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发表了包括剧作《娜拉》，这个独立自主、个性鲜明的“娜拉”，迅即引发了中国青年的激情，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女性解放的偶像。女作家丁玲本人的历程——参加革命、直视延安妇女的困境、反思并自我改变，象征了“中国”娜拉的出走，又最终回归。
1923年，丁玲离开上海去了北京。这个时候的报章，仍在极力鼓吹“娜拉”们的出走，1922年4月1日，《妇女杂志》发表文章说，“娜拉”是中国女性的样板，“‘娜拉’式的离婚，何等痛快，何等壮烈！”后来她与对她一见钟情的胡也频在香山租房同居，二人都有文学梦，却常常碰壁。就是在这苦闷、彷徨、伤感、绝望中写出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让她一举成名。书中展现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走出家门的青年女性在爱情和理想幻灭后的内心世界。随着胡也频被枪杀，丁玲开始与过去“所有的梦幻、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感伤、所有的爱情的享受”告别，“娜拉”出走到了延安。33岁的丁玲，再一次找到了年轻的感觉。
“五四”风潮到达丁玲的家乡常德时，她却正处在困扰之中，当时她已十四五岁了，与表兄的婚约即将成为现实，看着同学们都热情地组织学生会，到处游行、演讲、喊口号，丁玲一开始很茫然，“她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但她很快也被感染了，成为这些激进女学生中的一个，“在学校里举行辩论会，讨论很多妇女问题、社会问题。”1922年初，她来到了上海，感觉是进入了“广大的领域里”。丁玲极力想证明自己的自立，她开始四处找工作，看到有学校招聘教师或是有工厂招聘绣花工人的消息，她都赶紧过去，但是都无果而终。（左图为好友王剑虹和丁玲合影，右图为王剑虹的丈夫瞿秋白。瞿秋白教她们俄语，思想方面影响也很大。）
也许对种种无形的压力有切身的体会，1942年3月8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三八节”有感》，历数女性在延安的遭遇。丁玲说，延安是革命的中心，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来庆祝妇女运动，但实际上延安妇女并没有迎来她们想要的解放。以婚姻为例。在延安，无论一个女性如何做，都会遭受非议，如果她不结婚，人们会视之为“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如果她结婚了又怎样呢？那她便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
提出离婚的时候，徐志摩，这位浪漫诗人慷慨陈词地对张幼仪说：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成为传统习俗的奴隶。所以，他要向这些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而懵懂中“被离婚”的张幼仪，则从此刻开始她人生的巨大转变：在此之前，她凡事都怕；在此之后，她一无所惧。
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这三个女人因为徐志摩而一再被人们提起、对比。人们赞美林徽因的聪慧、陆小曼的美丽，而张幼仪则永远是那个被遗忘的人。没有人会想起：张幼仪是一位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企业家。而正是与徐志摩的失败婚姻，成就了她的事业。
张幼仪的父亲张祖泽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医生，他把女儿夫婿的选择，交给了当时实际上承担着张家经济支柱作用的四子张嘉璈（即张公权，民国金融家，曾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正是他替妹妹物色了少年才俊的徐志摩。张幼仪的二哥张嘉森（即张君劢，近代政治家、哲学家，新儒学早期代表人之一）对徐志摩也颇为赏识，并把徐志摩引荐给自己的好朋友梁启超，让其成为梁启超的弟子。后来也是他，劝说张幼仪出国“寻夫”。
张幼仪第一次听到徐志摩的名字，是在13岁那年，她从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放假回到位于嘉定的家。父母把她叫到客厅，递给她一只小银盒子，里面是徐志摩的照片，头大大的、下巴尖尖的，戴着一副圆圆的金丝边眼镜。父亲问女儿的观感。张幼仪一言不发地合上了盖子，静静说道“我没意见。”对于婚姻大事，尽管父亲在征询她的意见，但答案早已在她成长过程中被嵌入她的脑里：父母挑什么样的对象，就要和什么对象结婚，这是孝顺的重要表现。多年后她才知道，当徐志摩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但在当时，即便不满，他也不敢对抗传统。（图为少年时的徐志摩）
几年后，这场为两人都带来极大痛苦的婚姻正式开场。徐志摩差不多一结完婚就立刻离家读书去了。事实上，直到1920年张幼仪去欧洲前，五年光阴，她与徐志摩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四个月。而在这四个月里，“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对婚姻，张幼仪从没奢想过爱情，更不会求浪漫，她知道徐志摩不喜欢她，但她无从改变。在二哥与徐家的交涉下，1920年冬天，张幼仪来到欧洲见徐志摩。在英国的生活是家里那“四个月”的延续，甚至更不如。 徐志摩对她的态度也总是阴阴的。当早上起来，他可以出门不用长时间看见幼仪时，便满脸阳光；当黄昏或晚上回来时，阴郁又重回他的脸上。从这时起，幼仪发现，她对自己原本应敬畏服从的丈夫开始产生反感。
“我来英国的目的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好像家乡的佣人一样。”但显然丈夫并不知道她也有这种需求。他与林徽因谈诗论道，与陆小曼情书往来，对于张幼仪，则自开始就不怀善意。一天，徐志摩请来一位明小姐作客，她非常努力想表现得洋气，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红色口红，穿一套毛料海军裙装，却有一双挤在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客人走后，徐志摩问张幼仪对她的印象，幼仪说：很好，只是她的小脚和西服有些不搭。徐志摩大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跟你）离婚！在徐志摩眼里，没缠脚的张幼仪仍然是“小脚女人”。后来张幼仪的侄女张邦梅为姑母写传记，书名正是《小脚与西服》。（图左为林徽因，右为陆小曼）
1921年8月，张幼仪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丈夫时，徐志摩立刻说道：“把孩子打掉。”“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才会冒险打胎。”从这一刻，她开始怀疑起这个男人的本性和心肠了。9月的一天，徐志摩提出想要离婚。没几天，他便不告而别，留下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张幼仪一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后幸得幼仪的二哥，此时正在法国巴黎的张嘉森帮助，把妹妹接到法国安顿。半年后，张幼仪与徐志摩在德国柏林签署离婚协议，终结了维持七年的婚姻。此时，她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彼得刚出生才一周。
离婚对张幼仪来说，其实是另一种性格终于得到了释放。她12岁在《申报》上看到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招生时，想尽办法说服父亲供她去读书，直到15岁因为结婚不得不肄业。在婆家时，张幼仪也是不断劝说，终于让老爷徐申如给她请了家塾教师。现在不同了，她获得了从未有过和想过的自由空间，可以去做她一直不被允许去做的事情。她把自己在德国的生活安排得满满的，一边抚养幼子彼得，一边学习了法语、德语，还学习幼儿师范课程。1926年夏回国时，她已脱胎换骨。先是在东吴大学教授德文，不久被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聘请担任副总裁。就这样，张幼仪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银行家。同时她还经营一家云裳服装公司，担任总经理。1949年，张幼仪和家人离开大陆，她先定居香港，于1954年与一位苏医生再婚。儿子徐积锴则成了一名土木工程师。1974年，苏医生去世后，张幼仪搬到美国与儿子及家人团聚，1988年1月20日，张幼仪离开这个世界，享年88岁。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改良家、革命者和外国传教士将女性缺乏教育和裹脚作为传统中国落后的象征。1890年代，这些批评家更认为开展女子教育、反对女子缠足，是作为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第一步。虽然这种论调不过是“红颜祸水”论的另一种变体，但女性问题确实是晚清开始重塑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以秋瑾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性开启了女子探索社会、寻求独立的大门。从这扇大门走出，民国女子们得以进入前所未有的精彩世界。（文字来源：《看历史》）（图为秋瑾在日本的提刀照）
1907年7月15日破晓，绍兴城翳云蔽天，阴风刺骨，就在通衢大道上的古轩亭口，秋瑾以谋反罪被斩首。红颜喋血，以身殉国，在晚清女性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下，犹如疾风中的白露，在社会上卷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说到底，一个女子被斩首这个事实，才真正激发了人们的义愤。而秋瑾的慷慨赴死，又更添悲壮。她的死，成为革命正当性的思想来源和激进女性们参与革命绵延不断的动力源泉。（图为秋瑾故居）
17岁时，秋瑾便写下“红颜谁说不封侯”这样的诗句。秋瑾当时阅读新书报，目睹国家危亡，“思以改革为己任”：“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从1903年2月23日起，秋瑾正式改穿男装。这样一个眼界渐开的女性，当丈夫出去吃“花酒”，她便女扮男装，带上仆人出去看京戏，遭到丈夫暴力相向后，终至夫妻反目。1904年至1905年，秋瑾至少参加了天地会、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六个会党、革命组织，其热情和精力，为大部分男子所不及。（图为着男装的秋瑾）
秋瑾20岁奉父命嫁到湖南富豪之家，丈夫王廷钧虽为翩翩佳公子，却是地道的纨绔子弟，到1903年，两人已是北辙南辕。1903年10月5日，正是传统的中秋佳节，秋瑾从北京的家出走。这可视作她在个人层面上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抛弃。此时，她已是两个子女的母亲。1905年一次浙江同学会集会讨论，轮到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她随手从靴筒里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一时震动会场。（后排左二为在日本留学时的秋瑾）
在北京生活时期，秋瑾结识了书法家吴芝瑛。吴发起了“上层妇女谈话会”和“妇人不缠足会”，两位才女成为金兰之契。秋瑾离家出走后，便住在吴家，阅读了大量新书报，后赴日留学也得她接济。她对吴剖白自己的想法：“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事也。”吴芝瑛是桐城派后人，谦恭贞淑，很有学问。而秋瑾却秉性质直，胸无宿物。所以吴芝瑛总觉得秋瑾锋芒太露，经常劝诫她慎言。时代风雷激荡，个人性格往往成就命运河流的推桨。（图为吴芝瑛，又称“万柳夫人”）
秋瑾离家、求学、寻求暴力革命，最终革命失败被杀的命运，就正是她个人性格的推桨在时代风雷中激荡的结果。她心怀壮志，胆气过人，写下“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豪言壮语；亦有肃杀的悲剧情怀，所以有“昨夜风风雨雨秋，秋霜秋露尽含愁”这样悲凉的诗句。秋瑾所生长的江南，一直拥有优秀的闺秀群体，而秋瑾正是她们中的一员，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学和传统教育。然而在女性没有法律人格和独立的社会身份的时代，教育反促她觉醒，最终发展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人生在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日渐扩散的暴力氛围，个人建功立业的野心，让秋瑾选择了暴力革命。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身亡，一周后，官府包围了大通学堂。严刑拷问，毫无结果，秋瑾两日后被处决。女性，鲜血，这些在任何时代均是传奇的基因，秋瑾的死激起极大民愤，舆论认为清廷刚刚宣布预备立宪，即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杀死学界女性，没有依法办案。而处决的浙江巡抚和绍兴知府所到之处皆受到民众抵制。而执行判决的山阴县令李钟岳曾多方维护不得，听命行刑后备受良心的拷问。三个月后，饱受内心折磨的李钟岳第三次自杀成功，自缢身亡。秋瑾死时年仅31岁。她的生前好友吴芝瑛和徐自华，不顾自身安危，费劲周折，将秋瑾葬于西湖，旁有苏小小墓、郑节妇墓。“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返回光明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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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8 05: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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