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图刊】党史上的反贪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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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图片　2013.11.12 21:09:25

党史上的反贪重拳

文|周绍纲

　　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们质问一向受人尊重的吴玉章校长，为什么专门住一所房子，有专门的医生、护士和厨师，冬天取暖还有专用锅炉等等。校团委书记李新解释说，这些都是按照中央和政务院的规定由政府提供的，吴老从没有超出规定的要求。还有人问吴玉章冬天吃西瓜是不是太特殊，李新解释这是因为吴老有脱肛的毛病，吃西瓜是为了通便，吴老的大外孙女婿在广东工作，每年冬天都要买些西瓜送给他，这里面既没有贪污，也没有浪费。学生这才作罢。

　　在中共历史上，“三反”是反腐的一记重拳。1952年2月，三反运动的重点转入清查和打击严重的贪污分子阶段，即集中力量“打老虎”。各部门各地区开始做出打虎预算，数量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把指标向下级单位层层分配。如打虎数量不多，毛泽东表示“其负责人一定有问题，不是思想右倾，或方法不对，就是自己是贪污犯”。

　　而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早在建党之初就已开始。

　　防微杜渐：革命时期的反腐肃贪

　　“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这是中共第一个反腐文件中的话语。

　　这份文件在1926年8月由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名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文件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签署发表。在战争年代，贪腐极少。但不等于没有。

　　1932年5月9日，谢步升。如今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当年却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犯。谢在担任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利用手中职权贪污财物，伪造通行证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为了谋财，甚至杀害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一名军医。案发后，邓小平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

　　1941年底，肖玉璧。数额，3000元。早在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该条例规定，贪污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

　　事发后，肖玉璧潜逃了几个月，最终被捕。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他不服，直接写信向毛泽东求情。当陕甘宁边区政府 主席林伯渠把肖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并不看信，问林伯渠：“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回答：“3000元。”毛泽东又问：“他的态度怎 样？”林伯渠说：“他在信中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据我们统 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5%，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我特地来请示。” 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记得我是怎样对待黄克功的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破心中贼：建国初期的反腐风云

　　建国时，全国已经有400多万党员。

　　进京“赶考”前，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度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言犹在耳，建国初期却有一些人没“考”好，贪污受贿等现象开始出现。中共果断采取措施，在全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1月，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 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判处死刑的有42人。

　　1952年2月，刘青山、张子善。数额，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旧币1万相当于1元），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旧币）。1951年夏季，刘、张二人因调动之事闹内讧，暴露了“机关生产”的秘密，引起党内警觉，继而正式列入肃贪议程。

　　1951年11月，保定市西关饭店。身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张子善，正在吃饭，“一看到公安人员亮出逮捕证，一下子全懵了”。一个月后，天津火车站，软卧车厢。刘青山瞥见来人走向自己，直觉告诉他，出事了。“刘青山同志，请您下车”。刘青山外表镇定自若，内心却很紧张，“不，我要随代表团一块儿进京”。来人严肃地盯着他，话音不高：“你必须下车，这是组织的决定。”刘青山如遭雷击。

　　1951年12月，华北局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周恩来将报告送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沉默许久，说出两个字：死刑。

　　1952年2月10日，上元节，保定市体育厂，两万多人坐满。主席台上拉起巨幅，“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北电摄影队架起两台摄影机，记录了这一幕：张子善喃喃自语，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刘青山则始至终紧绷着嘴角，一言不发。刑场上两口通体紫红的松木大棺材，格外刺目。

　　执政考验：改革开放后的反腐倡廉

　　1980年2月，王守信。数额，53万余元。确切的说，王守信贪腐的行为主要集中在“文革”期间。其显著特征是“职务不高，数额巨大”，身为一燃料公司的党委书记，却成为当时“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审判的方式也延续着“文革”时期的特征，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工人体育馆，王守信面对黑压压的五千公众，面对着“死刑且立即执行”宣判时，她高喊：“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我是为真理而死！”“你们都是修正主义分子，我死也不服你们！……”会场上出现了一片嘈杂的议论声，仿佛一个时代的最后余响。

　　2000年3月，胡长清。数额，平均每天受贿5000元（任江西省副省长期间），相当于江西一个农民两年的纯收入。随着一声枪响，建国以来第一个省部级高官，因经济犯罪而倒下。早在被办案人员审查谈话时，胡长清便跪地求饶，哀求“放我一马”。在行刑前，胡长清喃喃自语：“我也可以载入史册了！”

　　2000年7月，成克杰。数额，4109万余元。他创造的记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考察成克杰的从政史，他有过努力向上、有所作为的时期。然而，随着职位的不断提升，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蜕变。成克杰曾对一位下属说：“要弄点钱，有了钱没有权也一样风光”。或许，权力不能世袭，但金钱可以。

　　新时期的腐败具有明显的转型期特征，即“钻改革的空子”。如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刚开，便海关腐败；价格双轨，则“官倒”横行。在 1982年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发出警告：“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90年代之后，土地审批、证券交易等领域则成了反腐重地；新世纪以来，矿产、房地产、司法等领域成了滋生腐败的热区。

　　在各方面改革日益深入的情况下，一方面推进反腐败工作，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另一方面明确把惩治腐败纳入法制轨道，努力实现国法与党纪的对接。此外，如果适当借鉴建国初期的反腐经验，在法制的框架内鼓励群众监督，或许能取得更好的廉政效果。

　　 当然，更重要的是正本溯源。走得太远，往往容易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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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陈独秀签署了党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自此后，从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伏法，延安时期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被枪决，到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以及改革开放后处理的一系列腐败大案，党在反腐的道路上一路披荆斩棘、屡出重拳。





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史上第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文件。自此，土地革命、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一直未放松廉政建设。图为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会场。毛泽东在会上告诫共产党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1949年进城以后，由于新政权极大地控制了生产原料和生产产品的购销渠道，权钱交易几乎不可避免。中央贸易部和中央财政部是重灾区，估计贪污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30%至50％。图为1951年2月1日，中央贸易部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批斗贪污分子。





当天要批斗的贪污犯有7名，其中包括薛昆山和宋德贵。薛昆山原为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非法所得财产达23亿元。宋德贵为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贪污6.4亿元以上。他们都被判处死刑。图为1951年2月1日，公审7名贪污犯现场。供图|CFP





1951年11月，关于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的报告摆到了毛泽东面前。后调查发现，各省甚至军队的贪污之风也在盛行。于是，1951年底，毛泽东发起“三反”运动。刘青山和张子善案被称为“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图为1952年2月10日，保定市举办公审大会，刘青山被押入会场。





刘青山和张子善是老战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建立了功勋，建国后刘任天津地委书记，张任地委副书记兼天津地区专员。两人依仗权力，假公济私，被张子善的副手李克才举报。毛泽东同意对二人处以死刑。图为1952年2月10日，保定市举办公审大会，张子善被押入会场





1951年12月28日，北京市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在中山公园开幕。图为北京市协商委员会主席彭真在大会作关于“增产节约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报告，号召全市人民检举贪污分子。此时，“三反”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运动初期，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是首要任务。检举形式多样，既有大会上公开指控，也设立密告箱匿名举报；既组织单位内部揭发，也发动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报刊、广播、民主墙报、入户动员等形式进行宣传，即使检举有误也基本不须承担责任。图为沈阳市节约委员会委员在检举箱中取信。





1952年“三反”运动中，上海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成立了检举接待室，便利各界人民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不法行为进行检举。图为接待室的工作人员正在接待前来的群众。





据华东军区党委的报告：“检举批评者，由一般干部至警卫员、小灶炊事员、司机、参谋、干事，他们知道很多底细，许多是首长不愿检讨反省的事，皆赤裸裸地揭发出来，有些女的再度揭发自己的丈夫。” 图为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邓子恢副主席每日看各方面寄给他的检举信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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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虎穴，敢怀疑，作预算；找矛盾，搜材料，跟踪追；大会压，小会挤，个别谈；集兵力，即时间，攻堡垒；劝家属，除顾虑，四面攻；分群虎，先打弱，后攻强；有勇谋，内外攻，破同盟；先坦白，后点名，再检举”。 这是“三反”高潮时的《打虎三字经》。图为上海工商界清查小组。





1952年2 月，“三反”运动开始集中力量“打老虎”。各部门各地区开始做出打虎预算，“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把指标向下级单位分配。如打虎数量不多，毛泽东表示“其负责人一定有问题，不是思想右倾，或方法不对，就是自己是贪污犯”。图为“三反”运动中，抓捕贪污犯。





毛泽东曾表示：“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三反”运动也造成了扩大化，很多可能没有问题的人也被当成“老虎”来打。图为1952年2月18日，铁道部公安学校的教务科长吴本熙（吴玉章侄孙），在北京中山公园接受铁道部职工揭发。





1950年代初期，贪污之风也在部队盛行。据不完整的统计，仅一个华东军区，“从1951年1月至10月，因贪污、腐化、盗卖公物、拐款潜逃而被判刑者有1512人，占同期内军纪犯总数的四成以上。”图为1951年，西南军区逮捕贪污犯情形。摄影|葛新德/CFP





在“三反”运动的同时，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图为上海市店员在1952年2月7日举行“五反”运动代表会议。





1952年，北京市第三区妇女举行“五反”座谈会。这是开会前，北京市妇联“五反”工作组的同志向参加座谈会的资本家家属、店员家属等讲解政府政策，动员他们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协助政府胜利完成“五反”任务。





最有效率的是亲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揭发。图为1952年上海市太平洋制造厂经理许安卿（左后二）接受家属的劝说，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曾志“三反五反”时任中南局工业部部长。她回忆：“工业部系统‘三反’工作，同其他部门大同小异，搞极左那一套，采取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那种方式，比如开群众大会、点名批判、搞逼供信、吊打关押、威胁利诱、车轮战术等，无所不用其极。图为1952年“三反五反”批斗现场。





“三反五反”时期，各单位自上而下，都要主动坦白。在华东军区，“有问题的忙着反省，不能吃饭，睡不着觉，说梦话。其余干部忙着开会。”有人“从人丛中上台，从衣袋中拿出金镯等公开坦白他几年的贪污情形”。图为1952年，上海贸易业的资本家坦白交代违法行为。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突出地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刘少奇指出：“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 图为八大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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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党正式提出开展“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在十三大上，乔石被选为中纪委书记。图为1987年11月2日，中纪委第一次全体委员合影。摄影|郑瑞德/中新社





改革开放后，腐败的温床滋生。1995年12月28日，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计划处处长王建业（左）被判处死刑。图为王建业与其同案犯、情妇史燕青一起接受审判。两人同谋受贿、贪污1300余万元人民币，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最大的贪污受贿案。摄影|李洁军/FOTOE





“远华案”是共和国历史上查处的第一经济犯罪大案，以赖昌星为首的走私集团走私了价值530亿元的货物，偷逃应缴税款约300亿元。此案涉案人员多达500余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23人。图为2000年11月8日，涉案的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等12人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胡长清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个被判处死刑的副省级高官。1999年8月，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他率团参加昆明“世博会”期间，独自出走广州，引起中纪委、中组部注意。经查，他受贿合人民币计544万余元。图为2000年2月15日，南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胡长清死刑。供图|中新社





成克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腐败被判处死刑的国家领导人。成克杰原是广西区委副书记，1998年3月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单独或与情妇李平共同收受贿赂款物达人民币4109万余元。图为2000年7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成克杰死刑。





进入新世纪，腐败大案、要案层出不穷，贪官屡抓不尽。慕绥新、马向东、王怀忠、陈良宇、张曙光等等，他们都贪，也都被党施以重拳。图为2000年8月19日，一位记者在北京腐败和经济犯罪展上，路过一个模拟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