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No.467：撑起香港的那代人

源济

一辈子，几代人

撰文/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退休？我没想过，没有人雇我的时候就叫做退休吧！”每次说起退休这个话题，黄笑英婆婆总是这样轻松带过。眼下，她快86岁了。自25岁来港之后，她打工无数，最近一份工作是在香港机场做清洁工。而大约半年前，她的工作是帮一家火锅店派传单，每天在大街上足足站立5小时。

在香港，像黄笑英这样的高龄打工者并不罕见。保安、清洁、扫大街，在这些收入低廉、工作时间长的岗位上，很容易就到看到白头发的身影。没有全职工作的贫困老人也会常常捡纸皮和汽水罐来赚取微薄收入。与黄笑英婆婆相似，许多老人早年生于中国内地，历经战乱和社会动荡，辗转来港打拼，一辈子辛劳工作，但迈入老年，却发现社会保障和福利支援的缺乏。在这个强调自力更生的国际大都会里，体弱年迈的老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为了唤起香港政府和公众对贫困老人的关怀，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与摄影师林振东和五位香港记者合作，花三年多时间记录十八位香港基层老人的故事，最终集结成展览和新书《活着》。除了黄笑英婆婆外，《活着》还记录了扫大街的霍婆婆、做了十年大厦保安的林伯伯、四十年一直做补鞋匠的杨伯伯、一辈子在清贫和病患中互相扶持的吴氏夫妇等老人。

活到老，做到老，是个人的勤奋，也与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匮乏有关。1994年港英政府开始酝酿“老年退休金”，但直到今天，这种福利制度仍然未有定案。2000年年底政府开始推行“强制性公积金”制度，雇主及雇员双方共同供款成立基金，交由金融机构管理，但这种制度至今被社会诟病，认为在制度之下，金融机构成了最大赢家，此外，亦没有覆盖保障当下老人。目前，香港老人如果陷入经济困难，可以申请综合援助金（类似国内的救济金）又或长者生活津贴，但两者都需要审核收入和资产，也存在社会负面标签。一些老人即使面临困难，也不情愿申请援助。

话说回来，社会政策繁复而不易消化，《活着》不是硬邦邦地说道理，而是温和踏实地讲故事。相片是黑白胶卷拍的，不华丽，不漂亮，捕捉的是老人平淡的生活瞬间，文字缓慢讲述每一位老人的生平和当下生活。

“我尝试尽量用平等、含蓄、安静的视角，走近每一位长者的生活，展现其中的智慧，捕捉那些平凡而又充满力量的瞬间。这些生活的片段有时会让我想起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虽是两个国度、两个时空，但都关乎平凡人的生活。小津曾说：‘电影是以余味定输赢。’ 在我看来，人生也一样，这十八位长者的生活表面平凡，却也是充满浓烈余味的。”回顾自己的拍摄过程，林振东这么说。

如果靠得足够近，你会发现，在贫困而平凡的生活之下，每位老人都展现出让人动容的毅力与生命力。他们一辈子经历战乱、饥荒、迁徙、时局动荡，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随历史浪潮大起大落，甚至有老人说，他活了一辈子人，又好像做了几代人。生活不易，他们所求不多，只为最平凡却又富有生命力地——活着。

但愿这份活着的顽强，将会唤起人们心底的敬意与关怀。

【完】

源济

“写写自己的一生是我的梦想！”周汝良，七十三岁，一个人住在香港深水埗板间房，每天下午两点准时到公园里坐一坐。周汝良生于广东农村，因为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而逃港，抵达香港后第五天就开始到餐厅做洗碗工，一做便是十年，他的人生梦想是写部回忆录。





坐在闷热的后楼梯，八十岁的林锡齐抽着烟，往昔岁月像一幅幅生动的画面飘到眼前。当年年少轻狂，他加入黑社会，和兄弟一起抢占地盘，在黑道称霸一时；后来重返白道，他到洋行做买办，天天穿西装打领带讲英文。相比之下，做保安让他感觉有点“失了威风”。他说“我这一辈子好像活了几代人，所以我什么都不怕。”





“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郭矢贤，八十二岁，当年在大陆，他曾经历过文革动荡，五十岁时，他毅然来港打拼，退休后加入香港老人权益联盟，组织基层的长者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捍卫权益。





胡美玉，七十三岁，多年前丈夫中风，玉姐一直忙于探望长住老人院的丈夫，但这并没有没减少她多姿多采的生活。玉姐的性格像一个活力无限的年轻人，兴趣很多：唱粤曲、学羽扇舞、做义工、跟区议员参加内地短线旅游、甚至陪亲友去玩电子游戏。旁人觉得是“坚强”，其实她只是没有时间精神跟你伤春悲秋。





黄宝贞独居深水埗半个世纪，白天工作，晚上打麻将为乐。当年抗日战争，她与丈夫因逃难回乡而遇上，战争结束后，丈夫却病逝，但此后的裙下之臣，宝贞一个都看不上眼。八十八岁的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撑起香港半边天的工厂妹，炒过不少老板鱿鱼。





霍美崧，六十四岁，她前半生是大陆的共产党员，下半生则是香港人见人赞的“扫街一姐”，失婚但快乐的好妈妈、好奶奶，霍美崧生性乐观，患上右边膝盖关节劳损的“职业病”，她却说：“我很喜欢扫大街！”





李月仁，七十八岁，出生在广东湛江的贫穷农村。解放后，李伯从师范学校毕业便到农村小学教书，可是文人和农民一样穷困。来到香港后，他每天要打三份工，但李伯从无怨言。六十岁的李伯已经到退休年龄，雇主都嫌他老了，他说：“我有手有脚有力气，还可以干下去。”





“年纪这么大，老板愿意雇我已经算照顾我啦！”黄笑英，八十五岁，近七十年的打工生涯，除了做保母，还当过酒店清洁工、小贩等。





“男人靠不住，女人也靠不住，只有自己最可靠。”黎娟，九十八岁，年轻时深得老板欢心，七十年代凭着当佣人的收入，在深水埗唐楼买下了一个单位。她最喜欢织毛衣，爱试穿自己亲手织的披肩给朋友看，对自己亲身成就的事物，黎娟有一种傲气。

源济

林伟球，六十四岁，大半生在家乡种田，养育儿子成材是他毕生目标，可是，从大陆抵港当天，他心中的团圆梦就消散了。一同过来的妻子把他留在阁仔，自己带着儿子走了。林伟球来到香港后就一直当清洁工，每天呆在挤满垃圾车但通风欠佳的垃圾房。





马文健，八十一岁，十五岁从台山来香港，一生从事建筑行业，为香港盖起大楼无数。退休后生活穷困，经济所迫，他与太太有时会悄悄去捡纸皮和汽水罐，为自己挣取微薄收入。





“没见识的人会死，有见识的人也会死，当然要趁还活着多见识一下世界。”李扬，八十二岁，年轻时跑船二十多年，心口总写着个“勇”字、他乐观豁达，就连现在回收报纸，他也信心满满，抬起头、挺直腰，从不自卑。





“没人跟你说话，好像一个孤独老人。”林殿，七十六岁，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年轻时他是生意人，生活阔绰，但后来家人染上恶习，连他毕生存下的四十万退休金也化为乌有，孤身流落街头。如今，林殿过着平淡日子，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当志愿者，每星期到深山里帮忙维修三座教堂。





“卖出东西就是神迹咯！”刘转，七十七岁，玉石市场天光墟的霸气档主，一高兴便唱红歌，满口《毛语录》。可是在她心中，毛主席早就已经不再是神，她现在信仰的，是自己的一双手。





吴兆荣，八十八岁，和太太结婚至今五十多年。步入老年，两人先后患病，先是吴兆荣患上心脏病，后来太太中风，半身瘫痪，吴一人背起家庭的重担，每天买菜、煮饭、洗衣、搞卫生，帮太太按摩，陪太太到公园锻炼走路。“两公婆，怎么可以说无事就爱，有事就不爱？”





“在这里敲着敲着，转眼间就几十年啦。幸好生了个女儿，总算有个交代。”杨权的补鞋摊在一条仅有一米多宽的小巷子里。杨权今年八十岁，在深水埗生活了四十多年，有时他会自嘲，说自己一件事做了几十年，都是因为“好笨，不够精明”。





“人生就是要跌跌碰碰，总不能只怀缅以前风光。”麦国汉，六十八岁，六十年代曾被选中为香港足球队甲组成员，还曾做无线电视的场务，参与制作《欢乐今宵》，他当过大屿山巴士司机，现住自己6平米不到的“棺材房”里。





“政府看不起我们，当我们是废物。你要站出来争取，他们才会看你两眼。”梁惠珍，七十九岁，她经常走到街头，向政府争取各种老人权益。其实如果靠得足够近，你会发现，在贫困而平凡的生活之下，每位老人一辈子经历战乱、饥荒、迁徙、时局动荡，他们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却展现出让人动容的毅力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