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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应运而起（1932－1941年）
第一章 最惨的一年
1932年8月，一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的人问英国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为此惊呼大难临头，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这两个历史时期至少有一点看来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有人笼统地归罪于“时势”，这所谓“时势”乃是胡佛的隐讳真相的说法。有人又把大萧条同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混为一谈，往往说，“大萧条以来我还没有进过城”；或者说，“过去我常进城，不过那是大萧条以前的事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他说：“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他们无非想乘机替共产党鼓吹罢了。”对于这种含沙射影的指责，失业队伍里着实有不少人竟也默然忍受。他们采取这种态度，其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基督新教的道德观还很有势力。千百万人陷入绝境，当然不是咎由自取，可是社会工作者们却一再说：失业的人自觉羞愧。1932年2月，有个人被房东撵走，他对《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说：“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固定工作了，有时我真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似的。我怎么搞的，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法照顾啦？”
由于教养的关系，这样的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当时所说：“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17年后，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剖析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陷入这种困境时是如何的痛苦：“如果他屡试屡败，前程绝望，一个人就很可能再也没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压力，于是满心内疚，只恨自己无能。”某某人宁可自杀也不靠救济过活，这样的报道当时报纸上登过不少。埃米尔·迪尔凯姆【法国社会学家（1858～1917年）。——译者】早就创造了“利他主义的自杀者”这个术语，说这种人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成为社会的负担。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回顾起来，大萧条似乎是产业革命最后来了一次大动荡，由此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前造成的一个间歇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这样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显然也需要相应提高，这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那时有各种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为产量突增不是什么问题，说什么“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实际上是，有钱的人搞股票投机（有些并非有钱的人也做投机买卖），而掮客则提倡一种可说是群众性的投机，怂恿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顾客乱买东西，靠延期过长的赊账的办法来做买卖。
由于经纪人到处放账，股票市场基础不稳，终于垮台。影响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销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万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账了，因为他们不管什么商品都一概赊给无力付款的人。“新世纪”的繁荣时期就此结束，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大恐慌，全国惶惶然不知所措。上次的长期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此以后，美国已经高度工业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乡，已经不可能了。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
从股票市场崩溃到1932年（大萧条时期最惨的一年），经济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这个下降趋势又因为采取了某些措施的缘故而更加速了。按老规矩说，这些措施本该使经济复兴的，可是事实恰好相反。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物价是不能降的，于是销售量下降了。销售量一减，只好用解雇工人的办法来降低商品成本。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失业了，哪里有钱去买别的工业部门的产品呢？这样，销售额越下降，被解雇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购买力的全面萎缩，结果是：产业工人穷了下来，连累农民也穷；而农民的穷，又回头加深了产业工人的穷。“谁也没钱买对方的东西，”这是一个俄克拉何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话，这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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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21,974名老学长的后尘，也在拼命找工作了。那时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而且对他们当中好些人说来，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但这年的亨特学院毕业、年刚20岁的西尔维娅·菲尔德·波特可是个例外。她“当时由于好奇”（这是她后来说的），“想弄清楚为什么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为什么大家纷纷失业”，于是就把主修课由英语改为经济学；毕业之后，凭着自己的伶俐的口才，又在一家投资咨询公司里找到个职位。她一边干活，一边开始系统研究金融界的状况，希望有朝一日在这个问题上写专栏文章。【西尔维娅·波特于1935年开始为《纽约邮报》撰稿。】她发现，当时的美国已经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自从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垮台以来，“南海泡影”这个词，一直被用以形容一种没有前途的企业【“南海泡影”是南海公司的诨名。这家公司是做股票经纪生意的，171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取得南海贸易的专利权。因为有利可图，股票价格飞涨，本来是100镑一股，竟涨至1,000镑一股。后来股票暴跌，希望破灭，所以人们称之为“南海泡影”。——译者】。这个“泡影”确是破灭了，它的股票行市竟跌到了只等于极盛时代的13.5％。不过，后来它还是翻过身来，继续做了80年生意。相形之下，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情况就显得更糟。波特小姐毕业时，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已经跌到1929年前的价格的8％。整个来说，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价格，只等于1929年的11％；投资者的损失达740亿元，相当于世界大战全部战费的三倍。全国有五千多家银行倒闭（与胡佛家乡西布兰奇市毗邻的艾奥瓦城有五家银行，全倒闭了），8.6万家商号暂停营业。美国国民总产值从1,040亿元下降到410亿元（1973年估计为21770亿元）。1932年，有27.3万户人家被房东撵走。工人即使谋得一职，每周平均工资也只有16.21元。
不过有些行业却是分外兴隆。出售避孕药物的行业一年赚了2.5亿元（当时的青年后来做了爸爸妈妈，早把这事忘了）。在全国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电影（成人票价二角五分，儿童一角）。吸纸烟的人逐年增加，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有害的。“开耳温奈特”牌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机畅销一时。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很兴旺。阿尔弗雷德·C·富勒组织了一批人挨户推销刷子，成绩很好，仅在严峻的1932年8月一个月里，销售额竟由1.5万元增加到5万元，以后更逐年增加100万元之多。有一个名叫J·保罗·格蒂的天才人物，悄悄把好些廉价油井买了下来；太平洋石油公司共有100万股份，他竟在1932年2月掌握了其中的52万股。各地也有个别幸而得手的生意：例如马萨诸塞州昆西市有一家外观挺特别的餐馆，屋顶漆成鲜橙色，外表模仿殖民时代的建筑风格，这时正濒于破产。赶巧街对过来了一家戏班子（第一台戏是尤金·奥尼尔的九幕剧《奇异的插曲》），每晚8时30分中场休息，观众纷纷到这家餐馆吃饭，于是老板霍华德·约翰逊就渡过了难关。
但是以上种种都只是例外而已。重工业的关键美国钢铁公司，当时的开工率只达19.1％。美国机车公司不需要好多钢材了，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机车，可是1932这一整年只卖了一台。汽车制造业也不像往常那样大量买进钢材了，一些大名鼎鼎的汽车公司逐渐消失了，什么施图茨汽车公司、奥伯恩公司、科德公司、爱德华·皮列公司、皮尔斯·阿罗公司、杜森贝克公司、富兰克林公司、杜兰特公司、罗科摩比公司等等，都是如此。有个不自量力的人出了一种“罗克尼”牌廉价汽车，要跟福特公司竞争，结果损失2,100万元，本人自杀了事。1932年1月间，富于创造性的细菌学家阿瑟·G·谢尔曼用手工粗制第一辆木制拖车，在底特律市汽车展览会上展出，轰动一时，但全年只销售了80辆。航空运输业也一落千丈，当时的班机有12个座位，可是据商务部统计，平均每班有七个座位是空着的。除了新发明的有声电影外，所有其他娱乐场所都濒临破产。爵士音乐家埃迪·康登整整四年只灌了四次片子，因为唱片制造业的营业额由每年5000万元跌到了25万元。萨莉·兰德能勉强维持生活，是靠她那些著名的扇子舞。记者问她为什么要搞这样的玩意儿，她回答说：“我不脱裤子，就挣不到钱啊。”
因为觉得人穷丢脸，所以大家总是遮遮掩掩，不让邻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瞒得过去。对门人家的底细，谁也识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万人那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渐消瘦，只有彻夜同绝望交战的份儿。当然，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其实邻居手头一样紧，恐怕采取的办法也是一样。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有时，某人一连几个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听说他“有事出门”了。如果这人体贴妻子，他是不会对她透露此行实情的，因为其中的辛酸她万万想不到。
这样的“出门”人当然是找工作去的。关于找工作，1932年前后传说的可多了，有些听来离奇，却一点不假。确实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第二天好占个排头。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确实有人出钱买工作做。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确实有5,000人来应聘。华盛顿州确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想人家雇他当救火员（此事第72届国会的劳工问题小组委员会有证词记录在案）。《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俄国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机械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工、电工、售货员、印刷工、化学家、制鞋工、图书管理员、教员、牙科医生，此外还有洗染工、飞行员、殡仪工人各一人。
虽然纽约本市已经有100万人失业了，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各州到纽约来找工作，这些异乡人中有少数加入了在曼哈顿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钱的7,000“鞋童”的队伍，又有少数插手走私运煤的勾当（纽约市10％的煤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进来的）；但是大多数只是混迹在市内那82条长龙里领面包度日。如果身边还有一角钱，还可以在充满汗臭和消毒药水气味的小客栈里睡他一宿；如果身无分文，就在街上捡些报纸当做铺盖，到中央公园、地下铁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场去过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做丈夫的这样出去走了一趟之后，钻进空货车或者趴在车底下，又回到家里，不免同妻子合计，看看家底子还能维持多久。于是变卖结婚戒指，抵押家具，凭人寿保险单借钱，或者干脆向亲戚求援。下一步往往是想开个夫妻店。原先装作有钱，这时在街坊眼里可露馅了：院子可能改成小型高尔夫球场；男的可能开个“客厅杂货店”，女人可能给别家太太洗头、卷发、修指甲，每次一元。马萨诸塞州失业纺织工在房间里安上织布机；康湿狄格州有很多人家往铁丝上穿别针，全家起早摸黑，一星期只挣得五块钱。
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成功的寥寥可数，因为有钱买东西的人实在太少了，最后只好承认失败。当父亲的跑到市政厅去说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请求列入贫民册。由于统计错漏很多，当日究竟有多少贫民，不得而知，总之，大约有1,500～1,700万人失业，大多数是一人养活全家的。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户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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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总统任内，美国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2％，因此，40年前美国还有25.1％的人口靠农业或者想靠农业过活，这一点人们现在是很难想像了。这些农村人口没有分享过什么“新世纪”的繁荣；他们的处境全国早已公认为不可忍受，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只不过使他们更惨罢了。1932年，有个记者说他一看到美国农民便想起报纸的星期画刊上那些蒙古农民；饥荒就在眼前了，它的阴影笼罩着美国莽莽大平原。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1558～1603年。——译者】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来没像现在这么低过。一蒲式耳【约合36升。——译者】小麦的售价不到二角五分，一蒲式耳玉米是七分，一蒲式耳燕麦一角，一磅棉花或羊毛五分。糖每磅只值三分，猪、牛肉每磅二分半，200个一箱的苹果，如果个个完好，才卖四角。
把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按市价折算，一车燕麦还买不到四元一双的“汤姆·麦坎”牌皮鞋。一车小麦够买这双鞋了，但是每英亩土地要付三元六角的押款利息，又要付一元九角的捐税，农民每收一英亩小麦，就要亏一元五角。以棉田活来说，身体最壮、手脚最快的男工，从早干到黑，整整14个小时，摘300磅棉花，却只能拿到六角钱。用玉米棒子当燃料，比卖玉米买煤烧还合算。肉价惨跌：一只羊送到市场，运费一元一角，售价不足一元。蒙大拿州有个牧场主，赊到了一些子弹，花两个小时把一群牲口全部杀了，扔进山沟，由它烂去，原因是卖牲口的钱还抵不过饲料。他临行时嘟嘟囔囔地对一个记者说：“唉，这也算是对付萧条的一种办法吧！”
由于农业品价格惨跌，数以万计的通告出现在住户门柱上和各县的法院门口，宣布这家那家农场债务不清，不准赎回。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农场都被拍卖掉了。共和党的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对胡佛总统说，他应该去看看中西部的情况。怀特写道：“农民们，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经抵押出去，谁都知道农产品既然跌到今天这个价钱，他自己迟早要完蛋的。”农场主破产了，连买捆东西的绳子、修理东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种子都拿不出钱了，这时放贷的银行就取得了农场的产权，一变而为遥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种这块土地的人却沦为佃户。乡下的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烤火；城里的千百万人却买不起那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黄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鸡蛋每两打四角一分）。买不起的原因是失业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还有工作的人，工资也低极了，叫做“饿不死人”的工资。
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他们。总统不赞成减工资，也说过话，但是又反对用法律规定每小时工资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国钢铁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减工资时，工人们竟毫无办法。整个劳工运动几乎烟消云散了：劳联会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到220万，只占劳工总数的6％。1932年，曾发生过多起拼死斗争式的罢工，但都以失败告终。许多矿工每月工资只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过磅员的卡压，还得在煤矿公司所开的商店里高价购买生活用品。他们一反抗，资方的武装狗腿子就伙同国民警卫队实行血腥镇压。联合矿工工会势单力薄，只能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别无他法。
在林恩和洛维尔这类新英格兰工业城镇里，只有1/3的工人还有工作，忍受着农奴般的待遇。有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里被捕，说是犯了“流浪”罪，送进法院，最后又勒令回到原厂。因为找工作的人太多，雇主便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工资低到每周五元。芝加哥市有人做过调查，据说多数女工每小时工资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1932年，伐木业每小时工资减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业是七分半，砖瓦制造业六分，锯木厂五分。在大萧条时期之前，马萨诸塞州各纺织厂很少要求熟练工人在一天八小时内看管20台织布机的，可是在采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劳动强度制”之后，作家路易斯·阿达米克亲眼见过，竟有些十来岁的女童工要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看管30台宽式织布机。
在布鲁克林区的“血汗工厂”里，15岁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挣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时，报酬是二元三角九分。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劳工局长报告说，本州有一百多个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时代》周刊写道：“无法无天的雇主”已经“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领取救济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胡佛总统仍然不肯从国库拨款补助，因此在大萧条临近第四个冬天的时候，整个救济机构已是摇摇欲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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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参议员发表意见说，现在工人每周只有一两天的工资，实在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给工资要看工人的需要？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我是按效率给工资的。至于社会福利之类，本人是作为宗教事务来处理的。”无疑，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尽了责任了。正如《财富》杂志所说，当时的理论也同过去的一样，以为有了私人办的慈善事业和公私合办的福利机关，老弱病贫的人就都得到照顾了。
可是实际上行不通。大萧条一方面使要求救济的人数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济金的来源陷于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只占救济金支出总额6％，于是便有三千万人左右要依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了。不幸得很，这副重担子，地方政府却挑不起。自从1930年以来，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约有90％来自房地产税，但是按大萧条时期的币值计算，房地产的估价实在高得荒唐。房东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纳税；房产有没有收益，法律不管，税额不能减。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济过活的，救济金又不包括房租，房产税还是要照缴。于是房东便千方百计要房钱，他们怒从心头起，最初是要把无钱交租的住客统统撵走。纽约市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费城也一样，多家踯躅街头，因而小女孩们竟编出一种新游戏，名曰“撵房客”。
但是，赶走住户，空出房子，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只能使有产者更加不得人心，却不能使他们有钱上税。结果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萨姆纳·H·斯利希特教授对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失业的人，几乎都暂缓交租了。”各市区和郊区，欠交房地产税有20％～30％。城市少了这笔收入，便削减公用事业。于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残破不堪，冬天冰雪载途，无人清扫。由于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芝加哥市有两年全无入息，只好向银行借贷。市内那60万失业人口，更弄得它焦头烂额。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又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接受救济是为人所不齿的。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市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领取救济金的人参加选举。这一招在马萨诸塞到俄勒冈等十个州是不需要的，因为这几个州的宪法早已规定选民必备的财产条件。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要病人保证交医疗费才收；有一个孩子需要开刀，转诊医生【这种医生设有私人门诊但没有手术室、住院部，将需动手术的病人转到别的医院治疗。——译者】竟劝外科医生，且等孩子父母答应付1,000元再说。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有两个大夫在当地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分娩，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纳税人协会竟想不准领救济的孩子上学；有些获得公家资助的人家，竟不获准进教堂做礼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最后获准领取救济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据《财富》杂志报道，在某些工业城镇、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里，“所谓救济事业不过徒有其名”。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25％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救济金顶多只够买粮食和燃料。领救济的人家，在股票市场大崩溃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过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身为一家之长，那浑身打扮竟像歌舞杂耍剧中的流浪汉：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头上那顶凉帽是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脚下那双破球鞋贴满橡胶补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两只不一样；除此之外，披上一张老羊皮短袄，既臭且脏。
公职人员同领救济的人往往无法区别，因为他们的财源相同。一般地说，地方士绅们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因为那时大家都担心治安问题。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生活比别人来得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来资助施汤站呢。学生每年增加二十多万，学校就得进一步节约开支。教室不够，书桌就摆在走廊里，有炉子的活动房子里，甚至洋铁皮棚子里。音乐课和美术课取消了，教科书是这学期用了给下学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损，字迹模糊，残缺不全。教室越来越挤了，最后，竟连教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到1932年为止，只因教育经费不足，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员，只得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吃派饭”。俄亥俄州德顿市的学校每周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学校有停课十个月以上的。在堪萨斯州，因为小麦一蒲式耳只卖二角五分，所以乡下的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个月薪水，合计280元。艾奥瓦州的教员每月薪金40元，只及华盛顿政府所说的产业工人最低生活费的一半。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员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他们拿保险单借支了112.8万元，并向高利贷商人借了23.2万元，年息是42％。尽管自己挨饥受饿，这些教员竟还从干瘪的腰包里掏出钱来养活1.1万名小学生呢。
对教员、救济工作人员和警察来说，穷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过的了。30年代初期，还没有人骂警察为“猪猡”。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坏罢工，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他们同工人一样，也是受剥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车厂血腥镇压“反饥饿游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长就开除了162名警察】。纽约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来就在自己执勤的那些最贫困的市区向穷人分发救济粮，赈款由本市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捐助，占他们的收入的1％。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他们这样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对于那些规规矩矩可是陷于赤贫的人，官方责无旁贷。可是承认这一点的不是上层人物，而是那些在贫民区里工作的最下层公职人员”。
不过，目击那些最凄惨的情况的还是教员，因为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惨的人就在教室里。1932年这年最可怕了，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去吃点东西，她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又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们就要这样做啦。”一个名叫莉莲·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人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你看见了没有？”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怨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孩子的权利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牧师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可是胡佛总统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干脆骂总统撒谎，它说：“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不少。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29人饿死，另有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胡佛总统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
那年头，富裕的美国人认为把吃剩的施舍给没饭吃的同胞，就算是大发善心了。纽约吉斯科山的麋鹿会【一个美国慈善机关，1876年成立。——译者】和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吩咐仆人，要把残羹剩饭送到穷人手里。《布鲁克林之鹰》报建议设立一个总站，请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残汤剩菜送到那里，让穷人分享。俄克拉何马市有一个名叫约翰·B·尼科乐斯的煤气公司经理草拟了一份计划，呼吁饭馆、市民俱乐部和旅馆的厨师把残羹剩菜装进“容量五加仑的干净铁桶，标明里面有‘肉、豆、马铃薯、面包等等’”。这些铁桶由救世军收集，分饷失业者。与此同时，农民还送来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捐献柴火的偏偏又是农民！）。这位经理给陆军部长赫尔利写信说：“我们预料，有些不值得照顾的人有时会来找点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不怕麻烦，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值得照顾的人才能得到照顾。”赫尔利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力劝政府采纳。但是胡佛属下的紧急就业委员会主任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误解，便把方案否决了。
尼科乐斯、《布鲁克林之鹰》报、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会员和麋鹿会会员们似乎从没想到，更富于戏剧性的解决办法已经近在眼前。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这个鲜明对比已经有人在考虑，而且觉得未来事变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了。托马斯·沃尔夫时常站在纽约的公厕里同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们交谈，谈到他再也不忍听下去，便踏着阶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见“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在冬夜寒光中闪闪发亮。伍尔沃思百货大楼就在不到50码开外，再过去不远是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一律是巨石和钢铁筑成的堡垒，屋顶塔尖放射着银色的光辉。人间不平事，莫过于此了：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那边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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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一来，美国人向来是要寻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尔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对下曼哈顿区的那些财阀攻击开了。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摆布。回想20年代，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曾经是全国有口皆碑的英雄。不过哈佛大学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总统提出过警告（虽然说也没用），他说，有这么一些东西在威胁美国的经济：“耍手段，玩把戏，甜言蜜语，胡吹瞎说，欺蒙哄骗。”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这种高喊大难临头的预言家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所描写的那样，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对待工商业家的态度竟好比他们已经“发现了什么点金石，能把资本主义那种很不稳定的局面一变而为永恒繁荣的局面”。梅隆当年曾经名噪一时，大家说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9～1795年任美国商业部长，提倡保护关税，与金融家拉拢，大得资产阶级的称赞。——译者】以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美国商业》月刊说：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证券市场崩溃三年之后的今天，孩子们却唱起这样的歌来了：
『梅隆拉响汽笛，
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冲。』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三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不过人们觉得，摩根不了解实情，本来不足为奇。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人物，“已经从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这一年，美国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芝加哥有个人叫做塞缪尔·英萨尔，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他掌管的各种公用事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万雇员为325万顾客服务。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元以上。失业的人们在瓦卡大道低处烧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英萨尔大楼，对一些记者感叹说：“为什么那个老头儿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
这个老头儿实在无法帮忙，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难题。他那个由控股公司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国快倒坍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师），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库克县的大陪审团【陪审员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审团。——译者】便对他提起公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却从后门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车南下罗马，接着又飞往雅典。他的律师告诉过他，雅典是安全的，因为希腊跟美国没有签过引渡罪犯的条约。当时这种条约确实没有，但是到了11月初，两国的外交官们就签了这样一个条约。英萨尔急忙男扮女装，租了一条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可是结果却被判无罪，因为当时还没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这时说了一句俏皮话：“控股公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贼赃递给同伙，这就万事大吉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越出法律范围，可是已经到了边缘，跟吃官司只相去毫厘了。”为了寻找犯罪证据，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华尔街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人物。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抛空卖出，事后又撒谎骗人。因为生意不好，纽约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撕毁了跟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协定；他还硬要本银行的记账员们和出纳员们按股票市场崩溃以前的价格（每股原价200元，当时已跌到40元）继续分期付款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同时既不要保证也不收利息，就把股东的240万元借给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做投机买卖。此外，米切尔还把证券亏本卖给家人，事后又买回来，这样来逃避联邦所得税。J·P·摩根也用类似的办法钻空子，1929、1930、1931这三年，他一文所得税也没交过。《芝加哥论坛报》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税，却写了许许多多的长篇社论，敦促读者老实纳税，分文不少。
安德鲁·梅隆这时也以财政部长的资格追逼那些拖欠税款的人们，可是对自己却采用另一种标准。遵照梅隆的指示，国内收入署署长为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列举12种逃避联邦税的办法。这条新闻使全国为之震惊。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税收专家去审查梅隆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书。结果发现梅隆竟采用了这位署长的五条建议，其中包括虚报赠款若干宗，亏损若干项，借以偷税漏税。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气愤极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众议院弹劾梅隆部长，罪状是“品质恶劣，行为越轨”。但是对梅隆心怀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公开发表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无异犯上作乱。有个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师）尖锐地指责《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他是“向激进分子提供炮弹”。
英萨尔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税同样也是合法的。但是尽管当时的税法漏洞百出，有些人还是不免越轨，陷入法网。“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罗伊格曾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系于1802年由拿破仑创立，借以奖励军政界有功人员。现在勋章分五级，大员勋章是第二级。——译者】，是胡佛总统研究欧洲大萧条情况的顾问，大家都认为他诚实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顿的李和希金森投资公司以这位大王所发的证券为担保，发行几百万元债券，那时经理们竟听从他本人的意见，不去查一查他的账。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支大型手枪，在巴黎市内的豪华公寓里关起门来自杀了。人们在对他作了一番颂扬之后，才发现这位大王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盗窃犯，多次欺诈取财，并曾伪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债券。除其他罪行外，他还从对他深信不疑的投资者那里盗窃了三亿多元。
新的惊人消息每周都有。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著名的外交家（1891～？）。——译者】有一个堂兄弟是银行家（或者像《纽约时报》那样，叫他做“银行匪”），叫做约瑟夫·哈里曼。因为知道自己的银行快要破产，他便逃到曼哈顿区的一个疗养院里躲起来。警察追得紧，他便化名逃到长岛的一家小旅店里住下。可是纳索市的警察还是找到了他。哈里曼拿一把刀插进自己的肋部，但自杀未遂。他终于因伪造银行账簿和滥用银行款项坐了两年牢。“美国银行”（在美国历史上，在陷于破产的银行当中，这是最大的）的常务副董事长索尔·辛格也因犯有同样罪行而入狱。不久，煤气电力联合公司的总经理霍华德·霍普森（该公司有188,576个股东）又在华盛顿乘出租汽车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经过审讯，查明他犯了17桩欺诈敛财罪。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对于我们过去的上层人物，谁也信不过了。”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众议员评论一件操纵股票案说：“这些人搞的勾当固然肮脏，但是我相信，凡是合伙搞的股票生意情况都是一样。”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个商界巨头，可是他也说：“人家本以为掌握美国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这种信念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
从上面所说的事情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用了那种经营方针，不能不认为是绝大的政治错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贷给各州政府3亿元，以供失业救济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万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里，这仅仅等于道斯贷给自己的中央共和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的总额的1/3。胡佛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复兴金融公司。在接到电话时，波默林的口袋里只有九角八分钱，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职的路上，就有十个叫花子跟他要钱，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怪现象。作为政策措施，设立复兴金融公司是失败的。人们说复兴金融公司是“大企业救济所”，它确是专帮大企业的忙的。
批评复兴金融公司就像弹劾梅隆部长一样，使麦克阿瑟将军之流大为反感。他们以为，这样会威胁国家的安全。现在，有钱人真的害怕起饥民来了。有个民主党领袖在1932年春天突然遭到一位旧友的抨击【这是指下文所说的史密斯攻击罗斯福，他们都是民主党人。——译者】，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是在纽约市东区贫民窟出生的，15岁便在富尔顿鱼市场当收款员，后来在坦慕尼俱乐部【纽约市的民主党组织。——译者】活动，青云直上，当上了纽约州长。1928年，史密斯同胡佛竞选总统失败，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继任州长。史密斯后来说：“我离开奥尔巴尼市【纽约州的首府。——译者】以后，因为在州长官邸已经住了六年，一号大道我看不顺眼了，便搬到五号大道【一号大道是穷人住的，五号大道是有钱人住的。——译者】去住，房租每年1万元。”证券市场大崩溃后，史密斯仍然有自己雇用的司机，天天坐着一辆高级轿车在曼哈顿区跑来跑去。他是好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事、金融巨头们的密友、帝国大厦的董事长。他再也不是穷小子了，社会地位高了，因此得意扬扬。
谁也没想到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在全国联播节目里突然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热情、洪亮、充满信心的声音。这位州长谴责胡佛政府，说政府专门救济大银行、大企业。他嘲笑那些“肤浅的思想家”，说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帮助农民。他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
于是，在杰弗逊纪念日【4月13日。——译者】的宴会上，史密斯暴跳如雷。他涨红着脸，气哑了嗓门，说：“有些竞选总统的演说老手总是说我们出了什么什么毛病，这样的话美国人已经听够了，听厌了。”他还说：“我们现在再也不能让政客们妖言惑众了。谁还要蛊惑人心，煽动美国的劳动群众，弄得这个阶级斗那个阶级，有钱人斗穷人，大家自取灭亡，我就要脱掉衣服跟他拼到底！”
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史密斯大发脾气，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罗斯福建议的无非是要为挨饿的穷人想点办法而已。
※※※
罗斯福竞选总统，总部设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331号一所不大引人注目的办公楼里。竞选运动进行得并不顺利。他自竞选州长大获全胜以来，在民主党内一直领先，但是到党代表大会快要开幕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优势。他最忠实的竞选助理人是61岁的路易斯·麦克亨利·豪，此人当过记者，貌不惊人，小个子。他在回答电话时爱说：“这里说话的是中世纪的土地神。”在纽约州外，许多政界人士都讨厌他。不过，在某些论客看来，罗斯福出来竞选总统，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恭维之处。右派的伯纳德·巴鲁克【美国金融界和政界巨头（1876～1965年）。——译者】说罗斯福“软弱无力”；泽西城的民主党头子弗兰克·黑格预言罗斯福在11月的大选中，“不可能获胜”；支持艾尔·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各报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胡佛。”
当时纵观民主共和两党的头面人物，能提出进步的、解决国家困难的建议的惟有罗斯福一人。但是自由派对他的攻击却比别人更凶。海伍德·布龙、埃尔默·戴维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都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说他“绝非有高超见解和过人毅力的人”。《民族》周刊的编辑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在5月11日给罗斯福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美国人向来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领袖出现，使美国制度维持下去的，可是你却使我们感到失望。”翻一翻民主党代表大会前各期的《民族》周刊，人们就会看到如下种种的反罗斯福论调：“让他当总统候选人，事情难望改善。”“他这个候选人没有引起什么真正的热情。”“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人民拥护罗斯福当领袖。”“软弱无力，准备妥协。”“在这样的时刻让罗斯福这样软弱的人继赫伯特·胡佛之后当总统，后果势必十分严重，因为人们误信他是一个开明人物。”《民族》周刊还学着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腔调，这样说：“胡佛用另外一个名字还是胡佛。”
按1932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规则，想得到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需要2/3的票数。史密斯很快就成为反罗斯福联盟的领袖，4月底，他跟罗斯福都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预选，而且击败了罗斯福，赢得了本州所有36个代表的支持，投票总数是3：1。5月，约翰·南斯·加纳（他是众议院议长，报阀赫斯特支持的候选人，素有给人乱扣“赤党”帽子的作风）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获胜，得到6万张票，其次是罗斯福，史密斯居第三，票数比罗斯福略少。现在罗斯福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在全国党代表大会获胜，那就是跟各州民主党头子讲条件。6月底，民主党人集中在芝加哥（早两个星期共和党人在这里提名胡佛连任总统，有一个代表想提名柯立芝，被芝加哥警察赶出了会议厅），豪在国会饭店第1502号套间开始为罗斯福拉票。他问前弗吉尼亚州州长哈里·伯德说：“你有什么要求？”伯德说他想当参议员。这位“中世纪土地神”追问：“这就是你的要价吗？”伯德说是的。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但是豪说：“好吧，我们让格拉斯或者斯旺森改任内阁阁员吧。”那时搞政治的人，就是这样打开天窗说亮话的。
在芝加哥体育场主席台那里，约翰·麦克法官正在准备发表一篇平淡无奇的演说，提出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事先已经通过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政纲，保证把联邦政府的支出削减25％，平衡预算，维护金本位制，采取自由经济政策，只有一项是中听的，这就是废除禁酒法。这时支持罗斯福的人甚至连一首竞选主题歌也还没有选定。《纽约人行道》这首歌，史密斯已抢先采用了；罗斯福家乡海德公园是一个小镇，并无人行道，本来也用不上这首歌。为了颂扬罗斯福先前在海军部助理部长任内的贡献，豪决定用《起锚》这首歌。当麦克法官走向主席台时，豪的女秘书忽然跑进房间对豪说，《起锚》这首歌绝对不能用，因为有一家香烟公司的广播节目已经用过了。她建议改用证券市场大崩溃那年米高梅公司影片《追赶长虹》里的一首歌。这位小姐在第1502号套间的卧室里跳着走着，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打着响指来凑拍子。豪没奈何，只得表示同意换主题歌，抓起话筒说了一句：“告诉他们演奏《幸福的日子又来到》！”这样就给他们那一代的民主党人定下了党歌。麦克法官讲完了话，游行开始，劣质的管风琴就奏出这样的一首歌的调子：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天空乌云尽扫了！
让我们重唱一首欢乐之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这首歌固然起了鼓舞作用，但这还不够。经过三次投票，党代表大会仍然僵持不决。有些支持罗斯福的代表动摇了。根据全州统一投票规则，在密西西比州的党核心会议里，罗斯福只要少一票，就要失去全州的党代表票数。帮罗斯福竞选的人们听了长岛的政界人物吉姆·法利【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32～1940年）。——译者】的话，对加纳说，如果他支持罗斯福，就让他当副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担心，如果支持罗斯福的人分为两派，就会选出一个主张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人为总统候选人。加纳听了赫斯特的劝告，同意跟罗斯福做这一笔交易。加纳从华盛顿打电话通知他的竞选经理人萨姆·雷伯恩，加利福尼亚州代表便转而支持罗斯福。挤满看台的史密斯派看见这种情况，可气坏了。这一派的代表不肯让全党一致支持罗斯福，跑到各处撕毁罗斯福的竞选标语。幽默评论家威尔·罗杰斯说：“哈哈！他们今天可是真正的民主党人了。他们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一会儿携手，一会儿翻脸；他们闹得四分五裂，只好休会大吉。这才合乎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啊！”别的评论家却没有那么客气。海伍德·布龙讽刺罗斯福说：“党代表大会翻来覆去，好像螺纹；罗斯福见缝就钻，好像螺丝。”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写道，民主党人选出的是他们党内最软弱无能的总统候选人。《旧金山纪事报》同意这种看法。胡佛总统第二天早晨跟朋友们踢重皮球锻炼身体，也认为门肯说得对。有人对胡佛说，用不着担心，美国人还是倾向保守的；另一个又说，罗斯福是一个毫无办法的拐子【罗斯福因患过小儿麻痹症，两条腿坏了。——译者】，选民不会选他当总统的。就这样，好些闲言碎语开始流传起来了。
罗斯福坐上三引擎的福特机从奥尔巴尼飞往芝加哥，因为天气恶劣，中途停了两次，航程长达九小时。在飞机上，他写好了接受提名的演讲稿。候选人接受提名，从来没有谁的行动这样迅速。但是罗斯福认为，当前是大萧条时期，人们必须采取史无前例的行动。他把腿部的支撑套扣好，站在代表们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民主党应该打破“不合理的传统”。他大声说：“我为你们和我自己在这里表示决心，要为美国人民举办新政。”有些代表认为，“新政”（New Deal）这个名词，是把过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公道政治”（Square Deal）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新自由”（New Freedoms）这两个口号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不过记者们随后发现，罗斯福是喜欢随便借用别人的话的。他用的“被遗忘的人”这个词出自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教授1883年的一篇演说。1932那年，作家斯图尔特·蔡斯【美国经济学，社会学家（1888～？）。——译者】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也恰好就是《新政》。一个词、一个主意、一种计划出自何处，罗斯福是不大管的。他的大政方针已见于他在奥格尔索普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说。他说：“如果我对美国人的心思没有猜错的话，美国人非但需要，而且要求进行大胆的坚持不懈的试验……最紧要的是要有所作为。”他已经开始邀请一些教授来提建议。《纽约时报》詹姆斯·基兰把这些教授叫做brains trust（智囊团），后来所有的人，包括罗斯福自己，都用了这个名词，不过去掉了S这个字母，叫做brain trust。
如果所谓天才就是极其善于利用各种人才、各种事物的人，那么，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确可算得是一个。约翰·根室把他比做“万向节、配电盘、变压器”，因为通过他，别人的聪明才智就能够得到发挥。过后不到一年，他就变成一个传奇人物了，可是在他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大家觉得他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50岁，宽肩膀，大个子，两条腿瘫痪了，可是胳臂很长，两只手又大又多毛，满是斑点；他华发稀疏，肚皮略大，两只蓝色的眼睛靠得很近，眼底下老是有些褐色的阴影，嘴边拖着两条长长的皱纹，像是一对括弧。毫无疑问，他所接受的是乡绅式的教养，指导他思想的是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的旧道德观念，这给了他不少精神力量。在美国政界人物中，也许只有他把经济问题看做道德问题。罗斯福的自信心是惊人的（有人说“上帝一定是给他进行过精神分析治疗了，”【这是说去了他的思想障碍，因此他毫无顾虑。——译者】），记忆力也是惊人的。他幼年时代在意大利只见过一回的街道和建筑物，长大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条船在苏格兰附近沉没，不知是由于被鱼雷击中还是触礁。罗斯福说可能是触礁，接着就滔滔不绝背出当地海岸涨潮的高度，礁石在水下多深的地方。他最拿手的一个表演（他是爱表演的）是叫客人在美国草图【有符号标志，没有文字的地图。——译者】上随便画一条线，他便顺序说出这条线上有那几个县。他热心改革，一见撒哈拉大沙漠，就想引水灌溉。在当时那个停滞不前、无所作为的世界上，他早已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人物了。布鲁塞尔的《明天报》上有人给他占星算命说：他有许多特点，其中包括理想主义太强烈，主张改革太急切，以及“眼光十分远大”。还说：1941年以后，他将有遭遇意外的危险。
罗斯福再三告诫美国人：“要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讲实际，不能走极端。”这种话，理论家们是听不进去的。哈罗得·拉斯基【英国政治学家（1893～1950年）。——译者】嘲笑他说：罗斯福是“想用一颗药丸来解救一场地震”。李普曼说他太软弱，面面俱到，太想讨好。欧内斯特·林德利报道说：美国人渴望有个救世主，不过罗斯福先生“无论看起来听起来都不像救世主”。约翰·杜威【美国哲学家（1859～1952年）。——译者】说：人们认为提名罗斯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害了自己”。劳工组织那时每况愈下，无论是哪一个总统候选人他们都不支持。
人们对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不抱幻想了。威尔·罗杰斯的结论是：“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对所有候选人都投反对票。”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因为有个名叫约翰·“羊腺”·布林克利博士的第三党竞选人而岌岌可危；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的地方检察官厄尔·沃伦在竞选连任时，有五六个莫名其妙的人出来跟他竞争。在民主党内，休伊·朗格是否支持罗斯福还有问题，此人乃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霸，到处随身带着手枪。罗斯福认为他是国内两个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另一个是麦克阿瑟将军）。
李普曼说：他看不出，罗斯福与胡佛之间“有什么根本原则上的分歧”，左派人士纷纷离开民主党。路易斯·芒福德表示：“如果我投票的话，我就投共产党的。只有共产主义才一心以拯救文明为己任。”芝加哥大学保罗·道格拉斯教授（他后来是民主党中有声望的人物）那时宣称：如果民主党毁灭了，倒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喜事”。约翰·张伯伦在当年9月里写道：谈到进步思想，“不是指望诺曼·托马斯【美国社会党领袖（1884～1968年）。——译者】，便只能指望威廉·福斯特，尽管这两人谁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支持托马斯的人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斯图尔特·蔡斯、埃尔默·戴维斯、梅里斯·厄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民族》周刊的主笔。维拉德仍然在唱那些左派老调，关于罗斯福，他这样写道：“罗斯福谈到了‘被遗忘的人’，但是这些人究竟被剥夺了什么权利，应该为他们想些什么办法，他并没有认真、明确地加以说明。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领袖才能，也没有迹象证明他能应付当前这个非常局面。”
这种说法未免过分，但是TRB【《新共和》周刊的一个专栏作者的笔名。——译者】在《新共和》周刊上写道：“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所采取的是骑墙政策。”《时代》周刊也说：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的形象，是一个精力充沛，心地善良，出身名门，但是缺乏大胆改革的信心的人。”这却没有看错。罗斯福只是在9月23日向旧金山联邦俱乐部作过一次真正有激进意味的演说，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的思想主要还是保守的，他主张维持金本位制，平衡预算，让企业界自由竞争。何况他还必须保持本党的团结。民主党左翼有一个休伊·朗格，右翼就有十个像史密斯和加纳那样的人。史密斯说：“我们应该不再谈什么‘被遗忘了的人’和阶级差别了。”加纳还让人捎话给罗斯福说，如果他“思想”太激进了，有人会“踢我们，踢得我们屁滚尿流”的。罗斯福并没有太激进。他的演说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好些话似乎只反映出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他在匹兹堡市所作的演说更是十分错误。他的智囊团新成员里有一位休·“铁裤汉”·约翰逊将军，是巴鲁克的朋友，又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后来还在墨西哥边境上跟乔治·巴顿是战友。他在儿时爱唱这样一支歌：“别人都是坏家伙，只有休·约翰逊很不错。”目前，他仍然抱着这种态度。依他看来，智囊团里别人都是坏家伙。罗斯福坐火车到各处竞选，智囊团不在身边时，他说服了罗斯福，怂恿他接受了在民主党竞选纲领里写下一条，把联邦预算削减25％。四年以后，罗斯福又听到了这种意见。
但是，就听众来说，罗斯福在关税和动力工业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还不如他的风度那么值得注意。他们看到的是一位仪表堂堂的好领袖：狮子般的头昂起来，目光炯炯，烟嘴朝天翘起，海军大氅披在宽大的肩膀上，何等潇洒大方。他的风度极其热情、亲切、尊严；他总是微笑着，开口就是“我的朋友们”。他的演讲虽然没有充分阐明政府的政策，可是话说得很精彩。报刊的编辑们读到罗斯福这样的话，“在我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免不了要嘀咕一声。可是参加投票的人民却觉得罗斯福显然是满怀诚意的，因而深受感动。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话清楚具体，比喻通俗。罗斯福关心人民，这一点人民是感觉到的。参加这次竞选运动，对他自己和美国人民都有教育作用。他在横越大平原西进的路上第一次看清楚美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到了怎样危急的地步。他对一位朋友说：“我细看了几千个美国人的脸孔……他们的神色都像迷路的孩子那样彷徨。”
胡佛总统这时回到了白宫，他觉得精神振作起来了。罗斯福的演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文摘》杂志的民意测验预言罗斯福将获胜，这可能帮了罗斯福一点忙；打赌的人认为胡佛会输，赌注为七比一，这也可能提高了罗斯福的声望。但是，最大的意外却来自缅因州。这个州当时还是照例在9月里举行选举，结果选出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和两位民主党众议员。自国内战争以来，这是共和党第一次在缅因州失手。1928年竞选总统，胡佛曾在40个州获胜，如今在缅因州竟败于民主党，这使他大惑不解。他告诉秘书说：“我们必须斗争到底。”他以前说过，竞选运动进行四个月以后，罗斯福一定会失去工商界的信任，而在他的心目中，工商界是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左右选举的结果的。有些企业，例如福特汽车公司，事实上已经通知所有职工说：“为防止时局恶化，争取情况好转，你们一定要选胡佛当总统。”但是工人们显然不听老板的话。除此以外，共和党里还发生了惊人的叛党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竟都跑到对方去了。
于是，胡佛穿上短筒皮鞋，戴上硬胶领，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了。他能活着回来，算是走运。他是有心使用卑劣手法的，他曾向一位阁员说：美国人“恨”共和党政府当局，所以要取得胜利，惟一办法是“吓唬他们，让他们担心罗斯福会做坏事”。他在得梅因市谈到自己的关税政策时说：“如果保护关税取消了，成百上千的城镇就会变成一片荒芜，几百万个农庄就要长满野草。”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嘲笑，还推着“胡佛车”四处游行，车上写着这样的标语：“不管胡佛说什么，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这不是瞎吹。”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对听众说，罗斯福说的都是些“胡说八道……错话……空话……假话……破坏别人名誉的话……蠢话……血口喷人的话”，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嘘声。他在克利夫兰市保证，凡是“好”公民，他都要让他有饭吃，可是听众却轰他。在圣保罗市，他提到退伍军人请愿发补偿金被赶走这件事，说：“谢天谢地，我们在华盛顿还有一个好政府，懂得怎么对付乱民。”可是听众怒吼起来。最糟糕的是在底特律市，这是个有25万人需要救济的地方。他一到车站，等着他的人就嘘嘘作声，不断怪叫。骑警挥着警棍驱散了人群，但是在胡佛的轿车驶过时，沿途几万人挥着拳头，高呼“绞死胡佛！”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胡佛是杀害退伍军人的凶手！胡佛把几十亿元白白送给银行家，还开枪打死退伍军人！”后来有个特工人员告诉一位记者说：“从特迪·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特迪（Teddy）是西奥多（Theodore）的昵称。——译者】时代起，我就跟随历任总统到处旅行，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嘘总统的，这样成群结队上街来对总统作蔑视的手势的。这太难看了。”在群众示威时，特工处长斯特林望了一下胡佛，只见他面无人色，几乎说不出话来。他那列火车在情景凄惨的地区开过时，人们把鸡蛋和番茄向火车扔去。胡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打电话请教前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
柯立芝回话说他嗓子不舒服，而且，“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他感觉为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那设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市的银行也要倒闭了。最后，他同意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去作一次演说。共和党人以为柯立芝是有号召力的，花园一定会挤满人。但是不然，有2/3以上的座位空着。气急败坏的招待员们跑到街上苦劝过路行人进去听听惟一活着的卸任总统柯立芝演说。会场里共和党的忠实党徒向他热烈地鼓掌两分钟。他拿出手表，暗示这样一鼓，不免浪费了340元的广播费，于是掌声停了下来。有人喊道：“卡尔的作风就是这样的嘛！”【卡尔是对柯立芝的亲密称呼，他的全名是卡尔文·柯立芝。——译者】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度，听众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种听众了。他说：“共和党认为，应该促进工商业。工商业有了收益，普通人民的福利也就跟着上去了。”他等人鼓掌，可是没有反应。他接着说，“我以前当总统的时候——”人们忽然哄然大笑。他晃晃脑袋，迷惑不解。以前演说的时候，可从来没有人这样嘲笑过他啊。他结结巴巴地把稿子念完，一回到家，就说自己已经“油干灯烬”了。15个星期以后，他真的死了。
这时执政党确实是在垂死挣扎，不择手段了。农业部长大骂罗斯福，说他是“典型的骗子宣传家”。海军部长预言，如果罗斯福当选，将有1亿人的身家性命难保。胡佛叫嚷说：“同胞们！我国今后100年往哪里走，关键在于是恪守美国传统，还是乱搞什么新花样。”胡佛的胸膛挺不起来了，眼睛周围的皱纹更深了，嘴角的线条更粗了。他在最后一次的广播里预先警告选民们，不要相信“那些乔装打扮，什么都说得到做得到的神仙”。威廉·艾伦·怀特指出，胡佛的声音“乏透了”，胡佛的讲话是“空虚、绝望的哀鸣”。
拿胡佛这副模样和罗斯福一比，真是有天渊之别。罗斯福在广播里对听众说：“你们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你们都对我挺好。”“因为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拧成一股绳，把我们从大萧条的泥坑里吊出来。”他豁达宽宏，自信必胜，从来竞选总统的人没有谁像他那样把握十足的。大选那晚，他身穿深蓝色背心，挂着大学生联谊会会员章，闪闪发光，坐在纽约市比尔的摩饭店的民主党总部里，收听民主党不断传来的捷报，直到凌晨零点17分，胡佛承认失败。罗斯福在48州中赢得了42州的选票，只有康涅狄格、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这几个州除外，共得472张选举人票；胡佛这个“被抛弃了的总统”（《时代》周刊这样挖苦他），只得到59张。自林肯以212票对21票击败麦克莱伦以来，两党竞选史上还没有人得过这样大的胜利。不过也有人注意到，诺曼·托马斯得到的公民票数也从上次的267,240张增加到728,860张。为了庆祝胜利，路易斯·豪打开一瓶珍藏20年的雪利酒请大家喝。当晚有三个婴孩在布鲁克林区的贝思·艾尔医院呱呱坠地，都借用了罗斯福的名字，叫做富兰克林·德拉诺·梅布兰，富兰克林·德拉诺·芬克尔斯坦，富兰克林·德拉诺·拉金。
罗斯福回到了他市内的住宅东65街49号，他的母亲拥抱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可是罗斯福却好像有点失去了竞选时的信心。上楼之后，他儿子（25岁）把他扶上床，低头吻他，祝他晚安。罗斯福抬头对儿子说：“吉米，你知道我这辈子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失火。可是今天晚上，我好像为了一件别的事担起心来了。”年轻的儿子问他：“爸爸，你担心什么呢？”罗斯福答道：“我担心我干不了总统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他在床上倚枕而坐，看看全国各报的社论，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连《芝加哥论坛报》也说：罗斯福的“个性和主张都是人民所喜欢的。他们觉得他有善意，有诚心”。罗斯福是有这些品质的，但是别人不能以为这是弱点，可以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罗斯福的眼光不敏锐，看不出人家心里暗地在想什么，他是搞不到总统这个职位的。那天早上，他正好需要这种眼光。胡佛发来贺电，他必须回电。起先，他在来电背面批了几个字，说他准备在今后几个月里“与你合作”。但是他停了下来，把这句话勾掉，改写为：“我将尽力达到你我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对国家要有所贡献。”当时，新总统虽选上了，可是要到下一年3月4日才能就职，胡佛有四个月的过渡时期。罗斯福预感到胡佛是想把他缠住，使他摆不脱下台政府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他猜对了。
※※※
12月5日，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市已经陷于破产，卫生局没有经费，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饥民议论纷纷，想要采取暴力行动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市的60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先把军队派来吧。”
有钱人沉不住气了。各公司招工部门人员态度越来越粗暴无礼，银行出纳员们神经紧张，民选的市长县长动不动就出动警察，警察动不动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动嘴不动手的，现在也随身带枪了。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的私雇警卫慌慌张张，开枪打死了四个矿工。纽约市禁止苹果贩子在人行道上摆摊子。新任市长约翰·奥布赖恩还对市民夸口说：“你们的新市长是条硬汉子，赤党队伍休想侵入纽约市。”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联邦广场的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妇女尖声喊叫，男子头破血流。”俄克拉何马市的警察用催泪弹驱散开会的人。有人占据了西雅图市的市政大楼，警察就用救火水龙把他们赶走。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谈到“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说：“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只是要面包。”可是在有产阶级看来，要实行共产主义和要面包有什么区别，无须研究。罗伯特·舍伍德写得对：“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发几阵不祥的闪光，让人们看见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况。”既然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许多城市里的商人们生怕铁路切断，电话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组织起自卫委员会来。不少人囤积蜡烛和罐头食品。好莱坞有个导演随身带着一身旧衣服，准备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装“挤进人群去”。纽约市各大饭店发现，那些平时一到冷天就来市内租房过冬的阔气客人，现在都在乡村别墅里躲着了。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
此辈并非神经过敏。从各种事实来看，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尔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耶鲁评论》、《斯克里布纳》杂志、《哈泼斯》月刊、《美国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好些文章，对叛乱是否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诺曼·托马斯后来谈到“由普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个期间的情况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没听到过那么多公开挖苦民主政体和美国制度的话。”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这是当时人们意见很分歧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可是继黑衣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等组织。据说有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作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就动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对国会作证说，纽约某债券掮客出价1.8万元，想收买他为右派工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为了培养出一批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的人而准备牺牲立宪政体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有。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企图收买巴特勒将军的那个债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这是影射罗斯福，他两腿瘫痪。——译者】1932年，纽约州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写信给当选总统罗斯福说：“不论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和共和党其他党员都准备给你。”艾尔·史密斯认为，应该把宪法收起来，“束之高阁”，直至危机过去为止。《浮华世界》周刊（这个杂志有几个副主编，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日后的卢斯夫人）竟发出这样的呼声：“任命一个独裁者吧！”沃尔特·李普曼要求削减国会权力，让总统全权处理国家大事。他说：“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爽性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
《纽约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维治村【格林维治村在纽约市下曼哈顿区，是艺术家文学家聚居之处。——译者】的酒会上对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男人说：“哦，这很简单嘛，只要我们小组把发电厂和电台夺过来就行了。”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是城里可能发生暴动。据说陆军部长赫尔利正把他手里为数有限的部队集结在大城市附近地区。但是造反的人总是叫当局防不胜防，暴动偏偏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认为农民是美国人当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党占优势的艾奥瓦州（胡佛总统的家乡），晒得黑黝黝的本地农民就首先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他们终于用武力来反抗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脱牛奶，农民卖给分销商只得两分钱，可是分销商在苏城却卖八分啊！
在64岁的艾奥瓦州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们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才能通过。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号公路于是得了个新名，叫做邦克山20号公路。【邦克山是美国波士顿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独立战争时美军在这里打败英军。——译者】有个戴着一角钱一顶的草帽的老头子眼望着《哈泼斯》月刊编辑玛丽·希顿·沃尔斯，这样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说，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也不见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顿人民抗议英国征收重税，把东印度公司进口的342箱茶叶倒进海里，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奏。——译者】
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声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译者】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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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
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在惠蒂尔学院三年级读书，主修历史，同时在自己家里开的商店里卖新鲜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赶到洛杉矶公共市场去跟菜农讲价钱买进蔬菜。他家里有饭吃（当时美国还有八千万人既不挨饿也不靠救济过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并无怨言。但是，他是大学生，这个身份又跟别人不同；因为当时18～22岁的青年，上大学的不到1/8，上过中学的也只有一半。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规教育仍然限于在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里读书，这样的小学在全国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们能回到1932年去，便会发现典型的中产阶级多半住在城市里；郊外住宅区已经开始形成，但只占18％的人口。那时，一个人带着家小舒舒服服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还是可能的。如果一个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区参观，他首先会发现街道上有好些东西不同于今日：“停车”的交通标志是黄的，邮箱是绿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旧。原来从1929年起，没有几所房子经过粉刷，有些房子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楼就没有完成，34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梁一直仰对着天空。
70年代的各种用具、轻巧装置和物质享受，多数还很少见。那时还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气调节装置和自动洗碟机；没有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没有保温玻璃窗、尼龙丝袜、易洗易干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没有自动咖啡锅、配干电池的电动剃刀；没有过滤嘴香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没有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口述录音机、静电印刷复制机；没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体声收音机、黏性胶带；没有家用电冰箱、盒式录音机、彩色的或瞬间印出的胶卷；没有玻璃纤维钓竿、垃圾处理装置、磁带录音机；没有扫雪机、电动手术刀；没有家用吹发暖风筒，没有电动罐头刀，没有公共场所的音乐播送装置。尽管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在《哈泼斯》杂志上曾预言过：“不久我们大概就会有简便廉价的机械装置（目前正在不断改进中），把广播中心台发射的电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机旁边的小银幕上了。”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机，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中产阶级居然也度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整个30年代。简直像拓荒者的生活！
大多数美国人在家取暖都是用热空气炉，人工加煤，一天两次。一个冬天，全国大约需要4亿吨煤，由一个浑身黑黝黝的人送来，运煤的卡车开到地下室窗口，煤倒入滑槽，滚进炉子旁边的煤箱里。当时所谓“冰箱”不是电冰箱，而是装冰块的箱子，由一个送冰的人送来。家庭主妇需要多少磅冰，写在厨房窗口的一张卡片上，是100，75，50，或是25磅，一看便知。只有有钱的丈夫才能给太太买一个新式的烤面包电炉，能同时把两面烤焦（这是那一年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商品目录中所谓“特级烤面包炉”）。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包是放在煤气炉、煤炉或者柴炉里烤的。炉子也用来烧热大熨斗，把从洗衣店里刚拿回来的洗净了的衣服熨平；如果家里没有热水龙头，还用炉子烧热水，一大桶一大桶地拿去洗澡。
留声机得用手上发条，这叫做“维特罗拉”或者“格拉摩风”，不叫电唱机。家庭主妇开始做那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尘帽；通常只有一种机器可以帮点忙，这就是地毯清洁机。1932年12月，由亚拉巴马州电力公司供电的大小住户，总共只有185部真空吸尘器。大多数农庄的照明都靠煤油灯。在全国农家中，用得上电力的只有10％（在密西西比州只有1％）。90％的农家既没有浴缸，也没有淋浴设备。75％的农家室内没有自来水。50％的农家到井里或小河里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给小孩洗澡。（有好几百万住在城市的家庭只有一块洗衣板，全家都用它，通常是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门外。）虫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个问题。滴滴涕那时还没有，不分农村城市，惟一的防虫设备是喷药器（“亨利，快点拿‘飞立脱’【指喷药枪。——译者】来呀！”）和粘蝇纸。做妈妈的给孩子弄点水果汁也得自己动手，买来“花旗”蜜橘，放进铝制挤汁盘，花上半天工夫一个一个地把果汁挤出来。
姑娘们懂得怎样用发夹夹住头发（男孩大约在同样年龄也第一次穿上长裤子）之前，妈妈就对她说清楚，有社会地位的妇女跟没有地位的有哪些差别。有地位的妇女有这些好处：男人给她开门让她走在头里，公共汽车和电车上有人起身让座；她一进电梯，男人就摘下帽子来；卖肉的听她的话，要什么肉就切什么肉；食杂商店听到电话，就送货上门；如果她生小孩，照例卧床十天（全部费用，包括请医生，共25元）。但是另一方面，她得顺从丈夫的意旨，因为在举行婚礼时她已发誓要“爱他，尊敬他，服从他”了。她在众人前一举一动都要规规矩矩。中产阶级的妇女不能在街上抽烟，不能满头都是卷头发的夹子就出去见客；手提包里可以放个带镜子的小粉盒，装些化妆品，可是只能在无人处或者女厕所里才好拿出来用；不能破口骂人，也不能讲下流笑话。（有时候她也很想知道所谓妇女同性爱是什么意思，可是去问谁呢？）广告的撰稿者们想尽办法来吓唬她，弄得她怕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内衣臭，怕坐办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烟味，怕结肠功能衰竭，怕乳房下垂，怕脚癣。裙子要长过小腿肚（如果裙子不过膝，那准是个婊子）。有身份的妇女不戴上扣钟女帽就不能出门，就像丈夫没有戴上前檐下弯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样。她可以用“伊帕纳”牌牙膏（据说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韦斯特医生”牌牙刷，甚至用“坦吉”牌口红，但是指甲油和染发水却不行。理发师那时还不懂得怎样染发，这样的事情体面的妇女们连谈都不敢谈。纽约大学化学专业有个聪明的青年学生，挨家挨户兜售自制的“克莱罗尔”牌染发剂，可是为了混饭吃，竟不能提“染发”，只能说给头发“上上色”。
中产人家做母亲的往往还要看护病人。那时病人一病就是好些天，痛苦得很。即使看一下牙科，也得吃一小时的苦。牙医一般使用的麻醉药是普鲁卡因（奴佛卡因是后来才有的），病人坐上手术椅才临时配药，打针打下去又有种种不良的副作用。成千上万的病人医牙还是用钻锥吱吱地来钻的。因为高速钻头还没有发明，所以看一次牙医不能解决多少问题。许多医院的麻醉师使用的是氯仿，其后不久改用乙醚，也不见得比氯仿好多少。当时没有磺胺药，也没有抗生素。患脑膜炎的95％要死亡，肺炎也经常致命。甚至连病毒感染（当时称为“格利普病”【即流行性感冒。——译者】）也算重病号。虽然住院花钱不多，但是没有疾病保险——美国医师协会直到1933年才同意成立蓝十字会【非营利性的保健组织。——译者】，所以多数病人只能待在家里，也就是说，让做母亲的守着。她很少有药物帮助治疗。凭处方出售的药只限少数几种巴比妥酸盐，主要是苯巴比妥。40年后的今天，人们吃药太多了，可是当时药品却销不出去。1932年至1934年间共有3,512家药房倒闭，欠下了5,900多万元的债务。
做母亲的比现在辛苦，可是母亲所能起的作用也比现在大。当时父母对儿女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还没有teenage subculture（青少年亚文化群）这回事；《韦氏大词典》给teenage这个词的定义是“用来做栅栏和树篱的灌木”。青年人叫做“小伙子”，小伙子都是忠于家庭的。现在那种令人发愁的到处出现的青少年集团，那时还没出现，所以孩子们很少感觉到朋友和父母之间有什么冲突。没有哪个孩子想到要跟别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中产人家要在星期天下午开车到乡下兜兜风（这是常有的事），孩子们就不参加棒球比赛，不“跳方格”【一种游戏。——译者】，跟父母出游去了。大萧条时期，家庭里的娱乐活动反而增加了。据匹兹堡市调查一百多个白领阶层和专业人员的家庭的结果，大多数家里都有了更多的娱乐活动：打乒乓球、拼板子、下跳棋、客厅游戏、打桥牌，尤其突出的是听广播。
收音机往往是起居室里最显眼的一种设备。无论是“阿特沃特·肯特”牌也好，“飞歌”牌也好，“银星”牌也好，“豪华”牌也好，都可能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那种“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机。安排广播节目的人，考虑到家庭的生活情况，所以在白天播送让母亲们听的分段连播节目，晚上播送新闻、滑稽剧和歌舞杂耍，其间穿插一小时的儿童节目。
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节，中产阶级的少年几乎个个头戴毛线帽，身穿羊皮衬里的黄褐布上衣和灯心绒灯笼裤，脚穿系带子的高筒靴，靴边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裤和“克兹”牌篮球鞋）。如果他走运的话，还有一部“护林”牌28英寸自行车，配上脚刹和防漏的垫式轮胎。车子闲着时，就用一元五角的挂锁锁住。在那样的年头，他不会不明白钱是多么有用，能买到多少东西。五分钱可以买到一块三色冰砖，一个“霍尔顿”牌的纸杯冰淇淋，一根棍儿糖，或者一长条面包；也可以在市内打一次电话，要一杯咖啡，买一份《星期六晚邮报》、《柯里尔》杂志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钱可以买到一些糖果，一支铅笔，一张明信片，一叠纸，一颗玻璃弹子，甚至可以让你的好朋友说出心里话。
如果爸爸给零用钱（譬如说，逢星期天给五分），或者帮人家铲雪、剪草（剪一片地工资两角五分）挣得几个钱的话，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药房【这种街头小药房，兼营冷饮、小吃、香烟、书报之类。——译者】。在那里，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面、金属腿子的桌子旁边，喝一瓶可口可乐。不过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孩子们最喜欢从一个糖果商那里买冰棍吃，这人开着白色卡车，摇着铃，慢慢通过郊区，自称“快活人”。男孩子要是攒下五角钱，可以买到最近一期的《汤姆·斯威夫特》连环画。正如戴维·里斯曼所指出的，儿童文学作品里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这些英雄有奋斗的目标，读者认为自己也同他们一样，因此极力模仿他们……英雄们获得胜利，常常是由于有善于控制自己的美德，譬如说，临危不惧。”意味深长的是，中产家庭最爱读的书是查尔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从纽约飞渡大西洋，到达巴黎，成为当时的英雄人物，30年代时倾向纳粹。——译者】的《我辈》。
孩子们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罗·埃尔默·莫尔当时说的，有“内心的制衡”），总想有所作为，虽然大萧条时期情况不好，不可能有太远大的志向。1931年，《文摘》杂志调查了孩子们喜欢的职业：八岁的男孩希望长大以后到西部做牧牛骑士，当飞行员或者做军官；女孩希望当电影明星。到了18岁，男孩便希望当律师，电气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了；女孩想学速记，当秘书。到了青春时期，孩子们逐渐清醒起来了，可是这并不是有趣的事。多萝西·迪克斯这样解释青年的处境：“童年时代那么短，童年以后那一段生命又那么长。做母亲的最多只能让孩子们舒舒服服过几年，以后就得面对现实了。如果她不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坚强的人，却把他们弄得软弱无能，无法对付各种困难，那就要铸成大错。由于父母的错误，孩子们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价。”
孩子首先要学的是讲究仪容举止，因为这在将来找工作时大有用处。爸爸告诉他，“坐要坐得笔直”，“这里有一角五分钱，拿去理个发吧。”他心里想买的大概是“轻灵”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机，可是最先到手的却是一套价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哔叽服装，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条灯笼裤、外加一双两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开学日，就穿上这身服装。做母亲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个上士班长在举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阅兵礼之前逐个检查班里的士兵一样（不知怎么，孩子总是忘了带白手绢）。母亲想让孩子给新老师一个好印象，可是孩子却不懂得这个。
上学时，孩子带个“杰作”牌纸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画），在上面吃力地抄写作业，所用的是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式字体。课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学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学校里至少有一间课室的墙上有庞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毁。——译者】遗迹蚀刻画或者古罗马恺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说的，这些东西“表明学校的装饰对于儿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课本中有些课文，今天读起来倒挺有意思。少年时代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课本里读过这些话：
『法属印度支那的气候和居民的特性都类似暹罗。森林覆盖的山上盛产贵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则遍种稻谷。其他产品有蚕丝、棉花、茶叶和香料，还有绵延的地下煤层。』
公民课有个课本这样说：
『一个孩子如果不听话，一辈子都要吃亏。小时在家里不听话，长大后就不会遵守国家的法律，虽然他也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国政体的男女青年很快就会发现：在民主国家里，服从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国家一样，都是必要的。』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广泛采用的《美国史》（1930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话：
『奴隶：尽管黑人是奴隶，他们在种植园时代通常很快活。他们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喜欢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喜欢鲜艳的颜色，如果头上裹上了一块红色或黄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扬扬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的夸奖，对于仁慈的主人或监工总是忠心耿耿。他总是慢吞吞的，什么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动手。大多数种植园主认识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视奴隶，善待奴隶，奖励奴隶，这样就能博得他们的一片忠诚。』
但是脱离现实的作风还不限于此。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识到有个上帝，而上帝又有点像道学先生。当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评论厄尔·卡罗尔的《虚荣》，说是有伤风化。戏剧家卡罗尔也跟小说家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可恶，使《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简直无法容忍。卢斯说：“卡罗尔先生的滑稽对话几近诲淫，在剧坛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尔顿·伯利的表演，乱喊乱闹，粗俗之至。有的观众看见了就脸红，有的却哄堂大笑。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声调，谈论女演员们的屁股，对着扩音器大声说了不少下流话，似乎觉得这样才开心。”伯利特别高兴而《时代》周刊又特别生气的是，合唱队有些女演员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区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夜复一夜》塑造了玛夷·韦斯特和乔治·拉斐特两个人物形象。乔治在同一个朋友谈话时说：“上帝，多么漂亮的‘宝石’啊！”玛夷回答：“亲爱的，上帝与‘它’无关。”当时，所有那些独揽大权的人，包括威尔·霍·海斯，都在观望这种变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创作的音乐《四十二街》中，演唱这首音乐的合唱团的一个女孩说：“恐怕我要‘传播’。”第二位说：“在你左边的第一个‘门’。”前者又说：“不，在我的‘袜子里’。”这样无耻淫荡之事并不是比比皆是。对青少年来说，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话故事中的魔鬼和经常旷工的职员一样，每当新一年的第一天，他们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会故态复萌。在性报道的处理方面，几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脱。每个青春发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会导致性无能，就如俗话所说：“手掌上长出了头发。”
姑娘们也操心得很。她们怕在学校里被称为“骚货”、“破鞋”。由于青年人的社会主要是男系中心，她们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很少人请姑娘们去骑自行车兜圈子，跟她们交换钢弹珠或者橡胶糖画片，讨论克利夫兰市的全国航空比赛，玩“插小刀”、“占山头”、“夺大旗”、“抓逃学”（除非她们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顽皮的姑娘）等等游戏。有时，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谈一下，评论伊帕纳民间歌唱团、克利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两洋吉卜赛歌唱团的优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这个国庆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两英寸的天地响和“樱桃炮”把铁罐炸得飞上半空，姑娘们却多半只能在旁边瞧，炮声一响就吓得尖声叫喊。
到了夏天，中产人家要是担负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费用（这不算太多），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即使不为别的，只因每年小儿麻痹症流行，也得这样做。小儿麻痹症一来，人们就待在家里，不敢去看电影，不敢参加集会，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门。这样，城里许多中产阶级的儿童就在童子军夏令营或者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逐渐爱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围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懂得了，8月蝈蝈儿叫，再过六个星期就霜冻了。
有时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崭新的“雪佛兰”牌汽车（在底特律市的离岸价格是445元）旁边的脚踏板上，开车去“旅行”。所谓旅行是很冒险的，路上确有发生事故的可能。装在双座跑车或者轿车背后的备用轮胎往往要拿下来派用场。30年代的轮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车并不舒服，“路边旅馆”的饮食质量也靠不住。过夜是件麻烦事，因为房间难找。据美国汽车协会说，旅客通常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再花一个星期才能回到家里。看起来好像游览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一号公路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市和波士顿市的中心，到了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桥还在建造中）必须坐渡船过河，而在大萧条年代，缅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间多雪，两旁土又松，车一开快，就会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从东海岸驱车横过全国，惟一道路是沿着30号公路（林肯公路）进入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走。这两条公路都只有双排车道，有好几段只是泥路，没有铺柏油。66号公路爬过落基山脉，急转弯处坡度很陡。
如果这些听起来有点像是原始生活，那么我们还要补充几句。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当然，要有钱才行，但不必很多。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点，就能过今天无法得到的舒适生活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比现在安静得多。那时没有超音速喷气机的震耳噪音，没有风动碎石机、强冲力钻岩机、空气压缩机，也没有链锯；没有高保真度收音机、磁带录音机、录音扩放装置；没有125分贝晶体组，也很少铆钉枪。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也不那么多，联邦调查局只有三百多万个手指印；社会保险没有数字代号，全国没有划分邮区，自拨长途电话没有装上，也没有信用卡电脑储存银行。那时上大学相当容易，1932年只有3.5万人考大学。如果你想坐飞机的话，班机很少，但是对旅客们却招待得很殷勤，因为当时劳力过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护士执照的女服务员伺候得特别周到。
你完全用不着预先通知旅馆、高级餐馆、理发店或者医院给你留地方。谁也不担心污染问题，因为工厂烟囱根本不冒烟。家庭教师、理发师、女装裁缝、音乐教师，甚至内科医生都会一请就登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绝不随便跑出去喝咖啡。她们不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因为工作超时就提意见。“只要有人在工厂门口排长龙等活干，厂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这是塞缪尔·英萨尔的说法（他是会这样说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条原理说得含蓄些：经济越衰退，活儿就干得越出色。
除环境舒适外，用70年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美国不仅不用为国外的危机操心，而且就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外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但是谁有闲工夫去过问它呢？德国举行了总统竞选，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对于他们两人，美国人同样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士亲王跟一个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谈情说爱，不久前她入宫觐见过英王【后来辛普森夫人跟丈夫离婚，和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结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属再嫁人，为英皇室所不许，因此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退位。这件事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种种议论。——译者】，可是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嘛。西贡当时是那么远的地方，只能做好莱坞一部电影的背景，片名《红尘》，由克拉克·加布尔主演，是逃避现实的影片。中东地区比美国中西部地区还要平静。正如《时代》周刊4月4日所报道的：“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是只占居民16.9％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只是十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该地时，曾经给过犹太人代办处一些提出参考意见的权利罢了。”
尽管已经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许多日后被认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当时还没有出名。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在书报上出现，只不过因为他是一本反共小册子《在暴风雨中》的作者。（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约翰·多斯帕索斯、鲁滨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斯·M·巴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那些出生年月为众所周知的人——例如乔治·萧伯纳、拉迪亚德·吉卜龄、乔治·M·科汉，以及约翰·高尔斯华绥——人们是把他们当做前辈人物看待的。这在文娱界尤其如此，五个最卖座的电影明星是玛丽·德雷斯勒、珍妮特·盖纳、琼·克劳福德、查尔斯·法雷尔和格里塔·嘉宝。这时艾琳·邓恩刚刚上银幕；克劳黛·考白特（与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电影）也是初出茅庐。琴逑·罗杰斯只不过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团里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年以后才到好莱坞。四岁的雪莉·邓波儿刚在国内的标准银幕（高18英尺，宽24英尺）初露头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单盘胶卷短片，名叫《娃娃戏》。本尼·古德曼和汤米·多尔西同住在一个寓所，在纽约各剧场的乐队里工作，并在推销霍夫曼姜汁啤酒的广播节目里吹单簧管，表演许多新鲜手法。在得克萨斯州博芒特市，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个名叫劳伦斯·韦尔克的旅行乐团团长，问他说：“你不是要找一个喇叭手吗？”队长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韦尔克摇头说：“孩子，你吹得太响了，我们乐队不好用。”
回头看来，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奥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气球穿过了同温层，便在飞行日志里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的一切纪录！”那时人们无法知道，再过一些时候，这件事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威廉·毕比博士坐在潜水器里，在百慕大群岛附近海里下沉到2,200英尺，人们觉得他真了不起。他们谁会相信，30年后，海底观察员能够在同样的深度生活整整一个月呢？1932年美国海军举行演习，有一艘航空母舰在瓦胡岛的东北面从几艘担任警戒的驱逐舰旁边溜过去，拂晓时“袭击”珍珠港，“炸沉”了停泊在那里的好些军舰。那时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窥探，可是没有人注意；东京还有关于这次演习中“袭击得手”的长篇官方密报，可是也没有人知道。
最可惊的是，报纸读者竟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却无人懂得。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极大穿透力的冲击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破原子核被认为完全是理论性问题。人们觉得，用不带电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办不到的。拉瑟福德勋爵在一个会上说过，那些以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过是“白日做梦”。艾伯特·爱因斯坦那时正从德国逃出，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他也说，要放出原子能，是“异想天开”。铀只有惟一的一个用途值得一提，就是涂在时钟上，使数字夜里发光。钟表原来是用镭涂的，1932年改用铀了，因为新泽西州有个钟表厂发现涂镭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们查出，吸收了镭积聚在骨头里，就必死无疑，因此吓坏了。改用铀做涂料之后，钟表厂的人放心了。铀是那么保险，那么无害！谁都没想到它也会使人丧生，甚至没有想到它会使人得病。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4-25 09: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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