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得势时傲上慢下埋悲剧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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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在中国政坛上消 失了。诸多记述彭德怀最后岁月的著作，很多情节让人动容。文革初，彭德怀遭受批斗，中共开国中将王紫峰竟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彭德怀的头 上……1967年9月1日，北京卫戍区召开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谭政，大会开始前，当彭德怀被押至休息室时，李钟奇少将上前厉声喝问：“彭德怀！还认 得我吗？”未等彭德怀回答，李钟奇就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并说“你也有今天！我就是受你迫害过的李钟奇！”“你怎么打人？”彭德怀斥问。“就是打你这个反 革命老混蛋！”李钟奇又打了彭德怀一个耳光。

林彪曾庐山会议后批判彭的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说：“这 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 傲上慢下。”这段话概括了彭德怀的刚烈性格。作家胡驰鹏在个人博客中撰文《叫人如何说恩仇？》指出，历史证明彭德怀是英雄，是好人，但彭的话也不可全信。 彭在得势时，对上级不买账，对同僚和下级都很凶。林彪曾给他四个字“傲上慢下”，可谓确评。

1958年8月，中共领导人接见国防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前排左起：林伯渠、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

李钟奇中将（作者原文如此，应为少将——编者注）殴打彭德怀是事出有因。他在1958年彭所领导的军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吃了不少苦头，被降级降职，文革中，他终于找到了机会报仇。

王紫峰中将则是因为在“抗美援朝”期间，由于部队行动迟缓延误战机而遭到彭的严厉斥责。彭德怀当时就认出了这个王紫峰，骂道：

“我认得你，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是差点没有枪毙你，我当年应该毙了你！”

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纠结，有 的有是非对错之分，有的也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在政治运动中所产生的“纠结”就不能轻飘飘地说是“纠结”，或是“梁子”了，那关系到身家性命，甚至子孙后 代，所以只能说是“恩仇”，不是“快意江湖恩仇”，而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恩仇”，很少有人能潇洒得起来。

建国后的无数的政治运动在无数人与人之间播下了无数的恩仇。“仇恨在心要发芽”，下一次运动一来就发芽了。即使下一次不发芽，只要政治运动不死绝，也总有一天要发芽的。

也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由老人家直接发动的，也有许多 是单位的、部门的、地方的运动。当年彭德怀在军内大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当然先是有老人家的先导因素在内，他要彭德怀注意苏联发生的朱可夫事件，彭德怀会错 了表情，发动了军内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彭在运动中的主导与原创的成分也很不小。

李钟奇在那次运动中挨处分、降级，也肯定是蒙冤受屈 了。除了李外，遭受打击迫害的也数以千计，军队高层中如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萧克上将、李达上将、郭天民上将等。特别一提的是蔡铁根大校，他才是挨整最 惨的，李钟奇远不是最惨的。但李中将在文革中受到重用，而其它的人几乎都没有当过文革积极分子。

王紫峰这件事就更难说得清了。也许他真是一个逃兵、一个怕死鬼，也许他并不是，而是彭总误会了，或是苛厉了，彭总犯了官僚主义了。这件事我们说不清，但总有人说得清。

历史证明彭德怀是英雄，是好人，但彭的话也不可全信。彭在得势时，对上级不买账，对同僚和下级都很凶。林彪曾给他四个字“傲上慢下”，可谓确评。

当年的三国英豪中，关公傲上却不慢下；张飞慢下却不傲 上。关公傲上，不听诸葛亮的教悔，结果败走麦城，被孙权割了脑袋；张飞慢下，随意鞭打士卒，结果被部将割了脑袋。这两个三国最最有名的名将的结局都是由于 他们自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你说你彭老总啊既傲上，又慢下，为将的两个致命缺点都占全了，能有好下场吗？

文革给无数“挟仇寻衅”的人创造了一个寻衅闹事、挟嫌报仇的机会。所谓“动员群众”，一部分“群众”就是这样被动员起来的。其实也不用动员，他们自己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文革才热闹、才诡异、才好看，才无道理，所以才是“浩劫”，才是“绞肉机”。

在李中将与王中将看来，当年挨批评时不是不报，是时候不到；今日不报，更待何时。于是他们就大打出手了。

许光达至所以被整得最惨，也是因为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都 曾经是他的手下，又都挨过他的批。专案组组长，就是装甲兵保卫部的一位副部长，往日没少挨批。在审讯时捏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专案组那个姓都的， 姓党的，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边打边骂：“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

也不知道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是非恩怨了。都、党二人轮番作战，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他们享受了“报仇雪恨”的快感，而且得到了对敌斗争坚决的赞誉，后来还都升了官。

所以有人分析，文革是官民矛盾的暴发，毛泽东是站在小官、小民的立场上带领他们去发动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

老实说，这样说法等同于放屁。

当年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知道什么是官僚主义吗，他们知道蒋南翔、刘冰、艾知生------有多少官僚主义吗？可是他们一轰而起。

李钟奇、王紫峰、姓都的，姓党的，都不是小官，都是大官，但是他们比起彭德怀、许光达来当然是小官，他们可能知道彭、许有官僚主义，可是他们反对的也并不是彭、许的官僚主义，他们是奔着报仇雪恨去的。

于是真诚纯洁且幼稚天真的大学生与中学生，与姓李的姓王的姓都的姓党的，都一起被利用了，一齐起来紧跟伟大领袖搞文化大革命了。
这里能有什么“反对官僚主义”的合理内核？你根本就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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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根黄瓜”事件

    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一期会议简报刊登出某军长揭发的“20根黄瓜”事件，成了攻击彭德怀“伪装朴素”的炮弹。

    这位某军长是开国少将唐金龙。

    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在一期会议简报上，登出了唐金龙揭发的“20根黄瓜”事件，成了攻击彭德怀“伪装朴素”的唯一炮弹。唐金龙在揭发中说：此事有人证，当时经办者是西北野战军四科科长高克恭。高克恭恰好是这次会议的工作人员，他看到简报后大骂起来：“你唐金龙知道个屁！你唐金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王政柱都可证！”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7年夏，西北野战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王政柱副参谋长找高克恭，要他把会议的伙食搞得好一些，同时提醒高克恭不要搞得过分了，不然彭德怀那里谁也过不了关。第二天高克恭带炊事员去买菜，买了20根黄瓜，每根黄瓜花了两千边币。彭德怀知道后，十分生气，主动在大会上替高克恭作了检讨。

    唐金龙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揭发”举动使许多人心里很反感，认为他是急于表现争功、故意歪曲事实。称之为“没事找事，不过比里通外国要轻的多了”。

    唐金龙自己也是个悲剧人物。1965年升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文革”初期，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老总，准备把老部下唐金龙调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但贺随后被打倒，老首长的关照使唐金龙遭受牵连迫害。他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怎么也想不通。

    1967年1月21日，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唐金龙在军区大院开枪自杀身亡。而几乎与此同时，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则在军区招待所服过量安眠药自杀。

    他们是“文革”开始后首批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的开国将军。


二、反教条主义的“后遗症”

    彭德怀被旧部殴打的例子，经常被用来说明彭的人缘很差。

    “打倒”并“脚踏”彭德怀的是开国少将李钟奇。文革期间在北京卫戍区小礼堂批斗彭德怀。大会休息时，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的李钟奇冲进关押彭德怀的小休息室，恶狠狠地将彭一拳打倒在地，而且真的踏上了一只脚，并且还叫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参加批斗大会的都是部队高级干部，没有地方人员，也没有红卫兵在场。

    打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李钟奇在1958年军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吃了不少苦头，从训总一个二级部副部长，被降级降职为军副参谋长。由于“错误处分”的反差太大，李无法接受，一到文革时便以这种方式还以颜色、冤冤相报。

    李打彭一事，各种议论都有，倒是一直没有人对李打彭一事进行谩骂。

    有人同情，认为李是含冤而泄愤，因为当时训练总监部一班人确实被整得一塌糊涂。

    有人特别分析了彭德怀的性格。认为在部队里部下对老上级，尤其是有过人之处的老上级的感情一般都很深厚，爱戴有加。发生部下打上级的，在文革也是很少见。而彭德怀对手下的人不够义气，罚多赏少，部下有事需要他力挺的时候不出面，使人部下寒心；而且部下升职的少，不动的多。相反地，林彪则不拘一格，有功必赏，小过忽略。他们相信即使林彪当年没跑成回来挨批斗，也绝不会发生林的部下抽他的事。其他元帅也是如此，唯独彭有此可能。为何？彭对人太苛刻。

    也有人批评李，认为彭总为人刚正，肯定会得罪一些小人，加上他又是个“铁肩担道义，只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汉子，得罪了“红太阳”，难免会给这些小人报复的机会，正所谓虎落平阳被*欺。

    事发不久，李钟奇受到刚到任的卫戍区吴忠司令员的严厉批评。吴忠说，“彭德怀再犯错误，他也我党我军的杰出领导之一。党有政策的，不许这种行为！！！你身为一个高级干部，不丢脸吗？卫戍区是党的部队，不是哪家开的！！！”。李怀恨在心。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李到处讲吴如何镇压群众。中央在审查卫戍区及吴忠“文革”期间表现时，李又跳出来……

    不过，李钟奇1988年还是获得了红星功勋荣誉章。几年前将军逝世的时候，中央还是给了他一定的评价。这也是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看问题，他的功绩和贡献应予客观肯定，不能一笔抹杀的。

三、“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结怨

    在李钟奇殴打彭德怀的同一次批斗会，还有一位开国中将也动手殴打了彭德怀，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德怀的头上。这是当时的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事情起因据说是在“抗美援朝”期间，王紫峰所在部队由于行动迟缓延误战机而遭到彭德怀的严厉斥责，由此结下了“梁子”。

    王紫峰1949年任第二十兵团第66军政委。1950年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6军政委。入朝后，第66军在行军间与美24师、英27旅遭遇，苦战3天，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因敌军突然撤退，66军失去歼敌机会。

    第66军军长萧新槐和政委王紫峰作了检讨。认为：初战未打好，主要是全军上下思想上无充分准备，一些干部战士存在着“怕飞机”、“怕坦克”、“怕炮火”的“三怕”思想；再加上长途行军供应困难，部队情绪不稳定。在执行战斗任务中，侦察不力，判断情况不够准确，使用兵力不当，部队穿插迂回不力，行动缓慢，未能抓住战机，但也给美军一定打击。

    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严厉批评了第66军。责成第66军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少数干部行动迟缓，犹豫畏缩，指挥位置靠后，怕死、怕苦，指挥不力，执行命令不果断坚决的问题，严肃处理了26名干部，对情节较严重的给予了纪律处分。王紫峰说：我本人生来就不会打仗，只是仗打多了，在实践中探索，积累的经验多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会了打仗。对于那些给予处分或提出批评的同志，我们的各级干部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千万不要歧视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在战争中锻炼，在战争中学会打仗。

    第二次战役，66军第196师在开进途中与敌遭遇，该师迅速占领制高点，控制道路，歼敌一部。第198师一个团抢夺大宁江桥，歼敌一部。第197师一个团迂回断敌后路，由于侦察不细，判断失误，使用兵力过少，担任正面攻击的一个团采取平推战术，未能抓住战机，使敌迅速撤回。王紫峰认为66军在第二次战役中虽然完成了任务，但离要求还差很远，采用平推正抗的战法，忘记了我军迂回包抄，猛插两翼，侧击敌人的传统战法。部队还存在急躁、恐美、怕死、怕苦的思想。王紫峰在66军继续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第三次战役，第66军首先突破叁八线，攻占华岳山，瓦解了敌中线防御体系。66军攻占春川、洪川，直出横城、原州，进抵三七线附近，激战5昼夜，歼敌3205人。

    1951年2月，第66军参加横城反击战，担任防御任务，毙伤俘敌5062名。第66军入朝作战近半年，歼敌15328人，战绩辉煌。彭德怀说，第66军一次比一次打得有进步，越战越强。1951年4月，第66军回国，王紫峰获授朝鲜二级国旗勋章。

四、前后左右摇摆的上将

    彭德怀的一位老部下，庐山开会前私下对彭说“你是对的，说出的都是我的看法”。然后又问主席对此是怎么看的，当得知主席的态度后又说“那我们要保存有生力量了”。到了开会时候，贺龙、罗瑞卿、萧华等人批得狠，这位将军就在一旁作证。因为是彭德怀最亲信的人，在训练总监部挨整时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彭总”的理由而躲过一劫，所以此人最伤他的心！

    张宗逊很有意思，思想很前卫，调子也拔得高。在训总时曾经说学苏联“要坚持不走样地学”，后来听到老人家持反对意见又马上转向，批起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来。这下可惹恼了训总的头头，遭到四级会的批判。主席知道后，说了句“萧克在历史上一贯不老实”，继而黄克诚在彭德怀授意下展开对萧克的批判。训总不久被撤，一班人大都被整得很惨，只有该上将直升副总参谋长。有人说这位上将就是彭总安插在训总的钉子。

    因为批彭积极，张的副总长没有被拿掉。到了1962年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时候，张宗逊想讨好贺龙而找了老关系，不过又是押错了宝。文革开始后被当作罗瑞卿分子被挤到一边，连九大代表都没捞上，1971年被贬到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员。据说主席曾经问起过他的事，但没有下文。

    林彪爆炸后，一批被打倒的老将重新出山，张宗逊于1973年当上总后勤部部长。也许是喜欢投机的风标鸡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他与陈士榘一样给“四人帮”写了效忠信，成了丢人现眼永远抹不去的污点。1978年退休安享晚年，1988年授勋只给了个二级红星，据传他坚拒不受。

    值得赞许的是老将军亲手把儿子送上了对越战场老山前线，使小张的军事天赋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小张虽然年轻时有些巴顿性格的不足，但确是一员悍将良将，作战训练样样在行，而且作风踏实、关爱部下，职务也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而今的大区副司令员位置上。

    张宗逊虽然未能生荣，却享极死哀。1998年以91岁高龄逝世后，江总书记也送了花圈，并对其功绩和贡献作了比较高的评价，总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