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图刊】再见，延安：一个英国人记录的中国抗日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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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独家：中共大后方抗战影像

延安的西天来客

文|何隽

　　上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长征的中国共产党把总部设在了延安。在这片西北热土上，既饱含了抗日的信念，更燃烧着建立新社会的希望。无数的外国人曾经亲吻过这片土地，他们为这片土地所洋溢出的高涨热情而欣喜，而他们由此所焕发出的精神活力也感染了这里的中国人。

　　人一过百，形形色色。在这些国外来客中，既有斯诺、史沫特莱等对红色政权感兴趣的西方媒体人，也有马海德、白求恩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还有来自“美帝国主义”的观察组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俘。出于对抗战胜利及战后新秩序的冀望，中共希望在世界面前树立一个好形象。这些来客就像是一面镜子，向外界照出了那一绺在外界看来深不可测的神秘红色。

　　先行者：埃德加·斯诺、乔治·海德姆

　　1936年3月6日，从北平崇文门外的一个小院里，走出来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身上还带着一封由隐形墨水书写的介绍信和用来做接头暗号的半张五英镑钞票。不一会儿，他登上了那辆久候多时的黄包车。他此行的终点站，正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保安。

　　几十天后，“红色麦加”终于迎来了埃德加·斯诺，一位来自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与他同行的，还有乔治·海德姆，一位获得日内瓦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纽约人。

　　这两位并不是最早登临陕北苏区的外国人，早在他们之前，已有人来过此地，如担任过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红一方面军炮兵团的缔造者朝鲜人武亭等，然而，这些人并非以“国际友人”的姿态莅临陕北，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

　　虽说一路上有来自中共方面及地方上的引导和保护，土匪的骚扰及颠簸的旅途却让这两位美国人吃尽了苦头。于是，当一位陕北大婶给他送来小米饭、炒鸡蛋、煮白菜和烤猪肉时，两人径直端起碗，不顾斯文地狼吞虎咽起来。

　　“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欢迎乔治大夫来苏区工作！”此时此刻，这里的主人已经打扫干净屋子，静候着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了。

　　很快，斯诺和乔治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乔治：“你搞过哲学吗？”乔治·海德姆有些忸怩地笑了笑说：“我仅仅是一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显然，乔治并不如36年后尼克松回答的那样老道。每到深夜，毛泽东就同这两人聊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事情。在陕北苏区的最初时光，斯诺和乔治更像是两个小学生一样，面对面地认真聆听着这位中国未来最高领袖的谆谆教诲。

　　四个月后，与外界神秘失联的斯诺突然出现在南京。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斯诺心满意足地向媒体同仁们讲述了他在陕北苏区的见闻，并用一张张照片炫耀着他在西北腹地的那些难忘时光。

　　和他一同来到这里的乔治·海德姆并没有随斯诺离开陕北，他选择继续留在苏区从事医疗救助工作。身为黎巴嫩后裔的乔治，因为会讲阿拉伯语的缘故，很快就赢得了苏区回民的信赖。“十个回回九个马”，乔治借着这个典故，给自己起了个中西合璧的名字——马海德。

　　延安交际处

　　1937年冬天，陈云从苏联返回延安，发现之前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取消了，只留下一个负责接待来客的招待科，就向中央提议加强对外联络宣传工作。考虑到来访者越来越多的情况，经中央批准，延安交际处就此诞生，并确立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接待原则。

　　然而，延安交际处的首要工作并不在交际，而在甄别。一次，某位自称代表地方势力的人物来到苏区，结果负责招待的苏区工作人员并未调查此人身份，就动员群众列队在道旁吹号欢迎，后来证实此人只不过是个蹩脚骗子而已。后来，真正的代表低调地来到延安，却被撇在一边，受到了冷遇。在这两次教训下，甄别就成了交际处的首要工作，而这一工作后来逐渐延伸成了“统战”。

　　很快，交际处就迎来了他们成立以来的第一位外宾。

　　史沫特莱：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眼瞧着名不见经传的斯诺抢下了头条新闻，记者们不甘落后地把焦点投向了陕北苏区，也想着从中分上一杯羹。东北军与中共方面间心照不宣的默契状态也为这些西方记者的探访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于是，“红色麦加”的朝觐者接踵而至了。史沫特莱成了第二位吃螃蟹的人，也是第一位进入陕北苏区的西方女记者。

　　和斯诺一样，史沫特莱也带来了一些等待解答的问题。除此之外，她也为黄土高坡带来了西方式的小花样。史沫特莱平日身着裙子和羊毛衫，她的秘书吴莉莉则烫着头，嘴上涂了口红，在满眼灰衣服的延安，俨然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吴小姐穿上这身衣服，显得更加潇洒漂亮了。”毛泽东打趣道。吴莉莉则乘机抱怨：“这身衣服可招来许多人的指责和评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这身衣服还招来这么大的议论，不简单啊！”毛泽东并未直接回应吴的牢骚。史沫特莱在一旁帮腔道：“你领导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我来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外语，还应该学会跳舞。”

　　史沫特莱后来还回忆道：“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三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者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她由于已经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对学习英语一直充满了兴趣，史沫特莱建议他通过唱英文歌的方式来学习。于是，从凤凰山的窑洞中，常常在午夜时分传出湖南味儿的红河谷曲调：“From this valley they say you're going, I will miss your bright eyes and sweet smile…”终于有一天，史沫特莱再也无法忍受毛泽东那饱含辣椒气息的歌咏天赋，一脸无奈地请求他不要再唱下去了。

　　在教毛泽东学英语的尝试失败之后，史沫特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交际舞上。

　　一次晚餐过后，史沫特莱打开收音机并走到毛泽东的面前，深鞠一躬，伸出手来邀他共舞。虽然毛泽东在唱歌上并不在行，但对舞蹈的节奏却把握得很快，他也成了苏区第一位学会交际舞的共产党人。与毛泽东相比，朱德、彭德怀的对交际舞的态度就显得有那么点儿冥顽不化了。

　　在史沫特莱之后，又有斯诺的妻子海伦、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罗曼·卡尔曼等一干记者来到延安，他们的造访为这座革命圣地涂上了一层人文主义的色彩。

　　白求恩：不是局外人

　　马海德，这位出生在哈德逊河畔的美国青年，在地球的另一侧获得了信仰的重生，在来到这里的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的三月三十一日，马海德在延安接待了另一位在哈德逊河畔长大的加拿大年轻人。白求恩，成为继马海德之后第二位在苏区服务的医学专家。

　　与马海德不同的是，白求恩已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一年前，他以中校军医的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作为一名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战场成了他梦想照进现实的试炼场。到达延安的第二天，白求恩在凤凰山的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证，双手递给毛泽东，而毛泽东在认真检查了一番之后，笑着对他说：“我们志同道合，你现在不是外人，不要见外咯！”白求恩也确实没把自己当作局外人。“军医的岗位是在前线，而不是后方。”在延安短暂停留之后，白求恩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在之后的四个月时间里，白求恩完成战地手术 300余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了大批伤员。

　　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然而，一向对卫生工作要求严格的白求恩却忽视了自己的伤情。一个月后，白求恩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辣子吃的越多，越是革命！”

　　1939年二月的一个上午，马海德端着他的莱卡相机，站在凤凰山脚下的窑洞外，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爱德华、柯棣华等五位印度新战友。不一会儿，一辆军用汽车在他的跟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来五位棕色皮肤的年轻人。在简单地打过招呼之后，毛泽东就凭着《西游记》里唐僧取经和孙悟空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故事，成功地抓住了这几位印度医生的耳朵。

　　聊了一会儿，就到了吃饭的钟点。在用摇晃不稳的包装箱拼成的“餐桌”上，白菜煎豆腐、蘑菇炖竹笋、几碗清鸡汤和一碟辣椒，再配上馒头和小米饭，构成了这场接风宴的全部。毛泽东用筷子在馒头戳了几个小洞，在里面填上了辣椒面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爱吃咖喱的印度人也模仿起主席的手法，跟着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吃到兴头上，毛泽东用还沾着辣椒的筷头指划着说道：“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辣子吃的越多，越是革命！”。在毛泽东的心中，白菜、菠菜、青豆之流，浑浑噩噩，没有出息。在蔬菜的世界里，也有必要来上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最熟悉的陌生人：美国军事观察团

　　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国军用C47缓缓降落在延安飞机场，这是该机场首次对外开放。“我们非常高兴终于来到了这里。”军事观察团团长包瑞德与迎接他们的周恩来互致寒暄。随后，代表团在窑洞住所前空地上升起了一面星条旗，标志着美国与中共官方外交创制的开端。对这片荒芜的黄土地来说，这实在是头一遭的新鲜事，毛泽东则亲切地以“战友”来称呼这十八位美国牛仔。

　　半个月后，一封来自中共南方局的外交意见书摆在了毛泽东的桌前，电文写道：“对于我党，美国今天为着打日本，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但又同时怀着很深的戒惧。美国绝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控制和影响，不会赞成中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不会赞助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在全国取得胜利。”

　　对此，毛泽东深以为然。虽然中共并不信任美国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和来访的军事观察团去拍桌子，瞪眼睛。8月18号，党史上第一份《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由周恩来草拟完成，这份指示为对美的外交工作定了三个调子：军事上欢迎支援，政治上建立往来，文化上多做宣传。在这一方针的引领下，双方相处得十分和谐。

　　1945年的春天, 在中共的组织安排下，设在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邀请美军观察组比赛棒球。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都是由抗战根据地军民抓到的日本战俘。在太平洋上的你死我活的对手，竟要在中国的西北腹地进行一场棒球友谊赛。两只“棒球队”在延安宝塔山下动起了真格, 结果两场比赛, 均是以美军观察组获胜而告终。比赛结束后，日本工农学校师生高唱《解放联盟歌》,祝贺美军的胜利，而美军人员竟也高呼“日本工农学校万岁”的口号。延安，确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描述道：“这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人民，甚至是中国最现代的地区。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健康、稳妥的成熟期”“中国共产党强大、易于成功、有那么一股驱动力，并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是不容易被击垮的”“他们的利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同美国的利益不会相抵触，值得我方以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相待。”

　　赫尔利：最后的客人

　　11月7日，赫尔利来了。参与接机的包瑞德用这样的文字记录下了赫大使的登场亮相：“舱门打开，舷梯顶端出现一个个子高高，头发灰白，具有军人风度而又十分英俊的男人。他身穿我从未见过的、极其漂亮的军服，胸前佩戴着标志各场战争的各色勋章，似乎美国打过的所有战争他都参加过。”赫尔利的白胡子十分耀眼，他用印第安人的口令向周围的人们打了声招呼。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直到坐在谈判桌前。

　　毛泽东说：“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赫尔利没料到毛泽东会将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军队，当下不顾风度地指责毛泽东在重复着日本人的老调。

　　赫尔利离开延安后，火药味却一直并未平息。然而，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支驻军撤离时，双方也并未真正为对方消耗过一粒火药。

　　如果说这算是一种成就，那么这无疑得益于这一时期中共所广泛采取的“官民并举”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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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一个燕京大学的教授听说冀中“有一个有趣的组织在发展”，便与朋友一道去旅行，他们被八路军奉为上宾。这位教授的中文名字叫林迈可，他娶了他的学生李效黎为妻，他们后来一起帮助中共抗日，在晋察冀和延安度过了婚后最初的岁月。





珍珠港事件之前，外国人穿过日本人占领的区域到中国人管辖的地盘是不会受到阻拦的。林迈可买了一架德国造的蔡斯伊康照相机，不止一次地，乘火车，骑自行车，有时候还坐卡车，划船，从北平到冀中和晋察冀边区旅行。这是林迈可（左二）在去往冀中的途中。





到游击区访问的外国人被中共认为是最好的宣传者，他们都被当做大人物看待，好吃好喝好招待，有专门的人陪同旅行，甚至有军人护送。沿途，都会有民兵和群众欢迎。图为吕正操司令部的人欢迎林迈可和他的同伴戴德华。





吕正操当时是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司令部设在任丘。1938年暑假林迈可和同事戴德华进入任丘时，受到了带有军乐队演奏的欢迎。后来，林迈可一家与吕正操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图为吕正操与夫人刘沙和儿子在一起。





1938年夏，林迈可和戴德华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到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五台山区，他们也因此认识了司令员聂荣臻。图为聂荣臻出席部队大会。





往返五台山，都要躲开日本人的巡逻队。有一次他们白天穿越平汉铁路，林迈可穿上中国农民的衣服，两个护送他的士兵也穿上老乡的衣服，毛瑟枪插在他们的衬衫下，包裹里装着他们的军装和林迈可的西服，大摇大摆地通过村庄。虽然村庄里有一座飘着日本国旗的岗亭。





1939年，林迈可和另外三个同伴再次进入根据地。当他们通过日本人的岗哨时，他们就装作要出去野餐。这一次，他们到达了晋东南的八路军司令部，见到了朱德。图为朱德在晋东南出席部队大会。





林迈可是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1937年受北平燕京大学之聘担任经济学导师，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他也是一个无线电专家，自从他知道北方有个抗日的游击队之后，就开始帮助他们购买药品、收音机零件以及其他紧缺品。图为1938年，打排球的八路军。





在他从晋中、晋察冀和晋东南旅行回到燕京后，便更深入地参与北方游击队的地下工作。外国人在北平不会被搜身，他可以经常购买医药物品和无线电的零件，还有制造炸药的教科书。图为根据地墙上的抗日标语。





尽管林迈可不会被搜身，但是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他也要考虑卖给他东西的商店的安全。于是他把东西拿回来后，就把商品外边原来的商标撕掉，再重新贴上关于药品功用的标签。有时候，他会让他燕京的学生李效黎帮忙。图为根据地的小学生，教室的墙上贴着中英文的抗日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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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迈可曾对李效黎说过：“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支军队，能在根本没有正常物资供应的恶劣环境中作战。如果英国对日本开战，我想我是会去参加八路军的。”在晋察冀，林迈可看到很多儿童团的孩子，他们有的担任通信员，很多高级将领的警卫员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图为儿童团团长在台上讲话。





在晋察冀旅行时，林迈可再次遇到了加拿大人白求恩。他们是搭乘同一条船从温哥华来到中国的，只是林迈可去了北平，白求恩直接到了抗日前线。他们后来成了好朋友。图为陪同林迈可到医院参观的白求恩。





林迈可观察到白求恩有两个特征：一是热爱他的病人，绝不宽容任何使病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的行为，二是他在学习外国语言方面的无能。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有时候离战场非常近，有时候医疗队刚从村子的一头撤出，日本人已经从村子的另一头进来了。图为白求恩医院内景。





林迈可与李效黎于1941年6月结婚。林迈可的休息时间，大部分用来为八路军装备收音机和发报机，房间里摆满了收音机的零部件。八路军的地下联络员有时会来看他们。有一次林迈可骑摩托车帮助聂荣臻领导下的敌占区情报部部长王友进入北平城。图为晋察冀地区印制边区货币的工厂。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燕京大学作为美国的教会学校在北平已不再安全。林迈可夫妇和另一对燕京的教授班威廉夫妇决定去找北方的八路军。他们才走十来分钟，日本宪兵就去搜查了他们的房子。图为他们出逃北平后遇到的第一批八路军游击队。





此后，他们又到达了聂荣臻所在的平山吊儿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林迈可夫妇与另外几个外国人都拥有了固定的房间。厨房提供西式晚餐。此后，林迈可帮助边区重建电台，并训练一批电台工作人员。图为1943年，李效黎与冀中无线电技术人员在冀中军区电台。





外国客人的伙食都不错，经常可以吃到猪肉。林迈可夫妇在此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并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然而，日军的大扫荡在1943年来临。他们跟随部队不停地转移，看到自己曾住的房子被炸毁。图为李效黎与第二军分区侦察队在转移过程中经过无人区。





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农民们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之一便是埋地雷。这些地雷计划得十分周密，敌人如果在村子里走动，很难不踩到地雷。图为晋察冀边区的民兵在村口埋地雷。





晋察冀边区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是一种减轻农民所受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而不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土地政策。图为1944年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减租减息大会。





林迈可一直认为，共产党地区处于一种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不利于发挥同盟国在中国战场的作用。他希望能够同驻重庆的英、美机构取得联系，打破国民党的情报封锁。于是，他决定到延安去。晋察冀军区同意了他的要求。图为林迈可一家在奔赴延安的途中，渡过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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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路从晋察冀到晋绥司令部。从绥德去延安的路上，他们跟另外30人一起乘卡车前往延安。尽管据车上的警卫员说，卡车司机是延安最好的司机，然而卡车中途陷进泥里，只好找附近村里的好多壮汉来帮着推车。





1944年5月下旬，林迈可夫妇到达延安。他们被安排住进延安交际处的两个窑洞里。进入交际处的大门，可以看到整座山坡上排列着一排排窑洞，大门的右边是个篮球场，食堂有很大的窗子，还有拆卸式的门。会客室里放着沙发和靠背椅。图为林迈克初到延安时的景象。





林迈可夫妇住的延安交际处，前身可以上溯到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的招待科。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交际处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接待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在延安，林迈可夫妇也结识了美国医生马海德一家。图为马海德与林迈可两家合影。





延安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林迈克和李效黎在此见到了当时中共的很多高级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与江青夫妇、朱德、周恩来夫妇、林彪夫妇、叶剑英等等。他们与这些领导人多次共进午餐。在此，林迈克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通讯兵的技术顾问。图为李效黎在纺线。





林迈可帮助延安建造了一座大型的收发报机。发报机投入使用后，他被分配到新华社英语部做顾问。他认为那种对敌方滥用辱骂语言的不良习惯在国际舆论中只会产生反作用，新华社社长博古赞同他的意见。图为延安新华社英文部。





延安中共高干的孩子们几乎都在延安保育院长大。延安保育院成立于1938年7月，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等13人为名誉理事，杨芝芳兼任院长，负责接收培养边区干部、军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遗孤。图为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





延安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林伯渠任主席。边区辖23个县及神府特区，面积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1950年1月，边区政府撤销。图为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检阅部队。





1944年7月，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美军观察组，组长是包瑞德。这个观察组是美国政府派赴延安地区的一个军事小组，主要考察共产党军民抗战的行动和物资匮乏情况，以及收集共产党军队已获取的日军情报。图为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欢迎美国人的情景。





美军观察组成员一共18人，包括包瑞德、谢伟思、卢登等人，他们中多数人有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有步兵、航空兵及信号兵和军医等，分属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战略情报局各系统。这些人分别于1944年7月和8月来到延安。图为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成员。





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和美国人合作，他们相信如果能得到美国人的一些帮助，就可以更快地打败日本人。观察组也从延安向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发回了大量报告，几乎都一致给予中共充分肯定。在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前几个月里，双方建立了真诚合作的关系。图译黄华、陈毅和包瑞德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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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对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待工作，周恩来专门草拟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下发各有关部门贯彻执行。7月26日晚，毛泽东出席了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为美军观察组举行的欢迎晚宴。图为叶剑英在其主办的一次美军观察组集会上发言。





美国人在延安可以去任何地方旅行。他们参观鲁迅艺术学校，到南泥湾访问，骑马，打猎，喝酒，看戏……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住当地几乎是最好的房间，吃到丰盛的早餐和晚宴，还有女孩子们主动邀请他们跳舞。图为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室外休息。





然而，当周恩来陪同美国大使赫尔利从延安返回重庆后，延安与美国人之间的友谊开始出现裂痕。在重庆，蒋介石不接受赫尔利与中共谈判达成的《五条协定草案》，赫尔利也不肯承担在延安的诺言。在延安的美国人开始无所事事，有人喝起闷酒。图为李效黎陪同美国人游玩。摄影：彼得·金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了，延安人在王家坪庆祝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与蒋介石签署了《双十协定》。然而，到1946年6月，内战便全面爆发了。1947年3月11日，最后几个美国人离开延安，观察组的使命完结。当天下午，国民党空军就轰炸了延安。





林迈可在1945年11月带着妻儿搭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离开延安，他希望回到英国，利用英国的影响来防止中国发生内战。他们后来在英国和澳洲、美国生活，也回过几次中国。林迈可于1994年辞世。图为延安人送别林迈可和李效黎。（鸣谢：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中心苏姍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