帝庙，召集当地父老谈话，垂询地方情形。谈到一半，忽然问道：“有个叫王季福的人，可在这里？”

　　“请问大老爷，”有人问道：“不知是那个王季福？”

　　“必是问的王老师。”另一个人接口。

　　原来西乡有两个王季福，一个务农，就是王树汶的父亲，一个却是教蒙童为生的塾师，在村外土地庙设帐。照理，乡下凡有红白喜事，卖田置产，诉讼纠纷，旁及迎神报赛，只要是动到笔，或者与公众有关，必须出个主意的事，都要请教塾师，而况象这样县大老爷下乡的大举动，更非由塾师来相陪不可。因此，这个人猜想，必是因为垫师不曾露面，县官不解，所以动问。

　　“回大老爷的话，王老师今天恰好到前村替人看病去了。”先前答话的那人，看一看天色说：“也好回来了，等我马上派人去看。”

　　朱光第当然听懂了，心想，这倒误会得好，便点点头说：

　　“如果王老师回来了，便请了来叙话。”然后又装做好奇似地问道：“另一个王季福是什么人？”

　　“种庄稼的，就住在溪那头，王家村。是个安分良民。唉！不想……。”说到这里，有人连连咳嗽，那人会意，便不作声了。

　　朱光第自也会意，装傻不响。谈过几句闲话，将手一招，他那心腹跟班便走了来听候差遣。

　　“带几个人过溪，到王家村去。”朱光第贴着他的耳朵说：

　　“好好找了来，不准用强。”

　　那跟班应声：“是！”悄悄退了下去，悄悄带着差人到王家村去找王季福。

　　不过半个时辰的工夫，两个王季福先后都到了。先到的是王老师，是个秀才，长揖不跪，满口“老公祖”长，“老公祖”短，极其巴结。朱光第也按照敬重衣冠中人的礼数，以“老兄”相称，相当客气。

　　周旋过一阵，遥遥望见一群人迤逦而来，有他的跟班，也有差人，后面跟着大大小小十来个人。这不用说，王树汶的父亲已经找到了，所以才有这班人跟来看热闹。

　　他看到了，旁人当然也看到了，群相惊疑，不知他有何举动？就在这时候，朱光第突然向王老师问道：“老兄可知道王树汶其人？”

　　“王树汶？”王老师当然知道，只是盗劫重案，又牵连者胡体安，怕多言贾祸，所以摇摇头说：“上复老公祖，生员不是本地人，不知道。”

　　这就漏了马脚，明明知道王树汶是本地人。朱光第暗中好笑，同时也知道再问是多余之事，便站起来，预备动身。

　　“传轿！”差役大声一喊。

　　在场的人，纷纷起立，而且很快地排成班，恭送县大老爷。朱光第便朗声说道：“大家听清楚了，我带那个王季福回城，决不会为难他。他没有犯法，我只不过传他去做一个证人，问明白了，大概还要送到省城去认一个人。大家可猜想得到，是去认一个什么人？”

　　于是，或者面面相觑，或者窃窃私议，却没有一个人敢开口。

　　“不要怕！”朱光第鼓励着说，“尽管说实话。”

　　“老公祖，”王老师打了一躬，为他同名同姓的乡农乞情，“这个王季福，平日安分守己，从未听说他有为非作歹的事情。”

　　“我知道。看样子是个老实人。”

　　然而老实人却做了一件错事。因为本来老实怕官，加上情虚心惊，一见了朱光第瑟瑟抖个不住，竟致自己管不住自己，瘫倒在地，面色其白如纸，象要虚脱似地。

　　朱光第从游幕到服官，经手的刑名案件，传讯过的犯人证人，不知多少？老实怕官的人也见得多，何致于这般模样，心里便有了两三成底子，要多带些人走了。

　　带的是王家村的地保和王季福的左右邻居。多少年来的规矩，官府传人作证或者有所讯问，派个差人去传唤就是，限期到案，不问此人因此耗时废业，自贴盘缠，这就叫做“讼累”。朱光第却格外体恤，传集王家的邻居，每人发了一吊制钱，让他们进城好有食宿之费。

　　回衙门就开审，却不提王季福，先传左邻，也姓王，“王季福是不是你同族？”他问。

　　“是。是小人族中弟兄。”

　　“那么，王树汶呢？”朱光第用闲话的口气问。

　　“是小人的侄子。”

　　一下就可以确定王树汶真的是王季福的儿子，于是朱光第又问：“你跟王季福是弟兄，又是邻居，当然常有来往。”

　　“不是。小人跟王季福不和，平时不来往的。大老爷要问王季福的事，要问王天赐。”

　　“谁是王天赐？”

　　“喏，就是他。”

　　顺着他的手指，向廊下一看，原来就是王季福的右邻。

　　“好，没有你的事了，你趁早回去吧！”朱光第打发左邻传右邻：“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叫王天赐。”

　　“王季福是你什么人？”

　　“是共曾祖的弟兄。”王天赐看上去不象乡下人，讲话很从容。

　　“你们常有往来？”

　　“是弟兄嘛，又是紧邻，当然常常往来。”

　　“那么，你对王季福家的事，当然很熟悉罗？”

　　“也知道些。”王天赐说，“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小人也不便问。”

　　“是那些事？”

　　王天赐一愣，只是眨眼，是一时想不起的神情，隔了半晌才说：“回大老爷的话，总是家务事。不知道大老爷要问那一件？”

　　“我问他的儿子。”朱光第说：“王树汶是他的儿子不是？”

　　“是的。王季福就那么一个儿子，给了人家了。”

　　“既是独子，怎么舍得给人？”

　　“这就不晓得了。小人也问过他，他只是摇头叹气。小人就不便再问了。”

　　“王季福家，平时有些什么人出入？”朱光第问：“你是他的紧邻，又常有往来，他家的客人，你自然也有认识的？”

　　“是的，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认识的都是本地人。”

　　“这就是说，不认识的都是外路人。”

　　“是。”王天赐毫不迟疑地回答。

　　“有个胡广得你认不认识？”

　　“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王天赐说，“见了面也许认识。王季福是老实人，平时也不大有人往来。”

　　“那么，”朱光第问道：“最近这几个月怎么样？是不是常有陌生人到他家？”

　　“小人不知道。这一向小人也少到他家去。”

　　“为什么？”

　　王天赐口齿伶俐，一直对答如流，但问到这句话，却迟疑着说不上来。这就很奇怪了，极易回答的话答不出来，是他个人有难言之隐呢，还是关碍王季福不便实说？

　　朱光第觉得有开导他的必要，便很恳切地说：“王天赐，你不必怕！本县待你们怎么样，你们也都知道，我决不会拿你无端牵入讼累。这一案与你无关，你有什么，说什么，讲完了，我马上放你回去。如果你吞吞吐吐不肯说老实话，我要体恤你也办不到，只有押在那里，慢慢审问实情。你想想，这不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王天赐原是明白事理的人，不过他确是关碍着王季福不便实说，所以答应一声：“是！”想了一下又说：“王季福家的事，一时也说不尽，想不起。不晓得大老爷要我说什么？”

　　察言观色，朱光第懂了他的意思。要他自己源源本本地细说，怕事后王季福责他出卖弟兄，若是问一句、答一句就不碍了，因为官威之下，不容不说，是振振有词的借口。

　　于是，他想了想问道：“王树汶做了人家的顶凶，这件事你总知道？”

　　“是！”王天赐点点头，“小人就为了这一层，所以少到他家去。”

　　“是怕惹是非？”

　　“是的。”王天赐低声答道，“小人本来倒想替王季福出出主意，救他儿子一命，只是……。”他咽了口唾沫，终于说了出来：

　　“有一次看到不三不四的几个人，在他家谈了一整夜。王季福眼泪汪汪，问他又不肯实说，小人心里便有些害怕，怕不明不白惹祸上身，所以就不大到他家去了。这是句句实话，大老爷再问小人别的，小人就不晓得了。”

　　“很好！我派人送你到客栈住一夜，明天说不定还要问你一问，问完了就放你回去。”

　　“多谢大老爷体恤小人。不过小人还有句话，要请大老爷恩准。”说着，便磕下头去。

　　“你说，能许你的一定许你。”

　　“想来大老爷要拿小人的话问王季福。请大老爷千万不要提小人跟他对质。”

　　“我懂得你的意思。许了你就是。”

　　于是，王天赐的作证告一段落。朱光第将前后证言，细细想了一遍，对案情大概，已有领悟，然后传讯王季福。

　　这个老实人，比刚才镇静得多了，因为朱光第严禁胥吏狐假虎威，不时告诫，对任何人犯都要“拿他们当人看”，这便使得初入公门的王季福，减消了好些惧意。再听他先前作证的那个堂兄弟来告诉他：“大老爷好说话得很，问过三两句话就放我走了。”便越发将胆壮了起来，虽还有些发抖，却不似刚见官时那等吓得瘫倒在地。

　　“王季福！”朱光第首先就安慰他：“我知道你是老实人，受人所逼，没有法子。我想你也有一肚子苦楚、委屈，巴不得有个可以替你做主的人，能让你诉诉苦。你说是不是呢？”

　　听得这几句话，王季福双泪交流。因为县官的话，句句打入心坎，是他想说而说不出，“真正青天大老爷！”他放声一恸，“小人苦啊！”

　　“象什么样子？”差人呵斥着，“不许哭！”

　　“你随他。”朱光第阻止差人干预，“他心里的苦楚，非哭出来不可。”

　　不但哭出来，更要尽情吐露出来。王季福从胡广得路过，看王树汶伶俐懂事，愿意收用他作个小徒弟开始，一直说到王树汶被硬当作顶凶，胡体安如何派人向他软硬兼施，一面威吓，一面拿银子塞他的嘴。源源本本，讲了一个时辰，方始完毕。

　　“姓胡的给的银子，小人埋在炕下面，不敢用。”王季福最后说道，“一共十五两银子，分毫不少。”

　　“那为什么？”朱光第问：“为什么不敢用？”

　　“这是卖儿子性命的钱！”王季福哭着说道：“务必求青天大老爷替小人作主，救小人儿子一命。”

　　“这……，”朱光第正色说道：“救你儿子，要靠你自己。我拿你解到省里去，臬台衙门大概会拿王树汶提堂，让你们父子对质。那时候你不要怕，有什么，说什么。你儿子的一条命，就有指望了。”

　　“是！”王季福连连答应：“小人一定照大老爷的话做。”

　　到第二天，朱光第又派差人，将那十五两银子，起了出来，作为证物，然后打叠文卷，预备解送王季福上省。而就在这时候，开封陈许道任恺，派专差送了一封信来。

　　拆信一看，朱光第大为诧异。任恺居然要求朱光第，不必理会公事，也就是要求朱光第，不必将王季福解送省城，说什么“铁案如山，岂容狡犯翻供？”而实际上，朱光第很明白，任恺是怕案子一反，他也脱不得干系，因而设法要维持原谳。

　　“请上复尊上。”朱光第断然拒绝。“人命大事，我不敢马虎。王季福已当众传来，我亦不能无缘无故放掉他。这件事，我只有得罪了。”

　　任恺当然也知道朱光第是个“强项令”，一封文书，未见得乖乖听命，而且过去是他的直属上司，现在升了官，管辖不同，更不见得能让他买帐，所以托了好些人向朱光第苦苦相劝，却是徒费唇舌，一无效果。

　　说客也有好有丑。好的听了朱光第持正不阿的言论，面有惭色，改容表示愧歉，自然心无芥蒂，丑的却以为朱光第无事生非，不通世故，过去的上司给面子请他“高抬贵手”，居然不识抬举，岂不可恨？因而悻悻不免有些不中听的话。朱光第一笑置之，但躲在屏风后面窃听的家人，却大为不安。

　　于是他的长子朱祖谋便婉言谏劝。朱祖谋长于文学，拙于言词，又在严父面前，更加讷讷然不能出口，一句“明哲保身”还未说完，便让朱光第喝住了。

　　“你‘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而且，我也说过不知多少次，你读你的书，不准你干预公务，何以又来多事？我看，你回湖州去吧，明年乡试，也该好好用一番功，莫等到临阵磨枪。”

　　河南多盗，朱祖谋自然不放心老父在此烦剧艰险之地。无奈朱光第认为他在衙门里，一方面可能会被人利用，怂恿“大少爷”包揽是非，说合官司，象从前余杭县知县刘锡彤，为了杨乃武一案，受“大少爷”之累，竟至古稀之年，投荒万里去充军；一方面又认为朱祖谋住在衙门里，所见所闻的是非太多，一定静不下心来读书，自误前途，所以逼着他收拾行李，派老底下人送回湖州上疆山麓的老家去闭门用功。

　　王季福当然要解送省城。这一案成了邓州的新闻，茶坊酒肆，无不谈论，因而也有许多谣言。朱光第有耳目在探听，所以这些谣言无不知悉，其中离奇不经的，可以置之不理，但有一个说法，却不能不引以为警惕。

　　这个说法是：王树汶真正的身分，只有等王季福解到省城，父子对质，方能水落石出。所以王季福成了全案的关键。如果这案一翻，从原审的镇平知县到南阳府，南汝光道及河东臬司，都有极大的处分。因此，上下合谋，预备在解送王季福时，中途劫人，搞成死无对证的情势，这一案方可以维持原审。

　　胡体安可能会动手劫去王季福，是在朱光第的意料之中。说上下合谋，也就是说有官员庇护胡体安打劫，似乎荒唐，可是，任恺将这一案既然看得如此之重，则此荒唐的传说，亦不是全无可能。

　　因此，朱光第特别慎重，起解那天，派了二十名得力的“小队”，夹护王季福所坐的那辆骡车，沿大道直奔开封府，规定迟行早宿，第一天住南阳府，第二天住叶县，第三天住许昌，第四天到开封。

　　一到开封府就不要紧了。押解的典史格外小心，进省城虽已天黑，却仍旧到首县祥符县去投文，要求寄押犯人。

　　祥符县的刑书，接过公文一看，写明的是“解送人证王季福一名”，当时便摇摇头，将公文退回。

　　“四老爷，你也是懂规矩的，明明是证人，怎么说是犯人？牢里是关罪犯的，不是犯人，怎么可以收监？莫非真的王法都不要了！”

　　县官称大老爷，下来是县丞、主簿，未入流的典史排到第四位，通称“四老爷”。四老爷专管监狱，所以那刑书说他“也是懂规矩的。”规矩自然懂，原是有意蒙混，既然混不过去，还有计较。

　　“那么，请在贵县班房里暂寄一寄。应缴的饭食银子，我照数奉上。”

　　如果先就按这个规矩做，没有办不通的道理。祥符县的刑书气他懂规矩不按规矩做，便冷冷答道：“这要得罪了！这件事我做不得主，要问我们四老爷，天这么晚了，我那里去寻他？相国寺前，多的是客栈，那里不好住？”

　　那典史无奈，到相国寺前找了家客栈住下。第二天一早到臬司衙门投文，吃过亏，学了乖，低声下气跟那里的韦办商量，无论如何要将王季福接收了去。不然住在客栈里候审，光是护送的那二十个人的食宿，就赔累不起。

　　总算遇着了好人，臬司衙门书办帮他忙，办了一道公事，将王季福发交祥符县看管。这一管管了十天，臬司衙门才“挂牌”，委派开封府知府王兆兰，候补知府马永修复讯。

　　到了第二天开审，先提王季福，照例问明姓名、年龄、籍贯。王兆兰先就提出警告：“强盗不分首从，都是部里公事一到，就绑出去杀头的罪名。你要小心，不可以冒认，冒认一个强盗做儿子，是丝毫好处都没有的，将来追起赃来，有你的苦头吃。”

　　王兆兰的话是在恫吓，暗示他不可相认，否则必有祸事，然而王季福是老实人，听不懂他话中的意思，只连连答说：

　　“王树汶是小人的儿子，错不了的。”

　　那就只好让他们相见了。将王树汶提上堂来，到底骨肉天性，王树汶向堂上一望，便扑了过去，父子相拥，号啕大哭。

　　“拉开来！”王兆兰喝道，“假装是瞒不了人的！先将王树汶带下去。”

　　差役上前去拉，而王季福怎么样也不肯放手，只是禁不住差役人多力大，毕竟拆开了他们父子，隔离审问。

　　“你说，王树汶是你儿子，有什么证据？”王兆兰问道，“王树汶身上有什么胎记？你说！”

　　“有的。”王季福一面拭泪，一面答道，“他生下来，背上就有一搭黑记。”

　　“有多大？”

　　“有洋钱那么大小。”

　　“还有呢？”王兆兰又问：“还有什么？”

　　王季福想了想答道：“肩上有块疤，是小时候烫伤的。”

　　“左肩还是右肩？”

　　这就有些记不清楚了。王季福回想了好半天，才说：“好象是右肩。”

　　“什么好象？”王兆兰将公案一拍，“你自己亲生的儿子，伤疤在什么地方都记不清楚吗？”

　　这时候王季福才发觉这位知府老爷，远不如本州的朱大老爷好说话，心里一着慌，“枪法”就乱了。

　　“是，是左肩。”

　　王兆兰便不再问，戴上老花眼镜去翻卷宗，翻到一张“尸格”样的单子，是因为他们父子即将对质，特意由差役将王树汶剥光了衣服，细细检查全身特征，一一记明。单子上写着王树汶肩上确有洋钱那么大小一块伤疤，但在右肩，不是左肩。

　　王季福第一次倒是说对了，一改口改错，恰好算是让王兆兰捏住了把柄，“好大胆！”他瞪着眼喝道：“你是受了谁的指使，胡乱冒充？”

　　“青天大老爷屈杀了小人！”王季福情急大喊，“王树汶明明是小人亲生的儿子，这那里是假得来的？”

　　“还说不假！你儿子的伤疤，明明不在你说的那个地方，可知是居中有人串供，才露了马脚。”王兆兰振振有词，气极壮、话极快：“我再问你。这一案全河南都知道了，既然你说王树汶是你儿子，为什么早不来出头认子？可知必是冒充！什么王树汶？还是胡体安！”

　　这一番质问，气势如疾风骤雨，王季福心惊胆战，听不真切，自然就瞠目结舌，无词以对。

　　“来！”王兆兰下令：“将这个王季福先押下去，好生看管。案外有案，非同小可，你们要格外当心，不准让他跟胡体安见面，更不准跟外人见面通消息，免得他们串供。”

　　开封府的胥吏也没有想到这件案子，又会反复，胡体安变王树汶，王树汶又变了胡体安。但情形很明白，王知府打算维持原谳。胥吏办案，全听官府的意旨，所以这时候对王季福便不客气了，上来两个人，反扭着他的手，将他押到班房，严密看管。

　　退了堂，王兆兰立刻赶到臬司衙门，向麟椿面陈经过，听完了，麟椿问道：“那么，照老兄看，这王季福到底跟犯人是不是父子？”

　　问到这话，王兆兰颇为不悦，事情已经明明白白，自己接受意旨，屈法周旋，不想他有意装傻，仿佛要将辨真假的责任套到自己头上似的，这就太不够味道了。

　　因此，王兆兰也就回敬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那要看大人的意思。”

　　麟椿默然。爱听戏的他，不由得想到“审头刺汤”的辙儿，自己不能象“汤裱褙”认人头那样一无顾忌，说真就真，说假就假。这一案不妨摆一摆，反正该着急的应该是镇平知县马翥和前任南阳知府任恺，看他们持何态度，再作道理。

　　“这件案子扑朔迷离，棘手得很。”麟椿拱拱手说：“老兄多费心，细细推求吧。”

　　“是！”王兆兰有些困惑，一时辨不清他是何意思？

　　回到知府衙门，自然要跟幕友商量。知府本来是个承上启下，不能有什么作为的职守，但开封府是首府，情形不同，有两件刑案，颇得臬司衙门毛师爷的包涵，所以这件奉委复审的临刑鸣冤奇案，照他的跟毛师爷互有勾结的幕友建议，还是得多方遮盖。

　　“担子要大家分担。”王兆兰说，“我看不能都由我们一手包办。”

　　于是他的幕友为他划策，首先要请麟椿设法关照会审的候补知府马永修，能够呼应连合，其次要由原审的镇平县官马翥，有一番巧妙的辩解，最后要把握住一个宗旨，案情即令有所不明，王树汶的罪名不错，他是一起行劫的从犯，依律仍然是斩罪。这一来才可以将未审出王树汶替胡体安顶凶的过错，含混过去。

源济

第五十章

　　这当然需要一段布置的时间，而就在这时候，河南巡抚涂宗瀛，奉召入觐。外官到京，照例要拜访本省的大老和言官，当然也要谈到这件案子。河南籍的御史，接到家乡的来信，对案情的了解，跟涂宗瀛只听下属的报告，大不相同，有些性情刚直的，表示要上奏参劾。涂宗瀛是谨饬一路人物，不免有些着慌。不过他自觉对这一案的处理，脚步站得很稳，这一天特地来拜会刑部尚书潘祖荫，就是要表明他在这件案子上的态度，一秉大公，不偏不倚。这样先取得了刑部的了解，即令有御史参劾，必定发交刑部议奏，也就不要紧了。

　　潘祖荫觉得涂宗瀛能在王树汶鸣冤之际，下令停刑，这就是重视民命的明证，着实可敬，所以连称：“是！是！我关照司里，倘有要为阆翁剖白之处，一定如命办理。”

　　一句话未完，门帘突掀，闯进一个听差来。有贵客在座，岂可这样鲁莽无礼？正想呵斥，发觉听差脸上是异常急迫的神气，便望着他问道：“什么事？”

　　“张苏拉来了，说有大事要面禀老爷，不等通报，已经闯了进来。”接着，敞开了门帘，让潘祖荫自己看。

　　果然是南书房的张苏拉，一阵风似地卷了进来，在廊上跟潘祖荫相遇，一面打扦，一面说道：“请大人赶快进宫吧！”

　　“怎么？”潘祖荫察言观色，不由得惊疑：“出了什么事？”

　　张苏拉发觉里面还有位大官，不知是什么人，便有些顾忌，迟疑着欲语又止。

　　“你来！”潘祖荫向张苏拉招招手，自己先下了台阶，站在假山旁边。

　　“听说里头的情形不好。”张苏拉走过来，用极低的声音说，“我是听内奏事处的人说的，御医跟薛老爷、汪老爷都赶进宫去了。”

　　潘祖荫大惊，“怎么？”他问，“‘西边’不是说好得多了，怎么一下子又反复？”

　　“不是！”张苏拉说：“是‘东边’。”

　　潘祖荫不相信。慈安太后这天未曾召见军机，他是知道的，但太监传谕，只说她因为伤风，身子不爽。春寒料峭，阴晴不定，伤风的人很多，是不干紧要的小毛病，何至于“情形不好”？

　　“你一定弄错了……。”

　　“不！”张苏拉用极有把握的声音说：“没有错。我亲眼得见，御医进了景运门。”

　　景运门与隆宗门东西相对，如果是奉召赴慈禧太后所住的长春宫请脉，那就该进隆宗门才对，现在进景运门，当然是到慈安太后所住的钟粹宫。

　　“那就奇怪了！”潘祖荫大为困惑，“怎么可能呢？不会的。

　　赶紧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他这样喃喃自语着，回到了厅里。涂宗瀛已站在门前等待，一见他便先告辞。潘祖荫不便泄露尚待求证的消息，托词曾纪泽有电报来，要即刻进宫，到南书房去处理，然后又表示了不能留他多谈的歉意，方始送客出门。

　　这时的神态还是从容的，一等客人出了大门，他的脚步便不同了，三脚并作两步，一面走，一面一叠连声地吩咐：准备袍褂、套车。走到厅前，发觉张苏拉还在，方始想起，他送了这么个紧要消息来，必须重赏，因而又吩咐听差，到帐房支五两银子给张苏拉。

　　“你大概是骑了马来的，赶快回去，在南书房等着。再打听打听还有什么消息？”

　　等张苏拉一走，潘祖荫跟着也进了宫，下车以后，不到南书房，径入内奏事处。帝后违和，药方都在内奏事处，该管的首领太监，一见就说：“潘大人必是来看方子。喏，都在这里！”

　　打开黄盒，取出两通黄面红里的药方。潘祖荫捧在手中细看，一张方子是皇帝的，咳嗽鼻塞，诊断确是伤风，另一张是慈禧太后的，说“精神渐长，脉亦和缓，夜卧安和”，用的是党参、鹿茸之类的补药。

　　“就是这两张？”

　　“是！就是这两张。”

　　第一句话问得很含蓄，问不出究竟，就只好点明了。“东太后不是欠安，传了御医请脉？”他问：“怎么没有方子？”

　　“是的。”首领太监答道，“我也听说了，昨天就伤风，传了薛老爷请脉，以后就没有发方子下来。”

　　薛福辰的方子，潘祖荫昨天就看过了，“感寒伤饮，偶尔违和”，这种小毛病是不请安都可以的。他要看的是薛福辰以后的方子，但这话该如何追问呢？

　　“不是说，今天又传了御医了吗？”

　　首领太监还未及回答，御前大臣景寿和军机大臣王文韶等人也到了，脸上都隐含着惊疑不定的神色。匆匆寒暄过后，也是急着找方子看。

　　看完了却都无话，景寿一向沉默寡言，王文韶出名的谨慎小心，言不妄发，所以这样不说话，无足为奇。

　　于是，潘祖荫将他们延入南书房小坐，这才谈到慈安太后圣躬违和的事。景寿是值班的御前大臣，却并不知道有传御医这回事，再问到王文韶，他是照例来看慈禧太后的方子，倒是听说传御医进了景运门，不过又听说是为皇帝请脉。

　　潘祖荫释然了。太监喜欢遇事张皇，却又不敢公然谈论，所以每每故作神秘，张苏拉轻事重报，目的无非献殷勤邀赏而已。

　　等景寿跟王文韶一走，他将张苏拉找了来问道：“有什么消息？”

　　“打听不出来。”张苏拉作个无奈的表情，“今天门禁特别严，不能乱闯。”

　　潘祖荫笑笑不响。小人之心，十分可笑，不必再理他！这样想着，随即起身，出宫回家。

　　到了初更时分，近支亲贵、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内务府大臣，以及内廷行走的毓庆宫师傅、谙达及南书房翰林诸臣的府第，都有在宫内当差，平日熟习的苏拉来敲门送信：“宫中出了大事。”

　　“是东佛爷，还是西佛爷？”潘祖荫问。

　　“东佛爷？”送信的是另一个苏拉，大为诧异，“怎么会是东佛爷？”

　　这一说是慈安太后了！潘祖荫问道：“里面怎么说？”

　　“只说出了大事，没有说是谁‘坏’了。”

　　问不出究竟，只得算了。潘祖荫带着素服，匆匆赶进宫去。在颠簸的车子里，一直在猜测，“大事”到底出在钟粹宫，还是长春宫？照张苏拉的消息，似乎是慈安太后，但按情理来说，决不可能。凭什么呢？慈安太后今年才四十五岁，平日淡泊简静，知命乐天，是克享大年的样子，决不会由于小小的风寒之疾而生不测之祸。

　　看来还是慈禧太后。他想起十天以前，听李鸿藻谈过，张之洞曾经建议他荐医，一个是常州孟河的费伯熊，一个是河北的候补道，安徽籍的程春藻，去年冬天李瀚章的老太太病重，就是他看好的。既有此举，可见得慈禧太后的病势不轻，大事必是出在长春宫，决非钟粹宫。

　　※※※

　　这天，钟粹宫前殿，派充喇嘛的太监在唪经，咸丰元年定下的则例：每年正月十一与二月二十八，有此仪典，这两天是文宗生母孝全成皇后的忌辰与生日。

　　孝全成皇后生前住在钟粹宫。她崩逝的那年，文宗才十岁，以后一直住到十七岁才迁出。慈安太后感念文宗的恩遇，所以当穆宗大婚以前，挑选了钟粹宫作为定居之处，她虽没有见过她的这位婆婆，但敬礼如一，每年遇到正月十一和二月二十八，必定茹素瞻礼，默坐追念。当然，追念的是文宗。

　　这天——二月二十八，她忽然想到文宗的一件朱笔，摒绝宫女，亲自从箱子里取了出来，展开在灯下。

　　年深月久，朱谕的字迹，已经泛成黄色，这使得慈安太后入眼更有陌生之感，仿佛第一次看到这道遗诏似的。

　　虽不是第一次，然而也仅仅是第二次。慈安太后扳着手指数了一下，不由得惊叹：“真快，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的她，还是皇后的身分，而慈禧太后的封号是懿贵妃——那是咸丰十一年春天的事。

　　“今天觉得精神很好。”从枯黄中泛出玫瑰般鲜艳的绯色，双颊显得异样触目的皇帝说，“我要替你安排一件大事。”

　　“替我？”皇后不解所谓，只觉得皇帝不宜操劳，为国家大事是无可奈何，何苦又为她费精神？所以劝阻他说：“我有什么大事要皇上操心？难得一天清闲，好好息着吧！”

　　“你别拦我。我要把这件大事办了，才能安心养病。”皇帝特意又看了看左右，确定没有太监或宫女在窥探，方用嘶哑低沉，几乎难以听得清楚的声音说：“兰儿越来越不成样子了！这一阵子我冷眼旁观，倒觉得肃顺的话不错。”

　　兰儿是懿贵妃的小名，她跟肃顺不和，是皇后所深知的。在她，觉得兰儿要争她应得的一份供养，也是人情之常。而肃顺现在是“当家人”，在热河行宫，名为“秋狩”，其实是逃难，兵荒马乱，道路艰难，一切例行进贡、传办的物件，都不能照往常那样送到热河，所以裁抑妃嫔应得的分例，亦是不得已的措施。但是，肃顺的态度不好，却是可议之事，所以这时听了皇帝的话便不作声，表示不以肃顺为然。

　　而皇帝却不曾觉察到她的感想，接着他自己的话说：“肃顺劝过我不止一次，劝我行钩弋夫人的故事……。”

　　“什么叫‘钩弋夫人’啊？”皇后插嘴问说。

　　“那是汉武帝的故事，我讲给你听。”

　　汉武帝晚年，爱姬相继下世，后宫寂寞，郁郁寡欢，只以巡幸海内，周览名山大川，作为排遣。

　　在他五十九岁那年，巡幸经过河间，随扈的方士中，有人善于“望气”，说那一带有一名奇女子。于是武帝派出“郎官”，四处查访，访到有个姓赵的女子，生具国色，但曾经生过一场大病，六年方始痊愈。病愈以后，两只手握成两个拳头，怎么样也不能将它打开。

　　这就是一件奇事了。武帝下令召见，果然眉目如画，丽质天生，只是两拳紧握。武帝将她唤到御榻面前，亲手去掰她的拳，居然掰开了。

　　“有这样的奇事？”皇后深感兴趣，而又有些不信。

　　“这也许是有意安排，为了耸动听闻，才到得了御前，那就不去提它了。总之，武帝当时就很中意，回到京里，拿她封为婕好，住在钩弋宫，所以称做‘钩弋夫人’。”

　　“后来呢？”

　　“后来，”皇帝喘息了一会，用参汤润一润喉，接着说道：“后来有了身孕。这就又有件奇事了，怀孕怀了十四个月才生。”

　　“是男是女？”

　　皇帝叹口气：“如果生的是女儿，倒也罢了。”

　　这就是说，生的是儿子，但是，“怎么生了个皇子，倒生坏了呢？”皇后诧异地问。

　　“我讲汉武帝的家事给你听，你就知道了。”

　　于是皇帝为她讲了“巫盅之祸”的故事，汉武帝的佞臣江充，如何逼得太子造反，发生伦常剧变，以及如何牵连昌邑王刘贺，因而也失却了继承帝位的资格。

　　“汉武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封燕王，一个封广陵王，大概人才都平常，汉武都不喜欢。倒是他那个小儿子——就是钩弋夫人生的那一个，名叫弗陵，小名叫钩弋子，壮得小牛犊子似的，而且极聪明。老年得子，本就宠爱，又因为大尧也是在娘胎十四个月才生的，如今看这钩弋子又是天生大器的样子，所以早就存下了心，要拿皇位传给小儿子。这话不便明说，也不能老搁在心里，就叫人画了一张画，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左右的人就猜到了他的心思。当然，谁都不敢说破。”

　　“那么，”皇后问道：“钩弋夫人猜到了皇帝的心思没有呢？”

　　“对了！你这话问到节骨眼儿上来了。”皇帝答道，“钩弋夫人猜到了汉武的心思没有，谁也不知道，不过汉武不能不防。有一天在甘泉宫，他无缘无故大发雷霆，拿钩弋夫人下在狱里，当天晚上就处死了。”

　　皇后大惊：“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当时也有敢言的人面奏：既然喜欢钩弋子，怎么又拿他生母杀掉？汉武这才说了心里的话：从古以来，幼主在位，母后年轻掌权，一定骄淫乱政，这就是所谓‘女祸’。我现在是拿这个祸根去掉，为了天下臣民后世，应该没有人派我不对。”皇帝说到这里，用郑重的眼色望着皇后说道：

　　“你该懂得我的意思了吧？”

　　皇后悚然而惊，怔怔地眨着眼，好半天才反问一句：“皇上怎么能狠得下这个心？”

　　皇帝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如果是乾隆爷在今天，一定会那么做。这位爷爷，事事学汉武，我没有他那么英明果断。不过，肃顺的话，我越想越有理。”

　　“算了吧！咱们大清朝的家法严，将来决不会有什么‘女祸’……。”说到这里，皇后突然发觉失言，因为话中是假定着皇帝将不久于人世，这不触犯了极大的忌讳？

　　看到皇后满脸胀得通红，皇帝自能了解她心里的话，“事到今日，何用忌讳？”他慢慢从贴身口袋中，取出一个信封，交了过去：“你打开来看！”

　　皇后不肯接，怕是下了一道什么让中宫无法执行的手诏，“请皇上说给我听吧！”她双手往怀中一缩。

　　“你别怕，你拿着。”皇帝极严肃地说：“这是我为你着想，自然也是为咱们大清朝着想。万一有那么一天，你千万得有决断。我也知道，这副千钧重担，你怕挑不起来，不过，我没有法子，谁让你是皇后呢？你挑不下来也得挑。”

　　这番郑重的嘱咐，对皇后来说是一种启发，她总觉得不管皇后还是太后，跟八旗人家的“奶奶”、“太太”并无分别，管的是家务，每天唯一的大事，就是坤宁宫煮肉祀神。现在才知道自己的身分关系着天下。这样转念，陡觉双肩沉重，但同时也激起了勇气，挺一挺腰，从皇帝手里将信封接了过来。

　　“打开来看！”皇帝是鼓励的语气，“你看了我再跟你说。”

　　信封没有封口，皇后抽出里面的素签，只见朱笔写的是：“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五日谕皇后：朕忧劳国事，致撄痼疾，自知大限将至，不得不弃天下臣民，幸而有子，皇祚不绝：虽冲龄继位，自有忠荩顾命大臣，尽心辅助，朕可无忧。所不能释然者，懿贵妃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惟联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着尔出示此诏，命廷臣除之。凡我臣子，奉此诏如奉朕面谕，凛遵无违。钦此！”

　　皇后读到一半，已是泪流满面，泪珠落在朱红印文“同道堂”三字上面，益增鲜艳，但亦益增凄恻。

　　“你别哭！”皇帝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但愿我写给你的这张纸，永不见天日。”

　　“是！”皇后收泪问道：“万一非这么不可时，真不知道该找谁？”

　　“这话说得不错。果然非这么不可时，你千万不能大意，要找靠得住的，象肃顺，就最靠得住。”

　　回想到这里，慈安太后有着无穷的感慨，同时也深深困惑，不知当时何以会那么相信慈禧太后的话？竟帮着她先拿“最靠得住”的肃顺除掉。但是，这并没有错，肃顺那样子跋扈，纵使不敢谋反，一定压制着“六爷”不能出头。这样，“五爷”跟“七爷”也会不服，不知道彼此不和，会闹成什么样子？那里会有平洪杨、平捻、重新稳住大局的今天！

　　这自然也是慈禧太后的功劳。平心而论，没有她就没有杀肃顺、用恭王这一番关系重大的处置。二十年来，虽然她也不免有揽权的时候，但到底不如先帝所顾虑的那么坏。如今她也快五十了，还能有什么是非好生？

　　这样想着，觉得先帝的顾虑，竟是可笑的了，反倒是留着这张遗诏，万一不小心泄漏出去，会引起极大的波澜，不如毁掉的好。

　　想是这样想，却总觉得有点舍不得。无论如何先帝这番苦心，自己相待的这番诚意，要让她知道。慈安太后相信“以心换心”，这几年处处容忍相让，毕竟也将她感动得以礼相待。既然如此，何不索性再让她大大地感动一番。

　　于是，她夜访长春宫，摒人密谈，详叙始末，最后说道：“我们姊妹相处了这么多年，还留着这东西干什么？”一面说，一面将那道朱笔遗诏，就着烛火，一焚而灭。

　　慈禧太后的脸，从来没有那样红过，心，从来没有那样乱过，即令没有任何第三者在旁边，也不能让她自免于忸怩万状的感觉，除却极低的一声“谢谢姐姐”以外，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话好说。

　　慈安太后了解她心里的难过，竟不忍去看她的脸，“我走了！”她站起来转过脸去说，“东西毁掉了，你就只当从不曾有过这么一回事。”

　　这岂是轻易能够排遣的？自己一生争强好胜，偏偏有这么一个短处在别人手里！“东西毁掉了”，却毁不掉人家打心底轻视自己的念头。毕生相处，天天见面，一见面就会想起心病，无端矮了半截。就象不贞的妇人似的，虽蒙丈夫宽宏大量，不但不追究，而且好言安慰，但自己总不免觉得负疚良深，欠了个永远补报不完的情，同时还要防着得罪了她，会将这件事抖露出来，于是低声下气，刻刻要留心她的喜怒好恶。这日子怎么过？

　　一连五、六天，夜不安枕，食不甘味。薛福辰和汪守正请脉，都不免惊疑，脉象中显示慈禧太后不能收摄心神，以致气血亏耗，因而当面奏劝，务请静心调养，同时暗示，如果不纳劝谏，则一旦病势反复，将有不测之祸。

　　慈禧太后何尝不纳劝谏？只是心病不但没有心药，甚至无人可以与闻她的心病，勉强要找出一个人来，也就只有李莲英而李莲英终于与闻了慈禧太后的耿耿难释，魂牵梦萦的心病，同时也开了一味“心药”，这味药必须他亲自去找。

　　乾清宫前东西向的两座门，一座名为“日精”，一座名为“月华”。日精门在东，它的南面密迩上书房，因而专辟一室，供奉至圣先师的木主，太监管它叫“圣人堂”。

　　紧挨着圣人党的是御药房，沿袭明朝的遗制，规模极大，里面有各种希奇古怪的“药”。同治朝有一年夏天久旱不雨，军机大臣汗元方认为这是“潜龙勿用”的缘故，不妨弄个虎头扔入西山黑龙潭，激怒懒龙，造成一场“龙虎斗”，自然兴云布雨，沛降甘霖，那个虎头就是在御药房里找出来的。

　　李莲英所要的那味“药”，也得在御药房里找。他叫那里的首领太监，搬出尘封已久的档册，一页一页地细查，终于找到了。还是明朝天启年间，势焰薰天的太监魏忠贤备而未用的一味药。这味药，他当然不会假手于人，亲自入库检取，随手送到了长春宫的小厨房里。

　　服了薛福辰所开的药，真是其效如神，慈安太后的轻微的感冒，到了午后，几乎就算痊愈了。睡过午觉起身，觉得精神抖擞，兴致勃勃，想到院子里去走走。

　　“外面有风，还是在屋里息着吧！”宫女这样劝她。

　　“我看看那几条金鱼去。”

　　慈安太后最爱那些供观赏的鱼，凝视着五色文鱼在绿水碧草间，悠闲自在地掉尾回游，能把大自国事，小自宫闱的一切烦恼，都抛得干干净净。

　　因此，各省疆臣，投其所好，常有珍异的鱼类进献，钟粹宫中，鱼缸最多。但慈安太后虽好此道，却不求甚解，不管是什么种类，一概叫做金鱼。这天她想看的“金鱼”，是黑龙江将军所进，产于混同江中，通体翠绿，其色如竹的竹鱼。

　　正在与宫女俯视鱼缸，指点谈笑之际，钟粹宫的首领太监李玉和走来说道：“回主子的话，长春宫送吃的来，是留下收着，还是过一过目？”

　　“喔！”慈安太后问道：“什么东西”？

　　“克食。”

　　“克食”是满洲话，译成汉字，本来写做“克什”，是恩泽之意，因此，凡是御赐臣下的食物，不论肴馔果饵，都叫做克什。却不知从何时开始，克什写做克食，专指“饽饽”而言。慈安太后喜爱闲食小吃，午睡起来，正需此物，所以很高兴地说：“拿来我看。”

　　慈禧太后派来送克食的一个太监，名叫崔玉贵，长得很体面，也能说会道，走到慈安太后面前，因为双手捧着食盒，只能屈一膝跪下，朗然说道：“奴才崔玉贵跟佛爷请安。奴才主子叫人做了一点儿新样儿的克食，说是‘还不坏’，又说：‘东佛爷最爱这一个，可不能偏了她的。’特意叫小厨房加工加料又蒸了一笼，专派奴才送来，请佛爷尝尝。奴才主子又说，倘或吃得好，明儿再做了送来。”

　　慈安太后听了这番话，高兴得眉开眼笑，“真正难为你们主子。”她说，“不用说，一定错不了，我瞧瞧！”

　　于是李玉和揭开盒盖，只见明黄五彩的大瓷盘中，盛着十来块鲜艳无比的玫瑰色蒸糕，松仁和枣泥的香味，扑鼻而来。慈安太后一则为了表示珍视慈禧太后的情意，再则也实在受不住那色香的诱惑，竟不顾太后应有的体统，亲手拈了一块，站在鱼缸旁边，就吃了起来。

　　“真不赖！”慈安太后吃完了那块蒸糕，吩咐李玉和，“替我好好收着。拿四个银锞子，两个赏崔玉贵，两个让他带回去赏他们小厨房。”

　　等李玉和接过食盒，崔玉贵才双膝跪倒磕头：“谢佛爷的赏！”

　　“你回去跟你主子说，说我很高兴。”慈安太后又问：“今天，你们主子怎么样？”

　　“今儿个，光景又好得多了，上午吃了薛福辰的药，歇了好大一觉。”

　　“那才好。”慈安太后点点头，“回去跟你主子说，我也好了。晚上我看她去。”

　　“喳！”崔玉贵又磕个头，起身退下。

　　“早点传膳吧！”慈安太后兴致盎然地对身旁的宫女说，“吃完了，咱们串门子去！”

　　这是宫女们最高兴的事，于是纷纷应声，预备传膳。

　　谁知未曾传膳，慈安太后就不舒服了，说头疼得厉害，要躺一会，接着便有手足抽搐的模样。李玉和大惊失色，一面赶紧通知敬事房传御医请脉，一面到长春宫去奏报慈禧太后。

　　“上头刚歇下。”李莲英压低了声音问：“什么事？”

　　“东佛爷得了急病。”李玉和结结巴巴地诉说着慈安太后的病情。

　　“只怕一时中了邪，别大惊小怪的！”李莲英说，“既然传了御医，等请了脉再说，一会儿我给你回就是了。”

　　等李玉和一走，李莲英立即去找敬事房的总管太监，神色凛然地表示：慈禧太后大病未愈，如果慈安太后的“小病”再张皇其词，就会动摇人心，关系极重，务必告诫太监，不准多问多说。否则闹出事来，谁也担待不了。

　　因此，初十这一天，五次召医，但只有极少数的人，略得风声，甚至潘祖荫进了宫，还不知道真相。

　　到的人不少了，进了景运门，都在乾清门外徘徊，相顾惊愕，不知从何说起？问乾清门的侍卫，只说隐约听闻有这回事，慈安太后病势甚危，是不是出了大事，却不知道。大家都在想：宫门至今未开，或者不要紧。因而心情无不矛盾，既希望宫门早开，打听个确实消息，却又唯恐宫门早开，证实了大事已出。

　　到了两点钟，除却恭王，王公大臣全都到齐，一个个不断看表，看到两点三刻，乾清门旁的内左门和内右门，同时开启，于是由惇王领头，穿过内右门，直奔月华门之南的内奏事处。

　　内奏事处共有十八名太监，首领太监姓祝，官阶虽只八品，权柄甚大，一见王公大臣杂沓而至，便站起身来，亲自持一盏白纱灯，在阶前高声宣布：“慈安太后驾崩了！”

　　这一声仿佛雷震，大家不由自主地站住脚，然后仿佛突然惊醒了似的，发出嗡嗡的声音，相顾惊诧，似乎还不能相信真有其事。

　　“是，是什么时候驾崩的？”惇王问说。

　　“戌时。”

　　戌时是前一天晚上七点，而此刻将近清晨三点，相隔八个钟头，就算子时通知王公大臣，亦已经过了四个钟头。如此大事，何以宫内竟能沉着如此？每一个人心头都浮起了浓重的疑团。

　　“这事奇怪啊！”左宗棠突然开口，大声用湖南话说道：

　　“莫得有鬼呦！”

　　“爵相，爵相！”王文韶赶紧乱以他语，“请进去看方子吧！”

　　方子一共五张，都是初十这一天的，早晨一张方子，有“额风，痫甚重”的字样，用的是祛风镇痉的要药天麻和胆南星。牛间则只有脉案，并无药方，脉案上说“神识不清，牙关紧闭”。未时则有两张脉案，一张说“痰涌气闭”，并有遗尿情形，另一张说：“虽可灌救，究属不妥。”

　　傍晚一张方子，已宣告不救：“六脉将脱，药石难下。”具名的御医先是左院判庄守和，以后又加了个不甚知名的周之桢，而一直很红的李德立，竟不在其列。

　　“听说是前天晚上起的病。”左宗棠问道：“该有初九的方子啊？”

　　“初九的方子没有发下来。”

　　“爵相，爵相！”又是王文韶来打岔，“找个地方坐一坐，商量大事要紧。”

　　“上南书房坐吧！”宝鋆一面说，一面举步就走。

　　南书房近在咫尺，大家一坐下来，先脱帽交给各人的听差“摘缨子”。接着便各就邻座的人，探询仪礼。除了惇王以外，只有大学士全庆和协办大学士灵桂，在道光二十九年遇到过恭慈皇太后之丧，大致还记得：弥留之际，王公大臣已奉召在寿康宫外守候，听宫中一乱，随即进宫?踊哭临。但是，此刻是不是也赶到钟粹宫去“奔丧”呢？

　　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但同时也都为自己作了答复：等一等再看。疑问不只一端：到底什么病，何以有癫痫痉挛的现象？照方子看，昨日午间，病势已极危险，何以不通知王公大臣，而且消息不传？既崩以后，又为何相隔四个时辰才报丧？此外，初九的方子未曾发下，以及如此重症，不仅未传召已名满天下的薛福辰、汪守正请脉，甚至一向在御前当差的李德立，亦未与闻，这不都是在情理上怎么样也说不通的事吗？

　　到底还是宝鋆久在军机，经得事多，站在中间向四周小声交谈、嗟叹不绝的部院大臣说道：“趁如今还未成服，有许多公事该当赶办的要赶办，该当预备的要预备，请诸公先各回本衙门去交代司官。今天西圣一定会力疾召见军机，等见了面下来再说。”

　　于是部院大臣暂时散去，宝鋆与他的同僚回到军机处去会议，第一件事是即刻派人赶到昌平去通知恭王。恭王福晋上年病故，这时正在昌平下葬。

　　“真是想不到的事！”宝鋆用一种戒备的神色说道：“这趟办理大丧，咱们得要处处小心，别弄出意外麻烦来。”

　　说着就瞟了左宗棠一眼，意思是警告他“多言贾祸”。左宗棠当然明白，他有许多话想说，此时都硬咽了下去，捧着个大肚子坐在一旁是生闷气的样子。

　　“照我看，丧事一定会铺张，山陵大事，又得几百万银子。”他向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景廉说道：“秋坪，你得早早筹措。”

　　“是啊！”景廉搓着手说：“我正在为此犯愁，一下子那里去弄这笔巨数？”

　　“好在也不是一下子用，只有慢慢儿想法子。”王文韶说：“如今得先拿恭理丧仪的名单拟好，只怕回头见面，第一件事就是问这个。”

　　皇太后之丧，恭理丧仪的王公大臣照例派八员，共同拟定的名单是：惇王、恭王、御前大臣贝勒奕励、额驸景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灵桂、礼部尚书恩承，最后一个是汉人，刑部尚书翁同和以师傅的资格，参与大丧。

　　接下来便得预备大行皇太后的遗诏和皇帝的哀诏。这是南书房翰林的事，宝鋆特地派人将潘祖荫请了来商量。

　　“动笔了没有？”一见面，他就这样没头没脑地问。

　　潘祖荫愣了一下，才能会意，摇摇头答道：“什么都不清楚，怎么动笔？”

　　“这是有套子的，先把一头一尾预备好，中间叙病情的一段，等见了面，看上头怎么吩咐，再补上去，那就快了。”

　　“也只好如此。”潘祖荫说：“等我回去商量。”

　　潘祖荫回到南书房，跟另外两位翰林：孙诒经和徐郙，检出旧案，套用例句，分头起草，也不过刚刚有了初稿，军机处已派了章京来催，于是匆匆誊清，带回去交给宝鋆，天色已经大明了。

　　“真没有想到！”容颜憔悴非常，但隐隐跃现着异样兴奋之色的慈禧太后，用嘶哑而缓慢的声音说：“初起不过痰症，说不好就不好，简直就措手不及。唉，”她叹口气擦一擦眼泪，“我们姊妹二十年辛苦，说是快苦出了头，可以过几年安闲日子，那知道她倒先走了。”

　　皇太后伤心，臣下亦无不垂泪，“请皇太后节哀。”宝鋆答奏：“如今教导皇上的千钧重担，只靠皇太后了，千万不能过于伤心，有碍圣体。”

　　“我也实在支持不住了，大事要你们尽心，这是‘她’最后一件事，该花的一定要花，不能省！”

　　“是！”宝鋆将捏在手里的，恭理丧仪大臣的名单递了上去。

　　“你们八个，照例穿孝百日，醇王呢？”慈禧看着名单说：

　　‘我的意思，他也该穿一百天的孝。”

　　“这可以另颁懿旨。”

　　慈禧太后点点头：“‘明发’预备了没有？”

　　“还差叙病情的一段。”

　　“就这样说好了：初九，偶尔小病，皇帝还侍疾问安，不想第二天病势突然变重，延到戌时，神就散了！”

　　宝鋆答应着，将遗诏的底稿交了给景廉，就在养心殿廊上改稿，一共五六句话，片刻立就，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看得很仔细，一行一行，指着念，念到“予向以俭约朴素为宫坤先，一切典礼，务恤物力”，抬起头来说：“不必这么说法。典礼到底是典礼，仪制有关，不能马虎。”

　　宝鋆遵奉懿旨，就站在御案旁边，亲自动手修改，改为“一切事关典礼，固不容矫从抑损，至于饰终仪物，有所稍从俭约者，务恤物力。”慈禧太后才算满意。

　　“恭王呢？得派人去追他回来。”

　　“是。”宝鋆答道：“已经派专差通知，昌平离京城九十里路，赶回来也快。”

　　这样的大事，恭王自然兼程赶路，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贝勒载澂和载滢很快地回到了京城。

　　一到京直接进宫，入隆宗门到军机处，宝鋆、景廉、王文韶都在守候。白袍白靴、一片缟素，恭王见此景象，悲从中来，顿足大哭，哽噎难言。

　　二十年间，四逢大丧，那一次都没有这一次哭得伤心。宝鋆等人，一齐相劝。旗人家的规矩重，澂滢两贝勒双双跪下，连声喊着：“阿玛，阿玛！”好不容易才将恭王劝得住了眼泪。

　　“到底怎么回事？简直不能教人相信。拿，拿方子来看！”

　　看恭王如此激动，宝鋆深为不安，赶紧将他一拉，拉到隔室，在最里面的角落坐下，沉着脸轻声警告：“六爷，你可千万沉住气！明朝万历以后，宫闱何以多事？还不都是大家起哄闹出来的吗？”

　　“什么？”恭王将双眼睁得好大，“你说，你说，怎么回事！”

　　宝鋆跟恭王无所不谈，也无所顾忌，当时便将慈安太后暴崩的经过——大部分是传闻，细细说了给恭王听，直到小殓以后，他才得亲眼目睹。

　　“大概八点钟，里头传话：五爷、七爷、五房里的两位，”宝鋆指的是“老五太爷”的两个儿子，袭惠王的奕详和镇国公奕谟，“御前、军机、毓庆宫、南书房、内务府，一共二十多个人‘哭临’。到了钟粹宫请旨：进不进殿？教进去，就进去了。‘大行’已经小殓，可没有见恩焘。”

　　恩焘是慈安太后的内侄，上年八月里才承袭的“承恩公”。照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后妃一死，先传娘家亲属进宫瞻视，方始小殓，如今说恩焘不在场，便有疑问，恭王便说：

　　“你们瞻仰了遗体没有？”

　　“瞻仰了。‘西边’特为叫太监揭开覆面的白绢，看上去倒是面目如生。”

　　“那当然看不出什么！整一夜的工夫，还不都料理得干干净净？”恭王想了想问：“到底是怎么得的病呢？”

　　宝鋆向窗下左右一望，压低了声音说：“据说是长春宫的一盘克食上的毛病！”

　　恭王色变，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地，好半天才问了句：

　　“那又是为了什么？”

　　“有个消息，”宝鋆的声音越低，“不多几天以前，‘东边’到了长春宫，太监宫女都给撵了开去，两人聊了好半天。到临了，‘东边’取出一张纸来，在蜡烛火上烧掉了。打那一天起，‘西边’就象上了心事，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弄到头来，出了这么一件大事！”

　　“气数！唉！”恭王黯然长叹，“以后办事更难了。”

　　“也别想得那么多，先得让眼前这一段，安安稳稳过去了再说。六爷，我再说一句：你可千万沉着！‘递牌子’吧，先请了安再说。”

　　“难！”恭王摇摇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外头不知道会有些什么离奇古怪的流言？也难怪，”他又自语似地说：

　　“本来就是件离奇古怪的事嘛！”

　　六天以后，慈宁宫出了件离奇古怪的事。

　　慈宁宫是大行皇太后金匮安奉之地。一日三次上祭，喇嘛唪经，皇帝奠酒，由恭理丧仪大臣轮班照料。这天午奠，是惇王、恭王、宝鋆和翁同和在场，当然也还有“内廷行走”的官员在当差。

　　不管是多大的官儿，在慈宁宫这样尊严的地方，当着“礼绝百僚”的亲王的面，都是哈腰垂手、必恭必敬的样子，却独有一名年轻官员背着手，仰着头，随意散步似的，踏上慈宁宫的台阶，见到的人，无不诧异，亦无不厌恶。

　　“站住！”恭王喝问：“你是什么人？”

　　那人略微停了一下，看一看恭王，扭过头去不理，依然负手闲行，顾盼自如。

　　“问你话！”恭王的声音提高了，“你是那个衙门的？”

　　问到他的衙门，他越发神气了，斜睨着恭王，矜持地微露笑意，意思仿佛在说：你也配问我的衙门？

　　恭王大怒，“混帐东西！”他戟指骂道：“替我滚下去！”

　　这一下，那人才有些着慌，站住脚一望，发觉有五六条汉子，恭王的护卫来撵，急忙三脚两步下了台阶，往慈宁宫边门直奔。

　　“去查！是什么人，这么荒唐！”

　　等查了回来，才知道问到他的衙门，为何那样得意？他的衙门最清贵：翰林院。他自己就是翰林，翰林院编修唐景崶。

　　“还是翰林？真正岂有此理！”恭王问道，“那位知道这个人？”

　　翁同和知有其人，但不甚了解他的家世，便答了句：“佩公知道，唐景是佩公的门生。”

　　于是将在殿内察看祭品的宝鋆找了来问，才知道唐家三兄弟，广西灌阳人，都是翰林出身。老大叫唐景崧，咸丰十一年的解元，同治四年点了庶吉士，那一科会试，宝鋆是副考官。光绪三年会试，宝鋆则是正考官，唐景崶就中在这一科。还有个老二叫唐景崇，则是同治十年的翰林。

　　“荒谬绝伦，非严参不可！”恭王即时找礼部的司官，吩咐具折参奏。

　　宝鋆不响，出了这样荒唐的门生，自觉老脸无光，不便替唐景崶讲话。其余的人，事不干己，又逢恭王盛怒，当然亦不会为唐景崶讲好话。

　　但翰林院的人，却不是这么想法，尤其是最好出风头的张之洞，邀了脾气很戆直的詹事府少詹事朱逌然，守在慈宁宫门口，等翁同和散出来，拉到一旁，大办交涉。

　　“此人何罪？”张之洞说，“他如果不来行礼，又如之奈何？而况慈宁宫的中门还未开，不算行礼的时候，就没有失仪的罪过可言。老世叔，你得主持公道。”

　　“是不是因为他冒犯了恭王？”朱逌然接口说道：“大家都是缟素，没有朝珠补褂宝石顶，可以识别。岂不闻不知者不罪？”

　　翁同和知道这件事很麻烦。恭王也有礼贤下士的名声，这十几年来，经过许多大风大浪，磨得火气已平，难得有疾言厉色，而这一天盛怒不息，是动了真气，只怕很难有人能将它压了下去。

　　不过，从沈桂芬一死，他隐然以继承衣钵，为南派魁首自命。事实上王文韶虽在枢廷，并不为士林所重，环顾朝班，能与李鸿藻成南北对峙之局，相与周旋的，亦确有舍我其谁之感。因此，他不能率直拒绝。

　　他并不喜欢张之洞，觉得他沽名钓誉，外清流而内热衷，亦可以说是外风雅而内庸俗。当然，这也因为张之洞是李鸿藻一系的第一大将，天生敌对的缘故。但唯其如此，他反不能不接受张之洞的要求，因为这是表现“宰相度量”的一个机会。

　　“我知道了。”他没有把握，所以语言很淡，“我尽力就是。”

　　翁同和确是尽了力，先向惇王进言，说是公论不以唐景崶为失仪，新进不知宫内规矩，而且服饰上分辨不出尊卑，亦不是敢有意藐视亲王，可否免参？

　　“很难。”惇王大摇其头，“我也跟我们老六说过，不必多事。不过他有他的看法，认为非严参不可。”

　　“喔，”翁同和问道：“六爷的看法如何？”

　　“你也可以想得到的，外面谣言一定很多。他认为姓唐的决不是无意，而是有意想闯进去看看。其实，这会儿还看得到什么？不过姓唐的其心可诛而已。”

　　“其心可诛”四个字，最难辩解。翁同和便换了个说法：

　　“唯其有谣言，不宜横生枝节，反引起格外的猜疑。”

　　“不然。唯其有谣言，不能不严参，好让大家知道顾忌。”

　　这是杀鸡骇猴的手法。有此作用，更难挽回，但当然不能就此罢手，“不知道六爷以何名义奏劾？”他问。

　　“这还没有定。也许是他一个人出面，也许恭理丧仪八个人合词具奏，回头还得商量。”

　　“合词具奏，未免太重视其事了。”翁同和说，“能免还是免了吧。五爷一言九鼎，总要仰仗大力斡旋。”

　　“回头再说好了。”

　　到了四点钟，该是申祭的时候，宝鋆和李鸿藻从军机处相偕而来，一见翁同和，异口同声地说：“不行！”

　　这就是说，恭王执意要参。翁同和心想，连李鸿藻都无法回护，自己尽了这番心力，也可告无罪了。但反过来看，正因为李鸿藻无能为力，自己就更不应该放手，倒要让那班后进看看，谁是爱士重士，肯替他们说话的？

　　因此，他便很注意劾奏的“折底”。底稿是礼部的司官所拟，送到恭王面前，他略看一看，便伸手要笔。

　　一见这动作，翁同和赶紧走了过去。只见恭王将事由上“误上慈宁宫台阶”的“误”字圈掉，奋笔改了一个“擅”字。

　　这一字的出入甚大，翁同和便劝说：“六爷，是擅是误？

　　请再斟酌。”

　　恭王怫然搁笔，“你当时不也在场？”他带着责问的盛气：

　　“如果不是擅上，何以那样子目空一切？”

　　“他散馆不久，不大懂规矩。”

　　“翰林是读书人，读书人不懂规矩，什么人才懂规矩？”

　　说完，恭王重新拾起笔来修改折底，不理人了。翁同和碰了个钉子，自觉难堪。但维护后辈的本心，也就在碰这个钉子之中，表露无遗，这样转着念头，便觉得这个钉子碰得也还值得。

　　结果，劾奏唐景崶是由恭王单独出面，照例发交吏部议奏。这个罪名可大可小，看人而定，翰林、御史总比较占便宜，同时也顾忌着清流会抱不平，惹出麻烦，所以定了“罚停差使九个月”的处分，因为是“私罪”，不准抵销。翰林全靠各种“考差”滋润，唐景崶在这一年内，就不用想派到任何差使，是比罚薪稍重的惩罚。

　　回到家，翁同和想想自己所碰的那个钉子，究竟不大舒服。以尚书之贵，师傅之尊，竟连一个字的主都做不动，传出去毕竟不好听。他也到底还有些读书人的脾气，想到“立朝有声”这句话，颇为懊悔，觉得当时应该据理力争才是。

　　因此，在内阁议大行皇太后尊谥的时候，他侃侃而谈，显得很有风骨。清朝仪制，皇太后的尊谥是十二个字，开头用“孝”，头一个字用“孝”，第十个字用“天”，最后一个字用“圣”是一成不变的。其余九个字中，在原有的徽号中保留四个，新拟的只有五个字，而以第二个最重要，内阁拟了两个字：钦、肃。

　　翁同和一看便摇头，大声说道：“‘贞’字是始封嘉名，‘安’字是二十年徽号，这两个字不可以改。”

　　大行皇太后最初封为贞嫔，这就是所谓“始封嘉名”。翁同龢的意思，要用“孝贞”，而在以下的十个字中，还要保留穆宗最初所上徽号“慈安”的“安”字。但是内阁所拟的“钦”字，是有来头的。

　　“‘钦’字是恭王定的。”宝鋆说道，“还是用‘钦’字吧？”

　　这给了翁同和一个“立朝有声”的机会，“这岂是亲王所应该主议的？”他理直气壮地说。

　　拟谥是大学士之事。翁同和的话，使得宝鋆语塞。于是东阁大学士左宗棠，体仁阁大学士全庆，协办大学士灵桂和武英殿大学士宝鋆重新聚议。宝鋆仍旧要用“钦”字，却没有人附议，因为翁同和的话，是尊重大学士的职权，旁人尚且如此，自己岂可不尊不重？

　　就这相持不下之际，潘祖荫起而声援：“贞者正也！当时就含有正位中宫之意。而且是文宗所命，决不可更改。”

　　“说得有理。”左宗棠大为赞赏，“该用‘贞’字。”

　　内阁五相，以文华跟大学士李鸿章为首，他不在京里，便数左宗棠的资格最深，因此，他说“有理”便有理，决定开头四字用“孝贞慈安”。中间四个字又是翁同和的意见，说慈禧太后的徽号中亦有“端康昭庄”的定样，应该避免，建议用“裕庆和敬”，最后四个字则用“仪天佑圣”。大家同声称善，定议具奏。

　　唯一不以为然的是宝鋆，深深感到左宗棠对他是威胁。在军机处，左宗棠好发高论，话不投机，在内阁又压在他上面，而亲藩朝士，总以为左宗棠有大勋劳，将他捧得高高地，这更使宝鋆心里不舒服，觉得非将他排挤掉不可。

　　“左季高虚名盗世，肚子里一团茅草。”他对翁同和说，“我真懊悔做错了一件事。”

　　“怎么？”

　　“当初不该做那首诗送他。”宝鋆说道：“将来我印诗集，一定要拿那首诗删掉。”

　　翁同和不作声。在他看，左宗棠诚然名实不甚相符，而宝鋆也实在不能令人佩服。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不如局外静观为妙。

　　※※※

　　慈禧太后虽在病中，思虑依然十分细密。中俄交涉告一段落，西北、东北，一时可保无事，她决意筹划海防，特召李鸿章进京陛见，决定调贵州巡抚岑毓英为福建巡抚，派左宗棠幕府中最见信任的刘璈为台湾道，整顿台湾防务。同时电知驻德国使臣李凤苞，在原已订造的铁甲舰“定远”号以外，再加订一艘，取名“镇远”。此外决定了禁烟的政策，这是左宗棠所坚持的主张，李鸿章亦很赞成，因为“寓禁于征”，要求英国公使威妥玛增加“洋药”税捐，可以充裕海防经费。

　　就在这洋务上积渐开展之际，慈禧太后的病势，日有起色，过了端午，精神更是一天比一天好。军机奏事，本来多用简单的“奏片”，此时又恢复召见，不过还不能每天见面而已。

　　人事如此，而天象仍然示警。六月初一夜里，发现彗星出现在西北，这是人人厌恶的“扫帚星”，而且连朝不绝，初二、初三继续出现以后，到了六月十二又见，因此震动朝廷。

　　于是钦天监这个冷衙门，突然“热”了起来，根据星变占验，参以史书，说是“主女主出政令”。

　　钦天监是惇王所管，一听这话，大为皱眉，慈禧太后刚独专垂帘的时候，说“女主出政令”，不就等于说是“扫帚星主国政”？

　　“《宋史·天文志》是这么说，有书可查的。而且宋朝多贤后，‘女主出政令’，并非坏事。”

　　这话也有理。惇王做事，不喜深思，便点点头说：“出奏。”

　　奏折一上，有人知道其事的，惴惴然为惇王及钦天监的官员捏着一把汗，怕触犯忌讳，惹得慈禧太后震怒，降旨申斥，甚或治罪。

　　谁知不然。慈禧太后认为话说得不错，现在确是“女主出政令”。在她看来，自己的当权，既然上应天象，就正可以居之不疑。反倒是钦天监的官员，越想越不妥，重新深究，上奏更正错误：“彗星出六甲、入紫微、主水、主刀兵”，并非主“女主出政令”。

　　不论如何，星变总是天象示警，君臣皆当诚意修省，感格天和。于是“翰林四谏”之一的詹事府左庶子陈宝琛，上奏以“星变陈言，请斥退大员”，首攻宝鋆，次攻吏部尚书万青藜，再加上一个左副都御史程祖诰。

　　由于上年太监与护军在午门殴斗那一案，慈禧太后对陈宝琛、张之洞是刮目相看的，张之洞新近放了内阁学士，已是二品大员。陈宝琛虽未升官，但他的奏折，慈禧太后是一定看完的，认为说得很恳切，所以第二天召见军机，当面将折子交给恭王，首先就指示：程祖诰应该开缺。

　　这就是表明了他重视原折之意。既然程祖诰开缺，则以彼例此，足见陈宝琛所弹劾的人，都不称职，万青藜和宝鋆亦应该“斥退”。恭王自然觉得为难，因为宝鋆是他所必须回护的。

　　想了一下，他从万青藜说起：“万青藜效力有年，调任吏部以后，公事亦无贻误。不过年纪大了，精力不济是有的。”

　　“这还在其次。”慈禧太后说，“这几年参万青藜的人很不少，尤其是翰林居多。他这个样子‘掌院’，只怕没有什么人听他的。”

　　“是。”恭王趁机说道：“臣的意思，开去‘翰林院掌院’

　　的差使好了。”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勉强同意，为万青藜保留了吏部尚书的本缺。

　　这就要谈到宝鋆了。他疑心陈宝琛是受了李鸿藻的指使，想结纳左宗棠，将他排出军机，因而不等恭王开口，先就自己乞退。但却有一套意在言外的措词。

　　“奴才的精力也不济了，常时奏对，腰脚不便，起跪都不俐落。”这是暗指着左宗棠而言，他自己起跪俐落得很，“奴才蒙皇太后、先帝、皇上的恩典，管了十几年的钱，几次大征伐的军费，又有几次大典的花销，左支右绌，处处作难。这些苦衷，皇太后圣明，无不洞鉴。只是外面人不原谅，常常出些好大喜功的花样，奴才既然替朝廷管着荷包，不能不看紧点儿。因此得罪了好些人，奴才自己亦觉得才具平常，难胜烦剧。求皇太后、皇上的恩典，开去一切差缺，容奴才偷闲几时。”

　　这后半段话也是指着左宗棠说的。慈禧太后一听就有数了，宝鋆是跟左宗棠不和。但是，她不相信陈宝琛是为了左宗棠劾奏宝鋆，所以一开口就说：“国事艰难，总要和衷共济才好。”

　　“是！”宝鋆答应着。

　　“陈宝琛的话，很切实，说得稍微过分的地方，也是有的。”慈禧太后对恭王说道：“你们拟旨，总要拿人家一片求好的心叙进去，不能挡住了言路。”

　　这就是说，宝鋆是没事了，但并不是说他没有错处。原折一共奏劾了三个人，一个落职、一个免了一项差使、再加上一番责备宝鋆的话，对陈宝琛的面子也很可以敷衍了。

　　于是，恭王答道：“宝鋆在军机多年，没有什么过失，陈宝琛说他‘畏难巧卸、瞻徇情面’，亦不能确有所指。不过既然言路上有这样子的批评，总是宝鋆还有不能跟人和衷共济的地方，才惹起闲言闲语。今后，宝鋆总要格外尽心才是。”

　　“不错。就照你这意思拟旨好了。”慈禧太后又说，“宝鋆精神还很好，还很可以好好当几年差。”

　　“是！”宝鋆这一声答应得很响亮，显得衷气十足。

　　一场宦海风波，在宝鋆来说算是过去了。但他不能心平气和地照上谕所说的“恪矢公忠，和衷共济”，为了报复，指使一名叫文硕的内阁侍读学士，翻出一件老案来参劾左宗棠和杨岳斌。

　　这件案子起于一个月前，湖南巡抚有个奏折，抄附了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的一通咨文，是为了他初督陕甘，剿办回乱时，曾经委了一个道员王梦熊，就地劝捐，接济军粮，照例应该奖励，但迄今十余年未办，请由现任陕甘总督，查案给奖。

　　就表面看，其事甚小，军机奉旨：“着湖南巡抚咨行陕甘总督查明办理。”案子便算了结。而文硕却以此为由，大做文章，说王梦熊当初劝捐未曾核奖，是因为左宗棠与杨岳斌不和，接任陕甘总督以后，有意积压。本来是件没有什么多大议论可发的事，而有意苛责，加以文字拖沓，竟有三千字之多。最后为了表示无所偏袒，特意指责杨岳斌以卸任总督为湖南巡抚的部民，有所陈诉，当用呈文而不该用咨，请一并“量予示惩”。

　　奏折送到慈禧太后那里，一看有“已革道员王梦熊”的字样，便觉得不该给奖，再看下去，越觉厌恶，便丢在一边，而心里疑惑，不知道文硕何以要上这个折子？是不是跟左宗棠有什么嫌隙，还是出于什么人的授意。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先问恭王：“内阁侍读学士文硕，这个人怎么样？”

　　恭王连这个名字都还是第一次听到，便老实答道：“臣不知道这个人，等查明了回奏。”

　　慈禧太后看着宝鋆和景廉问道：“你们俩，知道不？”

　　景廉是知道的，但慈禧太后问到此人，其意何在，茫然莫测，不敢造次，好在班次在后，不妨等宝鋆回答。

　　宝鋆不能不回答，“文硕是正红旗，进士出身。”他说，“平日有痰疾。”

　　“他是那一科的？”

　　“同治四年乙丑科。”

　　“那一年会试，”慈禧太后想了一下问道：“仿佛记得你也入闱了？”

　　“是！”宝鋆答道：“臣跟贾祯、谭廷襄、桑春荣一起赏的考差。”

　　“他上了个折子。”慈禧太后这才将文硕的折子交下来：“噜哩噜苏几千字，我没工夫看它！鸡子儿里挑骨头，干么呀？

　　你们看看，该怎么驳？”

　　原折甚长，只好带回军机处去看。左宗棠一看就生气了，他正在发风疹，一面搔爬不停，一面便大骂王梦熊。

　　“这一案跟我毫无关联。”他大声说道：“王梦熊什么东西，假公济私，捐款都入了荷包。只有杨厚庵这种老实人才会重用他。陕甘我跟杨厚庵不是前后任，中间还隔着一个穆图善，王梦熊贪污有据，革职查办是在穆任，我接事以后，自然照规矩办。王梦熊不敢到案，逃匿无踪，案不能结，何来核奖？王梦熊这两年一再呈控，都察院已经驳回，听说王梦熊已经逃回湖南，应该降旨，责成湖南巡抚衙门，逮捕归案，切切实实查明究竟。”说到这里，他收不住口，又溜到题外了，“文硕虽有痰疾，这个折子倒不能看作痰迷心窍，一定受了什么人指使。请王爷彻查。”

　　若说有人指使，自是宝鋆。左宗棠的弦外之音，恭王自然明白，便摇摇手说：“算了，算了！十几年的老案，还翻它干什么？驳了就算了。”

　　接着恭王派苏拉找了“达拉密”来，口授大意，写出来看是这样驳复：

　　“据内阁侍读学士文硕奏：此案悬搁多年，左宗棠在任日久，有意积压，请量予惩治等语。查各省督抚办理事件，原应随时速结；然其间迟延时日，未经办结者，亦所时有。文硕所称左宗棠因与杨岳斌各持门户之见，有意积压，回护弥缝；并杨岳斌系在籍绅士，应呈明湖南巡抚，不宜率用咨文，均属任意吹求，措词失当，所奏着毋庸议。”

　　这样驳复，左宗棠还不满意，认为文硕应受申斥。李鸿藻便劝他，说是朝廷广开言路，所奏即有失当，不宜轻言斥责。左宗棠才怏怏不语。

　　回家以后，还不肯罢休，派人去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文硕是受了王梦熊的贿，有意想借此因由翻案卸罪。而文硕敢于出此，一半也是因为有宝鋆在替他撑腰。

　　“不能干了！”他跟他左右说：“宝佩蘅蓄意排挤，我不能受他这种窝囊气。告病！”

　　左右苦苦相劝，左宗棠执意不听，而且也真的气病了，风疹大发以外，头面手足浮肿，加以天气炎热，中了暑气，胸膈不舒，头晕耳聋，只好上奏请假，奉旨赏假十日。

　　慈禧太后却正好相反，病体痊愈，可以报“大安”了。

　　“报大安”即表示已无可为天下之虑，一切因慈禧太后染恙而减少的仪制典礼及日常办事规制，恢复如常。这是社稷苍生之福，也是请脉医士的非凡大功，所以论功行赏，有一道恩诏。为首的是薛福辰，道员的本缺，遇缺即补，并赏加布政使衔，只要过一过班，就可外放为监司大员。其次是汪守正，他本是州县班子，升为知府，并赏加三品职的盐运使衔，仕途腾踔，何止“连升三级”？再下来是为孝贞慈安太后“送终”的庄守和，原来摘去的顶戴和花衔赏还，并由右院判调补左院判，成了太医院第一号人物。

　　李德立已经告病休致，恩典给了他的儿子兵部主事李廷瑞，超擢为郎中。此外，首先建议征医的内阁学士宝廷，荐医的督抚李瀚章、曾国荃等，以及逐日带医请脉的总管内务府大臣，都交部从优议叙。

　　其中特蒙异数的是薛福辰和汪守正。慈禧太后特赐貂裘、紫蟒袍、玉带钩、奇南香手串等等珍物，派太监赍送到家，薛福辰摆香案跪接。一家大小，无不感激天恩，但他本人却别有难以言说的抑郁，满腹经纶，未展抱负，只不过偶尔学医，竟成富贵的由来，自觉委屈。

　　慈禧太后却理会不到他的心境，另有打算，传旨在长春宫体元殿赐宴，派总管内务府大臣作陪，宴前单独召见，亲表谢意。

　　“薛先生，”慈禧太后从服他的药见效以后，就改用这个称呼，“吏部题奏，广东有个雷琼道的缺，先把你补上。”

　　雷州、琼州在广东极南，炎方瘴疠之地，在宋朝充军到那里，就跟清朝充军到宁古塔、黑龙江那些地方一样。现在情形虽大不相同，却也不算好缺，只是无论如何是个可以做一番事业的地方官，所以薛福辰顿觉愁怀一去，磕头谢恩。

　　“起来，起来！”慈禧太后用安慰他的语气说：“你别嫌委屈！好在你不用到任，过些日子，看近处有什么好缺，我再替你调补。我的意思要留你在京里，不过不能替你补京官，你懂我的意思吗？”

　　薛福辰当然懂，京官清苦，不比外官由地方供养，来得舒服。这是慈禧太后特加体恤，他当然要知情，便又磕一个头说：“皇太后恩出格外，臣粉身碎骨，难以图报。”

　　“你别这么说。我这场大病，九死一生，多亏得你。”慈禧太后又说：“你看如今的局面，如果我起不来，不能办事，不知会糟成什么样子？你的功在天下，就多得朝廷一点儿恩典，我想大家亦没有话说。”她的精神很好，所以接下来又谈汪守正的事，“汪守正补了扬州府，这倒是个好缺，不过，我也不能叫他到任。我的体子只有你跟汪守正最清楚，吃你们的药对劲，万一有个什么的，总要找你们方便才好。汪守正，我也想给他在近处找个缺，保定都还远了，将来看看天津府怎么样？”

　　薛福辰不便置词，只答应得一声：“是。”

　　“你弟兄几个？”

　　“臣弟兄三个。”薛福辰答道：“臣居长。”

　　“薛福成是你的弟弟吗？”

　　“是。”

　　“在那里做官？”

　　“臣弟福成，以前在曾文正幕府，此刻在督臣李鸿章幕府，以劳绩军功，保到道员，尚未补缺。”

　　“喔！”慈禧太后点点头，记在心里了，“你还有一个弟弟叫什么名字？”

　　“叫福保。一直在督臣丁宝桢幕府。”

　　“丁宝桢能用你们弟兄两个，可见得是识人好歹的。”慈禧太后说：“你去吃饭吧！有好吃吃不了的，带回去。”

源济

第五十一章

　　星变带来的忧惧不安，因为慈禧太后的“报大安”而消失了一大半，在她自己，所记得的只是“女主出政令”这句话。这一年多以来，为了中俄交涉，她抑郁在心，积之已久，第一恨自己力不从心，其次，有孝贞慈安太后在，凡事毕竟不能独断独行。如今情形完全不同了，心情畅快，意气发舒，觉得时局虽然艰难，其实大有可为，一切只在自己的手腕。

　　就在这时候，接到一个密折，是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又说他“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在两广总督任内，所筑炮台，一经霪雨，尽皆坍毁。”措词异常率直。

　　慈禧太后是知道彭玉麟的，赋性刚介耿直，知人论世，难免偏激，因此，她对这个奏折上的话，不甚深信。但遇到这样的案子，必得派大员查办，因而发交军机议奏。

　　军机却深感为难，仍旧只能请旨。因为查办两江总督，至少得派个大学士，大学士出京查案，风声太大会影响政局的安定。而且要查的是江防，亦非深谙兵事的，不能胜任。

　　“最为难的是，刘坤一、彭玉麟都是朝廷倚重的大臣，人才难得，总宜保全。如果查有实据，也还罢了，倘或其中不尽不实，刘坤一必又奏劾彭玉麟，闹成两败俱伤，似非保全之道。”恭王又说，“此事关系甚大，臣等不敢擅专，总得先请皇太后定下宗旨，臣等方好遵循。”

　　慈禧太后见恭王如此怕事，自然不满，但细想一想，他的话亦不是全无道理，因而问道：“如果派人查办，你们看是谁去好？”

　　“如果真的要查办，自以左宗棠为宜。不过，左宗棠正请病假，天气又热，长途跋涉，不甚相宜。”恭王又说，“这一案，派大员出京，必定引起外间揣测，平添许多风波。臣请旨，是否可以寄信给刘坤一，让他明白回奏。”

　　“那没有用。”慈禧太后大为摇头，“让刘坤一回奏，当然是为他自己辩护，那时再派人去查，就不是保全之道了。我想……，”她沉吟了好一会说：“左宗棠的性情我知道，他不宜于查案，从前查办郭嵩焘，说的话不公平。”

　　接着，慈禧太后指示，就派彭玉麟密查。这是办事的创格，但细细想去，却是极高明的一着，第一，不必特派大员出京，而彭玉麟本在江南，顺便密查，不着痕迹。其次，原由彭玉麟参劾。复派彭玉麟密查，等于让他更作详细的报告，复奏为原奏之续，就好象不曾查办过刘坤一。恭王认为这样做法，最好的是，没有奉旨查办的第三者，将来案情或大或小，或严谴或保全，都可操纵自如，所以欣然承旨，由衷地颂扬圣明。

　　两江的参案，未有结果，陕甘的人事却须有所变动。曾国荃本无意去主持陕甘的军务，而在这半年之中，不但自己体弱多病，并且家庭中连番拂逆，先是他的胞侄，曾国藩的次子纪鸿，会试屡次落第，这年五月间郁郁以终。接着，他自己又死了一个儿子，情怀灰恶，坚决求去。

　　恭王深知他的心境，已经答应让他休息一个时期，但继任人选颇费踌躇。左宗棠当然没有回任的道理，就是他自己愿意再度出镇西陲，朝廷亦不会相许，因为割断了他跟刘锦棠、张曜等人的关系，便等于变相收回兵权，不宜让他再统旧部，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但陕甘毕竟仍是湖南人的天下，所以曾国荃的继任人道，亦必得仍是湖南人，才能笼罩得住。

　　这番调动，重在防务，与寻常的督抚迁调，情况不同。所以恭王事先曾与李鸿章商议，预备以刘坤一调任陕甘，丁宝桢在四川的声名很好，应该移督两江。空下来的四川总督一缺，照李鸿章的打算，最好让他老兄湖广总督李瀚章调补。丁宝桢这几年在四川极力整顿，吏治非吴棠在日所可同日而语，税收更有起色，光是协解北洋购置铁甲船的盐税，就有三十万两之多，所以李瀚章如能调为川督，在李鸿章来说，公事上先就可以得心应手。

　　于是，不等彭玉麟奏复，恭王先就奏明慈禧太后，召刘坤一进京陛见，由彭玉麟署理两江总督，作为一次督抚大调动的第一步。

　　左宗棠一月假满，又续假一月，这次慈禧太后批是批准了，却是疑惑。

　　因此，在召见醇王时，特地问道：“最近见着了左宗棠没有？”

　　“半个月前，臣去看过他。”醇王答道，“精神还不差，只是兴致不好。”

　　“为什么呢？”

　　“大概办事不大顺手。”

　　慈禧想了想说：“是不是有人跟他过不去？”

　　这是指宝鋆，醇王不便肯定，答一声：“皇太后圣明。”

　　“你倒看看他去。”慈禧太后说，“劝劝他。到底是替朝廷立过功劳的人，年纪也这么大了，问问他自己有什么意思。”

　　醇王衔命去访问时，左宗棠正短衣蒲扇，在家纳凉。

　　在亲贵中，醇王最看重左宗棠，他亦往往倚恃醇王作挡箭牌。所以接得门上通报，丝毫不敢怠慢，具衣冠、开中门，将贵客迎了进来，要用待亲王的礼节参见，让醇王硬拦住了。

　　寒暄之际，先问病情。左宗棠便滔滔不绝地，将他头面浮肿、胸有痞块这些毛病的由来，从头谈起。醇王一面听、一面看，心里在想，能这样起劲讲话，就有病也不重，便等他谈得告一段落时，劝他销假上朝。

　　“宗棠许国以驰驱，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以诸葛亮自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出师表》的话，“不过，衰病侵寻，有增无减，释杖不能疾趋，跪拜不能复起，当差的仪制尚且难得周全，其他还谈得到吗？多承王爷垂爱，一定能体谅七十老翁的苦况。等假满以后，无论如何要请开缺、开差使。那时要请王爷在慈圣面前，代为陈明苦衷。”

　　“老年不宜跪拜，上朝是一大苦事，我是知道的。”醇王说道，“朝廷优礼勋臣，庙堂筹划，倚重老成，只怕慈圣也不肯放你回山。”

　　“是！”左宗棠答道，“虽然开了缺，我暂时仍旧住在京里，以备朝廷顾问。如果明后年托天之福，八方无事，那时再乞骸骨，想来亦万无不能邀准的道理。”

　　看他言词恳切，醇王认为真意已经探明。天气这么热，自己固然不耐久坐，而做主人的衣冠陪客，更觉不忍，便起身告辞。第二天特为进宫请见慈禧太后，将所见所闻，据实面奏。

　　“左宗棠的意思我懂了，他是想开掉军机的差使，光是当大学士。”慈禧太后说，“不过，我看他实在不宜于做京官，得找个好地方，让他去养老。”

　　左宗棠将要外放，就在这一刻便决定了，但“好地方”却一时难找。

　　当刘坤一奉召到京前后，彭玉麟的复奏也到了。

　　非常出人意外地，彭玉麟的复奏，竟是为刘坤一多所开脱。原奏说“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眯目，甚或坍毁”并非刘坤一的错处，错在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

　　此人是安徽太湖人，同治二年的翰林，”原是正途出身，却在散馆以后，又捐了个道员，分发江苏。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妹夫就是李鸿章，这时正署理两江总督，郎舅无回避之例，便派了军需总局的肥差，一直把持到如今，才为彭玉麟不顾一切地“掀”了出来：“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总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赵继元如此顽劣，彭玉麟以巡阅长江水师，整顿江防的职责，曾经插手干预，但并无效果，他在奏折中说：

　　“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臣力争，仍要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自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经费为口实，惑众听而阻群言，其意以为夷务有事，不过终归于和，江防海防，不过粉饰外面，故一切敷衍，不求实际。其实妄费甚多，当用不用。大家皆瞻徇情面，以为局员熟手军需，营务归其把持。将来海疆无事，则防务徒属虚文，一旦有事，急切难需，必至贻误大计。夫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忍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时，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大有警悟，李鸿章的势力远达两江，是她知道的，却想不到是这样根深蒂固。上海的制造局、招商局、以及将要开通的上海、天津陆路电报线，都在李鸿章手里。再加上他有这样一个至亲盘踞在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无奈其何，变成南北洋防务，都靠李鸿章一个人，权柄过重，朝廷终有受他挟制的一天，岂不可虑？

　　因此，她不交军机议奏，朱笔亲批：“赵继元劣迹昭著，即行革职。”军机处看到朱批，无不心惊。大家都懂她的意思，这是“杀鸡骇猴”，有心给李鸿章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大臣一个警告：倘或不是勤慎奉公，她用威行法是毫不容情的。

　　也就因为如此，慈禧太后决不让刘坤一回任两江，两江总督得要派一个不甘于受李鸿章影响的人。“两江的情形不大好！”她向恭王说，“用人不能光讲才具，操守也要紧，总要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象盛宣怀当招商局委员，收买洋船，竟敢舞弊，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无怪乎象赵继元这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了。”

　　这也是指着李鸿章说的。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亲信，他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舞弊，查明属实，而“居然还有人帮他说话”，也就是李鸿章。

　　“彭玉麟是肯破除情面，实心办事的，不如就让他在两江。”

　　“回皇太后的话，”恭王答道，“彭玉麟早有过话，决不肯做督抚。而且他参了刘坤一，又接刘坤一的事，为避嫌疑，更不肯了。以臣的意思，丁宝桢倒合适。”

　　“丁宝桢在四川很顺手，一动不如一静。我看，”慈禧太后突然想到，“叫左宗棠去吧！”

　　将左宗棠排出军机，办事可得许多方便，恭王表示赞成。不过左宗棠是不是肯去，却成疑问。所以，恭王特地派一名军机章京到左宅求见，探问他的意思。

　　在左宗棠，这是意外之喜，顿时精神一振。他喜欢揽权，更喜欢独断独行。少年时言志，不望拜相入阁，只愿出镇方面，不得已而求其次，宁愿做个七品县官，亦可以一抒抱负。如今既拜相、又出镇，而且两江总督必兼南洋大臣，东南防务，要靠自己来经营策划，大有用武之地。所以对派去的军机章京，在矜持之中，不免喜形于色，表示一到南洋，江防、海防，只要他一到任，必有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但却还不能降旨。因为刘坤一奏对不称职，他本人鸦片瘾大、姬妾又多，也不愿到西北苦寒之地，而杨昌濬的资望才具，都不够总督的格，得要另外物色。

　　最初想到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他是湘军宿将，早就当过直隶总督，移镇西北，倒也人地相当。但因法国正在窥伺越南，西南的防务，亦颇并重要，不宜调动。

　　挑来挑去挑中了一个湖南人，是浙江巡抚谭钟麟，他是翁同和的同年，恭王对他特具好感。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恭王失和，闹出绝大风波，恭王几几乎连爵位都保不住。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有言责的人，十九噤若寒蝉，只有谭钟麟以江南道御史，慷慨陈言，说“庙堂之上，先启猜疑，根本之地，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大局有关，未敢缄默”，同官感悟，列名合疏的，有四十余人之多。慈禧太后一看这声势，不敢一意孤行，终于恢复了恭王的名位权力。以此渊源，谭钟麟一直能得到恭王的支持。而且他的官声不错，并且当过陕西巡抚，论各方面的考虑，都很合适。唯一不甚妥当的是，他在浙江当杭州知府，署理杭嘉湖道时，杨昌濬当浙江布政使，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现在杨昌濬是甘肃布政使，变成谭钟麟的部属，似乎难堪。但朝廷用人，当然管不到这些细节，也就随它去了。

　　谭钟麟的调督陕甘，是出于张之洞的建议，在“翰林四谏”中，他颇得人缘，所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了笼络，特地卑词厚币，请他去当湖北通志局的总纂。可是张之洞正在培养资望关系，快到了水到渠成，将要大用的时候，自然不肯应聘，转荐他的门生樊增祥自代。果然，不久就由于李鸿藻的保荐，放了山西巡抚。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循资迁转，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

　　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一时传为口实，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

　　谈笑以外，亦颇有人深为警惕，因为张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明证。翰林四谏中，专事弹劾的张佩纶、邓承修、宝廷、以及后起的盛昱，不在四谏之列，却与黄体芳齐名，好以诙谐语入奏折的刘恩溥都在朝中，气焰更甚，不知他们那一天心血来潮，出手搏击？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为如此，便常有些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说万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说李鸿藻一系将攻倒王文韶，还有人替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担心，说张佩纶一定饶不过他。

　　张佩纶曾经弹劾过谭钟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东南漕米一百万石，赈济山西与河南，由阎敬铭以侍郎坐镇山西，督办赈务。有个县官侵吞赈米，阎敬铭会同山西巡抚曾国荃，请“王命旗牌”，斩于闹市，因而经手放赈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绅士，没有人敢于舞弊，山西、河南的灾民，受惠的不止其数。

　　但是，陕西同样被灾，却独独向隅。这年从四月到九月，点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麦下种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经吃草根树皮了，但左宗棠西征，还在急如星火地催运军粮。李鸿章大为不满，写信给左宗棠说：“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酿成流寇之乱，谁尸其咎！”

　　左宗棠接到这封信，当然很不开心。因此也就讨厌有人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不敢违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属下报灾。朝廷查询，他答奏说是“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致成巨祲。”这个巡抚就是左宗棠的同乡谭钟麟。

　　陕西的绅士为求自保，约齐了上书巡抚，请求奏报灾情，设局派官绅会办赈物。谭钟麟置之不理，陕西绅士只好乞援于言路了。

　　当时陕西人当御史的，一共有五个人，而陕西的绅士，只写信给其中的四个。这四个人有一个叫余上华，虽是陕西平利人，祖籍湖北，两湖一向认同乡的，所以余上华跟谭钟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书信往来。这时便跟其余三个人说：“绅士与巡抚不和，言官又攻巡抚，彼此相仇，吃亏的还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来写封信劝他，如果他肯回心转意，奏请办赈，嘉惠地方，我们又何必再作深责？”

　　大家都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应是正办。便同意暂缓弹劾，由余上华写信给谭钟麟。那知道余上华出卖了他的同官，也出卖了他的同乡，将陕西绅士的原函，寄了给谭钟麟。

　　谭钟麟为了先发制人，连夜拜折，专差送到京里，特参“陕西绅士，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可惜，晚了一步，已经先有人参了谭钟麟。

　　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日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

　　他的奏折一上，谭钟麟的折子也到了，陕西的御史预备在京里参他，他远在西安，怎会知道？见得余上华“潜通消息”的话，信而有征。不过由于恭王的从中回护，这两个折子都留中不发，只用“廷寄”命谭钟麟“确查具奏”。

　　消息当然瞒不住的，陕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动了公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请求代奏：“陕西荒旱，巡抚、藩司厌闻灾歉”，一方面在西安几乎发生暴动。谭钟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镇总兵、潼关协副将，调兵三千，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一打二更，抚署前后戒严，断绝行人，总算地方绅士出面安抚，不曾激成民变。只是蒲城、韩城等处，奸匪乘机作乱，还杀了两名官儿，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闹得很大，但朝廷无意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等谭钟麟的复奏到京，才有明发上谕，认为谭钟麟的复奏，“尚无不合”。梁景先所参蒋凝学各节，既无实据，“毋庸置议”。至于陕西的灾情，由户部拨银五万两，交谭钟麟核实放赈。

　　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不想恼了张佩纶，看样子他内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给他一个难堪出出气。

　　于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复奏，措词过当，请旨串饬”的折子。结果发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

　　“前因陕西绅士呈诉该省荒旱，巡抚谭钟麟有办理未善之处，谕令该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兹据谭钟麟复陈，办理一切情形，尚无不合。朝廷知该抚向来认真办事，特予优容，明降谕旨，责成该抚经理救荒事宜，不以折内语句，苛以相绳。”这一段是为谭钟麟开脱，也为朝廷本身辩护，救灾事大，措词事小，不加苛责。

　　第二段入于正文，是这样措词：

　　“兹览张佩纶所奏，‘该抚复奏折内，晓晓置辩，语多失当，恐开骄蹇之渐，请予申饬。’嗣后该抚惟当实心任事，恪矢靖共，于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气之偏，转致有亏职守。”

　　前后两段的文气，似断还续，虽未明言申饬，其实已作了申饬，但此申饬又很明显地表示出是苛责。合看全文，给人的观感，仿佛是弟兄相争，做哥哥的明明不错，但父母为了敷衍骄纵的幼子，假意责骂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骄子”了。

　　事隔四年，丁忧复起的张佩纶，依然是“天之骄子”，补了翰林院侍讲的原职，谢表中比拟为宋哲宗朝，贤后宣仁太后当国，起用贤俊，再度当翰林学士的苏东坡，俨然以参赞军国大计的近臣自许。事实上，三年守制，潜心修养，虽然气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会再象以前那样一逞意气，便尔搏击。所以为谭钟麟担心的流言，亦毕竟是流言而已。

　　※※※

　　补授两江总督的上谕，由内阁明发时，左宗棠还在病假之中。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仿佛好了一大半，期满销假，说“步履虽未能复故，而筋力尚可支持。”折子一递，当天就由慈禧太后召见。

　　这次召见，跟以军机大臣的身分，随班晋见，大不相同，太监扶掖，温语慰问，踌躇满志的左宗棠，亦颇有感激涕零之意，说是过蒙体恤，大出意外，只是衰病之躯，怕难报称。

　　慈禧太后放他到两江，原有象宋朝优遇大臣那样，“择一善地”让他去养老的意思，但这话不宜明说，依然是勉励倚重的语气，“说到公事，两江的繁难，只怕比你现在的职司要多好几倍。”她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办事认真，很有威望，不得不借重你去镇守。到了两江，你可以用妥当的人，替你分劳。不必事事躬亲，年纪大了，总要保重。”

　　这是不教他多管事，还是含着养老的意味在内，而左宗棠是不服老的，瞿然奏对，大谈南洋的防务与“通商事务”。

　　一讲就讲了半点钟。

　　“你如果不能支持，不妨稍微歇一歇。”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但神态很体恤，“两江有什么应兴应革的事宜，你跟恭王、军机慢慢儿谈，让他们替你代奏好了。”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料理未了事务，打点起程。经手的两件大事，一是永定河工，完工的要奏请验收，未完工的仍由王德榜料理。二是安置十二哨亲军，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带到两江。剩下的军械当然移交李鸿章接收，但最新式的六百杆“后膛七响马枪”，却送了给神机营，使得醇王喜不可言。

　　诸事皆毕，左宗棠衣锦回乡，奉准请假两月，先回湖南展拜他二十二年未曾祭扫的祖茔。

　　十一月底船到长沙，新由河南调任湖南巡抚的涂宗瀛，率领通省文武官员，衣冠鼓乐，恭迎爵相，日日开筵唱戏，将他奉如神明。这样在省城里住了三天，方溯湘水北上，荣归湘阴故里。

　　头白还乡，而且拜相封侯，出镇东南，这是人生得意之秋，但左宗棠的心境，却大有“近乡情更怯”的模样，怯于见一个人：郭嵩焘。

　　郭嵩焘跟左宗棠应该是生死之交。咸丰十年官文参劾左宗棠，朝命逮捕，将有不测之祸，亏得郭嵩焘从中斡旋解救，左宗棠不但无事，而且因祸得福，由此日渐大用。以前郭左两家，并且结成儿女姻亲。这样深厚的关系交情，竟至中道不终。同治四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积极清除积弊，整理厘捐，因而与总督瑞麟为了督署劣幕徐灏而意见不和，朝旨交左宗棠查办。他为了想取得广东的地盘，充裕他的饷源，居然趁此机会，连上四折，攻掉了郭嵩焘，保荐蒋益沣继任广东巡抚。其间曲直是非，外人不尽明了，但左宗棠自己知道，攻郭嵩焘的那些话，如隐隐指他侵吞潮州厘捐之类，都是昧熬良心才下笔的。

　　在左宗棠，这些英雄欺人的行径，不一而足，但对他人可以置之度外，对郭嵩焘不能，尤其回到了家乡更不能。一路上左思右想，唯有“负荆请罪”，才能稍求良心自安，也见得自己的气度与众不同。

　　一大清早，左宗棠便吩咐备轿拜客，陈设在官船上的全副仪仗，执事都搬上了岸，浩浩荡荡地塞满了一条长街。八抬大轿到郭家门口停住，左宗棠走下轿来，红顶子，三眼花翎，朝珠补褂，一应俱全，亲自向郭家的门上说明：“来拜你家大爷。”

　　郭嵩焘早就得到消息，挡驾不见，甚至连大门都不开，门上只是弯着腰说：“家主人说，决不敢当。请侯爷回驾。”

　　“你再进去说，我是来会亲戚。务必见一见。”

　　往返传话，主人一定不见，客人非见不可，意思极为诚恳。最后是郭嵩焘的姨太太劝她“老爷”，说女儿是他侄媳妇，如果过于不讲面子，女儿在左家便难做人。郭嵩焘是怕这个姨太太的，只能万分委屈地，开门接纳。

　　“老哥，老哥！”左宗棠一进门便连连拱手，进了大厅，便有个戴亮蓝顶子的戈什哈，铺下红毡条，左宗棠首先跪了下去。

　　“不敢当，不敢当！”郭嵩焘只好也跪了下来。

　　两人对磕过一个头，左宗棠起身又是长揖：“当年种种无状，今天实在无话可说，唯有请老哥海涵。”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郭嵩焘余憾不释，语气十分冷漠。

　　于是左宗棠寒暄着将郭家上下，一一问到，然后谈论彼此熟识的亲戚故旧，直到中午不走，郭嵩焘只好留他吃饭。

　　左宗棠颇讲究口腹之欲，在前线督师，经常食用的都是曾国藩宴客亦不轻易一用的“海菜”，鱼翅、燕窝。这天在郭家，不过一桌腊肉，蒸鱼之类的家乡菜，左宗棠却吃得津津有味，健啖而且健谈，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方罢。冬日天短，告辞的时候，已经太阳下山，炊烟四起了。

　　这就是左宗棠笼络人的手段。在他人看来，这么一位第一号的贵客，在他家作整日盘桓，岂止于蓬荜生辉，真该家祭陈告，祖宗有德才是。左宗棠就是期待郭嵩焘有此想法，一以消释仇怨，再则消释乡里父老的“误会”，说起来：“左四老爹跟郭家交情还是厚得很，你看，一会亲就是一整天，谁说他们两家不和？”等到郭嵩焘来回拜时，再款以上宾之礼，更是前嫌尽释，浮言尽消了。

　　然而他失望了，郭嵩焘竟不回拜！这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极其失礼的事，同时也由此失礼，更显出郭嵩焘跟左宗棠的深仇大恨，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

　　腊月二十二到了江宁，二十四接事。刘坤一派江宁知府与督标中军副将，原隶左宗棠部下，有福将之称的谭碧理，将两江总督关防、两淮盐政印信、钦差通商大臣关防，以及王命旗牌，都送到了行馆。封印期内，少动公文，左宗棠有公事交代，都派差官去传话。

　　他的差官，大都是勤务兵出身，平时呼来喝去，视如仆役，但一到属下衙门，身分自然不同。到了江宁藩司那里，投帖请见。

　　江宁藩司叫升善，旗下贵族出身，最讲究应酬礼节，因为这个名叫孙大年的差官是总督派来，尊上敬下，以平礼相待。原以为孙大年应该懂得藩司综理一省民政，亦可算方面大员，尊重体制，不敢分庭抗礼，谁知孙大年全不理会，说请“升炕”，居然就在炕床上首坐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升善大为不悦，第二天上院参见总督，谈完公事，顺便就提到孙大年的无礼。

　　“喔，喔！”左宗棠随即拉开嗓子喊道：“找孙大年！”

　　“喳！”堂下戈什哈，暴诺如雷。

　　等把孙大年找来，左宗棠大加申斥：“你们自以为有军功，在我这里随意谈笑，倒也罢了，怎么到藩司大人那里也是这个样？藩司是朝廷特简的大员，不比你们的顶戴，凭我奏报就可以有了！你们太不自量！赶快替藩司大人磕头赔罪。”

　　“喳！”孙大年果真替升善磕头。

　　“请起，请起！”升善倒有些过意不去。

　　“回头替藩司大人站班！”左宗棠又说：“不准马虎。”

　　“喳！”

　　又谈了一会，左宗棠端茶送客。升善走到二门，只见左宗棠左右的十几名差官替他“站班”，入眼大惊，连孙大年在内，个个红顶花翎黄马褂，一齐手扶腰刀，肃然侍立。

　　细看补子，其中还有绣麒麟的，这是武官一品的服饰，虽说军功上得来的品级官衔不值钱，但认起真来，到底朝廷的体制有关，升善竟不得不撩袍请安，弄得奇窘无比。

　　江宁官场有了这桩笑话，左宗棠的声威益重。但是，在两江他并不能象在陕甘那样，想如何便如何。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虽不如前，却另有制抑左宗棠的手段。左、李对国防的主张，向来不同，左宗棠主塞防，李鸿章主海防。海洋辽阔，不比塞防可以据险而守，所以南北洋必须联成一气，这也就是李鸿章插手两江，能得朝廷默容的道理。如今左宗棠出镇东南，加以彭玉麟严劾赵继元，是间接对李鸿章深致不满的表示，如果左、彭联手，则经营北洋的计划，将处处遭遇障碍，因而先发制人，策动张佩纶上了一个洋洋四、五千言的奏折。

　　这个折子的案由，叫做“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而一篇大文章，谈的完全是海防，却有意在案由上避免，用心也算甚苦。奏折一上，慈禧太后觉得颇为动听，加以恭王的支持，所以下了一道“五百里”的“密谕”，分寄李鸿章、左宗棠及闽浙总督何璟、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还有彭玉麟和有关各省巡抚：

　　“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沥陈‘保小捍边，当谋自强之计，一折，据称‘日本既废琉球，法兰西亦越境而图越南，驭倭之策，宜大设水师，以北洋三口为一军，设北海水师提督；天津、通永、登莱等镇属之，师船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宜改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省。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辖陆路：闽浙同一总督辖境，宜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门两镇隶之。浙江提督专辖陆路为正兵，扼险以伺利便，刘永福等皆可罗致为用。复以水师坐镇珠崖；快船、水雷船出入于越南神投海口，与为联络’等语，海防、边防自为目前当务之急，亟应统筹全局，因时制宜。必有折冲御侮之实，始可为长驾远驭之计，该侍讲所陈各节，不为无见，即着李鸿章、左宗棠、何璟、张树声、彭玉麟等将海防事宜，通盘筹划，会同妥议具奏。”

　　照上谕指示，又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疆臣领袖，所以筹议海防，很自然地责成了李鸿章主持。这一下，便占了先着，他成竹在胸，从容得很，丢下这件要紧公事，好整以暇地亲自去巡视跸道。因为上年孝贞慈安太后大葬，慈禧太后病体初愈，不宜长途跋涉，未曾送到山陵，怕今年清明时分，会去亲祭，所以预先发动民伕，大事整修。

　　就在巡视中途，李鸿章接到京里的密信，提到“西圣”的动向，说病势完全康复，已报“万安”，为了打算着意整顿一番，今年皇帝侍奉皇太后瞻谒孝贞定东陵之举，决定从缓。慈禧太后要留在京里，亲自处理三年一次的“察典”。

　　三年一次的考绩，外官叫“大计”，京官叫“京察”。京察之期跟乡试之年一样，逢子、午、卯、酉举行。这年是光绪八年壬午，各衙门开印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注考”、“过堂”，考核属下。部院大臣照例由吏部开单，奏请亲裁。就在这时候，张佩纶递了“保小捍边”一折以后，鼓其余勇，上折攻了三个人，一个是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户部尚书董恂，说他们“声名平常，年老恋位”，不但“恋职如故，且溺职亦如故”，奏请“照例休致”。另外一个附片，专劾左都御史童华。

　　慈禧太后早就想动万、董二人了。所以看到张佩纶的奏折，正中下怀，万青藜和董恂都丢了官。童华则开缺以侍郎候补，坐降一级。万青藜的遗缺由李鸿藻以兵部尚书调补。

　　接到上谕，李鸿章暗暗警惕。一年之间，李鸿藻升协办，调吏部，他的宦途得意，正表示清流势力的扩张，南派王文韶士望不孚，翁同和正在“养望”，潘祖荫名士气味太重，看来南不敌北，自己在这两派之间，如何结纳，作为内援，该当好好有个打算。

　　这样考虑着，自然而然想到了张佩纶。同时也不免得意。几年来凭借世交，在张佩纶身上下工夫“烧冷灶”，颇有效验。张之洞巴结李鸿藻，三日两头上书言事，终于弄到了一个巡抚，张佩纶才具远胜张之洞，如果能培植他出镇方面，则感恩图报，声气相应，岂不是平添了一条臂膀？

　　不幸地是，“大先生”李瀚章，从湖北派专差送来一封家书，就养湖广总督衙门的老母，病势垂危，恐难挽回。这真是晴天一个霹雳，李鸿章忧心忡忡，觉得必须得有一番布置。

　　他有个“饭后三百步”的习惯，专有个听差替他计数，数到三百步，便喊：“够了！”这天一喊，竟未听见，他是想心事想出神了。

　　想的是他老母的后事。一旦丁忧，必须开缺。弟兄两个都当不成总督，门下多少人要跟着倒霉，还在其次，只怕平时结下了怨，有人趁机报复。特别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经手的大事，不知多少？有些未了的事务，需要弥补，倘或换个不相干的人来，公事公办，翻出老案，会有极大的麻烦。

　　当然，以自己的地位及朝廷的倚重，必有“夺情”的诏命，照旗人的规矩，穿孝百日，销假视事，这百日之内，并不开缺，派人署理，便毫无关系。只是汉人跟旗人不同，而且亦非用兵之时，“墨绖从戎”的说法，全不适用。所以，唯一之计是立刻奏请开缺，同时保荐继任人选，好替自己弥缝一切。否则，慈禧太后心血来潮，说不定将左宗棠调补直督，那就非搞得身败名裂不止。

　　幸好，淮军将领中，还可以找得到替手，不过还不到可以着手进行的时候，只能将此人存之于心目之中。眼前先上了折子再说。

　　奏请开缺侍疾的奏折，自然不会批准，朝命“李鸿章赏假一月，赴湖北省亲”。正在打点动身，凶信到了，李鸿章随即奏报丁忧。但用不着星夜奔丧，因为李太夫人死在他长子衙门里，而李鸿章由直隶到武昌，得好几天的工夫，赶不及“亲视含殓”，就不妨等灵柩从河北盘回安徽时，中道迎护。

　　事实上他也不能星夜奔丧，疆臣领袖、北洋重镇，何能说走放走？他料定朝廷必然一而再地慰留，趁此机会正好部署，最要紧的是，得要想法子将两广总督张树声调到直隶来接自己的事。淮军将领本以刘铭传为首，但“刘六麻子”早就跟李鸿章不大和睦，所以张树声成了李鸿章嫡系中的“大弟子”。如果李鸿章开缺，最好由张树声来接任，几乎是北洋文武一致的看法，因此湖北的凶信一到，立刻就有人向广州报喜信。而且张树声还有个儿子在北京，当然也早已写信回家，请他父亲准备北上。

　　果然，朝命不准开缺。等李鸿章上到第三个折子，恭王便向慈禧太后陈奏，无法强留李鸿章在直督任上，不过北洋大臣是领兵重任，以“墨绖从戎”之义，李鸿章或许可以留下来。建议派王文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量，如何让他回籍奔丧，而又不致影响北洋防务。

　　于是王文韶衔命到天津，名为“剀切宣谕慰勉”，要他留任，其实是征询继任人选。李鸿章答应留任北洋大臣，建议调张树声署理直督。但法国已派兵到河内，越南局势怕有变化，两广亦须宿将镇守，因而又建议起用曾国荃为粤督。

　　这番布置，朝廷认为相当妥帖，依言而行。但如此调动，关键是在北洋防务，因为李鸿章镇守北洋，所以调淮军出身的张树声为直隶总督，作为李鸿章的辅佐。而在张树声这方面的人，却看不透这一层，只当李鸿章丁忧必得开缺，直督调张树声是朝廷找不出适当人选，不得不加倚重，从此大用，可以继李鸿章而成为北洋的领袖了。

　　张树声的儿子就坚持这样的看法。他叫张华奎，是个举人，借在京读书，预备会试为名，为他父亲打探消息，钻营门路。平日很拍清流的马屁。照李慈铭的说法，清流谐音为“青牛”，李鸿藻是牛头，张佩纶是牛角，专门用来牴触他人，陈宝琛是青牛肚子，在清流中最扎实。当然还有牛尾、牛鞭，但都轮不着张华奎，他是所谓“青流靴子”，比起为清流跑腿的“清流腿”还隔着一层。

　　为了想“独立门户”，脱去对李鸿章的依傍，张华奎在京里大肆活动，找了许多“清流腿”酒食征逐，交头接耳地秘密商议，想替他父亲直接打一条路子出来。

　　有条“清流腿”，是国子监的博士，名叫刘东青，忽然拍案自赞：“我有绝妙的一计！此计得行，岂止为尊大人增重？

　　直可夺合肥、湘阴的声光。”

　　张华奎一听这话，先就笑了，连连拱手：“请教，请教！”

　　“翰林四谏，都自负得很，以为有绝大的经济，吴清卿、张香涛都出去了，强幼樵自然见猎心喜。”刘东青停了一下说：“他年底下摒绝杂务，专拟谈海防的那个折子，意趣所在，不难明白。如今北洋正在大兴海军，何不奏请以张幼樵到直隶来帮办水师……。”

　　话还未完，座客轰然喝采。这一计的确想得很绝，一下子可以收服了张佩纶。帮办军务，与钦差大臣只差一间，替张佩纶想了这么一个好题目，他当然要感恩图报。得此有力的“保镖”，直隶总督这个位子就可以坐得稳了。

　　“不过，”张华奎问说，“二月里有诏旨，不得奏调翰林。

　　只怕于功令不符。”

　　“不是奏调，是举荐贤能，有何不可。二月间的诏旨，是为张香涛奏调编修王文锦而发，举荐张幼樵的情形不同，奏折中不妨声明。请加卿，以示优异。这完全看措词如何耳！”

　　张华奎深以为然。但另有人劝他，不可造次，应该先征得张佩纶的同意。张华奎亦认为说得有理，便托人去探询口气。

　　张佩纶不置可否。果能帮办直隶水师，赏加三品卿衔，则一转就是巡抚，亦是一条终南捷径。但这要出自朝廷特旨，张树声算什么东西？由他来举荐，不是贬低了自己的声价！

　　在他觉得可笑，可以不作答复。张华奎却误会了，以为是默许的表示。当时便打密电回广东，张树声尚未接署直督，已先有举荐张佩纶的奏折到京。

　　折子交到军机，李鸿藻首先表示不满，恭王亦认为张树声此举过于“取巧”，便即奏明慈禧太后，驳斥不许，说“帮办大员及加赏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

　　这一下连张佩纶亦碰了一鼻子灰，更坏的是，递折之日，恰有“考差”，张佩纶因为还有亲属之丧，还有“小功服”在身，不能应考，于是有人说他不应考是在“候旨”，倒象是张佩纶本人想谋这个差使。

　　“张某人太冒昧了！”他气得跳脚，“这不是笑话吗？“此风不可长！”陈宝琛想帮他的忙，为他洗刷，“我要上折子参。”

　　一参一个准：“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着交吏部议处。”

　　※※※

　　李鸿章南下，张树声北上，都是仪从煊赫，却有一个特简的大臣，布服敝车，行李萧然，悄悄到京上任来了。

　　但是进京之时，几乎无人识得，等到宫门递折请安，“邸抄”发布行踪，朝中大小官员却都在谈论。因为阎敬铭也是个传奇人物，有许多传播人口的故事，在湖北要杀官文的雮童，在山西杀侵吞赈款的知州，都为人所津津乐道，甚至连慈禧太后亦常提到他。

　　因此，到京第二天就传旨召见。她还记得胡林翼当年奏保阎敬铭的考语，说他“气貌不扬而心雄万丈”。也听恭王谈过，阎敬铭未中进士以前，以举人就“大挑知县”，刚排好班，还不曾自报履历，就有个主挑的亲王，厉声呵斥：“阎敬铭出去！”因为大挑知县，首先就看相貌，“同”字脸第一，“田”字脸其次，此外脸形象“申”、“甲”、“由”字的，也有入选之望，而阎敬铭什么都不是，他的脸象个枣核，两只眼睛一大一小，而且身不满五尺，形容实在委琐，怎么样看也不象个官，无怪乎首遭斥逐。

　　然而慈禧太后却并不以貌取人，对阎敬铭颇有一番温谕，奖许他在山西办赈，实心任事，是难得的好官。

　　“都说你善于理财。”她提到特召他入朝的本意，“现在兴办海军，跟德国订造铁甲船，一只就要一百多万银子，真正有点难乎为继。全靠你在户部切实整顿。”

　　“是。等臣到了部里再说。”

　　“你在户部待过，想来对户部的积弊，一定很清楚。”

　　“臣道光二十八年散馆，授职户部主事，后来胡林翼奏调臣到湖北。事隔多年，户部的情形，已经隔膜，不过理财的道理，不论公私都是一样的，除弊即所以兴利。第一，剔除中饱，第二，节用务实。不过，臣此刻还不敢说有什么把握，户部的事很难办。”

　　“就因为难办，所以才找你来。我知道你最能破除情面，应兴应革的事件，你尽管奏报，我总许你就是。”

　　“是！”阎敬铭的声音提高了，“臣尽力去办。”

　　“除了户部的公事以外，有什么得用的人，你也不妨奏保。我知道你很识人，当初你保丁宝桢，果然很得力。”慈禧太后又说：“如今洋务很要紧，外头可有好的洋务人才？”

　　“据臣所知，现在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才大心细，器局开展，是办洋务的好手。”

　　提到张荫桓的这个官职，慈禧太后特感亲切，但亦不免伤感，因为她的父亲惠徵，就是死在徽宁池太广道任上的。至于张荫桓其人，她仿佛记得前两年慈安太后跟她提过，但只知其名，别的就都不知道了。

　　“这张荫桓是什么出身？”

　　“他是捐班知县出身。”阎敬铭紧接着说：“是捐班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笔下极好。早年在广东家乡，常跟洋人讲求炮台机器之学。在山东亦带过马队，臣跟丁宝桢都很得他的力。山东的海防，就是张荫桓策划的。”

　　“噢！”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将张荫桓的名字紧记在心了。

　　接下来，慈禧太后又问到他的家事。他说他的老家在陕西朝邑，因为逼近黄河，地势低洼，常有水患，所以迁居山西运城。有三个儿子，老大叫阎乃兟，同治七年的翰林，现在当编修；老二不仕，守持祖业；老三叫阎乃竹，已经中了举人。又说家风儒素，儿子都能自立，这一次奉召入京，愿尽余年，报效国家，只是赋性猖介耿直，料想公事不会顺手。

　　“不要紧，你只管放手去做。凡事有我。”

　　有慈禧太后这句话，阎敬铭深为安慰。他淡于名利，这一次本来不想出山，到京以后也抱着随时可以挂冠的打算，此刻感于慈禧太后的支持，雄心复起，倒真的想切切实实整顿一番了。

　　由宫里出来，顺道拜客，回到他长子家，署理户部尚书的王文韶，已派了司官在那里坐等，请示接事日期。

　　新官上任要挑好日子，阎敬铭却不作兴那一套，随口答道：“就是明天好了。”

　　一般的规矩，到任那天跟堂官相会，揖让升阶，司官捧上奏报视事日期的折稿，画了诺随即告辞。第二天起分批约见司官，总要十天半个月，熟悉了部务，方始有公事可办。但阎敬铭也不作兴那一套，到任第一天就要看帐。

　　户部跟刑部一样，按省分司，所不同的是户部没有直隶、奉天两司，刑部的江苏、安徽两司，在户部合而为江南司，所以刑部十七司，户部只有十四司。司有大小之别，户部山东司管盐法、云南司管漕运、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税，合称为“盐、漕、钱、关”四大司。洪杨以后，洋务渐兴，关税重在洋关，不归贵州司管，钱法则云南铜久已绝运，所以桂、黔两司，沦为小司。新的四大司，除了山东、云南以外，陕西司兼辖甘肃，而且管理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禄，各衙门钱粮、各路茶引，福建司兼管顺天直隶的钱粮。阎敬铭看帐，便从这“山、陕、云、福”四大司的帐目看起。

　　看帐的样子象大家巨族的总管、总司出纳，一本“旧存、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清册”到手，算盘打得飞快，稍有错误，立即指了出来，所以十四司的钱粮收支，两天的工夫，便已全部看完。

　　最后要看南北档房的帐了。南档房只管八旗的人丁钱粮，关系不大，北档房则是户部第一机密重地，为天下财赋的总汇，国家岁入岁出几许？积存若干？盈亏得失如何？都非问北档房不可。当初为了防范汉人，北档房的司官，称为“领办”、“总办”，定制只能由满洲及汉军充任。阎敬铭当年在户部时，对此就大感不满，如今当了本部堂官，一朝权在手，决心先从这顶要紧的地方，下手革新。

　　“请福老爷来！”

　　“福老爷”是正红旗人，名叫福松，北档房“掌稿”的司官，被唤请到堂，一揖以后，站着等候问话。

　　“部库存银多少？”阎敬铭问。

　　“董大人移交的时候，部库实存七百三十六万两。”

　　“我问的是今天。”阎敬铭慢条斯理地，拿中指戳戳公案：

　　“此刻。”

　　“还没有算出来。”福松也是慢吞吞地，“因为大人接事太匆促了，司理赶办不及。”

　　他自以为是绝好的托词，其实糊涂透顶，库存现银，随时都有实数，根本不用核算造册。阎敬铭见过不少头脑不清的旗人，无可理喻，便即吩咐：“你把该管的书办找来。”

　　“管库帐的书办，今天告病假。”

　　“总有替他的人吧？”

　　“没有。”福松答得极其干脆。

　　这一下阎敬铭可真忍不住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他不耐烦地挥挥手：“另外找个人来。”

　　福松答应一声：“是了。”随手请了个安，动作利落，姿态亦很“边式”。

　　另外找来的一个领办，是内务府出身的正白旗包衣，名叫龄寿，抱了一大叠帐簿，来见堂官。问到他的职司，说是管京饷。

　　阎敬铭知道，他所说的“管京饷”，只管收入，不管支出。

　　京饷每年数百万，前一年年底规定各省分摊的数目，一开年就报解，总要到端午前后，才能解清，此刻是五月中旬，正是清结京饷的时候，所以他点点头说：“很好！我正要问京饷，你把各省报解的实数说给我听听。”

　　“喏！”龄寿将帐簿往前一送：“都在这里。”

　　这是个比福松更糊涂的人，连做官当差的规矩都不大懂。阎敬铭大为不满，摇着头说：“我不要看帐，听你告诉我就行了。”

　　“这得现算。”龄寿答道，“等司官拿回去算好了，再来回话。”

　　“不，不！”阎敬铭指着一旁的坐位说：“你就在这里算。”

　　“回大人的话，”龄寿嗫嚅着说：“司官打不来算盘。”

　　阎敬铭大摇其头：“越来越不成话了！”他沉下脸来说：

　　“你回去听参。”

　　龄寿面如死灰，环视同僚，意在乞援。可是，阎敬铭的脾气跟作风，不但早就听说，而且此刻已当面领教，谁也不敢自找没趣代他求情，所以都装作未看见。

　　龄寿抱牍下堂，告病假的书办却赶到了，仍由福松领了上来，说是：“大人有话，请尽管问他，他最清楚。”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张金华。”

　　“你年纪不小了。”阎敬铭问道，“在部里多少年了？”

　　“大人由翰林院分发到部，小的就在部里当差了，算起来是三十六年。”

　　“喔，你的精神倒不坏。”阎敬铭问道：“你有几个儿子？”

　　“小的没有儿子，只有一个胞侄。”

　　阎敬铭记在心里。书办是世袭的差使，没有儿子，将来就不能承袭。记住了，免得将来有冒名顶替的情事。

　　“你今年多大？”

　　“小的今年六十八。”张金华答说。

　　“望七之年，也该回家纳福了。”

　　这是示意这个书办该告退了。张金华倒也不在乎这位尚书，响亮地答道：“小的到了效不得力的时候，自然禀明司官，回家吃老米饭。”

　　听他当面顶撞堂官，旁边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阎敬铭自然不会理他这话，只问公事，“说部库存银多少，只有你知道。说吧！”

　　他说了一大串数目，董恂移交多少；新收多少；开支多少；现存多少。熟极而流，几乎听不清楚。但越是如此，阎敬铭越不以为然，百凡庶政所恃的国家财用，竟只有胥吏能知其详，实在太不象话了。

　　因此，他到部的第一件兴革之事，就是整顿北档房，奏折上说：“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满员不可。”

　　“三库”是银库、缎匹库、颜料库。最重要的当然是银库，特设管库大臣，派户部侍郎兼任。三库的弊端，阎敬铭是早就知道的，他的第二件兴革之事，就是想革除三库之弊，所以下令查库。

　　查库之日，有特选的司官跟着，其中有两个都姓李，亦都是翰林出身，一个叫李用清，丁忧起复，从原籍山西平定州进京，背着个小铺盖卷，徒步三千余里，不雇一车一骑，京里诧为千古未有的奇事，公送他一个外号叫“天下俭”。

　　另一个李嘉乐较为逊色，名为“一国俭”，他不如李用清的是，做了官居然常唤剃头挑子来替他剃头。剃完，亲手付予剃头匠二十个小钱。自觉出手已很大方了。

　　有一次他问他的听差：“剃头的应该很高兴吧？我每次都给他二十文。”

　　听差的据实答道：“外面剃头，最少也得四十文，何况是做官人家？剃头的每次都要吵，我只好再垫二十文，才把他打发走。”

　　李用清大怒：“我在家乡偶尔叫人剃头，每次只要十二个钱，现在给他二十个已经多了，他居然还不知足，你也居然就添了给他，真正岂有此理！好了，从此以后我不请教剃头的，连二十文都可以省下。”

　　果然，言出必行，从此以后，李嘉乐不再请教剃头匠。要剃头由他太太动手，剪得参差不齐，怪模怪样，惹多少人在背后当笑话讲。

　　但阎敬铭却很欣赏，以为做官必从一个“俭”字着手，才能“无欲则刚”，做个晚节不改，始终如一的清官。为此特别重视两李，带着他们一起去查库。

　　户部三库在三处地方，颜料库在西安门内；缎匹库在东安门内；银库又称大库，则在户部衙门的后身的东北角。查库先从远处的颜料库查起。

　　颜料库是个杂库，包罗万象，无奇不有。掌管国家度支的户部，何以会有这样一座库房？谁也不知道。有人猜测，户部有此物库，大致起于明朝万历年间征收矿税之时。矿税苟扰遍天下，民间名产珍物，输往京师，终年络绎于途，奇珍异宝，收入大内，常用的物料，归工部及户部存贮，才设了这样一座颜料库。

　　在清朝，各省贡品，名目繁多，内务府认为无甚用处，容纳不了的，亦都归于户部。日积月累，用之不竭，随意堆积在库房里，但是帐目却是分门别类，异常清楚的。

　　阎敬铭早年当司官的时候，奉派查过颜料库，知道这座库是无法查的，同时他要整顿的也不是这一库。不过表面上决不能放松，所以虽无法查也要查。到了库中坐定，拿料帐来看，逐日有记，逐月有结，毫无毛病。便派李嘉乐入库，实地查察。

　　一进了库房，他愣住了，在门口踌躇又踌躇，提起了一只脚，竟不能踏下去，因为满地的檀香、黄蜡、石绿、朱砂，五色粲然，积成厚厚的一层，无可下脚。

　　“李老爷，请啊！”库吏催促着。

　　“怎么不收好？堆得满地！”

　　“向来这样的。”库吏答道：“我同治三年到库里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叫人怎么走路？”

　　库吏大为诧异，“就是这样子走嘛！”库吏毫不迟疑地举步踏了进去，踩得那些物料“嘎吱、嘎吱”地响。

　　李嘉乐心疼不已，但也只好跟着他举步。走到中间一看，四周摆满了尘封的木架子，阳光从天窗里漏下来成为一条光柱，其中飞舞着亿万灰尘，看上去象是金屑。

　　他有无从措手之苦，同时也困惑异常，不知一年两次查库，何以还会这样子的杂乱无章？想了一会，只有请教库吏：

　　“别人是怎么查的？”

　　“李老爷没有听说过吗？”

　　“没有。”

　　“李老爷，”库史指着地下说：“东西都在这里，一草一木没有人敢动，只要屋顶不漏，门窗严紧，就不要紧了。”

　　听这一说，李嘉乐才明白，原来查库就是来看看屋顶门窗。如果都是这样奉行故事，那里谈得到整顿？自己特蒙阎尚书识拔，委派查库，可不能跟别人那样敷衍了事。

　　但是，一片混杂，实在无从措手，看了又看，发觉有一样东西好查，“那是纸张？”他指着堆积如墙，已泛成黄灰色的白纸问。

　　“是。是宣纸。”

　　“点点数看。”李嘉乐翻出帐来念道：“‘五尺夹贡总计十八万五千七百二十一张’，就查这“五尺夹贡’。”说着走过去要动手。“动不得！”库吏大声警告：“里面有蛇！”

　　李嘉乐不信，伸手掀开一角，是想看看可是真的夹贡，还是被掉了包？

　　那些不知堆积了多少年的陈旧宣纸，几已粘在一起，数量既多，压力亦大，一时那里掀得起。李嘉乐是喜欢蛮干的性子，一只手不行，加上另一只手，使劲攀着纸角，往上一推。只见一条四五尺长，黑章白文的蛇，从纸堆后面钻了出来，游走无声，李嘉乐直到临近才发现，大叫一声，连连倒退，吓得面如土色。

　　库吏急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只眼都盯着那条蛇，从纸堆上蜿蜒而下，钻入杂物堆中，无影无踪。

　　“李老爷，你也真是！”库吏大为埋怨，“跟你说动不得，你老偏不信，现在怎么样？”

　　“我只以为你说笑话吓我，那知道真的有蛇！”

　　“蛇多着呢！天这样热，它本来就想游出来凉快、凉快，那经得住你老再这么一折腾？如今坏了，蛇也不知躲在什么地方？步步都得小心。”

　　听他这一说，李嘉乐便觉得那双脚发麻，深怕一举步就踩在蛇身上，钉在原处，动弹不得。

　　“快走吧！”库吏拉着他一阵风似地找到了门口，却又问道：“李老爷，怎么样？”

　　这是取进止的意思，李嘉乐摇摇头说：“不查了！”

　　“是！”库吏加重语气说：“查过了！”

　　他说“查过了”，就只好说是“查过了”，不然无法交差。好在阎敬铭深知积弊，意不在此，他的想法是要仔细核查帐簿，看各省的贡品，有没有可以减少甚至裁减的，所以只关照李嘉乐将一本“料帐总册”带走。

　　接下来是查缎匹库。公家缎匹沿袭明朝的制度，由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衙门，负责供应，一共分为三等，第一等专供“御用”；第二等称为“上用”，质料较次；第三等专供赏赐之用，就叫“赏用”，质料更次。

　　“御用”和“上用”的珍品，存贮内务府缎库。户部缎匹库只储“赏用”缎匹，数量极多，查不胜查，照例分派十几名司官，虚应故事。库中有楼，楼板上的灰尘，照规矩不准打扫，积土太厚，无法下足，就铺一张芦席在上面。两百年来，不知道铺了多少层，所以一踩上去象踩在棉花堆上，而且一踩就扬起一团灰，沾得满身都是，所以查缎匹库是桩苦差使。

　　李用清却不以为苦，精神抖擞地上了楼，扬目四顾，只见木架子高可及顶，上面堆满了一捆捆的缎匹，不知如何措手，便有些踌躇了。

　　“李老爷，”库吏看他是外行，加以指点：“缎匹是少不了的，向来只不过抽查点数。”

　　“好！抽查。”李用清有了计较，手往上指，用很威严的声音说：“你替我把最上面那一捆枣儿红的，取下来。”

　　库吏一愣，看李用清板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料知说不进话去，便转身取了梯子来，爬上去费了好大的劲，将李用清所要的那一捆取到，双手举起，使劲往下一扔，陈年积土，象火药爆炸似的，往上直冲，将李用清没头没脑地笼罩在内。

　　时逢盛暑，汗流浃背，这一阵灰土飞上头脸，立刻为汗水沾住，面目黧黑，象个煤炭铺的伙计了。

　　李用清大怒，但是发不出脾气，只巴望这一捆缎匹中，数目不符，捏住把柄，便好处治那库吏。但是，解开来照标签所载的数目一数，应该是十四匹，一匹不少。

　　这一来哑巴亏吃定了，跟李嘉乐谈起来，同病相怜，嗟咨不绝。

　　“老前辈，”李用清跟比他早一科的李嘉乐说：“蠢吏可恶！有意恶作剧，打算着吓倒司官，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辈偏要认顶，倒看看到底谁强得过谁？”

　　“说得是！我们受阎丹老的知遇识拔，必得帮他切实整顿一番，颜料、缎匹两库，不是上头着眼之处，马上要查银库了，一定要捉它一两个弊端出来。”

　　“查弊必先知弊。银库的弊端甚多，先要请教请教内行才好。”

　　两人商量的结果，决定合请一个客，请在衙门附近的一处“大酒缸”。间壁就是月盛斋，五香酱羊肉名驰九城，买了一大包款客。客人是户部的一个苏拉，名叫张福，伺候过十几位尚书，见多识广，部中大小积弊，无不明白。

　　“银库，照例书办是不能进去的，只有库兵可以入库。”张福举杯在手，慢吞吞地说：“库兵规定十二名，三年一挑，挑到那天去应点，要请十来个保镖护送……。”

　　“慢点，老张！”李用清打断他的话说，“这是为什么？”

　　“为了怕绑票，”张福解释库兵何以应点之日要防被掳：“入选库兵有正选，有备选，正选应点不到，马上由备选补上，所以绑他只要绑一个时辰，应点时辰一过，煮熟了的鸭子飞走，放了他也就没用了。”

　　“这样看起来，库兵的身价不得了。”

　　“是啊！补上一个名字，总要花到一万银子，应点不到，往后的好处不说，起码一万银子就算扔了在水里。”

　　“那么，”李嘉乐问，“库兵入库，到底有点什么好处？说偷银子是藏在谷道里面，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张福问道：“外省解银到部，怎么样入库？

　　李老爷见过没有？”

　　“没有。你细细说来我们听。”

　　“外省解银，每一万两解费六十两，这归管库司官跟书办分，库兵是没分的。库兵的好处，就是搬银子入库的当儿偷银子。进库的时候，衣服都要脱光，库里另有衣服，不过，这一身衣服也不能穿出库。光身进去，光身出来，寒冬腊月也就这个样，所以库兵非精壮的小伙子不能干。这还有个道理，小伙子中气足，提得住气，如果年纪一大，提不住气，就补上名字也没用。”

　　“这又是什么道理？”李用清问。

　　“就是这位李老爷说的，”张福指着李嘉乐答道，“为的是能在谷道里藏银子。本事最好的，一次可以藏十两一个的银锞子八个。”

　　这不是骇人听闻之事？但张福言之凿凿，说在东四牌楼有一新药铺，专有一种要有门路的人才能买得到的药，服下能使谷道交骨松开。偷银的方法是用猪网油卷银锞塞入谷道，不过即令年轻力壮，提气支持，亦至多只能容纳半点钟的工夫。

　　“这个法子在内库就用不着了，内库多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那里也偷藏不下，所以内库库兵，入库用不着脱光衣服。”

　　这一说，是个反证，李嘉乐点点头又问：“还有什么偷银的法子？”

　　“冬天要当心，有个换茶壶的法子。库里的空茶壶拿出来，照例揭开盖子，往下一倒，表明没有东西在里头，冬天就两样了，茶水冰冻，拿银锞子冻在里面，就倒也倒不出来。”

　　“说破了不值钱。”李用清觉得这顿大酒缸请得不冤，“真正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然而细想一想，总觉得有些荒诞不经，所以事后又去请教部里的老司官，“谷道藏银，事诚有之。”那老司官笑道，“不过说得太玄了。两位请想，十二名库兵，每人偷银八十两，一次就是九百六十两，解饷入库之日，库兵进出好几次，这要偷漏多少？年深日久，不都偷完了吗？”

　　虽是以常理度测，却足以破惑。但库兵裸体入库，这个规矩历数百年不改，总有道理在内。二李都觉得虽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决定去看个明白。

　　一看果然，库兵进出，无不赤身露体。出库还有一番很特别的交代：跨过一条长凳，双手向上一拍，口中喊道：“出来！”表示股间、肋下、口中都不曾夹带库藏。

　　“能抓住他们验一验吗？”李嘉乐问。

　　“不能！”李用清摇摇头。

　　李嘉乐废然而叹：“看起来，就是有弊也无法查了。”

　　而阎敬铭却查出来一项极大的弊端。其实也不用查，弊端已摆在那里，只看有没有决心整顿而已。

　　查银库那天，阎敬铭找管库的郎中姚觐元来问：“掌天平的是谁？”

　　“是书办史松泉。”

　　“领我去看天平。”

　　领到出纳之处，只见史松泉一身服饰，异常华贵，阎敬铭先就大为不悦。正在提倡俭朴节用的他，认为史松泉逾越体制，败坏风气，而看他的服用，钱从那里来，更不可不问。

　　“你这一身衣服很漂亮啊！”他斜睨着大小眼，冷冷地问。

　　“回大人的话，”史松泉答道：“都是旧衣服。”

　　“砝码是旧的不是？拿来我看！”

　　银库有好几架天平，大大小小的砝码不少，等取到了，阎敬铭却不看，只吩咐包好。

　　“送到工部去检验。”他对李嘉乐说，“你亲自送去，面见工部堂官，说我重重拜托，即时检验，立等结果。”

　　李嘉乐奉命唯谨，带着从人，捧着砝码，直奔工部，请见堂官。正好翁同和在部里，他的侄子翁曾源是李嘉乐这一榜的状元，世交原就熟识，区区小事，做“老世叔”的当然照办。立时找了制造库的司官来，一检验之下，大小砝码，有重有轻，符合标准的，十不得一。

　　回到户部复命，阎敬铭还在坐等，将检验过的砝码，逐一清查了上面的记载着的轻重不等的差额，接着便传召待命的银库郎中姚觐元。

　　“你看！”他指着砝码问道，“你怎么说？”

　　姚觐元早就知道有此结果，何用看得？“回大人的话，”他说，“银库重进轻出，向来如此。咸丰以后，库里存银，大为减少，也要存到七百万至九百万。偷窃之事，在所不免，一两百年，不靠重进轻出来弥补，难道倒请堂上大人分赔不成？”

　　“你倒还振振有词？”阎敬铭说，“照你的说法，重进轻出，是为了弥补偷漏，完全为公，然则你倒说给我听听，重进轻出是什么个规矩？进，每两银子加重多少；出，每两银子减轻多少？不能借弥补为名，漫无稽考，你拿帐来给我瞧瞧！”

　　“这那里会有帐？”

　　“原来没有帐？”阎敬铭说，“那将是混帐！”他吩咐“当月处”值班的司官，“将史松泉拿交刑部。”

　　史松泉就在堂下，听得这话，便想开溜，无奈从阎敬铭到部，雷厉风行，毫无瞻顾，当差的大小官员懔然在心，当然容不得史松泉脱逃，一把抓住，立即备文咨送刑部讯办。

　　“我久闻你把持公事，劣迹多端，你今天就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阎敬铭对姚觐元说，“这对你已经算是客气了！你心里要明白。”

　　这是警告姚觐元不必去钻营门路，希冀脱罪。解职的官员，与平民无异，如果不知趣，不听话，随时可以步史松泉的后尘，吃上官司。

　　姚觐元识得利害，乖乖移交了公事，在家听参。

源济

第五十二章

　　就为的阎敬铭整顿积弊，户部的许多黑幕，逐渐被掀了起来，最骇人听闻的是以户部侍郎署理尚书的王文韶和另一名军机大臣，牵涉在一桩报销案内，传闻纳了巨贿。

　　这桩报销案，属于边远省分的云南。向来军费报销，是户部司官与书办的生财大道。云南的报销案在上年年底就已经发动，派出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潘英军，携带巨资，来京打点。走的是太常寺正卿周瑞清的路了。

　　周瑞清是军机章京，为他向王文韶、景廉游说。时机甚巧，“董太师”为张佩纶一道弹章，在京察案中刷了下来，王文韶署理部务，大权在握，足可了事。但户部书办要十三万银子，讲价讲不下来的当儿，阎敬铭快将到京，怕他不受赂遗，公事公办，所以户部书办让步，以八万两银子了结。

　　凡是军费报销案子，虽由户部主管司承办，但一定要知会兵部和工部，牵涉既广，难包内幕不会泄露，倘或说了无用，则徒然结怨，不过私下诽薄叹息而已。如今阎敬铭大刀阔斧在整顿，便有热心的人揭露弊端。消息传到御史陈启泰耳中，多方打听，人言凿凿，便上了一道奏折，指参周瑞清，而且说明存银处所，语气中也关连到户部堂官，自然不能不办。

　　但是，查办的谕旨，十分简单，只说：

　　“御史陈启泰奏：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经该省粮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来京汇兑银两，贿托关说等语，着派麟书、潘祖荫确切查明，据实具奏。”

　　不提王文韶和景廉，同时只指派刑部满汉两尚书查办，知道内幕的人心里有数，王文韶和景廉是军机大臣，当然要先作回护之计，所以只当作通常弊案，轻描淡写。清流中人，虽然宝廷和陈宝琛已放了福建和江西的乡试考官，去掉了两枝健笔，但张佩纶、邓承修，以及后起之秀的盛昱，都在京内，大为不满，私下表示，倘或刑部不能秉公查办，就连麟书和潘祖荫一起参。

　　麟书听得这话，大起恐慌，潘祖荫却相当沉着，抱定按部就班、公事公办的宗旨，首先就指派司官去打听云南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的下落。

　　这要找吏部，因为崔尊彝和潘英章都是升了官进京引见的，潘英章是在上年九月里到京的，引见过后，十月中旬“验放”，过了两个月领到“部照”，应该早就回云南永昌府上任去了。

　　崔尊彝原来是个补道，分发云南，派充“善后局总办”，也就是云南军务的后路粮台，军费报销正该由他主办。他是这年春天放的粮道，进京引见以后，六月初十“验放”，十二天以后就领到了“部照”，却不回云南到任，请假回安徽原籍扫墓。

　　“这就有毛病了。”麟书对潘祖荫说，“阎丹翁是五月里到任的，不久就有云南报销案的传闻。崔尊彝是案内主角，十二天拿到部照，快得出奇，且又请假回籍，这明明是听得风声不妙，有意避开。”

　　“这话不错。不过，我们该按规矩办，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回籍也好，赴任也好，只要案子里要传他，尽可行文该管省分办理，这不必担心，现在要防商人逃走，先动手要紧。”

　　于是即时知会步车统领衙门，去抓两个人，一个顺天祥汇兑庄的掌柜王敬臣，一个是乾盛亨汇兑局的掌柜阎时灿，因为陈启泰的原折中说：崔尊彝和潘英章“汇兑银两”，就是由云南汇到这两处地方，而且存贮备用的。

　　王敬臣和阎时灿已经得到消息，虽感惊慌，却并未逃走，因为一逃便是“畏罪”，再也分辩不清，所以等官差一到，泰然跟随而去。

　　带到刑部衙门，由秋审处的司官审问，因为是传讯证人，所以便衣谈话。先带王敬臣，供称是云南弥勒县人，到京已经五年，在打磨厂开设顺天祥汇兑庄，专做京城与云贵两省的汇兑生意。

　　“云南善后局崔总办，有没有从昆明汇款到你那里？”

　　“不知道。”王敬臣答道，“小号向来照同行的规矩，认票不认人。”

　　“永昌府潘知府，拿票子到你那里兑过银子没有？”

　　“有的。”

　　“什么时候？”

　　“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陆续取用，不止一次。”

　　“一共几次，总数多少？”

　　“总数大概六万多银子，一共几次记不得，小号有帐好查的。”

　　“你开个单子来。”

　　王敬臣退了下去开单子。趁这空隙提阎时灿，他是山西票号发源地的平遥县人，在巾帽胡同开设乾盛亨汇兑局。

　　问他的话跟问王敬臣的相同，一样也开了单子，由昆明汇来的银子，每处都是六万七千两，但崔尊彝另外在顺天祥借用了两万八千两。

　　“这样看起来，你跟崔总办是有交情的。”秋审处司官抓住这一点追问。

　　“崔总办在云南多年，署理过藩台，虽没有交情，名气是知道的。”王敬臣又说，“他借银自然有保人，小号不怕他少。”

　　“保人是谁？”

　　“就是永昌府潘知府。”

　　“那么，你怎么又相信潘知府呢？”

　　“回老爷的话。”王敬臣答道，“潘知府是现任知府，‘放京债’的当然相信。”

　　“好，我再问你，崔总办、潘知府在你铺子里取了银子，作什么用？”

　　“那就不知道了。”

　　问到阎时灿，也是这样回答。京里的汇兑庄及票号，都结交官场，凡有外官来京打点，都由他们牵线过付，崔、潘二人的银子作何用途，决无不知之理，只是他们要推诿，无奈其何。唯有交保饬回。

　　这下一步，刑部六堂官的意见不同，有的主张正本清源，先传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弄明白了案情再说，有的却以为不妨请旨令饬周瑞清先递“亲供”。

　　商量结果，让周瑞清先递“亲供”，有许多不妥，第一，片面之词，碍难凭信；第二，周瑞清是军机章京，案情未明了以前，不宜将军机处的人牵涉在内。因此决定奏请饬下云南及安徽的督抚，饬令潘英章，崔尊彝“迅速来京，赴部听候质讯。”

　　上谕照准，而且对太常寺卿周瑞清作了处置：“着听候查办，毋庸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周瑞清被撤出军机，“听候查办”，而且用的是明发上谕，可见得慈禧太后对这一案的态度，是要秉公办理，不问周瑞清有何背景。因而便颇有人为王文韶担心。

　　于是关于京朝大老明争暗斗的流言，传说甚盛，有人说，这是李鸿藻所领导的北派，对继承沈桂芬衣钵，在南派最得意的王文韶的打击；有人说，董恂丢官，疑心是王文韶想夺他的户部尚书，所以指使他的会试门生陈启泰报复。说法不一，而都对王文韶不利。

　　人言如此，天象偏偏又示警了。去年见于西北的扫帚星，中秋前后再度见于东南，照例下诏修省，而亦必有言官论述时事，箭头自然而然地又指向王文韶和景廉。

　　有个湖北人叫洪良品，是陈启泰的同年，官居江西道御史，上了一个奏折，引叙史实，说星变皆出于政失，所以古代遇有灾异，往往罢免宰辅，因为燮理阴阳，咎不容辞。现在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帝冲龄典学，国事所赖，全在军机大臣，接下来就提到云南报销案：

　　“臣续有风闻，为陈启泰所未及言者。近日外问哄传，云南报销，户部索贿银十三万两；嗣因阎敬铭将到，恐其持正驳诘，始以八万金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赂遗巨万，余皆按股朋分，物议沸腾，众口一词，不独臣一人闻之，通国皆知之。盖事经败露，众目难掩，遂致传说纷纭。臣窃思奏销关度支大计，数十年积弊相仍，全赖主计之臣整顿，以挽积习。景廉久经军务，王文韶历任封圻，皆深知此中情弊者，使其毫无所染，何难秉公稽核，立破其奸？乃甘心受其贿赂，为之掩饰弥缝。以主持国计之人，先为罔利营私之举，何以责夫贪吏之藉势侵渔；蠢胥之乘机勒索者也？”

　　因此，洪良品“请旨立赐罢斥”景廉、王文韶，或者“照周瑞清例，撤出军机，一并听候查办。”最后还发了一段议论：“夫天道无常，人事有凭，前日之枢垣用倭仁、文祥而大难可平，今日之枢垣，用景廉、王文韶而灾眚屡见，感应之机，捷如影响。”

　　这道奏折，虽只攻的是景廉与王文韶，但恭王、宝鋆和李鸿藻看了，心里都很难过。从前大难之平归功于文祥，今日天象示警，又应在景廉和王文韶身上，仿佛其余的军机大臣中都尸位素餐，庸庸碌碌，无功无过之可言，岂非渺视。

　　这使得景廉与王文韶更为不安，唯有表示请求解职听勘。官样文章照例要这样做，其实希望大事化小，最好驳掉洪良品的奏折，来个“应毋庸议”，无奈这话说不出口，就能出口，恭王亦未见得肯支持，倒不如放漂亮些。

　　“这件事很奇怪啊！”慈禧太后似乎也很难过，“重臣名节所关，想来洪良品也不敢随便冤枉人！”

　　这竟是洪良品的“先入之言”，已为慈禧太后所听信。景廉的颜色就有些变了，不过王文韶有练就的一套功夫，能够听如不闻，毫无表情。

　　恭王也觉得话锋不妙，更不敢为景、王二人剖白，只顺着她的话答道：“皇太后圣明，重臣名节甚重，象这类事件，总要有确实证据。御史虽可以闻风言事，亦得有个分寸，得着风就是雨，随意侮蔑大臣，这个风气决不可长。”

　　“当然，凡事要凭证据。你们找洪良品来问一问，问清楚了再说。”

　　“是！”恭王略一踌躇，决定为整个军机处避嫌疑，“臣请旨，可否另派王公大臣，饬传洪良品询问明白。”

　　“可以。派惇王好了。”慈禧太后又说：“翁同和为人也还公正，让他在一起问。”

　　于是即时拟旨明发，说是“事为朝廷体制，重臣名节所关，谅洪良品不敢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着派惇亲王、翁同和饬传该御史详加询问，务得确实凭据，即行复奏。”

　　这是个令人震动的消息。参劾军机大臣的事，不是没有，但无非失职、徇情之类，象这样公然指控“受贿巨万”，而且请求“立赐罢斥”的情事，是上百年所未有的，因而有人预感着将会发生政潮。

　　在翁同和，当然不希望如此。王文韶到底是南派的重镇，如果他垮下来，应补的军机大臣，不出他跟潘祖荫，论慈眷，潘祖荫不及他，但论资望人缘，他未见得胜过潘祖荫，所以将来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既然如此，一动不如一静，能够保住王文韶，卖给他一个大大的人情，最为上策。

　　打定了这个主意，先托人去抄洪良品的“折底”，静等惇王发动。惇王到第二天早晨才来跟他接头，约定下一天的中午，在宗人府传洪良品问话。本来应该遵旨立刻办理的，翁同和有意以书房功课为推托，将时间延后，好让王文韶和景廉有辰光去作釜底抽薪的挽回之计。

　　事实上行文也得费一番工夫，因为是奉旨传讯，等于慈禧太后亲自诘问，所以由侍卫处办公事，通知都察院，转知洪良品应讯。

　　洪良品早就有准备了，写好一个“说帖”，到时候赴宗人府报到。惇王和翁同和相当客气，首先作揖，延请落座。

　　“想来已经看见明发了？”惇王首先开口。

　　“是的。”洪良品探手入怀，取出说帖递了过去。

　　惇王接了过来，只见说帖上写：“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谨呈”。翻开里页，匆匆看了一遍，随手交给翁同和。

　　翁同和从头细看，与折底无甚区别，觉得都是空泛的指责，并无确实证据，不由得就说：“未免太空了。”

　　“御史闻风言事，既有所闻，不敢不奏。”洪良品凛然回答。

　　“大臣受贿，不会亲自跟行贿的人打交道。”翁同和问道：

　　“什么人过付，在什么地方交纳？足下总知道吧？”

　　“不知道。”洪良品大摇其头，带着些不以此一问为然的神情，“这样的事，岂有不怕御史知道之理？当然私相授受，非外人所能得见。”

　　“既然外人无法得见，又何从辨其真假？”

　　“物议如此。也许是局中人自己泄露出来的。”

　　“所谓的物议，究竟是那些人在传说，你亦不妨指几个人，作为证据。”

　　洪良品又大摇其头：“万口同声，无从确指。”

　　“我倒要请教，”惇王问道，“此外还有什么证据？”

　　“没有。”

　　“就是听人所说？”

　　“是。”洪良品答道：“我的话都在说帖里面，请王爷垂察。”

　　再问也无用了，送客出门。惇王跟翁同和就在宗人府商议复奏，自然是据实而言，同时将洪良品原送的说帖，一起送了上去。

　　下一天清流在松筠庵集会，预备支援陈启泰和洪良品。座间传阅洪良品的说帖，无不盛赞，只为想先睹为快的人太多，所以清流中后起之秀的盛昱，自告奋勇，高声诵读：

　　“窃维贿赂之事，踪迹诡秘，良品不在事中，自无从得其底蕴。但此案户部索贿累累，现经刑部取有乾盛亨、天顺祥帐簿确据，前御史陈启泰奏：崔尊彝、潘英章交通周瑞清贿托关说，外间喧传，贿托者，即贿托景廉、王文韶也；关说者，即向景廉、王文韶关说也。巷议街谈，万口如一，是贿托之实据，当问之崔尊彝、潘英章；关说之实据，当问之周瑞清。然则景廉、王文韶受贿非无据也，崔尊彝、潘英章即其据；良品非无据而率奏也，人人所言即其据。以枢臣而大招物议，是谓负恩；闻人言而不以奏闻，是谓溺职，且御史例以风闻言事，使天变不言，人言亦不言，亦安用此尸素御史为耶？良品与景廉、王文韶素无往来，亦无嫌怨，使非因物议沸腾，何敢无端诬蔑？实见时事艰难，天象如此示变，人言如此确凿，故不能不据实以奏。”

　　读到这里，只见有人奔了进来，手里高扬一张纸，大声说道：“上谕下来了！”

　　此人是国子监的一个博士，姓刘，亦算是一条“清流腿”，他排闼直入，径自去到邓承修面前，将邸抄递了给他。

　　“‘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并书吏、号商等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邓承修念到这里，以手加额闭着眼说了两个字：“痛快！”

　　“这还不能算痛快，且不免遗憾。”张佩纶大声说道，“景、王二人，何可相提并论？”

　　“公意云何？”盛昱问说。

　　“景秋坪情有可原，王夔石万不可再容。”

　　这两句话，出于清流之口，特别是出于张佩纶之口，差不多就算定评，也注定了他们的官运。邓承修瞿然而起，带些歉意地说：“我又要出手了。”

　　于是就在松筠庵中，专有陈设笔砚，供清流草谏章搏击的余屋，邓承修文不加点地拟好折底，邀了张佩纶和盛昱来商量。

　　奏折的第一段是怀疑刑部未必能遵谕旨，彻底根究，因为象这样的暧昧营私之举，不是经手过付的人，不可能握有确实证据，即令有确实证据，亦非严刑逼供，不肯吐实。何况被参的王文韶，仍在军机，仍是户部的堂官，纵使刑部堂官公事公办，无所回护，而司官为了将来的祸福，可能不敢得罪王文韶，潜通声气，预为消弭。再说，崔尊彝、潘英章虽奉严旨催传到案，但辗转费时，何弊不生？

　　“入手便探骊得珠了！”张佩纶表示满意，关键就在“被参之王文韶未解枢柄”这一句上。换句话说，如果要根究，非先叫王文韶退出军机，消除刑部司官的顾虑不可。

　　“你看第二段！”邓承修矜持地微笑着，显见得第二段是他的得意之笔。

　　看不到几行，张佩纶脱口赞了一声“好”，接着，摇头摆尾地念出声来：

　　“臣窃谓进退大臣与胥吏有别，胥吏必赃证俱确，始可按治，大臣当以素行而定其品评，朝廷即当以贤否而严其黜陟。”

　　“这是有所本的。”邓承修笑道，“记不记得曾侯论何桂清的话。”

　　这一说，张佩纶和盛昱都想起来了。当初两江总督何桂清失陷苏常，革职拿问，照律定了死罪，公卿督抚，交章论救，为他脱罪的一个借口是，何桂清弃地出于僚属的请求。朝廷左右为难，特为密旨咨询曾国藩，他的答奏是封疆大吏，行止进退，应当自有主宰，不当取决于僚属。这个说法，成为定评，何桂清终于伏法于菜市口，邓承修这句“大臣当以素行定其品评”就是套用了曾国藩的原意。

　　“话虽如此，涵义更深一层。”张佩纶说，“我辈搏击当奉此为圭臬。”

　　“此所以景秋坪可恕。再往下看吧！”

　　提到景廉，邓承修说他“素称谨饬，不应晚节而顿更。但此案事阅两年，赃逾巨万，堂司书吏，尽饱贪囊，景廉总司会计，未能事先举发，纵非受贿，难免瞻徇，或者以其瞻徇，遂指为受贿，亦未可知。”

　　“这又未免开脱太过了。”

　　“就这样吧！”盛昱为景廉乞情，“勿过伤孝子之心。”

　　这是指景廉的儿子治麟，光绪三年的翰林，颇有孝友的声名，张佩纶跟他虽无往来，却很敬重其人，所以听盛昱这一说，就不开口了。

　　再往下看，邓承修的笔锋横扫，简直剥了王文韶的皮，说他当户部司官时，就以奔竞出名，后来放到湖北当道员，“亲开钱铺，黩货营私。”

　　“这是要实据的。”张佩纶问道，“确有其事否？”

　　“自然有。王家的钱庄开在汉口，你去问浙江的京官，何人不知？”

　　“那就是了。”张佩纶便往下念：“及跻枢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贪秽之声，流闻道路。议者谓：前大学士沈桂芬履行清洁，惟援引王文韶以负朝廷，实为知人之累。众口佥同，此天下之言，非臣一人所能捏饰，方今人才杂糅，吏事滋蠹，纪纲堕坏，贿赂公行，天变于上，人怨于下；挽回之术，惟在任人，治乱之机，间不容发，若王文韶者，才不足以济奸，而贪可以误国。”

　　“好一个‘才不足以济奸，贪可以误国！’”盛昱插进去发议论，“这是对王某的定评，亦是对吏治的针砭，然而亦不能独责王某，领枢廷者岂得辞其咎？”

　　“是的。”邓承修深以为然，“这点意思很可以叙进去。”说着，就要提笔添改。

　　“不必！”张佩纶劝阻，“恭王最近便血，病势不轻，勿为过情之举。”

　　邓承修接纳了劝告，同时也接纳了张佩纶的意见，特为添上一段：“乞特召一二亲信大臣，询以王文韶素行若何？令其激发天良，据实上对。如臣言不诬，乞即将王文韶先行罢斥，使朋比者失其护符，讯办者无所顾忌，天下之人知朝廷有除奸剔弊之意，庶此案有水落石出之时。如臣言不实，则甘伏讪上之罪。”

　　斟酌停当，由盛昱代为抄缮。诸事皆毕，时已入暮。外面“清流腿”和“清流靴子”都还未散，一见他们三个人，立刻趋陪左右，旁敲侧击地探问。这三个人只矜持地微笑着，显得神秘而严重。最后，张佩纶才说了句：“铁翁有封事。大家明天看邸抄吧！”

　　邓承修号铁香，人称“铁汉”，凡有搏击，毫不容情。这一道奏折，可以猜想得到，必为王文韶而发，更可以预料得到，词气必不如洪良品那样缓和。加以这一天夜里，刑部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大捉户部书吏，益见得大案大办，情势严重，所以第二天中午，专有关心时局的人守在内阁，等看邸抄。

　　午初时分，发抄原折以外，上谕下来了，说的是：

　　“本日召见军机大臣，据王文韶力求罢斥，恳请至于再三。王文韶由道员历任藩臬，擢授湖南巡抚，著有政声，是以特召为军机大臣，并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数年以来，办事并无贻误。朝廷简任大臣，一秉至公；该给事中称为沈桂芬所援引，即属臆度之词。现在时事多艰，王文韶受恩深重，惟当黾勉趋公，力图报称，仍着照常入直，不得引嫌固辞。”

　　王文韶虽被留了下来，但案子却并不马虎，上谕中说：

　　“至云南报销一案，迭经谕令麟书、潘祖荫严行讯办，定须究出实情！景廉、王文韶有无情弊，断难掩饰。着俟崔尊彝潘英章到案后，添派惇亲王、翁同和会同查办。”

　　前后对看，慈禧太后的意思便颇费猜疑了。有一说，王文韶没有学到沈桂芬的清慎，却学到了他的柔媚，深为慈禧太后所欣赏，所以对这一案，有意保全庇护。另一说则正好相反，认为慈禧太后大权独掌，身体亦已复元，一定要大刀阔斧作一番整顿，眼前不让景廉、王文韶抽身，正是要等案子水落石出，拿他们两人置之于法，作为彻底整饬吏治的开始。

　　但不论如何，添派惇亲王和翁同和会同查办，意味着案子只会大，不会小，特别是有亲王在内，更意味着案内涉嫌的人，不止于三品官儿的崔尊彝和周瑞清。向例，涉及一二品大员的案件，方派亲王查办。

　　※※※

　　从中午审到晚上，商人也好，户部的书办也好，都是支吾其词，始终不肯透露实情，秋审处的总办，主审本案的刚毅相当焦急。

　　“堂上一直在催！”他跟他的同僚说，“上谕上‘定须究出实情’这句话，得有交代，我看，只好动刑了。”

　　刑部司官问案，重在推求案情，难得用刑，但这一案情况特殊，大家都觉得刚毅的办法亦未尝不可，只有另一个总办沈家本，态度比较缓和。

　　“那些票号掌柜，户部书办，平日起居豪奢，何尝吃过苦头？只要吓一吓他们就行了。”沈家本说，“能不动刑，最好不动。”

　　“你倒试试看！”刚毅不以为然，“我原来也是这么想，无奈民性刁顽，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明天一定得有个结果，此案千目所视，刑部不能丢面子。”

　　于是第二天问案的情形就不同了，传了提牢厅的差役伺候着。将人犯带上堂来，刚毅先提警告，倘有人不说实话，自己皮肉受苦。接着便从商人王敬臣问起。

　　“王敬臣，你开票号，岂有不知同行例规的道理？凡是捐官上兑，请诰封之类的，应纳官项，向例都由票号经手代办。你们跟六部书办，都有往来，外省官员汇到票号的银子，用到什么地方，那有不晓得的道理？你说，云南汇来的银子，是怎么支出去的？”

　　“回老爷的话，实在不知道。”

　　“还说不知道！”刚毅大怒，使劲拍着桌子说：“我教你知道！掌嘴！五十。”

　　“喳！”值堂差役齐声答应。

　　其中一个右手套着皮掌，踏上前来，对准王敬臣的脸就抽，左右开弓，手法极其熟练。王敬臣“哗哗”大叫，抽不到十下，就打落了两个牙齿，满嘴是血。

　　“我招，我招！”

　　只要犯人一说“招”，行刑的就得住手，不然便有处分，但其中当然也有出入。王敬臣为人吝啬，从吃上官司，一个小钱都不肯花，差役恨他，所以“招”字已经出口，还使劲抽了他一巴掌，将门牙都打掉了。

　　这一下识得厉害，王敬臣比较老实了，说听潘英章谈过，云南汇来的银子，是办报销用的。崔尊彝到京以后，曾经有两封给周瑞清的信，是由他铺子里的伙计送去的。

　　“信上说些什么？”

　　“回老爷的话，信是封口的。”

　　刚毅自己也发觉了，这话问得多余，便又喝道：“还有什么话？一起说了，省得费事。”

　　“小的不敢隐瞒，就是这些话。”

　　看样子，也就是如此了。刚毅吩咐押下王敬臣，另问户部跟工部的书办。

　　这些人就不如王敬臣那样老实，熬刑不招。刚毅自觉刑部司官，须格外讲法，不便动用大刑，只好改换方式，请沈家本用水磨功夫去套问。

　　旁敲侧击，一层一层慢慢往里逼，总算从户部书办褚世亨口中套出几句话，云南报销案是云南司一张一卢两书办拟的稿，派办处一陈一沈两书办经手复核以后，才送上司官，转呈堂官画的稿。

　　所获虽不多，无论如何是抓着了线索。刚毅当面向堂官细陈经过，决定采取稳健而不放松的宗旨，即刻行文户部，将张、卢、陈、沈四书办“严密查传，迅予咨复。”

　　复文很快地就到了，说这四个书办都传不到，已经奏请捉拿。

　　“这太不成话了！”潘祖荫很生气，“奉了旨就咨户部，请他们看管书办，结果还是让他们逃走。这算怎么回事？”

　　“回大人的话，”刚毅答道：“这明明是有意纵放，正见得畏罪情虚。大可严参。”

　　“参是要参的，案子还是要办，只是线索中断，如之奈何？”

　　“不要紧，还有周瑞清一条线索。”

　　于是据实奏陈，指责户部云南司司官“难保无知情故纵情弊”，除查取职名饬令听候查办以外，周瑞清既曾与崔尊彝通信，则洪良品所参，并非无因。只是周瑞清为三品大员，未经解任，不便传讯，奏请饬令周瑞清将崔尊彝的原信呈案，以便查核。

　　此奏一上，不但照准，而且因为周瑞清既有接受崔尊彝信函情事，特命“解任听候传质”。这一下显得案子又扩大了，不过周瑞清倒还沉着，看到上谕，首先就派听差当“抱告”，拿了崔尊彝的两封信呈上刑部。

　　信里不过泛泛通候之语，于案情无关。刚毅看完了，往桌上一丢，冷笑着说：“这又何足为凭？崔尊彝给他的信，当然很多，随意找两封不关痛痒的送来，以为可以搪塞得过去，这不太拿人当傻小子了吗？”

　　因为有此反感，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派一官两役去传周瑞清。

　　“这就不对了，上谕是‘听候传质’，质者对质，是跟崔潘二人对质，此刻怎么可以传我？”

　　“是跟王敬臣对质。”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说话也很厉害，“上谕并未明指跟崔、潘对质。请吧，‘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

　　周瑞清无奈，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过，周瑞清到底只是解任，并非革职，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过分难为他，邀到部里，以礼相见，围着一张圆桌相谈，就算是“传质”了。

　　问话的三个人，预先作过一番商议，不必问崔、潘贿托之事，就问了他也决不肯说，不如侧面探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丝马迹，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这样，问话的语气恰如闲谈交游。周瑞清字鉴湖，便称他“鉴翁”，鉴翁长，鉴翁短，相当客气，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据实相告。他说他与潘英章一向熟识，跟崔尊彝在以前没有见过面。只因他有个捐班知县的侄子，分发云南，跟崔尊彝一起在军营里当差，交情很好。他的侄子在云南因为水土不服而得病，全亏崔尊彝尽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光绪元年开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举人中，有一个崔应科，是崔尊彝的堂弟，加上了这一层渊源，才通信认为世交，崔尊彝的信中，称他为“世丈”的由来在此。他亦承认，崔尊彝对这位“世丈”，常有接济，但小军机无不如此，逢年过节都有外官的馈赠，无足为奇。

　　“鉴翁，”沈家本问道，“有件事，不知有所闻否？听说潘道由昆明进京的时候，就不打算再回云南了，在云南的产业都已处置净尽，一家十三口灵柩，亦都盘回安徽。”

　　“这倒不甚清楚。”

　　“据安徽奏报，潘道至今未归，他是六月底出京的，现在九月初，计算途程，早该回家。不知道他逗留在那里？”沈家本紧接着说：“鉴翁跟他至好，自然有书信往来，可能见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道：“我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不过他一家十三口灵柩，都寄停在荆州，或者因为迂道湖北，耽误了归程，亦未可知。”

　　这话就颇为可疑，话锋中听得出来，崔尊彝的行踪，他是知道的。不过，既然他不肯承认，亦就无可究诘，很礼貌地将他送了回去。

　　案子搁浅了。整个关键在崔尊彝和潘英章身上，这两个人不到案，就是将在逃的书办抓到了，依然无用，因为没有对证，便可抵赖。

　　就在这个时候，刚毅升了官，外放为广东的一个好缺，潮嘉惠道。潘祖荫指派赵舒翘接手，主办本案。他手里原有件王树汶的案子，因为涂宗瀛调职，接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听信任恺的话，力主维持原谳，河南京官大哗，言官纷纷上奏指摘，弹劾李鹤年包庇任恺，因而又指派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而梅启照居然又跟当年杨乃武一案中的胡瑞澜一样，站在巡抚这一面。所以赵舒翘建议堂官，由刑部提审，估计全案人犯解到，总在年底。有此一段空闲的工夫，正好接办本案。

　　阅过全卷以后，他提出一个看法，认为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论事，查核云南报销案中，那一项可以报销，那一项不可以报销？

　　潘祖荫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办理此案的宗旨，将案内所有涉嫌人犯汇齐。审讯对质，要问枉法不枉法，当以应销不应销为断。

　　于是传讯户部及工部的承办云南报销案的司官，各递“亲供”。有的说：“军需用款，均按照同治十二年前成案办理”；有的说：“查照咸丰年间例案核办”；有的说：“遵照同治九年奏定章程核销”，各人一个说法，各人一个根据，纷歧叠出而语焉不详，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却不知毛病何在？

　　这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奏请饬下户部、工部堂官，指派干练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时帐簿纷繁，算盘滴答，刑部大堂，热闹非凡。

　　这一来，王文韶装聋作哑就有装不下去之势了，因为说他受贿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显得问心无愧。但在他署理户部尚书任内，已经核销结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无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这样一个时机。自然又是张佩纶动手，等慈禧太后万寿一过，便上了一个“请饬枢臣引嫌乞养，以肃政体而安圣心”的折子，将王文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即无秽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今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度其志气消沮，愤懑不平，内发叹咤之音，外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窃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个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诗正的故事。梁诗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辞官，而梁诗正恋栈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经过杭州之便，命梁诗正在家侍养八十岁的老父，以为保全之计。张佩纶认为这个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载：亲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终养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终鲜兄弟，养亲乃人生至乐，当此崦嵫渐迫，喜惧交萦，实亦报国日长，报亲日短之际。若听其去官终养，该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涤尘氛，有田园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禄保身，其子庆钧，及其交游仆从，狂恣轻扬，非王文韶所能约束，必令白首偏亲，目见子孙不肖之事，忧危惶惧，损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这句话上做文章，说“皇太后圣躬虽臻康复，犹宜颐养舒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邓承修劾王文韶，召见枢臣，二十二日因云南报销案，又召见枢臣，此两日并无内外简放员缺，亦无各省急递章奏，当霜风渐厉之时，正几暇养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职无状，至增宵旰忧劳。该侍郎夙夜扪心，能无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这个奏折，交下军机处，“令王文韶善于自处。”

　　慈禧太后便真的不作任何表示，将原折发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识得张佩纶的严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处”，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要参劾他的儿子王庆钧以及门客仆从，仗势恃强，所作的许多不法之事。

　　在他看，最恶毒的是，以为慈禧太后因为他的“奉职无状”而“宵旰忧劳”，当此秋风多厉之际，亦不得安然怡养。这一挑拨，如果忽视，则慈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测之祸。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个奏请开缺的折子。慈禧太后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预期着张佩纶必不罢休，要看他第二个折子，说些什么？

　　张佩纶的第二个折子，对王文韶展开正面的攻击，措词运用，却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说他才具不胜，如果慈禧太后据以罢斥，则发抄原折，可以不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对王文韶还算是顾面子。但要说服慈禧太后，则又非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个附片，指出云南报销案三可疑：

　　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办处行走，报销之弊，当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书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员将承办书吏，羁管候传，抑或押送刑部，岂不光明磊落，群疑尽释？乃谳传函牍屡传，机事不密，任令远扬，归过司员，全无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

　　第二疑：“云南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本非常科，即疆吏声叙在先，亦宜奏驳，既已含混复准，经言者论劾，若户部即请简派大臣复核，则过出无心，犹可共谅。乃至户部堂官奏请复核，始与景廉面恳回避。风闻银数出入，散总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两部，不及候复，率先奏结，尤为情弊显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为此案罪魁祸首，既据商人供称：汇款系为报销。状证确凿，该两员即属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经解任，该两员不先革职，亦当暂行开缺，乃迭降明谕，但曰：‘严催解送’。他枢臣即未见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语？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

　　字里行间的指责，慈禧太后当然看得出来，第二疑暂且不论，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书办逃走，意在消灭罪证。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彝、潘英章。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着这一折一片，慈禧太后开始认真考虑让王文韶走路。继任人选，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还要考虑的是，张佩纶分析事理，精到细致，不光是会骂人、会说大话。然则该当如何重用？

　　思考未定，便只有暂且搁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辞官，又蒙慰留。但语气跟前不同了，说“览其所奏各情，本应俯如所请。不过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办事需人，王文韶尚称熟悉，着仍遵前旨，于假满后照常入直。”

　　这“尚称熟悉”四个字，是军机章京看风头所下的贬词，经宝鋆和李鸿藻商量过，奏请裁可而见诸明发上谕的。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这四个字的考语，就知道他非出军机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却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的亲族故旧，门客僚属，平素出入门下的一班人，聚讼纷纭，意见甚多。主张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认为反正面子已经丢完了，里子不能不要也有，慈禧太后虽然精明，到底是妇人心慈，不见得会听信张佩纶的话，罢斥枢臣。再有一派认为要引退也得等些时候，张佩纶一上弹章，随即请辞，看来完全受他摆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对这个看法，颇有同感，还想看看再说，无奈坏消息不一而足。先是江苏巡抚卫荣光奏报，据崔尊彝的家丁呈报，说他家主人在丹徒县旅途病故。丹徒县就是镇江府城，虽为循运河入长江、到皖南的必经之地，但崔尊彝死在九月，丹徒县接到崔家家丁的呈报是在十月，何以在镇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迟一个月呈报，情节自然可疑，所以上谕命卫荣光确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实用不着查，与卫荣光的奏报同时传到京里的消息，说崔尊彝是服毒自杀的，这就见得情虚畏罪了。赵舒翘听得这话，大为紧张，案中两名要犯，已经去了一个，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彝的后尘，也来一个“病故”，那时死无对证，周瑞清可以逍遥法外，全案亦就永远要悬在那里，因而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来有担当，也不必禀明堂官，将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谭升，秘密传讯，软哄硬逼，终于又榨出来一些内幕。据谭升供认：崔、潘二人到京后，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还。这倒还不关紧要，王敬臣供出来一段事实，对周瑞清却大为不利。

　　他说：潘英章从他那里取去的银票，其中有一张是由百川通票号来兑现的。于是传讯百川通的店东，承认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来。上年九月间，周瑞清拿来一张顺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换用了他那里的银票，显然的，这是周瑞清的一种手法，不愿意直接使用顺天祥的银票，免得落个把柄。

　　此外王敬臣还说，有个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也曾经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里取过银子。这都是“通贿有据”，户部奏请将周瑞清暂行革职，以便传讯。户部云南司的“孙老爷”，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孙家穆，自应查究，亦请先行解任。

　　照准的上谕一下，赵舒翘立即执行，亲自带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户部“火房”安置，不准家属接见。送进去的铺盖、用具、食物，无不仔细检查，连馒头都掰开来看过，怕内中夹着什么纸条。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王文韶不能不再一次面奏，恳请准予开缺养亲。慈禧太后没有准，也没有不准，只说：“先下去！另有旨意。”

　　等军机退了下去，跟着又“叫起”，指明只要宝鋆和李鸿藻进见。

　　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召见必是为了咨询继任王文韶的人选。照例两名汉军机大臣一南一北，王文韶的遗缺应该挑南边人来补，宝鋆夹袋中虽有人物，但资望都还差得远，所以他很知趣，将这个人情卖了给李鸿藻。

　　“兰翁，”他说：“一上去自然是谈王夔石空下来的位子，凡有保荐，请你作主。”

　　李鸿藻对这件事亦早就想过，但一直有左右为难之感，形势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不是翁同和就是潘祖荫，潘祖荫是会试同年，翁同和是弘德殿多年的同事，而且交情一向不错，虽然他前几年依附沈桂芬，形成壁垒，但为国求贤，决不能摒绝此人，不作考虑。

　　既然如此，不妨听听宝鋆的意见，于是拱手答道：“不敢、不敢！正要向佩公请教。如今物望，不出翁潘，倘或不能兼收并蓄，去取之间，请问佩公，于意云何？”

　　宝鋆亦很圆滑，不愿意“治一经、损一经”，荐翁就得罪了潘，反之亦然。而且所荐能用，也还罢了，就怕荐甲用乙，得罪了被用的人，更加犯不着，所以不置可否：“这两位都负一时清望，难分轩轾。只好看上头的意思了。”

　　这虽是很滑头的话，对李鸿藻却是一个启示，“看上头的意思”是最聪明的办法。

　　“论资望，论才具，无胜过翁同和、潘祖荫的。”李鸿藻说：“请皇太后择一而用。”

　　“就叫翁同和去好了。”慈禧太后毫不迟疑地裁决，显得胸中早有成竹。

　　“是！”李鸿藻接着又说，“不过书房也要紧。翁同和入值军机，书房是不是要添人？”

　　“师傅就不必添了。”慈禧太后说，“皇帝是该骑马拉弓的时候了，得找两个人替他‘压马’。”

　　这自然是在满蒙王公中物色，李鸿藻随即答奏：“若论骑射，自然是伯王当行出色。”

　　“可以！就教伯彦讷谟诂在毓庆宫行走。”慈禧太后又说，“我看世铎当差很谨慎，让他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跟伯彦讷谟诂一起照料书房好了。”

　　世铎是礼亲王，亲贵之中没有“王爷”架子的，就只有他。李莲英依礼节跟他下跪，他竟还跪以报，一时还传为笑话。李鸿藻心想，礼亲王并无内廷行走的差使，慈禧太后亦绝少召见，未必深知其人，何以忽然说他“当差谨慎”？想来这必是向李莲英一跪得来的好处。

　　遇到这种差缺的委派，军机向来不表示意见，退下来立刻拟旨上呈。但翁同和入值军机的上谕未见发下，军机处怕事有变化，不敢声张。

　　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始定局。军机章京立刻到翁家去送喜信，接着便有贺客到门。但翁同和挡驾不见，说是消息不确，不敢受贺。他自己溜出后门去看李鸿藻，打听情形。

　　李鸿藻说得很坦率，对他和潘祖荫之间，无从取舍，双双保荐，结果是慈禧太后自己决定，用了翁同和。

　　翁同和以贵公子做了二十几年的京官，平日虚心学习，随处留意的，就是做官的规矩和奥妙，一听李鸿藻的话，立刻便作了个决定，非辞一辞不可。

　　于是回家便拟了个奏折，说是军机处总揽庶政，才不胜任，而且现在入值毓庆宫，如果兼任要差，怕贻误圣学，恳请收回成命。

　　这是以退为进的手法。因为“命翁同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上谕，午前上呈，午后才发，这就显得慈禧太后在他与潘祖荫之间的抉择，一直煞费踌躇，换句话说，这名军机大臣是勉强巴结上的。京里这几年原有两句话：“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是说皇帝的师傅，亲王的辅佐、洋鬼子国度的使节和神机营的差使，都是登龙捷径。所以照现在的情形看，必有妒忌的人讥讪，说他是靠了“毓庆宫行走”这个衔头，才当上了军机大臣。所以要辞一辞，表示君子对进退出处，毫不苟且。

　　当然，一辞辞准了，变成弄巧成拙，岂不糟糕？这一层他有十足的把握，无须顾虑。任命枢臣，是何等大事，那有轻易变卦的道理？而况以慈禧太后的果敢，也决不会出尔反尔。这一道奏折上去，她必定传谕召见，有一番慰勉奖励的话说。这样，一方面是表示固辞不获，勉任艰巨，一方面又可以表示顾全潘祖荫的交情，有意谦让，那不是面面俱到的“十分光”的做法？

　　天不亮就进宫，毓庆宫还漆黑一片，翁同和喊苏拉点亮了灯，看书坐等。眼在书上，心在御前，等天亮派人去打听“叫起”的情形。得报一共三起：第一起军机，是照例的见面；第二起是他，也是必然的；第三起是潘祖荫，就费猜疑了。

　　莫非“大势”有变？翁同和在毓庆宫坐不住了，踱到南书房去观望风色。一进门便有人纷纷向他致贺，他连连拱手，声声：“不敢、不敢！”然后将潘祖荫邀到僻处谈话。

　　“叔平，”潘祖荫性情伉爽，一开口就说，“你我都要感激兰荪。”

　　这话费解，他很沉着点点头，先答应一声：“是的！”静听下文。

　　“上头的意思，恭王多病，景秋坪又处在嫌疑之地，军机上要多添一个人，兰荪力赞其成。所以，你也不必固辞了。”

　　这是说潘祖荫亦入军机。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翁同和自然欣喜，但立刻就想到军机上的忌讳。相传军机忌满六人，满了六个，必定有一个要出事。不过再一转念，自己正是鸿运当头的时候，只要谨慎小心，持盈保泰，必可无事，也就释然了。

　　“说实话，”他趁机卖个人情给潘祖荫，“如果不是枢臣至重，非臣下所得保举，我的折子上就要荐贤了。”

　　“承情之至。”潘祖荫忽然皱起了眉，“王夔石这一案，如何了局？”

　　翁同和想了想答道：“解铃系铃，还得疏通兰荪。”

　　他这话的意思是，王文韶为张佩纶所猛攻，而幕后的操持者是李鸿藻，只要他放松一步，关照张佩纶不再讲话，形势一和缓，则以王文韶学沈桂芬柔婉事女主所得的“帘眷”，不致于深究责任，那时就可以设法为他化解其事了。

　　“不然……。”

　　一句话未完，苏拉在门外提高了声音喊道：“翁大人！叫起。”

　　“我先上去，回头再谈吧！”

　　翁同和匆匆整冠理袍，掀帘而出，由西一长街进遵义门，只见御前大臣贝勒奕劻迎了上来，拱手道贺，他以长揖还礼。

　　“请吧！不必带班了。”奕劻指着东暖阁说。

　　这是穆宗驾崩之地。翁同和是天阉，男女之爱，极其淡薄，惓惓深情，都注向父子、兄弟、师弟之间，所以此时回想八年前的光景，大有悲从中来之感。当时总以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门生天子竟弃天下，十三年心血付之东流，从今以后，逐波浮沉，谨慎当差，免于无咎而已。那知复为帝师，而且居然参与枢机。抚今追昔，哀乐交并，内心相当激动。

　　因此，进殿磕了头，讲话时便失去了他平日雍容不迫的神态，当慈禧太后以“世受国恩、不应辞差”的话相责备时，他作了一番长长的辩解。

　　但是，讲来讲去只是“圣学为重，兼差则恐心志不专，有所贻误。”慈禧太后当然是一再奖许勉励，最后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我身子刚好，实在也还没有精神另外去挑人。”她说，“我平时想过多少遍了，总觉得只有你靠得住，你不要教我为难。”

　　说到最后这两句，翁同和便有感激涕零之意，磕一个头，再无推辞：“臣遵懿旨，尽力报答，只怕才具不够，有负天恩。”

　　“我知道你肯实心办事，操守也好，只要肯破除情面，没有做不好的。”慈禧太后又说：“潘祖荫在南书房当差多年，性情虽耿直，也是肯任劳任怨的，我也让他进军机了。”

　　“是！”翁同和略停一下，听慈禧太后不曾开口，随即跪安退出。

　　由于王文韶的罢免，翁同和、潘祖荫的入值军机，部院汉大臣当然得有一番调动。调动名单，是由李鸿藻主持，他将他的同年，在兵部很得力的副手左侍郎许应骙，调补王文韶的遗缺户部左侍郎。许应骙的遗缺，补了黄体芳，他还在当江苏学政，未回京前，由精通律学的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兼署。

　　这些调动，对王文韶并无关系。但是，张佩纶九月间由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升任正五品的詹事府右庶子，此时更调署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两个月之中，连升五级，这番异样的拔擢，加以正式担负言责，使得王文韶惊心动魄，知道再不知趣，逗留不走，还将有极难堪的事发生，不能不奉侍老母，急急离京。

　　京官离京回东南各省，通称“回南”，虽有水旱两途，但携眷而行，向走水路，以通州为水陆交会转驳之地。王文韶“官司”未了，岂能安心上路？所以借眷口行李众多，所雇船只，一时不齐为名，在通州赁了房子，暂时住下来等候消息。

　　人情势利，官场更甚。俗语说的是，“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因为太太死了，老爷是现任官儿，自有趋炎附势的人来送丧，老爷死了，官也没有了，那个还来理睬孤儿寡妇？王文韶如今丢了官，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所以除了极少数至亲好友以外，其他平时奔走于“王大军机”府第，受过好处的人，怕张佩纶、邓承修等人的笔尖一扫到，牵连生祸，都绝迹不至，因而王文韶悄然独处，书空咄咄，大有穷途末路之感。

　　最难堪的还是他的八十三岁的老娘，四年之前，王文韶以湖南巡抚内召入军机，迎养老母。其时直隶、河南都在闹旱灾，但沿途地方官办差，无敢怠慢，要船有船、要车有车、要伕子有伕子，午晚两顿必是鱼翅席，临走还有馈赠。一路风光，谁不说“王太夫人福气好”？

　　四年之后，境况大不相同。她记得当年在通州“起旱”，由仓场侍郎领头发起，大开筵宴，“为王太夫人接风”，特地传了京里有名的班子，唱了三天戏。如今冰清鬼冷，只有刚到那天，通州知州送了一个“一品锅”，此后就再也不理了。

　　“真不如死掉的好！”王太夫人含着眼泪对儿子说：“我一死，你报了丁忧，看在这分上，他们就不忍心再难为你了！”

　　“娘！娘！你千万宽心，好好养息。”王文韶着急地说，“万一你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更有文章好做，教儿子怎么再做人？”

　　“唉！”王太夫人叹口气，“爬得高、跌得重。这个官不做也罢。”

　　不作官也不能了事，王文韶心里在想，但愿云南报销案到此为止，不往下追，那就上上大吉了。

　　消息不断地来，案子越来越热闹，一个牵一个，株连不绝。由孙家穆牵出另一名主事龙继栋，由龙继栋牵出御史李郁华，照例先解任、次革职、然后收捕下狱。潘英章也被革了职“并着云南督抚和该员原籍湖南巡抚，沿途各督抚一体严拿送部。”照这样子下去，到头来一定牵涉到自己身上。

　　因此，王文韶如坐针毡，日夜不安，想来想去，不能不在最后一步上有所布置。于是备了一份重礼，派他的儿子王庆钧悄悄进京，钻门路找到李莲英那里，将礼送了上去。

　　到了第三天才有动静，李莲英派人将他找了去，王庆钧见面请安，叫他“李大叔！”

　　李莲英便也老实不客气，称他：“世兄！令尊的意思我知道了。现在正在锋头上，要避它一避。大家平时交好，能尽力我无不尽力。世兄回去说给老人家，等上头口气松动了，我自然会有话说。总而言之，事情没有大不了的，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

　　“事情没有大不了的，”这句话足以令人宽心，“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就不妙了。王庆钧真想说一句：“李大叔，只要你肯拍胸脯，一肩承当，那怕汉口的那家钱庄，双手奉送，亦所甘愿。”

　　正当他在打主意，如何措词，能再许个宏愿而又不致太露痕迹时，李莲英又往下说了。

　　“事情呢，不是我说，你老人家当初也太大意了些。”李莲英用低沉郑重的声音说：“我们自己人，透句话给你，你可千万只告诉你老人家一个人。”说到这里，定睛看着王庆钧，要等他有了承诺才肯往下说。

　　“是！”王庆钧肃然垂手，“有关你的话，我绝不敢乱说。”

　　“你说给你老人家，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李莲英说，“六爷多病，七爷又闲得慌。天下大事，都在这句话里头了。”

　　“是，是！李大叔这句话，学问太大了。我回去，照实禀告家父。”

　　这句话真是含着绝大的学问，王庆钧还无法理解，只有他父亲喻得其中的深意。原来醇王静极思动，颇想取恭王的地位而代之，但身为皇帝的本生父，鉴于前朝的故事，要避绝大的嫌疑，公然问政，决无此可能，唯有假手于人，隐操政柄，这个人就是李鸿藻。

　　王文韶自己知道，在旁人看来，他是属于恭王一系的。这还不要紧，坏事的是，他又被看作总理衙门一派，接承了沈桂芬的衣钵，在主战的清流，便认为他难逃媚洋误国的罪名，自然深恶痛绝，必欲去之而后快。

　　转念到此，又找出张佩纶参他的折底来看，其中有一段话，便益具意味了：

　　“恭亲王辛苦艰难，创立译署，文祥以忠勤佐之，中兴之功，实基于此。而其时风气未开，人才未出，洋情未尽得，军务亦未尽竣，文祥赍志以殁；不幸而丁日昌、郭嵩焘辈出，以应付之术，导沈桂芬背恭亲王、文祥卧薪尝胆之初心，而但求苟且无事。于是人人争诟病译署，而外夷乃日益骄矣！比来夷焰稍熄，其机可以自强，而老成渐衰，其势亦不可以自恃。两府要政，悉恭亲王主持，近以五十之年，久病未愈，必调摄得宜，始能强固；故译署之任，宜有重望长才，共肩艰巨，与枢廷旧臣，合谋协力，乃足使天下省事，而恭亲王省心委之文韶，其能胜任愉快乎？”

　　看到这里，王文韶深为失悔，早不见机，原来清流亦有在“译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献身手的雄心。倘或当初保荐张佩纶之流在总理衙门行走，或者遇有重要洋务，类似对俄交涉中，让张之洞参预那样，请派此辈会同看折，又何致于会有今日纠缠胶葛，难解难分的局面？

　　于今一切都晚了，只有李莲英“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那句话比较实在。

　　要走醇王的路子，最适当的莫如重托翁同和。出京以前，跟他原曾有过一番长谈，翁同和的短处是不甚肯担责任，长处是在谨密小心，托他不一定管用，但决无泄密坏事之虞，大可试上一试。

　　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派专差送至京里。翁同和接信并无表示，他倒是有心帮王文韶的忙，但跟李莲英的态度一样，要“等机会、看情形”，而眼前的情形，对王文韶是更为不利了。

　　这一个月，京里大出参案。首先是阎敬铭参奏户部司官出身，外放为藩司道员的三个汉人，一个旗人，他们的姓氏是姚、杨、董、启，以前在户部素有“四大金刚”之称。阎敬铭的折子中说：“苞苴暗昧莫明，往事尤难根究，臣亦不知其现时居官若何？而外则表率属员，内则关系部习，似此久著贪劣，难谓既往不究”，因为“既公论之佥同，即官箴之难宥”！所以请旨将此辈“一并罢黜，更不准其潜来京师居住，免致勾结包揽，诱坏仕风。”最后更申明立场：“臣职非纠弹，而忝领度支；此之不劾，无以肃部务而儆官邪！”

　　折子发到军机，宝鋆首先大摇其头：“既往不究，与人为善。这样子追诉，而且都是无根的游词，如果也认真去办，则纷扰伊于胡底？”

　　当然，“四大金刚”盘踞户部多年，宝鋆先掌户部，后来以大学士“管部”管的亦是户部，也有多年，看到这个折子，自不免刺心。此外翁同和觉得所参过于空疏，潘祖荫认为阎敬铭要整顿，先得从眼前做起，不宜追论既往。算起来，军机大臣中只有一个李鸿藻，对阎敬铭抱持同情的态度。

　　但是，慈禧太后很欣赏阎敬铭的这个折子，“这才是破除情面，这才是实心办事。”她说，“好些人当我心慈，不会给人下不去。”又说，“三品以上的官员，放缺都先召见过，意思是我手里用的人，我自己再把他们打下去，岂不伤知人之明？这些话都错了！国家不是家务，不能感情用事，不然一定糟糕。我自己觉得这一层上头，我最拿得稳。施恩是施恩，办事是办事，如果觉得自己所喜欢的人，就都是会办事的人，那就错到极点了。我两个兄弟，自然是我喜欢的，但是他们无用，我就不能让他们负大责任。阎敬铭，我并不喜欢，然而他的说话行事，真是行得正、坐得正，我不能不听他的。这个折子，当然要准，他是为了整顿户部，朝廷准了他的办法，他再做不好，那时候自然可以问他。”

　　于是“四大金刚”，落了个“均着革职，即行回籍”的处分。

　　再一件案子就跟王文韶直接有关了。张佩纶先以云南报销案，户部堂官自请处分，认为避重就轻，据实纠参，接着是吏部议处，罚俸一年，认为处分不当，以都察院堂官之一的身分，拒绝在奏折上列名。

　　当阎敬铭奏报云南报销案核算结果，“含混草率”，参劾承办司官时，景廉和王文韶以“失察”自请处分，张佩纶就上奏抗争，认为景、王是避重就轻。及至吏部议奏罚俸一年，他又认为处分过轻，不肯会衔出奏，同时上折说明缘由，要求加重处分。慈禧太后因为这一案已交刑部查办，一事不两罚，所以反倒搁置了。

　　此外邓承修参了左副都御史崇勋、巡视东城御史载彩，奉旨查办属实，分别革职。还有个与邓承修齐名的刘恩溥，直隶吴桥人，官居浙江道御史，专好找旗人的麻烦，奏谏措词有东方朔之风。曾有一个“黄带子”在皇城内设赌局，为讨赌债打死了一个以赌倾家的旗下世家子，暴尸城下，无人过问。刘恩溥上疏，说这个黄带子“托体天家，势焰熏灼，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此死者，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合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扬。”词意若嘲若讽，以扬为抑。那时是慈安太后听政，降旨查办，革了那个黄带子的爵位。“刘都老爷滑稽”的名声，就此盛传九城。

　　“刘都老爷”这回找上了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他是奉天将军，府尹叫松林，一般颟顸无能。刘恩溥将他们两个一起参，其中的警句是：“将军崇绮，除不贪贿外，则无所长；府尹松林，除贪贿外，亦别无所长。”奏折发抄，喧传人口。但真正的新闻是宝廷的自劾。大年三十有一道上谕：“侍郎宝廷，途中买妾，自请从惩责等语。宝廷奉命典试，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于归途买妾，任意妄为，殊出情理之外。着交部严加议处。”

　　宝廷已经回京，新年中往还贺节，少不得有好事的人问起，宝廷并不讳言，而且唤他的新宠出来见客。这是个长身玉立的美人，芳名檀香，可惜有几点白麻子。

　　宝廷一向风流放诞，这一次的“途中买妾”已是第二回，头一回是在同治十二年。

　　同治十二年乡试，宝廷放了浙江的副考官。考官入闱之前，国防严密，摒绝酬酢，出闱以后就轻松了，尤其是乡试，闱后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菊绿时”。浙江巡抚杨昌浚作东，请正副考官徐致祥和宝廷去游富春江，访严子陵钓台的古迹，坐的是有名的“江山船”。

　　这“江山船”从明初以来，就归“九姓”经营，叫做“九姓渔户”。明载大清会典，元末群雄并起，明太祖大败陈友谅于鄱阳湖，他的部下有九姓不肯投降，远窜于浙南一带。明太祖为惩罚叛逆，不准他们在岸上落脚，因而浮家泛宅在富春江上，以打渔为生，九姓自成部落，不与外人通婚。

　　水上生涯，境况艰苦，打渔以外，不能不另谋副业，好在船是现成的，不妨兼做载客的买卖。严子陵钓台所在地的“九里泷”一带，风光胜绝，骚人墨客，寻幽探胜，自然要讲舒服，所以“江山船”也跟无锡的“灯船”，广州的“紫洞艇”一样，极其讲究饮馔。久而久之，又成了珠江的“花艇”，别有一番旖旎风光。

　　江山船上的船娘，都是天足，一天两遍洗船，自然不宜着袜，跟男子一样，穿的是浅口蒲鞋，但制作特别讲究，鞋头绣花，所以浙江人称这些船娘，叫做“花蒲鞋头”。

　　宝廷是旗人，喜欢天足女子，所以一上了江山船便中意。那只船的“花蒲鞋头”名叫珠儿，有旗下大妨娘的婀娜，兼具江南女儿水样的温柔，宝廷色授魂与，将量才的贽敬，作为藏娇的资斧，量珠聘了珠儿。只是这桩韵事，既玷官常，亦干禁例，所以跟船家约好，他自己由旱路进京，船家自水路送珠儿北上到通州，再由他出京来接。结果人船俱杳，是根本不曾北上，还是中道变计，化为黄鹤，根本无法究诘。更无法报官，算是吃个极大的哑巴亏。

　　这一年典试福建，闱中极其得意，解元郑孝胥的诗笔，更为他所激赏。带着门生的诗卷，取道浙江，由蒲城到衢州，归浙江的地方官办差，坐的自然是江山船，便遇见了这个长身玉立，有几点白麻子的檀香，纳之为妾。

　　由于上一次的教训，宝廷这一次学得乖了，江山船到了杭州，另外换船循运河北上，带着新宠一路同行。不过也不便明目张胆地同舟共宿，变通的办法是，自己坐一号官船，另外备一条较小的船安置檀香。一大一小两条船，衔尾而行，到了海宁地方遇上了麻烦。

　　麻烦是派在小船上照料的宝廷的听差自己找的，办差的驿丞不知道这条小船也算“官船”，不加理睬。那听差仗着主人的势，大打官腔，彼此起了冲突。等宝廷出来喝阻时，驿丞已经吃了亏回衙门申诉去了。

　　海宁知州是个“强项令”，闻报大怒，料知宝廷自己不敢出面来求情，便下令扣留小船。说主考回京复命，决无中途买妾之理，冒充官眷，须当法办。

　　这一下宝廷慌了手脚。他也知道平日得罪的人多，倘或一闹开来，浙江巡抚据实参劾，丢官还丢面子。倒不如上奏自劾，还不失为光明磊落。

　　打定了主意，上岸拜客，见了知州，坦率陈述，自道无状。海宁知州想不到他会来这么一手。到底是现任的二品大员，不能不卖面子，不但放行，还补送了一份贺礼。

　　宝廷倒也言而有信，第二天就在海宁拜折，共是一折两片，条陈福建船政，附片保举福建乡试落第的生员两名，说他们精通算学，请召试录用。这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另外一个附片，才是主旨所在。

　　附片自劾，亦须找个理由，他是这样陈述：“钱塘江有九姓渔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闽试妇，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兄弟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又说：“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层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

　　象这样自劾的情事，慈禧太后前后两度垂帘，听政二十年还是第一遭遇见，召见军机，垂问究竟，没有人敢替宝廷说话。李鸿藻痛心他为清流丢脸之余，为了整饬官常，更主张严办，因此交部议处的逾旨一下，吏部由李鸿藻一手主持，拟了革职的处分。

　　这是光绪九年正月里的一桩大新闻，其事甚奇，加以出诸清流，益发喧腾人口。当然，见仁见智，观感不一，有人说他名士风流，也有人说他儇薄无行。已中了进士的李慈铭，除去张之洞以外，与李鸿藻一系的人，素来气味不投，便斥之为“不学”，而且做了一首诗，大为讥嘲，用的是“麻”韵：

　　“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船娘上使槎。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倡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这首诗中第二联的上句，用的是弹劾贺寿慈的故事，下句是说宝廷在京里就喜欢作狎邪游。这是“欲加之罪”，宝廷处之泰然，但檀香却大哭了一场。说起来是为了“江山九姓美人麻”的一个“麻”字，唐突了美人，其实别有委屈。宝廷虽一直是名翰林，但守着他那清流的气节，轻易不受馈遗，所以也是穷翰林。不善治生而又诗酒风流，欠下了一身的债。债主子原以为他这一次放了福建主考，是文风颇盛而又算富庶的地方，归京复命，必定满载而归。谁知道所收贽敬，一半作了聘金，一半为檀香脂粉之需，花得光光。

　　如果宝廷还是侍郎，倒也还可以缓一缓，不道风流罪过，竟致丢官，债主子如何不急？日日登门索债，敲台拍凳，口出恶言。檀香见此光景，不知后路茫茫，如何了局，自然是日夕以泪洗面了。

　　宝廷却洒脱得很，虽革了职，顶着“宗室”这个衔头，内务府按月有钱粮可关，本旗有公众房屋可住，便带着两个儿子，携着“新宠”迁往西山“归旗”。山中岁月，清闲无比，每日寻诗觅句，他那部题名《宗室一家草》的诗稿，亦经常有人来借阅，最令人感兴味的，自然是那首《江山船曲》：

　　“乘槎归指浙江路，恰向个人船上住。铁石心肠宋广平，可怜手把梅花赋；枝头梅子岂无媒？不语诙谐有主裁。已将多士收珊网，可惜中途不玉壶。”

　　但最后自道：“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记红裙”，又说：“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隐然有“祸兮福所倚”之意，就大可玩味了。

　　于是有人参悟出其中的深意，认为宝廷是“自污”。清流已如明末的“东林”，涉于意气，到处树敌，而且搏击不留余地，结怨既多且深，祸在不远，所以见机而作，仿佛唐伯虎佯狂避世似的，及早脱出是非的漩涡，免得大风浪一来，惨遭灭顶。此所以“故留”韵事，“不惜”微名，而裙钗亦“未必”都是“祸水”。

源济

第五十三章

　　大正月里又一件为人引作谈助的“怪事”是，军机忌满六人的传说，“不可不信”。有人指出：从同治以来，军机两满两汉，加上恭王，一直是五个人。光绪二年三月，景廉入值，不久就出事：文祥病殁。光绪五年年底，李鸿藻丁忧服满，即将复起，预定仍旧入值军机，等于又是六个人，而除夕那天，沈桂芬突然下世。以后左宗棠进军机，幸亏不久就外放到两江，得以无事。年前王文韶罢官，翁同和、潘祖荫翩入枢廷，当时便有人担心要出事。果不其然，潘祖荫迎养在京的老父潘曾绶，好端端地忽然一病不起，潘祖荫只当了三十多天的军机大臣。

　　这一下，刑部尚书的底缺，亦得开掉。汉侍郎之中，没有资望恩眷都可以升为尚书的人，而慈禧太后很想用彭玉麟作兵部尚书，因而将张之万调到刑部，新补兵部尚书彭玉麟未到任前，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兼署。

　　潘祖荫闭门“读礼”，自然也要思过。回想任内两件大案，一件云南报销案，倒是每一步都站得住，另一件王树汶的冤狱，就不同了。从头想起，先办得不错，中途走了歧路，几乎铸成大错。

　　这一案的变化，起于涂宗瀛的调任湖南巡抚，河南巡抚由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任恺跟李鹤年的关系很深，便抓住机会，想靠巡抚的支援，维持原案。李鹤年本来倒也没有什么成见，只因河南的京官，为这一案不平，议论不免过分，指责他偏袒任恺，反激出李鹤年的意气，真的偏袒任恺了。

　　但是王树汶不是胡体安，已是通国皆知之事，这一案要想维持原谳，很不容易。因此、任恺为了卸责，又造作一番理由，说王树汶虽非胡体安，但接赃把风，亦是从犯。依大清律：强盗不分首从，都是立斩的罪名，所以原来审问的官吏，都没有过失。

　　一件冒名顶替、诬良为盗的大案，移花接木，避重就轻，变成只问王树汶该不该判死罪？正犯何在，何以误王为胡？都摆在一边不问，言官大为不满，纷纷上奏抗争。于是朝命新任河东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

　　梅启照衰病侵寻，预备辞官告老了，当然不愿意再得罪人，而且所派审问的属员，亦都是李鹤年在河督任内的旧人，因而复审结果，维持原案。复奏发交刑部，秋审处总办赵舒翘认为前后招供，疑窦极多，建议由刑部提审。奉到上谕：“即着李鹤年将全案人证卷宗，派员妥速解京，交刑部悉心研鞠，务期水落石出，毋稍枉纵。”

　　这一下李鹤年和梅启照都不免着慌。杨乃武一案是前车之鉴，浙江巡抚杨昌浚和奉派复审的学政胡瑞澜，所得的严谴，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于是商量决定，特为委托一个候补道，进京游说。此人是潘祖荫的得意门生，居然说动了老师，维持原谳。

　　但赵舒翘不肯，以去留力争，公然表示：赵某一天不离秋审处，此案一天不可动。潘祖荫劝说再三，毫无用处，而就在这相持不下之际，潘祖荫报了丁忧。

　　办完丧事，预备扶柩回苏州安葬，此去要两年以后才能回京，在京多年的未了之事，要作个结束。细细思量，只有这一案耿耿于怀，因而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张之万，坦然引咎，说为门下士所误，赵舒翘审理此案，毫无错误，请张之万格外支持。

　　就为了有这样一封信，赵舒翘才能不受干扰，尽心推问，全案在二月底审问确实，王树汶得以不死，而承审的官员，几于无不获罪。镇平知县马翥革职充军，李鹤年和梅启照“以特旨交审要案，于王树汶冤抑不能平反，徒以回获属员处分，蒙混奏结。迨提京讯问，李鹤年复以毫无根据之词，晓晓置辩，始终固执，实属有负委任，均着即行革职。”

　　冤狱虽平，但这一案并不如杨乃武那一案来得轰动，因为一则案内没有小白菜那样的风流人物，再则云南报销案峰回路转，又是一番境界了。

　　被革了职的潘英章，由云南的督抚，派人解送进京，一到就被收押，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但一关好几天，并未提堂审问。这因为张之万不如潘祖荫那样有魄力。期望分担责任的人，越多越好，要求加派大员查办。军机处问了惇王的意思，奏请加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会同办理，因而耽误了下来。

　　当然，审问潘英章，并不需他们亲自到堂，各派亲信司官，连同赵舒翘，一共是五个人会审。

　　“潘英章！”赵舒翘问道：“你跟崔尊彝等人，是何关系，先说一说。我可告诉你，你是革了职的，不说实话，就会自讨苦吃。”

　　在用刑的威胁之下，潘英章非常知趣，“我一定说实话。崔尊彝是云南善后局总办，同官一省，向来交好，周瑞清是世交。”他说，“龙继栋原是我当知县的时候的幕友，知县交代，亏空了一笔公款，是龙继栋拿他的住屋借了给我抵债的。”

　　“李郁华呢？”

　　“李郁华到云南做过考官，因为是同乡，彼此有过往来。”

　　“你跟崔尊彝是怎么起意，进京来游说云南报销案的？”

　　“崔尊彝为报销案很着急，急于了结以后，预备辞官回家。去年我补了永昌府，奉旨进京引见，崔尊彝亦要进京，当时便托我替他帮忙，找周瑞清托户部司员代办，较为省事。这完全是因为怕户部书办有意刁难的缘故。”

　　问到这里，赵舒翘先看一看由顺天祥、百川通两家查出来的帐目，记明崔尊彝由云南汇到京里的银子是十八万五千两，另外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总数二十一万三千两。这笔巨款的来路去向，一直不明，此刻弄清楚了潘英章的人事关系，便得从这里入手，查问究竟，案情就容易清楚了。

　　于是他问：“汇到顺天祥的银两总数，你知道不知道？”

　　“当然知道，共计十八万五千两，公款只有十万七千六百两……。”

　　这笔公款是预备办报销津贴部里用的，此外有崔尊彝、潘英章私人的款子，以及代云南官员汇到京里的私款，总计十八万五千两。编列三个字号：福、恒、裕。如果是公款开支，便用“福记”名下的存款，而这个户头，最初只支用了五万两。

　　“到京以后，我就找周瑞清谈报销的事，周瑞清不愿意管，再三恳求，他才答应……。”潘英章仿佛有些碍口似的，停了下来。

　　“答应了怎么样？”

　　潘英章想了一会，终于老实招供，“周瑞清到户部去打听，这个案子归云南司主稿孙家穆承办。正好龙继栋跟孙家穆同司，所以托他跟孙家穆去商量，讲定津贴八万两，先付五万。

　　后来在周家付了孙家穆四万五，余款……。”

　　“慢点！”会审的沈家本打断他的话问：“说定五万，怎么又变了四万五？”

　　“是这样的，”潘英章很吃力地说，“我请周瑞清扣下五千两，等到兵、工两部议准，手续都清楚了以后再付。”

　　“那么，其余的三万两呢？”

　　“其余三万两，等崔尊彝到京，结案以后自己付。”

　　“既然这样，扣下五千两在情理上就不通了。如果你认为孙家穆没有办妥，兵、工两部未曾议准，可以扣住那三万两不给，为什么先扣五千两？”沈家本问道，“你想想看，是不是情理不通？”

　　他问得含蓄，赵舒翘却是直揭其隐，“这五千两，”他问，“是不是给周瑞清的酬劳？”

　　潘英章早就在路上便接到警告了，千万不能牵涉到周瑞清跟他以上的人物，所以用斩钉截铁的声音答道：“决不是！”

　　“然则所为何来？好了，这话暂且也不问你。”赵舒翘说：

　　“你再往下讲。”

　　“到后来我就不大问到这件事了，一来要忙着引见，二来，水土不服、身子不爽，一直在龙家养病。”

　　“龙继栋也用过百川通的银票，是你送他不是？”

　　“不是！”潘英章说，“我自己有一万银子，划出五千给龙继栋，是还他的房价。另外送了四百两银子，是津贴他的饭食，送他老太太的寿礼。”

　　“李郁华呢？有没有帮着你游说？”

　　李郁华是个不能“共事”的人，潘英章一到京，跟周瑞清和龙继栋谈起云南报销案时，就受到过警告。此时老实答供，同时又说：“李郁华曾经一再问起，我也不敢冷落他，所以拿崔尊彝托买东西这件事，转托李郁华去办。”

　　“这是什么意思呢？”

　　潘英章苦笑不答。其实这是无须问得的，当然是借此“调剂”之意，要问的是，李郁华得了多少“好处”？

　　“托李郁华买的什么东西？”

　　“是人参、鹿茸这些珍贵药材。”

　　“交给他多少钱？”

　　“是……，”潘英章想了想说，“两千五百多两银子，细数记不得了，是开了单子买的。”

　　“李郁华是不是照单子买了？”沈家本问。

　　“大致照单子的。”潘英章说，“有些东西买不到，或者货色不好没有买。一共买了两千一百多两银子。”

　　“这就是说，多下四百两银子，可曾缴回？”

　　潘英章迟疑了一会才答：“送给他了。”

　　问官相视而笑，又彼此小声商量了一下，由刚毅问道：

　　“你将你替崔尊彝经手的帐目，说一遍看。”

　　“是！”潘英章眨着眼思索了好一会，很谨慎地答说：“备用报销银一共十万七千六百两，我代崔尊彝买东西，花了九千四百多两，余下一万五千八百多，交给他本人了。”

　　“那十万七千六百两，是云南的公款？”

　　“是的。”

　　“这一说，除掉部费八万两，余下的两万七千六百两，是崔尊彝挪用了？”

　　沈家本的这一问，分清了眉目，略有倦意的问官，无不精神一振，凝视着潘英章，要看他怎么说？

　　潘英章有些紧张，结结巴巴地回答：“这，这也可以这么说。”

　　“什么叫‘也可以这么说’？事实俱在！现在我们替崔尊彝算笔帐看，他自己私项是三万二千两，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就是六万，再挪用公款两万七千六百两，总共八万七千六！”沈家本提高声音问道：“一个道员进京引见，何致于用到这么多钱？”

　　翻来覆去的盘问，问到这一句上，才是击中要害。但问官的想法不同，有人求水落石出，有人讲“就事论事”，赵舒翘感念潘祖荫在王树汶这一案上的自悔鲁莽，歉然谢过，因而对他在云南报销案上所持的“完赃减罪”，不事苟求的宗旨，觉得应该做到“不为已甚”这句话。而此时正是他该执持宗旨的时候。

　　于是，他先咳嗽一声，意示他有话要说，接着看一看左右，是打个招呼，等于在说：“稍安毋躁，且等我说完。”

　　未说之前，先看一看潘英章的神态。他眨着眼，凝望着砖地，显得非常用心的样子，此时只要一声断喝，便可以教他张皇失措，但赵舒翘不愿意这么做。

　　草草问了几句，吩咐还押，接下来便是提审孙家穆。潘英章未到案以前，都推得一干二净，此刻人证俱在，无可抵赖，他见风使舵，觉得不如和盘托出，一则见得诚实不欺，再则责任分开来担负，罪名可减，所以一堂下来，案情纵非水落石出，大致也都明白了。

　　当然，周瑞清是个关系特殊重要的人物，孙家穆只管在报销上替崔尊彝弥缝，他所收的四万五千银子，都分了给本司的官吏，与堂官无涉。如说王文韶、景廉受赂巨万，当然是周瑞清过付。但是，牵涉到一二品大员，非司官所能讯问，因而在眼前，要问他的，也只是如何在崔尊彝、孙家穆之间说合而已。

　　他的供词与潘英章的话无甚出入，问到应付五万，何以只付四万五，为何留下五千？他却说不出一个究竟。只表示那五千两银子，一直未曾动用，仍旧存在顺天祥，便是他未曾受过任何“好处”的明证。

　　案子办到这里，分开两部分在“追”，明的是追人追赃，照孙家穆所供，凡曾分到钱的官员，是奏请解任或革职，到案应讯，书办则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兵逮捕。有的逃掉、有的畏罪自尽、有的心惊肉跳，但也颇有人鼓掌称快，认为经此雷厉风行的一番整顿，官场风气，将可丕然一变。

　　暗的部分是重新调集顺天祥、百川通的帐簿，清查崔尊彝的收支，要想揭开一个疑团：何以他进京一趟，要用掉八万多两银子。

　　盈千上万的进出，自然用的是银票。由崔尊彝写条子通知顺天祥、百川通开票，而银票承兑，大致亦可查明来龙去脉，银楼、绸缎铺、药店，都有他们往来相熟的银号代为兑过崔尊彝所开的票子。一笔一笔追根到底，连崔尊彝花在“八大胡同”的缠头之资，亦很清楚，这样结算下来，有着落的花销，总计是五万三千多，还有三万四千多银子，不知去向。

　　“这用到那里去了呢？”沈家本向问官表示看法：“三万四千多银子，不是一个小数，总要有个交代。不然……。”

　　不然如何呢？他虽未说，大家亦都了解，言官未见得肯默尔以息。

　　“再说，惇王对这一层看得很重，如果含混了事，也怕他不会善罢干休。”

　　“很痛快地说吧，”赵舒翘将双手一摊，“明知道他这三万四千多银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是死无对证，我们不能武断，说这笔款子一定是送给谁了。各位看，这话是不是呢？”

　　这话当然说得是，连沈家本都不能不默认。

　　“于此可见，这件案子入手之初，就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住崔潘两人，才是正办。如今，崔尊彝死了，什么话也都不用说了。”

　　“崔尊彝虽死，有周瑞清在。”沈家本大声抗争。

　　再要提审潘英章时，他忽然告病，派人查看，倒是实情。但虽不能到堂应讯，却递了一纸“亲供”，说明崔尊彝何以进京引见，要用到如许巨款？亲供上说：

　　“崔尊彝素性浮华，用度挥霍，其将灵柩眷属带出，沿途有小队数十名护送。到京后，又将银两带给其弟崔子琴；将寄停荆州灵柩扶回原籍安葬，自己带回眷属，先至涿州为儿女护亲，后到京居住。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是以费用浩大。迨由京回南，川资必巨，亦可想见。且崔尊彝到京后在五月中旬，五月以前用款内，如革员代为买物各项，有各铺供词帐单可据。崔尊彝自行买物之款，有顺天祥铺伙查出帐单为凭。革员于五月间出京，崔尊彝向该号取银，大半在六七月间，其余款作何使用，实不知情。”

　　这份亲供，要紧的话，只在最后几句，崔尊彝的不知去向的款项，用在潘英章出京后的六七月间，这时阎敬铭已经到任，云南报销案亦早已结束，不需再向王文韶、景廉行贿。

　　就为了有这个看法，会办大员都觉得案子办到这里，应该奏结，不须再多作追索。但是，惇王却不是这样的看法。

　　惇王派到刑部会审的两名官员，是内务府的郎中，一个叫文佩，一个叫广森。

　　这两个人比其他承审官员占便宜的是：对于京城地方情形，十分熟悉。照他们的访查，崔尊彝诚然“素性浮华，用度挥霍”，但就是他实际用掉的六万银子之中，也有许多虚帐。换句话说，表面是“多购服物玩好，商贾不绝于门”，其实并未用到六万银子，有些款子是在这个名目掩饰之下，用到别处去了。

　　因此，惇王仍旧主张严追，同时认为崔尊彝帐目中，所列的“冰敬”及“节礼”，亦应该彻查。这使得翁同和等人都大感为难，外官馈赠，向有此例，不能视作受贿。如果要照惇王的意思彻查，那就牵连无穷，根本不是了局。然而百端譬解，惇王总是不以为然，于是案子想结亦无法结了。

　　日子拖得一久，不免就有流言，甚至还传到醇王那里。他是很看重翁同和的，当时就写信忠告，劝他远避嫌疑。翁同和问心无愧，除了复信道谢之外，觉得好笑，也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慈禧太后召见麟书、召见薛允升，都问到云南报销案，唯独对他不曾提起，见得流言亦已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对他已有所怀疑，疑心他站在王文韶这面，有意弥缝。这分猜疑，如果不加消释，是件很不妥的事，所以翁同和相当着急。

　　不过，翁同和当了三十年的京官，由师傅而军机大臣，在内廷行走了二十二年，见得事多，经历的风波亦多，自然不会做出什么自落痕迹的举动来。这一案只要能够快快结束，尘埃落地，浮言自息。

　　因此，他指示他派去会审的两名工部司官，从中策动，该查的尽快查，该问的尽快问，不断催促，案子的头绪，亦愈来愈清楚。崔尊彝虽有三万多两银子的去向不明，但除此之外，供词中并无牵涉到景廉和王文韶的地方，就事论事，也应该是结案的时候了。

　　于是，他首先向麟书接头，因为这一案原派的是他跟潘祖荫查办，从潘祖荫丁忧以后，他就成了唯一了解全案首尾的人，所以也就无形中成了主持全案的人。一谈起来，麟书跟他的意思相同，亦希望早早结束，了却一桩差使。

　　“本来早就该结了，只为五爷始终不肯松手。叔平，你是跟五爷一起奏的旨，五爷若是有什么不在道理上的言语，我们不便申辩，要靠你来挡他。”

　　这意思是说，如果翁同和能对付得了惇王，案子就很快地可以结束，否则就要拖到惇王无话可说时，才能奏结。

　　“好的。”翁同和毅然答应，“我来挡。”

　　“除了五爷，咱们现在一共是五个人，得先聚在一起谈一谈，而且也得推出一个主持的人来。”

　　“说得是。就在舍间小集好了。那一天？”

　　“太匆促了也不必，总得让刑部有个预备。我看过了节挑一天，等我跟张子青、薛云阶谈定了日子，再来奉告。”

　　过了端午节，定在五月十三聚集翁家。主客一共只有五个人，正就是奉派查办这一案的五大臣。除了翁同和以外，麟书亦愿意帮景廉、王文韶的忙，阎敬铭着眼在整顿户部风气，张之万深通黄老之学，向来无所作为，一切都推在刑部侍郎薛允升身上。

　　薛允升字云阶，西安人，跟翁同和是同年，通籍就在刑部当司官，浮沉郎署十七年，才外放为江西饶州府。看起来仕途蹭蹬，其实倒是大器晚成。这十七年中翻破了律书会典，不但精通刑名之学，而且深谙牧民之道，所以由饶州府扶摇直上，四年工夫当到山西按察使。

　　其时正是河南、山西大旱灾，山西从巡抚曾国荃以下，以办赈为第一大事，臬司虽掌一省刑名，但也奉令参与赈务，襄助阎敬铭，综核出纳，点尘不染。第二年以优异的劳绩，调升山东藩司，署理漕运总督。光绪六年内调为刑部侍郎，是潘祖荫极得力的助手。

　　云南报销案本来与他无关，由于阎敬铭的保荐，特为派他会办，而张之万毫无主张，所以实际上是由他主办。就律例而论，当然要听他的意见。

　　于是薛允升一口气背了八条律例，都是有关贪赃枉法的，背完了又说：“本案科罪，皆以此八条为断，最要紧是这两条：‘官吏因事受财，不枉法，按赃折半科罪’，‘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

　　后一条大家都明白，也就是潘祖荫“完赃减罪”这个办法的由来。但第一条却颇费解，大都不明白什么叫“按赃折半科罪”呢？

　　“是这样的，”薛允升又作解释，“受赃枉法，与虽受赃不枉法，情形不同，前者罪重，后者罪轻，所以‘按赃折半科罪’。话虽如此，所谓折半，另有明文规定。受赃枉法，得赃在八十两以上者绞监候，按照赃折半计算，不枉法受赃，应该在满一百六十两，方处绞刑。而明文规定满一百二十两者绞，照实计算是按赃减三分之一科罪。这是有禄之人……。”

　　“慢慢，”麟书问道：“什么叫有禄之人？”

　　坐在他旁边的翁同和先后当过两次刑部堂官，律例亦相当熟悉，因而代为答说：“月俸米在一石以上者谓之‘有禄人’，不及一石者，就是‘无禄人’。”

　　“喔！”麟书又问：“无禄人怎么样？”

　　“无禄人枉法受赃一百二十两以上者绞，不枉法只是杖一百，流二千里。”

　　“然则现在很清楚了，关键在枉法不枉法。”阎敬铭环视周遭，最后眼光落在薛允升身上。

　　“老前辈，”薛允升从容答道，“枉法不枉法，原指刑名而言，律载：‘事后受财不枉断者，准不枉法论’，这个‘断’字，便指断案。象这个报销案，既然都有例案，只能说他引例不当，却不能说他枉法。”

　　“既然如此，”阎敬铭慢吞吞地说了句：“都算不枉法。”

　　“是！”薛允升重复一句：“只好算他们不枉法。”

　　“失入不如失出，庶几见得朝廷仁厚。”麟书看着阎敬铭问：“丹翁意下如何？”

　　阎敬铭拱拱手：“我无成见，悉听公议。”

　　“那就请云阶主持，按律定罪。”翁同和特别加重语气：

　　“悉依律例。”

　　“这中间自然也有些斟酌。有的该加重，有的该轻减，也得定个宗旨出来。”

　　“轻减只怕不能了。就这样子，惇王已经不肯点点头，再说轻减，他决不肯领衔出奏。”

　　大家都觉得麟书的看法不错。为了应付惇王，翁同和提出一个办法，定罪分两种，一种是按律拟定，该如何便如何，不必法外原情，有所增减，一种是一律酌量加重。拟好罪名，请惇王去决定。

　　这个办法总算很尊重惇王，足以安抚他的“不平”。接下来便谈到当面复奏该说的话，以及推那个来说。

　　“自然是丹翁前辈……。”

　　“不！”阎敬铭打断翁同和的话说：“不是你，便该子青，何用我来说话。”

　　阎敬铭的意思是翁同和是军机大臣，张之万是刑部尚书，论地位、谈职掌，都不该由他发言。这当然带着谦虚的意味，因此，在翁同和以“奉旨会办，与本身职司无关”的说法，再度敦促时，他也就答应了。

　　于是刑部在薛允升主持之下，逐一按律例的明文规定，加减定罪。第一张单子拟好，才发觉那天在翁家商定的宗旨不切实际，果真按律定罪，是太轻纵了。

　　于是他不得不跟张之万去商量，略陈缘由以后，接着说道：“就拿福趾来说，他虽是云南司的掌印郎中，可是云南报销案，是主稿孙家穆承办，一同画押的时候，并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情弊，事后风闻，向孙家穆问起，才分到了四千两银子。依‘事后受财律’，作不枉法论，罪名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依‘不枉法赃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减二等发落，流徒以下免罪’的律例，只要将四千两银子吐出来，就可无罪。这从那方面来说，都是交代不过去的。”

　　“是啊！”张之万问道：“该如何补救呢？”

　　“原定两条宗旨，一条按律定罪，一条加重，请惇王定夺。如今第一条行不通，自然是行第二条，竟无须乎再跟惇王请示了。”

　　这是理所必然，势所必至的办法，但张之万不敢作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看，再琢磨琢磨，仍旧要请会办诸公合议。”

　　越说越不对了，这样明白的道理，竟还要“琢磨，琢磨”！薛允升心想，张之万但求长保禄位，只要不妨碍他的前程，尽可放手办事。因而退了下来，亦不必再跟阎敬铭等人商议，径自交代司官，衡量情罪，斟酌加重，大致应减二等的，都减了一等。

　　定谳以前，还有一道画供的手续。薛允升分访会办各大臣，说明不得不加重定罪的缘故，约定五月十九齐集刑部“过堂”，就请惇王到刑部商量复奏结案。

　　这天午正时分，会办五大臣都已到齐，刑部大堂的公案已经移去，一字并列五张太师椅，正待落座之际，有人匆匆来报，说是惇王驾到了。

　　原来约他未正议事，不想提前了一个时辰，是不是他也要参与过堂？在大清会典上，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例。不过这时没有工夫去考查，只能先接了进来再说：

　　亲王仪制尊贵，又是在衙门，自然依礼行事。张之万与薛允升是本部堂官，在大门外站班，其余的在二门站班。等惇王的轿子一抬进来，又赶到大堂阶沿下，肃立相迎，停轿启帘，只见惇王穿的是公服，一路跨出轿子，一路拱手，连声说道：“少礼，少礼。”

　　照开国之初的规矩，一品大员见亲王都是两跪六叩首的大礼，以后礼数稍减，但也得磕头。不过惇王赋性简略，不喜欢闹排场，所以照他的意思，五大臣都只是半跪请安。

　　“刑部我还是第一次来。”他四面看了一下问：“这就是陆炳的‘锦衣卫大堂’吗？”

　　惇王口中的“锦衣卫大堂”，大概是戏中的说法，但陆炳当过锦衣卫指挥，而刑部亦确是前明的锦衣卫，说得并不错，所以张之万答应一声：“是！”

　　“那么‘镇抚司’呢？在那儿？”

　　张之万回身向西南、西北两个方向一指：“就是如今的‘南所’、‘北所’。”

　　“北镇抚司有杨椒山种的一棵槐树，如今还在不在？我看看去！”说着，惇王就要举步。

　　张之万大吃一惊，又称“南监”、“北监”的南北所，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岂能让亲王入目？而且从恭王上年七月，一病至今，惇王颇有不甘于投闲置散的模样，眼前为云南报销案，主张严办，纠葛不清，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见了监狱中的种种不堪情状，找上什么麻烦，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因此，只好硬拦，“回王爷的话，”他屈一膝说道：“刑狱是不祥之地。王爷金枝玉叶，万不宜到这种地方。再说，杨椒山手植的那株老槐，早就不知道在那年枯死，当柴烧了。”

　　惇王倒不是发了恻隐之心，有恤囚之意，只为索性好奇，从来没有见过监狱是什么样子，想开开眼界，既然张之万这么说，自不便坚持，便笑笑作罢。

　　然而张之万仍旧在为难。过堂画供，是不是请惇王参与呢？稍微多想一想，便知不符定制，决不可行。但不请他参与，又将他安置在何处？如果不是大堂正坐，便得请他到堂官聚会办事之处的白云亭去休息。无奈刑部地势最低，连附近的都察院，大理寺常要闹水，有名的“水淹三法司”。如今五月里霪雨不绝，白云亭“宛在水中央”，进出都用几案排成桥梁，又如何请惇王去坐？

　　就在他这踌躇之际，惇王已窥出端倪。喊一声：“青翁！”

　　“是！之万在。”张之万很尊敬地回答。

　　“你们过堂。”他指着东面说，“我就在那儿坐一会，你不必张罗我，办你的事。”

　　“这，这屈尊王爷了。”

　　“不要紧，不要紧！就当我观审的老百姓好了。”

　　这句话，大家都听了进去，也都有了戒心，看样子惇王是特意来看过堂的，得要当心，别弄出什么毛病，让他抓住。

　　“丹翁，”张之万低声说道：“惇王在这里，咱们不宜南面正坐吧？”

　　“这话倒也是。”

　　“我看这样子，咱们分坐两边，中间空着。丹翁看这个章程，使得使不得？”

　　“妥当得很。”阎敬铭环视同列说道：“咱们就坐了吧！时候也不早了。”

　　于是又要谦让一番，最后还是按科名先后分上下，阎敬铭居首，坐了东面第一位。

　　西面第一位是张之万，然后是麟书、翁同和、薛允升，一一坐定。司官按名册逐一传提犯人到堂，按罪名轻重分先后，第一个是孙家穆，第二个是周瑞清，长跪阅供，伏在地上画了花押，随即押了下去，全案人犯一共二十多人，费了两个钟头，方始完事。

　　接着，便请惇王居中正坐，拟议罪名，薛允升呈上一张单子，惇王接过来轻声念道：

　　“己革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在司主稿，宜如何洁己奉公，乃因核办该省报销，得受赃银七千两入己。虽据查明均系应销之款，于法无枉，究属贪婪不职。按：有禄人不枉法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罪应拟绞。现据该革员将赃完缴，若照一年限内全完例，减罪二等，未免轻纵，孙家穆应于完赃减等拟徒三年例上……。”

　　念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大声问道：“怎么死罪一减，减成三年徒刑吗？”

　　“是！”薛允升答道：“死罪减一等，是流刑，流刑减一等徒刑。徒刑分五等，最少一年，最多三年。”

　　“那不太便宜他了？”

　　“是。”薛允升说：“所以拟照应减二等，酌加一等，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不响，接着往下看：

　　“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虽无包揽报销及分赃情事，惟以三品正卿，入直枢垣，辄敢商令龙继栋向孙家穆说合，并由伊过付银两，实属荒谬。受财人孙家穆业经于完赃减二等罪上，酌加一等拟流，周瑞清合依‘说事过钱为首，受财人同科’例拟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将单子一放，用一种近乎负气的声音说：“不用再看了。我只请问：案情牵涉很广，是一案一案奏复，还是都叙在一个折子上？”

　　问到这话，该由与惇王一起奉派的翁同和答复，“想一起奏复。”他说，“应治罪诸人，当然用奏折，此外用夹片。”

　　“用几个夹片？”

　　“想用三个。”

　　“那三个？”

　　这样一句接一句号钉着问，颇有咄咄逼人的模样。翁同和不免感觉威胁，但他说话一向从容惯了的，所以表面上还听不出来，平平静静地答道：“第一个是奏复洪良品参景廉、王文韶；第二个奏复陈启泰参云南督抚贿遣道府，蒙办报销；第三个，户部、工部堂官，包括区区在内，均难辞失察之咎，应请交部议处。

　　惇王听了又不响，乱眨着眼在思索，一堂寂然，空气僵闷。好一会，才听他问道：“崔尊彝来京里办报销，云南督抚说是毫不知情，这话你们大家想想，说得通吗？”

　　“说不通也没有办法了。”阎敬铭慢吞吞地说：“只有寄望以后切实整顿。”

　　“照这样说起来，云南督抚，难道一点儿罪过都没有？那岂不太不成话了。”

　　罪过是有的。”翁同和答道：“不过是‘公罪’。”

　　大清律规定，居官虽犯错误，不涉于私，叫做“公罪”。应交吏部议处，与刑部无关。所以薛允升接着说道：“云南督抚的公罪，共有两项：第一、崔尊彝所动用的是捐局‘平余’，这跟州县钱粮的‘火耗’一样，照例不入官库，但究系公款，而且动用至十余万两之多，该省督抚，不应漫无稽考。其次，崔尊彝劣迹昭彰，而该省督抚拿他保列‘卓异’，送部引见，难免失察之咎。”

　　“卓异？”惇王纵声大笑，“云南出这样子的卓异官儿，难怪滇越边境多事了！”

　　这是他题外的牢骚，没有人答他的腔。薛允升将话题拉了回来，他说：“此案在王爷亦只能请旨交部议处。”

　　这句话很有分量，大家都暗暗佩服。惇王等于无形中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放过云南督抚，提到他念兹在兹的景廉和王文韶，特别是王文韶。

　　“那没有下落的三万多银子呢？”

　　又提到这话，会办五大臣无不头痛，面面相觑，无人答话。

　　“还有，”惇王似乎突然想起：“那，那三万两呢？”

　　跟孙家穆约定的数目是八万两，付过五万，待付三万，惇王所指的就是这三万两，“那是公款，还存在顺天祥。”张之万答道：“等结案以后，自然责成顺天祥缴库。”

　　“这就想不通了。既说是八万，何以付了五万就准奏销了？”惇王问道：“存着那三万干吗？难道孙家穆怕银子烫手，竟不敢要？”

　　就案情而言，这是最讲不通的一点。翁同和却有个说法：“大概是怕丹翁清正，赶快结案要紧，那三万两就顾不得要了。”

　　“承奖，承奖！”阎敬铭拱手答道：“这是不虞之誉。”

　　“哼！”惇王冷笑，“只怕不是孙家穆不敢要吧？”

　　大家都懂他的意思，是说这三万两银子，原是留着送景廉和王文韶的，只为陈启泰一奏，平地掀起波澜，景、王二人就不敢要这笔钱了。

　　事涉暧昧，无法深论，麟书便说：“回王爷的话，案子办到这步田地，也就差不多了。别的不说，起码赃款就追出来上十万，公家损失也有限。而况，这笔赃款，也原不该入官库的。”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无非准理衡情，劝惇王不必坚持，又说法国正在越南用兵，滇越边境吃紧，慈禧太后宵旰忧劳，不宜再拿这一案上烦廑忧，宜乎早早结案，好齐心合力对付外患。

　　惇王再能干也对付不了五个人，而且他的理路亦不十分清楚，词令则更非所长，只好无言告辞。

　　但从第二天起，惇王接连“递牌子”请求召见。据宫里传出来的消息：他向慈禧太后面奏，力主严办，说会办五大臣，有徇私情事。可是，当慈禧太后问到：应该如何严办，徇私的事实证据何在？他却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这样到了第四天，传谕召见云南报销案会办五大臣，惇王当然也在内。依照预先的约定，五大臣中，发言不由军机大臣翁同和，也不由刑部尚书张之万，而是阎敬铭领头奏复。

　　“案内，一个人不敢放松，案外，一个人不敢牵涉。”

　　阎敬铭这两句话，慈禧太后大为欣赏：“原该无枉无纵，案外更不必牵涉。”她停了一下说：“这一案的罪名怎么样？”

　　于是阎敬铭掏出一张单子来，从孙家穆、周瑞清开始，将案内官员的罪名，逐一回奏。一听有这么多人牵涉在内，慈禧太后的神色变得沉重了。

　　“国家多故，皇帝还没有成年。执法的人，敢于这样子舞弊。你们是不是办得太轻了呢？”慈禧太后又说：“惇亲王！你有话，尽可以说。”

　　这似乎有点不测之威了，五大臣都有些困扰，唯独惇王精神十足，大声回奏：“潘祖荫丁忧回南以前，就定下了‘完赃减罪’的章程，私底下授意给大家，现在就是照潘祖荫的章程定的罪。”

　　这是公开的指责，当然要答辩，而对付惇王，则翁同和曾有承诺，所以他义不容辞地代表大家发言。

　　“潘祖荫已经去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不去，亦不是潘某一个人所能主持全案的。”

　　“此案关乎风纪。”惇王的语气很固执，“总须遵旨严办。”

　　这句话中有了漏洞，翁同和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迭次上谕，都指示秉公办理，务期案情水落石出。至今为止，未降严旨。即有严旨，亦当依律例办理，岂能畸轻畸重？律例者，祖宗的成法，国家的宪章。而且旧例似此案情原只减一等，嘉庆年间方始减二等，仰维仁庙圣意，岂肯姑息舞弊之人？为的是不枉法则情有可原而已。”

　　“枉法不枉法，怎么分别。”慈禧太后问道：“翁同和你讲来我听。”

　　“是！”翁同和答道：“以报销案来说，受了贿，不该销的销了，就是枉法，如果原来就是该销的，虽然受了贿，于公事并无出入，就是不枉法。云南报销案，经户部查核，不过所引成例彼此有出入，归根结蒂来说，到底都是该销的款子，自然不是枉法。”

　　这一说，慈禧太后释然了。惇王却又有话，他说：“如今是太后垂帘办事，倘或轻纵了，将来皇上亲政的时候，必有议论。”

　　这话说得很不得体，慈禧太后当然觉得逆耳，翁同和又一次抓住机会，反驳着说：“惇亲王失言了！皇太后垂帘已久，事事秉公持正。就拿这一案来说，一再面谕：务须斟酌妥当。

　　将来怎么会惹起议论？”

　　这才是持论得体，一方面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一方面颂赞了慈禧太后的圣明。她深深颔首，“我亦并无从重治罪的意思。不过，”由于惇王在前两次面奏时，一直忽视律例，所以她加重了语意说：“治国以法，总得要照律例。”

　　“回皇太后的话，”阎敬铭答道：“无一字不符律例。”

　　一看惇王又要开口，翁同和心想，如说得罪亲贵，反正也得罪了，不如趁此机会，争个结果，否则就不划算了，所以抢着说道：“臣的意思，本想依律减二等定罪，现在减一等，由徒刑三年改为充军二千里，已经从重，如说还嫌轻，莫非要杀两个人？”

　　说到这里，翁同和有些激动，引用慈禧太后和惇王都知道的一个典故。为汉文帝执法的“廷尉”张释之的故事：有人盗取高祖庙的一只玉环，张释之按“盗宗庙服御”律治罪，文帝嫌轻，要改为族诛。张释之力争，以为盗高祖庙一只玉环便须族诛，那么万一有人盗高祖长陵，又将治以何罪？

　　同样地，“如果不枉法是死罪，枉法又是什么罪？”翁同和又说：“臣等在书房，日日为皇上讲明的，不过一个仁字，一个义字。倘或言而不能行，难道是要导君于刻？这决不是惇亲王本意，更不是皇太后的本意。”

　　这番话引古喻今，还搬出“圣学”这顶大帽子，说得相当透彻。慈禧太后决定依从，但亦不愿意使惇王难堪，便用嫂子劝诫小叔的语气，望着惇王说道：“你不妨仔细看看律例，找人讲解明白，跟他们五个人好好商量。”

　　惇王完全不了解，这是慈禧太后为他找个借口好收篷，依然力争，“臣的意思，总宜在此刻就在皇太后面前议定。不然，臣一个人怎么敌得过他们五个人？”说着，便磕下头去，大有乞恩之意。

　　慈禧太后有些啼笑皆非。人家口口声声谈律例，没有一个字不在理上，而他竟出如此幼稚的言词，不但不明事理，而且有失体统，唯有微微苦笑。

　　解铃系铃，还是翁同和自己转圜说道：“惇亲王不熟悉律例，臣等将治罪诸人，所引法条，一一签出。惇亲王就明白了。”

　　“这也好。”惇王接口说道：“先将律例都摘了出来，请皇太后过目，引用得不错，臣等再正式具折奏复。”

　　“这倒是句话。”慈禧太后说道：“就这么办。”

　　惇王再粗略，“这倒是句话”这句话，总还听得明白，意思是说他先前所说，都不象话。慈禧太后虽不是有指责，在他听来，却很不是味道。

　　等退了下来，惇王又碰了翁同和一个钉子。他跟翁同和去商量，孙家穆和周瑞清在流二千里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加一些别的罪名，如罚金之类？翁同和很不客气地说他，对律例一点不懂，违法处置，会教天下人耻笑。

　　惇王装了一肚子的气，反倒老实了，答应第二天就“画稿”。

　　于是，翁同和随即写信告诉薛允升，连夜准备复奏的底稿，依照在御前的决定，将定罪所引用的律例条文，一一查明出处，在专稿上加贴浮签。原说呈上慈禧太后阅定，其实只要送请惇王看了就可以了。

　　第二天一早，刑部司官携带着预备妥当的文件，进宫直奔内务府朝房。惇王在宫里各办事处所，除了军机处以外，那里都可以休息，但他经常坐内务府朝房，因为第一，内务府朝房的供应最周到，起坐最舒服，其次，惇王爱打听市井琐闻，无事可以找内务府的主事，笔帖式来聊天。各部常有内廷差使的司官，都晓得这情形，所以有事要见惇王，都上这里来。

　　到了内务府朝房，但见惇王只穿一件米黄葛衫，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竹榻上，一手一大碗豆汁，一手一条酱瓜，喝一阵豆汁，咬两口酱瓜，“唏哩呼噜”和“嘎崩、嘎崩”的声音交替作响，喝豆汁喝得热闹极了。

　　等喝完了，听差接过空碗，就手递上一条热气腾腾的手巾把子，惇王接过来抖开，吹两口气，然后没头没脑地使劲一阵乱擦。

　　“好痛快！”他将热毛巾丢下，一眼瞥见刑部司官，便即问道：“你来找我不是？”

　　“是！”刑部司官疾趋而前，请个“双安”，接着捧上卷宗，“请王爷画稿！”

　　“好吧！画就画。我先瞧瞧。”

　　奏稿共是四件，一折三片。他不看折底，先看第一个夹片，正就是他要看的那一个：

　　“臣等查御史洪良品奏请罢斥舞弊枢臣一折，先经臣奕誴，臣翁同和遵旨详询洪良品，据实复奏；奉旨：‘此案必须崔尊彝、潘英章到案，与周瑞清及户部承办司员及书吏号商，当面质对，庶案情虚实，不难立见’等因。嗣经给事中邓承修奏参，枢臣被劾无据，事实有因等情。奉旨：‘着添派惇亲王、翁同和会同查办’等因在案。

　　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潘英章解送到刑部，臣等遵即会同将潘英章、周瑞清及户部司员提集，一面查照洪良品说帖内，关说贿托各节，逐层研究。

　　据周瑞清供：伊系军机章京，入值十有余年。该处承办事件，向在公所面呈堂官核定，从不至私宅回事。云南报销一案，伊与潘英章托龙继栋向承办司员商办，系实有其事，并未向堂官关说。

　　据潘英章供：伊汇京报销一款，内中已付过五万两，未过付三万两：系津贴该部承办司员及经手书吏，并无分送景廉，王文韶巨万之款。

　　据孙家穆供：本部堂官，委实无分用此款情事各等语。质之承办书吏及各该号商，均供并不知情。复将顺天祥，乾亨盛两号帐簿详加考核，并无潘英章等馈送景廉、王文韶之款。臣等再四研诘，各处查对，所有科道原参枢臣报销案内各节，委实查无其事。”

　　看到这里，惇王停了下来，总觉得为景廉、王文韶洗刷得这么干净，实在于心不甘，想提笔改动几个字，却又一时想不出适当的字眼，便先搁下，再往下看：

　　“惟各省动钱粮军需报销，与年例奏销，判然两事；该省因军务倥偬，将两项笼统报销，原属权宜办法，现在军务已平，自不应仍前并案办理。该尚书等未经查出，实属疏忽；且于司员孙家穆等，并保刊京察一等之员外郎福趾，得受不枉法赃，均无觉察，亦难辞咎。应请旨将景廉、王文韶并各该堂官，均查取职名，分别交部议处。”

　　看到这里，惇王气平了好多，因为景廉、王文韶的“公罪”上，措词甚重，而且“各该堂官”也包括原任兵部尚书的张之万和工部尚书翁同和在内，无形中等于自请处分，总算是光明磊落的。

　　这样一转念间，加上正是神清气爽，精神痛快的时候，便提笔画了两竖，是个草写的“行”字，然后又照规矩只署爵号“惇亲王”。此外一折两片，亦都判了行，将笔一丢，大声说道：“行了，拿走吧！”

　　刑部的司官，喜出望外。原以为这趟差使，必定极其罗唣，惇王会得提出许多疑问，就算能够一一解答，他也不见得肯痛痛快快同意，往返传话，总要来回跑个两三趟，才能了结。这么热的天，就跑出痧子来，也只好认命了。

　　那知不费唇舌，也不费等候的工夫，便都画了诺，这一诺，何止千金？自己办了这么一趟漂亮差使，赏识的还不止于本部堂官，真正是得意之事！

　　于是他笑嘻嘻地先请个安，将卷宗取到手里，然后再请一个安，口中说道：“谢谢王爷！”

　　这一谢，反成蛇足，惇王随即问道：“怪了，要你道谢干什么？”

　　那人也很有急智，接口答说：“谢谢王爷体恤下情，大太阳下，不教司官多跑。”

　　“喔，”惇王性情率直，脱口说道：“我倒没有想到该体恤你，让你少跑一趟。好了！你回去吧。”刑部司官精神抖擞地，将一折三片传送会办五大臣，分别判了行，随即发抄呈递。第二天齐集朝房候旨，慈禧太后竟未叫起，一打听，才知道因为折子太长，要留着细看。这是情理中事，但到第三天，尚无消息，而且翁同和以军机身分照例进见时，“上头”亦未提到这一案，那就很可怪了。

　　最着急的，当然是奉父之命，在京里打听消息的王文韶长子王庆钧，四处钻营，毫无头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倒是他家的一个老仆，随着王文韶的宦辙，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人情熟练，断言决无他故。

　　“大少爷，你不要急！定下心来细想一想就知道了。惇王领衔的折子，已经将老爷洗刷清楚了，太后难道竟不顾王爷跟那么多红顶子的面子，硬要翻话，不会的。”

　　“就怕惇王表面一套，暗地里一套，当面见太后，节外生枝有许多诂。

　　“这也不会。这两天的‘宫门抄’没有惇王的‘起’。”

　　“啊，啊！”王庆钧觉得这是个好现象。

　　“再说，还有李总管在里头说话，一定无事。”

　　王庆钧听得这番解释，略微宽心了些。果然，到了月底那天，云南报销案终于有了下文，完全依照复奏治罪。景廉、王文韶“交部分别议处”。这一案办到这样的结果，言路认为差强人意，都不再说话，案子大致算是定局。当然，也还留下一条尾巴：第一是追赃；第二是吏部议处。

　　照常例，象这类议处的案子，至多三天，一定会有复奏，但这一案却牵延了好多天，因为投鼠忌器，吏部尚书李鸿藻和广寿，都觉得该保全景廉。多方设法，研究律例的空隙，竟无缝可钻，只好依例处分，专折奏复。

　　折子没有交下来，慈禧太后在召见军机的时候，用惋惜的口吻说：“这一案的处分，别人都无可惜。只有景廉，他当差一直很谨慎，而且有军功，在边疆辛苦了好多年。如今降两级不准抵销，未免太过。不过，王文韶也是实降两级，如果加恩景廉，就变成同罪异罚，似乎也不足示朝廷一本大公的意思。你们看，有什么办法，开脱景廉？”

　　于是李鸿藻复奏：“皇太后圣明！臣等查核旧案，咸丰十年，曾奉朱笔，不敢违例。”接着便陈奏这件旧案的始末。

　　咸丰十年正月，刑部尚书瑞常，因为秋审案中，复核发生错误，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但随后发觉承办此案发生错误的司官，上年京察，由瑞常保送一等。京察一等，立刻可以升官，所以是件很郑重的事，堂官保送不实，依律例“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

　　当时文宗特旨，改为降调留任，但朱笔特别批示：“以后有类此者，实行实降。”景廉误保福趾，情形正是“类此”，既有成宪，自然不敢违背。

　　慈禧太后当然亦不便违反文宗的朱谕，只好宣示：“既然如此，就照吏部所议，实降两级，不过，仍旧在军机跟总理衙门行走。”

　　“是！”宝鋆答应着，再次颂扬：“皇太后圣明。”

　　“各部侍郎有什么缺，可以安插景廉？”

　　既然降调以后，又在军机，就不必亟亟于调补侍郎，而且这一案中，降级的侍郎虽多，大多可以抵销，一时亦无缺可补，所以宝鋆建议，将景廉降调为内阁学士，慈禧太后同意了。

　　“那么，景廉的原缺呢？”

　　景廉是户部尚书，因为有云南报销案的风波，得要找一个操守格外好的人去补缺。李鸿藻便保荐他的同年，镶蓝旗籍的额勒和布，他的外号叫“腰系战裙”，跟“额勒和布”是个无情对。此人沉默寡言，除操守以外，别无所长。

　　此外当然还有大倒其霉的，第一个是已调吏部左侍郎的前任户部侍郎奎润，跟景廉一样，实降两级。第二个是云南巡抚杜瑞联，滥保崔尊彝大计卓异，以及听任属员，移挪公款，实降三级。云南巡抚由藩司唐炯升任，这是一个颇为人所注意的任命。因为中法越南交涉，正趋严重之际，唐炯以举人在四川带过兵，临阵有进无退，外号“唐拚命”，用他补杜瑞联的缺，意味着对法交涉，有不惜用武之意。而最可以表明朝廷意向，也最令人感觉意外的一件措施是：特旨“派醇亲王奕譞会筹法越事宜”。闲散将近十年的“七爷”，到底出来管事了。

源济

第五十四章

　　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册封，是在顺治十八年，承认前一年九月自称国王的黎维祺为“安南国王”。到了嘉庆八年，改安南为越南，国王阮福映，年号嘉隆，越南人民称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统一越南“三圻”时，曾经委托天主教神父，请求法国援助，与法王路易十六，订立条约，愿割土作为酬谢，后来法援未到，条约当然不须履行，但法国的势力却就此伸入越南了。

　　从嘉隆皇帝以后，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欢法国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丰年间，越南也象中国一样，常闹教案。英法联军侵华的那几年，法国海军附带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国订立了条约，赔款割地之外，另有专条：越南政府承诺，此后不以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法国得寸进尺，五年以后吞并了整个南圻，而心犹未足，还打算攘夺北圻，仅留下中圻给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派出一员名将抵御法军。这员名将叫刘永福，是中国人。

　　刘永福本名业，字渊亭，原籍广东钦州，落籍广西上思。早年跟过“洪杨”，洪杨失败，余众四散，其中有个叫吴鲲的，领余众数千，进入越南，刘永福就在他部下。吴鲲一死，刘永福带了两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树一帜，旗帜用黑布所制，号为“黑旗军”。

　　刘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壮豪迈，善抚部属，而且善于术数，多谋能断，在北圻披荆斩棘，招兵买马，势力日渐雄厚，越南国王阮弘住特加招抚，传说还招了他做驸马，颇为倚重。这时受命御法，在河内西门外遭遇，法将安邺不敌而退，退到城门附近，为刘永福的先锋吴凤典赶到，一刀砍掉了脑袋。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邺一死，法国反倒慎重了，派文官办理善后，展开交涉，因为中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因而法国和越南订立了新约。

　　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贡订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条约，重要的条款是：第一、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第二、定河内等城为商埠；第三、开放红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内，法国有自由航行之权：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务，由法国监督，不得与他国有联属关系。这完全是为了排斥中国，而朝廷因为台湾番社事件，对日交涉正吃紧的当儿，无暇四顾，只下了一道密旨给广西巡抚刘长佑，“固守边围”而已。

　　不过，越南迫于法国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旧向中国上表进贡，一方面重用刘永福，授官为“三宣副提督”，准他在北圻商务繁盛之地的保胜，设局抽税，以助军饷。

　　这在法国，自然将刘永福视作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只是三番两次用兵，刘永福屹然不摇。同时，中国由于言路的呼吁，朝廷亦渐渐重视越局，明的是由驻法公使曾纪泽照会法国政府，不承认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条约，暗的是密谕云南、广西派兵支援刘永福。这样到了光绪七年年底，由于曾纪泽的电报，说法国谋占越南北境，并拟通商云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总理衙门奏请降旨，派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会商办理。

　　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鸿章，都是主战的，言路自然更为激昂，甚至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但是谈洋务也好、谈海防也好，恭王总是尊重李鸿章的意见，所以对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这样到了三月初，李鸿章丁忧，不奉夺情之诏，而就在这时候法国在越南有了举动，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率领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队伍，攻占了河内。

　　于是照例交涉与备战双管齐下，但不等曾纪泽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和要求，法军先已将河内交还越南，前后一共占领了六天。越是如此，越见得法国居心叵测，推测缘故，或者是借此向越南示好，进一步又有修约的要求，而修约的目的，是为了驱逐刘永福，向中国要求通商云南。因此，主战的议论，又复甚嚣尘上，而朝廷的举指，也是朝不惜决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调动西南疆臣，曾国荃复起，署理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刘长佑年纪大，鸦片烟瘾亦大，被免了职，调阴鸷沉毅，有霸才之称的福建巡抚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云南藩司。同时不准李鸿章回籍服三年之丧，只准假百日后，仍回天津驻扎，督率所部各营，认真训练，并署理通商事务大臣。

　　当然，清流对此大事，是不会不讲话的，张佩纶与陈宝琛联名上了一个折子：“存越固边，宜筹远略”，共建两策，一策是“命重臣临边”，用以“镇抚诸国，钩络三边”，或者可以吓阻法国。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鸿章，择一以钦差大臣驻扎两广，督办法越事宜。

　　这一策之下，又有四个纲目，除“集水师”、“重陆路”的军务以外，又主张“联与国”，说德法世仇，应该联德制法，而联德之道，不妨向德国订造铁轮，多买枪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声东击西，张佩纶和陈宝琛建议：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鸿章的北洋两支大军，假作全力对付日本，而另简贤能，“秘寄以滇粤之事”，如彭玉麟、丁宝桢、张之洞都可膺选。如果说，以左宗棠或李鸿章，出镇西南，象晋朝陶侃的移镇广州，唐朝的郭子仪备边以服回纥，是重在威名慑敌。那么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汉高祖识拔韩信，孙权重用陆逊那样，名气不大，敌人便不甚疑忌。

　　这样的部署，可使法国错认为中国对越南局势，不甚在意，然后乘其不备，水陆大举，进兵越南，包围法军。相持日久，法军力不能支，“外惧德人，内耗兵饷”，只要稍微许法国一点好处，一定可以和得下来。万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还在，可以让他们出面转圜谈和，对国体亦无大损。

　　虽是纸上谈兵，倒也头头是道。奏折中还力保广西、云南两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广西藩司叫徐延旭，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中了进士，就放到广西当知县，号称知兵。

　　过了半个月，山西巡抚张之洞，也上了一个密折作桴鼓之应，认为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建议派李鸿章坐镇两广，筹划一切，同时保举一批京外文武人才，总计三十九人之多，第一个就是张佩纶。

　　这就是李鸿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国是主张。因为主战，所以推重左、李，其实左宗棠还是陪笔，所真正重视的是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对和战大计，却不肯轻易发言，要看内外情势而定，交卸事毕，五月里回合肥老家奔丧去了。

　　不久，朝鲜京城发生兵变，攻占王宫，袭击日本公使馆，大院君李星应称“国太公”，自行专政。日本决定以武力处理，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处置明快，直接打电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认为中国亦应当立即“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张树声跟总理衙门议定，派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领兵到朝鲜平乱。南疆多事，东邻生变，恭王忧劳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当云南报销案初起，忧心忡忡，自顾不暇，只有宝鋆和李鸿藻应付艰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这时候，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了一个说帖，李鸿藻一见大喜。跟张佩纶一谈，唐景崧条陈的办法，正就是张佩纶所说的“奇兵”。

　　于是说动了恭王与宝鋆，决意采纳，嘱咐唐景崧将说帖代为奏折，由李鸿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广西灌阳人，对越南情势，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贡使，详细谈过，所以这个折子在慈禧太后看来是“内行话”。

　　唐景崧说“救越南有至便之计”，就是重用刘永福。此人的名字，这几个月来，慈禧太后已经听多了，但问到他的生平，没有人能说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谈刘永福，格外注意，只见写的是：

　　“刘永福少年不轨，据越南保胜，军号‘黑旗’。越南抚以御法，屡战皆捷，斩其渠魁，该国授以副提督职，不就，仍据保胜，收税养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则用之，缓则置之，而刘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岁旋粤谒官，则用四品顶戴，乃昔疆吏羁縻而权给之，未见明文，近于苟且，且越人尝窃窃疑之，故督臣刘长佑有请密谕该国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材，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其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奖励，俟事平再量绩施恩。若辈生长蛮荒，望阊阖为天上，受宠若惊，决其愿效驰驱，不敢负德。

　　惟文牍行知，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机引导而后操纵得宜。可否仰恳圣明，遣员前往，面为宣示，即与密筹却敌机宜，并随时随事，开导该国君臣，释其嫌疑，继以粮饷。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侥之干城也。”

　　唐景崧所谓“发一乘之使，胜于设万夫之防”，有这样的妙事，慈禧太后自然心动，但这“一乘之使”，难得其选。再看下去，不觉欣慰，唐景崧“以卑官而怀大志”，愿意自告奋勇，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第二天召见军机，她首先就谈到这件事：“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难得！他是那一年的进士？”

　　“他是崇绮一榜的翰林。”宝鋆得意洋洋地答道：“是奴才的门生。”

　　“既是同治四年的翰林，”慈禧太后不解地问：“怎么到现在还是吏部候补主事？”

　　这话就很难说了，说了是揭唐景崧的短处，但亦不得不说，“唐景崧散馆，考的是三等，改了部员，平日为人不拘小节，所以官运不好。”宝鋆接着又说，“象他这样的人，遇到机会，倒是能办大事的。”

　　“我看他的折子，倒说得有点道理。刘永福是一定要收为我们中国所用的，唐景崧自愿跟刘永福去接头，你们看怎么样？”

　　“唐景崧来见过臣几次，他不愿升官，亦不支公款，到越南更不必照使臣的章程办理，这完全出于忠勇报国之忱。”李鸿藻又说：“臣的意思，拟请旨将唐景崧发往云南效力。他原折中‘乞假朝命’，朝廷是否格外加恩，请懿旨办理。”

　　“只要他真能办事，朝廷自然不惜恩典。不过，这一来，见了明发上谕，办事不是就不能守机密了吗？”

　　于是决定将唐景崧发往云南，交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时有密谕寄交岑毓英，说明原委，责成他协助唐景崧，相机入越联络刘永福。

　　这时李鸿章百日假满，已在朝旨一再催促之下，由合肥回到天津，由朝鲜内乱引起的中日交涉，以及由越南引起的中法交涉，都要听他的意见。李鸿章认为备战议和，只能顾到一面，两面为敌，力所不逮，同时他亦不相信刘永福能有什么大作为，徒然拖累官军，陷入不了之局，所以对越事主和。因此，唐景崧的行期，也就缓了下来。

　　其时法国的驻华公使宝海，了解中国已决定了暗中支持刘永福牵制法军的策略。这个策略可进可退，可收可放，可大可小，而法军劳师远征，缓急之际，调度相当困难，是处在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见机而作，特地由上海到天津，跟李鸿章会谈，表示先不谈对越南的宗主权与保护权，不妨仅商边界与通商。

　　李鸿章是一向不反对通商的，边界分划亦不妨慢慢谈判，所以很快地跟宝海达成了初步协议：中国撤退在北圻的军队，法国不侵犯越南的主权，中法两国共保越南独立，中国准许法国经由红河跟云南通商。

　　协议的内容，分别请示本国政府。中国方面，毫无异议，法国方面的态度却颇为暧昧，据说法国海军对宝海与李鸿章的交涉颇为不满，决定增兵越南。不久，巴黎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和外交部长沙美拉库，不但推翻了成议，而且就象中国当年崇厚使俄辱国那样，将宝海撤任，作为惩罚。

　　于是整个局势又变成剑拔弩张了。一方面是越南的刑部尚书，到天津访昭李鸿章乞援，一方面是云南藩司唐炯出镇南关部署防务。这时，唐景崧亦已秘密入越，先到北圻山西，会见越南“统督军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他是越南的驸马，但统驭无方，隐匿了刘永福的战功，所以彼此不和。

　　唐景崧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替他们化解嫌隙。

　　由于唐景崧的斡旋，越南再度重用刘永福，将他的黑旗军由保胜调驻山西前线。接着唐景崧跟刘永福见了面，促膝深谈，为他筹划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劝刘永福据保胜十州，传撤而定北圻各省，然后请命中国，假以名号。这是成王称霸之业，刘永福自陈力薄不胜，愿闻中策。

　　“中策是提全师进击河内法军，中国一定助以兵饷，可成大功。”唐景崧接着又说：“如果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则是下策。”

　　“下策我所不取。”刘永福慨然答道：“我听唐先生的中策。”

　　于是刘永福秘密进镇南关，与云南提督黄桂兰取得了联系。同时，一面由岑毓英出奏，一面由唐景崧密函李鸿藻，朝旨发十万两银子犒赏黑旗军，刘永福亦捐了个游击的衔头，正式做了大清朝的武官。

　　等回到越南，刘永福率领他的黑旗军，进驻河内省所属的怀德府，而法军在海军上校李威利指挥之下，已连陷河阳、广安、宁平等省，进逼黑旗军，形成短兵相接之势。

　　刘永福此时真是豪气如虹，不等法军有所动作，先下战书，约期十日以后开战。这是四月初三的事，十天以后便是四月十三。到了那天，黑旗军果然展开攻击，在怀德府的纸桥地方，与法军遭遇，刘永福一马当先，麾军猛击，阵斩李威利，法军退入河内，凭城固守。唐景崧替刘永福以越南三宣总督的名义，写了一道檄文，“布告四海”。于是远近响应，抗法的义师有二十余万人之多，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义良男爵”。

　　朝廷得此捷报，自然兴奋。清议主战，慷慨激昂，慈禧太后接纳了李鸿藻的建议，依照清流一派早已申明的主张，下了一道上谕：

　　“前有旨，谕令李鸿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现闻法人在越，势更披倡；越南孱弱之邦，蚕食不已，难以图存。该国列在藩封，不能不为保护；且滇，粤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篱一撤，后患何可胜言？叠经谕令曾国荃等，妥筹备御；惟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达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应调何路兵勇前往，着该大臣妥筹具奏。金革毋避，古有明训，李鸿章公忠体国，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驰前往，相度机宜，妥为筹办。着将起程日期及筹办情形，迅即奏闻，以纾廑系。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这时天津到上海的电报已通，“六百里”密谕，片刻即达。李鸿章回籍葬亲，假满北上，正路过上海，住在天后宫行辕，接到电旨，大吃一惊。上海消息灵通，法国因为李威利兵败阵亡，举国大愤，政府已派兵舰四艘，陆军三千，增援越，预备大举报复，同时提出了“北圻军费预算”，据李鸿章得到的消息，说是不限数目。而他，深知滇粤边境的防军，有名无实，此番受命节制三省军务，名义好听，其实无拳无勇，贸然而去，一世勋名，岂不付之流水？

　　因此，他逗留在上海，不肯北上，一方面敷衍，一方面写信给张佩纶，对军机颇为不满，大为牢骚，说是“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最后公然表示：“鄙人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决，仍候中旨遵办。局外论事，事后论人，大都务从苛刻，孤忠耿耿，只自喻耳。”言外之意，预备抗命不从。

　　对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曾纪泽。曾侯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加以交涉棘手，所以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不肯再回巴黎。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鸿藻接到张佩纶的报告，相当焦急，跟恭王、宝鋆、翁同和商量的结果，只有先安抚了李鸿章再说。

　　于是仍旧授意张佩纶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

　　“一、请召重臣以顾北洋。李鸿章经营交广，命驻上海；为该大臣计，金革无避，驻粤尤宜。臣上年亦尝言之，今情势小异矣！朝鲜之乱未已，日本之衅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窥伺津沽，而间谍扬声，在所必有；讹传一警，复令回驻天津，人心易摇，军锋转弛，非至计也。方今皇太后圣体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亲王亦甫销病假，宜节勤劳；畿辅根本之地，愿筹万全，窃谓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鸿章逍遥上海何益？该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饬署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事权既专，措置亦较周矣。

　　二、请起宿将以壮军威。李鸿章署直督之议，如蒙采纳，则曾国荃在粤久病，调度乖方，自应开去署缺，命张树声仍回本任。伏念两粤吏治、饷源、防务，在在均待经营。张树声实任粤督，当必能殚精竭虑，以副委任；而粤东处各国互市之冲，水陆两提督，皆系署任，宜有大将辅之，以壮声威。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淮军名将，卓著战功，应恳恩令刘铭传襄办法越事宜，兼统两粤官军，或驻琼崖，以窥西贡；或出南宁，以至越边。洋枪精队，始自铭传，粤东地方集兵购器，尤属易易，应饬今募足万人，迅成劲旅，以赴机宜。”

　　直隶和两广，都是封疆中的第一等要缺，慈禧太后亦不能根据张佩纶一个轻飘飘的奏折，贸然调动，不过对他建议起用刘铭传，却认为是个好主意。但刘铭传功成名就，家资豪富，在合肥家乡大起园林，正在享福，是不是肯起而效命，难说得很。所以召见军机，指示先征询李鸿章的意见，至于对李鸿章的出处，竟不提起，张佩纶的折子也留中了。

　　这样的情势，显得相当棘手，李鸿藻和张佩纶颇为焦急，因为李鸿章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两广督师，是件办不到的事。僵持的结果，必定贻误时机，坏了大局，无论如何先要为李鸿章争到回天津这一点，以后才好商量。

　　这层看法透露给恭王，他表示无可无不可。恭王这一阵的心境坏透了，本人多病，长子载澂长了一身“杨梅大疮”，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虽刚过五十，却是一副老境颓唐的样子。经常请假，或者竟不入宫，有事多在府中办，也懒得用心，公事能推则推，不能推亦无非草草塞责。这些情形，慈禧太后早有知闻，只为体谅他的处境，追念他二十多年的功劳，格外优容，从未责备，但心里当然是有所不满的。

　　为了李鸿章的出处，是件大事，慈禧太后觉得一定先要问一问恭王，因而张佩纶的奏折一直留中，直到恭王上朝的那一天，才提出来商议。

　　“李鸿章回直隶，张树声回两广，我看都可以。不过，曾国荃呢？”慈禧太后说：“总得替他找个地方。”

　　“是！”恭王答应一声，却无下文。

　　“你说呢？”慈禧太后催问着，“总不能凭空给他刷了下来啊！”

　　“曾国荃身子不好。”恭王慢吞吞答道：“得给他找个清闲的地方，如今国家多事，那儿也不清闲。”

　　“话是不错。”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答道：“办法呢？你就说怎么安置曾国荃好了。”

　　“臣的意思，先内召到京，再说。”

　　慈禧太后非常失望，这样催逼，竟逼不出他一句痛快话，只好提出她自己的看法：

　　“这跟下棋一样，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的宗旨，才好下子，李鸿章该到那里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说能打仗，曾纪泽打回来的电报，也说不宜对法国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着中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

　　“不能打！”恭王大摇其头，“请皇太后别轻信外面的游词浮议！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未免拿法国看得太轻，刘永福看得太重。至于徐延旭，刚到广西，还不知道怎么样。唐炯是前湖北巡抚唐训方的儿子，是个绔绔。臣听人说，唐炯出镇南关，还带着厨子，这还不去说它，最荒唐的是，唐炯嫌越南的水不好，专派驿马到昆明运泉水去喝。这种人，怎么能打仗？”

　　“有这样的事？”慈禧太后有点不信，“有些言过其实的话，也听不得那许多。”

　　恭王碰了个软钉子，不再作声。宝鋆也是赞成李鸿章回任的，便即重申前请，不过他看出慈禧太后有不惜一战之意，所以不敢主张议和，只这样说道：“北洋是重镇，将来不管是战是和，朝廷发号施令，第一个先下给北洋，实在少不得李鸿章。”

　　“既如此说，让李鸿章先回天津，接了北洋大臣再说。”

　　“圣谕极是。”宝鋆急忙答道，“为今之计，一面严饬各省布置防务，一面该赶快催李鸿章到京。如能化干戈为玉帛，自然最好。不然，军务全盘调度，到底也还是要靠李鸿章。”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看着恭王问道：“总理衙门，你看要添人不要？”

　　话虽如此，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却是战多于和的模样。法国公使宝海奉调回国，调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以特使身分来华，在上海与李鸿章会谈，态度相当强硬，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同时表示，法国政府决定对越南用兵，即使因此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惜。同时李鸿章又接到消息，法国国会通过北圻战费五百万法郎，海军由孤拔率领，已开往越南，而中国西南边防的力量甚薄，虽有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兵轮，在琼州海面巡防，但决非法国海军之敌，所以急电总理衙门，不可轻易言战。

　　然而另外各方面的情形又不是如此，首先是曾纪泽和正在巴黎的招商局道员唐廷枢，都有电报打回来，曾主强硬对付，唐则报告法国政府对越南用兵一事尚未定局，语气中表示不宜退缩。其次，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打得很好，其间由唐景崧往返联络，居中策划，刘永福撤南定之围，进攻海防。战事实际上亦在扩大，亦不是朝廷所能遥遥控制得住的了。

　　不久，曾纪泽终于仍由彼得堡回到了巴黎。一到，法国总理茹费理就约见，很率直地告诉曾纪泽：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国军队，亦是同样办理。曾纪泽大为愤懑，同时观察法国军队调动的情况，认为茹费理的话，不免虚言恫吓，中国在越南应该抢着先鞭，造成进兵保护的既成事实，交涉反倒好办。

　　因此，他一连打了两个电报给李鸿章，第一个是催促赶紧向越南进兵，第二个是否认报纸上所载的新闻，说他已允许了法国任何和解的条款，同时要李鸿章以严峻的态度刘待特利古，甚至不理都可以。

　　这两个电报，李鸿章不敢隐瞒，据情转达京师。从对俄交涉以后，慈禧太后对曾纪泽颇为信任，所以接到他的这两个电报，益坚一战之心，而恭王始终支持李鸿章的看法，不愿轻易言战。

　　慈禧太后对恭王的不满，终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但是，她并没有责备，是比责备更有力的行动，指派醇王参与筹划法越事宜。

　　这是一道明发上谕，而且奉旨之日，醇王就到军机处阅看有关法越事宜的电报奏折。在上海的李鸿章，得到这个消息，知道局势将有极大的转变，倘不知趣，说不定又会有朝旨，派他到两广督师。因此，一面拒绝接见特利古，一面下令招商局调派一只专轮，升火待发。三天以后，他就上了轮船，直航天津，接了北洋大臣的关防。

　　在醇王主持之下，和战两途，同时进行。李鸿章仍旧回任直督，因为他服制未满，所以朝旨只用署任的字样。张树声回任粤督，而曾国荃则照恭王的原议，内召陛见，听候简用。

　　这时特利古在上海发表了很强硬的谈话，预备带领法国兵舰北上。因此，有一道密谕寄交李鸿章，如果法使北来，即由李鸿章在天津跟他会议，特别告诫：“坚持定见，勿为所惑。”

　　尽管是着着备战的情势，但已往几个月，聚讼纷纭，游移不决，耽误了进取的时机，而法国政府内部，却已取得了政策上协调，猛着先鞭，迎头赶上。水师提督孤拔，抵达海防，立即与陆军指挥官布意，拟订了一个急进的作战计划，展开攻击。

　　这时候正好越南政局，发生变化，“嗣德皇帝”阮福时病殁无子，大臣拥立他的堂弟阮福升，称号叫做“合和皇帝”。孤拔就利用这一时机，由海防率舰南下，直攻位在越南中部的京城顺化。第二天，布意的陆军，亦对怀德府的黑旗军发动攻击。刘永福所部因为河决被淹，退保丹阳。于是孤拔的舰队，封锁越南各海口，并且攻破顺安炮台，在第十天上，就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二十七条的城下之盟，越南自承为法国的保护国。由法国派驻越南的“东京理事官”转任为公使的弗罗芒，贴出告示，说越南全境尽属法国，驱逐黑旗军出境。

　　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使得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两方面都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但是法国政府却还识不破中国的底蕴，所以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安抚的办法，由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照会曾纪泽，声明对越南全境土地，无所损害，“并愿保存中国按照旧例，体面攸关的礼貌。”意思是可以承认中国对越南仍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事实上越南亦仍不愿舍弃中国，就在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以后，“合和皇帝”阮福升还曾致书两广总督张树声，请准许由海道入贡。

　　在另一方面，法国下定决心要扫荡黑旗军，在丹凤地方激战三昼夜，刘永福虽然勉强守住了阵脚，但伤亡极重。不多几天，终于支持不住，与越南的统督军条大臣东阁大学士黄佐炎，退到山西。刘永福部下只剩三千余人，军心涣散，近乎解体，亏得唐景崧极力劝解，而中国所发的饷银，亦适时由云南解到，才能稳定下来。

　　和战到了最后关头，大局不算决裂，曾纪泽在巴黎，李鸿章在天津，分别展开交涉，但醇王一意主战，奏明慈禧太后，作了新的军务部署，派彭玉麟带领得力旧部，招募营勇，迅速前往广东，与张树声妥筹布置。南北洋及长江防务，责成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保荐的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悉心规划，妥慎办理”。此外，以洋枪有“准头”而颇为自负的吴大澂，在吉林练了三千“民勇”，可以抽拨，亦责成吴大澂亲自统率，由海船直航天津，听候调遣。

　　军机上日夜会议，筹划如何增兵添饷？但是谈得多，做得少，因为恭王始终不主张兴兵决裂。同时李鸿章奉到诏旨询问战守机宜，究竟有无把握？亦率直上陈，认为中国实力不足，应及早结束。这一下，备战的各项事务，便又停顿了下来。言路大哗，刘恩溥上折参劾李鸿章，贻误大局，请另简贤员，筹办法越事宜。而清流中比较激烈的人，甚至要严参恭王。

　　到了十月底，果然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奏指责军机全班，说“枢臣皆疾老疲累”。这虽是笼统而言，但亦可以分开来论。恭王与景廉多病，宝鋆年纪太大，李鸿藻清癯如鹤，当个瘦字，翁同和虽不瘦、不老、不病，但入直军机以外，毓庆宫教皇帝念书，每日必到，本职工部尚书，琐碎事务极多，还兼领着管理国子监的差使，同时他是极讲边幅的人，凡有应酬，必不疏忽，所以累得连逛琉璃厂浏览古董字画的工夫都没有了。为此，吴峋建议派醇王赴军机处稽核，另简公忠正大，智略果敢的大臣，入直军机，换句话说，就是撤换全班军机。这个主张，相当大胆，恭王认为不能不有所表示。

　　“我决意退让贤路。”他在军机处说，“让我家老七来挑一挑这副担子也好。”

　　“六爷，”宝鋆接口问道，“真是这么打算？”

　　“不这么怎样着？还真的赖着不走，非得人来撵？”

　　“好！我追随。”

　　宝鋆这样表示，大家自然也都声明，决心与恭王同进退。当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谁也没有真的辞出军机的打算。

　　这是料准了慈禧太后一定会挽留，但是却没有料到慈禧太后借此机会有一番相当严峻的告诫。她毫不掩饰她的失望，责备恭王游移寡断，始终不肯实心实力去筹饷调兵，最后是责望他跟军机处与总理衙门都得极力振作。

　　恭王也实在无力振作，只诉说了许多难处，认为越南君臣不争气，疆臣都只看到眼前，不想一想兵连祸结，将来是如何了局？又说大家将刘永福看得太重。而特别加强了语气说的一句话是：“洋人兵器甚精，决非其敌。”

　　“不是他的敌手，莫非就不该讲边防了？”慈禧太后说：“现在是在人家的地方打仗，好象胜败都可以不大关心，若是在越南打败了，人家撵到咱们国土上来，这又该怎么说？”

　　“臣岂不知能打胜仗，大张天威是好事？不过，实在没有把握。臣还听人说：刘永福在越南，跟法国在讲和。果然有这样的事，就更不可恃了。”

　　“你是听谁说的？”

　　是听李鸿章说的。李鸿章这话，跟好些人说过，已经证明他是为了急于议和，故意散布的谣言。恭王一时口滑，直奏御前，却不便在诘问之下，进一步以谣言为事实，只好这样答道：“现在外面谣言甚多，也当不得真。”

　　“对了，谣言当不得真。别人听信谣言犹可说，军机也听谣言，就说不过去了。”慈禧太后问道：“我如今要句实实在在的话，岑毓英、唐炯、徐延旭，到底怎么样？”

　　“岑毓英是能办事的。唐炯，臣以前回奏过。徐延旭，”他指一指李鸿藻说：“大家都说他还不错。”

　　徐延旭升任广西巡抚，出于李鸿藻的力保，而听恭王的语气，似乎不以为然。因而李鸿藻不得不说话了，“徐延旭很能带兵。”他说，“军机已接到他的信，不日自龙州出关，驻扎谅山，亲自调度。合粤桂滇三省之力，必可力固边防。”

　　“我也是这么想。”慈禧太后的声音很有力，“岑毓英、张树声都能打仗，都有自己练的兵，唐炯一向勇敢，徐延旭既然能带兵，广东的倪文蔚也不错，两总督三巡抚合在一起，还有刘永福。而且越南虽说跟法国订了约，还是心向中国。照这情形看，应该能打胜仗，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头绪。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其实她明白，只是顾全恭王的体面，有意不说。能打胜仗而至今没有头绪，只为恭王与李鸿章“内外相维”，一意向“和”的路子上走，调兵遣将，举棋不定，慢慢都落在法国后面了。

　　恭王当然也听出言外的责备之意，但是，他所了解的情形，与慈禧太后所知道的不同。徐延旭既老且病，信任他的一个患难之交，分发广西的道员赵沃，而淮军出身的广西提督黄桂兰，倚赵沃为护符，与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臭味相投，每日在营里拥着年轻貌美的越南“妹崽”，饮酒作乐，因而北圻的民怨甚深，民心并不可恃。总之，照恭王看来，这个仗是不能打的，一打开来，难得收场。不过，慈禧太后已为许多慷慨激昂的清议所打动，一时难以挽回她的心意，更不能激怒了她，只有委曲将顺，等“嚣张”的主战论，略略消减，方能全力推动和议。

　　在这样的打算之下，对慈禧太后的不满，只好装作不解，依然是敷衍的话头。话题由战备谈到交涉，慈禧太后便问到总理衙门，是不是也该添一两个年轻力强、精明能干的人，帮着应付法国的公使和巴黎来的电报？

　　提到这一点，恭王灵机一动，随即答道：“如今对各国的交涉甚多，倘能如慈谕，简派一两员得力的人到总理衙门，自于交涉有益。”

　　“你们倒看看，谁合适？”

　　“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就很合适。”

　　举荐这个人，自慈禧太后到其余的军机大臣，无不觉得意外。因为主战的论调，就数张佩纶的声音最响，而总理衙门办各国交涉，自然是秉持“化干戈为玉帛”的宗旨，与张佩纶的素志，岂不相违？

　　“你说他合适吗？”

　　“是！”恭王一反近来吞吞吐吐的语气，答奏得清朗有力：“张佩纶为人极其明白，对法越事宜，屡有陈奏，见得他在这方面很肯留心。如蒙降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和战大计，他一定看得很透彻。”

　　听这话也有道理。张佩纶本就在红得发紫的时候，慈禧太后自然照准。

　　就在派张佩纶在总理衙门行走的那一天，接到电报，顺化的局势又有了变化，越南接位不多日子的“合和皇帝”阮福升象慈安太后那样，忽然暴死。死因不明，有的说阮福升不堪法国的压迫，愤而自裁，有的说是主战派以毒药弑主。看样子以后一说比较可信，因为嗣位的“建福皇帝”阮福昊，名为前皇阮福时的继子，其实是辅政阮说的亲子，而阮说是主战派。

　　这自然对中国有利，而对中国有利，就对法国不利。从顺化条约订立以后，法国就逼迫越南政府催促黄佐炎撤兵，同时表示，如果越南政府能撤除黑旗军，法国愿意将所占的河内、海阳、南定三城交还。因此，刘永福的处境很难。不过，唐景崧已正式奉到朝旨：“设法激励刘永福，不可因越南议和，稍形退阻”，而且悬下赏格：刘永福“如能将河内攻拔，保全北圻门户，定当破格施恩”，同时赏银十万两，以助兵饷。所以唐景崧力劝刘永福固守，黑旗军中的第一员勇将黄守忠，亦表示宁死不退。法军假越南以迫刘永福的计谋，归于无用。

　　当时如此，于今主战派势力抬头，刘永福和黄佐炎自然更不会退出北圻。于是法国在越南的统帅孤拔，展开新的攻势，攻破兴安省，捉住巡抚，解到河内枪决，分兵进窥刘永福在山西的防区。

　　军情紧急，刘永福向云南告急，并无回音。再向广西催饷，亦无结果。饷银就是朝廷所赏的十万两，指定由广西藩库垫发，徐延旭妒嫉刘永福和唐景崧的优旨褒奖，硬是不肯垫发，甚至连军火接济都停止了。这一来不但刘永福进关募勇的计划落空，连向广东“十三行”所买的四百杆洋枪，价款九千两银子都付不出，惹得商人大吵大闹，最后迫不得已，只有出一张“领结”，备一角公文，请商人自己到广西藩库去“领价”。

　　黑旗军还在愁兵愁饷，法国陆军的斥堠，却已迫近山西，幸好唐景崧奉旨所管带的四营滇军，到了三营。都是疲瘦短小的新兵，十个人分不到一枝洋枪，就有枪也不会用。不过，总算有了三营人。唐景崧跟刘永福商议，借他的旗帜号衣，将这三营新兵，全部换装易帜，列坐在城墙外面。法国的先头部队，遥遥望见，心惮黑旗军，不敢轻举妄动。唐景崧的这出变相“空城计”，总算有了效验。

　　不过也只延宕了不多工夫。三天以后，法军大举进犯，水陆动用了十二条军舰，四十艘民船，陆路有三千陆军，后勤支援有五百车弹药及够一个月用的粮秣，浩浩荡荡，直薄山西。

　　调兵防守是由刘永福亲自主持，陆路前敌由黄守忠扼守。山西城四门，亦都布置了重兵，刘永福自己驻外城，唐景崧则驻内城，看守老营。至于黄佐炎的部队，一共有两千人，刘永福指定驻扎南门外的一个村落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一无指示。

　　不但如此，刘永福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越南兵进城。

　　这是因为刘永福接到密报，说越南的山西总督阮廷润私通法国，所以作此防范的措施。唐景崧不大相信，但黑旗军大多这样说法，也只好将信将疑了。

　　部署既定，刘永福召集诸将训话，定下杀敌立功的赏格，然后与唐景崧巡视防务，主要的是北面红河边上的一条堤。堤高齐城，上设铁炮，最大的不过八百斤重，要用它来轰击法国军舰，简直是笑话！然而唐景崧怕动摇军心，不敢说破。

　　法军水陆两途，都自东北进击。黑旗军迎头挡了一阵，打了个小小的胜仗，杀了七个法国兵，割下脑袋，进城报捷。那知紧接着报来一个坏消息，河堤失守，黑旗军已退入城内。刘永福急急下令闭城，并用令箭调黄守忠的部队，包抄法军后路。等军心稍定，查问河堤失守的原因，才知道法军炮弹，恰好打入河堤上的铁炮炮口，轰然一声，炮口炸裂，堤下清军闻声大骇，仓皇四散，牵动了黑旗军的阵脚，以致不守。

　　刘永福气得说不出话，唐景崧心里自然很难过，召集部下三营官密议，预备夺回河堤。于是招募死士，定下赏格，首先登堤的，保升守备，请赏花翎。到了四更时分，发动突袭，无奈这天刚好是十一月十五，月明如昼，须眉可见，堤上的法军，得以展开有效的防守，三进三见，死了六七十个人，仍旧不能得手，只好退入城内。

　　转眼天明。刘永福下令尽撤全城入城，准备固守。那知城门一开，信奉天主教，亲近法国的越南“教民”，趁机混进城来，良莠莫辨，而且身为客军，无从阻止。刘永福的禁令，无形中废除，果不其然，第二天法军攻城，彼此轰击了一天，到傍晚时分，越南军民里应外合，改着白衣，作了投降法军的准备。

　　大势已去，黑旗军只好撤出山西，往南败退。仓皇中不知唐景崧人在何处？刘永福痛不欲生，悬赏二万两银子，募人入城救唐景崧。应募的一共六个人，无功而返。其实唐景崧已经逃出山西，与刘永福相遇于兴化，两个人抱头痛哭，商量着整顿溃卒，反攻山西。

　　这一仗辎重尽失，第一件事就是要设法补充子弹。派人到北宁请领军械，及朝廷所赏的十万两银子。结果广西提督黄桂兰，只拨了不足一战之用的两万发子弹，赏银分文全无。

　　亏得时逢冬令，红河水泄，法国军舰航行困难，未能南下，战事算是暂时停顿了。

源济

第五十五章

　　山西失守的奏报尚未到京，北京先已从外国的电报中，得知详细情形。朝廷大震，言路大哗，翁同和与在京的曾国荃，主张设法转圜求和，但以清议愤激，连恭王都不敢附和了。

　　醇王左右的人献议，仿照吴长庆朝鲜平乱的办法，以“越南嗣王被弑，祸乱方殷的理由，”降旨派两广总督张树声，“统带兵勇，直赴顺化，相机勘定，令该国择贤嗣位。”

　　此外又派吴大澂帮办广东军务，北洋水师统带丁汝昌听候张树声调遣。加上已到广州，正在虎门布防的彭玉麟和左宗棠所派，已在中途的王德榜一军，足可与法军大大地周旋一番了。

　　但是，请缨气壮的张树声忽生怯意，打了个电报回京，说越南顺化海口，久为法军占据，广东亦并无军舰可以运兵。如果由钦州越十万大山到越南，路僻难行，仍旧打算绕道广西龙州出镇南关。同时李鸿章亦舍不得放丁汝昌到广东。不是不舍丁汝昌，是舍不得丁汝昌所统带的七艘兵舰，因而以北洋密迩京畿，根本重地，不能不严加防守作借口，提出异议。

　　这一下，不惜一战的计划，大大打了个折扣，而且也很明白地显示出来，战守大计，关键是在李鸿章身上。恭王当然不愿打仗，但有醇王在，不便公然倡议，便动用他预先埋伏的一着棋，跟李鸿藻谈妥，派张佩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谈。问一问他，如果跟法国开战，到底有没有致胜的把握？

　　“怎么谈得到把握？幼樵，你亦是知兵的，倒想想把握在那里？”李鸿章说：“唐、徐二人，照我看，无甚用处，不过你们大家捧他，我亦不便多说什么。”

　　“老世叔！”张佩纶只好老实请教：“然则计将安出？”

　　“难，难！将来不知如何了局？坏事的就是刘永福，偏偏又加上一个大言炎炎的唐薇卿，局势搞僵了。”李鸿章又说：“唐薇卿出关之前，先去看曾沅甫，沅甫大加激励，资助行装，才得出关。然而沅甫现在持何论调？你在京里总知道。”

　　“我也是听翁叔平所说，翁曾颇为接近。”张佩纶答道：“曾沅甫的论调，大致三点：第一、宜恤民生；第二、越事不可动兵；第三、听言宜有选择，不可轻发。”

　　“这三点，确是有道之言。民生宜恤，实不其然？直隶现在闹水灾，如果还要征遣调发，民命何堪？越事本不宜动兵，可见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至于听言宜择，当然是指言路而言。老世侄，清议有时不免误国，前东党祸，不可不鉴。你我世交至好，我说这话，你不要动气。”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张佩纶非动气不可，但对李鸿章，只有报之以苦笑。

　　“局面实在很难，朝里的情形，我亦晓得，醇王‘见人挑担不吃力’，总有一天会后悔。这是后话，眼前不必去谈它。照上头的意思看，逆耳之言，未见得有用。幼樵，你倒说，兰荪是怎么个打算？”

　　李鸿章说话，一向有条理，但这几句话，杂乱无章。张佩纶不知他用意何在？想了一下，依然只好求教：“原是要跟老世叔讨个主意。”

　　“我的主意没有用，曾劼刚在巴黎，跟法国政府闹得很僵，想越事能在巴黎了结，已成奢望，如今只有坚持待机。”

　　“坚持待机。”张佩纶将这四个字重重念了一遍，连连点头。

　　“如今大家都谈洋务，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外国？”李鸿章在张佩纶面前，倚老卖老，以发议论作讽劝：“我们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念头，早该收拾起来了。并世东西洋各国，敢于欺侮人，也不全靠船坚炮利，人家也讲策略、讲道理。虽然国情不同，万国公法，是必得守住的，不守万国公法，他国纵使想帮忙也帮不上。所以，我们跟人家办交涉，要请人帮忙，想蹈瑕乘隙拣人的便宜，要先懂万国公法，不然处处授人以柄，到要讲理的时候，就讲不过人家了。目前，这一层上头，真正没有几个人懂，真教我着急。”

　　“老世叔这话，”张佩纶说，“自是有感而发，不妨明示，我们在总理衙门，也好留神。”

　　“凡事总要先朝坏处去想。两国交战，常有之事，不过总有和的时候。从古以来，几曾见两国之间，数十年干戈不息？若有其事，亦必是两败俱伤。”李鸿章说，“现在谈到越事，我说句粗鲁的话，你们是拆烂污的人，我是替你们揩屁股的人。

　　不过拆烂污也有拆法，总不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说到这里，张佩纶大为动容，七分惶恐，三分羞恼，正一正脸色，带着责问的语气说：“老世叔何出此言？”

　　“你不明白是不是？说到这上头，我明白，曾劼刚更明白，他为什么一再打电报回来，说是只好暗中接济刘永福？他的主张对不对不说，这样做法是有深意的，为了将来议和，法国抓不住中国的辫子。”李鸿章说到这里停下来问道：“幼樵，你说法国在越南用兵，有些什么好处？”

　　“无非割地赔款，沦为附庸。”

　　“割地有之，赔款如何？越南赔不出兵费，真所谓‘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法国难道就空手而回？”

　　“莫非……，”张佩纶恍然大悟，“莫非法国要将赔兵费的责任套在中国头上？”

　　“正是！”李鸿章点点头说，“你算明白了。人家千方百计要套上来，你还伸长脖子唯恐他套不上，岂不是太傻？目前调兵遣将的廷寄，颇有泄漏出去，落在新闻纸的访员手里，大登特登的。将来交涉追究到责任，我们自然可以不承认。但如说下诏宣战，或者用‘明发’激励军民，煌煌上谕，天下共见，要想赖都赖不掉：那时候人家求索兵费，请问何词以对？”

　　果然，照李鸿章所说，如果公然宣战，脱不了责任，岂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张佩纶大为领教，当即表示：

　　“以后我在总理衙门，这方面倒要下点功夫。”

　　“对了！正该如此！”李鸿章很欣慰地说，“我可以送你几套书，着实是经世致用之学，幼樵，你在总理衙门跟洋人打交道，总要记住四个字：站稳脚步。尤其是讲到交战，千万不可先开衅。万国公法上最讲究这一点，切记！切记！”

　　就这样长谈了两日，张佩纶才知道军务一无把握，回京复命，不敢再一意主战。指派岑毓英派兵直赴越南京城顺化定乱之议，不再提起。事实上岑毓英亦不敢冒失，上折表示异议，说云南是西陲的门户，关系紧要，而且出关伊始，军心未定，不便舍近图远。这条“奇计”，就此搁置了下来。

　　转眼新年。皇帝临驭，正逢十年之期，慈禧太后亦整整五十岁了。皇帝亲政、大婚、太后万寿三件大事，已有人在谈起，只是边疆不靖，不敢公然谈论。所以尽管新年里风和日丽，上上下下却都打不起兴致。

　　也许，唯一的例外是曾国荃，到底得遂心愿了。

　　正月十二，两江递来一道奏折，左宗棠奏请开缺。他的眼疾相当严重，上年十月里就曾上奏辞官，奉旨赏假三月调理。假满未见痊可，在这个时候，自然以引退为上策，奏折中的话，相当恳切。为了表示坚决求去，还加了一个“择人自代”的夹片：

　　“两江地大物博，全赖得人而理，而人才由历练而成。如果质地端方，志趣向上，则制治有本，将来成就，亦必卓有可观。

　　窃见安徽抚臣裕禄，操履笃诚，宽宏简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实罕其比。

　　漕督臣杨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历任繁剧，均得民和，臣与共事多年，知之最深。

　　前两广督臣曾国荃，任事实心，才优干济，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粤中士庶，讴思不替，远人敬之。”

　　保举人才有“正陪”之分，刊在第一名的，自然是

　　“正”。慈禧太后亦知裕禄其人，他是咸丰初年，湖北巡抚崇纶的儿子。崇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裕德，德胜于才，有名的不通的翰林，读《史记·封禅书》，茫然不解，称之为“仙书”。但是老二裕禄，却是旗人中的能员，以笔帖式当到司官，外放为热河兵备道，升调安徽藩司。同治十三年就当安徽巡抚，年纪还不满三十。

　　那时安徽有个土豪，就是为胜保招抚的李世忠。此人虽然官拜提督，而贼性不改，盘踞淮扬，陆通盐枭，水通湖匪，声势惊人。因为他原名兆寿，所以外号“寿王”。

　　李世忠有个死对头，就是陈国瑞。但陈国瑞是醇王的爱将，有此奥援，自然占了上风。因此，李世忠益发仇视官府，有起事造反的密谋。但两江多湘淮百战的老兵，一旦有警，荷戈而起，占不了便宜，所以李世忠改在河南招兵买马。

　　日子一久，风声外泄，裕禄密疏请诛李世忠，以绝后患。

　　朝命相机办理，郑重告诫，不可打草惊蛇，激出变故。

　　由于李世忠的党羽众多，裕禄当然不能公然进剿，与幕友密议，定下了一条智取之计。正好李世忠由河南回安徽，经过安庆，裕禄便下了个帖子请他赴宴。

　　酒到半酣，裕禄取出密旨，叫人念给李世忠听，同时埋伏着的亲兵一拥而上，缚住李世忠，就在督署后园一刀斩讫，买棺盛殓。等一切妥帖，才通知李世忠的家人，说是奉旨处分，但为顾全李家颜面，不必明正典刑，对外只说筵前暴毙，此外还有一笔抚恤。问李家的意思如何？

　　李家还能有什么话说？蛇无头而不行，乌合之众的党羽，难道还敢纠众造反？李家反倒感激裕禄的曲曲周全。一场隐患，消弭无形，裕禄的处置，朝廷激赏，同官推服，就此出名。安徽巡抚一当十年不倒，并且能将左宗棠敷衍得推心置腹，荐以自代，手腕也真不弱了。

　　因此，慈禧太后在准许左宗棠开缺，赏假四个月的回籍养病的同时，就派裕禄署理，并兼置办理通商大臣。

　　左宗棠有荐贤的附片，外面并不知道。因此，这番朝命，颇予人以突兀之感，也可说是意外之感。两江总督几乎可说是疆吏中第一要缺，裕禄的资望，实在不足以当此重任。虽说主持东南海防的南洋大臣，并未派裕禄兼署，意示朝廷将另简重臣接替，但是南洋大臣究竟不比北洋大臣自成局面，如非由江督兼任，便很难有所为。

　　另一方面，亦有人以为当此局势艰难之际，左宗棠引退，迹近畏难躲避，言路上不满的更多，上折“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这也就等于表示，在这个时候应有负威望的元勋镇守两江。“闻鼙鼓而思将士”，于是从慈禧太后到军机大臣，一致认为应该让曾国荃去当两江总督。

　　曾国荃署江督，裕禄回任安徽巡抚的上谕明发时，岑毓英已经出关，王德榜在湖南永州招募的八营新军，将到龙州，而法国军队，分分水陆两路逼近北宁，大战爆发在即了。

　　岑毓英是十一月里由昆明启程，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半个月才到蒙自。由此往南，进入越南边境，路上就苦了，一路披荆斩棘，抵达保胜，跟云南巡抚走马换将，唐炯回省，岑毓英接替主持防务。

　　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内，地方不大，岑毓英每天就在大殿上召见部将，接见越南官员。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局势不妙，于是星夜拜折，陈明困难：

　　“山西既失，越事愈加棘手，法人可由兴化、宣光分道犯滇，且兴化城在江边，形势山西尤为难守。宣光无兵驻守，更属堪虞，必须面面兼顾。而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宣光，陆路一千二百余里，即有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余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臣焦灼万分。再三筹划，只有水陆并进。爰派记名提督吴永安统带三营，驰往开化。督同前派分道出关之副将陈安邦等三营，共合六营，由河阳驰赴宣光，择要驻防。其余总兵马柱、雷应山等各营，由蒙自陆续进发，臣带亲兵小队，驾轻舟先行前进，于十二月十一日驰抵保胜。与唐炯面商分布，意见相同。现据记名总兵丁槐，参将张永清等禀报，已于兴化城外扼扎防堵。主事唐景崧所带兵勇，自山西退至兴化，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绕道撤回北宁。南将刘永福驻兴化，惟大炮全行失落，各项小枪，亦多遗失。兴化上游之清波、夏和等县，教民纷纷变乱，文报几至阻塞。臣等现切嘱总兵丁槐等多方预备，严密附守。又派知县李艳枝等二营往清和、夏波驻扎安民，并分给湖永福快枪子药，俾资整顿，令其严束所部，恪遵纪律。又行文南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俟总兵马柱等各营到时，臣毓英即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一有头绪，即由兴化旁出宣光，督促提督吴永安等，相机前进，并与广西抚臣徐延旭联络会商，和衷共济，仰副圣意谆谆告诫之至意。其保胜、兴化一路，滇军与刘团共事，须得两军信服之员，驻扎调和，拟将臣毓英胞弟，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岑毓宝调来，协同照料。”

　　这是岑毓英重视刘永福，苦心布置的一着棋，因为刘永福与滇军并不和睦，这是阵前大忌。而此外的困难还多：

　　“闻此番法人以全力经营，又加越南各处从教匪党，已有一万数千人，船多炮利，势颇猖獗。滇军既无轮船，又少大炮，挽运更难，必须广东、福建水师有兵轮攻击越南海防，以分贼势；广西、云南增兵添饷，通力合作，水战陆战，各尽其长，方可迅图恢复。而广东、福建各有应守海口，不识兵轮，能否分拨？臣等不敢妄拟，应如何办理，出自圣裁。”

　　由广东、福建调拨兵舰，自水路进击，也是徐延旭的希望，无奈事实上办不到。朝廷接得岑毓英的奏报，对这个要求，根本不提。但“边外备军，必当有所统摄，以一事权”，所以明定边防各军，包括徐延旭的部队，统归岑毓英节制调度。

　　当然，岑毓英所最看重的是黑旗军，而刘永福所最看重的是唐景崧。因此，岑毓英将唐景崧请到保胜，替他制了全副冬装，补送薪水，每日设宴，奉为首座。这一番刻意笼络，使得唐景崧感激涕零，自告奋勇，为岑毓英去向刘永福规劝，与滇军和衷共济。

　　刘永福受尽官军的气，提起来就会咬牙切齿，所以唐景崧不得不用手段，摸透血性男儿的性情，苦劝以外，责以大义，甚至言语相激。近乎灰心的刘永福肠子终于又热了起来，表示暂时一切都隐忍，等好好打一两场胜仗，大家再算帐。

　　经过这一番疏通，岑毓英开了年才乘舟东下，驻扎距兴化三十里的嘉榆关，刘永福由唐景崧陪着来见。岑毓英阴鸷沉毅，城府极深，知人处事，另有一套不易测度的手腕，他看刘永福是个草莽英雄，想用“七擒孟获”的办法来收服他。

　　因此，等刘永福一到，先临之以威，材官亲兵摆队，刀枪如林。但刘永福倒也不大在乎，虽微有怯意，并非见了武器害怕，只不过象新郎官拜堂，觉得过于受人注目而已。

　　当然，岑毓英摆这个场面，是为了衬托他对刘永福的降尊纡贵，降阶相迎，亲热异常，口口声声喊着刘永福的号：“渊亭、渊亭！”刘永福是预先听唐景崧教导过的，称他“大帅”，也行了大礼，岑毓英逊席相谢，长揖相答。

　　“我本来可以早一天到的。大前天下船，忽然天昏地暗，疾风暴雨，看样子船都会沉，只好上岸。”岑毓英神色自若地说：“到了前天下船，又是这个样子，看来是有灵异，我就叫人取了一张黄纸来，亲笔朱书四个大字‘诸神免参’。向空焚化以后，渊亭，你知道怎么样？”

　　刘永福老实答道：“我不知道。”

　　“说也奇怪，就此云开日见，风平浪静，才开的船，不过耽误了一天工夫。渊亭，”岑毓英似乎很认真地说：“你下次出门，如果遇着这种情形，不妨照这样子做，自然化险为夷。”

　　这意思是说，刘永福将来也会象他那样，封疆开府，当到一品大员，冥冥中有诸神呵护。刘永福自然懂他的恭维，却不觉得高兴，反而深深叹口气。

　　“渊亭，你何以长叹？”

　　“大帅！”刘永福答道：“我决没有大帅的福分，生来是苦命。”

　　“我也是，从小父母双亡，是姑母抚养长大……。”

　　接下来，岑毓英便又谈他的身世，却离不了鬼话。如何七岁得病而亡，如何身到森罗宝殿，如何不肯喝“孟婆汤”，如何一提岑毓英的名字，阎王大惊失色，呵斥小鬼乱提贵人，又如何令判官送他回阳？

　　刘永福静静地听着，两个人的脸，除了肤色极黑相同以外，表情大异其趣，一个十分起劲，一个相当落寞。岑毓英看看不大对路，收拾闲话，谈到正题。

　　“渊亭，你现在有多少人？”

　　“三千二百多。”

　　“编不了多少营。”岑毓英看着唐景崧问：“你看呢？”

　　刘永福在上谕上称为“刘团”，认作团练，而边臣的奏折上称他为“南将”，现在要正式改编为官军，这是唐景崧早就跟刘永福谈过的。

　　于是唐景崧陪着刘永福星夜拔营南下，驰援北宁。第二天到了山西北面三十里的屯鹤地方。此处泸江、洮江、沱江，也就是俗称绿水河、红水河、黑水河的三水交会之处，所以又名三江口，向来是商贾辐辏的交通要冲，如今因为法军已占山西，市面极其萧条，无法补充给养。刘永福便即下令，即刻渡过沱江，向东而去，近在咫尺的法军竟未发觉。

　　到了北宁，刘永福不肯进城，十二营都驻扎在离北宁七里的安丰县，由唐景崧带着十几名亲兵，去见黄桂兰和赵沃联络。

　　黄桂兰和赵沃在军前都称统领，两军分治，一右一左。轮官位，黄桂兰是提督，比赵沃这个道员大得多，但文官的品级比较值钱，而且赵沃是徐延旭的亲信，所以北宁防务，是外行的赵沃作主。而赵沃又信任一名副将党敏宣，此人是绿营中有名的一块“油抹布”，既脏且滑，唐景崧对他早具戒心，见赵沃时有他在座，淡淡地不甚理他。

　　“我身子不好，又多病痛，万里投荒，真不知所为何来？”

　　赵沃一面咳嗽，一面吞吞吐吐地说。

　　见他那副形容憔悴的样子，再听他这番有气无力的言语，唐景崧的心，先就凉了一半，然而不能不勉励他几句：“大敌当前，还要仰仗庆翁的威望……。”

　　“什么威望？”他摇着手打断了唐景崧的话，“营官士兵，骄蹇不法，桂军的饷又比滇军来得少，实在很难带。老兄，我真想让贤了！”

　　听口气还当唐景崧有意来取而代之。这就话不投机了，而且看样子也谈不出什么名堂，唐景崧敷衍了一会，随即起身告辞。

　　黄桂兰却不如想象中那么不堪。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一口浓重的合肥土话，听来非常刺耳，不过此人倒知书识字，出口成章，所以话还不难懂。加以长身修髯，仪表不坏，唐景崧对他的观感，比对赵沃好得多。

　　他的号叫卉亭，所以唐景崧称他“卉帅”，略作寒暄，请教战守之计。

　　“薇翁明达，想必已有新闻，赵庆池左右有小人，多方掣肘，教人很难展布。”黄桂兰首先指责党敏宣，接下来谈他的做法：“我带右军，只能量力而为。布置大致还算周密，北宁城坚可守，等王方伯楚军出关，再议进取。”王方伯是指王德榜，他以前的官职是福建藩司，所以称他方伯。

　　“卉帅，法国军队愈逼愈近，楚军怕一时到不了。”唐景崧答道：“恕我率直，我看北宁战守两不可恃。备多力分，扎营太散，呼应不灵，不能战。”

　　“我原主坚守。”

　　“守亦甚难。北宁城虽坚，如今法国的大炮不同了，一炮轰进城，请问守军何处藏身？”

　　黄桂兰听见这话，不由一愣，掀髯问道：“那倒要请教，计将安出？”

　　“最好在离城数里地以外的要隘处所，开掘‘地营’，以守野为守城。”

　　“什么叫‘地营’？”

　　“地营”是滇军的规制，掘地为坑，深约六尺，大小视地势而定，坑内四周安上木柱，高出地面一尺许，柱间空隙，作为枪眼。柱子上面再铺木料，上覆泥土。这样不但低不受炮，而且远处了望，不易发见，可以瞒过敌人。

　　“想得倒不错。”黄桂兰问道：“出路呢？”

　　“出路在坑后面，开一条斜坡路入坑。坑口加木栅，放下木栅，只要一个人守在那里，坑内就没有人出得去，可免溃散之弊。”唐景崧很起劲地说：“如果人多，可以多开数营，地下开槽，各营相通，弹药粮秣，亦不妨贮存在地营里面。地营之外，又可以开明槽，高与人齐，宽约五尺，长只一丈，每一丈就应该有转折。为什么呢？太宽则炮弹容易打中，不过就打中了，也只是这一丈之地受损害，这就是一丈一转的好处。”

　　“既有暗槽，又何用明槽？”

　　“明槽是为了便于侦察敌情。全在暗坑，敌情不明，亦不是好办法。”唐景崧又说：“地营之外，最好用槎丫树枝，用藤裹缠，密排三层，这就是古时候的所谓‘鹿角’。倘或在地营四周，埋上地雷，更是有备无患，不过总要远在本营二十丈以外，才不致于炸到自己。”

　　书生谈兵，居然头头是道，但黄桂兰却听不进去，认为这样的做法太离奇，也太费事，所以大摇其头。

　　“我决心负城而守。”他固执而显得极有信心地，“我有四营人，法军没奈何我。”

　　又是个话不投机的。唐景崧这时打定一个主意，自己先踏勘四处，决定了战守方略，直接向徐延旭建议，请他下令赵黄两统领照办。

　　两天以后，唐景崧由北宁出发，向东北到镇南关外的谅山，去见广西巡抚徐延旭。

　　徐延旭是山东人，字晓山，咸丰十年的进士，分发广西当知县，以此起家。他跟鹿传霖是儿女亲家，而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就跟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一样，以此渊源，得为清流所保荐。徐延旭虽有能员之名，亦是早年的事，如今既老且病，却为清流看成伏波将军马援，期望他在镇南关上再树铜表，真正有苦难言。

　　“北宁保不住了！”徐延旭黯然长叹，“唉！赵庆池、黄卉亭误我太深！”

　　一句话没有完，闯进一个人来，看模样不过一名小武官，却旁若无人地大声说道：“怎么样，我说陈得贵不行吧？扶良失守了！”

　　唐景崧久闻徐延旭有个心腹听差，由军功保案中弄到一名把总，平时常奉主人之命，到各营传话，大家都叫他“老韩”，此人猖狂无礼，喜欢任意批评将领，而徐延旭资以为耳目，颇加信任。现在看他的样子，想来就是老韩了。

　　果然，徐延旭仓皇问道：“老韩，你慢慢儿说，是怎么回事？”

　　“法国兵攻扶良，陈得贵把炮台失掉了。”老韩说道：“请北宁派援兵，黄统领又不肯马上发兵，耽误了好久，才发了三营守城的兵去救，走到半路上，听说扶良垮下来了，赶紧又逃回北宁。”

　　“糟糕了！”唐景崧在一旁听着，不觉顿足失声，“北宁完了！”

　　“怎么、怎么？”徐延旭急急问道：“何以见得？”

　　“那里有守城的兵，可以远援六十里外的扶良的？倘或一败，就回不得城了。如果开城相纳，敌人正好跟踪而至，等于开门揖盗。黄军门这样用兵，北宁岂不危乎殆哉？”

　　“说得是，不过，有黑旗军在……。”

　　“说什么黑旗军？”老韩大声插嘴，“人家根本就不肯打。”

　　“不会的！”唐景崧有些发怒，瞪着老韩，不客气地叱责：

　　“你凭什么说这话？”

　　“是真的嘛……。”

　　“老韩，”徐延旭不能不尽敬客的道理，向哓哓声辩的听差喝道：“你先下去。”

　　徐延旭当然知道刘水福对桂军的憾恨甚深，虽然奉命驰援北宁，但未必肯听自己的命令。所以嘱咐总办营务处的道员黄彭年，跟唐景崧去情商，托他到北宁去督战，好策动黑旗军出队抵挡法军。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唐景崧慨然允许，立即去见徐延旭辞行。但是徐延旭却又迟疑了，因为唐景崧上承慈眷，是朝廷所很看重的人，上次山西失守，谕旨中特别关切他的下落，此番如再失陷危城中，对朝廷似乎不好交代。

　　“北宁危地。”徐延旭迟疑着说，“你不去也好。”

　　“没有不去的道理。我马上就走。”

　　于是徐延旭特选了几匹好马，让唐景崧带着亲兵，即刻赶往北宁。事后想想，还是怕刘永福负气不肯出兵，便又亲笔写了一封信，拔一枝令箭，派老韩与一个姓关的千总，传令刘永福即刻出战。

　　唐景崧星夜急驰，第三天到了距离北宁不远的郎甲地方，这里设着粮台，军火辎重甚多，消息应该容易打听。但问起来只知道北宁以东的涌球山顶，已为法军所占领，扼住了北宁的退路，情况极其危急。唐景崧忧心如焚，连夜渡谅江。再想渡涌球江到北宁时，得到消息，北宁已经失守，败军无法撤退，赵沃和黄桂兰行踪不明。

　　黑旗军呢？唐景崧判断情势，刘永福一定往北退守保胜一路，在桂军，当然要守郎甲，自己也只有先回郎甲再说。

　　到了郎甲，从间道逃回的溃卒口中，得知北宁的详细情形。法军由扶良大举进犯北宁时，赵沃和黄桂兰各领亲兵，督促守城四营在城东十里迎战，双方僵持不下，而黑旗军在后路观望。黄桂兰派人求援，刘永福的黑旗只招展了一会，就让法军起了戒心，攻势顿见缓和，但是刘永福却不肯有进一步的行动，亲持令旗，在各营巡视，只勒兵不发。前营黄守忠忍不住想出队，也让刘永福喝止住了。

　　事急无奈，黄桂兰悬犒赏二万两银子，刘永福置之不理。就在这时候，法国炮舰驶入涌球江，拉炮上岸，曳到涌球山顶，居高临下，轰击北宁。一连三炮，都打入北宁城内，市面大乱，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仓皇而遁。后方有变的消息传到阵前，军心大乱，赵沃和黄桂兰想全师而退，已办不到。

　　逃是逃回城了，但想守已守不住，黄桂兰一看这情形，关起房门，悬梁自尽，为他的部将救了下来，提着广西提督的大印，匆匆扶他上马，退向北宁以北的太原。第二天，刘永福的十二营亦退到太原，见了黄桂兰自不免愧歉。他的意思是想让黄桂兰和赵沃吃点苦头，到最危急时，才出兵相救，一则报宿怨，再则炫耀黑旗军的战力。那知后方突变，而前方的四营又太无用，以致误丧北宁。

　　在谅山的徐延旭，对刘永福还抱着极大的期待，而捷报未至，老韩却已回来缴令了。

　　“回来得这么快？”徐延旭问：“信投到了没有？”

　　“没有。”

　　徐延旭大惊：“为什么不投？”他定睛看着老韩，有了新发现：“你怎么搞得鼻青眼肿的？”

　　这是为关千总揍出来的伤痕。两个人走到谅江，听得对岸已有炮声，老韩胆怯，不敢渡江。

　　“你不去随你，俺去。”关千总将手一伸：“你把抚台的信跟令箭给俺！”

　　老韩不肯给，不然对徐延旭无法交差。“不行！”他悍然答道：“信是交给我的，我说不投就不投。”

　　“拿来！”关千总脸一沉，“你不识相，别怪俺不客气。”

　　“你敢怎么样？”老韩比他还狠，“莫非还敢揍人？”一句话未完，脸上狠狠着了一掌，“你当俺不敢揍你！”关千总下面又是一脚，将老韩踹倒在地，一面拳打足踢，一面骂道：“入你奶奶的！揍你个小舅子。徐抚台瞎了眼，尽用些忘八蛋。俺，”他将头上的大帽子取下来，使劲往地上一摔：“俺不做他的官了。俺去投滇军。”说完，他重又捡起大帽子，掸掸灰尘，戴在头上，大踏步沿谅江往北，去投岑毓英。

　　这是很丢脸的一回事，老韩当然不肯实说，好在关千总已投滇军，撒谎不怕拆穿，便支吾着答道：“路上不好走，摔了一跤。”

　　“信呢？”徐延旭指着他的手问：“你拿的什么？”

　　“信没有投。我想了又想，不投比投好。”

　　“什么？”徐延旭气得脸色发白，“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

　　也、也罢，你先说个道理我听听！”

　　“我自然有道理。”老韩象青蛙想拒捕似地鼓起了肚子，“我怕信里有骂老刘的话，投了惹他发火，所以不投。”

　　“嘿！”徐延旭连连顿足，“你真是自作聪明！我骂他干什么？我信里是许他的花红，克复北宁，赏两万银子。你、你，”他揎一揎衣袖，一只指头直点到老韩的鼻头上，“你误了我的大事！我可再容不得你了。”

　　老韩一听这话，心往下一沉，看来是要军法从事。照平日言听计从的情形看，却又不致于如此。不过，无论如何已闹了个大笑话，传出去不好听。事急无奈，只有横起心在没道理中找出一个道理来。

　　“那知道是这么一封信？平常提起刘某人就骂，谈到黑旗军也骂，人家自然当这封信里没有好话。”说完，将信和令箭往徐延旭怀里一塞，昂然而去。

　　徐延旭没工夫去理会这件事，接二连三派出探马去打听前方的情形，兵败的消息亦接二连三地报到谅山。郎甲一失，辎重尽弃，越发枪法大乱。一会儿要改变营制，抽调精锐，重新编组；一会儿要责成各军，划地分守；一会儿要调动各军，改变防区，只见他一个人如掐了头的苍蝇似的，奔进奔出，仓皇万状。

　　惶乱之中，亦有定见，那就是星夜奏劾败将，在呈报北宁失守的奏折中，附了三个夹片：第一片严劾陈得贵失却扶良的炮台；第二片参黄、赵二人“弃地先逃”；第三片弹得不错，赵沃的副将党敏宣，所领六营，不战而退；党敏宣以找寻右路统领赵沃为名，星夜后撤，真正是“弃地先进”。

　　赵沃和黄桂兰辗转逃回谅山，两个人住在一起，闭门思过，不见外客。不久，黄桂兰接到两广总督衙门一封文书，紫花大印，是张树声的亲笔，痛骂他丧师失律，将淮军的面子丢得光光。黄桂兰看完信烧掉，默无一言，到了半夜里，吞了一牛角盒子的“洋药”倒在床上，闭目待死。

　　很快地为家人所发觉。黄桂兰的部属，一半抽“洋药”，一半带眷属，他本人亦带着姨太太在营里，发觉他寻了短见，一面急救，一面去告诉同住的赵沃。

　　“不用来叫我！”赵沃在屋中答道：“黄军门约我一同寻死，我正在写家书，还没有到死的时候。他志在必死，你们不必救他，救亦无用。”

　　果然。黄家请了医生来急救，黄桂兰拒不受药，延到第二天中午，一命呜呼。

　　北宁失守的电报，是由李鸿章发到总理衙门的，语焉不详，而徐延旭却有个奏折到京，说北宁并无警报。这是二十天以前的事，相隔未几，何致有此突变？军机大臣相顾惊疑，只等恭王来拿主意。

　　恭王从大病以后，就不大入值，要来亦常常晚到，这天直到午前十一点钟才坐轿进宫。看了一电一折，半天不响。

　　“先拿电报递上去吧？”李鸿藻问。电报已经由军机章京另外用正楷抄了一份，预备用黄匣子呈上御前。

　　“北洋的消息也未见到靠得住，这么三两句话，连个失守的日子都没有，上头问起来，怎么回奏。明天再说好了。”

　　到了明天，北洋大臣李鸿章又来一个电报：“北宁十五失守，华兵亡者无数。”不说“官兵”或者“我军”而说“华兵”，可知所根据的是外国新闻纸的电报，而“亡”之一字，大家却都知道，不是死亡之亡，是逃亡之亡。

　　恭王不曾入值，上头却已在叫起，而北洋的第二个电报又到了，证实北宁确于二月十五失守，又说徐延旭株守谅山，并以北宁无警，拒绝“刘团”请援。

　　“怎么办？”李鸿藻面色凝重地说：“赶紧把六爷请来吧！”

　　“来不及了。”宝鋆摇着手说，“咱们上去。”

　　“上去得有个说法……”

　　“说什么？”宝鋆抢着说：“早就知道不能打的！事到如今，反正总要有人倒霉，第一个当然是徐晓山。”

　　说完，他领头先走，进养心殿行了礼，当面递上电报。慈禧太后勃然色变，“怎么说？”她的双眼睁得极大，“到底把个北宁丢掉了！徐延旭一再上折子，说北宁不要紧，问到大家，亦总说守得住，弄到临了，是这么一个结果，再下去不就应该丢云南、丢广西了吗？”

　　“镇南关是天险，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法国兵大概不敢进犯。”宝鋆又说，“徐延旭措置乖方，请旨严谴。”

　　“这自然要严办。不过就杀了他又何济于事？你们总要有个切实办法拿出来才好。”

　　“事情总归于和局……。”

　　“和，和！”慈禧太后厉声说道：“除了议和，你们就不会办别的事吗？”

　　宝鋆碰了个大钉子，面色灰白，额上已见了汗，只是连连碰头，没有话说，于是李鸿藻开口了。

　　“北宁一失，不独云南吃紧，广东琼州的防线，亦要当心。臣的意思，一方面责成岑毓英督促徐延旭戴罪图功，极力进取；一面饬知张树声、彭玉麟实力筹备，严密防范。”

　　慈禧太后不作声，好半天才很不情愿似的说了声：“也只好这样了。”

　　“是！”

　　“我看徐延旭不行。”慈禧太后又说，“得要找个人替他。”

　　徐延旭的底蕴已经大白，粉饰推诿，一无是处，其人本就既老且病，如果军务方面不行，其他就没有用处了。这样的人，自然应该立刻解职，但谁是继任其职的适当人选？只为此难，所以从宝鋆到翁同和都不开口，现在慈禧太后一口说破，枢臣不能不承旨办理。

　　“张佩纶、张之洞都曾力保徐延旭、唐炯，不想如此辜负圣恩！”宝鋆答道：“容臣等与恭亲王商议了，再回奏请旨。”

　　“对了！还有个唐炯，上年擅自进关，就跟临阵潜逃一样，可恶得很，应该跟徐延旭一案处分。”

　　宝鋆答应着，先拟旨分寄云南岑毓英，广东张树声和彭玉麟，给了徐延旭革职暂留顶戴的处分。然后宝鋆约了李鸿藻，添上一个张佩纶，一起去见恭王，商议广西和云南两巡抚的调动事宜。

　　“人是有。不过赤手空拳，那个肯去？兵在何处，将在那里，枪炮子药何在？这些不替人筹好了，请问，”恭王环视一周，眼光落到自己身上：“叫我也不肯去。”

　　“现在该是掌兵权的重臣效命的时候。”李鸿藻说：“左季高总算难为他，已经派了王朗青，李少荃的淮军，也该出出力才是。”

　　“就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我看和也好，战也好，都少不得一个李少荃，自然也少不得淮军。”

　　于是顺理成章地决定了正率军援桂的淮军将领，现任湖南巡抚潘鼎新接替徐延旭，再就近调一个早就当过云贵总督，因案革职，光绪六年复起的贵州巡抚张凯嵩接替唐炯为云南巡抚。

　　“王爷，”张佩纶说道：“法国索兵费六百万镑，此事所关非细，总不宜授人以柄？”

　　“何为授人以柄？”

　　“崇地山的前事可鉴。当年逮问崇地山，俄国以为按万国公法，是敌视该国的明证。如今与法国正在议和，而以与法军开仗失律的疆臣革职，另简将领接替，岂不明示我国不惜周旋到底并无求和的诚意。倘或法国公使以此质问，颇难自解。”

　　“这倒也说得是。”恭王踌躇着说：“难道不作调动？这对上头又如何交代？”

　　“好办得很！”宝鋆接口，“不用明发，不必知照吏部就是了。”

　　“疆臣调动，不用明发，”恭王大摇其头，“从无此例。”

　　“事贵从权。”宝鋆大声说道，“而且例由人兴。”

　　这话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但除此以外，别无良策，恭王便看着其余两个问：“你们看呢？”

　　李鸿藻不作声，张佩纶亦不作声，宝鋆的办法，算是在沉默中确定了。

　　“此外呢？”恭王又问：“宿将中还有什么人可以起用？”

　　“宿将甚多，但要人地相宜。”张佩纶说，“第一要与淮军有渊源；第二要能耐蛮瘴。不然无用。”

　　于是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黄桂兰的前任冯子材。他与张国梁同时，当咸丰初年，江南大营解体，张国梁阵亡，何桂清仓皇从常州逃走，李秀成席卷吴中时，只有他始终扼守镇江。但既不展湘，又不隶淮，派系不同，自受排挤，熬了好多年才当到广西提督，却又因徐延旭，跟他不和，彼此互劾，徐延旭占了上风，冯子材解职，改用黄桂兰接了他的位子。于今徐、黄兵败，相形之下，自然见得冯子材高明了。

　　但是，冯子材的年纪到底大了，是不是老当益壮，肯不肯复起效劳，都成疑问。所以一时未作结论，要看看西南边境的情形再说。

　　边报其实是可想而知的，关外败退，关前坚守，倒是京里的情形想不到：清流内讧。

　　由于张佩纶的气焰太盛，清流之中，早就暗树壁垒。反张的是小一辈的名士，隐然以谦恭下士，谨饬自守的翁同和为宗主。其中知名人物推盛昱为首，其次是福州王氏弟兄。哥哥叫王仁堪，字可庄，光绪三年的状元，弟弟叫王仁东，字旭庄，虽还在读书，却已是响当当的少年名士，他最看不起张佩纶，因为张佩纶搏击满朝，而独独亲附李鸿章，不是欺善怕恶，便是趋炎附势。

　　北宁失守，在王仁东看，当然是张佩纶误保唐、徐的罪过，少年气盛，不免在稠人广座之间，大加指责，同时觉得本乎爱人以德的道理，想劝张佩纶以“徒采虚声，滥保匪人，贻误大局，自请议处。”去了两次，张佩纶不见，一怒之下，决意绝交，正在写信的当儿，来了一个熟客。

　　这个客人就是张树声的儿子，外号“清流靴子”的张华奎。自从张树声贸然奏调张佩纶不成，两下结了怨，而张树声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时，朝鲜内乱，张树声不听李鸿章不轻用兵的告诫，指派吴长庆渡海平乱，且因得袁世凯的力，处置得宜，益发遭李鸿章的忌，所以张、李亦有貌合神离的模样。这一下，越发要防张佩纶有受李鸿章的指使，有所攻击，因而张华奎代父谋干，一心想去此心腹大患。

　　然而张佩纶不但上蒙慈眷，且有极硬靠山李鸿藻，所以要去张佩纶，必先去李鸿藻。张华奎认为时机到了，拟了一个奏疏来看王仁东。打开稿子一看，写的是：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起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桂，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才看了第一段，王仁东就明白了，“劾李相不如专劾丰润。”他说。丰润是指张佩纶。

　　“是！”张华奎答道：“擒贼先擒王。”

　　王仁东点点头，将整个折子看完，徐徐问道：“蔼卿，你有什么主意？”

　　“我先请问，旭庄，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清流见重于人，不独在于见识文采，尤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王仁东又发了议论：“象张篑斋，处处说得嘴响，只遇到李合肥，就闪转腾挪，曲意回护，这算什么名堂？这个折子自然痛快。”

　　“那么，再请教，怎么递上去？”

　　“你看呢？”

　　“令兄如何？”

　　王仁东知道，他那位老兄的态度不如他激烈，未见得肯依从，倘或不肯，自己一定要争，伤了手足的友爱之情。再以清流中的地位来说，他老兄虽是状元，分量究竟还不够，够分量的有一个人，却无把握。因而答道：“你先摆在我这里，等我琢磨琢磨，行不行？”

　　“有什么不行？”张华荃又试探着问：“近来跟盛伯羲常过从否？”

　　王仁东笑笑不答。心里更打定了主意，所见相同，决定找盛昱出面。

　　为了言路大哗，无不以为唐炯、徐延旭丧师辱国，因而朝旨革职拿问，责成新任云南巡抚张凯嵩和广西巡抚潘鼎新派员解送刑部。这两道上谕，依照张佩纶的意见，不“明发”，用“廷寄”。当然，知道的人很不少，对此不满的人亦很多，朝廷刑赏，必须明白宣谕，示天下以至公，那有这样偷偷摸摸的道理。

　　就为了这个缘故，盛昱认为军机的失职，非比寻常。他本来就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想法，此时越发觉得该轰轰烈烈搞一下，于是关紧了书房门，改好了张华奎的原稿，亲自誊清，密密固封，递入内奏事处。

　　慈禧太后打开来一看，事由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不觉瞿然动容。近来论越事的折子不少，大多痛斥唐、徐，弹劾军机大臣的却还仅见。

　　因此，她命宫女剔亮了灯，聚精会神地细读。第一段是责备张佩纶，牵连及于李鸿藻，再下去就谈到恭王了：

　　“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延，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和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共见共闻者也，奴才所深虑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将来之诿卸。北宁等处败报纷来，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拿问，自宜涣大号以励军威，庶几敌忾同仇，力图雪恨，乃该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夫一月之内更调四巡抚，一日之内逮治两巡抚，而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有？”

　　慈禧太后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接着再往下看：

　　“该大臣等唯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顾，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欤？抑我中国数千余年有此政令欤？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各国兵船，纷纷升旗，为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奴才窃料该大臣等视若寻常，未必奏闻也。”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便问：“李莲英呢？”

　　李莲英正在分派慈禧太后出宫随行的太监和宫女，听得传唤，飞快而至，等候示下。

　　“各国使馆，这几天都升旗了没有？”

　　这话问得人摸不着头脑，东江米巷的使馆他亦见过，记得是升着五颜六色的旗子，但这几天是不是升旗可就不知道了。

　　他当然不敢也不肯回说“不知道”，答一句：“奴才马上叫人去瞧。”

　　“快！我等着回话。”

　　李莲英答应着出了长春宫，找到一个骑马骑得极好的御前侍卫，传宣懿旨，限他半个时辰去瞧了来回话。

　　“不用去瞧，是升着他们的国旗。”

　　“你怎么知道？”李莲英责备他说：“年轻轻的，别的没有学会，就学会躲懒。”

　　“李大叔，不信你亲自去瞧！洋人的规矩，除了下雨飘雪，每天一早升旗，上灯下旗，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这个样，错不了的。”

　　“不会错？”

　　“错了，你老凭我是问。”

　　李莲英谅他不敢撒谎，便点点头说：“好吧！你别跟人说什么。”

　　虽有了结果，他却不立即回长春宫，将自己的事情料理停当，取出李鸿章所送的一个金表看了一下，够了用快马去一趟东江米巷的工夫，才去回奏。

　　“跟佛爷回话，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国，各国使馆都升着他们的国旗。”

　　“真的有这回事！”慈禧太后带着恨声，接着倏然抬眼：

　　“德国呢？”

　　这是数漏了一国，但不能说没有看明白，也不能答得迟疑，不然就是差使办得不够漂亮，李莲英毫不含糊地答道：

　　“没有！”

　　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我想也不会。”她自语似地说：“德国跟法国不和，自然不能替他们高兴。”

　　李莲英听在耳朵里，摸到一点门径了，原来“佛爷”问各国使馆可曾升旗，是要打听各国使馆可是为法国高兴？这当然跟越南打仗有关。这一阵子慈禧太后的脸色没有开朗过，此时更见沉重，不能惹她生气。因而特地告诫所有能在慈禧太后说得上话的太监宫女，格外小心，问到外头的情形，不可多话，更不可瞎说。

　　其实，最后的告诫是过虑，慈禧太后连跟李莲英都懒得说话，她心里只不断默念着盛昱的话：“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

　　这样想着，已快上轿出宫了，忽又改了主意，转脸对李莲英说道：“先到养心殿！”

　　这自然是要召见军机，苏拉飞快地传旨叫起。军机上四大臣微觉诧异。这天因为恭王奉旨到东陵普祥峪为孝贞太后三周年忌辰上祭，原已传谕军机，不必见面，忽又叫起，是何大事等不到明天呢？

　　“只怕盛伯熙的折子上说了什么？”宝鋆猜测着说，“此君好久没有说话了，听说今天的折子是他亲自来递的，而且还在朝房里不走，似乎打算着有他的‘起’。不管了，上去再说。”

　　等见过了礼，慈禧太后开口便问：“北洋有电报没有？”

　　“没有。”

　　“有也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慈禧太后的声音极冷，脸也绷得极紧，“边疆处处多事，督抚都是一样，无非空话搪塞。钱花得不少，左手来，右手去，户部库里空的时候居多，谈了几年的海防，效用在那里？”她的两把儿头上的黄丝穗子，尽自晃荡，“我好些日子没有舒舒服服睡过一觉了！一想起来，不知道将来有什么脸儿见祖宗？”

　　最后那句话，比一巴掌打在人脸上还厉害，从宝鋆以次，不由得都取下帽子碰头，局促得抬不起脸来。

　　“越南的局面不知道怎么收场？战也不是，和也不是，就这么糊里糊涂，一天一天混了过去。怎么得了？”

　　“奴才等奉职无状。”汗流浃背的宝鋆很吃力地答奏，“虽说内外的难处很多，总归军机难逃失职之咎。奴才等实在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多少年来积习难返了。”慈禧太后欲语不语地，终于叹口气说：“你们下去吧！”

　　跪安退出，一个个神色都不自然。口中不言，心里却都惊疑不定，不知道慈禧太后这番严厉的责备，到底因何而发？

　　“盛伯熙的折子下来了没有？”宝鋆忽然问起，将军机章京找了来问。

　　“没有。”

　　“言路上还有谁的折子？”

　　军机章京查了来回报：山东道御史何崇光有一个奏折，亦还没有发下来。同时又带来一个消息，说慈禧太后原定这天出宫临幸寿庄公主府赐奠，临时改期，改到明天了。

　　寿庄公主是醇王同母的妹妹，行九，所以通称为“九公主”，同治二年出降，十四个月以后就守了寡。这是慈禧太后指的婚，她内心不免歉然，又因为她是醇王的胞妹，特加优遇，由和硕公主进封固伦公主，赐乘杏黄轿。但这些荣典，并无补于寡鸾孤鹄的抑郁情怀，终于一病不起，在一个月前薨逝。

　　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初薨时，已经赐奠过一次，这一次是因为二十七天期满，金棺将奉移墓园，再度亲临奠酒。事先传谕醇王，在九公主府传膳。这是示意要醇王开举，当然奉命唯谨，但时间过于局促，府中的厨子备办不及，只有托李莲英设法，花三千两银子，调集长春宫小厨房和御膳房的膳夫，利用现成的水陆珍肴供奉。

　　这天九公主府中，亲贵除了恭王以外，几乎都已到齐，站过班等候分班行礼，谁知李莲英传懿旨：无须进见，各自散去。当然醇王因为还要进膳，是不能走的。

　　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便于单独召见醇王，见面先将盛昱的奏折交了下来，同时说道：“你看看，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戴罪图功’？”

　　醇王接折在手，匆匆看完，内心起伏激动，讷讷然答道：“盛昱的话，正是臣心里的话，‘我皇太后皇上付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数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别的不说，只说法国好了。天津教案到如今十四年了！当时大家能够知耻发奋，整顿军备，培养人才，到如今又何致于要用唐炯、徐延旭、黄桂兰这些废物，又何致于张树声要派兵到顺化，竟因没有铁甲轮船不敢到越南海面？以往如此，将来亦好不到那里去。年富力强的时候，不能为朝廷出力，年纪大了，更没有指望。皇太后如天之德，要责成他们‘戴罪图功’，以臣看来，实在很难。”

　　“嗯！”慈禧太后在心中考量，有句话要问出来，关系极重，得要仔细想一想，所以这样说道：“你好好去琢磨琢磨。

　　这个折子我先留下。”

　　“是！”

　　“明儿一早你递牌子。”

　　这表示下一天还要召见，进一步再作计议。醇王等伺候慈禧太后传膳已毕，起驾还宫，赶回伞子胡同的新居适园，吩咐下人：“马上请孙大人来！”

　　“孙大人”是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京朝大员中，跟醇王亲近是出了名的。孙毓汶因为咸丰末年在山东济宁原籍办理团练，抗捐经费为僧王所劾，革职充军，恭王为此深恶痛绝。后来虽以报效军饷，开复原官，却始终不甚得意，直到光绪四年丁忧服满进京，方始迁詹事、升阁学、转侍郎。这自然是醇王的力量，他本人亦并不讳言，只表示“非杨即墨”，既然恭王对他“有成见”，那么亲近醇王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他是看准了醇王的“太上皇”的身分，必有一天发生作用，所以刻意奉承。而预期的这一天，毕竟到了！“王爷，”他说，“上头的意思不就很明白吗？这个折子单单只给王爷一个人看，就是只打算听王爷一个人的话。”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我的情形跟‘那面’不同。”醇王说的“那面”是指恭王。

　　醇王自从次子入承大统，非分的尊荣为他带来至深的警惕，自分闲废终身，曾上疏自陈心迹：“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而清议言路，懔于明世宗“大礼议”的教训，深恐醇王将来会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干政，纷纷建言裁抑，十年以来，仿佛已与实际政务绝缘。如今虽静极思动，但要想如恭王一般以亲贵领军机，却决不可能，这就是与“那面不一样”的地方。

　　孙毓汶当然知道这层道理，但他另有一套说法：“朝廷少不得王爷，成宪亦未见得不能变更，只有找几个肯听话的人，一样能大展王爷的怀抱。嘉谟鸿猷，有益于国，为天下共见共闻，三、五年以后，水到渠成，谁曰不宜？”

　　这番话听来暧昧，其实不难明白。他是劝醇王用一般傀儡，自己在幕后牵线，隐操政柄。三、五年以后，皇帝亲政，大权在握，要请本生父执政，则亦无非就已成之局，化暗为明而已。

　　想到深处，醇王怦怦心动，他始终认为民气可用，而选将、练兵、筹饷如能切实整顿，成效自见，大可跟洋人见个高下。只为恭王过于懦弱，谁都知道他没有跟外敌周旋的决心。既然如此，整顿军备，毫无用处，自然因循观望。倘或换一个发扬踔厉的局面，人心一变，鼓舞向上，那时候大申天讨，倒要让大家看看，到底谁行谁不行？

　　想得极美，但做起来不容易，“谁是肯乖乖听话的？”他说：“只怕连贵同年都未必肯。”

　　这是指的翁同和。一想到他，孙毓汶心里就不舒服，家世仿佛，而才具自问不知比他高出多少，但论功名殿试逊他一筹，屈居人下，已是莫大憾事，论仕途，为帝师、当尚书、入军机，又那来这么好的运气？相形之下，自己太委屈了。

　　不过他亦很机警，知道醇王很敬重翁同和，不敢过分攻击，因话答话地说：“翁叔平不脱贵介公子的习气，又自负是状元，崖岸似高，外谦而内傲。王爷早就看得很明白了。”

　　“是的。”醇王踌躇着说：“连他都不能如人之意，那就难了。”

　　“是！很难。若要不难，必得走这条路。”孙毓汶的声音异常沉着：“其实也只有这条路好走。”

　　“什么路？”

　　“全班尽撤。”

　　醇王一惊！“你是说军机全班尽撤？”他问。

　　“是！”

　　“从雍正七年设军机处以来，还没有全班尽撤的成例。”

　　“怎么没有？”孙毓汶说：“辛酉那年不是吗？”

　　辛酉政变是特例，醇王摇摇头：“那不同！”

　　“例由人兴。”孙毓汶说：“而且也得顾六爷的面子。”

　　“这话怎么说？”

　　“只看咸丰五年的例子，六爷一个人出军机，那碰的是多大的一个钉子？唯有全班尽撤，算替六爷分谤，他的面子才好看些。”

　　“这倒也是。”醇王深深点头，“不过，对上头总该有个说法？”

　　“当然。王爷不妨这么说……。”

　　孙毓汶密密教了醇王一套话，还有最重要的朱谕底稿，便由他在适园的香斋中，闭门草拟。弄了一个更次，方始就绪，送请醇王过目。

　　接到手里一看，是这样措词：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

　　虽是开脱的语气，仍觉太重。醇王到底还有手足之情，不比孙毓汶看恭王是冤家，所以踌躇着说：“似乎不必这样子措词。”

　　“非此不可！”孙毓汶用平静而固执的声音接口，“近支亲贵尊长，而且前后领军机三十年，不这样子措词，岂不显得皇太后不厚道？”

　　这样一说，醇王不作声了。接着再往下看：

　　“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显，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

　　以下就是一段空白。因为一二品以上的大员有过失，臣下不得妄拟处分，所以从恭王开始，对所有的军机大臣，都是只拟罪状：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

　　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

　　工部尚书翁同和，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

　　这三小段之下，都留有空白，预备让慈禧太后自己去填注处分。接下来又这样说：

　　“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

　　再下面便是一番激励的话，用“将此通谕知之”六字作结。

　　于是第二天一早，醇王坐轿进宫，遵照慈禧太后的指示，递了牌子，等候召见。这天是三月初十，慈安太后三周年的忌辰，除了特派恭王赴东陵普祥峪上祭以外，皇帝在景山寿皇殿行礼，因此，原来仿照同治的故事，皇帝未亲政前，应该随同太后召见臣工，而这天却缺席了。这是慈禧太后特意的安排，跟在九公主府传膳同一用心，为了要避开皇帝召醇王“独对”，免得泄漏机密。

　　当然，头一起还是召见军机，只谈了一件事，就是徐延旭在二月十四驰报北宁无恙奏折。慈禧太后只是连连冷笑，未作任何指示就传谕“跪安”了。

　　等军机一退，立即传召醇王，养心殿东暖阁门窗紧闭，殿前殿后由李莲英亲自带人巡视，深恐有人接近窥探。

　　这样严密的关防，军机处自然不知道，但只听说醇王独对将近一个钟头之久，而且盛昱、何崇光、刘恩溥等人的封奏，都未交下来，是什么事触犯忌讳，留中不发？因而宝、景、李、翁四大臣，都有预感，怕要出什么大风浪，只盼恭王能早早赶回京来。

　　再下一天，何崇光、刘恩溥的折子都交下来了，非常意外地，所奏竟是无甚关系之事，而盛昱的折子始终未发，这就越显得有蹊跷了。甚至连盛昱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怎么样也猜不透慈禧太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了解政情，善观风色的还纷纷向他打听，这是极有关系的大事，他自然只字不肯透露。

　　因为如此，他在考虑，有个应酬是不是要去？去了必有许多人问到他的封奏，不但不胜其烦，而且穷于应付。不去则又失礼，更怕有人猜疑他是“故意”不到，越发会惹起好些无根的揣测。

　　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因为一方面固然要表示中怀坦荡，另一方面实在也想打听打听消息，或者可以对自己的这个折子会引起什么结果，窥知端倪。

　　这天三月十二，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为他的儿子志颜完婚。文煜在咸丰初年以办江北江南大营的粮台起家，是旗人中有名的富户。上年胡雪岩的阜康银号倒闭，据说倒了他一百多万银子，为邓承修严词参劾，结果查出三十六万两，朝旨责令捐银十万两，以充公用，并由顺天府按照官款，如数追出。一场风险，不仅大事化小，且因不费分文，直可说是小事化无。另外的存款，拿胡雪岩所设一家规模极大的药店胡庆余堂作抵，所损无多，因而非常高兴。这场喜事，也就大为铺张，贺客上千之多。

　　上千的贺客中，最为主人所看重的，不是“王爷”而是“都老爷”，有“铁汉”之称的邓承修，虽然弹劾过文煜，却仍旧为他奉作上宾，亲自作陪。谈不到片刻，只听支宾的听差，高声传呼：“盛老爷到！”这就不但主人，连贺客亦无不注目了。

　　盛昱是肃亲王豪格之后，亦是天潢贵胄，加以少年名士，自视甚高，所以虽是水晶顶子的五品官儿，那昂然直入的气派，却不下于一品大员。

　　在喜堂上行过了礼，由主人亲自领着到西花厅。款客之地七八处，西花厅的“门槛”最高，专门接待清流名士，不怕官爵再高，如果不是正途出身而腹有诗书，就不敢踏进门去。

　　盛昱是翰苑后辈，但从宾廷憔悴罢官，回到镶蓝旗营房，领一份钱粮度日，每天徜徉西山，寻诗觅句，自遣愁以来，他就成了八旗名士的领袖，声光极盛。加以他那个折子留中不发已有四天之久，料知必有惊人的陈奏，因而一进花厅，立刻就被包围了。

　　大家都在探问，不问的只有王仁堪、王仁东弟兄，再有个人倒想问，只是没他说话的分儿，此人就是张华奎。他是北闱的举人，以等候会试为名，替他父亲在京当“坐探”，平时虽奔走清流之门，却没有谁当他一个读书人看待，能够踏进这座花厅，已近乎“僭越”。他也知道名士中脾气不好的甚多，胡乱插嘴，会受呵责，搞得下不了台，所以自己知趣，只远远坐在一角，伺候颜色。

　　但是，他的消息却比任何人都灵通，因为他有宫里的线索。盛昱的折子，将他的原稿改动了多少，他不知道，但慈禧太后在九公主府及养心殿两次召见醇王，关防严密异常，却是他知道的。参的是李鸿藻跟张佩纶，何须垂询醇王？如果醇王入见，与此事无关，那么盛昱的折子又何以四天不下？是不是盛昱改动原稿，又加上什么花样，或者措词过于激烈，会引起什么大风波，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为此，他相当不安，曾经跟王仁东谈过，想托他去打听。王仁东不愿这么做，只推托事忙，一时没工夫去见盛昱，此刻盛昱就在这里，请他便中一问，有何不可？

　　这样盘算着，便找到一个机会，将王仁东拉到一边，说知究竟。王仁东是防着他有此一举的，心中早有预备，“你别傻！”他说，“众目睽睽之下，拿他调到一边咬耳朵，人家心里会怎么想？这件事，我们大可在旁边看热闹，不必理他。”

　　张华奎却没有他那份闲豫的心情。上次为了奏调张佩纶，弄巧成拙，结成冤家，此番暗中“打虎”，倘或不能得手，反扑相噬，必非敌手。但是，这些顾虑却是难言之隐，无从跟王仁东明说，只好唯唯称是。

　　“走！”王仁东拉着他说，“他们在谈两广的边务，你也去听听，看跟令尊在家书中告诉你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于是两个人慢慢走到西首，只见炕床上坐的是“寿阳相国”祁嶲藻的儿子祁世长，刑部右侍郎而为“小军机”魁首的许庚身，两旁八张椅子上，东面是邓承修、刘恩溥和盛昱；西面是翁同和的得意门生汪鸣銮和王仁堪。椅子还空着三张，却没有人去坐。王仁东和张华奎也象有些站着的人一样，扶着椅背。倾听许庚身在谈越南的局势。

　　军机上行走的人，自有等闲所不能知的消息，而他又一向掌管军务，凡是指授方略的廷寄，大都由他拟笔，因而对于越南的兵力部署，地理形势，相当熟悉。加以他的言语极具条理，娓娓言来，令人忘倦。

　　正谈得起劲时，文煜家的一名听差，悄然趋前，躬身说道：“许大人！七王爷请。”

　　许庚身很从容地点一点头问：“七王爷在那儿？”

　　“在楠木厅。”

　　“我知道。我认得地方。说我就去。”

　　“是！”

　　许庚身正谈到黄桂兰服毒自杀，生死未明之际，站起身来，拱拱手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星叔、慢走！”祁世长拉住他说，“你把黄桂兰的一条命留下。”

　　“赵沃见死不救，那里还会有命？”说完，许庚身举步出厅，去见醇王。

　　于是大家又谈赵沃，接下来谈徐延旭、谈唐炯，责备自然甚严。对于保荐唐、徐的张佩纶，亦有不满之词。

　　由张佩纶谈到张之洞，祁世长透露了一个消息：“听说张香涛内召，还要大用，看来只有此君得意。”

　　巡抚大用，自然是升总督，而要调升，当然是调到西南多事之区。岑毓英并无过失，应该不致于有调动，然则是两广了。

　　张华奎转念到此，异常不安，格外留神细听，只听刘恩溥笑道：“张香涛‘八表经营’，自然志在四方，陛见之日，也许会请缨杀敌。果然如此，不知朝廷作何处置？”

　　祁世长想有所言，但看了张华奎一眼，便即缩口。这一眼，越让张华奎心里发毛，再也待不下去，悄悄抽身，溜出文宅去打听信息。

　　奔走到晚，只打听到一个很奇怪的信息，内奏事处传懿旨，命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第二天“递牌子”。这是慈禧太后有所宣谕，但何以不由军机承旨，内阁明发，而要面谕？这一不寻常的举措，莫非与盛昱的折子有关？

　　第二天一早打听，还有奇怪的事，传集御前大臣、大学士、满汉尚书的“大起”中，独独没有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和。军机大臣都不在召见之列，令人很快地想到辛酉年秋天，两宫太后召见王公大臣，出示朱谕，诛黜全班军机大臣的故事。

　　到了中午，终于有了确实消息：军机全班尽撤，朱谕中定的处分，恭王是“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是“原品休致”。

　　李鸿藻和景廉的处分最重。都是降二级调用，两人相比，李鸿藻又吃了暗亏。因为景廉是尚书，从一品降二级照例调补为内阁学士，李鸿藻是协办大学士，正一品降二级应为正二品，但文官中的正二品，只有太子少师等等东宫官属，此是加官赠衔，向无专授，因而亦只能去当内阁学士，变成降三级调用。

　　最便宜的算是翁同和，“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只是不论如何，逐出军机处总是宦海中的绝大波澜，而全班尽撤，向无先例，不但身历其境的人目瞪口呆，就是旁观者亦觉得惊心动魄。

　　“想不到惹出这么一场大风波！”连张华奎都是面无人色，向王仁东抱怨：“不知盛伯熙还说了什么？他的折子到现在没有发下来，一定有不足以示天下的话在内。”

　　“是啊！我亦奇怪。走！看他去。”

　　盛昱家园林清幽雅致，牡丹尤负盛名，阳春三月，正当盛放。主人风雅好客，年年此时，排日作文酒之会，至于三五知好，对花引觞，更几乎日日如此。然而这一天却是例外，盛昱短衣负手，低头疾步，偶而拈花，却不是微笑而是长吁。

　　在门前却又是一番光景，热闹与清冷大异其趣。朱谕一传，震动大小衙门。同治四年恭王被谴，不足与此事件相比，拿辛酉年杀肃顺一事来相提并论，对政局的影响差相仿佛，而予人的突兀之感，只多不少，因为肃顺将有大祸，事先有明显的迹象，而军机全班尽撤，连军机大臣自己都如在梦中。

　　因此，大家探索真相的兴趣，也格外浓厚。而唯一的线索，只是盛昱一奏。他的话能发生这样的作用，一方面见得他的笔厉害，一方面也可以想见他如何为慈禧太后所重视？清流建言，多蒙荣宠，现成的两个例子：张之洞以詹事府五品的左庶子，十五个月的工夫，由升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而超擢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张佩纶则更由右庶一跃而署理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以后又派为总署大臣。如今盛昱也是位列清班的左庶子，以彼例此，将被大用是可预见之事，这个将爇的“冷灶”，不可不烧。再有些人是专为要打听他的折子中说了些什么话，这不仅出于对朝政的兴趣，而且也关碍着个人的利害得失，因为可超而知的是，他既能劾罢全班军机，自然曾痛论朝局，其中必定列举许多腐败的例证，如果为他的笔尖儿扫着，便得早筹避祸之计。就因为这些缘故，访客络绎不绝，而门上奉命，一概挡驾。当然，王仁东跟张华奎是例外，他们是不须通报的熟客，一看门前车马塞道，径自敲开花园边门，在建于假山顶上的月台，见着了盛昱。“真是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王仁东笑道：“高致真不可及！”

　　“唉！”盛昱叹了口气，怔怔地望着来客，竟说不出话。

　　见他是这样的神情，张华奎悄悄拉了拉王仁东的衣服，示意他说话谨慎。王仁东当然也看出盛昱的心境，不敢再出以轻松戏谑的态度，试探着问说：“折子始终没有发下来？”

　　“就是不发不好！唉，”盛昱又叹口气，“我好悔！”

　　这句话使得两位来客的心都往下一沉，听他的话，似乎是说他们俩害了朋友。王仁东性情比较褊急，当时便神色严重地说：“伯熙，我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你悔些什么？”

　　“我悔我太轻率。无形中受人利用。”

　　“什么？”王仁东越发沉下脸来质问，“谁利用了呢？”

　　见他声色俱厉的样子，盛昱一愣，细细看了看他的脸色又回想了想彼此的对答，不由得哑然失笑：“我不是说你们。

　　你们不会利用我，我也不会为你们所利用。”

　　这是很凶的一个软钉子，藐视之意，十分明显，但因话答话，没有什么不对，张华奎深怕彼此的话，越说越僵，赶紧从中解释。

　　“大哥，”他一直用这样亲热而尊敬的称呼叫盛昱，”旭庄完全是爱朋友的一番意思。这样的至交，即使有什么事要请大哥主持公道，亦一定明白相求，如何说得到‘利用’二字？

　　所以旭庄气急了。”

　　“原是如此！”盛昱为了表示待友的诚意，招招手说：“两位请随我来。”

　　到了他那间插架琳琅，四壁图书，布置得极讲究的书斋中，盛昱从红木书桌的抽斗中，取出“折底”来给王仁东看。是张华奎的原稿经过删改的，一看事由，只涂掉了三个字，原文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李鸿藻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事”，涂掉了李鸿藻这个名字，便变成劾及全班了。

　　然而通篇大旨，还是以劾李鸿藻为主，谈到恭王的只有一句话，说用潘鼎新、张凯嵩，“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是说恭王鉴于李鸿藻轻信张佩纶滥保唐炯、徐延旭之失，而不敢起用新人，以为用潘、张是“就地取材，用之而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滥誉之咎，犹可解免。”

　　“这也不算苛责。”王仁东诧异，“何以恭王会获以重谴？”

　　“就是这话罗！”盛昱使劲挥舞着手说，“现在我才想通，上头跟这个，”他做了个七的手势，“早就打算去恭王了。只是定乱安国的亲贵，理当优礼，怎么样也说不出不要恭王当国的话，正好有我这个折子，一语之微也算是抓住了题目。你们想想，我不是受人利用了？”

　　“原来如此！”王仁东才知自己误会得不识高低，既感安慰，亦觉自惭，勉强笑道：“这倒是我拿我自己看得太高了！”

　　在难堪的沉默中，终于由张华奎道破了藏在每人心中的一个疑问：“醇王会不会进军机呢？”

　　“谁知道？”盛昱紧接着用很有力的声调说：“倘有其事，我一定上折子力争。”

　　“不知道这趟会不会有人替恭王讲话？”

　　这一问，使得盛昱深感兴趣。然而细细想去，却又不免失望，恭王遭遇严谴，头一次同治四年，是惇、醇两王仗义执言，第二次同治十三年，是文祥全力斡旋，两次回天，只因为都是“闹家务”，第二次近乎儿戏，所以易于排解。而这一次看起来是兄弟争权，但题目上争的是国事，争的是公是公非，没有人敢说慈禧太后的决定不当，要求收回成命，否则就是干预大政，僭妄太甚。

　　这样想着，便不住摇头：“不会的！没有人敢讲话，也没有人好讲话。”

　　“解铃系铃，只怕大哥倒是例外。”张华奎试探着说。

　　盛昱心中一动，倏然举目，看着王仁东问道：“你以为此举如何？”

　　王仁东也觉得军机全班尽撤，未免过分，连带使翁同和受池鱼之殃，内心更为不安。但如慈禧太后慎选贤能，果然胜于已撤的一班，那末此举就是多事了。

　　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办，所以毫不含糊地答道：“即使要这么做，也还不到时候，且看一看，是那班人来接替？”

　　“这也说得是。”盛昱问张华奎，“你的耳朵长，可曾听说？”

　　“这自然是由醇王来拟名单。”张华奎答道：“我看孙莱山一定有分。”

　　“孙莱山？他还没有出京？”

　　湖北郧西县有一名姓余的秀才，为一个姓干的书办痛殴至死，知县包庇书办，草菅人命，言官参劾，朝旨特命孙毓汶会同内阁孝士乌拉布赴湖北查办。这是十几天以前发的明旨，而且孙毓汶和乌拉布已经“陛辞请训”，现在听张华奎的语气，孙毓汶似乎未走，所以盛昱诧异。

　　“我也今天才听说。”张华奎答道：“孙莱山这一阵子，都是整日盘桓在适园。”

　　盛昱深深吸口气：“原来是他为修私怨捣的鬼！那就越发令人不平了。”他说，“两位请为我去打听打听。这件事，我难安缄默！”

　　看样子盛昱已决心要反过来为恭王说话，王仁东不明白他出尔反尔的态度，何以如此坚决？不免私下要问张华奎。

　　张华奎平日最留心这些事，自然知道，“也难怪盛伯熙，他实在太冒失了。他是肃王的七世孙，算起来是恭王的侄子……。”

　　“这我知道。”王仁东不耐烦地抢着说：“你只说他为什么前后态度大不相同？”

　　“因为恭王待他很不错。盛伯熙上恭王府是不必通报的，王府里的人都叫他‘熙大爷’。你想，以后他怎么还有脸上恭王府？”

　　“搞成这样的局面，真是始料所不及。”王仁东怅惘不甘地说，“滥保匪人的张幼樵，倒安然无事，更令人气结。”

　　“慢慢来。”张华奎说：“从前有人测字问休咎，拈得一个‘炭’字，卜者脱口答道，‘冰山一倒，一败如灰’，他的冰山不是倒了吗？”

　　“看着再说吧！你倒去打听打听，看军机是那班新员？打听到了，直接给盛伯熙去送个信。”

　　“今天大概不会有信息了。有朱谕总也是明天早晨的事。”

　　经过彻夜的碾转反侧，盛昱决定要做个“解铃人”，弥补自己轻率系铃的咎歉。

　　于是一早起身，连浇花喂鸟的常课都顾不得，匆匆漱洗，立即进入书房，铺开纸笔，捧着一盏茶出神。这道奏折颇难措词，构思久久，方始落笔：

　　“为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严予责成，以裨时难，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恭读邸钞，钦奉懿旨：将恭亲王等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仰见宸谟明断，尽义极仁。伏念该亲王等仰荷圣恩，倚畀既专且久，乃办事则初无实效，用人则徒采虚声，律以负恩误国之条，罪奚止此？犹复曲蒙高厚，许以投闲，该王等苟有人心，宜如何感激，在廷诸臣苟有人心，宜如何奋勉！惟是该王等既以军国重事，贻误于前，若令其投老田园，优游散局，转遂其逸之念，适成其添卸之心，殊不足以示罚。方今越南正有军事，筹饷征兵，该王等于档案尚为诸练，若概易生手，圣躬既恐烦劳，庶务或虞丛脞。况疆事方殷而朝局骤变，他族逼处，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于目前大局殊有关系。

　　宝鋆年老志衰，景廉、翁同和小廉曲谨，断不能振作有为，力图晚盖，均无足惜。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徒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

　　写到这里搁笔踌躇。为了救恭王，必须有个陪衬，平心而论，自然还是李鸿藻。但救李鸿藻不是救张佩纶，所以这两句“考语”有一番斟酌，要明说李鸿藻，暗指张佩纶，方合本心。

　　偶尔抬头一望，不觉一惊，是张华奎悄然坐在那里，便讶然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一无所觉。”

　　“来了一会了。见大哥正在用心的时候，叫管家不必惊动。”

　　“你来得正好！有个稿子，你不妨替我斟酌斟酌。先听听消息，今儿总该有明发了，军机是那些人？”

　　“我先念副集唐诗的楹帖你听。”张华奎朗然念道：“丹青不知老将至！”略停了一下又说：“这里头就有了两位了。”

　　盛昱想了一会，疑惑地问：“是阎丹初、张子青？”

　　“是的。”

　　盛昱接着问：“下联呢？”

　　张华奎应声吟道：“云山况是客中过。”

　　“云山、云山？”盛昱攒眉思索了一会，“想来是乌少云、孙莱山。孙莱山入抠廷，是在意中，乌少云则匪夷所思了。”

　　“乌少云不相干。这无非拿他们湖北查案来凑个对子而已。倒是领枢的人，真正匪夷所思，你请猜一猜，猜着了我广和居做东。”

　　“自然是亲贵？”

　　“那还用说！”

　　盛昱一路想，一路说道：“不会是五太爷，心泉跟适园很处得来，不过人太沉静，也从未任过烦剧，莫非是老劻？”

　　“五太爷”就是“五爷”惇王。心泉是“老五太爷”绵愉之子贝子奕谟的号，亲贵中的贤者，好学能文，有百觥不醉之量，但决非庙堂之器。老劻就是奕劻，因为与慈禧太后外家是“患难”之交，最近也很红，最近有由加郡王衔正式晋封为庆郡王之说，论经历倒也有领军机的资格了。

　　“都不是。”张华奎说，“是礼王。”

　　这是太不可思议了。礼王世铎不但谈不到才具，而且根本就没有王者气象，曾以敌体待李莲英，对跪相拜，朝中诧为奇闻。这样的人，何能执掌政柄？

　　“我不信。你一定弄错。”

　　“有上谕为证。”张华奎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白纸，递了过去。

　　接来一看，写的是：

　　“奉朱谕：礼亲王世铎，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并毋庸带领豹尾枪班。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完了！”盛昱顿足长叹：“真想不到搞成怎样子的局面。

　　什么人不好用？用礼王！”

　　“这还不容易明白，礼王听醇王，醇王听上头。所以用礼王即所以自用。”

　　“这说不定是李莲英出的主意。”盛昱又指着名单说：“阎丹初锐意进取，志气不殊盛年，倒也罢了。张子青今年七十四，媕娿取容，何所作为？难道竟不疏辞吗？”

　　“白头相公，自古有之。何必辞？”

　　“这真是所谓‘丹青不知老将至’了！”盛昱看着名单又说：“拿‘腰系战裙’来抵景秋坪，廉谨倒也相当，用张子青抵李兰荪，贤愚不肖，相去就远了。还有，许星叔何以没份？”

　　“你算算人数看，满二汉三，已经多了。再说，军机向来忌满六个人。”

　　“嗯，嗯！”盛昱微微冷笑，“这里头夹了个阎丹初，格格不入，我看此老恐怕不安于位，迟早必去。”

　　“是啊。大家也都奇怪，不知道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之中，何以放下一条黑鲡鱼？”

　　“好一个‘一缸活泼可爱的金鱼’！”

　　盛昱相当激动，说了这一句，坐到原来的位子上，对着未完的奏稿，按捺心神，拈豪沉思，想好了批评李鸿藻的话，下笔疾书：

　　“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奴才前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戴罪图功，洗心涤虑，将从前过错，认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即当立予诛戮，不止罢斥，如此则责成既专，或可收使过之效，于大局不为无益。奴才愚昧之见，恭折沥陈，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写完，将笔一丢，看着张华奎说：“你替我看一看！”

　　张华奎早在旁边看清楚了。张佩纶未有处分，自不免失望，但攻倒李鸿藻，亦等于是挫他的气焰，应该适可而止。不过盛昱解铃系铃，再为李鸿藻请命，他觉得大可不必。只是干预盛昱的建言，可一不可再，而且“昧于知人”这句话，虽指唐炯、徐延旭而言，也未尝不是暗责李鸿藻过分信任张佩纶，因而更不愿再多说什么。

　　然而就事论事，却不能不进忠告，“礼不如恭，张逊于李，尽人皆知。上头既然这么进退，当然通前彻后想过，无烦陈词。说不定正是要用他们‘无用’这个短处。我看，回天甚难！”张华奎略停一下，“文章虽恳切，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我知道，坏处是徒然得罪礼、张二人。我不在乎！”盛昱使劲摇着头，“连恭王都得罪了，我还怕得罪那一个？”

　　“这么说，就递吧！我来替你抄。”

　　张华奎一面缮折，一面在寻思，这个局面断乎不是这批人能顶得下来的。慈禧太后到底也是精明强干，能够分别贤愚的人，等大局更坏，那班人搞不起来时，还得恭王跟李鸿藻内外相维来收拾烂摊子。

　　因此，恭王的冷灶不能不烧。现在看盛昱的意思，上这个折子，不是指望慈禧太后会收回成命，无非补过的表示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表示得更明白些，切实些？

　　打定了主意，便等写完折子，校对无误，帮着封缄完毕，才又说道：“劾恭王是为国，没有人敢责备你不对。不过，大哥，私底下你还该上恭王府去一趟才是。”

　　盛昱一愣，两眼眨了好一会，突然一拍桌子，倏地起身：

　　“你说得对！我马上就去。”

　　“这才显得你襟怀磊落。”张华奎又问：“平时上恭王府，是公服，还是便衣？”

　　“除了婚丧喜庆，或者逢年过节致贺，总是穿便衣。”

　　“那还是便衣为宜。”

　　盛昱接纳了建议，不但穿的便衣，而且是很朴素的黑哔叽夹袍，直贡呢马褂，带一顶同样质料的瓜皮帽。这就颇有小帽青衣，待罪听训的味道了。

　　一到大翔凤胡同鉴园，王府的护卫下人，都不免“另眼相看”。他们也隐隐约约听得传闻：“王爷碰了大钉子，都只为熙大爷上了个折子，不知说了些什么？”再看到盛昱这副气象萧索的打扮，与平日裘马翩翩的丰采，大不相同，越发有种异样的感觉。

　　当然，在表面上跟平时毫无分别，依旧殷勤接待。盛昱却反不如平日那样潇洒，要先探问恭王此刻在做些什么？

　　“有三批客在，都是客气的客人。总得半个时辰，才能敷衍得走。熙大爷先在小客厅坐吧。”

　　恭王的小客厅是专跟熟人闲叙的地方，没有几个人能到得了那里。如今听下人这样说法，至少可以证明，恭王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恼怒。不然，纵使不会象荣禄得罪了醇王，太平湖府邸的门上奉命拒而不纳那样予人难堪，亦决不会仍然视他为王府的熟客看待。

　　意会到此，虽觉安慰，但更愧歉。在小书客房里也就不会象平常那样，摩挲观赏恭王新得的砚台或字画，而是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在琢磨恭王对自己的态度。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得怪里怪气的一声：“王爷到！”

　　盛昱正在出神，蓦然听这样一喊，不由得一惊，略一定神，才想起是廊上那只白鹦鹉在作怪。抬眼望去，垂花门口果然有了影子，便抢上两步，到门外迎候。

　　恭王的步履安详，神态沉静，等他行近，盛昱垂手叫了一声：“六叔！”

　　“你来了多久了？”恭王一面问，一面进了屋子。

　　“有一会了。”盛昱答应着，跟了进去。

　　到了里面，恭王就在窗前一张坐惯了的西洋摇椅上坐下，听差的送了茶，悄悄退了出去，顺手将帘子放下。春日迟迟，蛱蝶双双，炉烟袅袅，市声隐隐，是好闲适的光阴，但盛昱却无心领略，不等出现要令人窒息的沉默，便站起身，向恭王面前一跪。

　　“六叔！我特地来请罪。”

　　“言重，言重！请起来，请起来！”

　　恭王亲手来扶，盛昱抓着他的手说：“六叔，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好！我心里难过，我闯这场祸，对不起列祖列宗。”

　　听得这话，恭王的脸色沉重了，“你起来！”他的声音带着点嘶哑，“你不必难过。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真正谅解的话，对盛昱来说，自是绝大的安慰，答一声：“是！”起身又问：“六叔，不知道见了我的原折没有？”

　　“还没有看见，听人说了。你的折子没有。”恭王说道，“我在军机眼总署二十三年，国事如此，自然难辞其咎。”

　　“话虽如此，我亦太苛刻、太操切了。”盛昱不胜扼腕地说，“激出今日的局面，实在意想不到。赎愆补过，责无旁贷，我一定还要上折子，只怕力薄难以回天。”

　　“不必，不必！”恭王正色劝道，“无益之事，何苦枉抛心力。”

　　“六叔！”盛昱固执地，“我一定要试一试。”

　　恭王大为摇头，是那种自觉劝告无非废话，懒得再说的神气。

　　“六叔！”盛昱仿佛好奇似地问，“难道事前竟一无所闻？”

　　“今日的局面，由来久矣！”恭王率直答道：“你七叔处心积虑已非一日，让他试一试也好。今天我听见一句南方的俗语，很有意思，‘见人挑担不吃力。’这副担子等他挑上肩，他就知道滋味了。”

　　“这一层，我就不明白了。本朝的规制最为严整，军机承旨，机密异常，事权不容假借，七叔未有任何名义，如何过问枢务？”

　　“现在那里还谈得到规制？”恭王苦笑，“垂帘又岂是家法？”

　　“这……，”盛昱愣了半天说：“这我就更要力争了。不过，我也实在想不出，七叔如何能在暗中操纵？”

　　恭王笑笑不答，换个话题问道：“近来看些什么书？”

　　“在重温春秋三传。”

　　“喔！”恭王走向书架，抽出来几个本子，“我这里有些抄本，你不妨带回去看。”

　　盛昱每次来，总要带些书回去。有时看完送回来，有时经年累月留着，其中颇有精錾孤本。恭王却从不问一声，无形中便等于举以相赠了。

　　看到书架，盛昱不由得想起恭王相待之厚，内心益觉惶恐，因而也就无心检阅那些抄本的内容。恭王却好整以暇地跟他大谈春秋之义，心神别有所属地应付着，颇以为苦。

　　幸好，有人来解了他的围，是王府的门上，送进来一批文件，大半是表示慰问的应酬信，恭王看过丢开。拆到宝鋆的一封信，门上说道：“宝大人府上的人，在等着回话。”

　　恭王不答，将信看完了，顺手递给盛昱，“宝佩蘅也太过分了。”他说，“你看看。”

　　信中是约恭王逛西山，说预备了“行厨”，又说要跟恭王分韵赌诗。兴致显得极好似的，当然是故意要做出得失不萦于怀的闲豫之态。

　　“这，”盛昱率直答道：“未免近乎矫揉造作。”

　　“正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转脸对门上说：“你跟来人说，我这两天身子不舒服。”

　　这就是回绝的表示，门上答应着退了出去。恭王继续看信，其中有一封看得很仔细。盛昱探头略一张望，发现字句中有“双抬”的地方，不由得加了几分注意，因为这必是提到上谕，才会用“双抬”。

　　看完，恭王默无一言地将信递了过来，盛昱的疑问有了解答。军机章京送信告知：已有慈禧太后的朱谕，军机处遇紧急要件，着即会同醇亲王商办。

　　“这不成了太上军机大臣了吗？”

　　“先帝龙驭上宾的第二天，议上皇帝本生父的尊号，定议仍为醇亲王，加世袭罔替。我当时说过一句话以‘但愿世世代代，永远是此称号。’今天，我还是这句话。”

　　恭王的意思很明白，但愿“太上军机大臣”，不会成为“太上皇”。然而皇帝未亲政前已经如此，亲政后，又谁会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因此，他决定本乎初意，上疏力争。朝士中亦颇有与他持相同见解，主张预作裁抑的，这更加深了盛昱的决心。回家以后，立刻拟了个奏稿：

　　“钦奉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钦此！仰见皇太后忧国苦心，以恭亲王等决难振作。以礼亲王等甫任枢机，辗转思维，万不得已，特以醇亲王秉性忠贞，遂违其高蹈之心，而被以会商之命。惟是醇亲王自光绪建元以后，分地綦崇，即不当婴以世事，当日请开去差使一节，情真语挚，实天下之至文，亦古今之至理。兹奉懿旨入赞枢廷，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不徒任劳，仰且任怨，醇亲王怡志林泉，迭更岁月，骤膺烦巨，或非摄养所宜。况乎综繁赜之交，则悔犬易集，操进退之权，则怨讟易生，在醇亲王公忠体国，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怀，当又不忍使之蒙议。奴才伏读仁宗睿皇帝圣训，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正月初间，因军机处事务较烦，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成亲王永瑆，着不必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诚以亲王爵秩较崇，有功而赏，赏无可加，有过而罚，罚所不忍，优以恩礼而不授以事权，圣谟深造，万世永遵。恭亲王参赞密笏，本属权宜，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乎？伏恳皇太后懔遵祖训，收回醇亲王会同商办之懿旨，责成军机处臣尽心翊赞。遇有紧要事件，明降谕旨，发交廷议。询谋佥同，必无败事。醇亲王如有所见，无难具折奏陈，以资采择，或加召对，虚心廷访，正不必有会商之名，始可收赞襄之道也。”

　　稿子是拟好了，但一时还不能递。因为前一个“获谴重臣未宜置身事外，请量加任使”的拆子，递上去以后，还没有着落。果然感格天心，恭王能够复用，那么会同醇王商办，也未始不可，因为有恭王从中裁抑，醇王或他的左右，纵有异谋，亦必不能实现。

　　等了五天，消息沉沉。前一个折子一定是“淹”了，盛昱觉得不必再等，毅然决然将后一个折子递了上去。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折子，觉得话说得有道理，要驳很难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理由，只好留中不发。但是第二个折子却又到了。

　　此人是个蒙古名士，名叫锡钧，字聘之，镶白旗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点的庶吉士，现任翰林院编修，兼充日讲起注官，照例得以专折言事。

　　“奴才知醇亲王决疑定计，一秉大公，断无游移畏葸之弊。所虑者军机处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机势所在，亦怨讟所丛，醇亲王既预其事，则凡紧要事件，枢臣会商，即非紧要事件，枢臣亦须商办。若令醇亲王时入内廷，圣心固有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况事之成败利钝，本难逆暗，万有一失，枢臣转得所借口，在醇亲王不避嫌怨，即归过于己，亦所不辞。第恐颂王之功者多，规王之过者少，即有忠直敢谏之臣，念及朝廷有难处之隐。亦无不括囊，于是揣摩之辈，窥此窍要，媚王左右，蔽王听闻，百计营谋，不售其术不止。即王不堕其术中，而以尊亲之极，值嫌疑之交，以视王之初心，似未相副。奴才以为事与其难处于后，何如详审于今。”

　　这番议论，比盛昱的折子，更来得透彻宛转，但亦更难折中协调。依然只有留着再说。

　　不想第三个折子又来了。这次是个汉军，名叫赵尔巽，字公镶，号次珊，也是下五旗的正蓝旗人，同治十三年成进士，点翰林，现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的见解与锡钧相仿佛，词气却更锐利。慈禧太后将这三个折子并在一起看，看出异样来了。这件事反对的都是旗人，反而平日动轧上折的那班汉人名士，倒默无一言，岂不可怪？

　　不论如何，已经有了三个折子，如果不能明白宣谕，一定还有讲话的人。奏折留中，本是不得已的事，一而再，再而三，毫无表示，倒显得仿佛有难言之隐，输了理似的。因此，她决定将这三个折子都发了下去，交军机议奏。

　　就这几天的工夫，军机处的办事规制，已出了新样。醇王自然不进宫，军机处掌权的是照多少年来的规矩，不是首辅问到，不得发言的“打帘子军机”孙毓汶。张之万向来善说模棱两可的话，额勒和布沉默寡言，而礼王世铎只有一样差使，居间将发下来的奏折及孙毓汶的话传到适园，请醇王拿主意。这样的办事方法，叫出一个名堂，名为“过府”。

　　“这都是‘那边’指使的。王爷，你想，”孙毓汶说，“怎么汉人都不说话？”

　　“那边”是指恭王，世铎当然明白。不过他向来任何人都不肯得罪，所以听得这话，不愿附和，只这样问道：“莱山，你只说怎么办吧？最好写封信，省得我传话说不清楚。”

　　首辅干的差使，比新进的军机章京还不如。额勒和布听在耳朵里，觉得很不是滋味，然而也只有摸摸发烧的脸而已。

　　孙毓汶的感觉，跟他却好相反，当仁不让而得意洋洋地答道：“当然是‘应毋庸议’。此中委曲，外人岂能尽知，朝廷又何能尽行宣宗？等我亲自来‘票拟’。”

　　‘票拟’是明朝内阁所用的成语，代皇帝批答奏章，属于宰相及秉笔司礼太监的职掌，孙毓汶用这句成语，俨然以首辅自居。世铎听了亦觉得不是滋味，无奈一方面醇王信任，另一方面自己也真拿不出主意，只好装聋作哑，坐在孙毓汶旁边，看他提笔写道：

　　“钦奉懿旨：据盛昱、锡钧、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

　　写到这里，孙毓汶停笔问道：“王爷，你看我这段意思如何？”

　　“我不大明白。你说给我听听，回头七爷要问到，我好有话说。”

　　“这是指当初‘诛三凶’，不能不用恭王领军机，是不得已之举，大家不都体谅朝廷的苦衷吗？”

　　“是啊！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干吗又提一笔？”

　　“当然要提。以前不得已，如今也是不得已，大家体谅于前，又为什么不能体谅于后？”

　　接着，孙毓汶又提笔写道：

　　“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事件，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令。此中委曲，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写完封好，并在原折一起，连同其他“紧要事件”，“寻常诸事”的章奏，一起打个“包封”，由世铎“过府”去“取进止”。

　　对于盛昱等人的奏折，醇王另有看法，“这是因为军机上，汉人用得太多了，他们有点挂味儿。”他说，“肃顺自然该死，不过用人不分满汉，这一点不能不说他眼光独到。当年僧王不喜汉人，尤其不喜南边的汉人，可是他带兵这么多年，造就了什么人才？如今咱们要保住大清江山，还非重用汉人不可。就拿眼前来说，中法交涉不能不借重李少荃，越南的军事，也不能不起用湘淮宿将。咱们旗人的军队，除非我亲自带神机营到前方，还有什么人能用？再讲指授方略，我跟你老实说，我也只能靠许星叔，不说别的，只说那一带的山川形势，咱们旗人当中，就没有人能弄得清楚。”

　　世铎唯唯称是，毫无主张。醇王亦不愿跟他深谈，依照自己的意思，施展汉人恩威并用的手段，奏请将刑部侍郎许庚身派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专管军务。同时改组总理衙门，以奕劻“管理总署事务”，约略等于恭王以前的地位。宝鋆、李鸿藻、景廉所空下来的三个位子，派了阎敬铭、许庚身，以及翁同和的得意高足，内阁学士周德润接替。

　　越南战事失利的责任，自然也要追究，一连发了两道密谕。第一道是：“前已有密旨令潘鼎新驰赴广西镇南关外，备旨将徐延旭拿问，并令王德榜传旨将黄桂兰、赵沃革职拿问。现计潘鼎新应已抵广西，着该抚派员迅将徐延旭解京交刑部治罪；并着潘鼎新会同王德榜将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切实查讯，如系弃地奔逃，即行具奏请旨惩办，毋庸解交刑部。已革总兵陈得贵，防守扶良炮台，首被攻破，副将党敏宣，带队落后，畏缩不前，均着即在军前正法。其余溃败将弁，一并查明，分别定拟，请旨办理，毋稍徇隐。”

　　第二道是：“云南边防紧要，迭经谕令唐炯出关督率防军，坚守边疆门户，乃该抚并未奉有懿旨，率行回省，置边事于不顾，以致官兵退扎，山西失守，唐炯不知缓急，遇事退缩，殊堪痛恨。前已密谕张凯嵩驰赴云南，传旨将唐炯革职拿问，现计张凯嵩应已至滇，即着派员将该革员迅速解京，交刑部治罪。”

　　廷寄到达广西、云南，唐炯和徐延旭俯首无语，遵旨将逮，不会有什么变故，但是王德榜却大为紧张。因为党敏宣全师后遁，不但所部三千五百人，屯在谅山，而且黄桂兰服毒自杀，所节制的两万人，目前亦在党敏宣掌握之中。陈得贵是冯子材的旧部，手下虽只一千人，却是打不散的子弟兵。如果公然宣旨，逮捕党敏宣、陈得贵就地正法，势必引起叛乱。因此，接到廷寄，秘而不宣，只召集了极少数的部将，商议对策。

　　有个千总叫宁裕明，湖南衡阳人，却投身淮军，又辗转归入王德榜部下，机智骁勇，是大将之材，这时自告奋勇，愿意擒党敏宣来献。至于陈得贵，到底只有一千人，王德榜决定包围缴械，说不得要“硬拚”了。

　　商定步骤，分头进行。宁裕明只带了一名马弁出镇南关，直投党敏宣大营，声称奉王德榜之命，邀他到龙州会商筹措军粮的办法。

　　这是当时军中第一大事，党敏宣自然该去。他也防到有什么不测之祸，自具戒心，不过对镜自照，气色不变，他精通星相之学，自己算自己的命，当死于刀下，所以每逢打仗，望敌先退，这时候又算了流年，认为能从北宁逃出来，灾星已退。而且看到宁裕明单骑来迎，料想无他。就这样，为防万一，还是带了两把手枪防身。

　　等到一进镇南关，守关稽察出入的一名把总，上前迎接，宁裕明一下马便嚷着：“快快备水洗脸！先洗脸，后吃饭，请你赶快预备。”

　　一路仆仆风尘，天气又热，饥渴交加而汗出如浆，那名把总很会办差，很快地备好了大桶凉茶、大批蒲扇，热水新手巾。党敏宣的几十名亲兵，解下武器，洗脸的洗脸，喝茶的喝茶，乘凉的乘凉，戒备全弛。

　　党敏宣这时已被请到关上休息。宁裕明一看时机已到，努一努嘴，他的随从马弁，立刻从背后捷步而上，将党敏宣的双手一抄，反剪在背。守关把总直扑而前，夺下他的两把手枪，扔到宁裕明面前，捡起一看，子弹已经上膛，“保险”也都拉开了。

　　“宁裕明！”党敏宣知道着了道儿，脸色苍白，语声却能保持镇静，“你叫你的人放手！”

　　宁裕明根本不理，亲自动手替他扣上一个“口勒”，让他不得出声，接着另外来了两个人，拿麻绳将党敏宣捆得结结实实，从侧门抬上一辆黑布围裹的棚车，疾驰而去。

　　然后宁裕明才向党敏宣的亲兵宣布：“党副将已经奉旨逮捕。大家愿意‘吃粮’的，照旧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按路程远近发盘缠回家。”

　　亲兵们面面相觑，接着交头接耳商议了一会，都说愿意照旧吃粮。

　　“照旧吃粮的跟我走……。”

　　“怎么？不出关回原地方？”有人抢着问。

　　“吃粮那里都一样。”宁裕明说：“你们不要出花样，武器让我暂时收着，跟我到了龙州，自然发还给你们。”

　　事起仓卒，不知宁裕明还有什么布置？倘或不听命令，惹恼了宁裕明，翻脸不认人，白白送了性命，未免不值。因而都乖乖地缴了械。

　　将党敏宣解到龙州，陈得贵亦已被捕。潘鼎新在贵县接了巡抚大印，已经进驻龙州。所以一切都由他主持，党敏宣自知难逃一死，俯首无语。陈得贵却大为不服，说扶良一战，他苦战半日，其他各军都作壁上观，袖手不救。又说扶良炮台撤守，奉有“黄统领”的将令，果然呈上一张“手谕”。黄桂兰已经服毒毕命，死无对证，而字迹却象，到底真有这道手谕，还是出于伪造？已莫可究诘。

　　“好了，”潘鼎新说：“有人告你克扣粮饷，总有这回事吧？”

　　听得这话，陈得贵知道自己死定了，勃然变色，大声说道：“天下十八省，那里有不克扣军饷的营官？要我的命，我给，这样的罪名，我不服。”

　　“服不服，谁管你。既然承认克扣军饷，那就情屈命不屈了。”

　　于是五月初一那天，党敏宣和陈得贵，骈肩被斩，正法军前。虽无补于前方的士气，却激励了广西的民心。

　　在京里，和战大计，踌躇难决。慈禧太后与醇王自然渴望大张天威，但孙毓汶表面迎合，心里却早有了定见，能和不能战。清流则因李鸿藻的挫折，同时鉴于唐炯、徐延旭的有名无实，不敢再放言高论，因此，主战的论调，反倒消沉了。

　　恰好粤海关税务司客卿，德国人德璀琳得到法国驻越南的统帅福禄诺的同意，出面调解，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说中国愿和，可以请法国止兵。慈禧太后与醇王心虽不愿，但亦无奈，只好责成李鸿章“保全和局”。孙毓汶和许庚身商量拟定的密旨，告诫“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当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这样措词是瞒过慈禧太后和醇王，以及搪塞清议的一个障眼法，在严峻的责备之中，暗示李鸿章可以放手办事，只要能和就行。

　　但是法国却另有打算，派出八艘军舰，过厦门向北而去。做过崇厚使俄参赞的上海道邵友濂辗转得到消息，急电总理衙门告警。在此以前，法国军舰曾开到基隆，派人上岸测绘地图，强要买煤，因此，这八艘军舰的目的何在，是很容易明白的。

　　这一下又要备战了。而所谓“备战”，新政府与恭王当政之日的做法，并无两样，无非发一道“六百里加紧”的“密谕”，通饬有关省份的督抚“力筹守御，务臻严密”。再就是“闻鼙鼓而思将士”，醇王想起一批宿将。杨岳斌是决计不肯复出的了，无须问得，四川的鲍超，安徽的刘铭传，应该可用，传旨丁宝桢和李鸿章察看近况复奏。

　　这时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已经平伏。张佩纶早在政府改组之初，就上了一个折子作为试探，说是“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说“恭亲王为朝廷懿亲，各国亲与立约，服其威信；是以二十年来外侮迭出，卒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者，军机大臣兼总署之明效也。”用意是为恭王复起开路，希望提醒慈禧太后，主持洋务，还预恭王，让他重回总署。既回总署，则又须重回军机，后者才是这个折子的本意，用心甚深。

　　谁知为恭王试探，没有成功，意外地张佩纶本人倒试探出一个足以欣慰的迹象。折子一上，当天就有明发，派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在总理衙门行走，足见得张佩纶的慈眷犹盛，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如响斯应，威风如昔。

　　因此，从三月底邵友濂的电报一到，备战的密谕既发，他立刻又闭门谢客，写了一通洋洋洒洒，不下三千言之多的奏折，畅论设防与谋和的关系与方略。

　　奏折中的警语是：“即欲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防饷惜一分，赔兵费转加一分。”以下又分列设防六事，对李鸿章似贬实褒，说“李鸿章办理洋务，最遭诟病，而能战能和，缓急足恃者，亦仅仅北洋一处。”对张树声，则报张华奎鼓励盛昱掀起轩然大波之怨，很放了两枝暗箭，说越南军务的军火，本“责成张树声经理，乃该督仅能自顾东防。即如此次滇军所需军火，该督以在梧州者留待潘鼎新；而以在广州者，应解滇军，略一转移，岂不直捷？臣实百思不得其解。”意思是军火有好有坏，好的留给同为淮军的潘鼎新，坏的解交漠不相关的岑毓英。以下提到奉旨主持琼州防务的彭玉麟，请求“饬下张树声，同心合力，无掣其肘”，攻讦得更露骨了。

　　这个奏折颇为醇王所重视，承旨所发的密谕，完全引伸其义。同时召集廷议，咨询和战大计，张佩纶又慷慨陈奏：“夫中国以平粤捻、定新疆之余威，二十年来，师船火器，糜饷以巨万计，出而保一越南不能，非唯疆场诸臣之咎，老成宿将及凡有血气者，当亦羞之。今事机孔迫，宵旰独忧，危急艰难之际，而内外诸臣，犹复涂饰观听，不能推诚相与，安望其以后之卧薪尝胆哉？然则今日之事，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法言可许则和，不可则不和，兵力可战则不和，不可战则和。”

　　这段议论，字字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当然也有她不以为然的，特别是翰林院代奏编修梁鼎芬的一个奏折，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震怒——梁鼎芬主张杀李鸿章。

　　梁鼎芬籍隶广东番禹，是粤中名儒陈澧的学生。陈门高弟，最有名的三个人：江西萍乡的文廷式、广西贺县的于式枚，再有一个就是梁鼎芬。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最厚，厚到于梁甘让艳福于文道希，因为这两个人跟翁同和、潘祖荫一样，都是天阉。

　　三个人当中梁鼎芬的年纪最轻，但科场很得意，光绪六年中进士、点翰林，年方二十二岁。他的房师是湖南人，名叫龚镇湘，有个侄女儿，从小父母双亡，为母舅家所抚养，龚小姐的这位母舅就是做《十朝东华录》的王先谦。

　　龚镇湘看中这个门生年少多才，托王先谦做媒，将侄女儿许了给梁鼎芬。龚小姐美而能诗，又画得一手花卉，梁鼎芬敬之如佛，特题所居为“栖凤苑”，然而名为双宿，实同孤栖。隔了两年文廷式赴北闱进京，住在梁家，不知如何协议，梁夫人做了不居名义的文太太了。

　　三年散馆，梁鼎芬当了编修，也是名翰林之一，其时广东在京的名士，以李文田为魁首。但是，这样一位通人，却深信风水星相，他的“子平之术”，在京里名气甚大，这年为梁鼎芬排八字，算他二十七岁必死。

　　梁鼎芬算算只有一年可以活了，大起恐慌，便向李文田求救，可有禳解之术？李文田告诉他：除非有什么大祸发生，不然不能免死。

　　大祸从何而来？想来想去想通了，“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不妨自己闯一场大祸。恰好廷议和战大计，便拿李鸿章作题目，上折说他有“可杀之罪八”。奏折写成，为他的舅舅所发觉，极力阻止，而梁鼎芬执意不从。他的想法是：此折一上，多半会得充军的罪名，既可以禳解免死，又可落个直声震天下的大名，一举两得，十分合算。只是这个打算不足为他人道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震怒之下，要重重治梁鼎芬的罪，而阎敬铭要救他，说他书生之见，不足计较。多方劝解，慈禧太后才不追究，不过心里已记住了梁鼎芬的名字。

　　此外还有许多折子，大都主战。最有力的两个，一个是邓承修领衔，连名的八个人，都是清流，另一个是浙江道御史圣裔孔宪谷领头，列衔的更多，主战以外，还论筹饷之道，主张以内务府的经费，全部移作军饷，至于宫廷的供应，只要责成内务府大臣师曾和文锡以私财承办，就绰绰有余了。

源济

第五十六章

　　“言路又嚣张了！”世铎惴惴不安地跟孙毓汶说：“要杀直隶总督的头，要抄内务府大臣的家。这样子下去，如何得了？”

　　“王爷，咱们等着看好了。”孙毓汶说，“莱山有办法。”

　　他是从张佩纶慈眷不衰得到明证那一刻起，就已大起戒心。言路嚣张，自然要设法抑制，而擒贼擒王，又得在一批清流班头上动脑筋。第一个当然是张佩纶，第二个是陈宝琛，只要拿这两个人制服了，其余便不难对付了。

　　由于慈禧太后和醇王都很欣赏张佩纶的才气，孙毓汶便将计就计，想了极妙的一策。他向醇王进言，法国兵舰侵入厦门、基隆之间，闽海防务吃紧，非派张佩纶筹办福建海疆事宜不可。因为第一、张佩纶才大心细；第二、海防一向由李鸿章主持；闽海防务如果不能得北洋的全力支持，根本无从谈起，而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极深，必能和衷共济。换句话说，派张佩纶到福建，等于就是课李鸿章以筹防闽海的责任。

　　在他的想法，张佩纶此去，书生典兵，必无善果，不但调虎离山，而且也是借刀杀人。万一师出有功，那也很好，无论如何是枢廷调遣有方，比起恭王和李鸿藻用唐炯和徐延旭，岂不是强得太多。

　　当然，醇王不会知道他肚子里的打算，只觉得张佩纶确可大用，所以欣然同意。

　　于是孙毓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以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陈伯潜纯然书生，诗做得好，没有听说他懂军务。”醇王有不以为然之意，“而且，他江西学政也还没有满任。”

　　“不必他懂军务，军务有曾沅甫在，他不懂不要紧。”孙毓汶答说，“曾沅甫也是主和的，对于两江防务，不甚在意，有个陈伯潜在那里坐催，他不能不鼓舞振作。王爷，这就跟在马号里拴一只猴子，是一样的道理。至于学政虽为三年一任，两年就调的也多得是。朝廷用人自有权衡，那怕刚到任就调差，又有何妨？”

　　猴子的比喻虽轻薄，倒也贴切，伏枥过久，筋骨懒散，虽骏骨亦成驽下，所以养马之法，常在马号里拴一只猴子，利用它跳踉撩拨，时刻不停地逗马活动，代替溜马的功用。陈宝琛书生虽不知兵，而主战，若是会办南洋军务，自然不容曾国荃偷闲苟安。醇王觉得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不过，“吴清卿虽说带过兵，打洋枪的准头甚好，比起李少荃来，可就差得太远了。”醇王问道：“何用他去会办北洋？”

　　“这跟用陈伯潜会办南洋的作用差不多。李少荃一向不主张用兵，保全和局，这当然是对的，就怕他求和之心太切，万一必得开仗时，暗中阻挠。有吴清卿在那里，至少也是个耳目。”

　　“这倒也是。就怕李少荃心里不高兴。”

　　“不碍。”孙毓汶答道：“李少荃最敬重王爷，不妨给他去封信。吴清卿到北洋，决不是分他的权，只不过吴清卿也练了两三千的兵，供他驱遣而已。”

　　醇王的耳朵软，很容易为人说服，所以经过孙毓汶的一番解释，不以为然的初意，涣然而消。当然，他决不会想到孙毓汶不但是调虎离山，而且还包含着借刀杀人的祸心。曾国荃、李鸿章岂是好惹的？陈宝琛与吴大澂如果自恃清班，傲慢不驯，或者急于图功，不知进退，惹起曾、李的猜忌之心，随时都会上奏参劾，那时欲加之罪，不患无辞，一下子可以将清流投入浊流。

　　于是第二天就有上谕：

　　“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着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着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着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

　　见到邸抄的人，包括张佩纶自己在内，无不觉得大出意外，尤其是陈宝琛会办南洋，真是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此，从王公大臣到微末闲员，凡是关心时局的，都以此作为话题。

　　正在病中的恭王，岂有识不透其中机关的道理？只是不便揭破，但到底是爱才的人，不免替陈宝琛担心。

　　“两江可有得热闹了！陈伯潜的福建官话不容易听懂，曾沅甫的湘乡话，有人说象牛叫，两个人怎么能谈得到一处？”他这样对来探病的盛昱说。看似诙谐，实有深意，盛昱当然了解。

　　接下来，恭王又论另外两名“新贵”。他认为李鸿章曾经保过吴大澂，所以对新派的这位“会办”，不致有何成见，如果吴大澂能跟北洋衙门的文武官员融洽相处，境况将会比陈宝琛好得多。

　　至于张佩纶的新命，无疑地是腾踔云路的开始，“幼樵的身分跟他们又不同。南北洋原有大臣，闽督则并无专办海疆的成命。所以幼樵名为会办，实在是钦差。而况，”恭王笑道，“幼樵的奥援很有力量，不光是朝中的力量。”

　　这是指李鸿章而言。所谓“不光是朝中的力量”，意思是说还有北洋水师的实力，以此支援张佩纶，则岂浙总督和船政大臣，亦不能不拱手请他主持闽海筹防的全局。

　　“提到这一层，”盛昱忍不住又要直言了，“我最不佩服幼樵。李相诚然是国家柱石，然而凡百作为，闽无可议之处？幼樵以风骨自见，责人务求其苛，何以弹章不及于李相。而且爱屋及乌，连‘李大先生’亦幸免了。这何能教人心服？”

　　“李大先生”是说李瀚章，他的官运确是由“李二先生”而来的。恭王笑笑答道：“我佩服少荃的手段，就在这里。能收服张幼樵，实在比如来佛收服齐天大圣还难。如今幼樵会办海疆，更是收发由心了。”

　　最后这句话，骤听费解，要细细体味，才能参悟出其中的深意。李鸿章自然要保全和局，但主战的论调抬头，朝命严饬北洋水师投入战场，李鸿章既不能抗旨，又难以挽回，会遭遇极其困难的局面。如今由张佩纶出面筹防闽海，则一切情况都在掌握之中，要和要战，自然收发由心。

　　了解到这一层，盛昱倒不免替张佩纶为难，因而问道：“幼樵平日持论侃侃，忠义奋发之气，溢于言表，将来局势变化，果真不免于一战之时，他又如何回护李相，保全北洋的实力？”

　　恭王笑笑，这一笑使得盛昱微感不快，因为那有笑他书生不晓事的意味。

　　不过笑归笑，还是给了盛昱很明白的解答，当然那有着教导后辈的味道：“你没有到那种位置，也没有做过那种要承人意旨的官，自然没有这方面的阅历。象这种情形，李少荃最善应付，俗语说的是：‘雷声大，雨点小。’又道是：‘只拉弓，不放箭。’拿面子糊弄过去，徐图挽回，十之八九可以奏效。不过幼樵到底不脱书生的本性，是不是肯完全听任少荃的摆布，大成疑问。”

　　说到这里，恭王面有忧色。这使人费解，盛昱率直问道：

　　“难不成这样子倒不好？”

　　“不好！”恭王摇摇头，“李少荃到底才大心细，有他整套的办法，如果肯听他的，必有效验。果然象左骡子那样，一万个不佩服，处处别出手眼，倒也能弄出一个样子来。就怕样样听他，到了关节上自己又有主张，那非偾事不可。”

　　这自然是极深刻的看法，但如何偾事，却无从想象。盛昱的心热，颇很想写封信对张佩纶有所规谏，只是着笔颇难，而且清流中他们已分道扬镳，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也决不会有人认为他的逆耳忠言，出于善意。这样一想，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了。

　　在张佩纶，却兴头得很，精心构思，撰了一通谢表，以范仲淹、陆逊自拟。接着便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请教进止机宜，到第二天李鸿章的复电到达，才递谢表。

　　照规矩当天召见。这是张佩纶第二次“独对”，慈禧太后颇有一番奖勉之词，然后谈到对法的和局。李鸿章与法国的代表福禄诺，已经议定中法简明条约五款，前一天刚由总理衙门据情转奏，慈禧太后便以此垂询张佩纶的看法。

　　“和局务宜保全，请皇太后圣明独断，执持定见。”张佩纶的声音，清晰有力。接下来便解释必须保全和局的原因：“越南的军务，到此地步，已无可挽救。现在法国调集军舰，打算攻我台湾基隆，夺取煤矿，又要想夺我福建船厂，果然狡谋得逞，既不缺煤，又有船厂可以修理军舰，它们就可以一直撑下去，非索赔大笔兵费，不满其贪壑不止。所以如今的上策，是先了结越南的纠葛，全力筹防闽海。不然，兵连祸结，益发难以收拾了。”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越南的局势，弄到这样，提起来真教人不甘心。唐炯、徐延旭太不中用！”

　　“唐炯、徐延旭当然有负圣恩，不过事权不专，督抚又不能同心协力，自难免失利。”张佩纶停了一下又说，“南方的防务，实以广东为重镇，广东的接济，能够源源不断，前方才可以放胆进兵。臣以为越南军务失利，不尽是唐炯、徐延旭的过失。”

　　这话的言外之意，是在攻击张树声，慈禧太后自然明白，不过这时候不愿将话题扯得太远，所以没有再提广东。

　　“张佩纶，你平日很肯留心时局，如今派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总要筹个长治久安之计才好。”

　　这话正碰到张佩纶的“满腹经纶”上，因而很响亮地答声：“是！”然后略停一停，大谈海防：“我中国幅员辽阔，海岸东起奉天、锦州，南到琼州、廉州，绵延万里之长，本来就防不胜防。加以俄国占据海参崴，想攻我混同江；英国取香港，法国取越南，葡萄牙取澳门，三路进逼广东；日本袭击琉球，志在台澎，形势对我更为不利。现在西洋各国在红海开运河，辟了一条捷径，而且安设海底电线，信息极快，一旦有事，征调军舰，极其方便。在我国，只能调集陆军，扼守海口，而在外国，进则有利，退则停泊在大海之中，我军望洋兴叹，不能追击，所以对他们并无害处。主客易势，劳逸不同，是我们最吃亏的地方。”

　　这番侃侃而谈，言之成理而颇有创闻的陈奏，慈禧太后深为注意，“照你这么说，我们中国就没有法子防备了？”她怀疑地问，“总不致于吧？”

　　“事在人为。”张佩纶答道：“水师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同治年间，丁日昌奏请设立三洋水师，原折下督抚重臣议奏，左宗棠以为洋防一水可通，一有警报，兵轮可以齐集支援，倘或强划为三洋，名为各专责成，其实各不相关。李鸿章也说：‘沿海口岸林立，处处驻扎重兵，不但耗费浩繁，而且备多力分，主张全力扼守要害’。这都是老成之言，必在圣明洞鉴之中。”

　　“是的，我记得他们当初是这么说。督抚的习气，向来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剿匪也好，对付洋人也好，一出自己的疆界，就撒手不管了。文宗在日，最恨各省这个样子，现在就是南北洋，争械争饷，也都不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你这次到福建，务必跟总督、巡抚、船政大臣和衷共济。同为朝廷办事，办好了大家有功，一件事办坏了，共事的人，说这个有罪，那个反倒有功，是断乎不会有的事。”

　　“是！”张佩纶加重语气答道：“臣必谨遵慈谕，任劳任怨。”

　　“沈葆桢创办船政，很有效验。不过现在要制洋人，总还得另有一套办法。总理衙门跟北洋已经商量过这件事，你总知道？”

　　“是！臣是知道这件事的。李鸿章跟总理衙门常有信使往来，反复讨论，现在意见差不多一致了。”张佩纶略停一下，用很有力的声音说：“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

　　“你是说专设一个衙门管理水师？”

　　“是！西洋兵制，水师都设海军部，兵柄极重。”张佩纶说：“总税务司赫德在总理衙门谈论军事洋务，亦劝我中国设立总海防司。水师既然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自然宜乎专设水师衙门，统筹调度。”

　　“设衙门倒没有什么，不过多用几个人。创设外海兵轮水师，只怕不是一两百万银子所能办得了的，这笔经费，从何而来？你们想过没有？”

　　“臣等亦曾筹议，沿海共有七省，外海兵轮水师，既然一军应七省之防，则七省合力供水师一军之饷，亦非难事。所难的是，怕七省督抚，各持门户之见，不肯通力合作。”

　　“这倒不要紧。谁要是不肯尽力，朝廷自有处置的办法。”慈禧太后想了好一会，用沉着有力的声音吩咐：“你好好写个折子来。一条一条，越详细越好。”

　　“是！”

　　“你这次到福建，虽说会办海疆事务，身分是钦差，福建的船政也可以管。”慈禧太后又说：“你赴任以前，不妨先到天津找李鸿章谈谈去。你不是跟李鸿章很熟吗？”

　　“是！臣与李鸿章世交。”

　　“你见了李鸿章，告诉他：朝廷待他不薄。多少人参他，我都压了下来。他也该激发天良，好好办事。”慈禧太后又说：“有人骂他是秦桧、贾似道，这话虽然过分，李鸿章也不能没有警惕。保全和局不是含混了事！”

　　“是！”张佩纶说：“臣见了李鸿章，一定将皇太后操持的苦心，细细说给他听。”

　　“现在国家多事，有好人才一定要让他出头。你向来遇事肯留心，可知道有什么能干的人？”

　　张佩纶已听说有人保举江苏江安粮道张富年、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已分饬三省巡抚转知来京，听候召见。张富年他不熟，薛福成和张荫桓是知道的，都是干练通达，可办洋务的人才。但薛福成是慈眷正隆，已调任顺天府尹的薛福辰的胞弟，为恐慈禧太后疑心他有意迎合起见，所以只提张荫桓。

　　“据臣所知，安徽道员张荫桓，虽非科举出身，很读过些书。以前在山东服官，阎敬铭、丁宝桢都很器重他。此人熟悉海防、商务，勇于任事，若蒙圣恩拔擢，臣料他不致辜负委任。”

　　“嗯，嗯！也有人这么说他。”慈禧太后说道：“另外有才干的，肯实心办事的人，你也该随时替朝廷留意。”

　　奏对到此，告一结束。张佩纶退出宫来，第一件事便是将召见情形，专函告知李鸿章。信到之日，正好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简约；一共五款，第一款是：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如有他人侵犯，均应保护。表面上好象尊重中国，实际上是法国变相取得越南的保护权。李鸿章当然懂得其中的奥妙，但他只求不赔兵费，其余都好商量，至于条约的文字，只要没有刺眼的字样，就可以瞒过言官的耳目。因此，画押以后，奏报朝廷，曲意解释：

　　“自光绪七年以来，曾纪泽与法外部总署，暨臣与宝海、特利古等，往复辩论，案卷盈帙，均无成议，愈办愈坏。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降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请言和，删改越南条约，虽不明认为我属邦，但不加入违悖语意，越南岂敢借词背畔？通商一节，谕旨不准深入云南内地，既云“北圻边界”，则不准入内地明矣。兵费宜拒一节，该国本欲讹索兵费六百万镑，经嘱马建忠等，历与驳斥，今约内载明，不复索偿，尚属恭顺得体。中国许以北圻边界运销货物，足为中法和好互让之据。”

　　这“通商”范围与“兵费宜拒”，是朝廷特饬办理和约的要旨，另外还有一点，是要保全刘永福的黑旗军。这牵涉到北圻撤军，最费周章，简约第二条，就曾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据，不虞侵占，中国约明将北圻防营，撤回边界。”但刘永福是否肯撤，大成疑问。

　　刘永福和黑旗军的出处，是李鸿章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几乎上到太后、下到小民，内而军机处、总理衙门，外而驻法使臣曾纪泽，都认为刘永福和他的部属，对国家不但过去大有功劳，将来还大有用处，所以从马建忠自上海陪福禄诺北上准备与李鸿章议和之时起，就不断有人上奏，包括张佩纶在内，无不要求保全刘永福。慈禧太后和醇王当然会顺应舆情，在指示李鸿章议和宗旨的四款密谕中，最后一款就专为维护刘永福而言。

　　己之所受，恰是敌之所恶，李鸿章知道法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不肯让步的，如果中国政府不将刘永福视作官军，依据五款简约第二款，从北圻撤退，法国就会当“土匪剿办”，这那里是保全之道？当然，刘永福自己知难而退最好，无奈这是不可能会有的事。至于李鸿章个人对刘永福的观感，倒跟法国人差不多，第一是痛恨，恨刘永福捣乱闯祸，害得和局难成；第二是轻视，断定刘永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李鸿章就滇、桂边境的整个局势来看，认为刘永福是一块被重重围困，杀不出路来的“孤棋”。但是孤棋有两只“眼”亦可“做活”，从前的两只眼是唐炯、徐延旭，这两只眼现在变了自身不保的“假眼”，但可能又找到另外两只眼，一只眼是岑毓英、一只眼是唐景崧。

　　因此李鸿章在开议之初，就有一个打算，关于刘永福的出处，唯有在和约中不谈。然而何以不谈又必得有番话搪塞朝旨和清议，所以复奏的措词，很费了些苦心：

　　“至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受伤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臣，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这是极言刘永福不能“御大敌”，且为敌轻视，不值得保全。接下来，便想借重朝廷的力量，先解决刘永福，免得将来发生冲突，自己经手和约，脱不得干系：

　　“目下和议已成，法人必无反复，法兵必渐撤减，滇、桂边防各军，亦宜及早切实整顿，凡不得力之勇营，应逐渐裁减，汰无用而留有用。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严明约束，酌加减汰，预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这道奏折与议定五款简约，同时上达御前。慈禧太后与当政王大臣倒都没有话说，但言路大哗，朝旨命李鸿章应该博采群言，不可稍执成见。这一来，李鸿章心存畏惧，跟福禄诺还有些附带的口头协议，就不敢奏报了。

　　附带的协议是由简约第二款而来的。这一款前段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在凭据，不虞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但是，中国“防营”何时调回呢？福禄诺提出要求，沿广西边界的，限简约生效后二十天内撤回，在云南边界的，限期则放宽一倍，是四十天撤回。虽未达成协议，但无论如何是经手谈和的人，必须了清的首尾，而李鸿章因为清议不满于简约内“未将越南为我藩属一层，切实说明”，不敢再谈撤兵，所以隐匿不以上闻。

　　好在这到底是简约，根据第五款规定，三个月以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在清议觉得还有挽回利权的机会，认为不妨到时候再说话。在李鸿章则认为三个月以后还可以说明经过，此时不说不妨。

　　就这样，对法和议就算糊里糊涂结束了。

　　正在这时候，张之洞奉召到京。在山西三年，操劳过度，所以年未五旬，而须发多白，越显得是忧国荩臣的丰采。一到，照例宫门请安，当即召见。慈禧太后手里压着一个张树声因病请开两广总督缺，专治军事的奏折，要看张之洞的奏对如何，再作道理。

　　当然，召见的用意，是他早就得到了消息的。仕途有几个关键，一跳过去，就是龙门，道员擢监司，巡抚升总督都是，张之洞心里有数，早就有所筹划，因而奏对甚称懿旨。

　　问到越南的军事，他不必为他的至亲唐炯辩让，亦不必攻讦张树声，只说目前滇桂边境的用兵，两广总督的职司就象剿捻时候的两江总督一样。当年曾国藩坐镇江宁，全力为前方筹办粮台，李鸿章得无后顾之忧，方能成平捻之大功。如果现在两广总督亦能多方调度，要械有械，要饷有饷，源源不绝地输运边境，则前方将士，无虞匮乏，自然可以严申纪律、效命驰驱。

　　这话在慈禧太后自然觉得动听。张树声出身淮军，对边境支援，厚此薄彼，已有许多人说过话，最近张佩纶还曾提到。张之洞翰林出身，与湘淮俱无渊源，而且勇于任事，教他到两广去筹划粮饷，当然可以不偏不倚，大公无私。

　　然而粮饷又从何而来呢？张之洞亦早已想好一条路子，不过这条路子不宜陈之于庙堂，更怕清议抨击，不能不严守秘密。所以只含含糊糊地答奏，广东的富庶，天下知名，所患者经手人侵吞中饱，只要肯实心整顿，多方爬梳，弊除则利自生。

　　这番话又是慈禧太后所爱听的，因此，不到三天，就有明发上谕：“张树声准开两广总督缺，仍着督率所部，办理广东防务。两广总督着带之洞署理。”

　　清流大用，至此极盛，李鸿藻门下两张都是门庭如市，红得发紫了。

　　二张的大用是李鸿藻的一大安慰，更是一大希望。从三月十三“降二级调用”到现在一个半月，始终未有后命。这表示还有滥保唐炯、徐延旭一案未了，要等这两个人解到京里，审问定罪，看情节可以不予察议，才会补用。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无官无职不必上衙门，也就不致于难堪。能这样“闭门思过”过一年半载，等张之洞在广东、张佩纶在福建，大展长才，更邀慈眷之时，合疏力保，一下子就可以开复原官，岂不比降补内阁学士，再循资升转强得多？

　　因为如此，他反倒不愿吏部具折题补。好在吏部两尚书，一个是接自己遗缺，久在弘德殿同事的徐桐，一个是翁同和的把兄弟，跟自己的关系也极深的广寿，都可以照他的意思行事。只是虽已罢官，门庭并不冷落，尤其是两张，几乎没有一天不到宣武门外，曾为严嵩故居所在之地的绳匠胡同李宅长谈。

　　这时的张佩纶，已经遵照慈禧太后的面谕，上了一个“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特派重臣经画”的奏折，这所谓“重臣”，当然是李鸿章，而将来不管水师衙门设在京师，或者天津，李鸿章只会兼管，不会专任，专任之责，必定落在自己身上。所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在他看来只象某处黄河决口，特简大臣为钦差去踏勘实情，就地指示该管督抚防堵那样，不过三五个月工夫，就可以返京复命。然后就会奉旨会同李鸿章筹办水师衙门，管七省的海防，也有七省的协饷可用，那时以“学士行边”，艨艟环护，万里乘风，固非范仲淹梦想所能到，而书生典兵，“少年负重”，更可能如吕蒙之荐陆逊。李鸿章如果内召，或者进军机，或者管总署，当然会荐以自代。

　　在张之洞知道此去广东，军事非己所长，不妨推重彭玉麟，事成则收和衷共济的美名，事败亦尽有人分责分谤，要全力以赴的，只是筹饷，而筹饷的捷径，则是开赌。

　　不久，张树声上了一个奏折，首先就说：

　　“两次督粤，几及三年，空怀报国之诚，曾乏济时之略，涓埃靡效，抱疚难名。特粤事利弊，臣竭蹶请求，粗悉原委，谨撮举大略，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以下分吏治、军政、理财、民风四大条，民风一条中，提到广东的赌风：

　　“赌之名目甚多，至不可胜计。今白鸽等票，比户有之，虽部议加重罪名，而嗜赌成为风俗。几以禁令为违众拂民之事。闱姓一项，臣于光绪六年会同抚臣裕宽察看复陈，请严禁投买，以肃政体，而杜漏卮，言之已详。比以经费支绌，屡有借军需之说，巧请开禁者。臣坚持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之战，未敢为所摇也。”

　　慈禧太后和军机处，对张树声交卸以前上这样一个奏折，用意何在，颇为困惑，是自陈政绩，有意恋栈，存着朝廷可能会收回张之洞督粤成命的万一之想呢，还是因为他有几件参案在查办，先侧面为自己剖白？无从明了。不过在任三年，直到今日来“述职”，无论如何是太迟了。因而上谕中颇致不满，说广东“积弊至此，张树声在任数年，何以不早为整顿，直至交替在即，始行陈奏，实属任意诿卸。着张之洞于到任后，将一切应办事宜，认真经理，总期有利必兴，无弊不革，以资治理而重地方。”

　　看到这道上谕，张之洞才松了口气。张华奎为了他父亲丢官，必会设法报复，这一层只有张之洞心里明白。那道奏折中提到禁赌，就是有意跟张之洞为难，料想他筹饷之道，不外开赌，希望以义正辞严，可以诉诸清议的论调，堵塞张之洞所想走的那条路。

　　料倒是料中了。张之洞私底下的打算，确是如此，赌风之盛，原不止广东一处，但唯有广东的赌，因为参合西洋发行奖券的规则，可以从中抽捐。最有名的一种赌，名为“闱姓”，以国家的抡才大典，作为赌徒卜利的凭借，主事者多为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设局卖票，凡遇大比之年，等榜发看买中姓氏的多寡，以定胜负。大姓如区梁谭黎，买中了不足为奇，出奇致胜在买中僻姓。于是有力者便有操纵之法，打听到僻姓的举子，暗底下为他找枪手，通关节，此人榜上有名，就是他多买中了一姓，自然胜人一筹。

　　其次是“白鸽票”，放出一群信鸽，看它飞回来多少？猜中为胜。这当然更易操纵，胜负无凭，博者不悦，因而又改良为“山票”。

　　山票是用千字文起首的一百二十个字，猜买以十五字为限。每次开三十个字，全中就是头彩，同中同分。这比白鸽票漫无准据的，自然易于措手，因而每次山票可以卖出数十万张，全票每张银洋一元五角，分为十条，每条一角五分，但如中彩，可以分得数万圆之多，因而广州虽极穷的人家，亦买山票。如果在其中附加若干，作为军饷，是一笔轻而易举，源源不断的可靠收入。

　　山票之外，还有“铺票”、“诗票”。铺票以店铺招牌不同的一百二十字来猜射，诗票则以五言八韵诗一首卜胜负，章程与山票大同小异，都是可资以筹饷的财源。

　　这些情形，张之洞早就打听得清清楚楚，胸有成算，不便明言，只等到任以后，奏请施行。一成钦案，清议即有指责，而生米已成熟饭，不怕阻挠。何况取之于公，用之于公，只要付托得人，涓滴不入于私囊，则问心无愧，亦应可邀得清议的谅解。

　　不道张树声一奏，几乎直抉其隐，自不免吃惊，更怕朝旨赞同其说，降谕继续禁赌，那时要挽回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张树声碰了个大钉子，在张之洞实在是不亦快哉！虽然朝旨中责成他“有利必兴、无弊不革”，但这“利弊”不妨就国家而言，开赌既可以筹饷，则是利非弊，并不违反上谕。

　　两张的新命以外，朝廷还有一番奖进人材的措施。阎敬铭升了协办大学士；张荫桓奏对洋务，颇中慈禧太后的意，因而开缺赏给三品卿衔，派在总理衙门行走；刘铭传和鲍超正将复起；而左宗棠眼疾已愈，特召进京，仍旧当军机大臣，并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且为体恤老臣起见，上谕左宗棠不必常川入值，免派一切差使。

　　和议虽成，朝廷的一切措施，在醇王上获慈禧太后的鼓励，下得左宗棠、彭玉麟及清议的支持之下，仍是朝着整军经武的方向在走。这与李鸿章的做法，并不冲突。因为李鸿章主张和议，是要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建立海防，这与醇王的看法是相同的。

　　但是，急进的法国军人，不容中国有从容部署的机会，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和约，很快地起了变化。

源济

第五十七章

　　福禄诺是在四月下旬离开天津的，临走之前，表示法军将派军队巡视边境，驱逐刘永福的黑旗军，同时声明将在西历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号，分别进驻谅山及保胜，要求中国军队先期撤退。李鸿章对这个要求，率直拒绝，但对法军巡边，不置可否，亦未奏报。在他看来，中国军队驻守边界，只求敌人不来侵犯，至于在界外巡边，自是视若无睹，彼此不生影响，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其自然，最为上策。

　　那知到了闰五月初一，西历的六月二十三，法国军队九百人，由德森上校开到谅山之南的观音桥，准备来接收谅山了。

　　观音桥是个要隘，桥南桥北都是高山，桥南有四千人驻扎，由淮军将领万重暄率领，桥北则由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领兵三营防守。桥南万重暄的部下，因为德森出语骄横无礼，首先开火，火器不及法军精良，为敌压制，退守桥北。德森挥军追击，想乘胜占领北山高地，居高临下，胁迫谅山。

　　其时右营由诱捕党敏宣的宁裕明管带，见此光景，虽忧亦喜，急急分军三队，两队埋伏左右山麓，一队曳炮上山，抄出万重暄之后，发炮下击，法军攻势受挫。于是左右翼伏兵齐出，德森大惊，九百人溃退不成队形。各军一直追到郎甲。中国方面说“歼其锐卒数百人”，法国方面发布的战报说死二十二人，伤六十八人，双方的数字，大不相同，但法军大败，则毫无可疑。

　　广西巡抚潘鼎新原已认定粤军无用，不给军饷，预备裁撤，有此一战，刮目相看，准发军饷，而前方所需要的军火，则始终不给。

　　潘鼎新与李鸿章关系极深，对李鸿章性情、作风，知之亦极深，当然要为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应，因此他在广西根本就不主张备战。即令并无“保全和局”的顾虑，他亦不愿打仗，因为今昔异势，打洋人对自己的功名有害无利。

　　多少年来的积习：讳败为胜，如为小胜，必成大胜，战报中夸夸其词，甚至于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为奇。那种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电报、有新闻纸，往往夸张战功的奏折，还在仔细推敲之中，而报上已经源源本本揭露了实况。朝廷就常引报上的消息，有所诘责，这样子毫无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现在居然打胜了一仗，潘鼎新虽不能不发粤军的粮饷，亦不能不电奏报捷，但却不敢夸张，甚至还有意冲淡些，词气之间，仿佛表示，这是兵家常事，无足言功。这样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鸿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于使朝廷太兴奋，不然就是助长了虚骄之气，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办到的难题，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是，打了胜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胜仗。败军之将贵如巡抚提督，革职的革职，查办的查办，正法的正法，既然功过如此分明，那么获胜的官兵，当然应该报奖。潘鼎新带兵多年，知道这一层是无论如何压不下去的，不然影响士气，会发生绝大的麻烦，所以不得不报。

　　这一来要想冲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时潘鼎新远在龙州也不知道李鸿章在天津跟福禄诺交涉的经过，将法军自道依约巡边，要接收谅山的话，都叙了进去。醇王一看，大为诧异，五款简约，记载得明明白白，何尝有这些巡边跟接收的话？事有蹊跷，非问李鸿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鸿章当然不承认有条约以外的承诺，只承认福禄诺曾经提出节略，打算在什么时候接收谅山，什么时候接收保胜，当经严词拒绝，由福禄诺将节略上的这一项要求，用铅笔划去，并有“签字为凭”。

　　这个解释自是片面之词，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间，有此一节，不论怎么样都应该奏报朝廷，好了解法国的用心。隐瞒不报，难辞含混之咎。

　　就在这时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议，认为中国违约，要求赔偿巨额兵费，并且指出，五款简约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内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惯例，条约都以法文为准，而况是法国本身与他国订立的条约，当然更加坚持，一切都以法文本为证据。

　　事态演变至此，慈禧太后深为恼怒，一面降旨责李鸿章办理交涉不善，一面对法持强硬的态度，分饬有关各省督抚、将军、统兵大员，严密防范。当然张之洞和张佩纶也接到了这道密旨。

　　这时的两张，正由李鸿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阅北洋水师。

　　其时刘铭传亦正奉召进京，路过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门的上宾，宿将新贵，意气轩昂。李鸿章不论为了保持他个人重臣的地位，还是实现他创办海军的雄心，都须眼前这班“红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笼络，除去大张盛宴以外，亲自陪着两张一吴——他的会办大臣吴大澂，出海巡阅北洋水师。

　　出大沽口自北而东，遍阅旅顺、登州、威海卫各要塞，使张佩纶长了许多见识。当然，在天津、在船上，他与李鸿章曾多次闭门促膝，倾诉肺腑，取得了谅解。李鸿章几乎以衣钵传人视张佩纶，唯一的要求是无论如何要在暗中协力，保全和局，否则不但创设海军无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这是李鸿章看出法国其志不小，一定会在闽海一带挑衅，但是他说不出退让的话，希望张佩纶不管如何放言高论，在紧要关头，能对法国让一步。除此以外，李鸿章还期望张佩纶能对抗曾国荃将南洋大臣的实权收过来，一方面可与北洋呼应支援，一方面作为未来“经画七省水师”的张本。

　　对于这个主意，张佩纶自然深感兴趣，因而以“抽调闽局轮船聚操”为名，在天津就拜发了一个奏折：

　　“窃谓海防莫要于水师，而闽省莫要于船政。

　　查闽省船政局，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造轮船以为水师之基，设学堂练船以为水师将材之选，用意至为深远。虽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为旧式，而中国创设轮船水师，他日将帅必出于闽局学党，一、二管驾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严。”

　　所谓“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轮船，一共二十二艘，驻于福建的只有八艘，其余十四艘分防各省。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扬武”号，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张佩纶，管带是一员副将，名叫张诚，接谈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败情形，至于操练，则向无定章，所以坦率据情直奏：

　　“分操向无定期，合操亦无定法，举各船散布海口，养而不教，势必士卒游情，船械敝蚀而后已。伏念各省文风，通都大邑每胜于偏僻小县者，序序之士，敬业乐群，狭乡之士，独学无友也。各路陆军，重镇练军每胜于零星防泛者，简练之兵，三时讲武，分泛之兵，终岁荒嬉也。”

　　以下引叙西洋水师训练之精，然后论到中国的水师：

　　“中国急起直追，犹惧不及，若费巨帑以造轮船，而于水师训练之法，忽焉不讲，惟是南北东西，转运应差为务，使兵轮管驾，渐染绿营赌博嗜好之习，将来设立七省水师，利未开而弊已伏。”

　　这是为了整饬军纪，是建军的根本要图，理由极其动听，办法却是另有用心。

　　办法中首先提到曾与李鸿章“详细熟商”，所得的结果是：

　　“拟将局造轮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陆续调回，在闽认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驾之勤惰，船质之坚窳，机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钝，臣皆了然于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为微臣历练之资。无论海防解严，各船抽调回闽，近者三五日，远者十余日，即可回防，不至贻误，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轮散碎，分防适以资敌，安能折冲？故欲纵横策应之功，终以大建七省水师为急。臣拟抽调局船，亦在闽言闽，一隅之计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调‘康济’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验看；广东所调‘飞云’两艘，现在驻琼转运，暂缓调回，所有南洋各舰，拟即分别电咨檄饬，陆续调至闽海操练一次，仍令回防。将来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实有犄角之势，三洋断无畛域之分，容与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及会办诸臣，次第考求办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折中所陈，各为“考察操练”，其实是想骗南洋大臣辖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归诸掌握。同时这道奏折中还有两层极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骗取朝廷承认，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轮船，都归张佩纶指挥管理；第二是想确定他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驾船政大臣而上，与南北洋大臣及督抚并行的钦差大臣。

　　拜发了奏折，立即上船，批示自然还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为大海隔绝了。直到烟台，方始与李鸿章作别，与张之洞一起坐“扬武”号取道上海，分赴闽粤。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战火复起，和约濒于破裂，“海防”由“解严”而又“戒严”。最坏的是观音桥一役打了胜仗！如果是打了败仗，则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为已足，可以无事，一打胜仗，朝廷自然得意，更无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国亦必不肯善罢干休，闽海只怕从此多事了。

　　张佩纶开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陆逊，“行边”固可耀武，“临戎”却茫无头绪，不知如何扬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着头皮，赶到福建再说。

　　一到闽江口，由“北水道”入马江，未进口子，只听巨炮连轰，隆隆然仿佛从四处八方围击“扬武”号似的。张佩纶大吃一惊，口干心跳，自己知道脸色已经发白，但要学谢安矫情镇物的功夫，装作不经意地问道：“这是干什么？”

　　“回大人的话，是长门、金牌两炮台，放礼炮恭迎大人莅任。”

　　听得张诚的回答，张佩纶不自觉地透了口气，既惭愧，又自幸，亏得能够镇静，不然一到福建就闹个大笑话了。

　　“取二百两银子。”张佩纶吩咐老仆张福：“请张副将犒赏两台兵勇。”

　　于是张诚谢过赏，亲自指挥扬武号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驶，江口两岸又有炮台，即以南岸、北岸为区分，照例鸣炮致敬，张佩纶再次放赏。

　　绕过青洲，但见港湾深广，水波不兴，这里就是马尾。南面一带名为罗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码头，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经率领文武员弁，站班在恭候钦差了。

　　何如璋是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继德川幕府的“大政奉还”之后，发生“戊辰战争”，结果“倒幕派”取得胜利，由此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结束了多少年幕府专政的局面，开始了有名的“明治维新”。八年以后，中国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讲的身分膺选。

　　在日本驻留了四年，任满回国，何如璋到了京里，与旧日僚友相晤，大谈日本风景之美，诗料之丰。张佩纶问他，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怎么回事？何如璋瞠目不知所对。因此，张佩纶就很看不起他，虽然科名晚一科，却不愿自居于后辈，见面直称他的号：“子义！”

　　反倒是何如璋称他“幼翁”。迎入船局大厅，奉为上座，自己侧面相陪，“幼翁”长，“幼翁”短，陈述船局的概况。张佩纶半仰着脸，“嗯，嗯”地应着，简直是“中堂”的架子。

　　“幼翁！”陈述完了，何如璋又问：“局里替幼翁备了行馆，是先进省，还是驻节在此？”

　　“自然是进省。上头当面交代，福建的应兴应革事宜，让我不妨先问一问穆春岩、何小宋。我打算明天就进省。”

　　这是指福州将军穆图善跟闽浙总督何璟，言下之意连福建巡抚张兆栋都不在他眼里。何如璋不知他衔着什么密命，要到福建大刀阔斧地来整顿？益发不敢怠慢，当天陪着他勘察船政局的船槽、船坞，所属的九个厂，以及教习制造和管驾的“前后两学堂”。夜来设宴相邀，张佩纶辞谢不赴，何如璋将一桌尽是海味的燕菜席，连厨子一起送到行馆，张佩纶总算未曾峻拒。

　　第二天一大早，何璟特派督标中军，由首县陪着，用总督所坐的八抬绿呢大轿，将张佩纶接到福州。将军督抚以下，都在南门接官亭站班侍候，一则迎钦差，再则“请圣安”。

　　凡是钦差莅临，地方文武官员照例要“请圣安”，此时张佩纶的身分“如朕亲临”，所以下了绿呢大轿，昂然直入接官亭，亭中早已朝北供奉万岁牌，下设香案，张佩纶一进去便往香案上方，偏左一站。穆图善跟何璟带头，鼓乐声中，领班行礼，口中自报职名：“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

　　“安！”张佩纶只答了一个字，这一个字比“口衔天宪”还要尊贵，是等于太后和皇帝亲自回答。

　　行完这套仪注，张佩纶才恢复了他自己的身分，依次与地方大吏见礼——这时就不能不叙翰林的礼节了。

　　何璟号小宋，广东香山人，亦是翰林出身，与李鸿章同年。张兆栋则比何璟还要早一科，虽非翰林，却真正是张佩纶十二科以前的“老前辈”。只是“后生可畏”，这须眉皤然的一总督、一巡抚，在张佩纶面前，不敢有丝毫前辈的架子，跟何如璋一样，口口声声：“诸事要请幼翁主持。”

　　“国家多难，皇上年轻，诸公三朝老臣，不知何以上抒廑注？”

　　张佩纶一开口便是责望的语气，何璟与张兆栋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倒是穆图善比较洒脱，直呼着他的号说：“幼樵！朝廷的意向，是你清楚，闽海的形势，我们比较熟悉。局势搞到今天的地步，其来有自，所谓力挽狂澜，恐怕亦不能靠一两个人的力量。都是为朝廷办事，只要开诚布公，和衷共济，就没有办不通的事。”

　　这两句话，颇有些分量，加以穆图善先为名将多隆阿所识拔，以后随左宗棠西征，号称得力，算是八旗中的贤者，所以张佩纶不敢用对何、张的态度对穆图善，很客气地答道：

　　“见教得是！”

　　“说实话，朝廷的意向，我们远在边疆，实在不大明白，似乎和战之间，莫衷一是。”穆图善又说，“幼樵，这一层上头，要听你的主意。”

　　“不敢！”张佩纶因为和战大计，有些话不便明说，而穆图善又有将布防的责任加上自己头上的意思，因而发言不得不加几分小心：“军务洋务，关系密切，如今各国形势，大非昔比，和战之间，自然要度德量力，倘或轻易开衅，深怕各国合力谋我。朝廷的意向，我比诸公要清楚些，大致和局能保全，一定要保全。不过保全和局是一回事，整顿防务又是一回事，决不可因为和局能够保全，防务就可松弛不问。”

　　“那当然。”穆图善说，“只是闽防力薄，不知道北洋方面，是不是肯出力帮助？”

　　“照规矩说，闽防应该南洋协力。不过合肥是肯顾大局的人，这次已经当面许了我，拨克虏伯过山炮二十四门，哈乞开斯洋枪一千二百杆。”张佩纶紧接着又说：“我想练一支新军，要炮兵四队，洋枪兵十几营。洋枪当然不够，要请北洋代办，合肥亦许了我，一定尽力。”

　　这就更显得张佩纶的实力了！一到便要练军，看样子要长驻福建，那就不会久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名义。一下子当上总督，自不可能，调补福建巡抚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此，张兆栋心里就不好过了。

　　“幼翁，”张兆栋立刻献议：“纸上谈兵，恐怕无裨实际，我看不如请幼翁先出海，将全省口岸巡阅一遍，再定筹防之计，比较切实。”

　　“我也有这个意思。”张佩纶点点头。

　　“那就归我预备。”张兆栋自告奋勇，要替张佩纶办差。

　　张兆栋虽很起劲，而何璟对出巡一事，却不大感兴趣，因为一则以总督之尊，伴着张佩纶同行，到底孰主孰从，不甚分明，未免尴尬，再则战守之责，实在有些不敢承担，不如趁此机会推卸给张佩纶。

　　打定了这个主意，便对穆图善拱拱手说：“春翁，请你陪幼翁辛苦一趟，我就不必去了，说实话，去亦无益。”

　　最后那句话，自承无用，张佩纶没有强迫他同行的道理。而张兆栋看总督如此，亦不便过分表示亲热，因而最后只有穆图善陪着张佩纶到海口巡视了一遍。

　　看倒没有看出什么，听却听了不少。穆图善对于福建的防务，相当了解，颇不满何璟的纵容部将。谈到福建的武官中，声名最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署理台湾镇总兵杨在元，此人籍隶湖南宁乡，早在同治年间，以督标中军副将，调署台湾总兵，因为吃空、卖缺，为人参奏，解职听勘，且以供词狡诈，下狱刑讯，面子搞得非常难看。那知到了光绪三年，不知怎么走通了何璟的路子，竟以“侵冒营饷，已照数赔缴”奏结，开复原官。

　　因为贪污下过狱的总兵，重临旧地，俨然一方重寄，台湾的百姓，自然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的。而杨在元居然又干了好几年总兵。上年春天到秋天，父母先后病故，亦不报丁忧，恋栈如故，在穆图善看，真是恬不知耻。

　　等二个是福宁镇总兵张得胜，他受制于手下的两名副将，一个叫蔡康业，一个叫袁鸣盛，纪律废弛，根本不能打仗。不过新募了十营兵，防守长门等地的炮台，如果张得胜一调动，这十营新兵有溃散的可能。

　　张佩纶一听，怒不可遏。他可以专折言事，当然可以据实纠参，只是参劾归参劾，调遣归调遣，他亦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调遣总兵之权。回到省城，就拟好一道咨文，通知何璟，说海疆紧要，似杨在元这种“贪谬不肖之员，难与姑容”，请何璟“遴员接署”。

　　他的幕友劝他，这样做法，似乎使何璟的面子不太好看。照一般的规矩，奏参杨在元最好跟总督会衔，更不宜这样径自作了开缺的决定，而况台湾的军务，已奉旨由刘铭传以巡抚衔负责督办，似乎亦不便侵他的权。

　　张佩纶悍然不顾，照自己的决定行事。拜发完了参杨在元的折子，接着又参蔡康业和袁鸣盛，特别声明：“张得胜战功夙著，不便临敌易将，严加教诫，而撤该副将离营，诸军始服。”又说：“臣以书生初学军旅，来闽旬日，岂敢率尔纠弹？但大敌当前，微臣新将，非有恩信足以孚众，若不信赏必罚，深虑此军临敌必溃。”等这个折子发出以后，才将张得胜传了来，声色俱厉地申斥了一顿。

　　消息一传，没有人敢说他跋扈，只觉得钦差大臣的威风，着实可观。何璟、张兆栋、何如璋更是惴惴不安，心里都很明白，李鸿藻虽跟着恭王一起倒霉，而清流的势力，却如日方中。张佩纶受慈禧太后特达之知，内有醇王的倚重，外有李鸿章的支持，更加惹不起。

　　惹不起是一回事，张佩纶咄咄逼人，教人受不受得了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何璟，身为统辖全省文武，手操生杀予夺之权的总督，却为一个后辈欺侮到如此，自觉脸面无光，十分苦恼。同时，软既不甘，硬又不可，不知该持何态度？因而长吁短叹，恨不得上奏辞官。

　　他有个幕友姓赵，绍兴人。这个赵师爷从咸丰十年，何璟当安徽庐凤道时，延致入幕，追随他已有二十多年。赵师爷本来专习刑名，但也做得一手好诗，谈吐亦很风雅，所以东翁扶摇直上，由监司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对于刑名方面，虽不必再如何借重，却自然而然成了一名清客。谈诗论艺之暇，藻鉴人物，评论时局，颇有谈言微中之处，竟成了何璟的“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密友。

　　张佩纶的作为，东翁的烦恼，自然都在赵师爷的冷眼之中。本来以为何璟一定会移樽就教，来谈他的苦楚，谁知何璟整日为了应付张佩纶，只跟管章奏、管兵备、管洋务的幕友打交道，竟一连三天，未到赵师爷那里。

　　于是赵师爷按照随园食谱，亲手做了几样好菜，又开了一坛家乡寄来的陈酒，以诗代柬，邀东翁宵夜。到了晚上，何璟应约而至，见面是强为欢笑的光景，赵师爷故作不解地问起：何事不乐？

　　“你没有听说吗？”何璟反问一句：“丰润欺人太甚！我真正流年不利。”

　　“大帅说那里话？”赵师爷斟酒相敬，“这是天助大帅成功，怎么倒自寻烦恼？”

　　“你要我喝一杯，倒可以。如有称贺之意，那就窃所不喻了。”

　　赵师爷不响，咳嗽一声，向左右看了一眼，侍候的听差会意，都退了出去。

　　“我请问大帅，”赵师爷低声问道：“丰润此来，是为什么？

　　是不是想来立功？”

　　“那还用说！不是立功，何以大用？”

　　“那就是了。”赵师爷问道：“他的衔头，是会办福建海疆事务，若有功劳，难道就是他会办一个人独得？”

　　“啊，啊！”何璟大有所悟：“你这话有点意思了。”

　　“大帅明白就好。”赵师爷用筷子蘸酒，在桌上写了一个“李”字，“丰润此来，就等于他来。和也罢，战也罢，必有‘锦囊’付予丰润，到时候自见妙用。大帅何妨坐享其成？当年官文恭在湖北的情形，大帅莫非倒记不得了？”

　　何璟当过湖北藩司，是在同治年间，胡林翼早已下世，而官文仍旧是湖广总督。当年胡林翼刻意交欢于官文，但求能畅行其志而功成不居，推让于官文的苦心孤诣，鄂中老吏，都能娓娓而言，何璟自然记得。张佩纶虽决没有胡林翼那样的雅量，自己却不妨学官文的度量，让他畅行其志，反正不论军务、洋务、紧要大事，必得会衔出奏，将来如有功劳，少不了自己的一份。

　　“先不谈将来，且说眼前。丰润即令眷风得意，一时亦巴结不到大帅的位子，如今事事依着他，教他没话可说，大帅岂不省心？”

　　这是暗示何璟，欲保眼前禄位，唯有安抚张佩纶，张佩纶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会有所搏击。彼此都有退让的余地，所以相安无事是做得到。关键所在，就是一个“忍”字。

　　想到这里，不觉深深点头。赵师爷进言有效，越发话无不尽，“再退一步说，倘或局势紧迫，丰润束手，大帅……。”他突然顿住，然后问道：“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怎么不能说。”

　　“话不中听，怕大帅动气。”

　　“笑话！”何璟很快地接口，“你我二十多年的交游，莫非你还不知道我的性情。”

　　“既然如此，我就说：倘或戎机不利，丰润束手，想来大帅亦决没有挽回的妙策。到那时候，总归逃不了一败，何妨让丰润挡在前面，大帅肩上的负荷可以轻得多！”

　　这一来，何璟不止于点头，而且举杯。赵师爷算无遗策，进退两得其所。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张佩纶拱手听命，说如何便如何，绝少异议。唯一自作主张的一项措施是：调集了张得胜的一个炮队，守护总督衙门。

　　法国的态度相当强硬。交涉分好几方面进行，第一处是巴黎，由法国总理茹费理向新任中国公使李凤苞提出照会；第二处是北京，由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跟总理衙门折冲；第三处是上海，总税务司赫德，接受李鸿章的委托，在向逗留不进的法国新公使巴德诺调停；第四处是天津，任何负有交涉之责的法国人，从茹费理到军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谈和的情形乱得很。但法国的态度却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谢满禄在闰五月二十那天，向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遵照简明条约办理，特旨通饬北圻的军队撤退，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限七日内答复照办，否则当自取赔款。”所谓“自取赔款”，是法国打算占领中国的一个城市，作为质押。照急进的孤拔主张，打算攻击旅顺、威海卫等地，但法国总理决定占领基隆或福州，这是卖一个面子给李鸿章，因为旅顺、威海卫等处，是北洋水师的“口岸”。

　　管理总理衙门的奕劻，与李鸿章内外相维，始终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计想将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请到北京或天津，坐下来商谈，无奈法国政府坚持不照约行事，巴德诺决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后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让步，由总理衙门照会谢满禄，保证北圻撤兵，在一个月内完成。但拒绝赔款，仍旧希望巴德诺早日北上，依照简约规定，“会议详约”。

　　法国的反应，是派军舰一艘，直驶马尾。虽然一到就搁浅，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警报，张佩纶急电到京，总理衙门慌了手脚，因为七日之期一满，“自取赔款”这句话，已可证明，不是虚言恫吓。

　　想来想去，只好重托赫德斡旋。赫德总算不辱使命，调解出来一个结果，中国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与巴德诺在上海会商。

　　但是情势是外弛内张的局面，虽然法国外交部向李凤苞表示，谢满禄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计，赔款的数目亦可商量，但马尾陆续有法国军舰开到，基隆亦有法国军舰，与刘铭传同日而至。只是这些强敌迫近的消息，都冲淡在一道上谕中了。

　　这道上谕是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克日到上海与法使议办详细条约。并派陈宝琛会谈，苏松太道邵友濂会同办理。同时指示交涉应守的分际：“所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请旨办理。最要者越南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答以由我处置。分界应于关外界分空地，以为缓冲。云南运销货物，应在保胜开关，商税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节，切实辩论，均由电信请旨定夺。”

　　曾国荃想不到垂暮之年，还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电旨所示，与法国的要求，南辕北辙，根本是凑不到一块的事。而且凡事“请旨定夺”，又那里是所谓“全权”？因此，对于此一新命，曾国荃深感苦恼。

　　陈宝琛则更是忧心忡忡。书生典兵，会办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场，一死就可报答皇恩，不负平生。但是跟洋人交涉，强弱之势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决不能成和议，能成和议，所签的条约，一定是丧权辱国，罪浮于马建忠。马建忠为人骂作汉奸，那自己这一来又成了什么东西？半世盛名，平生清节，都要断送其中，怎不教人着急？

　　思量到此，决意不受这个“会办”之名。拟好电报稿子，拿去跟曾国荃商量，却很受了一顿奚落，指他独善其身。这倒是诛心之论，陈宝琛无话可答，当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旧将电奏发了出去。

　　军机处寄发的“电旨”，很快地到了，陈宝琛受了一顿申斥，措词相当严厉，电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严谴。陈宝琛无法，只好跟着曾国荃到上海。

　　其实曾国荃也辞过一次，不过他幕府中有老于吏事的高手，顾虑到会碰钉子，不敢正面请辞，假作尚未奉到电旨，先陈所见：“疆臣战将，不敢与闻和议”。军机处接到电报，自然诧异，电信瞬息即达，又是密旨，电报局何敢怠忽？细细参究，方才悟出曾国荃的妙用。当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样，将计就计回了一个复电，认为他是未奉电旨以前方有此电奏，如今已经将派曾国荃在上海议和一事，通知法国，倘不赶紧赴会，就是失信。如果说疆臣战将，不应议和，那么李鸿章难道不是疆臣？最后又特别慰抚，说如“所议无成，即回江宁布置，并非以办事棘手之局，责该督以必行。”

　　话虽如此，曾国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议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赔偿兵费，如果在这一层上不能让步，议亦无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这时候，李鸿章函电交驰，先作了交代，声明三点：第一、北圻撤兵之事，迟延有因，依照万国公法，不算背约；第二、福禄诺临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当时已加驳斥，既无公文照会，何足为据；第三、谅山的冲突，法国指华军先埋伏动手，不足听信，实际上是法军先开第一枪。

　　此外又有一个很要紧的电报，正就是曾国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鸿章表示，法国如果提出赔偿兵费的要求，数十万两银子，可以允许。又说：“各国公论，万不足恃”。这因为新派在总理衙门行走，颇为掌权的张荫桓，正在托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建议华府，调停中法争端，主张将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天津简约，交付各国公断。李鸿章怕曾国荃对此寄予深望，因而观望，所以特为提醒一句。

　　就在曾国荃检点行装，准备专程赴会之际，北京方面仍在继续交涉。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给了总理衙门一个照会，声明上海会议必须先允许赔偿，方能开议细约，法国在华的海陆军，暂以西历八月一号为期，按兵不动。这是变相的另一通最后通牒，只是将限期放宽了五天而已。同时法国非正式表示的态度，亦很强硬。据报纸记载，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见，法国军舰不但会攻击福州及基隆，同时亦会攻击招商局的轮船。这个消息在他人并不注意，在李鸿章及他左右的少数人，却是入耳惊心，寝食难安。

　　招商局是李鸿章假公济私的利薮。先以“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为名，在同治十三年奏准“试办”。而这年浙江漕米北运，海舶不足，由李鸿章策动浙江海运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昴建议，即由未来的招商局承运浙漕二十万石，酬庸的条件是由朱其昴筹办招商局事宜。

　　设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管辖，却由北洋大臣遥制。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此举揽权过甚，遇到稍微厉害些的两江督抚，一定会据理而争。所以试办之初，特为声明：“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将招商局的性质确定为商办，就当然可以拒绝任何衙门的干预。

　　但是招商局名为商办，其实是官办，户部虽只借出制钱二十万串，合银六万两，而东南各省藩库、海关，由于李鸿章的力量，都有“闲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极薄，在七八厘之间。至于营运收入，光是漕米一项，每一石发水脚银五钱三分一厘，一年以运漕六十万石计，就可以坐收三十万银子，真正是包赚不亏的无本生意。

　　为了招商局的筹办，由浙漕海运，沙船不敷应用而来，所以不得不笼络掌管浙江海运已有十余年的朱其昴，而李鸿章所信任的，却是常州的一个秀才，捐班州县分发到直隶的盛宣怀。盛宣怀又联络广东一个商人唐廷枢来对抗朱其昴，李鸿章听从盛宣怀的策划，先奏请以唐廷枢为总办，朱其昴为会办，之后加委盛宣怀和徐润为会办，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诏创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内。招商局合计一总办、四会办，而实权都握在盛宣怀手中，间接也就是握在李鸿章手中。

　　由于招商局在营运上享有特权，所以一开办生意就好，但亦是一开办弊端就生，开支浮滥，冗员极多，帐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好在名为商办，任何人亦不能干涉。若想干涉，有李鸿章挡在面面，告到京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是李鸿章的同年沈桂芬当权，也是“内外相维”，全力弥缝，怎么样也不能将招商局的那笔烂帐掀开来，更不用说想掘盛宣怀的根。

　　不过两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设了十九个分局，有十艘轮船跑南北洋航线，南起香港，北至牛庄，营业鼎盛。这一来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联合起来排挤招商局，压低运值，争揽客货。招商局为谋对抗，必须增加资本，扩大规模，正好美商旗昌银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设计收买旗昌银行，谈判成功，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作价二百万两，码头、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由李鸿章奏准，两江拨借五十万两，浙口、江西、湖北共同拨借五十万两。在这笔交易中，盛宣怀很发了一笔财，照例的回扣以外，还“戴了帽子”。而从旗昌买来的船，计有江轮九艘、海轮七艘、小轮四艘、趸船六艘，数目虽不少，性能却不见得好，成了招商局一个极重的包袱，每个月须亏负五六万银子之多。

　　这是光绪二年年底的事。不到一年，就有个御史上奏，指责招商局“置船过多，载货之资，不敷经费，用人太滥，耗费日增。”

　　董儁翰的奏折中又说：“招商局各轮船每届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至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求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这是承漕运的遗习，照例用来“调剂”候补州县的办法，无足为奇，只不过从无“隔省”不相干的人，亦可“挂名应差”。这所谓“隔省”就是指直隶而言。

　　这个奏折，措词不算峻厉，但按常规，理应查办，却由于沈桂芬的斡旋，只命南北洋大臣通盘筹划，认真整顿。这反倒给了李鸿章一个机会，明里张大其词，说英商太古洋行如何“跌价倾轧”，暗中承认购自旗昌洋行的轮船“年久朽敝”，而整顿之法，主要的是各省官帑，超过“商股”将及三倍的一百九十万银子，“缓息三年”，到光绪六年起，分五期拔本，每年缴还三十八万两。换句话说，是公家免息借出巨款，供盛宣怀之流的“商人”去做生意。同时还有一个附片：“请旨敕下江苏、浙江督抚，漕米须分四五成拨给招商局轮船承运，不得短少，余归沙船装载，以示体恤。此外江西、湖北采买漕米，仍照案归局运津”。李鸿章说这些整顿办法，“上不亏国、下不病商”。同时在折尾声明，这个折子是他“主稿”。暗示招商局归北洋所管，与南洋大臣的关系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总”因祸得福，而盛宣怀则更是官运亨通，补了天津道为李鸿章筹办电报局。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风风雨雨，流言始终不息，而内幕亦逐渐揭露。盛宣怀经手这笔交易，有明暗两面的好处，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以七折收购，再由旗昌出面实足卖给招商局。明暗两面的好处，总计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万两银子，有七十多万落入盛宣怀私囊。至于李鸿章分到多少，无可究诘，只是李家在招商局有干股，却是尽人皆知之事。

　　转眼三年已过，到了该拔本的时候，招商局的“商总”又出了花样，以积欠旗昌洋行船价六十九万两，不能不先行拔还，“以免外人贻笑”的理由，请李鸿章出奏，以每年所运漕米应领水脚运费抵还。这就是说，如果各省漕米不交招商局承运，应拔官帑，即无着落。此外又有一个附片，一则说：“招商局之设，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贸易规程，自行经理”；再则说：“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三则说：“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这样反复声明“商办”，就是为五年以后留余地，只要每年有六十六万石漕米北运，水脚运费抵还官帑，则到了光绪十年，官帑还清，整个招商局就都落入“商总”手中了。

　　但是到了六月间，两江的局面有了变化，刘坤一调任江督兼南洋大臣。他是老湘军的系统，当然不会象沈葆桢、吴元炳那样听李鸿章的话。于是，湘淮两系的利益，在东南膏腴之地发生了冲突。

　　首先发难的是王先谦，官拜国子监祭酒，也是响当当的清流，奏折之中有建言、有搏击，笔锋所及，盛宣怀首当其冲，王先谦替他下了八个字的考语：“营谋交通，挟诈渔利。”

　　“挟诈渔利”，即指收买旗昌轮船有瞒天过海的计谋在内；“营谋”当然是指百计取悦于李鸿章，得获重用而言；“交通”二字，在这些地方常为“交通宫禁”、“交通近侍”的省略语，这例也不是无的放矢，而且王先谦本人也牵涉任内。盛宣怀走通了李莲英的路子，常有“孝敬”，而王先谦据说用过李莲英的钱，人言藉藉，大损清誉，然而并不影响他弹劾盛宣怀，尤其是因为其中有整顿招商局的建议，更不能不发交南北洋大臣处理。

　　这是光绪六年十月底的事，沈桂芬正揽大权，因而批复王先谦的谕旨，只令饬李鸿章和刘坤一，认真整饬。刘坤一主张彻查，李鸿章认为不必，只要分年拔还官帑一事有着落，即可奏复。正在相持不下时，除夕那天，沈桂芬一命呜呼，等于盛宣怀失却一座靠山，处境大为不利。

　　果然，只不过隔了半个月——光绪七年正月十五，刘坤一单衔复奏，说“王先谦所奏，未为无因”，指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将他于“收购旗昌时每两抽取花红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购旗昌股票，对换足额，以饱私囊”的内幕，和盘托出以后，严词抨击：“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因而请旨，“即将盛宣怀予以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疆臣劾司道，很少有这样严厉的措词，只是等刘坤一来动手，为时已晚，盛宣怀已“成了气候”。李鸿章因为一方面还要重用他来办电报、开煤矿；一方面公私两端都无形中受了他的挟制。私的不必说，公的上头，李鸿章不知保过盛宣怀多少次，说他“心地忠实”，说他“志切匡时”，而结果为刘坤一骂得这等不堪，则如无一言辩解，自己又何以交代？向来保举匪人，举主连带要受处分，果然盛宣怀革了职，自己亦脱不了干系。因此，李鸿章只好抹煞良心，硬起头皮，为盛宣怀硬顶。

　　他是这样为盛宣怀“辩诬”，说此人“在臣处当差有年，廉勤干练，平日讲求吏治，熟谙洋务商情，遂委以会办之衔，往来查察。盛宣怀与臣订明不经手银钱。亦不领局中薪水，遇有要务，则与唐廷枢等筹商会禀。”谈到旗昌一案，说是“即盛宣怀首发其议，亦于大局有功无过。况当日唐廷枢等于洋商已有成议，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谒见沈葆桢。其事前之关说，事后之付价，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

　　这个奏折实在不高明，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收买旗昌轮船，要特地从湖北将盛宣怀邀到金陵去向沈葆桢陈述其事，反更显得刘坤一原奏中，“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这几句话，形容入妙。尤其是李鸿章将盛宣怀下一个“廉”字的考语，京中传为笑柄，说盛宣怀如果可当廉洁之称：则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姑娘，个个可以建坊旌表贞节了。

　　不过，李鸿章包庇盛宣怀，所凭借的本就是他的地位声势。由于保荐薛福辰是一件大功，慈禧太后对他真个另眼相看，恭王正在支持李鸿章全力筹办“师夷之长”的各项洋务，爱惜人才，不免曲予优容，因此，尽管刘坤一的理由充足，还是李鸿章占了上风，盛宣怀竟得免议。

　　刘坤一大为不服，第二次上折严参，而且隐然指责李鸿章有意包庇盛宣怀，说“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等项，糜费帑藏，以及收头此项轮船后，折耗益甚，采诸物议，核诸卷宗，盛宣怀等实属咎无可诿”，所以，“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到底刘坤一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在疆臣的地位中，仅次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有湘军一系为后盾，并可望获得清议的支援，因而刘坤一仍有信心，必能惩治盛宣怀这个劣员。谁知奏折到京，正在慈安太后暴崩之后，国有大丧，而且暴崩的原因不明，举朝惶惑，谁也没有心思来管这件事。这给了盛宣怀和李鸿章一个绝好的机会。各方面疏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刘坤一的奏折虽如烈性的火药一般，威力强大，无奈药线受潮，竟没有能炸得起来。

　　其时李鸿章又出了花样，决心要将各省存在招商局的官帑，归入北洋。他的办法是，配合向德国订造“钢面铁甲船”的海防计划，奏准以招商局每年用漕米水脚为担保，拔还各省的官帑，移充订造铁甲船款不足之数。这一来，等于扯断了各省跟招商局的关系，以大部分官款所办的招商局，竟越来越象“商办”了。

　　这个金蝉脱壳与移花接木两计合并而成的策略，相当成功，官帑营运的收益，都归入商股，所以官帑还是一百多万两，且大半属于北洋，而商股则由七十余万增至三百余万。但是，招商局毕竟为北洋大臣所创办，总理衙门跟户部亦可干预，这一点“官气”脱不掉，无法化作一家一姓的事业。

　　那知道法国军舰将会攻击招商局输船的消息，李鸿章与他的左右，在入耳惊心，苦思焦虑之下，竟“死棋腹中出仙着”，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个让招商局脱胎换骨，化公为私的大好机会。

　　这个脱胎换骨的秘计，是由唐廷枢所倡议。此人是英商轮船公司帐房出身，对船务比较内行。轮船如果怕为法国军舰所劫夺，只有泊港不出，但那一来不但要蚀开销，而且机器不用，必致损坏。除此以外，就只有改变船籍之一法。

　　这个办法又称为换旗。交战国双方的商船，如果改换中立国的旗帜，就可免予遭受攻击，在万国公法上有详细的规定。这得请教律师，招商局聘雇得有现成的法律顾问，是英国的皇家大律师，名叫戴恩，认为此事可行，但有时效，如果一旦战事爆发，换旗就不为法国所承认了。

　　当然这决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思，换那一国的旗就是那一国的旗，首先需要取得换旗国家的承认，这就只有一个办法，将招商局的产业，卖给那个国家。

　　这就有疑问了，招商局到底不是唐廷枢的私产，说卖就卖，除非暂时卖出去，事定以后还能买得回来。不过，这也不是不可以谈判的，所以唐廷枢一面向英商怡和洋行试探，一面密电北洋，请示机宜。

　　很快地，李鸿章派了一名道员到上海，主持其事。此人就是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学贯中西，而且曾由北洋派赴驻外各使馆学习洋务。回国以后，派在北洋当差，是李鸿章幕府中洋务人才的后起之秀。朝鲜之乱，李鸿章丁忧回籍，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派马建忠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东渡观变。定策为朝鲜平内乱，因而有吴长庆领兵三千东援之举，及“诱执首乱之策”，将大院君李是应骗来，连夜送上兵舰，直航天津，这些都出于马建忠的策划。

　　李鸿章所以选派他来办这桩差使，第一是因为他精通西洋的律例，第二也就因为他有魄力。果然，一到上海不久，他就跟戴恩商量决定，因为英国的法律繁杂，不如美国法律来得简易，如果换旗以换“花旗”为妥。

　　美商中经营轮船最具实力的，还是旗昌洋行，一经接洽，旗昌洋行有意作这笔交易，议定招商局全部财产作价五百二十五万两银子，移交旗昌洋行接管，旗昌洋行则开具美国银行的支票交招商局收执。

　　一笔值数百万两银子财产的移转，就是那么买萝卜青菜似的容易，合约由何人出面所订，内容如何，原约保存在何处，什么人都不知道。而且此事瞒得滴水不漏，连总理衙门都不知道。旗昌洋行的支票，一时自然还不敢兑现，脱胎换骨，总也要长大成人。

　　但是，招商局的轮船，忽然由黄龙旗换上星条花旗，却是瞒不过人的，总理衙门接得报告，大为困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招商局已经被出卖。虽说是为了防备法国夺船，但事先竟不奏闻，其心何居？实在费解。

　　因此，总理衙门用电旨询问：

　　“从前设立招商局，置买轮船，系奏明办理。现闻售于美国，李鸿章何以未经具奏，殊属非是。海上转运，全恃轮船，此举自因恐为法夺起见，究竟是否出售，抑暂行租给？着据实奏闻。并随时酌夺情形，设法收回。”

　　虽然这通密电，措词不算峻厉，而且已为李鸿章开了路子，留下余地，如果是“租给”而能“设法收回”，便可无事。

　　但也够他受的了。

　　显然的，宰相肚里虽好撑船，但几十条轮船，几十处仓库码头，到底也难吞得下去。已成的交易，能否取消，自成疑问，而眼前却不能不先搪塞。李鸿章找了盛宣怀来，反复推敲了五天，才将复奏拟成。

　　这通复奏，首先还是婉转说明招商局的地位：招商轮船局本仿西国公司之意，虽赖官为扶助，一切张弛缓急事宜，皆由商董经管。至与外人交涉权变之处，官法所不能绳者，尚可援西法以相维持。

　　这是要表明，招商局的“商董”，有权处置招商局的产业，而对外交涉，由商人来处置，反较官府出面为方便有利。

　　以下便叙“海疆不靖，局势日非，华商轮船二十余艘，驶行洋面，日有戒心。法人遍布谣言，遇船劫夺，南北商旅咸以搭傤局船为戒。”因而不得不换旗，但是：

　　“细查各国律例成案，凡本国商船改换他国旗帜须在两国未开衅以前。黑海之战，俄商皆悬德美之旗，有二艘换旗于战事三日前，遂为法人所夺，复有二艘易旗于战前，暗立售回之据，亦为英国所夺。布法之战，两国商船多售与他国，易旗驶行，事后仍复原业。若暂行租售，则非实在转售，他国必不能保护。”

　　千回百折，忸怩作态，最后终于道出，招商局是被卖掉了。至于不事先奏闻朝廷，则已隐约解释，是为了事机急迫。

　　不过招商局虽已卖去，却可收回：

　　“美国旗昌银行主，愿将招商局产，悉照原值银五百二十五万两，统归该行认售，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仍可改换华旗。道员马建忠素习洋文，熟谙公法，前委赴沪会查招商局务，该员就近与戴恩及旗昌反复商论，戴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价收回，旗昌亦誓言，决不失信，故于价值亦不计较。”

　　这就要谈到责任了，到底此事是谁作的主？李鸿章是这样说：

　　“马建忠侦知法事叵测，遂毅然决然，独肩其责，因与众商定议，订立合同，将各船栈，暂交旗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照常驶行。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股票，按照西国律例，均交律师戴恩收执，日后藉以为凭。是战前商船换旗出售，为各国常有之事，中国虽属创见，而众商为时势所迫，亦属万不得已。至将来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

　　这是一面将责任推在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马建忠开脱。然而数百万两银子出入的大事，李鸿章如说毫无所闻，那是自欺都欺不过的，他只好以“当法使议约未成之际，军事旁午，臣虽知商船暂换美旗，而未悉其详，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词。这样说法，自嫌牵强，因而再一次使尽吃奶的力气作官商之辩，论事机之迫：

　　“且此等事件，华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凭信义；律师既援西例担保，而官长却未便主议。外侮横加，商情惶迫，数千人身家关系，而官无法以保护之，更无力以赔偿之，商人自设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数十万，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纵自如。但冀法约早定，船栈照议归还，中国商务复兴，更无吃亏之处。惟闻法人四处侦探，总疑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间攫拿，俾为军用，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竭力保护。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鉴而曲原之。”

　　这个奏折是由专差送到京里，投递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已有十三员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权的只有三个人：阎敬铭、许庚身、张荫桓。而阎敬铭忧心时局成病，在家休养，许庚身在军机处极忙，不大到署，所以这些公事都归张荫桓看。

　　张荫桓才气纵横，明敏异常，一看李鸿章这个奏折，支离破碎，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简直不成话说。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为“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未说清楚。如为实售，则旗昌所开“收票”，应该向银行收兑，纵为“期票”，兑现亦总有日期，现在交与律师收执，到期不兑，不是白白吃亏利息？

　　若是“代为经管”，则产权仍属招商局，旗昌经管营运，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说凭几张不能兑现的“期票”及“收票”，凭空接收价值数百万银子的轮船栈埠去做生意，所入尽归于己，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闻？

　　至于说事机急迫，仓卒定议，“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却总不能说连朝廷也瞒着。这一点心迹难明，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说别样，只责成李鸿章将“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从戴恩那里收回呈验，就拆穿了西洋镜，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张荫桓以前受李鸿章的赏识，最近受李鸿章的重视，论私谊自然要替他遮盖，谈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濒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赖斯人，亦不宜在此时将他置于言官围剿的犀利笔锋之下。好在当初电旨所责成李鸿章的，亦无非“设法收回”，这一点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问。找个方便的机会，跟慈禧太后回一声就是了。

　　谁知这个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细读之下，只觉得李鸿章处处拿洋人欺压朝廷，只因为“官法所不能绳”洋人，还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维持”这个借口，便该放纵商人，自作主张。这样的想法做法，又与汉奸何异？

　　不过，他只是从整个文气中，有这样一种感觉，谈到西洋的各种律例，买卖规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个人可以请教，这个是他本旗的晚辈，名叫杰治，曾跟崇厚当随员，驻留过法国和俄国，西洋的情形相当熟悉。

　　杰治也说到底是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搞不清楚，“倘是实售，断断没有将来‘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之理，那是另一码事。为什么呢？”杰治解释：“船是活动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损耗，出意外沉没也有常事，虽有保险，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数收回？”

　　“这样说，是代为经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摇其头，“代为经管比实售更麻烦，实售只要价钱谈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快当之至。代为经管便要谈经管的酬劳，管得好，怎么样优为酬谢，管得不好，要负点儿什么责任？有得好谈，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这么一泡猫儿溺呢？”

　　“这话，熙大爷，我可不敢说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证：“我不会叙到折子里去。

　　你尽说不妨。”

　　“照我看，是卖掉了。只是怕这块肥肉，会有骨头卡在喉咙，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赃不迟。”杰治又说，“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说银票，后来又说期票、收票，莫衷一是，这就有毛病。”

　　“这三种票子不同？”

　　“当然不同。银票是银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们中国的庄票一样，只要这家银行信用好，搁长些不要紧，随时都可兑款。不过，也没有这样傻的人，不去兑款，白吃亏利息，若是相信这家银行，拿银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岂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说越多了。”盛昱很有兴趣地问：“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开。譬如说，我有一笔款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留下签字式样，银行就发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数目以内写明，凭票付多少就是多少，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过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这比中国钱庄凭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将杰治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找到疑问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么知道你银行里存着那么多的钱？”

　　“这自然是凭信用，比较妥当是到银行里‘照票’，现在有电报，重洋万里，片刻之间亦可以查清楚。不过‘收票’不兑，总有危险，万一出票商家倒闭，收不到钱，岂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给英国律师收执？”

　　“这又是搬出洋人来唬人，以为洋人信用好，万无一失。如果他呈验契据，又可以推托，说存在洋人那里，一时取不到。”

　　“那有这回事？”杰治笑道：“这话哄小孩子怕都哄不过。洋人居间，也不过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银子的出入，岂能一点凭据都没有？至于向银行收银的票据，更没有交给律师的道理。万一律师跟对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来就怀疑，怎么说‘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担得起五百万两银子的责任？且不说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盗这笔巨款，只说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个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则所谓‘节节矜制’岂不是脱了节，如断线之鸢，无影无踪？如今听你所说，根本不合规矩，则所谓‘交戴恩收执’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词。国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轻侮吗？我非参不可。”

　　“熙大爷，”杰治提醒他说：“合肥自命懂洋务，实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许有人在欺骗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马建忠。我当然也放不过他，而且必得从他身上来做文章。不过，说合肥受欺，这话倒难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属下也没有人敢欺他。”说到这里，盛昱长叹一声，“怪来怪去是我错！”

　　“这就奇了。”杰治大为困惑，“跟熙大爷你什么相干？”

　　“我不该参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枢廷，合肥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再往前说，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罗！”

　　“那，熙大爷，你是说，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战，跟合肥主张不同，不过，要开仗，也还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这样子悍然无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务，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战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这样子，真正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了。”

　　“对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诉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战？战有胜败，一败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讲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却能唬朝廷，可以当一辈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辞，盛昱随即动笔草拟弹章，明攻马建忠，暗攻李鸿章。将他们绾合在一起，作一建议：

　　“奴才揆今日情事，纵不能将该员监禁为质，似应即行革职，饬下总理衙门，责马建忠以收赎招商局保状，饬下李鸿章，责以羁管马建忠保状。招商局关系江海码头，中外商务，势不能不稍从权宜，以冀收赎。如竟不能收赎，即将该员正法，如该员逃匿，即将李鸿章正法。使外国人闻之，知小臣权奸，皆难逃圣明洞鉴。”

　　折子是拟好了，但就在要誊清呈递时，得到消息，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已经下旗出京。这是交涉决裂，邦交中断，双方将以兵戎相见的鲜明迹象，所以总理衙门密电各省督抚备战。大敌当前，战机迫切，如果以这样严峻的措词，参劾重臣，未免太不识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将折底锁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说。

　　谢满禄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归于决裂，当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开议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开议是六月初七。曾国荃与陈宝琛以外，新派驻日使臣许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协助交涉。巴德诺提出要求三款，其实只有两款，又重在赔兵费上面，开价两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纹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同时要决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国政府干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话，赔款可以减少五千万法郎。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刘永福的职，只要赔款谈妥，当然可以让步。

　　曾国荃由于曾得李鸿章的授意，当即表示：可以用抚恤法国阵亡官兵的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一口拒绝，而朝廷又以轻许赔款，传旨申斥，曾国荃搞得两头不讨好。而会办大臣陈宝琛为了支援张佩纶，又坚决主张由南洋派出两条兵轮到福建，正遇着曾国荃情绪大坏的时候，就没有好脸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绝，“我决不能派。”

　　“元帅，”陈宝琛的词气也很硬：“闽海危急，岂容坐视？

　　不能不派。”

　　“闽海危急，南洋难道不危急？前一阵子张幼樵电奏要船，军机处复电南北洋无船援闽，由广东、浙江酌调师船。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晓得？”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小宋制军急电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义，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国荃只是摇头，“我南洋也要紧。”他说，“没有从井救人的道理。”

　　这是表面文章，曾国荃真正的顾虑是怕一派兵轮，贻人口实，巴德诺会认为一意备战，并无谋和的诚意，因而使得大局决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仅只南北洋两大臣，连主战最力的醇王，反对赔偿兵费最坚决的阎敬铭，亦都动摇了，因为调兵筹饷，处处棘手，倘要开仗，实在没有把握。阎敬铭愿意设法筹一百万两银子，以“边界费”的名义，付予法国，征得醇王的同意后，会同入奏。

　　醇王几乎天天被“叫起”，只是为了避嫌疑，表示与恭王以前的“议政王”有所不同，从不与军机大臣一起进见，或则“独对”，或则与总理大臣同时跟慈禧太后见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亲政以前，先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见臣工，学习政事，只有召见“本生父”的醇王时，方始“回避”。

　　这天是与奕劻、阎敬铭、许庚身及其他总理大臣同时“递牌子”进见，奕劻首先陈奏：“巴德诺已经有照会给曾国荃，昨天是西历八月初一，议定赔款的限期已到。今后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看样子，只怕一定要占领我中国一两处口岸，作为勒索之计。事机紧迫，请皇太后早定大计。”“法国的限期，也不止说了一次了，到时候还不是没事？”慈禧太后微带冷笑地说，“你们天天商量，是和是战，到现在也总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要打，有没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总得找条路让大家好走啊！”

　　“现在法国也是骑虎难下，巴望着找个台阶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从中转圜，据曾国荃打来的电报，恤款能有三百万两也就够了。李凤苞从巴黎来电，说法国已有话透露，可以减到两百五十万两。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给一百万两银子，一定可以和得下来。”

　　“一百万两也不是小数目，那里来？”

　　“跟皇太后回话，”阎敬铭接口答奏：“这个数目，臣可以筹足。”

　　“是赔法国的兵费吗？”

　　“不是赔兵费，是给法国的‘边界费’。”

　　“什么叫‘边界费’，还不就是‘遮羞钱’吗？”慈禧太后坚持不允，“决不能给！这一次是法国无理，反而叫咱们中国赔他兵费，欺人太甚。照我说，应该法国赔咱们兵费。凡事总要讲道理，如果你们肯用心办事，早请出别的国家来调停公断，何致于弄成今天法国得寸进尺的局面？”

　　“各国公论，并不足恃。”奕劻答道，“如今只有美国愿意出面调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国使臣杨约翰见面，总拿好话跟他说，杨约翰说美国极愿意帮忙，总在这几天，他京城里就会有确实回音来。”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说。”

　　“只是法国蛮横无理，怕他们这几日就要挑衅，基隆、福州都很危险。”

　　“万一要开战，也只有接着他们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着备战，总不能说一听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吓得发抖吧？”

　　听到这样的话，醇王只觉得脸上发烧，再也说不出求和的话了。

　　“我也不是一定说要开战，不过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气咽得下，什么都好说。”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法国兵舰有好些开到福建，当然不能不防。你们再仔细去筹划，果真开仗没有把握，咱们另作商量。”

　　慈禧太后有回心转意，也愿保全和局的模样了，而就在这时候，张佩纶上了一个“密陈到防布置情形”的折子，使得她的态度，又趋强硬。这个奏折是这样写的：

　　臣于闰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请进军马尾，力遏敌冲，饬记名提督黄超群，引军由陆潜进。二十七日复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电，称法领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满，即攻马尾船局之说。臣恐敌衅，即在目前，于是夜冒雨遄发，侵晓驶至船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两营队伍选锋亦至，臣令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

　　除了疑兵之计以外，张佩纶又很得意地奏报孤拔对他有忌惮之意：

　　“先是臣军未至，与何如璋密商，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敌人恶之，三日以来，赖以牵制。晨光熹微，法水师提督孤拔，骤见臣军旗鼓，则就师船诘问，疑我欲战，臣令张成答以中国堂堂正正，战必约期，不尚诡道，嘱该提督无用疑惧。该提督即邀张成相见，词气和平，言中国待我有礼，闻百姓惊疑，我船亦拟先退两艘等语。视二十七日法领事帕里塞照会之辞顿异。臣仍饬水步各军严备，并亲率黄超群等周历中岐山，以望敌师，船则大小五艘，错落罗星塔，距船厂仅半里许。连日茶市颇停，民情汹惧，盖敌取福州之说，腾播于两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接下来叙述船局难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条疑兵之计：“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备战，顾臣军实无一雷也。”

　　这条疑兵之计，在第二天即有效验，法国兵船退了两艘，但“出则联口外之三艘以骇长门，入则联口内之两艘，以疑船局”，而闽江仅有三条“局船”，孤危撑拒。敌人可退可进，可战可守，况且“南北洋兵船迄无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敌退解严？”同时也提到总理衙门的一个电报。

　　总理衙门倒是看准了法军的谋略，第一，必得占领中国一处口岸，作为勒索的凭借，但中国与外国议和，非李鸿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则逼近畿辅，京师震动，李鸿章的处境相当困难，和局难成，对法国亦没有好处。

　　因此，第二，所占之处须远离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对海军补给方便的地方为理想。这样，基隆有煤矿，福洲有船局，便成为法国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是首当其冲的鹄的。

　　总理衙门因为连日接到电报，法国兵舰在闽江口出入频繁，而交涉方面剑拔弩张，看样子福州船局必难幸免法国兵舰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鸿章的判断，“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马尾守军肯小小吃些亏，战局不致扩大，则和局犹可挽回。所以给张佩纶一个电报：“小挫可图再振”。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会追究责任，劝他忍辱负重的意思。

　　张佩纶自然懂得，却不受劝，他说：“果臣军一败，资仗都尽，无兵无饷，又谁与图再振乎？”当然，他这样侃侃而谈，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为了反衬他的忠勇奋发之忱，他不能不牵扯彭玉麟作个比较。据说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办理广东军务，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划定防区，彭玉麟当南面琼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动广东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为保障。此事为张佩纶所卑视，正好拿他皮里阳秋一番，用来抬高自己的身分，表扬自己的功劳：

　　“当臣出次时，省城民无固志，风鹤皆兵，颇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琼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进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马尾不战而失，遂其质地索偿之请，而臣且在省静候，与此土一并赎还，其腼然何以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为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谓此军即可制胜也。”

　　“此军”就是黄超群一军，是张兆栋留以自卫，为他硬夺了来的，此军虽未必可以制胜，但张佩纶却仍有制胜的把握。

　　“臣亲至前敌，则颇觉各营之侦探、各路之电传，半亦法人虚声恫吓，而臣前请先发制人之算，尚非毫无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于两点判断，第一、中国对法国一再让步，法军不必死战，而反恐张佩纶所指挥的水师和陆军，拉住他们死战，在士气上先已逊了一筹；其次，法国在闽江之内的兵舰，仅不过多于局船两艘。如果法军全部登陆，则可乘虚袭击敌舰，倘或登岸一半，仅不过数百人，以两千陆军迎击，法军未必能占上风。而况敌军深入内陆，处处可以断他们的归路。同时近来潮汐“小信”，法国兵舰出入不便，这都犯兵军之忌，而为张佩纶所以要想开战的原因。

　　论兵法讲究“知己知彼”，说过自己有这样的胜算，还要估量敌情，张佩纶满怀信心地表示，敌人看见他的斗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旧徘徊不退者：

　　“既料中国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师提督，挟盛气而来，谓闽官必降心相从，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与之先讲，复欲与之先战，若遽尔退师，亦恐见诮他邦，取讥士卒，是以游驶壶江，以掩其退避之迹，而仍为挟制之端，计亦狡矣！臣逆料该提督必已密电巴德诺，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须遣人赴沪讲解，曾于昨日电达李鸿章，嘱其断勿赴沪。当此主忧臣辱，臣既有军旅之寄，不能一战以建威折敌，更何敢大言不怍，无临事而惧之心？惟念敌情，当以力争，难于理喻。今法船在闽，其势稍转，必有一二自命能办洋务之人，攘臂以居辨难调处之功，没将士死守之孤忱，为无赖希荣之捷径，长敌焰而损国体，无逾于此，是以将前敌实情，委曲敷陈。”

　　这番陈奏，大大地壮了慈禧太后的胆，而最使她感动的是，张佩纶在折尾立誓：万一局势转恶，“我援竟断，法舰纷来，恐彼猝攻前敌，据我上游，我军终于不敌，然臣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以贻朝廷羞。”是这样有为有守、忠勇奋发的气节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于美国“说合”的打算，终于落空，法国正式拒美国调处，同时对基隆采取了行动，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领兵舰四艘，轰击基隆炮台。刘铭传得报，一面下令自行炸毁基隆煤矿，一面亲率提督四员，击退了登陆法军，不过他自己亦赶紧退到了淡水。据刘铭传自己的解释：台湾没有兵舰，海面无法与法军争锋，只有引诱他们上岸，才可以“聚歼”。

　　法军不肯上当，留下三艘兵舰在基隆海面监视，同时由巴德诺照会曾国荃，法军攻取基隆，作为质押，暂时不取福州，要求赔偿兵费八千万法郎。

　　局势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见此光景，和既不甘，战又不可，六神无主之下，只有奏请召集廷议。

　　就在这时候，陈宝琛来了一个电报，有一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这句话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开仗必败无疑，慈禧太后深知这班清流，赋性刚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处万难，绝无可为，决不肯说这种万般无奈的泄气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总理大臣们叹气，“到底能不能打？你们总得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坏。”

　　六月二十二的天气，密云不雨，闷热不堪，醇王急得满头大汗，很想说一句：“要开仗亦未见得没有把握。”却就是说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无用，她愿重用他也就因为他无用。所以兵饷两事，此刻便直接向许庚身和阎敬铭两人垂询。

　　“许庚身！”她问：“你看，如果开仗，有没有把握？”

　　这是最难回答的一问。不过许庚身对和战大计虽不能完全拿主意，而从洪杨平后，在军机当“达拉密”，凡有关重要军务的上谕，几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军而兴的淮军，积习重重，并不可恃；北洋水师，则如甫离襁褓，正在学步，还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机营更是虚糜“京饷”的“摆设”，所以虽管兵事，却主持重。当然，他不肯得罪李鸿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说他们的兵不中用，平时一再表示：备多力分。此时亦仍是这样回奏。

　　“我中国幅员辽阔，口岸太多。当初祖宗设兵驻防，专重陆路，道光以来，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当初所万想不到的。自文宗龙驭上宾，仰赖皇太后操劳于上，发捻次第削平，讲究海防至今，亦不过十几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国已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军相比。备多则力分，处处设防，处处防不胜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连三，急电请援，而南北洋实在都抽不出兵舰可以调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调动，法国又舍马尾而攻基隆，飘忽难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报纸，说法国水师提督孤拔是一员猛将，打电报到他们的海军部，要攻山东芝罘、威海卫、旅顺，敌师北犯，京畿震动，所关不细。”说到这里碰个头，结论就不必说出口了。

　　慈禧太后幽幽地叹口气，转脸又问：“阎敬铭，你怎么说。”

　　“依臣看，以收束为宜。打仗打的是兵、是饷，目前饷源甚绌。最可虑的是，南漕多用海运，如果海上有事，招商局的船到不了天津，那时……。”阎敬铭很吃力地说道：“‘民以食为天’！皇太后圣明。”

　　北方粮食一向不够，如果南漕中断，这一缺粮，人心浮动，会引起极大的变乱。转念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照这样说，是不能打，就投降了？”

　　“岂有投降之理？”醇王异常不安地说：“圣谕教臣等置身无地。”

　　“是啊，不但你们置身无地，我将来又有什么脸面见祖宗？

　　大家总得想个办法出来！”

　　“臣愚，臣以为国家百年大计，不争一日之短长，而要有持久之策。”许庚身越次陈奏，“历来廷议，空言搪塞的居多，这一次要请严旨，责成大小臣工，悉心详议，如是空言塞责的复奏，当即掷还。”

　　许庚身很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慈禧太后不自觉地点点头：“你这话说得实在。就照你的意思拟旨，这两天收到的照会，南北洋跟福建来的电报，陈宝琛的折子，都发下去，公中阅看。”

　　“是！”醇王答应着。

　　等退出殿来，醇王汗流浃背，神气非常不好。他的本心淳厚，争强好胜，然而是庸才！多少年来一直说恭王不好，受了孙毓汶的鼓动，贸贸然定计夺权，将一副千斤重担，糊里糊涂接了过来，一上肩就有不胜负荷之感，如今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想起有人传来恭王的一句话：“看人挑担不吃力”，自觉羞愧惶恐，因而才有那样内心的激荡，自我震栗失色的神气。

　　“星叔，”他对许庚身说，“我先回去。你们跟莱山商量一下，出宫先到我那里。”

　　“是！王爷请先回去歇着。千万不要着急！”许庚身安慰他说，“局势总还可以挽回。过了这一关好好筹一条持久之计，不患没有扬眉吐气之日。”

　　“现在也只有这么想。不过……，”醇王眨着眼，在轿子旁边想了好一会才说：“咱们回头再谈。廷议，你们好生预备。”

　　他是不到军机处的，平时办事，都是在府，常由庆王传话。最近因为局势紧急，而且醇王特加关照，所以这天下午军机处散值以后，庆王、孙毓汶、阎敬铭、许庚身一起上适园谒见。

　　“廷议定在二十二。”庆王说道：“御前、军机、总署、六部九卿、科道、讲官。”

　　这是报告规定参与廷议的人员，醇王诧异地问：“何以没有王公？”

　　“莱山！”庆王转脸看着孙毓汶：“你跟七爷回吧！”

　　廷议而不召王公，是前所未有的创例，此例是孙毓汶所创，目的则在解醇王的围。因为醇王“在野”时，放言高论，抨击恭王措施失当，词锋往往极其锐厉，如今易地而处，怕恭王，还有向来有什么、说什么，出言不加考虑的惇王，当着大庭广众拿话挤得醇王下不了台。

　　受窘是一事，更怕一激之下，加以讲官必然会随声附和，于是醇王在无法招架的情况之下，作成主战的结论，那时大局就难收拾了。因此，孙毓汶赞成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干脆不让恭王跟惇王与议。

　　当然，这话不便直说，他只答了句：“御前大臣当中，不也有王公吗？”

　　醇王也会意了，点点头不提这事，却问到讲官：“盛伯熙他们不知道会怎么说？”

　　“他们还能说什么？无非定论而已。”孙毓汶又说，“张幼樵在福建、陈伯潜在南洋、吴清卿在北洋、张香涛在广东，都是手握兵权的，如果开仗，他们当然运筹帷幄，决胜俄顷。朝廷预备着红顶子就是。”

　　在这番似讥似嘲的话中，孙毓汶透露了他的权术，是以清流制清流，甚至可能以清流攻清流。陈宝琛已说到“和亦悔不和亦悔”的话，足以看出主战的论调已大不如前。而非为讲官首领的盛昱，如果有所责难，亦就等于跟两张陈吴等人过不去了。

　　意会到此，醇王算是又放了些心。不过两三个月的工夫，当国的苦况，他已经领略透了，和战之间，并不能一言而决，和也罢、战也罢，都无法按照理路，直道而行。就拿眼前的情势来说，“不和而悔”不如“和而悔”，因为“不和而悔”必然丧师辱国，赔偿兵费，追究责任，搞得天下大乱，元气大丧。“和而悔”则至少保全了实力，可以徐图再举，发奋为雄。这样浅显明白的道理，就是不能一口道破，得要迂回曲折，绕上许多弯子来应付慈禧太后的责难和清流的主战论调，尤其是清流，人多口杂而个个振振有词，真是重重牵绊，处处掣肘。现在听孙毓汶所说，清流似乎已受箝制，事情就比较好办得多了。

　　于是再商量复奏的措词。向来廷议必有复奏，称为“公折”，预先备好底稿，同意的列名，不然单独具奏。公折或由内阁主稿，或由军机撰拟，或由领衔召集的王公预备，看所议何事而定，这一次议的是和战大计，理当由军机预拟奏稿。

　　但孙毓汶又有异议，折底虽由军机预备，却不妨交由伯彦讷谟诂提出。这好象匪夷所思，但经他一说明缘由，却不能不佩服他巧妙。

　　这样做是为了要避免一个人扰乱全局，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从他五月间奉召复起，到京以后，恩宠不衰，仍旧入直军机，兼管神机营。但是他的脾气未改，依然好发大言，好骂人，而且神智恍惚，说话颠三倒四，军机同僚，没有一个不觉得头痛。如果这个公折底稿由军机预备，他一定有许多意见和挑剔，弄得无法定稿，所以不如由这次廷议中爵位最尊，复奏领衔的伯王提出折底，干脆不使左宗棠与闻，反倒清静无事。

　　“这也好！”惇王深深点头，然后又皱着眉说：“此老实在烦人。”

　　“有办法！”孙毓汶接口说道，“此老本不宜参庙议，看机会还是请他出去带兵吧！”

　　“莱山这话如何？”醇王看着阎、许二人问。

　　阎敬铭和许庚身都保持沉默，七十老翁帝兵，未必相宜，而且论人情，亦觉得太过。只是此老在朝，也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不愿表示意见。

　　“看情形再说吧！”醇王也觉得这样安排不妥，搁置不谈，“折底就请星叔动笔。”

　　“是！”

　　“我还有件事，跟大家商量。这件事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打不定注意。现在为了振作士气，不能不这么办，我想面奏太后，仿照老五太爷的例子，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带领神机营，到越南去打法国鬼子。”

　　此言一出，举座大惊，连孙毓汶都张口结舌了。“老五太爷”惠亲王在咸丰三年奉旨授为奉命大将军，只不过督办畿辅防剿事宜，与出师越南岂可同日而语？

　　“祖宗创业维艰，虽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过骑射是八旗的根本，修文亦不必偃武。本朝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没有不能开强弓，说‘国语’的。承平日久，习于骄逸，纯庙高瞻远瞩，极力纠正，较射三箭不中鹄，立刻斥责，八旗子弟乡会试，先试弓马，合格了才许入闱，此所以有‘十大武功’。当时明亮、奎林他们，都是椒房世臣，用命疆场。纯庙圣谕：‘周朝以稼穑开基，至今以农立国，本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废武？废武就是忘本！’”醇王说到这里又激动了，“就因为八旗忘本，才有今天外敌欺凌之辱！”

　　“王爷见得极是。”孙毓汶劝道：“不过以王爷的身分，亲冒矢石，皇上何能片刻安心？”

　　“亲冒矢石也不致于。我自然是在关内安营，指挥督战，无须亲临前敌。”醇王又说：“唯其以我的身分，亲自督师，才能振作士气。”

　　“说实在的，王爷有这番意思就够了……。”

　　“不够，不够！”醇王抢着摇手，“一定要到前方，打个样子给大家看看。有人说神机营是虚好看，我不服气。从前文博川带神机营到奉天剿马贼，打得很好。他回来跟我说：神机营不是不能用，只不过京师繁华之地，把他们养得懒了。一到苦地方，摆不上‘旗下大爷’的谱，自己不动手，连顿饭都吃不到嘴，自然大改常度。这话真是阅历之言。再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神机营操练了这么多年，临到该他们露一手，还不拚命争个面子？我意已决，你们劝我也没有用。”

　　“王爷！”

　　阎敬铭才说了一句，醇王便又抢着开口，“丹翁！”他拱拱手，“这饷的方面，你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乾隆年间，大将军督师，都特简大臣筹办粮秣，你年纪这么大了，我当然不敢劳动你，不过，务必要请你派年轻力强，吃得苦、耐得劳的司官，替我管粮台。”

　　说到这样的话，阎敬铭只能恭恭敬敬应一声：“是！”

　　孙、阎二人都“没辙”了，只拿眼望着许庚身。他当然也有一番话说，只是看醇王满怀信心，意气甚豪，不便泼他的冷水，越泼越坏，变成激将，更难挽回。所以一直在思索着，怎么能让醇王知道，神机营不中用，而又不伤他的自尊？

　　才能让他知难而退。

　　这片刻工夫，已经思量停当，却闲闲问道：“王爷预备用什么人参赞？”

　　“荣仲华！”醇王脱口相答，“仲华委屈了好几年，我心里也很过意不去。沈经笙下世的第二年，我想保他复用，他不肯。如今总得帮帮我的忙。我已经有打算了，皇帝到了该“压马”的年纪，我备八匹好马，作为他的报效，只要有旨赏收，自然就会开复他的原官。”

　　“王爷笃念旧人，真是教人感激。荣仲华是好的。不过，王爷，”许庚身说道：“三国的故事，不可不以为鉴。”

　　“三国的故事？”旗人拿《三国演义》当作兵法，醇王虽不致如此，陈寿的《三国志》，却是当年在上书房的时候，奉宣宗面谕，特别要念熟的，所以三国的故事，知道得很多。

　　“不知道说的是那一个？”

　　“我说的是赤壁之战。当时刘、关所部，不过精甲万人，刘琦的江夏兵还不到一万，周瑜、程普亦不过各领万人，合孙刘之兵，不过四万。曹瞒所部，号称百万，实际亦有四十万，以十对一，而众寡不敌，只为魏师北来，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以致于一把火烧得他卸甲丢盔。”许庚身紧接着又说：“南人乘船，北人骑马，习性使然，无可勉强。神机营子弟到奉天可以收功，亦就因为奉天的气候跟京里相差不远，如今到了炎荒瘴疠之地的西南边境，天时不对，水土不服，再中了瘴气，没有一个不病倒的！英雄只怕病来磨，那一来，岂不损了王爷的神威？”

　　“啊，啊！”醇王悚然动容。

　　“星叔，这话说得是。”阎敬铭急忙附和，“我在山西办赈的时候，深知饥民易救，瘟疫难当。到那时候，赶紧运药到前方，怕都来不及了。”

　　“是的，是的！”

　　“王爷体气虽壮，从来也没有到过南边，万一水土不服，上系廑虑，”许庚身用极恳切的声音说：“王爷又何能心安？”

　　“责备得是。”衷心悦服的醇王，措词异常谦恭，“拜受嘉言，不敢不领教。”

　　“王爷太言重了！”许庚身站起身来，垂手答说。

　　“一切仰仗。”醇王拱拱手，“明天一早，宫里见吧！”

　　第二天黎明时分，醇王已经约了他的儿女亲家伯彦讷谟诂，在内右门的内务府朝房见面，一起看许庚身所拟的公折底稿。

　　这个稿子一共分四大段，第一段申明同仇敌忾之义，说法军猖獗，攻击基隆，在廷诸臣，同深愤激。第二段提到陈宝琛的折子，说他素日刚毅，现在有“和亦悔不和亦悔”的奏语，自然是他身在局中，亲见亲闻，不能不重视的见解。这是道明战有困难，引起第三段保全和局的主张：如果法国“悔过输诚，怵于公议，尚可示以大度，仍予转圜”，因为“此时饷绌兵单，难于持久。况外夷逼处，为千百年未有之局，与发捻迥异。”

　　看到这里，醇王深深点头，认为这样措词，是道出了真正凶症结，非常恰当。再看第四段，也就是结论，却近乎空话了。

　　这个要作为廷臣公议的结论，认为法国如果挑衅不止，终于不得不战，则不可为小挫所动摇，那时要设法募兵筹饷，或者举办团练，或者分道扼守，以为“持久之策”，而最要者为申明军律。

　　伯彦讷谟诂看完这一段，摇摇头说：“这不太虚浮了吗？鬼子已经打进来了，还在募兵筹饷，那来得及？办团练更是件靠不住的事。”

　　“不然！”醇王答道，“你没有能看得仔细。这段话的要旨，是在表明最后的打算。法国人适可而止，中国不妨示以大度，真要欺人太甚，一打起来，那就没有完了，非拚到底不可。”

　　“嘿！”伯彦讷谟诂一面来回蹀躞，一面将双掌骨节捏得“格巴，格巴”地响，用微带不屑的神气说，“是打算把法国鬼子吓得不敢动？”

　　“他们敢动不敢动，咱们不知道，反正洋人只要一上了岸，就讨不了便宜。”醇王说道：“洋人的厉害，是他的铁甲船，大炮，一上了岸，咱们处处拦他、堵他、困他，叫他走投无路，非告饶不可。刘省三在基隆，用的就是这个法子，张幼樵在马尾也打算这么办。总之，去我之短，用我所长，陆战必有把握。”

　　伯彦讷谟诂默然。他父亲僧格林沁在英法联军内犯时，跟洋人在通州接过仗，结果溃退回京，如引此故事，说洋人不可轻敌，就变成揭父之短，但如醇王所说“陆战必有把握”，他也实有看不出把握在那里？那就只好不开口了。

　　不开口不行，因为这个折底是由他提出来，必得他先有信心，才能说服大家一起列衔。所以醇王催问着说：“你有什么意思，说出来大家琢磨。”

　　“我的意思是，要说痛快话，和就是和，战就是战，不痛不痒的话，似乎没有用。”

　　这话却是搔着了痒处。从同治初年以来，每遇外敌，朝廷应付之道，总不外备战求和。求和是真，备战是假，而假的要弄成真有其事的模样，真的却又迂回瞻顾，倒仿佛虚与委蛇似的。照伯彦讷谟诂看，这个公折中所提的见解、主张，亦复如此。

　　醇王却不肯承认。陆战有把握，是他所确信不疑的，就怕带兵官不肯用命。这个看法，他跟亲信谈过好几次，许庚身深为了解，所以拟的折底，能够符合醇王的意思。现在伯彦讷谟诂不以为然，而醇王似乎欲辩无词，他不能不说话了。

　　“如今跟外国开仗，都要站在理上，不然，洋人一定合而谋我，众寡之势，胜负不待智者而决。法国如果敢上陆，那就是彰明较著侵犯我国，谁是谁非，十分明白。即令其中有国家想挑拨，亦就无所借口。再有一层，洋人来我中国的，已经不少，内地一开仗，炮火不免伤及他国侨民，各国必不容法国猖獗，出面调解，自然对我有利。”

　　经过这一番解释，伯彦讷谟诂才没有话说。到得近午时分，坐轿到内阁大堂主持廷议。所谓主持，其实是到一到而已。御前大臣与大学士高高上坐，两面是六部九卿，下面设一张长条案，团团围着一班热心国事的翰詹科道，在传阅上谕、南北洋的电报，以及总理衙门送来的八件法国照会。

　　文件多人更多，天气太热，只见各家的听差，川流不息地走进走出，绞手巾、倒茶、装烟、打扇。廷议本就是近乎随意闲谈的一种集会，这天的秩序更不易维持，东一堆、西一堆，三五成群，各自找凉快的地方叙话。其中风头人物是盛昱。他已成了翰林中后起的魁首，所以围在他左右的特别多。

　　在大老中，李鸿藻闲废，潘祖荫回乡，翁同和冒了上来，成为扶持风雅的护法，盛昱跟他走得很近，也很佩服他，所以见他一到，特意迎了上来招呼。

　　“我刚下书房，来晚了。”翁同和问道：“议了些什么？”

　　“还没有开议。总是这样子，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听说是伯王预备的折底。如此大事，由御前主持，也算是新样。”

　　翁同和笑笑不答。停了一下问道：“你大概又是单独上奏吧？”

　　“那要看公折怎么说？如果有个切实的办法，可以不致于辱国，我也就不必多事。”

　　“你来！”翁同和招招手，“我给你看封信。”

　　信是一个抄件，先看称呼，再看具名，是张佩纶在上个月二十八由福州移驻马尾以后，写给李鸿藻的信，却不知翁同和怎会有此文件？

　　“是我问起幼樵的情形，兰翁特为录副送来的。”翁同和说。

　　“喔，兰公病泄经月，只怕更清癯了。”盛昱一面答话，一面看信。信很长，主要的当然是谈他的部署：

　　“佩纶定出屯马尾之计。所拨两营，乃友山留备省防者，其将黄超群前解凰翔之围，与友山患难交。佩纶在陕西文牍中见其姓氏，又观其履历，曾在胡文忠守黔时充练勇，而随南溪先先转战行间。访问省城名营，惟此军队伍尚整齐，是以特调用之。二十七午，合肥忽来电，称林椿云：‘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惟先让法为救急计，鸿不敢许。’等语。”

　　盛昱知道林椿是法国的一个领事，不知道的是，李鸿章何以听信此人的话？看样子他是以一个领事为交涉的对手，未免与他的地位太不相称。而且他既“不敢许”，何以又电告张佩纶，是不是暗示张佩纶“先让法为救急计”，失掉马尾，他可以从中斡旋，使张佩纶脱罪呢？

　　这是一个难以猜透的疑问，盛昱姑且搁下，先看张佩纶作何处置：

　　“鄙见法特恫吓，然特告督抚必大扰。遂以是夜潜出。侵晓，敌舟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行营距敌舟一里许，日来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书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涛声，犹胜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看完这一段，盛昱大为摇头，他觉得张佩纶真是太自负，也太自欺了！居然以为法军震于他的威名，所以“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而文字故作洒脱，仿佛羽扇纶巾，谈笑可以退敌，强学谢安的矫情镇物，只怕真到紧要关头，拿不出谢安的那一份修养。

　　“真是书生典兵，不知天高地厚。”盛昱冷笑着说，“我就不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干。”

　　“你再看下去。”翁同和笑道：“幼樵真正是目无余子。”

　　于是盛昱轻声道：“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然仅粤应两艘，余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无船，转可省费。二十八夜，战定可胜。”

　　“这是什么话？”盛昱诧异，“他不是一再电奏请旨，催南北洋赴援吗？如以为虽有船而‘畏法如虎’，倒不如没有船，反省下军饷，这是负气话，还可以说得通，却又说‘二十八夜，战定可胜’，既然这样有把握，又何必电请增援？而且，既有把握，何不先发制人？”

　　“战端固不可轻启，而幼樵亦未免夸夸其言。”翁同和又说，“我担心的是，幼樵处境太顺，看事太易，量敌太轻。”

　　“是！”盛昱想了一会说道：“还可以加一句：‘受累太深。’”

　　“受什么人的累？”翁同和问：“你是指合肥？”盛昱点点头，然后又接下去看信：“今局势又改，趋重长门，不知知各宿将正复如何？”

　　“‘知各宿将’是指穆将军守长门炮台吗？”

　　“对了。下面不是有段小注：‘春岩与论相得，琐细他日面谈。’看样子，幼樵在福建，还只有一个穆春岩，为他稍所许可。此外，不但福建的督抚，连总理衙门诸公，亦不在他眼下。”

　　这段话是指张佩纶自己在信中所说：

　　“兵机止争呼吸，若事事遥制，战必败，和必损，况闽防本弛耶？译署以办团练为指授方略。抑何可笑？漳泉人较勇，然亦无纪。本地水勇，知府送来二十人，皆里正捉来水手，未入水即战栗。”

　　“办团练本非长策。”盛昱又摇头，“幼樵这话倒说对了。‘兵机止争呼吸’，亦有道理，只不知呼吸之间，他能不能临危不乱，应付裕如？”

　　就在他们以张佩纶为话题，一谈不能休止的当儿，大厅中已在宣读公折底稿，并作了一处修改，仍旧请各国公断，美国调处。等到翁同和、盛昱接得通知，回入大厅，已经纷纷濡笔具名，而讲官则大多不愿列衔，表示另外单独上奏。盛昱自然也是如此，翁同和则觉得公折的文字不坏，提笔在底稿上写下名字。所谓“廷议”，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公折以外，另有三十四个折子论列和战大计，上折的都是兼日讲起注官的名翰林，少数连衔，大多独奏，总计言事的有四十个人之多。

　　因此，慈禧太后认为有召见此辈的必要。但不可能凡上奏的都召见，一则从无此例，再则人多口杂，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她决定只召见其中的领袖。

　　“如今讲官是谁为头啊？”她问醇王。

　　“如今算是盛昱。”醇王老实，心里并不喜欢盛昱，但不敢欺骗慈禧太后。

　　“讲官到底都是读书人。他们的议论，跟我的看法差不多。”慈禧太后又说：“看法国的样子，得寸进尺，叫人快忍无可忍了，你也该好好预备一下。”

　　这就等于明白宣示，不惜一战，而主持军务的责任，是赋予醇王。理解到此，醇王顿觉双肩沉重，汗流浃背，不过当然要响亮地答应一声：“是！”

　　接着，慈禧太后便传懿旨，召见盛昱。照例，凡够资格上折言事的，本人都须到宫门候旨，讲官纵有论述，极少召见，所以盛昱并不在宫里。军机处特意派苏拉去通知，等他赶到，慈禧太后已经等了一会了。

　　盛昱深为惶恐，也深为感奋，这样心情遇着这样流火铄金的天气，自然汗出如浆，以致进殿以后，竟致连叩请圣安的话，亦因为气喘之故，语不成声。

　　这是盛昱第一次面圣。慈禧太后对这种初次觐见，战栗失次的情形见得多了，不以为意，反和颜悦色地说道：“你有话慢慢说！”

　　“是！”由于殿廷阴凉，盛昱总算不再那么头昏脑胀，定一定神，清清楚楚答一声：“是！”

　　“你是‘黄带子’？”

　　“是！”盛昱答道：“臣肃亲王之后。”

　　“如今局势这样子糟，你是宗室，总要格外尽心才是。”

　　“奴才世受国恩，不敢不尽心上答天恩。”盛昱答道：“奴才年轻识浅，见事不周，报答朝廷，只有一片血诚。”

　　“你们外廷的言官讲官，我一向看重，有许多话说得很切实。”慈禧太后说道：“军机跟总理衙门，偏偏有许多古里古怪的说法。以前我总以为恭王他们办事不力，所以全班尽换。

　　那知道……。”她叹口气：“唉！别提了。”

　　这一声叹息，大有悔不当初的意味。同时也触及盛昱的痛处。如果不是自己三个月前首先发难，一个折子惹出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也许局势还不致糟得这样子。转念到此，更有“一言丧邦”的咎歉悔恨，不自觉地碰了一个响头。

　　“谈政事跟我意见相合的，只有醇亲王，不过，也不能光靠他一个人。你们有好办法，尽管说。”慈禧太后问道：“你看张佩纶这个人，怎么样？”

　　“张佩纶居官好用巧妙。”盛昱脱口答了这一句，自觉过于率直，不合与人为善的道理，因而又接下来说：“不过他的才气是有的。仰蒙皇太后，皇上不次拔擢之恩，自然要实心报答。奴才看邸抄，张佩纶在折子上说，‘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果然如此，即使接仗小挫，亦不要紧。”

　　“我也是这么想。胜败兵家常事，最要紧的是能挺得住。从前曾国藩他们平乱，也常打败仗，朝廷不能不处分，责成他们戴罪图功，其实从来都没有怪过他们。现在各省督抚，练兵筹饷，只要能想得出办法来，没有个不准的。朝廷待他们不薄，到现在应该激发天良，好好为国家争口气。谁知道畏难取巧的多。中外大臣都是这样。你说，怎么得了？”

　　慈禧太后说到后来，不免激动，声音中充满了悲伤失望，使得盛昱也是心潮起伏，满腹牢骚，不可抑制，大声答奏：“天下事往往害在一个‘私’字上头。圣明在上，中外大臣虽不敢公然欺罔，可是私心自用的也不少。奴才想请严旨，只要辜恩溺职的，不论品级职位，一概从严处治，才能整饬纪纲，收拾人心。”

　　“朝廷原是这么在办。等唐炯、徐延旭解到京里，我是一定要重办的。”慈禧太后说到这里，忽然问道：“你跟邓承修可相熟？”

　　“奴才跟他常有往来。”

　　“听说这个人的性情很刚？”

　　“邓承修忠心耿耿，不畏权势，他的号叫铁香，所以有人叫他铁汉。”

　　“才具呢？”慈禧太后说，“我看他论洋务的折子，倒很中肯。”

　　“邓承修在洋务上很肯用心。”

　　“办洋务第一要有定见，不能听洋人摆布。”慈禧太后话题又一转，“我现在很看重你们这一班年纪轻、有血性、肯用功的人，张之洞、张佩纶都还不错，陈宝琛平日很肯讲话，如今在曾国荃那里，好象也碍着情面，遇事敷衍似的。张荫桓起先很好，说话做事，都极有条理，现在看他，也不过如此，这趟中法交涉，实在没有办法。”

　　“这也怪不得张荫桓。”盛昱把下面的话咽住了。

　　语气未完，慈禧太后当然要追问：“那得怪谁呢？”

　　“自然要怪李鸿章。”盛昱率直陈奏：“李鸿章主和，张荫桓听他的指使，一味迁就，养成洋人得寸进尺的骄恣之气。洋务之坏，坏在李鸿章的私心。就拿招商局轮船卖给旗昌洋行一案来说，李鸿章一直到朝廷查问，方始复奏，其心可诛！”

　　这话在慈禧太后就听不入耳了。她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凡有人攻击李鸿章，必是心存成见。照她看来，最肯做事的就是李鸿章，虽然他力主保全和局，但是他本心在求国强民富，买轮船、造炮台、设电线、开煤矿，都是自强之基。如果总理衙们的大臣得力，能够不失国家的体面谈成和局，当然是好事，和局谈不成，一再受人的勒逼要挟，是总理大臣无能，怪不上李鸿章。

　　至于出卖招商局轮船的案子，她亦听李莲英说过，完全是事机紧迫，为国家保存元气的不得已措施。她觉得李莲英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李中堂不敢！招商局那么多船，那么多堆栈，码头，他要能一口吞得下去，不怕梗死？不管怎么样，权柄操在老佛爷手里，他有几个脑袋敢欺老佛爷？”

　　因此，她虽不愿公然斥责盛昱，回答的语气却很冷漠，“李鸿章有李鸿章的难处。”她说，“中外大臣都能象他那样，咱们大清朝决不能教洋人这么欺侮。”

　　盛昱一听话不投机，自己知趣，不愿再多说什么。慈禧太后也觉得该问的话都问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便吩咐“跪安”，结束了召见。

　　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又是一种心境。从前凡遇大事，她虽也能出以沉着镇静，但心里却总丢不开。自从大病以后，接纳了薛福辰的谏劝：养生以去烦忧为主，因而养成一种习惯，不召见臣工，不看奏折的时候，便能将国事搁在一边。她觉得闲下来及时行乐，保持愉快的心情，到烦剧之时，反更能应付裕如。所以越是国事棘手，她越想找点乐趣。

　　当然，这要找莲英。一问不在长春宫，说是皇帝找了去问话了。

　　皇帝十四岁，纤瘦、苍白，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跟穆宗当年一样，未亲政以前，随侍太后，召见臣工，唯有醇王入见，因为是本生父，君臣父子之间的礼节不易安排，所以皇帝回避。许多慈禧太后与醇王密定的大计，虽不得与闻，但每天军机见面，也能听到很多话，而在书房里，师傅随时启沃，就不但了解了大局，还能谈论得失，形成见解。

　　这时候找李莲英来，就是他有一番见解要说。后天就是万寿，皇帝的生日本是六月二十八，因为要避开七月初一“祫祭”的斋期，所以提前两天，改六月二十六日为万寿之期。

　　是慈禧太后的命令，皇帝对李莲英不能直呼其名，照书房里的例子，称他为“谙达”。皇帝说道：“李谙达，我想让你跟老佛爷去回奏，明天不要唱戏。”

　　这是为什么？李莲英愕然相问：“是怎么啦？”

　　“局势不好，洋人这么欺侮咱们，那里是歌舞升平的时候？”

　　李莲英心想，又不知是在书房里听了那一位师傅的话，回来发书呆子气？不唱戏万万办不到。不过这位“少爷”的话也不能驳回，得要想一番说词，让他自己收回他的话。

　　“万岁爷真正了不得！忧国忧民。老佛爷知道万岁爷说这话，不知道会多高兴。”

　　一顶高帽子将皇帝恭维得十分得意，“那你就快去说吧！”

　　他催促着，“说定了就好降旨。”

　　“不过，万岁爷，这里头有个斟酌。让奴才先请问万岁爷，老佛爷万寿，该不该唱戏？”

　　“那自然。你问这话为什么？”

　　“自然有个道理。今年是老佛爷五十整寿不是？”

　　“是啊！这还用你说？”

　　“五十整寿，更该唱戏。如今局势虽然不好，到了十月里，一定平定了。那时候万岁爷一定要尽孝心，替老佛爷热闹、热闹，是不是呢？”

　　“当然是。”

　　“这就是了。”李莲英说：“有道是母慈子孝。到那时候老佛爷想到今年万岁爷万寿，没有唱戏，心里一定也不愿，不教唱戏。万岁爷想想，怎么个劝法？”

　　“啊！”皇帝连连点头，“你这话说得倒也是。明天还是唱吧！”

　　“这才是。”李莲英说，“老佛爷操劳国事，心里那有片刻安闲。借万岁爷的好日子，唱两天戏，哄得上人乐一乐，这才是真正的孝心。”

　　“嗯。”皇帝又点头，“李谙达，我倒问你。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按规矩上召串老莱子？”

　　“这得到老佛爷的万寿，才是这个规矩。”李莲英趁机说道：“万岁爷只拿戏折子请老佛爷添两出戏，一样也是尽了孝心。”

　　“好吧！今儿侍膳的时候，我就说。”

　　于是李莲英悄悄先退。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少不得要问起，皇帝传问何事？李莲英知道她必不爱听皇帝不愿唱戏的话，反过来说是，皇帝所问的是太后连日烦心，该想个什么法子娱亲？

　　“倒难为他。”慈禧太后笑道：“你替他出了什么主意？”

　　“奴才何敢乱出主意。奴才只跟万岁爷回奏：顺者为孝，这句话就都在里头了。”

　　接着慈禧太后问起“南府”承应万寿戏的情形。“南府”的名称起于乾隆年间，最初是高宗喜爱昆腔，初次南巡时，就从苏州、松江、太仓一带带回来一班年幼的梨园子弟，教习演唱，称为“南府”。到了道光年间，宣宗赋性俭朴，不好戏曲，认为梨园乐部不应该称“府”，降旨改名“升平署”。然而文宗与他父亲不同，颇嗜声色，所以升平署又有兴旺的气象。直到同治即位，为了示天下以励精图治，才将民间的梨园子弟，一概遣散，只由太监串戏。

　　慈禧太后不喜昆腔，最爱皮簧，宫中不便传“四大徽班”来唱，因而常常假名巡幸惇、恭、醇三王府邸，传膳听戏，尽一日之欢。自穆宗“天子出天花”而驾崩以后，推原论始，多为宣德楼头听王庆祺一出《白门楼》，击节称赏，因而作成了一番空前绝后的君臣遇合，然后才有“进春册”的秘辛，演变成绝奇的大不幸。这样一层一层想去，归根结蒂，害在一个“戏”字上，怕触景伤情，摒绝丝弦。事实上，穆宗和嘉顺皇后的大丧“八音遏密”，宫中有两三年不能唱戏，想听亦听不到。

　　从一场大病痊愈，一方面日理万机，需要丝竹陶写，另一方面古板方正的慈安太后暴疾而崩，也不怕再有人会说扫兴的规劝话，所以升平署再度振兴，而且另出新样，传唤名伶到升平署当差，名为“内廷教习”，外面称为“内廷供奉”。

　　供奉的规矩是，平日照常在外城戏园子唱戏，但初一、十五，佳期令节，或者慈禧太后兴致来时，想听一听戏，随传随到，好比唱一次最阔的堂会。自然每次都有赏，赏银通常是二十两。

　　这班“内廷教习”是上年四月间挑选的。起初大家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一入宫内，便不再放出来，既怕妻儿暌隔，又怕所得俸禄不足以养家活口，所以都走门路，托人情，设法规避。这一来，挑进去的一批人，就不怎么出色，使得慈禧太后颇为失望，亦啧有烦言。

　　这件事先不归李莲英办，以后听慈禧太后抱怨得次数多了，他才亲自来管。不过他做事八面玲珑，不愿得罪人，原已在京的好脚色不能再挑了进去，因为慈禧太后会得查问：当初何以不挑？这就显得内务府的官儿办事不力了。

　　有此顾忌，他只能传出话去：如有新到京的好角，不可遗漏。这样陆陆续续挑了几个，也还是不大出色。不过，新近挑来的一名须生兼武生，却很可以夸耀一番。

　　“跟老佛爷回话，”他拿着黄绫的戏单子说：“三天的戏，合适不合适？请老佛爷的旨意。”

　　这张戏单子上所刊的人，慈禧太后大多知道他们艺事的长处，至少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看到一半，发现了一个陌生名字，不由得诧异：“这个杨月楼是谁啊？”

　　李莲英要想夸耀的，正是这个人，“他是张二奎的徒弟。”

　　他说，“如今是三庆的掌班。”

　　提到张二奎，慈禧太后不由得想起同治初年的乐事，那时惇王常常办差，每次请示传召那些名伶，总少不得有张二奎。他的仪表甚伟，唱“王帽戏”最好，嗓子宏亮，扮相出色，又长于做工，比起程长庚的平稳得近乎古板，余三胜的时好时坏，慈禧太后总觉得听张二奎的戏最得劲。可惜没有听得几年，就听说他已物故。因而此时听说杨月楼是张二奎的徒弟，先就有了几分好感。

　　“这个杨月楼，唱得怎样？”慈禧太后问道：“你总听过？”

　　“是！奴才听过。不然也不敢跟老佛爷保荐。不过老佛爷的眼界高，奴才说好，老佛爷未见得中听。”

　　“他是张二奎的徒弟，想来差不到那里去。”慈禧太后又说，“这出《打金枝》，就是张二奎的好戏，他没有几分能耐，不敢动这出戏。”

　　“奴才可没有赶上张二奎。”李莲英陪笑说道，“张二奎是怎么个好法，求老佛爷给奴才说说，也让奴才长点儿见识。”

　　这是看出慈禧太后的兴致好，有意凑趣。果然，慈禧太后便将张二奎当年唱这出《打金枝》，如何一举一动，纯为王者气象，令人不知不觉中，屏声息气，仿佛真如上朝一般，全神贯注的情形，描画了一遍。李莲英一眼不霎地倾听着，脸上是无限向往的神情，使得慈禧太后谈得越发起劲了。

　　因此到了传膳的时候，还是在谈明天开始的万寿戏。侍膳的皇帝，是早就受了教的，等李莲英一个眼色抛过来，便即说道：“这一阵子，难得老佛爷兴致好，儿子想求老佛爷添两出戏。”

　　“明儿看吧！”

　　“万岁爷的孝心。”李莲英接口说道，“老佛爷何不就成全了万岁爷？”

　　“也好！”慈禧太后问道，“你说杨月楼唱得好，就让他来个双出。”

　　“是！”李莲英答道：“杨月楼又叫‘杨猴子’，他是须生、武生两门绝，猴儿戏最好。”

　　“那就添一出《安天会》。”慈禧太后又说：“杨隆寿也是双出，添一出《探母》。”

　　这是慈禧太后最喜爱的戏目之一。然而这出戏却是“奎派”戏，李莲英为了捧杨月楼，在万寿正日，派他演《探母》。同时他也有些讨厌杨隆寿，两下一凑，正好损此杨，益彼杨，将杨隆寿的双出，硬给打消。派了另一名“内廷供奉”，外号“大李五”的须生李顺亭，加唱一出。

　　到了第二天，皇帝不上书房，慈禧太后却照常召见军机，领班的礼王不愿耽误她的工夫，将重要而麻烦，需要详细陈奏取旨的政务，都压了下来。因此，不到八点钟，便已跪安退出。慈禧太后也不再回寝宫，直接由养心殿启驾，出月华门，过乾清宫，经苍震门直冲进蹈和门，驾临宁寿宫。

　　宁寿宫在大内东北，整个范围比“东六宫”全部区域还大，重修于乾隆三十六年，历时十五年方始完工，规模完全仿照内廷的正宫正殿，皇极殿等于乾清宫，养性殿正如养心殿。这因为高宗已经决定，归政后移居此处，太上皇燕憩之所，体制不能不崇。

　　从嘉庆四年太上皇驾崩以后，宁寿宫就没有皇帝再住过，至今八十余年，虽未破败，却已荒凉。唯一的例外是畅音阁和阁是楼，内务府的岁修，一点不敢马虎，所以富丽如昔。

　　畅音阁是一座戏台，在养性门东面，坐南朝北，对面坐北朝南的阁是楼，中设御座，是当年高宗看戏的暖阁。畅音阁的戏台极大，仅次于热河行宫的那一座，太监称之为“二爷”。戏台一共三层，有机关可以移动升降。构造最奇的是，台下有五口大井，为用极妙，第一是聚音；第二是藏砌末。内廷大戏，共有三种名目，按月搬演，名为“月令承应”；祥瑞征庆的吉祥戏，叫做“法宫雅奏”；而搬演神仙故事的剧目，称为“九九大庆”。其中有一幕“地涌金莲”，金莲就藏在井中，用绞盘绞到台上，花瓣开处，出现大佛五尊。又有一幕更为奇观，是搬演罗汉渡海的故事，有样砌末是条可藏几十人的鳌鱼，口中能够喷水，自然也是井水。高宗在日，最喜爱西洋的喷泉，特延意大利籍的天主教士，在圆明园设计制造，称为“大水法”。这条鳌鱼，就是当年的遗制。

　　这天万寿演剧，慈禧太后的兴趣在于皮簧，然而奉旨“入座听戏”的大臣，以及在内廷行走有机会在畅音阁当差的官员们，却大多希望看看这些吉祥戏。因为一等一的名角，在外面花钱就能听到，唯有这些场面热闹、砌末奇巧、行头讲究的大戏，只有到得宫中，机缘凑巧，才能一饱眼福。

　　照定制，凡遇万寿，应该唱搬演神仙故事的“九九大庆”，无非海屋添筹，麻姑献寿之类，论情节无足为奇，讲热闹确是罕见。最有趣的是一本《三变福禄寿》，三层戏台，满布神仙，最初是福居上层、禄居中层、寿居下层，一变再变，终于寿星高高在上。每变一次，笙簧齐奏，合唱北曲，鱼龙曼衍，载舞载歌，台下个个眉飞色舞，只有慈禧太后不甚措意，三十年来，这些戏她看得厌了。

　　再有一个不甚感兴趣的人，就是皇帝。他的性情跟他的堂兄穆宗相反，不喜戏文。听戏在他是一件苦事，因为侍立在慈禧太后身旁，一站就是大半天。特别是在这时候，外侮日亟，那谈得到歌舞升平？所以他的目光在畅音阁，而心思却在基隆、马尾。

源济

第五十八章

　　马尾也热闹得很。战船云集，舰桥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旗帜，除了中国的黄龙旗和法国的三色旗以外，还有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日本的旭日旗，以及其他连张佩纶都认不得的旗子，各国驻在中国或远东的海军，都派兵舰来作壁上观了。

　　法国的兵舰一共八艘，都泊在罗星塔下，撤头樯，缓缆索，炮衣都已卸下，甲板上无分昼夜，都有全副武装的兵士在戒备。

　　中国的舰船比法国多，共有十三艘，都停泊在船局附近，下锚的位置，由闽安协副将、兼扬武舰管带，总办福建水师营务处，成为张佩纶手下第一大将的张成所定。他的部署是钉紧了法国兵舰，一艘看住一艘，监视法国主将孤拔旗舰的，就是营务处的旗舰，火力最强的“扬武”。

　　部署已定，去见张佩纶面陈战守方略，他说：“这样子布置，有几种好处，第一、占上游就是占地利。我另外埋伏了十几只小船，满载干草、硝黄、火药，一旦开战，砍断缆索，顺流而下，可以烧法国的兵舰。”

　　“嗯，嗯！”张佩纶深为满意，“此亦合于古意，当年赤壁破曹，就是如此。历观战史，水战用火攻，是颠扑不破的不二法门。不过，观战的各国兵舰甚多，不要殃及池鱼，引起意外纠葛才好。”

　　“回大人的话，我们已经通知各国海军，照万国公法，交战区域不宜进入，倘受意外损害，责任自负。”

　　“万国公法有这样的规定，就再好不过了。”张佩纶说，“你要知道，跟外国开仗，终必归之于和之一途，议和一定要讲万国公法，在这上面站不住脚步，受累无穷。这是李中堂多年交涉的阅历有得之言，我过天津时，他对这一层郑重嘱咐，不能不听。”

　　“是！”张成接着又说，“第二、占上游还有一层用意，是为了保护船局，也就是保护大人。”

　　这样的用意，自然更为张佩纶所嘉纳，当面夸奖了一番，表示完全同意张成的部署。但事后却有人向张佩纶指出，中国舰船与法国军舰的距离过近，而火力不及人家，如果法国兵舰一开炮，只怕十三条船，无一能够幸免。

　　这话也有道理，张佩纶便向此人问计，应如何处置始为合宜？

　　改正之道，也很简单，应该将船疏散，首尾数里，前后救应，如果前船失利，后船还可以接战。总之，密集在一起是极危险、极不智的事。

　　张佩纶认为这话亦颇有道理，便跟张成商量，结果商量不通。张成不讲理由，只说作此建议的人，胆小如鼠，不必理他。张佩纶相信岳武穆所说，“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那两句话，最恨武人胆怯，所以对张成的话，很容易听得进去，果然置之不理。

　　到了六月二十六，皇帝万寿的那一天，正午时分，忽然炮声震天，张佩纶大吃一惊，急忙查问。回报说是各国兵舰恭祝万寿，放礼炮二十一响，法国兵舰亦复如此。看样子，法国犹有和好之意。然而到了下午就已得到消息，说法国政府已经电令驻北京的署理公使谢满禄，提出最后通牒了。

　　二十一响礼炮带来的和祥之气，一扫而空，但和局并未绝望，来马尾观战的美国海军提督，特为拜访船政大臣何如璋，愿意出面调处，闽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贾雅格，亦写信给闽浙总督何璟，希望勿动干戈。此外还有些跟洋人接近的商人辗转陈告，说英国海军提督及英国领事都有表示：如果和局能够保全，他们愿效居间奔走之劳。

　　为此，何璟特地移樽就教，到船政局来访张佩纶，商谈其事。谈到洋务，张佩纶亲承李鸿章之教，看法到底要高明些，“毫无用处！”他兜头泼了盆冷水，“法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拒绝他国调处，美国京城跟法国京城之间都谈不通，这里的美国海军提督，又能有何作为？”

　　何璟碰了个钉子，倒不觉得什么，何如璋却替他难堪，“话说回来，”他替何璟帮腔：“美国海军提督，或者可以劝一劝孤拔，勿轻易开衅。”

　　“开衅不开衅，孤拔也做不得主，此所以我不见他。”张佩纶神色凛然地答道：“当今之世，那里还用得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譬如朝廷有旨开仗，足下肯不肯听了不相干的人的劝，违旨不开火？”

　　一句话将何如璋又堵得哑口无言，张佩纶自负辩才，相当得意。心情愉快，便有妙悟，接着又发了一番议论。“‘兵不厌诈’，中外皆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亦是中外皆然。黄须碧眼儿总是帮他们自己的，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照我看，都是受了孤拔的央托，有意作此推宕。诸公知道他们其意何居？”

　　“其意何居？”何璟问道，“倒要请教？”

　　“无非缓兵之计，弛我戒备，懈我斗志。于此得一反证，”张佩纶意气风发地说：“见我部署周密，孤拔已有惧意。我如今倒要将计就计了！”

　　“怎么？”何璟急急问道：“幼翁有何妙策？”

　　张佩纶轻摇着折扇，朗然答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

　　何璟一听，脸色又沉重了。心里还有股没来由的烦恼，这位钦差大臣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实在难以捉摸。一会儿保全和局，一会儿先发制人，一会儿急电要求增援，一会儿又请各省不必派兵，以免徒增军饷，心情真如这几天午后的天气，倏忽之间乌云密布，雷电交加，而不旋踵间却又雨过天青，来也无端，去亦无由，叫人不知如何应付，方始合适？想一想，只有劝他持重，“幼翁，”他说，“和战之局，朝廷遥制，不宜轻发。”

　　“这当然先要电奏请旨。”

　　谢天谢地！何璟放了一半心，只要他不是冒冒失失轻启战端，其他都可不问。反正朝旨准了，打败仗与己无关，打胜仗不怕没有功劳可分。因而又将张佩纶恭维了一顿，仍回福州，只是找了督标中军来；悄悄嘱咐，总督衙门从辕门到上房，要格外添兵保护。张佩纶到底是炎炎大言，还是真有先发制人之意，虽不可知，而有备无患，总是不错的。

　　张佩纶确以为孤拔胆怯，打算先发制人。等何璟一走，随即找了水师将领来密议，第一个是张成；第二个是福星轮管带陈英；第三个是振威轮管带许寿山；第四个是飞云轮管带高腾云；第五个是福胜、建胜两轮的督带吕翰。

　　“朝廷一再降旨，保全和局，和局至今不能成功。看来免不了一战，一旦开火，大家究有几分把握？务必要说老实话，让我好有个计较。”

　　张佩纶原已有了定见，却故意这样说法，是希望能生激将的作用，而张成的话却颇为泄气，“实在没有把握。”他说，“尤其是荣歇度鲁安号旁边的两条鱼雷艇，我们还没有制它的利器。”

　　“荣歇度鲁安号是什么船？孤拔的座舰吗？”

　　“是的。”

　　“回大人的话，”振威轮管带许寿山大声说道：“等他们发射了鱼雷，自然不容易抵挡，不过未发之先，不能说没有制它的利器。”

　　“喔！”张佩纶很注意地问：“拿什么制它？”

　　“光凭我船上七十磅子的一尊前膛炮就行了。”

　　这就是先发制人。鱼雷艇不大，一炮就可轰沉，即使是孤拔座舰的铁甲轮，也挡不住众炮齐轰。总之攻其不备，必操胜算，张佩纶不由就拊掌相许：“深获我心！”

　　“大人！”张成正色说道，“开炮容易，打沉他们也容易，就怕我们用力，他们用智，这残局就很难收拾了。”

　　“这是怎么说？”张佩纶问道，“我们制敌机先，不是用智吗？”

　　“是的。无奈我们有牵制，他们没有牵制。”

　　“这话我又不懂了。”张佩纶说，“我们的牵制在那里？”

　　“第一是各国观战的兵舰，都在水道上，受了误伤，会惹起很大的麻烦。如果约期开战，通知各国兵舰，预先趋避，自然不负责任，现在是奇袭，出了乱子，责任完全在我。”

　　张佩纶心想，这倒真不可不防。树敌太多，乃为不智之事，尤其是误伤了美国兵舰，更难交代。中法之争，美国是“鲁仲连”，倘或将调人都打了，可见无理之甚！法国越发振振有词。再如动了各国的公愤，合而谋我，更不得了。

　　他还在这样沉吟未答之际，福星轮的管带陈英却开口了，“要说误伤，亦不是不可避免的事。”他说，“各国兵舰下锚的位置，跟法国兵舰都隔着一段路，如果我们测量得准，格外小心，亦不致于误伤别的船。”

　　“不然！”张成立即接口争辩，“英法一向有勾结，谁也不敢说他们没有攻守相共的密约。‘黄雀捕蝉，螳螂在后’，倘或我们攻法国兵舰，而英国军舰暗箭伤人攻我们，事后不认帐，说是法国兵舰开炮还击的，又那里跟他去分辩？”

　　这不是不可能的。陈英语塞，但却不能心服，还想有所陈说时，张佩纶听信了张成的话，摇手将他阻拦住了。

　　“再说第二个牵制。”张成越发侃侃然了，“即令先发制人，不能将所有的法国兵舰打沉，如果孤拔恼羞成怒，不按规矩胡来，开炮轰船，那又怎么办？”

　　这一说，张佩纶悚然而惊，但不肯露出怯意，只说：“这也是顾虑之一。”

　　许寿山赋性伉直，对张成颇为不满，所以态度就不好了，“那里有那么多顾虑？”他提高了声音说：“从来就没有算无遗策这句话。算得头头是道的，一见了真仗，未必有用。”

　　话为张成而发，却变成顶撞了张佩纶，他将脸一沉：“这不是闹意气的时候。多算胜少算，事先不作筹划，只是上了阵胡打一气，那不成了草寇了吗？”

　　“大人！”陈英为许寿山声援，“敌强我弱，如果不筹个制胜之道，照张副将所说，我们就等着打败仗？”

　　这话问到要害上，也正说中了张佩纶的心事，所以他连连点头，看着张成说道：“我也要问这话。”

　　这话教张成如何回答？他实在负不起这个责任，只能老实答道：“全仗大人作主。成败利钝，实在难说。不过，就是先发，也不争在这一天半天，大人何妨电奏请旨，看京里怎么说？”

　　“当然！”张佩纶答道，“那是一定的。不过总要有几分把握，才好说话，如果朝廷准了，先发却不能制人，那时担的处分可不轻。”

　　看看再议也议不出什么名堂，张佩纶饬回诸将，默坐静思，总觉得先发制人为上策，值得向朝廷建议。不过话不必说得太满，要留下伸缩的余地，如果朝廷准如所请，而到时候窒碍难行，仍旧可以申明缘故，收回前议。

　　由于何如璋手里有一本与总理衙门电报往来的密码，所以张佩纶不能不跟他商量，会衔电奏。何如璋亦认为不妨奏闻请旨，只是果真决定先发，就要作破釜沉舟之计，沉舟塞河，让已入口的法国兵舰一艘也逃不掉。

　　张佩纶深以此言为然。当时拟定电稿，即刻拍发。第二天近午时分，接到回电，说“塞河一事，前经总署照会各国使臣，该使臣等议论纷纷。现在闽口有英美等国保护兵船，德国兵船，亦将前往，此时堵塞，应就地与各国领事说明举行，庶免与国借口。”至于“先发”一节，“尤须慎重，勿稍轻率。”

　　张佩纶对这个回电，深为失望。因为既未准许，亦未不准，而是将千斤重担加在他们肩上，看样子成则无功，败必有过。说塞河要先跟各国领事“说明举行”，更是空话，各国领事当然不会同意，反倒泄漏了消息，打草惊蛇，或许惹起法国的先发制人之心。

　　法国的最后通牒，转眼到期。朝廷如何处置，未有消息，而马尾却又到了一艘英国的炮舰，上悬司令旗帜，是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德威中将，特来观战。同时法国的兵舰，来而复去，去而复来，接连不断，据说是在侦察长门炮台的形势。

　　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佩纶感觉形势严重，方寸之间，颇有彷徨无主之感，只有急电北洋，打听消息。李鸿章的回电告诉他：朝廷已经拒绝法国的最后通牒，照会各国公使，法国有意失和，无从再与商议。但是，李鸿章又表示和局亦并未绝望，他还在设法斡旋，力劝张佩纶出以持重。

　　紧接着接到两道机密电旨，第一道是：电寄各省将军督抚等：此次法人肆行不顾，恣意要求，业将其无理各节，照会各国。旋因美国出为评论，而该国又复不允。现已婉谢美国，并令曾国荃等，回省筹办防务。法使似此逞强，势不能不以兵戎相见。着沿江沿海将军督抚，统兵大员，极力筹防，严以戒备。不日即当明降谕旨，声罪致讨。目前法人如有举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法兵登岸，应如何出奇设伏，以期必胜，并如何悬赏激励。俾军士奋勇之处，均着便宜行事，不为遥制。

　　另外一道密旨，是电饬曾国荃即回“江宁办防”，说法国“无理已甚，不必再议，惟有一意主战。”同时指示沿海各省：

　　“镇抚兵民，加急弹压，保护各国商民，勿稍大意。”

　　这两通电报，福建的将军、督抚及船政大臣等各有一份。保护各国侨民是督抚之事，张佩纶可以不管，但备战则不能不跟同在船局的何如璋商量。

　　“既然‘不日即当明降谕旨，声罪致讨’，自然是等决战的诏旨下达了再说。”何如璋又说：“这句话是要紧的：“目前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这还是戒‘先发’之意，要等法国人动了手，我们才能动手。”

　　“见得是！”张佩纶深深点头。

　　“幼翁，再有两句话，深可玩味：‘法兵登岸，应如何出奇设伏，以期必胜？’这就是说，朝廷已经见到，水师不一定能敌得住法国，真正明见万里！”

　　张佩纶被提醒了。这也就是说，水师倘或失利，朝廷必能谅解，是力不如人，非战之罪。“见得是，见得是！”他越发重重点头。

　　照此看来，备战之道，倒该着重在岸上，因而重新检点陆军防务：船局前面有两营，后山火药库有一营，都是黄超群所统辖。此外各要地，马尾有道员方则勋的“潮勇”；旺岐有杨副将的“漳泉陆勇”；朏头另有三百名“水勇”，是张佩纶特地征召丁忧在籍的北洋水雷学生林庆平所统带，打算到紧要关头，泅水去凿沉泊在孤拔旗舰左右的两条鱼雷艇。

　　岸上的兵力是尽够了。法国派到中国来的海陆军，总数不过四千，预备骚扰七省，算它一半用在福建，亦不过两千人。虽说法国已自海防调兵一千增援，却不见得都用在福建，加以法军人生地不熟，如果敢于登岸，处处中伏，处处挨打，无非自速其死。

　　张佩纶自觉有恃无恐，心神大定，到了第二天接到李鸿章一个电报。张佩纶寄总理衙门请寒河先发的电报，由北洋收转，李鸿章的电报，就是谈这件事：

　　“顷接寄总署电，阅过，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须防彼先发，不发，或渐移向他处。仆不以决战为是。廷议则不敢妄参，公有所见，应屡陈。”

　　这是暗示张佩纶应该电奏，谏劝不宜下诏宣战，而就在这时候，何璟派人送了一个电报给张佩纶，是李鸿章打到闽浙总督衙门的，其中有两句话：“闽船可烬，闽厂可毁，丰润学士必不可死！”

　　感于知遇之恩，张佩纶下定了不可动摇的决心，支持李鸿章的主张，极力保全和局。当然，他不便电请钥廷不下宣战诏，因为刚作过塞河先发的建议，忽尔又有这样的劝谏，岂不是前后矛盾，不成体统了？

　　宣战诏未见颁发，只知道谢满禄奉命提出第二次哀的美敦书，仍旧索取八千万法郎的赔偿，分十年交清。限两日答复，如果拒绝要求，法国公使立即下旗出京，听任孤拔全力从事。同时预请护照，准备七月初一出京。

　　谢满禄的哀的美敦书是六月二十九提出的，而总理衙门却迟至第二天下午才通知北洋衙门，代为急电两江、福建、广东各地“备战”，并且特别指明要通知张之洞，转电广西巡抚潘鼎新、云贵总督岑毓英，迅即进兵越南，同时电知驻德兼驻法使臣李凤苞，马上离法赴德。

　　这表示朝廷经过一天的考虑，已经作成决定，拒绝法国的要求。张佩纶知道，在慈禧太后与醇王，不惜决裂所恃者，主要的是一个刘永福，以为法国对他十分忌惮，加上潘鼎新与岑毓英各有重兵在手，合力进攻，直捣谅山，足以牵制法军。事实上在议和时，就不断旁敲侧击地表示，刘永福是中国人，乐为中国所用，而至今不曾重用此人，纯粹是为了顾全法国的交谊，倘或法国蛮横无理，势必就非用刘相制而不可了。

　　然而张佩纶却相信李鸿章的看法，刘永福并不足恃。以前，李鸿章常有轻视刘永福的表示，近两个月的口气改变了。这不是他对刘永福的刮目相看，而是有意抬高刘永福的声价，既以迎合朝廷，也打算着能使法国心存顾忌，易于就范，李鸿章是以寇准自许，期待着重见敌人自动请和的“澶渊之盟”。张佩纶一直对此不以为然，但现在决定降心以从，全力维持李鸿章保全和局的主张，那就必得照“澶渊之盟”的路子去走了。

　　史家有定评，“澶渊之盟”之能够成功，全靠寇准的镇静，使得辽国莫测虚实。既然照此路子走，当然也要学寇准的样，不是“砍鲙酣饮”，就是帐中高卧，无视于窥伺的强敌。

　　而这一夜也正是睡觉的天气，大雨大风，一洗炎暑，虽无“冰肌玉骨”，却自“清凉无汗”。他躺在铺了龙须草席的凉床上，手把一卷《世说新语》，遥想着晋人的风流，无奈惊涛拍岸，不时夹杂着穷吼极叫的汽笛声，实在有些静不下心来。

　　到了半夜里，门上剥啄声响，书童已沉沉酣睡，叫几声叫不醒，只得亲自下床去开房门。门外一名俊童，擎着火焰摇晃不定的烛台，照出何如璋惊惶不定的脸色。

　　“扰了清梦了吧？”何如璋问。

　　“难得凉快，正好看书。”张佩纶摆一摆手，“请进来坐！”

　　何如璋一面踏进来，一面道明深夜相访的缘故，北洋衙门来了两个密电，船局的执事不敢来打扰张佩纶，送到了他手里。他怕是紧急军报，特意亲自送了来。

　　这不用说，当然是希望知道电报上说些什么？张佩纶有北洋衙门的密码本，这时便拿钥匙开了枕箱，取它出来对照亲译。

　　译出来一看，才知道不是发到福建的，一通发给潘鼎新：“法已决裂，调越队二千并兵船攻夺台湾，省三危矣！弟与岑宜速进军牵制。”

　　“弟”是称潘鼎新。这通密电是李鸿章以淮军“家长”的身分在调度“子弟兵”，而特意发给张佩纶参考，当然也是当他“自己人”。再译另一通，却是发给总理衙门的：“沪局来电：原泊吴淞口法舰二只，昨已南去，闻赴台。巴使亦出洋。”

　　“沪局”是指上海电报局，各地电报局都负有报告消息的任务，相当可靠。前后两电，都说法国将攻台湾，张佩纶便越发镇静了。

　　“你看！”他矜持地说：“他们是欺刘省三没有兵舰。”

　　何如璋看完电报，脸色也恢复正常了，“明天第二次哀的美敦书期满。”他说，“巴德诺走了，谢满禄大概明天也要走了。”

　　“巴德诺是措置乖方，过于无礼，让他们政府撤了他的‘全权’，不走何待？谢满禄可就难说了。”张佩纶说，“哀的美敦书，照万国公法，只能致送一次，既然违例送了两次，又安知没有三次、四次？”

　　何如璋碰了个软钉子，只能唯唯称是。

　　“谈到战阵之事，非你我所长，亦无须有此长。驭将之道，全在镇静，静则神闲气定，方寸不致迷惑，自然应付裕如。”

　　这等于开了教训，何如璋越发不敢开口，但虽话不投机，却不能立刻起身告辞，免得显出负气的样子，惹张佩纶不快。张佩纶的谈兴倒来了，“苦论开仗，制敌机先，原是高着，无奈朝廷顾忌太多，如今只有尽力保全和局。照我看，中国不愿失和，法国又何敢轻启战端？”他紧接着又说，“略地为质，当然要拣容易下手的地方，刘省三想诱敌深入，法国也乖巧得很，只攻没有兵舰防守的基隆，不会进兵到淡水。至于这里，见我有备，必不敢动手。就要动手，一定先下战书，而战书又不能凭孤拔来下，宣战之权，中国属于朝廷，法国属于议会。前几天我接到李傅相的电报，说李丹崖从巴黎打来密电，法国下议院允筹三千八百万法郎，作为战费，这也不是叱嗟可办之事。真正用不着庸人自扰，徒事惊惶。”

　　说也奇怪，讲完这段话，张佩纶自己先就宽心大放了，原来一直到这时候才豁然贯通！从头将说过的话再想一遍，自觉看得一点不错，“真正用不着庸人自扰，徒事惊惶！”

　　于是，这一夜他倒真的睡了一场好觉。

　　第二天就是七月初一，台风大作，豪雨倾江倒海般下着，江上浊浪排空，水位高了五六尺，所有的兵舰都作了防台风的措施。平时舣集在各国兵舰左右，贩卖食物用品的小船，一只不见，都到小港汊中避风去了。

　　到了中午总督衙门接到英国领事派专差送来的一封信，说孤拔已经通知英美兵舰，即将开战，同时将有战书送达。何璟看到这封信，将信将疑手足无措，召集幕友商议，大家的看法都相同，这样的大风大雨，如何开战？英国领事的消息，即或不虚，亦是法国人的恐吓。而况既有战书，不妨等着再说，这时候如果有所动作，会影响人心，甚至激起仇外的变故，不分青红皂白，见洋人就斗，那会搞得不可收拾。

　　何璟觉得这番话说得有理，决定将英国领事的信秘而不宣，坐等战书。

　　战书下到营务处的旗舰扬武轮上，交在张成手里。他不敢耽搁，冒雨上岸到船局，却不敢见张佩纶，将战书送了给何如璋。

　　“这样的天气，要开战？”

　　张成想了一下答道：“照规矩说是不会的。”

　　“你看，孤拔有没有下战书的资格？”

　　问到这话，便有作用，此事出入，责任甚重，不能随便回答，张成答说：“我不敢说。”

　　“说说不要紧。”

　　“我不懂万国公法。”

　　“教我为难！”何如璋摇头叹气：“唉！真教我为难。”

　　“请示大人，”张成管自己问道，“要不要预备接仗？”

　　“预备归预备！”何如璋说，“千万不可惊惶。等我去看了张大人再说。”

　　到了张佩纶那里，他正在亲译密电，是李鸿章发交总理衙门的副本，一见何如璋，先就递了过来。接到手里一看，写的是：“顷李丹崖二十九午刻来电云：‘先恤五十万两，俟巴到津，从容商结。倘商约便宜，冀可不偿，但不先允免偿。请告总署。’应否回复？乞示。”

　　“你看！”张佩纶说，“二十九就是前天。谢满禄下第二次哀的美敦书，在巴黎的福禄诺，口气却是这样子松动，只要商约能得便宜，赔偿都可以免掉。朝廷坚持的就是不允赔偿，这一点，法国肯让步，其他都好说。和局看来到底还是能保全的。”

　　何如璋默然。再想起昨晚上张佩纶的那番议论，如果拿出孤拔的战书来，不冷嘲热讽地受一顿奚落，就是听他一顿教训。

　　何苦？

　　这样一想，决定不提战书。反正这样的天气，要开战也开不成，到天晴了，看法国兵舰的动静再作道理。

　　到晚无事，越见得战书无凭。夜来风雨更甚，拔树倒屋，声势惊人，打听江上的情形，道是不论大小兵舰，无不簸扬不定，甲板上空荡荡地，见不到一条人影。这就越发教何如璋心定了。

　　一夜过去，风势稍收而豪雨如故。八点多钟，张佩纶接到李鸿章一个电报，说是奉到电旨，福建急需洋炮，命他购买德国大炮十尊，“次炮”二十尊，解到福建应用。李鸿章就是为此事征询意见：

　　“克虏伯二十一生脱炮，大沽仅二尊，可摧铁舰，每尊连子弹约二万余金；次炮十五生脱，每尊七千余金，亦可穿铁舰，定购须一年到闽口，以十五生脱为宜。惟谕旨未言款从何措？闽能分期付价即代订，应订何项炮若干，望酌示。”

　　电报分致将军、督抚、钦差，但张佩纶觉得应该由他作主，不过应该跟穆图善商量。因为，第一、各处炮台现在都由穆图善在管；第二、订炮的款子，如照电旨所开的数目订购，总计要五、六十万银子，能不能由闽海关的收入来分期偿付？也得问一问兼管海关的穆图善。

　　穆图善驻长门炮台，无由面谈，只能写信，等他这封信写完，外面的情势有变化了。

　　各国领事、洋商，以及常在江面上跟洋兵做生意的本地人，都知道战火迫在眉睫。洋商大部分都上了本国的兵舰，而英国和美国兵舰则派出陆战队登岸，保护他们的领事署。当然，船局附设的两个学堂中的洋教习，亦都知道开仗必不可免。

　　船政局附设两个学堂，由其所在地的位置，称为“前堂”、“后堂”，前堂学制造，后堂学驾驶。制造学堂的洋教习，法国人居多，消息更为灵通，其中有一个叫麦达，告诉他的得意门生魏瀚说：“明天开仗！你自己要有个准备。”

　　这是绝对可靠的消息，但是魏瀚却不敢去报告张佩纶。他兼任着船局法文翻译的职务，跟张佩纶常有机会接近而不敢接近，因为“钦差大臣”那副颐指气使，动辄“当面开销”的派头，令人望而生畏。他在想，孤拔已经下了战书，何如璋当然已经交给张佩纶，既然已知其事，而出以好整以暇的态度，必有道理在内。或者北洋有密电，和局有保全的把握，或者见此天气，谅定必无战事，一等天气放晴，自会处置。总而言之，不必多事。

　　到了傍晚，天气又变坏了。暗云四合，天色如墨，微蒙细雨之中，法国兵舰上的探照灯扫到山上，照耀如同白昼。马江道方耀的潮勇，张惶失措，四处乱窜。惊动了张佩纶，询明原由，勃然大怒，将方耀找了来，痛斥一顿，这一下，就越发没有人敢跟他去报告各方面的情势和消息。

　　又是一夜过去，风停雨歇，显得太阳格外明亮可爱。一上午平静无事，到了近午时分，总督衙门收到法国领事署一件照会，虽也是“蟹行文”，但懂英文的人看不懂。何璟急急传召一名姓刘的文案委员，整个总督衙门，只有这个刘委员认得法文。

　　刘委员却不在衙门里。前两天台风吹坏了他家的房子，一根横梁从空而堕，打伤了他的怀孕的妻子，他正请假在天主教办的医院里，照料他的妻子。

　　等派专人将他找了来，一看照会，大惊失色，是下的战书，开仗的时刻是未正两点钟。

　　“那，那赶快通知马尾、长门，还有巡抚衙门。”

　　张兆栋得到消息，气急败坏地赶了来，也不等门上通报，大踏步直奔签押房。总督衙门本来是明朝的提刑按察使衙门，当时有个按察使陶垕仲，上疏参劾布政使薛大昉贪污。薛大昉反咬一口，因而一起被捕，结果辨明是非，陶垕仲官复原职。回任之日，福州百姓夹道迎候的，有数万人之多，都说“陶使再来天有眼，薛藩不去地无皮”，后人因此将按察使衙门的一座花厅，题名“天眼堂”，现在是总督的签押房。

　　何璟正在天眼堂旋磨打转，心问口、口问心，不知吉凶祸福如何？一见张兆栋，倒觉宽慰，想跟他商量个万一法国兵攻到，如何处置的办法。

　　那知张兆栋不容他开口，先就大声说道：“大人！我的兵，让张幼樵要了去了，无论如何，督署的炮，要分一门给我。”

　　何璟愕然。愣了一会，方始大摇其头：“那怎么行？”

　　“大人，督署有四门炮，我只要一门不为过。”

　　“唉！”何璟皱眉答道，“四门炮有四门炮的用处，东西辕门各一门，后街东西两头各一门。给了你一门，就留下一个缺口，其余三门，有等于无。再说，分给你一门，你也无用，你知道洋人从那道而来？”

　　“这是小炮，又不是炮台上的大炮，炮座钉死了，只能往外打。小炮是可以移动的，洋兵由那道而来，炮口便对准那里。”

　　“如果分道而来呢？”

　　张兆栋语塞，只是哀求着：“大人，大人，你不能独善其身！”

　　“不是独善其身，是自顾不暇。”何璟说道：“牧民是你的责任，请快回去，出安民的布告！”说罢，沉下脸来端茶送客。

　　张兆栋看看不是路，转身就走；回到巡抚衙门，一声不响，只喊姨太太取便衣来换，又叫取一百两现银，用块包袱包好，放在一边。然后请了文案委员来，草拟安民的布告。

　　福州城内百姓的消息，比官场来得灵通，安民布告，毫无用处，逃难的逃难，闭门的闭门，有些胆大而愤激的，则持刀舞杖，打算向外国侨民寻仇，秩序乱得弹压不住。事实上亦没有多少人在弹压，官府差役自己先就迁地为良了。

　　城里乱，马尾亦乱。法国领事白藻泰的照会，是由督署用电报转告的，通长门炮台的电线为台风所吹断，音信不通，船局却在午后一时接到了通知。张佩纶接得电文在手，愕然不知所措。

　　好半晌，突然醒悟，“那有这个道理？说开战就开战！”他问：“魏瀚呢？”

　　魏瀚倒在局里，一唤就到。这时何如璋亦已得信赶来，听得张佩纶指斥照会无理的话，他心里明白，不敢声张，人家战书是早就下了，言明三日以内开战，不算无理。

　　“如今只有据理交涉。”张佩纶对魏瀚忽然很客气了，“魏老弟，要劳你的驾，到孤拔那里去一趟。”

　　“是！”魏瀚问道：“请大人示下，去干什么？”

　　“你跟他说，约期开战，载在万国公法，须容对方有所预备。现在他们所定的开战时刻太迫促了，请他改期，改到明天。”

　　“回大人的话，”魏瀚嗫嚅着答道，“这怕不行。”

　　“怎么不行？”

　　“大家都晓得法国从初一以后，就要开战……。”

　　“怎么说‘大家都晓得’？”张佩纶打断他的话说，“我就不晓得。”

　　“外面流言纷纷，传得好盛，何以没有传到大人耳朵里？”“这些闲话现在也不必说它了。事机迫促，你赶快去吧！”

　　魏瀚无奈，就从船局前面坐小舢板，直向孤拔的旗舰航去。荣歇度鲁安号，已经挂出紧急备战的旗帜，舰上士兵均已进入战备位置，严阵以待。再看相去不远的扬武与福星轮上，不知是管驾看不懂敌舰的旗号，还是视而不见，甲板上的士兵倚栏闲眺，仿佛根本未想到战火燃眉似的。

　　走到一半，发现下游一条法国的铁甲舰，以全速上驶，剪波分涛，船尾曳出两条白浪。小舢板急忙避开，魏瀚则由目迎而目送，看清船身上漆的法文译名，叫“度仑方士”号。这条船一面逆水上行，一面跟荣歇度鲁安号用旗语在通讯。

　　突然间，法国的一艘小铁甲舰林克斯号开炮，轰然一声，众炮齐发，首先打沉了罗星塔下所泊三舰之一的飞云号。这时是午后两点钟。

　　在上游，法国兵舰的目标是扬武号，由孤拔亲自指挥环攻，不过三、五分钟，硝烟弥漫之中，忽闻巨响，法国的第四十六水雷艇击沉了扬武号。

　　扬武所中的水雷，正在船底，船沉有一段时间，张成得以放下救生艇，带着营务处的印信、旗号，及时逃生。法国兵舰的目标，亦就转向与扬武号并泊的福星号了。

　　福星号的管驾陈英，真如胡林翼形容阎敬铭的，“身不满五尺而心雄万丈”。当炮火猝发，扬武被攻而无所还手，上游伏波、艺新怯敌而逃，西面福胜、建胜两轮张皇失措之时，只有陈英一面下令开炮还击，一面砍断缆索，预备冲入敌阵。

　　他身边有个老仆程二，因为久在船上，大致亦了解水上的战守趋避之道，急急劝道：“伏波、艺新已经往上流开了。

　　我们亦应该跟过去，到上流集中，再看情形回头来打。”

　　“你要我逃？”陈英瞪着眼，厉声答说，“你又不是没有看见我的家信！”

　　不久以前，陈英曾写信向家人诀别，说“频年所积薪水，几及万金，受国豢养，苟战必以死报。”程二原以为不过说说而已，那知真有临难不苟免的决心，就不敢再劝了。

　　于是陈英便在“望台”上，用传声筒激励全船将士：“男子汉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到此地步，有进无退，只要福星号一冲，一定有船跟上来，为什么不能转败为胜？”

　　全船暴诺如雷，人人奋发，陈英亲自掌着舵轮，往下游直冲，左右舷的前膛炮一发接一发地开。无奈这只木质兵轮，吃水只有十尺六寸，时速只有九海浬，下水亦已十四年，炮小船旧，敌不过法国的铁甲舰，但那股奋勇无前的锐气，已使得观战的各国海军，大声喝采了。

　　其时罗星塔以东的下游，亦已开火，由特来传达作战命令的度仑方士号担任主攻，第一炮攻罗星塔，但见砂尘硝烟中，守军四散而逃，第二炮攻振威号，炮弹掠船尾而过，落入江中，激起一大片冒得极高的水花。振威号上的官兵，纷纷乱窜，抢着下了救生艇，人多船少，挤不上去的就跳在江中，载沉载浮，希望在炮火的夹缝中，能逃出一条命去。

　　但是，管带许寿山跟左右少数将士未逃。他很沉着，只用四尊小炮还击，那尊八十磅子的前膛炮，装好炮弹而隐忍下发，亲自掌管，不断瞄准着孤拔的旗舰，打算等它进入射程，一炮击沉。可是，荣歇度鲁安号在上游指挥作战，始终不曾掉尾东来。

　　许寿山心愿成虚，又恨自己部下不争气，一怒之下，开炮打沉了自己的两只救生艇，一百多逃兵死的死，伤的伤，大都受到了军法的制裁。顾视左右，飞云、济安，椗尚未断，已经中炮起火，而自己的船身，已经倾倒，就在这人都立脚不住之际，又中了炮弹，许寿山仆倒在地，遍身是血，但是他仍旧挣扎着将一直未开的那一炮发了出去。轰然一声，震动江面，是不是能打中敌人，他就不知道了。

　　这时的地方大吏、除了驻守长门炮台的将军穆图善以外，大都逃之夭夭。第一个逃的是巡抚张兆栋，马尾炮声一响，消息由电报传到城里，他就悄悄从后门出了巡抚衙门。他并未作一去不返的打算，对局势也不是完全绝望，只是想避一避风头，看一看动静，因为如此，他觉得惊动任何人，传出去一句“巡抚逃走了”的话，是异常不智的事。

　　“我要去躲一两天，你们不要怕！”他对姨太太说，“局势一定，我马上回来。”

　　他那位当家的姨太太倒很沉着，“老爷，”她问，“你到那里，总要有个地方，才好去找你。”

　　“不要找，不要找！这件事，什么人都不能知道。”

　　“那么，你总要带个人去吧？”

　　“什么人都不帝。”张兆栋说，“你叫人告诉门上，说我病了，不能见客，不管什么人来见，一律挡驾。”

　　“你这样一个人乱走，人生路不熟，叫人不放心。”

　　“就要人生路不熟才好，认出我来就不好了。”张兆栋安慰她说，“我带着银子，‘有钱使得鬼推磨’，到那里都去得。我想找个什么寺，躲两天，吃两天素斋，只要洋人不进城，我马上就回来。”

　　由于百姓还不知道马尾已经开仗的消息，所以市面还算平静，张兆栋不坐车、不骑马，拎着一包银子，安步当车迤逦出了西城。走不到一个时辰，情况不妙了，城里一群一群的人，从后面急急而来，张兆栋拉住一个打听了一下，果不其然，是得知马尾开仗的消息，出城避难的。

　　但是，洋兵有没有进城呢？张兆栋所关心的是这件事，心想从先逃出来的这批人当中，是打听不出来的，因而决定等一等，探明确实，再定行止。

　　不远之处有家野条馆，豆棚瓜架之下，几张白木桌子，在此歇脚的人不少。张兆栋决定就在这里探问消息，走进去找了个偏僻座位坐下，怕有人认出他来，支颐遮脸，静静倾听。

　　谈话的声音很嘈杂，只知江上已燃战火，谁胜谁败，并无所悉。张兆栋不免忧闷，托着脸的手也有些酸了，少不得转动一下，而就在一扬脸之际，四目相接，心头一凛，急急避开，已自不及，真正冤家路狭！

　　“嘿！你在这里……。”

　　“黄通判，黄通判！”张兆栋急忙低声央求，“请你千万顾我的面子。”

　　“顾你的面子！你当初怎么不想到顾顾我的面子？”

　　张兆栋由于黄通判一件差使没有办好，曾在官厅上拍案痛斥，还要专折参他，直到本人磕头，司道相劝，方始息怒。

　　此刻黄通判遇到报复的机会了。

　　“走！”黄通判当胸一把抓住张兆栋的衣服，“找个地方评理去。”

　　也不知他要评什么理？张兆栋着急的是怕他揭露身分，唯有好言央求：“有话好说，这样子难看！”

　　“你也怕难看？走！”

　　黄通判当然也不是草包，真的揭穿他的身分，固然可以取快于一时，但事后“犯上”这个罪名，也是难以消受的。料知张兆栋这样“微服私行”，亦必不敢自道姓名，所以只是抓住他不放，要教他受窘。

　　这时已有茶客围拢来劝解了，问起争执的原因，黄通判理直气壮地答道：“你们问他自己！”

　　“我们是好朋友。”张兆栋说，“我欠他的钱，他跟我要债。

　　喏，”他把一布包银子递了过去，“我就还了你！”

　　名为还债，其实行贿。黄通判正在得劲的时候，自觉拿了这笔钱，自己这个人就分文不值了，便将手一推：“谁要你的臭钱？非出出你的丑不可！”

　　“这就是阁下不对了，欠债还钱，也就是了。”有人为张兆栋抱不平，“何况你们是好朋友！”

　　“谁跟他是好朋友？你们别听他胡说，这个人专干伤天害理的事！”

　　一个盛气凌人，一个低头苦笑，旁人也弄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唯有泛泛相劝，自然劝不下来。正僵持不下之际，来了两个兵，查问究竟。

　　这是城防营新招的泉勇。闽南话与福州话不同，张兆栋的山东话，他们不懂，他们的闽南话，张兆栋也不懂，那就只好缚住双手，抓了去见他们的队官。不过，处置却还算公平，将黄通判也一起带走了。

　　城守营派驻西城以外地区的，是一名千总，原在督标当差，当然见过巡抚，一见之下，大惊失色。

　　“你们怎么搞的？”千总走上去拿他的兵先踢了两脚，“拿巡抚大人捆住双手，简直不想活了，是不是？”

　　张兆栋一听身分拆穿，顿时摆出，扬着脸，脸凝寒霜。等那千总亲自来解缚时，连正眼都不看他一下。

　　“我是黄通判。你们把我也解开。”

　　黄通判还在释缚之时，张兆栋已经居中坐定，在大打官腔：“你的兵太没有纪律了！这个样子，非正法不足以示儆。”

　　黄通判因为自己无端被缚，正有一肚子火，现在看到张兆栋神气活现，越发生气。同时也警觉到，只要这个千总受了他的控制，那就必然地，他会利用其人来对付自己。这就非先下手为强不可了！

　　‘你是封疆大吏，兵临城下，私自逃走。朝廷正要杀你，你要杀那一个？”说着，快步上前，卷起衣袖，“刷”地就抽了张兆栋一个嘴巴。

　　这个千总倒还识大体，极力排解，将黄通判劝得悻悻然而去，解了张兆栋的围。不过他要护送巡抚回城的好意，却被谢绝了，张兆栋依然微服私行，找到一所寺院，暂且栖身。

　　张佩纶也是逃在寺院里。炮声一响，五中如焚，带着亲兵就往船局后山奔，中途又遇雷雨，山路泥泞，鞋都掉了一只，由亲兵拖曳着，一口气逃出去五六里路，气喘如牛，实在走不动了。

　　“找个地方息一息。”他说，“好好跟人家商量。”

　　于是亲兵找到略微象样些的一家农家，正有好些人在谈论江上的炮火，发现有兵，不免紧张，主人家起身来迎，动问何事？

　　“我们大人，想借你的地方坐一坐。”

　　“你们大人，”主人家问道，“是那位大人？”

　　“张大人。”亲兵答道，“会办大臣张大人。”

　　“原来是他啊！害我们福建的张佩纶，在那里？”

　　亲兵听得语气不妙，赶紧拦住：“你们不要乱来！借你们的地方坐一坐，肯就肯，不肯就拉倒。”

　　一面说，一面赶紧退了出去，张佩纶在树下遥遥凝望，也看出乡人的态度不好，先就冷了心。看一看身上脚下，狼狈无比，自惭形秽，不由得便将身子转了过去。

　　“大人！”亲兵走来说道，“快走吧！这里的乡下人恶得很。”

　　张佩纶咬一咬牙，起身就走，刚才是逃命，此刻是避辱，走得一样地快，幸好是下山的路，还不算太吃力。走到黄昏，发现一带红墙，掩映在苍松之中，风送晚钟，入耳心清，张佩纶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在说：今夜大概不致露宿了。

　　“这大概就是涌泉寺。”张佩纶读过《福州府志》，猜测着说，“你们去看一看。”

　　果然是涌泉寺。寺中的老和尚当然不会象刚才的乡下人那样，大动肝火，将张佩纶迎入寺中，殷勤款待，素斋精洁，无奈食不下咽。

　　“这里离船厂多远？”

　　“二十多里路。”

　　“怪不得炮声听不到了。”张佩纶说，“不知道法国兵登岸没有？”

　　老和尚默然无以为答。佛门清静，根本还不知道有马尾开仗这回事。

　　“总要有个确实的消息才好。”张佩纶焦灼地说。

　　“我去打听。”有个亲兵自告奋勇。

　　“好！你去。”张佩纶叮嘱：“今天夜里再晚也要有回音。”

　　二十多里路，来回奔驰，还要打听消息，一时何能有回音，张佩纶在僧寮中独对孤灯，绕室彷徨，直等到晨钟初动，方见亲兵满头大汗地奔了回来。

　　“怎么样？”张佩纶急急问道，“法国兵登陆没有？”

　　“法国兵倒没有登岸。不过船厂轰坏了。”亲兵答道，“有人说，法国兵舰上一炮打到船坞前面，正打中埋着的地雷，火上加油，越发厉害。现在两岸都是火，满江通红。”

　　“那么，有没有人在救呢？”

　　“谁救？逃的逃掉了，不逃的趁火打劫，船局的库房都抢光了。”

　　“该死，该死！”张佩纶切齿顿足，但是下面那句“非查明严办不可”那句话，自觉难于出口，只停了一下问起兵轮的损伤。

　　“扬武号中了鱼雷，一下就沉了。福星号倒冲了一阵，不过不管用，后来也让法国兵打沉了，听说是火药舱中了炮，一船的人都死在江里。”

　　“那么福胜、建胜呢？”

　　“也都沉了。”

　　上游六条船，沉了四条，剩下伏波、艺新，据亲兵得来的消息，已往上游而逃，未遭毒手。张佩纶略略宽慰了些，接着问起船局前面的两条船。

　　这两条船，一条叫琛航，一条叫永保，是毫无军备的商轮，照张佩纶与张成的想法，必要时用来冲撞敌舰，可以同归于尽。但是，这个想法落空了。

　　“琛航、永保都打沉了。”亲兵答说，“打沉了这两条船，法国兵舰才轰船厂，只开了一两炮。”

　　“下游呢？”张佩纶急急又问，“下游的三条船，能逃得脱不能？”

　　“在劫难逃。”亲兵摇摇头，“飞云、济安还没有解缆就沉了。振威倒是很打了一阵，敌不过法国兵舰围攻，到底也沉了！”

　　一片“沉了，沉了！”张佩纶面色灰败如死，但还存着一线希望，“我们的船，沉了这么多，”他问，“法国兵舰总也有让我们打沉的吧？”

　　“没有。只不过打伤他们一条鱼雷艇。”

　　“难道岸上的炮台，也都不管用？”

　　“守炮台的，十之八九逃得光光。就不逃也没有用。”

　　“为什么？”

　　“炮都是安死了的，炮口不能转动，一点用处都没有。”

　　“唉！”张佩纶长叹，“小宋先生，七年经营之力，夫复何言？”

　　亲兵听不憧他发的感慨，却有一个很实在的建议：“大人！大家都说，法国兵不敢登岸，登岸就是自投罗网。看局势一时不要紧，大人还是回去吧！船局没有人，蛇无头而不行，事情会越搞越坏。”

　　亲兵都有这样的见识，张佩纶真是惭愧无地。点点头说：“原是要回去的，不过法国兵得寸进尺，虽不敢登岸，一定还会开炮，船局怎么能住？”

　　“总得尽量往前走，越近越好。这里离船局二十多里路，又隔着山，消息不通总不好。”

　　“你说得是。倒看看移到那里好？”

　　身边没有幕僚，张佩纶拿一名亲兵，当做参赞密勿的亲信。那亲兵倒也有些见识，认为不妨求助于涌泉寺的老和尚。

　　“言之有理！”

　　“那么，我把老和尚去请来。”

　　“不，不！”张佩纶说，“应该到方丈处去求教。却不知道老和尚起身了没有？”

　　“天都快亮了！和尚在做早课，老和尚一定已经起身。请大人就去吧！”

　　这当然要检点衣履，尽自己的礼节。无奈一件竹布和纺绸的“两截衫”，遍沾泥污，身上穿的一套短衫裤，也是汗臭蒸薰，难以近人。不过既不能赤身露体，只得将就。脚下的白布袜子，已不能穿，鞋子也只剩了一只，唯有赤足穿上寺里送来的凉鞋。真正“轻装简从”，去谒方丈。

　　见了老和尚道明来意，果然亲兵的主意不错，老和尚一力担承，代为安排。为他设谋，以驻靠近船局的彭田乡为宜，在那里多的是涌泉寺的施主，一定可以觅得居停。

　　于是，由涌泉寺的知客僧陪伴，张佩纶到了彭田乡，直投一家姓陈的富户。陈家信佛最虔，是涌泉寺的护法，虽对张佩纶不满，但既看佛面，又看僧面，还是殷勤招待。沐浴更衣，焕然一新，张佩纶又颇象个“钦差大人”了。

　　正在跟主人从容叙话之际，只听得隐隐有鼓噪之声，张佩纶是惊弓之鸟，怕有人兴问罪之师，吓得那张白面，越发一点血色都没有。

　　主人看出他的心事，急忙说道：“张大人请安坐。我去看看是什么事？”

　　到门口一看，有七八个人争着在问，陈家新来一位外省口音的客人，可是“会办大臣张大人”？主人不敢造次，先要弄清楚，打听这位客人的作用何在？

　　“总督衙门悬赏找张大人。我们问明白了，好去报信领赏。”

　　“是真话？”

　　“是真话！不信你问地保。”

　　地保也正赶了来。陈家主人一问，果有悬赏找张大人这回事，便承认有此贵客。隔不了两个时辰，督标的一名把总，送来一通公文，原来是专寄张佩纶的“廷寄”，由总督衙门转交。遍寻他不着，特意悬赏。差官送上公文，还带来何璟的话，要跟张佩纶会面，是他进城，还是总督来看他？

　　张佩纶不即回答，先看廷寄，是批复他六月十四拜发的“密陈到防布置情形一折”，奉旨：“览奏具见勇敢，布置亦合机宜，仍着张佩纶加意谨慎，严密防守。并随时确探消息，力遏狡谋。”

　　张佩纶苦笑着将廷寄丢在一边，问起城里的情形。差官只知道巡抚张兆栋托病不见客，何璟因为总督衙门四周有炮守护，倒还镇静。

　　“船局何大人呢？”张佩纶问，“可知道他的下落？”

　　“知道的。”差官的表情很奇特，有些想笑不敢笑，而又想说不敢说的神情。

　　“如今在那里？”

　　“不知道。”

　　既说知道又说不知道，词气近乎戏侮。如在以前，张佩纶必加痛斥，但此时就象身上受了暗伤一般，一有盛气，便牵掣伤处，人好象矮了半截。

　　“怎么回事？”他只能微微责备，“你前言不符后语。”

　　差官也发觉自己的语言矛盾，须得有一番解释，但说来话长，又恐贬损官威，惹张侧纶不悦，因而先声明一句：“何大人的下落，我也是听来的，不知是真是假？不敢瞎说。”

　　“不要紧，说说何妨！”

　　何如璋也是一听炮声就逃。只是逃的方向不同，是由鼓山向西而逃。

　　一逃逃到快安乡。那里的施家是大族，有一所宗祠，附属的房舍甚多。何如璋认为这里倒是安身之处，当即派亲兵跟管祠堂的人去说，要借住几天。管祠的听说是船政局何大人，又见亲兵态度狞恶，不肯也得肯。于是一面收留，一面派人去通知施家的族长。

　　施家的老族长嫉恶如仇，听说何如璋不在江上督师，弃职潜逃，大为不满。亲自赶到祠堂，告诉管祠的，去跟何如璋说，宗祠不便容留外人，请他马上走！

　　这一下害了管祠的。一说来意，何如璋的亲兵先就翻了脸，一刀背打在管祠的背上，何如璋连连喝止，已自不及，管祠的口一张，吐出来一口鲜血。

　　挨了打还不敢声辩，回来一诉苦，施家老族长大怒，决意驱逐何如璋。但如鸣锣聚集族人，可能激起众怒，闯出“戕官”的大祸，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条绝计。

　　“放火烧房子！”他说，“烧得他不能存身。”

　　“这，”管祠的说，“这怕不妥吧？”

　　“没有什么不妥！无非烧掉两间耳房，我出钱赔修。不烧到正厅就不要紧。”

　　于是找了些族人来，先备好水桶撬钩等等救火工具，守住正厅，然后动手放火。何如璋一看浓烟熏人，赶紧出屋躲避，但见施家族人，冷颜相向，却不救火。心里立刻明白，低着头跟亲兵说：“人家不肯留我们，不必勉强。我们走！”

　　于是沿江急走，惶惶然不知何地是今宵宿处？幸好暝色四合中，炮声渐稀，何如璋心神略定，想起有一家洋行常做船局的生意，总有香火之情。投到那里，果如预料，洋行中人跟施家大不相同，不但收容，而且接待得颇为殷勤。

　　惊魂稍定，少不得问起战况，只知船师一败涂地，但船局的损害却不太重。到了起更，忽然又听得炮声隆隆，亘续不绝，派人打听，才知道船政局的辕门，照常放“更炮”，而法国军舰误认作是炮台合击的号炮，先下手为强，向马尾道方勋所辖的营垒，轰击不停，直到清晨四点钟，方始住手。

　　何如璋千万遍捣床捶枕，彻夜不眠，乱糟糟地思前想后，不知何以自处？船局既不能回去，这江边的洋行，也难保不受炮火波及，无论如何要到省城，督抚会办，聚在一起，也有个商量。

　　打定主意，一早就走，他每次进城，都以两广会馆为下榻之处，这一次自也照旧。一到会馆就得到消息，三艘法国兵舰乘早潮直驶到船坞前面，大轰特轰，船厂的洋楼、机器房，都已倾圮，大烟囱倒下来，还打伤了好些人。守船厂的官兵，逃得无影无踪，唯一的例外是都司陆桂山，拉了一尊克虏伯小炮上山，奋勇对抗。无奈威力不足，很快地就为法国兵舰的炮火，压制得无能为力了。

　　“何大人！”两广会馆的司事提出警告：“我看还是出城的好。”

　　何如璋大惊问道：“为什么？”

　　“外面风声不大好。”司事吞吞吐吐地说，“如果晓得何大人住在这里，只怕，只怕会来骚扰。”

　　听得这话，何如璋的手脚发软，“怎么会有人晓得？”他说，“我不出去就是。”

　　“会馆里进进出出的人多，怎么瞒得住？”

　　话是不错，但自己却真有难处，本省的会馆都不能存身，还有何处可以立足？这样一想，只有硬着头皮横着心，跺一跺脚说：“我不走！先住下来再说。”

　　司事见他执意不肯，只好听其自由。何如璋在自己的那座院落中安顿了下来，第一件事是派亲兵到总督衙门去打听消息，取得联络。

　　走不多时，司事来报，会馆门口聚集了许多百姓，意向不测。又说，总督衙门东西辕门，聚集的百姓更多，风闻要拆督署的大门。

　　“有这样的事，不是要造反了吗？”何如璋愤愤地说，“首县怎不派人弹压？”

　　“何大人！”司事冷冷地答道：“这是什么时候？官威扫地了！”

　　“唉！”气馁的何如璋抑郁地说：“教我走到那里去？”

　　司事无语。默默地退了出去，留下何如璋一个人绕室彷徨，一颗心七上八落，片刻都静不下来。

　　“官威扫地”四字，入耳惊心。何如璋知道，此时此地，除非有重兵守护，谁也不能保证，可以使他免于受辱。总督衙门的大门都有被人撤除之说，则何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己就大可不必作托庇于督署的打算了。

　　“唉！”他顿一顿足，“还是走吧！”

　　“这才是！二十六计，走为上计。”

　　走到那里去呢？何如璋想来想去，只有等打听消息的亲兵回来，询明究竟，再定行止。会馆司事，也不忍逼得太紧，唯有听其自然。

　　大门外的百姓，越聚越多，渐有鼓噪之势。会馆司事深怕暴民不分青红皂白，会拆毁了会馆，为了护产，只有挺身而出，安抚大众。

　　“何大人在这里，不错，不过他马上要走的，他是进城来跟总督、巡抚商量怎么样退敌？等他派去送信的亲兵一回来，马上就要出城，仍旧回马尾去保船厂。”

　　“他本来就不该进城来的。”有人大声说道，“厂在人在，厂亡人亡，他倒想想，怎么对得起沈文肃公，怎么对得起福建人？”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骂何如璋、骂张佩纶、也骂何璟与张兆栋。就在这乱哄哄的当儿，何如璋的亲兵回来了。

　　他证实了会馆司事所得的传闻，总督衙门的大门，真的让百姓拆掉了，督标亲兵不知是不是奉了何璟的命令，未加制止，因而也就未生冲突，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何如璋却不这么想，只是连连叹气：“无法无天，无法无天！”

　　“张大人倒有下落了。”亲兵又说：“在彭田乡一家绅士那里。”

　　“喔，”何如璋问道，“你是那里打听来的？”

　　“是督标的一个千总告诉我的，他去送公文，还见过张大人。”

　　“那好！”何如璋愁颜一开，“我看他去。你知不知道地方？”

　　“不知道也不要紧。到彭田乡找到地保问一问就知道了。”

　　“那就走吧！”何如璋毫不迟疑地，起身就走。

　　“何大人，何大人！”会馆司事一把拉住他说，“请走这面。”

　　为了大门口有百姓聚集，愤愤不平，见了何如璋一时忍不住，会做出鲁莽的举动来，所以会馆司事悄悄将他由一道僻静的便门送了出去。

　　到达彭田乡已经黄昏，张佩纶正在吃饭，停箸起迎，相见恍如隔世，既亲切、又陌生，却都有无穷的感慨、委屈和羞惭。

　　愣了一会，张佩纶想出来一句漠不相干的话：“吃了饭没有？”

　　“我不饿！”

　　“我也不饿。”张佩纶说：“里面坐吧！”

　　两人屏绝仆从，虽非“流泪眼对流泪眼”，但黯然相顾，喉头梗塞，不约而同地摇头长叹。

　　“城里情形如何？”

　　“督署的大门，都让百姓拆掉了，何小宋深居不出。”何如璋答道：“张友山托病不见人。倒象是我们守土有责了。”

　　张佩纶也有这样的牢骚。最使他不满的是，得到确实消息，何璟屯不打听打听实在情形，仓皇电奏，说船局已经失守。不知居心何在？倒要跟何如璋好好商量。

　　于是他定定神，强打精神，亲手捡起一张纸，递到何如璋手里，是一个致总理衙门的电报稿，上面写的是：

　　“孤拔得巴黎信，猝攻我船。铁木雷大小十一艘，乘潮猛击，我守久兵疲，船小援绝，苦战两时久，坏其雷船一，焚其兵船二。而我大轮一，小轮五，商、艇各船均毁，诸将誓死，无一登岸，深堪惨恸。法乘胜攻厂，黄超群犹守露厂，击毙法兵官一。无蔽无炮，必不能支。罪无可谊，请即奏闻逮治。”

　　电文虽讲究简洁，但这个稿子，念起来非常吃力，见得是张佩纶方寸大乱之下的手笔。其中也有费解之处，猜不透只好问了。

　　“‘铁木雷’是什么？”

　　“是指三种船，铁甲舰、木造兵轮、鱼雷艇，共计十一艘。”

　　“喔！原来这样解释。”何如璋想了一下说，“幼翁既已自请处分，我当然也一例办理。”

　　“不！莪翁，”张佩纶说，“处分是余事。如今最急要的，莫如善后事宜，你应该回船局去料理。”

　　何如璋面有难色。细想一想他的话也不错，自己是船政大臣，船局就是自己的“疆土”，理当固守。张佩纶是会办大臣，主要的是会办战守事宜，仗打过了，打败了，而且他也自请逮治了，当然可以一切不管。

　　就在这踌躇之际，张佩纶又提了警告：“莪翁，咎戾已深，罪不可免。如今能补得一分过，他日多一句话说。你莫自误！”

　　这是忠告。何如璋想到张佩纶有李鸿章的奥援，总理衙门亦有“小挫可徐图再举”的话，顿时愁怀一放，精神大为振作。

　　“幼翁见教得是。”何如璋说，“我明天一早就回局里去。”

　　听他有此表示，张佩纶略感安慰，“法国兵决不敢登岸，你放心回局好了。”他又恨恨地说：“可恨各国兵轮多事，来观什么战，不然我可以致敌于死，一雪奇耻。”

　　“幼翁有什么奇计？”

　　“我用几条船凿沉了拿河道塞住，法国兵舰出不去，不杀得他片甲不回？只是投鼠忌器，碍着英美兵舰，真叫我好恨！”

　　恨事不止此一端，如果朝廷能接纳先发之议，亦决不致一败涂地得不可收拾。想想平日多所搏击，出言犀利，不给人留丝毫余地，如今自己成了言大而夸，一无是处的马谡，又有何面目，再见京华旧侣？最可虑的是多年来怨如山积，此刻亲痛仇快之际，那些仇家自然落井下石，不置之死地不甘心。一念及此，更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何如璋的心境比他略略好些，但想到收拾残局的担子沉重，不免气馁。虽想找几句慰人亦以自慰的话来说，却实在懒得开口，叹口气拖着迟滞的脚步，走向居停替他预备的卧室。

　　一夜过去，长门炮台传来捷报，有两艘法国兵舰进口，让穆图善打伤了一艘。他原驻离长门二十里的连江县，从前天下午起，已移驻长门。法国兵舰虽然进出频繁，无奈炮口不能移动，而法国兵舰已经窥知底蕴，测量射程，改变航向，可以很轻易地避开炮火，所以能守株待兔打伤它那么一条船，说来还着实难能可贵。

　　但是，沿岸其他各处炮台，却几乎为法国兵舰扫荡无余。守台官兵，望风而遁，因而法军可以派兵上岸，用烈性的腐蚀剂，灌入炮口，毁坏炮身。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法军始终不敢登陆。因此，张佩纶和何璟都敢露面了，两人在疮痍满目的船局见面，商量出奏。

　　奏稿是何璟带了来的，大意是说，法军曾经登陆，大败而遁，惜乎水师挫败。这表示陆路有功，水上失利，换句话说：何璟以总督的身分，掌理全省兵马，不辱所命，辱命的只是专责指挥水师的会办大臣。

　　“我不能列衔。”张佩纶虽是败军之将，在何璟面前却依然是钦差大臣的派头，“师船既毁，炮台亦多坏了，我辈如此偾事，如果再粉饰奏报，欺罔之罪，岂复可逭？”

　　“那，幼翁，”何璟问道，“你说该怎么报？”

　　“据实奏报。”张佩纶答说，“无论如何这段要删掉。”

　　何璟想了一会说：“也好。稿子还是我去预备。”

　　这个会衔的奏折，应该由将军、总督、巡抚、会办大臣一起奏报，辗转会商，得要一些日子。张佩纶心想，反正责任是推不掉的，倒不如自己做得光明磊落些，接在那个自请逮治的电报之后，进一步先自陈罪状。

　　于是强打精神，亲自动笔，拟了个“马尾水师失利，请旨严议逮问”的折子。当然，这个折子是决不会据实奏报的。

　　大致论兵力则敌强我弱，论处境则敌逸我劳，而尤其着重在虽有制胜之道，无奈事与愿违，这取胜之道，就是他一再建议的“先发”。当然，他也必须反复申述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苦心孤诣：“大致六月二十以前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坚。六月二十以后，彼合口内外，常有十二、三艘，出入活便，而我军则止于兵船七艘，炮船两艘。臣心以为忧，密召诸将，以兵不厌诈，水战尤争吸呼，欲仍行先发之计，而诸将枕戈待旦，多者四十余日，少者亦二、三十日，均面目枯槁，憔悴可怜。加以英美来船，与法衔尾，奇谋秘策，不复可施。臣知不敌，顾求援无门，退后无路，惟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而已。”

　　这段文章，张佩纶整整推敲了一个时辰，方始觉得惬意。言内有退步，言外有余哀，“先发”的“奇谋秘策”，明明是朝廷不准，却绝不归怨于朝廷，反而说将士“憔悴可怜”，不忍督责，而“英美来船”又成掣肘，无形中为朝廷不准先发的失策作开脱，当然也是为保全和局的李鸿章作开脱。然则一切的一切，自都心照不宣了。

　　接下来是叙开战前的情形：

　　“当六月下旬，英提督晤何如璋，以调处告，税务司贾雅格，屡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英领事欲调处之说，其辞甚甘，其事则宕，臣亦知其谲诈，无如与国牵掣何？”

　　这是再一次提醒，非不可先发致胜，无奈英美兵舰成为投鼠欲忌之器。而提到英美调处，特为指明何如璋与“督臣”何璟，是暗中声明，他不曾与洋人有往来，不负贻误和局的责任。

　　然后就要谈开战当日的情况。这一段最难着笔，他只有含混而言：

　　“初一、二日大雨如注，风势猛烈，初二子夜、初三黎明，臣屡以手书饬诸管驾，相机合力，有‘初三风定，法必妄动’之语。比潮平，而法人炮声作矣！臣一面饬陆军整队，并以小炮登山，与水师相应，一面升山巅观战。”

　　这一段是昧着良心说话，他根本未曾“升山巅观战”，所以所叙的战况，多为耳食之言。而既升山巅，又如何下了山，就不交代了。在说明损失以后，紧接着便抒感想：

　　“此次法人谲诈百出，和战无常，彼可横行，我多顾虑，彼能约从，我少近援。一月之久，彼稔知我疆吏畛域，士卒孤疲，复乘雨后潮急，彼船得势，违例猝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这是表示形禁声格，既非朝廷调度无方，亦非将士不能用命，从上到下，没有人该负战败的责任，当然他亦不任咎戾。但这层意思，只能暗在内，在表面上，他必须自陈无状。

　　就是自陈罪状，也必得有一番怨艾之意，来占住身分，他说：“各船军士，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臣目击情形，实为酸痛。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治军，妄思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千变，既牵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误于陆居，不能同舟以共命，损威贻祸，罪无可辞。惟有仰恳宸断，将臣即行革职，拿交刑部法罪，以明微臣愧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

　　“误于陆居”是他避重就轻的巧妙说法，因为以他的职责，等于地方官与城共存亡一样，师船多焚，一身无恙，未免难以交代。“误于陆居”就表示想与船同殉，亦无机会，再进一步说，倘或他是住在船上，身当前敌，亲自指挥，或者不致这样一败涂地。错来错去错在“陆居”，这个“误”字，他自己觉得笔力千钧，莫可移易。

　　文章做到这里，已经终结，但还有奇峰突起的一段话：

　　“日来洋商及我军传说，或云法损六船；或云孤拔受伤已死；或云乌波管驾已死；或云法焚溺近三百人。要之，我军既已大挫，彼亦应稍有死伤，传闻异辞，即确亦不足释恨。

　　惟此奏就臣所目见，参以各军禀报，不敢有一字含糊，一语粉饰，再蹈奏报不实之罪。”

　　这就是说，水师虽然挫败，法军亦有相当损伤，有过有功，原可相抵，不过他自责过甚而已。“即确亦不足释恨”这句话，更是得意之笔，摇曳生姿，妩媚无限。

　　写完这个折子，暂且不发，到第三天又加一个附片，专陈“陆军接仗情形”。黄超群、方勋当时早就吓得不敢出头，张佩纶却铺叙战功，大为夸奖：

　　“伏查船政露厂临河，防护既无巨炮，曲折并无缭垣，实非可战可守之地。此次法人以大船大炮环攻三日，我军兵单械缺，力实难支，而黄超群等扼险坚持于炮烟弹雨之中，昼夜并不收队，尚复出奇设伏，截杀法兵多名，卒全船厂，实非微臣意料所及。法船退后，臣查点机厂料件，偶有遗失，烟筒亦伤其二，各屋千创百孔，而大件机器犹在，船署屹然独存，黄超群等以兵轮既挫，口不言功，惟水师之失，罪在微臣，船厂获全，功归陆将。”

　　他这样讳败为胜，一则是表示他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的统驭有功，再则是收买人心，好为他掩饰弃师潜逃的不堪之状。当然，这个单衔的奏折，他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与将军督抚会衔的折子不能矛盾，否则两相参看，马脚尽露，就变作弄巧成拙了。

　　因此，张佩纶又要了会衔的奏稿来，仔细检点，并无矛盾，方始拜发了单衔的奏折。而京中的电报已纷至沓来，指示战守方略以外，且已明诏对法宣战。

源济

第五十九章

　　京中得到马尾开战的消息，是在七月初四。仅凭李鸿章一电，语焉不详，情况不明，醇王非常焦灼。水师失利，固在意中，但法军是否大举登陆，船厂是不是守得住？倘或不守，福建省城能不能保得住？这些疑问得不到一个确实的解答，便有无从措手之苦。因此，除了密电沿海各省，见有法国兵舰进口，立即轰击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总理衙门分头询问马尾之战的详细情况。

　　到了初五，各方面的消息都到了，但说法不一，有的说我军大败，有的说先败后胜，有的说互有胜负，有的说孤拔阵亡。当然，最应该重视的是张佩纶“自请逮治”的电报。总理衙门一接到，立刻转送醇王，头一起召见，便即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的脸色，在憔悴之中显得坚毅悲愤，静静地看完电报，轻轻地说了句：“非决战不可了！”

　　“法国欺我太甚，决无坐视他们长驱直入之理。”醇王说道：“水师不敌，陆路实在是有把握的，只要福州能挺得住，一方面重用刘永福，一方面督促岑毓英、潘鼎新赶快进京，足可牵制法军。为今之计，先要请懿旨，下一个明发，振作士气民心。以我中国之大，土地之广，人口之众，如果激于义愤，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决没有不能打败法国人的道理。”

　　“我中国坏的就是人心不齐。不过也不能怪大家，朝廷虽早已拿定了大主意，办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倒象处处显得情屈理亏，不敢跟法国决裂似的。这一来，外面当然摸不透朝廷的意思，难免迟疑退缩。”慈禧太后冷笑着说，“总理衙门的人倒是不少，一人一个主意，自己没有定见，人家当然得寸进尺，步步逼了过来。咱们的洋务实在没有办好！”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自有总理衙门以来，就没有振过国威。”醇王的言外之意，依然在攻击恭王，“其实，洋务如果责成李鸿章办理，倒还省事。”

　　“这话，眼前先不必去说它。如今既然决战，筹兵筹饷，该有个打算。”

　　“是！”这一层，醇王当然有过打算，“与法开仗，重在陆路，福建军务，仍旧非起用老成宿将不可。左宗棠威望久著，福建的情形也熟，臣觉得不妨让他到那里去督师。”

　　“左宗棠年纪大了，身子也不好，能管用吗？”

　　“这无非借重左宗棠的威望，在南方坐镇。另外当然要派人帮他，漕运总督杨昌濬是左宗棠得力的旧部，可以派他帮办福建军务，督勇援闽。”

　　“当然。”慈禧太后点点头，“要派左宗棠到福建，当然得派杨昌濬去帮他。此外，鲍超、杨岳斌都可以起用。”

　　“是！”醇王答道，“一开战，兵饷两事，头绪很多，请皇太后饬下军机，与臣会商详奏。”

　　战守大计可以凭慈禧太后一言而决，如何战、如何守，自然要靠醇王去筹划。亲贵中，醇王一向有知兵之名，加以他很佩服左宗棠，也知道倚重李鸿章，自会向他们请教咨询，斟酌尽善，所以她很放心，只是有句话却不能不说。

　　“何璟在福建七年，炮台也修了不少，何以这么不经打？张佩纶也很能干，何以一开仗就败成这个样子？虽说轮船、大炮不及人家，如果谨慎小心，也不见就能让法国人占了便宜。如今前方的情形还不十分清楚，而且也正在用人的时候，不便查办。不过，丧师失地，不是小事，朝廷纪纲，更不能不顾。该怎么办才合适，你们也得拿个办法出来。”

　　“是！”醇王答道，“大敌当前，自然以收揽民心，合力御侮为顶要紧的事。至于疆臣守土，责有攸归，等马尾开仗的情形，有了详细奏报，必得要论是非、定功罪。朝廷纪纲所系，臣断断不敢徇私，不过眼前务必要求皇太后恩典，暂置不问。”

　　“我原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记住了就好。”慈禧太后又说，“你下去赶紧找左宗棠商量吧！下午再递牌子。”

　　醇王退出养心殿，立刻派侍卫分头通知，到适园聚会。等他回府，奉召而至的王公大臣，已接踵而至，一共四个人：礼王、奕劻、孙毓汶、许庚身。

　　“左季高呢？”醇王问道，“他不来怎么行？”

　　“左侯两天未到军机了。”孙毓汶答道：“我派苏拉去请，左侯说是‘在家听参’。”

　　“听参！”醇王诧异，“谁参他？为什么？”

　　“延树南上了个折子。万寿节那天，左侯没有随班行礼，延树南上折纠参，奉旨：左宗棠交部议处。”

　　“这也是小事。唉！”醇王痛心疾首地，“国事糟到如此，还讲这些虚文小节？书生不懂事，真正可恨。左季高也是，何必为此小事闹脾气，落个不识大体的批评，何必？”

　　“这倒也不能怪左侯。”许庚身比较公正坦率，说话不象孙毓汶那样暗含着阴损的意味，“他没有随班行礼，自然是失仪，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壮年戎马，腰脚受损，老来不能跪拜如仪，平心而论，亦有可原。延树南借题发挥，说他骄蹇，甚至斥之为‘蔑礼不臣’，持论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识大体。王爷请想想，以左侯的功勋，说他‘蔑礼不臣’，不就说他恃功而骄，要造反了吗？这话在雍乾年间，非同小可，就拿今天来说，若是认实了‘蔑礼不臣’这句话，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处置，律有明文，请问王爷，是摘他的脑袋，还是充他的军？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职，能这么办吗？不能这么办，就变成纪纲失坠，所以说来说去，他这个折子，只顾自己逞快，实在是让朝廷为难。”

　　“星叔的议论很公平。”醇王说道，“如今得想个法子，替此老平气。我今天已面奏了，仍旧要请他到福建督师，倘或以此芥蒂，托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驳延树南这个折子很难。因为……。”

　　因为延煦官居礼部尚书，大臣失仪，据实纠参，是他礼臣分内之事，即令措词失当，旁人亦很难说话。孙毓汶解释了原因，却又下了一个转语，认为只有一个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资格纠正延煦。这个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说话，我一定说。”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爷掌宗人府，乱出些花样，叫人受不了，当时我忍不住上了个折子，上头还说我措词太偏激。不妨引用这段故事，为左季高说两句公道话。星叔，就烦您动笔。还有，宣战的旨稿，不知道带来了没来？”

　　“带来了！”

　　许庚身将一份底稿交了出来，退到一边去为醇王拟折，先找来一份邸抄，细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构思，提笔写道：

　　“内阁奉上谕：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万寿圣节行礼，左宗棠秩居文职首列，并不随班行礼叩拜，据实纠参一折，左宗棠着交部议处。钦此。臣初以为纠弹失仪，事所常有，昨阅发下各封奏，始见延煦原折，其饰词倾轧，殊属荒谬。

　　窃思延煦有纠仪之职，左宗棠有失仪之愆，该尚书若照常就事论事，谁日不宜？乃借端訾毁，竟没其数十年战阵勋劳，并诋其不由进士出身，甚至斥为蔑礼不臣，肆口妄陈，任情颠倒。此时皇太后垂帘听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无不在洞烛之中，自不能为所摇动，特恐将来亲政之始，诸未深悉，此风一开，流弊滋大。臣奕譞于同治年间，条陈宗人府值班新章，虽蒙俞允所请，仍因措词过当，奉旨申饬，今延煦之疏，较臣当日之冒昧不合，似犹过之。谨恭折陈奏。”

　　写完递给醇王，他认为措词得体，深为满意。随即交代誊正呈递。然后继续推敲那道宣战诏书的文字。

　　这道诏书，乃是“晓谕天下臣民”，面面连篇累牍，指责法国无理，一直叙到马尾之败，申明不能不宣战的苦衷，说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接下来便是激励各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奋勇立功。其中特别提到刘永福：“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入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故，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此外，照例声明“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谆谆叮嘱，务必保护，而以“当体朝廷保全大局至意”这句话作结，暗示名为宣战，其实仍有谈和的余地。

　　宣战诏书中值得推敲之处还多，但调兵遣将，犹有许多大事要筹划，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这时候，陆续又已送来好些军报，大都由北洋转递，其中最要紧的两件，一件是张佩纶打给李鸿章的电报，说“炮台一路洗平，闽必不守，纶必不归”，表示与福州共存亡的决心，李鸿章加了一句话：

　　“徒为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电报，他从洋人那里打听到一个相当可靠的信息，孤拔“拟率船往他处，闻志在北洋。”这两个电报合在一起来看，令人无从判断，法军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占福州，“据地为质”来勒索兵费，还是大举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论如何，福州势急，北洋势缓，目前当然救急为先。醇王对于张佩纶的“纶必不归”那句话，颇感欣慰，认为有此必死的决心，则诱敌登岸，深入内地，可以相机聚歼，即令起初仍旧受挫，亦无大碍，只要援军接得上，终可反败为胜。

　　军务部署只有许庚身最熟悉，当时提出建议，一面起用鲍超，尽速召集旧部，添募新兵，由四川总督丁宝桢负责筹饷征船，送鲍超所部，自大江东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帮办广东军务的张树声星夜援闽。同时电饬两江总督曾国荃，不论在那一项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万银子，解交福建，作为援闽客军的军饷。

　　谈到这里，已经过午，醇王又匆匆赶到宫中，“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当天便有两道“明发”，一道是宣战诏旨，另一道是准了醇王的奏，将延煦“交部议处”，有了这道上谕，对左宗棠才有交代。这天夜里由许庚身衔命亲访，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则受不了孙敏汶他们多方排挤的闲气，再则亦不服老，三则一向以诸葛武侯自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尽瘁”之时，一口答应：“到福建去打法国鬼子。”

　　宣战诏书不但见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报》，已经全文发布，通国皆知，可是并没有激起什么同仇敌忾的义愤，只惹起清议的纷纷指责。

　　第一个受指责的是张荫桓。他以佐杂出身而能置身于枢要之地的总理衙门，本就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视，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颇露锋芒，因而与同官又不和睦。当然，最令卫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与李鸿章互为表里，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桧、贾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还罢了，谁知千回百折，一再委屈，结果仍招来法军的“暗算”，马尾一仗，师船全毁。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误了辰光，趁法军援师未东来之前，毅然决战，则先下手为强，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张荫桓成了众矢之的。此外久办洋务的周家楣、李凤苞、马建忠、盛宣怀，亦无不令人切齿，意想不到的是，阎敬铭亦大受其谤，因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虽然老病侵寻，请假已久，却仍有人不放过他。

　　弹劾张荫桓的人很多，有一个是内阁学士徐致靖，他中进士是抄了张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却骂张荫桓是“洋厮”之后。另外一个是山东曲阜的孔宪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参张荫桓私自写信给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国如索少许赔款，不妨允许为泄漏朝旨。慈禧太后听得有人提到对法赔款，就会冒火，因而令饬总理衙门“明白回奏”。

　　复奏说致上海道的电信，是公同商办，并非私函。这一下使得本来就对总理大臣大半不满的慈禧太后，越发生气，除去当时请病假及出差的阎敬铭等人以外，其余连奕劻在内，共有九个人，一起交部议处。

　　就在这时候，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折严劾阎敬铭，说他“执拗刚愎，怙过任性”。慈禧太后及醇王对阎敬铭都很敬重，所以吴峋反受申饬。但总理衙门其余的大臣，就没有阎敬铭那么好的运气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换了六个。事由张荫桓而起，受连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门生周德润，在总理大臣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是主战的，结果也跟主和派一样，退出总理衙门，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还多。第一件是福州军务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穆图善和杨昌濬为帮办军务，何如璋内召，这都还在意中，奇的是以张佩纶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邓承修充当总理大臣。这位号称“铁汉”的言官，一向以搏击为能，从不曾听说他懂洋务，而居然会入值总理衙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于是有好事的人去打听，才知道他这个总理大臣是由一个奏折上来的。这个折子中大谈方略，共陈三策，他认为法国所恃者，不过越南，如果师分三路攻越，法国自救不暇，就决没有力量再侵扰福建、台湾。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敌至则战，敌退不追，虽然师老饷糜，但我军如此，法军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亏。至于顾虑道路阻隔，粮饷不继而不敢言战，则非但不是下策，简直可说是“无策”。

　　这套话，在慈禧太后觉得非常动听，特意问到醇王。醇王已经到了六神无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说好，不敢驳回，亦不知道如何驳回。因而承旨派邓承修入值总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为指授方略的根据。

　　不过整个局势仍是混沌的，法国军舰虽已退出闽江口，但动向不明。据说法国政府与孤拔的意见不一，孤拔极力主张北进，先占芝罘，再占威海卫和旅顺，直接向北洋挑战，而法国政府不愿扩大战事，尤其不愿意使李鸿章为难。这就是朝廷对李鸿章不但没有丝毫责备，而且继张之洞和曾国荃真除以后，实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道理。

　　主和的阎敬铭不曾被参倒，主和的李鸿章恩眷益隆，而主战的周德润却退出了总理衙门，这些令人迷惑的举措，显得慈禧太后似乎并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而醇王似乎对开战也没有可以致胜的把握。

　　于是美国公使杨约翰，第四次出面调处中法纠纷，中国方面的交涉对象是李鸿章。

　　距马尾之战，已将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谈到了马尾之战。

　　于是一百多京官在会馆集议，连上两个公呈，第一个痛击何璟和张兆栋，第二个专为张佩纶而发，由籍隶福建长乐的翰林院编修潘炳年领衔，请都察院代呈。

　　军机处自然早有消息，为了平息公愤，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谕：

　　“闽浙总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于防守事宜，漫无处置，临时又未能速筹援救，着先行革职。福建巡抚张兆栋，株守省城，一筹莫展，着交部严加议处。

　　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葸无能。着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于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援兵，张佩纶辄以援兵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皇，毫无定见，实属措置无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福州将军穆图善，驻守长门，因敌船内外夹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军力战，尚能轰船杀敌，功过尚足相抵。着加恩免其置议。

　　嗣后闽省防务，左宗棠未到以前，着责成穆图善、杨昌濬、张佩纶和衷商办，务臻周密。”

　　这道上谕是连张佩纶的原奏，一起明发的。福建京官，一看大哗，因为张佩纶所奏报的情形，与各人家信中所说的情形，大不相符。

　　于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给事中万培因，单衔上奏，案由是“为闽省诸臣，讳败捏奏，滥保徇私，仰恳收回成命，并请迅派大员，驰往查办，按照军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愤”。其中指出“七可疑”：

　　“初三之战，以臣所闻，何如璋有隐匿战事之事，张佩纶有不发军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缓师期之事，堵在照会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陆各营之师，以臣所闻，轮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战属实。艺新船小逸去，伏波自凿，扬武并未开炮，余船纵火自焚。陆军则方勋所部潮勇先溃，而黄超群一军，乘乱入学堂、广储所、机器房等处，抢掠殆尽。其可疑二也。

　　敌船被毁之数，以臣所闻，敌以八船入马江，仅用三船来攻，开巨炮七，我船已相继沉。惟福星曾击坏其鱼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勋、黄超群拒敌之事，以臣所闻，敌攻马尾后，次日复击船厂，轰坏铁厂，烟筒半折，船槽微损，即下船出攻长门。是时，方勋不知何往？黄超群已于初三日退入后山，但窜而未溃耳！其可疑四也。

　　闽安、馆头等处之战，以臣所闻，炮台各军，闻炮即鸟兽散，敌遂上岸，用镪水裂炮，掷火药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闻，何如璋预雇舆夫为逃计。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舆，众白为空炮乃返。初三，闻炮即从后山遁，是夜奔快安，复奔南台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顶帽坐竹兜中，所到众噪逐之，乃四出狂窜。

　　其可疑六也。

　　张佩纶之驻厂，以臣所闻，初三日，张佩纶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苇荐席地坐。迟明奔出后彭田乡，遣弁向城内巨绅家假絮被，匿累日不出。初四，敌攻厂时，张佩纶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厂之有？其可疑七也。”

　　这“七可疑”虽然传闻异辞，但与潘炳年领衔的公呈合看，可信之处就多了。此外，万培因也谈到“洋人之论”：

　　“臣闻洋人之论，谓法兵之闯马江，驶入绝地，有必败之道三，地本内港，只须以船摧船，法舰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号炮船，护以夹岸陆军，法兵尽为炮的，敌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尽驱兵船以驻上流，只以本地小船，装置火药等物，顺流蔽江而下，加以陆军火罐火药，夹岸抛射，法当大窘，此下策也。”

　　这些纸上谈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说张佩纶“阳主战以排和，阴实望和而怯战”，却是一针见血之论。

　　不过参得虽然厉害，帮张佩纶讲话的人也很多，这完全是二李——李鸿章和李鸿藻的关系。有人说，张佩纶屡有“先发”的建议，朝廷为保全和局，又恐误伤他国兵船，引起意外纠纷，所以不曾允许。说起来，此人还是有才具的，人才难得，不妨责以后效。

　　又有人说，张佩纶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布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辩解，直接来自李鸿章，他说：“福建的炮台，兵轮不足以抵御法军，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台，不知如何做法，听说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国军舰，可以由内而攻，这是“失势’”。炮台不能转动，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经营”，李鸿章早就知道，故意说是“不知如何做法”，无非为了庇护张佩纶，只好“嫁祸”老同年。

　　他又说：“中国兵轮开办未久，船不如人家的精坚，操练不如人家的纯熟，断难抵敌是中外尽人皆知的事。”这段话既为张佩纶卸责，亦为他自己解释，何以必须委屈求知？

　　谈到醇王所一直主张并希望的“诱敌登岸，设伏出奇”，他认为必须有后膛枪、后膛炮才谈到此。而各省都没有后膛枪，“后膛轻炮”亦很少，徒恃肉搏，难有把握。而置备后膛枪炮，甚费财力，北洋累年经营，勉强算有了规模。这意思是不可深责闽军守厂不力。

　　以下又论南洋的战备，说长江水宽而深，是用水师之地，吴淞、江阴等处炮台，亦坚固可用，但是“敌船虽或受炮击损，其机器皆在水线下，仍可驶行。”接着他引用前两年由北洋衙门翻译印刷的一本《防海新论》，其中所叙美国南北战争的战例，证明他不是欺骗没有见过兵舰的人。

　　至于谈到布设水雷，确为“阻河”最得力的利器，但马江宽至十余里，甚至数十里，何能遍设。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马江战败，不是张佩纶的责任。而就此刻来说，什么地方也不能阻止外国军舰侵入，更不能与外国军舰对敌。

　　就为了这些理由，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长叹以外，无话可说。当然，张佩纶的责任不能不追究，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正好派他就近查办。

　　议和的事，倒象有转机了。杨约翰特地由北京到天津去看李鸿章，说接到美国京城来的电令，法国已要求美国出面调停。美国的意思，中国如果肯让步，法国亦必采取同样的步骤，在相互让步之中，总可以想出一个顾全彼此体面的办法。杨约翰又表示，他是专诚为此事而到天津来的。言外之意，中国须看调人的面子。

　　中国如果让步，自然多少要赔兵费，而煌煌上谕，已经剀切告诫，凡有主张赔偿的，一定治罪。所以李鸿章的电文中，根本不敢提兵费二字。

　　总理衙门当然不敢转奏。同时对法国求和的诚意，亦很怀疑，因为据上海、香港、福州等地来的电报，孤拔可能顾虑马江沉船塞口，归路断绝，不敢在福州登陆，却有窥取基隆的模样，增援的船只之中，有一艘载有挖煤机器，更为意在基隆煤矿的明证。

　　果然，八月十三，孤拔第二次攻击基隆。

　　第一次是在马尾之战二十天前的六月十四。孤拔率领战舰六艘，载陆军三千，直到基隆，分舰三艘，窥台湾四大港之一的沪尾——淡水港。

　　台湾的防务，共分五路，大甲溪到苏澳为北路，由提督曹志忠领兵四千防守，最近增防，调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领所部三营，专责防守台北府。此外又有章高元的淮军，杨金龙的湘军，章、杨二人亦都是提督，加上刘铭传一共是五颗红顶子守台北到基隆这一线。

　　六月十五，孤拔一面开炮轰击，一面派兵一千登陆，曹志忠、章高元力战却敌，阵斩法军中队长一员，士兵一百多，夺获联队旗两面。法国陆军后退登舰时，掉在水中溺死的亦不少。于是孤拔请税务司出面，邀请刘铭传登舰相会，刘铭传峻然拒绝，第一次攻台之战，不了了之。奏报到京，特发内帑三千两犒赏。

　　刘铭传幕府中有个专管海关，兼与洋人打交道的洋务委员，名叫李彤恩，人很能干，认为淡水港水道宽阔，“红毛城”上的五尊旧炮，毫不管用，等于无险可守，因而提出塞口的主张。

　　驻淡水的英国领事，得到消息，提出坚决的反对，他的理由是秋茶已经上市，如果港口封塞，船只无法出入，秋茶不能出口，影响英国的商务。

　　李彤恩不是轻易能让洋人吓倒的人，当反复争辩，不得要领时，李彤恩要求英国领事担保，法国军舰不会从淡水港入口。这下算是难倒了对方，照原定的计划，沉下几条船，塞住了淡水港口。

　　就因为这明智的一着，孤拔卷土重来，就不容易占到便宜了。

　　法国兵舰十一艘，由原驻马祖澳的孤拔，亲自率领，是八月十二到基隆外海的。清晨两点钟，法军五百人由仙洞地方登岸，与曹志忠的重庆中营相遇，展开激战。章高元接到报告，率领两百多人赴援，法军不敌，因为道路迷失，被困至日中，又死了一百多。

　　这时的刘铭传，正在基隆炮台督战。相持不下之际，谍探来报，法国兵舰五艘将到淡水。刘铭传下令收兵，回救离台北三十里的淡水。

　　“省帅，”曹志忠疑惑地问：“这不就是把基隆丢掉了吗？”

　　“不要紧！”刘铭传说，“我自有道理。你那里抽三百人，跟林朝栋一起守狮球岭。”

　　林朝栋是彰化巨族，名将之后，他的父亲就是林文察，咸丰八年，捐饷助军，授职游击，留福建补用。以后领军转战浙东各地，积功升到福建提督，同治三年在漳州阵亡，諡刚愍，在本籍及漳州建有专祠。

　　林朝栋以骑都尉的世职，捐了个郎中，在原籍做绅士，平日急公好义，深得地方爱戴。中法交涉破裂，战火将起，林朝栋招募了五百人，自备两个月的粮饷，去见刘铭传，愿意防守一方。刘铭传自然嘉许，立刻拨给军械，指定基隆以南的暖暖，作为他的防区。此时又负起扼守狮球岭，严防基隆弃守以后的法军南侵的重任。

　　当然，刘铭传弃基隆是有道理的，第一、外海没有兵舰，炮台又不中用，日夜受法舰炮轰，徒然挨打，兵打光了，基隆还是守不住。第二、淡水港塞口以后，法舰不能深入，炮轰的威胁可免，孤拔如果不死心，派军登陆，则正好迎头痛击。第三、是因为南北洋对援台一事，或者不甚起劲，或者口中喊得起劲，并无实惠，等基隆一失，朝廷必起恐慌，严旨督饬，后援方始会来。这最后一层用意，孙开华等人，自然是无法了解的。

　　回到沪尾，重新部署防务。以孙开华专守淡水炮台，章高元和刘铭传的侄孙刘朝枯分布沿海一带，此外还有士勇一营计五百人，埋伏在北路山间，这一营士勇是李彤恩招募来的。刘铭传奉旨防台，朝命准许自行募勇，增强防务，刘铭传便委派候补道充任洋务委员的李彤恩，专司其事。

　　李彤恩办事很实在，贴出布告以后，自己在招募公所坐镇，只见应募的小伙子，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便也下手帮忙。百忙中一眼瞥见一个人，似乎面善，此人皮肤白皙，面貌清秀，而眉目之间带着点娘娘腔。定睛细望，想起来了，是唱歌仔戏的小旦张阿火。

　　“阿火！”李彤恩问道：“你来干什么？”

　　“李大人！”阿火笑道：“我来投军。”

　　“投军！你开什么玩笑？”李彤恩说，“你也懂得打仗？”

　　“打仗不要懂的。我不想做夷人，穿夷装，自然就会跟他们拚命。”

　　李彤恩大为惊异，想不到演惯佳期密约，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不尽闺中哀怨的张阿火，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再跟李大人说吧，我也不是冒冒失失，闹着好玩的。说到打仗，我是头一回。不过，我想法国人也不会比野猪再凶吧！”

　　“喔！我懂了，你喜欢打猎？”

　　“是！”阿火手一指，“这些都是！”

　　李彤恩往外一望，只见十来个精壮少年，口嚼槟榔，嘻开一张血盆似的嘴，都望着阿火发笑。李彤恩立刻就中意了。从咸丰初年以来，招募乡勇，都遵循曾国藩的成法，而曾国藩又师戚继光的遗规，务取一双泥巴腿的乡农。此辈假以时日，可以练成一支经得起败仗的劲旅，但诚朴有余，机变不足，训练起来很吃力，尤其不能指望他们救急。这些猎户，年轻力壮，又会用火器，稍用兵法部勒，便可上阵，岂不大妙？

　　于是李彤恩欣然问道：“这些都是你的朋友？”

　　“是从小在一起玩的弟兄。”张阿火答道，“他们听说我要来投军，都愿意跟我一起来玩玩。”

　　“玩玩！”李彤恩笑了，却又正色告诫：“这不是好玩的事。”

　　“我也这么说。不过他们还是愿意来玩玩，大不了玩掉一条命。”

　　“肯玩命还怕什么？”李彤恩察言观色，对张阿火刮目相看了。市井中原有奇人，张阿火必是讲义气，重然诺，为一方的侠少，因而便又问道：“阿火，你能招多少人来？”

　　“千把人总喊得到。”

　　“都是猎户？”

　　“也有打渔的；也有种田的；也有做生意的。”

　　“都听你的话？”

　　“都是我的弟兄。没有什么事讲不通的。”

　　他虽是不矜不伐的神态，李彤恩却到底还不敢冒失，想了一下说：“你去招五百人来。要个个管用，这五百人就归你统带，我先给你请一张‘五品军功’的奖札，等立了功，保你做官。”

　　“官倒不要做，只要打退夷人就是了。”张阿火问，“招五百人容易，从山上下来，得有住的地方……。”

　　“这你放心。我点了人数，马上发号衣、发饷，自然也要拨地方给你安顿。”

　　张阿火欣然应诺，当天就回山。在淡水西北的竹仔山，一呼百诺，来了有七八百人，挑成五百，大多是猎户，带着土枪下山，直奔台北，守城的兵不敢放他们进城。张阿火倒也很讲理，留他的弟兄在城外，单身去见李彤恩复命。

　　李彤恩细问究竟，听说都来自基隆、淡水之间的山中，这支士勇，先得地利，已为胜人一筹。等到出城亲自编点，益发觉得是一支堪以大用的新锐之师，所以逐一抚慰，异常殷勤。张阿火和他的弟兄们便益发起劲了。

　　“阿火！”李彤恩说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象你这样子向上心切，很快就可以立功做官，你的名字要不要改一改？阿火是小名，将来报到朝廷，不大好听。”

　　“那就请李大人给我改一个。”

　　李彤恩想了一下说：“改名李成好了。姓张就是张李成。”

　　李成之“李”是李彤恩，李成之“成”是成功，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张阿火由于李彤恩的识拔而能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成全。总之张阿火是非常珍惜这个新得到的名字。

　　在李彤恩，亦觉得这是一大快事，又看到张李成约束部下，言必信，行必果，更有喜出望外之感。得意之余，喜孜孜地去报告刘铭传。

　　刘铭传正在苦恼。兵既不足，械亦不精，见到李彤恩，正好发一发牢骚。这也难怪他，驻扎台南的台湾道刘璈，是左宗棠的嫡系，而他与李鸿章的关系，尽人皆知，左李不和，势如水火，因而刘璈对巡抚衔的长官刘铭传，并不买帐，四十营防军倒有三十一营摆在彰化以南，自加节制，对北面的粮饷接济，亦是多方拖延。如今基隆已失，台北府岌岌可危，长官向部属求援，而刘璈居然置之不理，刘铭传如何能不气恼？

　　“南北洋三次增援，不过六百人，连以前调到的，总计亦只一千三百人，章营只有两百余人。怎么得了？”

　　当然，还有孙开华、曹志忠两军，不过孙曹是湘军，而且出身霆军，尹漋河之役，鲍超与刘铭传失和，因而霆军与铭军一向是死对头。现在刘铭传对待孙、曹二人，虽然刻意交欢，但内疚于心，总觉得格格不入，所以有意不提这两个人。

　　李彤恩当然知道他的心病，实实在在是心病，孙、曹二人对于当年的嫌怨，已经淡忘，曾经在李彤恩面面有过表示，此时正好用来劝慰刘铭传。

　　“省帅怎么不提孙曹两位？”李彤恩故意这样问说。

　　“老兄不是明知故问？”刘铭传苦笑着答说，“他们两位总算捧我的场了，我又何敢苛求？”

　　“如何谈得到苛求？大家在一起，生死以之，祸福相共，省帅如果心存芥蒂，反倒小气了。”

　　“那里？老兄这番责备，我可不认。我是怕人家心存芥蒂。”

　　“不！适得其反。孙曹两位，都以为省帅原是推诚相与，但太客气了，反让他们有见外之感。”李彤恩说，“我看省帅还是脱略虚文，该如何便如何的好。”

　　“真的？”刘铭传惊喜地问，“他们真的有过这样的话？”

　　“自然。我何敢在省帅面面瞎说？”

　　刘铭传决定接纳李彤恩的建议，唤一名亲兵，去请孙开华、曹志忠来议事。相见携手，特致亲切，加以李彤恩从中穿针引线，极力拉拢，十几年的嫌隙，到此才真的涣然冰释。

　　然后商定了诱敌之计，各自返回防区，准备迎敌。

　　到了八月二十清早，淡水口外的法国兵舰开炮大轰，不下数百发之多，然后法国陆战队八百人，在炮火硝烟掩护之下，分乘小艇，强行登陆，目的是想占领炮台。

　　首当其冲的是孙开华的三营，中右两营在前，后营接应，短兵相接，各尽全力。孙开华所部吃亏的是枪械不如法军精良，看看有抵挡不住之势，而午潮初涨，却又有后援的法军，继续涌到。

　　于是埋伏在后山的张李成一营出动了。五百人分成两队，第一队两百五十人，打扮象是野人，散发赤身，口喷大嚼槟榔而生的红沫，到达炮台前面临水的斜坡上，一字排开，卧倒在长可及胚的野草中，右足屈起，左足跟搁在右膝盖上，揸开脚趾，枪管就搁在当中，静静等待。

　　后援的法军，乘潮上坡，端着枪直往上冲。张李成屏息以待，看看距离够了，朝天放了一枪，这是“号炮”，二百五十支枪应声而发，法军立刻就倒了几十。未倒的不知弹从何发？相顾错愕之间，草丛间又来了一排枪，打死了好几十。

　　这一下，法军不能不后退了。然而还有伏兵，张李成的另外一队，两翼包抄，直逼面前。法军抢艇退去，其时正当落潮，小艇胶着在沙滩上的很多，退走不及，又死了好些。

　　孙开华的部下，见此光景，士气大振，奋勇肉搏，冲动了法军的阵脚。孙开华身先士卒，阵斩法国军官一名，夺旗踏阵，终于将法国兵驱出淡水口外。

　　在口外，有日本海军大佐东乡平八郎率领兵舰在观战，在山上，有英国商民用望远镜在了望。这一仗打得不坏，法军伤亡惨重，还被俘了十四人，英国人大为喝采。

　　但是十四名战俘为孙开华下令枭首，亦为英国商民所亲眼目睹，认为中国军队违反万国公法，提出抗议。刘铭传当然置之不理，飞章奏捷，盛道孙开华的战功，请求破格奖赏。

　　提到张李成，只有一句话：“领队袭之”，但保奖却不没其功：“五品军功张李成，拟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并加都司衔”。

　　十二天以后，孤拔布告封港，北起苏澳，南至鹅銮鼻，一共三百三十九海里，禁止所有船只出入。航行限在距岸五海里以外。

　　这一来，商货断绝，文报不通，台湾日用所需，除茶米以外，无一不缺。当然，各国的商务亦大受影响，尤其是英商的贸易停顿，损失最重。

　　朝廷得报，大为焦急，但亦只有以严旨命令南北洋选派铁甲快船，多带兵勇器械，星夜驰援。而南北洋一共只有五分厚的铁甲船五只，何敢闯关？就算敢闯，这些小船上也载不了多少兵。所以李鸿章决定趁此机会，逼一逼朝廷，回心转意，重新谈和。只是不敢明言，只用“另设他法，解此危困”之类的话，旁敲侧击。

　　因此，刘铭传由厦门转发的电报，到达北洋，转给总理衙门时，李鸿章往往加以增删，张大其词。台湾海口不过封锁了两天，他就这样电报：

　　“顷刘提督初三由厦门转电，初二日法又到船六只，在台北者不下二十只。上月二十八日，法四船扰台南、澎湖，存亡无信，富绅多举家逃走，士勇已募五千余，无器械不受约束，不能御敌，徒索饷闹事。土匪四起，疫疠不止，日有死亡，能战者不足三千人。敌势甚大，日内必有恶战，如十日外无电到，北不保。传同将士惟拚命死守，保一日是一日，现在洋火药已缺，食盐无来，百姓扰乱，饷路亦阻，台局不堪设想，可为痛哭，请转电总署。”

　　李鸿章转发了这个电报，自道亦为“痛哭流涕”。其实电文中他加上了许多显而易见的假话，既然法国封锁，“富绅多举家逃走”又往那里去逃？刘铭传自己说过，在官绅中“有可用者，无不广致礼罗”，所以除林朝栋自成一军，扼守狮球岭以外，台北板桥的林维源捐饷二十万两；新竹绅士林汝梅招募练勇二百人，自筹两个月的粮饷，协守海口；基隆与台北接壤之处，由武举人王廷理、周玉谦捐款募勇三百人，据险防堵。此外量力捐助兵饷的也很多，绝少举家逃走的情形，就是逃，亦不过由前线逃到后方，由法国所占据的基隆逃到台北。

　　当然，希望谈和的，不止于李鸿章，在台湾有贸易利害关系的各国，亦希望中法罢兵议和。特别是英国，因为台茶不能出口，约会驻英公使曾纪泽，打算出面调解。

　　英国调处的条款，一共四件，主要的是要求中国履行天津条约，劝请法国不索赔偿，撤出台湾海口。这些条款，对中国可算有利，但是醇王跟总理大臣都不敢答应。结果提出对案八条，要修改天津条约；要在镇南关外设官；要法国不用保护越南的名义；要法军退出基隆，……最后一条是：“中国不索赔款，如法有不允之条，应先赔偿中国损失。”

　　这是南辕北辙，自然谈不拢。同时法国又向作调人的英国提出条件：中国完全履行天津条约，法军占据台北，直到中国允赔兵费，方始退出。这当然更谈不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