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图刊】被禁止的欢愉——新中国妓女改造运动

源济

新浪图片  2013.09.02 16:21:59

1949年，毛泽东对新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此后，在新政权的整肃之下，全国各地妓女得到解放。妓女们在教养院里学习、劳动，在医院治病。之后有的嫁人、有的回家、有的进入工厂做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员。





外国人魏特在《汤若望传》中，说满人都“过着沉溺劫掠、烧杀和淫乐的生活”。从皇亲国戚、朝廷要员到官僚子弟、军人、士人、商人，都在嫖客之列。连同治皇帝都有冶游烟花柳巷的记录。图为1901年左右，富裕的商人与歌女。摄影|BW Kilburn





北京娼妓业在咸丰年间开始兴盛，八大胡同成为“京师名花渊薮”。《清代北京竹枝词》中有诗云：“饭馆娼窑次第排，万家灯火耀花街。从知世界崇商戏，八大胡同生意佳。”民国初年，八大胡同成为国会议员们接洽交欢、商议政事的场所。图为清末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合影。





清末，上海、福建、浙江、两湖、两广、安徽等江南地区，娼妓业也比较发达。长沙“女闾繁盛……仁美园、古大苑——皆悬灯及市招于门。”然而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却力行禁娼。南京被太平军攻占之后，著名的秦淮河歌舞几乎绝迹。图为江南某妓院的女子。





清末，北京的一些妓院一律称上门的嫖客为老爷。民国初年，北京妓女们当面仍称嫖客为“大人”、“老爷”或者“经理”，背后则一律称他们为“甲鱼”。在北京的苏州妓女，对北方的嫖客都非常轻视，故意说一些“没死来走走、得病来瞧瞧”一类诅咒的话。图为清末北京嫖客与妓女的合影。





赛金花是小说《孽海花》的原型，刘半农曾为其写过传记。赛金花原名赵彩云，幼年被卖到苏州“花船”上，被状元洪钧取为妾，带其出使欧洲四国。洪钧逝后，她在上海和北京为妓。八国联军侵华时，赛金花曾与德人接触，被时人称为“护国娘娘”。她晚景凄清，1936年病逝于北京。





清末民国，名妓莫过于赛金花和小凤仙。小凤仙与蔡锷将军的佳话一直传诵至今。1916年，蔡锷在北京云吉班妓女小凤仙的帮助之下，返回云南通电返袁。图为京城名妓小凤仙（右）和妓女小桂合影。





鲁迅先生说过：“妓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早在1860年代，妓女的服饰已成为女人们竞相仿效的时尚。上海的女装是全国最时髦的，妓女的服装与大家闺秀的装束同样款式新颖、引领时装潮流。图为上海妓女王月仙的洋装照。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妓院有个行话叫“出局”，就是嫖客把妓女叫到家里或饭店去陪酒、陪玩儿，价格每次大洋一至三块。妓女出局，一般都是先由嫖客到饭店定好了酒席，然后填好局票送去妓院。妓院接到局票，安排人出局。图为清末上海妓女陪嫖客打麻将。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出局的妓女一般由妓院派轿子送去，档次高的妓女还带着伺候她的人，手里拿着琵琶和水烟筒之类的，这叫做“跟局”。但如果嫖客点的是清倌人（年龄小，八九岁），就叫一个人用肩膀“扛”着去出局。这种情况在南方比较多。图为清末上海福州路上，掮客扛着清倌人去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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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上海出现了烟娼合流的变相妓院花烟间，公共租界、法租界都有。这些地方名为烟馆，装潢铺张，专雇少女和少妇应酬客人。图为清末嫖客和妓女一起吸食鸦片。





清末民国，上海滩最高档次的妓女称为书寓，这类妓女标榜卖艺不卖身。长三是仅次于书寓的高级妓女，称女校书，懂得琴棋书画。 来长三的客人不论饮酒、过夜、听曲，一律先付大洋三元，故名。长三堂子就是高级青楼。图为清末上海长三妓院的衖堂。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清末民国，女性沦为妓女，最重要的原因是贫困。因为贫困流落街头，有的人卖唱，有的人沦为乞丐。这些人往往会被人贩子盯上，最后被拐卖进妓院。也有一些女艺人在卖唱的同时，为了生活也卖身。图为1895年左右，上海街头的卖艺人。





出局演唱是妓女的重要业务之一。陈存仁的《抗战时代生活史》描述，从前妓女出局，必然有一位琴师跟着，坐定之后，唱一段京戏或是小调。清末有个叫林宝珠的花榜状元，9岁学唱，一年即出局演唱，每日出局多至30余处，18岁即积劳而死。图为1920年代，茶馆里唱戏的孩子。





民国时对妓女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管理制度，正规的妓女不仅要在从业前提出书面申请，还要有人担保和从业场所，核准之后，还要由国家政府颁发正式“执照”，来中国的外国妓女也要遵守这套管理规定。图为1921年，北平怡春堂的妓女刘玉苓的执照申请书。





民国时期，一些妓院把能清唱京戏的妓女组织起来，租一茶社进行演出。演出前上台的妓女分别约好相识的名人前来捧场。妓女演唱最多的为京剧，另外还有江南评弹等。图为民国北平的茶馆中，进行表演的女艺人。





清末民国年间，专有一些报纸或版面刊登妓女的照片和详细个人介绍。广州的《天趣报》和天津的《风月画报》就是这样的情色报刊。《天趣报》1905年创刊，熟悉广州妓院和妓女的情况，专谈花事。《风月画报》创刊于1933年，宗旨为“可以示以嫖之利害”。图为《风月画报》版面。





日本侵占东北后，这一地区的卖淫到极盛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沈阳市人口不到50万，但以卖淫为生的就有3000多人。图为三十年代沈阳南市场街头的妓女。





在沈阳，开妓院的大多有军警甚至是日本人做后台。当时全市有140多家妓院，其中有八家妓院有钱有势，后台特别硬。图为1946年2月，沈阳一家叫“潇湘馆”的妓院门口，等待客人的妓女们。为了拉到更好的生意，她们都身穿和服。此时，苏联人已经占领东北。





日伪时期，沈阳北市场还有一些日本妓院和白俄妓院。其中一家高级妓院直属日本领事馆管辖，嫖客多为日本中上层军官，中国人不准进入。附近还有朝鲜妓院，招待朝鲜人和中国人。图为1946年2月，沈阳一家妓院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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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普遍感染性病。1946年，上海市卫生局、警察局联名颁布了《娼妓检验工作方法》，规定“如发现娼妓患有传染性花柳病时，即通知警察局扣留执照，停止营业，并勒令患者就医”。图为1946年6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为上海妓女注射新胂凡纳明治疗梅毒。





1946年，上海市对1420名妓女的卫生检查结果是，66%的妇女患有性病。为了应对上海妓女的花柳病，全市的诊所联合警察局一起对患病妓女进行治疗。图为1946年6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为上海妓女注射新胂凡纳明治疗梅毒。





上海《前线日报》1947年撰文，在上海“舞女与交际花，现在也成了高级的卖淫者的别名。”昆明本地的娼妓学会了跳舞，舞女也做暗娼。重庆等地的舞女也每日里卖淫卖笑。图为1948年中国某地的舞女。





日本投降后，上海街头出现了美国大兵，街头有人带了不少关于nice girl的英文说明书给美国大兵。在北平、天津，都有美军到酒吧或者妓院里寻欢作乐。图为1949年在上海白俄开设的酒馆里寻欢的美国水手与店里接客的华人陪酒女。





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决心从北京做起，铲除妓院。他说：“妓院是旧社会的产物，这里是藏垢纳污、压迫妇女、损害社会健康的地方……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封闭妓院。图为人民政府用汽车收容妓女。摄影|刘庆瑞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出动2400余人，在12小时之内封闭了全市224家妓院，269名老鸨和185名领家被集中管训。1268名妓女被收容到妇女生产教养院。图为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以前是妓院春艳院）前戴口罩执勤的解放军战士。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确定了“只需减少不许增多”的原则。1949年北京市政府命令禁娼后，济南的嫖客锐减，一些妓院停业。1951年10月，山东下达取缔妓院的通知。图为济南316名青年妇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疗，重新走向工作，自立生活。





上海解放后，绝大多数共产党的同志主张不能立即取缔娼妓。直到1949年11月25日，上海市政府才开始重点取缔暗娼和封闭妓院。据统计，上海市从1951年12月到1953年6月共收容妓女1900余人。图为上海妇女教养所的干部为被收容的妓女上课。





刚进入妇女教养院的妓女们对抗情绪严重，她们担心被政府送去朝鲜慰劳志愿军，送到西伯利亚去劳动，于是集体哭闹，有的打骂女干部，有的将洗脸水倒进饭桶，有的自己床铺也不整理。图为1951年苏州妇女生产教养院里的妓女们在谈接受改造的体会。





北京市在封闭妓院时，除妓女的财产全部归其本人所有外，对妓院的财产，全部没收，作为救济妓女之用。在妇女生产教养院，妓女吃的和一般工作人员待遇相同。市卫生局组织医疗队为妓女们治病。图为1949年11月，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内，接受改造的妓女在扭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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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学员们看了话剧《日出》等，受到启发教育。她们自己也学会了演话剧。学员们还控诉老板和领家。这些北京的老板和领家，最后被判处死刑的两人，另外357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图为1951年北京一妓院的老板和老鸨，向教养院的妓女们交代做过的坏事。





在北京生产教养院，学员们积极参加劳动，学习文化和技术。经过学习和治疗后有505个学员结了婚，374人回乡参加生产劳动，21人参加中央防疫队，13人考入艺术院校，还有人去工厂做工。图为被改造的妓女在北京清河制呢厂学习生产技术。





在上海的妓女改造运动中，陈毅市长动用了一笔不小的外汇，进口治疗梅毒用的青霉素。他说：“对于她们这些人，我们有几条：一是给治病，二是治好了给职业，三是参加工作以后各单位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图为经过改造的妓女参加卫生防疫队后给孩子打预防针。





到1953年，娼妓制度在中国大陆基本被全部埋葬，实现了毛泽东“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目标。图为1951年，上海市妓女从妓院被送往“新人习艺场”，她们微笑、挥手，摄影师拍下这个瞬间，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妓女们告别过去、开始新生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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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止的欢愉——新中国妓女改造运动

文|李夏恩

　　“姐姐妹妹，哭！”

　　三百人的哭声大合唱，无论是在哪个年代，都足以给见证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很多年以后，曹漫之仍然能够记起当时的每一个细节，那是在1951年的冬天，地点是上海提篮桥区通州路48号的妇女劳动教养所里，曹漫之正是这所教养所的负责人。而她所面对的这支蔚为壮观的三百人哭声合唱团的组成人员的身份，是一群妓女。

　　这场活剧足足持续了两个钟头，曹漫之也安静地坐在凳子上欣赏了两个小时。尽管女人的哀戚娇嗲的哭声一直以来被认为有软化的一切的力量，但同为女性又是坚定革命者的曹却不为所动，但她的心中未免对自己长久以来的认识产生一丝疑问——妓女难道不是旧社会最底层最饱受压迫的阶级吗？现在党已经将光明前途铺在她们面前，她们为何不是感恩戴德反而是以哭相抗呢？她们的哭声究竟是对自己过去苦难的痛诉还是对新政权德政的感激涕零呢？



　　妓女：笑与泪

　　在官方定义中，妓女被视为“受压迫、受摧残”生活在“苦难当中”的典型代表，被形容为“文明国家的耻辱”、“资本主义的封建残余”和“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玷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再没有哪个词比这个词更适合形容中共建政之初对妓女的复杂认识了。

　　但妓女的形象远比此更为复杂，妓女，这个为人所不齿的职业已然在中国存在数千年之久，当二十世纪初西洋“文明”观念大举登陆中国时，这个行业迎来了它的黄金盛世，根据1906年北京天桥地区的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显示，本地区有308家妓院，同一时期的北京著名烟花巷“八大胡同”的妓院数量则更可能超过500家，在文明开化最早的上海，一本出版于1908年的嫖娼指导手册《沪江色艺指南》胪列了1219名妓女，但这只是该手册推荐值得一嫖的妓女数字，实际情况可能达到7000人。

　　20世纪，娼妓也炮制出自己的“英雌”——赛金花用自己的肉体代替国家接受洋鬼子的“凌辱”而获得了“护国娘娘”的美誉。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富盛名的文人林语堂更宣称：

　　“一个人要想理解中国文化之精神，他必须去八大胡同亲眼看一看那里歌妓的优雅、殷勤及其妩媚娇柔，但又不失尊严的风度，特别要注意污言秽语会多么让她们脸红。”

　　然而，风华绝代的佳人也有自己的暗面。“老鸨虐妓”是晚清民国时期报章最常见的主题之一，晚清的《点石斋画报》中《虐妓惨闻》的说明文字告诉读者“鸨妇虐妓，屡见日报，寻常之箠楚不足奇，甚至以焗肤烙体相逼勒”，报纸的配图上，则颇为香艳的画了一名妓女大敞胸襟，而鸨母正把烧鸦片用的烟签烧红，刺入妓女双乳之间，画面上双方很是一幅愿打愿挨的享受表情，看不出丝毫泪痕。

　　当然，疾病和老迈永远都是夺走妓女花容月貌和生命的罪魁祸首。人老珠黄与性病缠身不仅使他们失去了作为妓女的资本，更失去了最后一丝可能的温情，而20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又将他们推到上了另一个耻辱的拷问台。



　　取缔妓院：文明国家的尝试

　　1918年， “护国娘娘”赛金花在为庆祝中国欧战胜利而竖立的“公理战胜”牌坊前发表演说。她说：

　　“中国果能自强，则不立一牌坊而公理自在；中国若不自强，则立千百牌坊又有何用？”

　　然而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激进的改革者发表文章，走上街头，号召取缔堕落腐朽的妓院，官方机构也开始考虑对妓院进行整治，卫生和维护社会秩序是整饬妓院的一个绝佳借口。1920年5月，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发布通告，强制所有妓院向警方登记，通过抽签的方式逐步在租界内取缔妓院，被抽中的妓院限令3个月内关张。但这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妓院迅速由公开转向地下，各处开设的地下妓院数量大大超过关闭的正规妓院的数量。到1924年，工部局当局以一种消极态度默认取缔妓院的全面失败。

　　1928年，取得胜利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再次旧调重弹，这一次国家为了树立自身的道德形象采取了强制手段，政府用一纸长文就宣判了妓女业的死刑。在南京，往往当嫖客与妓女正在翻云覆雨之时，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就会突然闯入，将这对倒运的裸体男女逮个正着；在镇江，则将妓女视为犯罪行为羁押牢房，牢房中饮食供应极差，甚至有妓女死于营养不良。

　　这一次，妇女团体罕见地完全站在妓女一方，指责政府对其的非人待遇灭绝天良，而且禁娼大员们本身的龌蹉手段——逼奸妓女，敲诈嫖客等行径，更被各种小报作为抢夺读者目光的绝好题材。娼妓业看来已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就像《封神演义》中被神化的马桶“混元金斗”，足以抵挡任何来袭。

　　当然，也有可能是真正的对手尚未现身。



　　红色中国：妓女解放

　　“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得到解放，妓女才能得到解放。”

　　革命导师列宁对女革命家克拉克·蔡特金的教导深深地刻在曹漫之的心里，她相信“妓女不仅受到中国不良的社会关系对妇女的摧残，还受到帝国主义的摧残”，而原因正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自强的国家”。

　　1949年，随着共产党建立新的人民政权，宣告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得到解放，按照列宁的教导类推，中国的妓女也应当“得到解放”。

　　但刚刚建政的红色政权百业待举，无法腾出手来解决数量庞大的妓女问题，只得迫于形势继续为一些正规妓院发放牌照，这一不得已的行为成为曹这样纯洁的共产党干部的心头之痛。

　　但整肃运动已势不可挡。建政之初，新政府就在报纸上鼓励妓女向人民政府控告那些虐待、勒索钱财、不许其从良的老鸨，石家庄、吉林、苏州、南京一些城市则已成功地取缔了娼妓业，除了靠政府的强制力量外，妓女解放自身的控告也成为了主要方式。即使是在上海，妓女的数量也大大减少，根据《大公报》统计，1950年上半年，城市注册妓女数量已从1897人减少到662人，到1961年11月，这个数字更减少到180人。

　　1949年，从美回国的作家萧乾目睹了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被封禁的场景：

　　“一个下午，几十辆卡车出动，妓院被包围起来，各式各样的妓女、老鸨、茶房、伙计以及正在寻欢作乐的嫖客，一股脑儿被赶上车。多么痛快呀！比邮局拣信或废品站分类还顺利。没几天，上了卡车的人全按不同情况就位了。妓女们还上了学习班。老鸨中最坏的，还被判了刑。”1951年11月23日，中国最大的妓院所在地——上海终于判处了娼妓业死刑，毫无缓期执行的商量余地。11月25日晚上8时到次日上午10时，警方迅速行动，将妓女业主全部抓获，也将妓女一网打尽。

　　当警方的大卡车载着妓女抵达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大门口时，警卫们见到的是一群花容失色的可怜妇女，丝毫看不出她们曾是迷倒千万男人的香粉女郎“样子不好看，脸也不好看，这些人好像比一般人还难看些。”

　　当然，非常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有时甚至带有戏剧性效果，在一次搜捕活动中，曹漫之就“弄了几百人，化装成嫖客，勾引妓女上钩，“有一个上钩了，带到后，我们便衣就上去把毛巾塞进嘴里，否则她就大叫，叫得非常难听，而且还得把她们捆起来”以防跳车。

　　在教养院里，曾经的妓女们看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标语张贴在各处，工作人员会与她们像姐妹一样谈心，不断地鼓励她们将心中的苦水倒出来，并且开战控诉大会。“利用控诉大会启发她们仇恨妓院、仇恨这种生活，仇恨压迫她们的人”，而最终的目的是“仇恨旧社会”。

　　一些曾经的改造好的妓女会站到台上，控诉老鸨和嫖客对自己的恶行。在北京的美国作家大卫·纪德亲眼见证了过去妓女上台宣布从良的令人震惊的情景——这些妓女经过劳教已经脱下了以前奢华亮丽的绸服，而代之以人民政权的蓝色棉布制服，她们已经成了纽扣厂的女工。台下的听众目不转睛地听着她们对万恶的资本主义旧社会对自己的压迫和摧残的控诉，看着她们声泪俱下的表演。

　　“他们的脸被愤怒和绝望痛苦地扭动着。”

　　这就是解放后到处可见的表情。

本组图片部分图说摘编自《中国近代妓女史》 邵雍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栏目编辑|马俊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