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认为是离诺贝尔经济奖最近的华人 曾被通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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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认为是离诺贝尔经济奖最近的华人 曾被通缉

文章来源: 凤凰卫视
于 2014-07-07 10:39:29

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

　

　核心提示：2002和2003年，布坎南先后两次提名杨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杨小凯由此被认为是华人世界中，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接近的人。

　　凤凰卫视7月5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郑浩：2014年7月7日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离世10周年，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然而杨曦光和杨小凯分别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1978年以前杨曦光这个名字伴随着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在中国文革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1978年后，从监狱出来的杨曦光样自己的名字埋葬，正式起用乳名杨小凯，之后杨小凯这个名字逐步出现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并最终成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开创者。

　　解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7岁的杨小凯在湖南长沙一中高中部读书，父亲杨第甫，官至湖南省政协主席，母亲陈素，曾担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后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文革”爆发后，杨第甫和陈素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出于这个原因杨小凯受到红卫兵歧视，他反对“血统论”，加入本校造反派组织，热情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

　　吴映衡（杨小凯长沙一中同学）：因为正好那时候1965年有一个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不是你看就是说小的打倒老的，里面有这个内容，是毛泽东跟毛远新游泳的时候讲的，正好在内部，这本资料流传出来了，他也有一份，他跟我一起研究，就是这篇文章，上面讲的一句，就是陈正日的话，要防止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特权阶层，毛泽东有这句话，他就记得这个特权阶层，他认为毛主席就是为了打倒这个特权阶层，所以他就积极参加。

　　杨晖（杨小凯妹妹）：哎呦，那种情况真是太狂热了，因为我们父母亲都是搞革命打仗出来的，我们觉得我们再也赶不上那种以前的那种解放战争那样的战争年代，我们不可能有英雄用武之地了，有这种想法，但是文化革命我们觉得好像就那种十月革命那种，那样的那种大辩论，就真的就像好像俄国革命一样的，我们都是这种感觉，够觉得我们终于赶上了一场大革命。

　　解说：杨小凯每天住在学校里，他写标语，贴大字报，偶尔以自由派身份看看学校老师的批斗会，但从未打骂过老师，对于其他同学批斗老师的行为，他觉得有些过了头，似乎偏离了他理解中的文化大革命。

　　杨晖：他看过批斗老师他觉得太，他不接受，他就他当时跟我说的，就是以后跟我说，他说那种保皇派对那些走资派批斗，和对老师的批斗都太狠了，太下手了。

　　解说：杨小凯后来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他回到家，征得父亲同意，独自带着两个妹妹坐火车到北京串联，在金水桥前见到了毛主席。

　　杨晖：我们到北京正好赶上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三个人是在天安门的金水桥下坐在那儿，还挺近的，那一次是敞篷车，毛主席坐敞篷车从我们跟前过，反正我们都挥手了，也拼命往前挤了，当时挤的我都看不见他人在哪儿了，他应该是比我冲的到前面去了，我都基本上在隔的三四层人墙，在那后面，我个子还比较瘦小，我挤不过去，他应该冲到前面去了，他当时我记得当时车子过来以后，他回过头来问我，他说你看见了吗？我说我看见了，他说我看得很清楚，他说他冲到最前面了。

　　解说：从1966年开始，长沙先后成立保守派，新保守派，湘江风雷正统派，极左派等六大派别二十多个群众组织，造成六六惨案等一系列流血事件。周恩来和戚本禹曾不止一次接见湖南造反派调解矛盾，杨小凯原本属于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他说自己在文革中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

　　吴映衡：当时只讲了一个，这个文章后来被他们收去了，就是这一个《反杜林论》，一个大本子，杨曦光自己在那个边边上批了一句话，此法好像是与现实有所不同。

　　解说：为了对中国社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杨小凯连续做了农民调查，知识青年调查，以及共产主义小组调查，文革期间，长沙原本被下放的一万五千名知识青年回到城市闹革命，他们打出反歧视，反迫害的口号，举行各种活动。

　　吴映衡：特别女孩子在冬天，因为卫生纸什么都没有，茅厕纸都是随便搞一点，乡里面当时很穷，就是上厕所什么的都没有纸，就是那个棉片，或者一些树叶子，就这样搞，当时她们特别女孩子她们呢还受到那些当地的小小的官，大队长啊，书记啊之类他们欺负，所以说很多事儿，所以我们调查以后呢杨曦光就感觉到很气愤，所以他就要写知青运动报告。

　　解说：1967年下半年，杨小凯开始进行知青调查，他每天早上背着军绿色的书包到知青家里或者组织里与人们交谈，在本子上做记录获得一手资料，最终写成6000多字的《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传播广泛。后来他又找到刚从乡下回到长沙的同学吴映衡，说要到农村做农民调查，经过一番准备，1967年12月21号两人出发了。

　　吴映衡：他带了三百块钱，当时三百块钱是个天数的，是很多的，当时三百块钱，当时大概是五十斤，还是几斤粮票，全国通用粮票放身上，这他都告诉我听到，给我看了，我们就骑着几部单车就出发了。

　　解说：到达湘乡县城的山枣镇时已经天黑，他们借宿在了吴映衡的堂姐家，最初吴映衡有些忌惮，怕姐夫的地主成分会牵连到自己，可杨小凯一点不在乎，说地主家更好，有利于他了解情况。在吴映衡姐夫家，杨小凯了解到了农村干部的作风，口粮分配不公正，地富子女待遇低下等情况，他兴致勃勃地把这些写进日记，第二天一大早两人又到吴映衡一位富农成分的叔叔家了解情况，包括粮食亩产量上交多少，爱国粮多少等问题，杨小凯都详细询问，下午他们把自行车搁下，步行到吴映衡贫农成分的外婆家做访问，期间要经过一个六、七十米宽的渡口，杨小凯决定蹚水过河。

　　吴映衡：当时我呢正好是好像是1966年的9月在北京的时候呢，被汽车轧在腿上，我脚很痛，痛但是我说我浸不得冷水，因为我一浸水我脚就会那个就受不了，那他说那我背你过河，马上就要背，我说那不好背吧，我100多斤，我130斤那时候130斤，那背不起，那哪儿能背，他说没关系的。

　　解说：吴映衡的外公是个本分的农民，他十几岁从军，四处闯荡，后来以连部军需官的身份逃的回来，他对杨小凯讲到1959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三年困难时期，湘乡饿死数万人的情况，这些给杨小凯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中国社会的窗口。杨小凯在村子里走访，无论男女老少他都详细询问，为了让调查更加完整规范，杨小凯特意让吴映衡发动村里生产队长，组织二十几位农民参加座谈会。

　　吴映衡：一个座谈会大概开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杨曦光的他的本子都记磨了，记了很多，记满了他很高兴，算着费用他就整的，他说一亩田只收一块钱的租，他说在国民党蒋介石手下，我是我不相信，杨曦光相信，当时他就对这一点他很感兴趣，他就反复问他怎么收，他说大概收成大概是一年，你假如说一百斤，要交四十斤，基本上是共产党当时政策这样的，这个证明是后来我在下放以后，因为我在队上都知道，我收粮过，每年都收粮过去，大概是40%的收税，那是很重的还是。

　　解说：这次调查共持续5天，杨小凯了解了农民地主、富农、贫农等不同人员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对农村政策的态度与反映，临走时杨小凯特意偷偷给吴映衡的外公留下10块钱和5斤粮票。1967年12月26日，杨小凯和吴映衡回到长沙。

　　杨晖：这是当年应该是就是他自己写的，说这篇文章是我自己写的，这是他反复修改，最后成文，然后其实他最后的这个文章，最后的落款是毛泽东主义万岁。

　　解说：1967年杨小凯结束农村调查回到长沙，他没有参与外面热闹嘈杂的文攻武斗，开始专心写作这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白天他躲进学校小礼堂后的一个房间里，晚上他躲在被窝里写作，一个星期后，《中国向何处去》完成了。

　　吴映衡：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到底向哪儿发展，他也没讲清楚，到底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样，怎么走，他都没讲清楚，现在不好走，当时他也不可能给我结论，也不可能想到以后变成这个样子是吧，当时就说两条腿走路，一个走资本主义，一个走社会主义，当时谁搞谁胜，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都搞不清楚。

　　解说：结尾处杨小凯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而是署上了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的签名。

　　吴映衡：第一个他还是有点心还是有点那个，怕人家抓人，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说他写一兵的话，一个小兵啊，红卫兵一个兵，他说他是藐视社会，他为什么藐视社会？他说关于国家的建设普通的一兵就能够了解这些情况，他是这样讲的，他对他们好像不屑一顾一样。

　　解说：之后杨小凯将文章拿去刻印，送给相熟的同学朋友，这篇文章到底想表达什么？杨小凯自己说过，那个时期的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需要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主要观点。

　　杨晖：我就觉得我当时不是很理解他，我觉得他那文章写得太过了，所以我跑到，费了好大劲跑到一中去找到了他，就跟他辩论，我肯定辩论不过他，他头头是道的，反正他就说我散布灰色论调，我就觉得他那个思想还是太激进了。

　　解说：从此以后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成为长沙文革历史上的标志性文章，一大批青年学生受到杨小凯启发，开始以理性眼光重新思考文革，但18岁的杨小凯也因为这篇文章付出沉重代价，1968年2月，杨小凯被捕，入狱十年。

　　杨晖：这是中央文革批示的就是关于对杨曦光写的这篇文章的一个批件，是中央文革的当时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都圈阅了的，他其中的批示就是这其中一定有反革命分子，要希望彻查。

　　解说：1968年1月25日，杨小凯从乡下回到长沙，一进入市区就听到高音喇叭，用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时不时传出“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的口号。杨小凯觉得事情不妙，他不敢再往城里走，而是找到一所大学，约同学见面，此时长沙已经全城通缉杨小凯，事情源于那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在小范围传播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传到相关部门手中，引起康生等人注意。

　　杨晖：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人接见湖南省的代表，做了一个2月4号的批示就说省无联是反对的组织，然后那个《中国向何处去》这文章是毒草，是反文革的，而且康生还说了一句，就这样的文章不是一个，因为我哥哥那时是高一的学生嘛，才18岁嘛，所以就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写出来的，一定有黑手，就意思说他后面一定有指使者。

　　解说：身为“修正主义分子”的杨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母亲陈素被认为是最大的“幕后黑手”，实际上文革开始后，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杨小凯的父母对儿子一直非常担心，杨小凯看上去文弱、少言，从小就和别的干部子弟不一样，他敢想敢干，固执己见，幼年时经常把家里的钱或者食物拿出去送给那些从农村来的穷苦孩子，杨小凯曾经跟着母亲到湘潭锰矿体验生活，荷荷工人同吃同住，丝毫没有干部子弟的骄奢与浮夸。文革开始后，杨小凯很少回家，到处调查，父亲杨第甫和母亲陈素都曾三番五次到学校找到杨小凯，与他谈心，告诉儿子事情很复杂，凡事不要太激进，可杨小凯并不以为然。

　　杨晖：我妈妈给我的意见就是你们还太年轻，就是对这些社会上的事情还是太不了解，她就这么跟我说的，她说然后她就是要我劝我哥哥不要太冲了，就是不要再，因为她听我说，说他在红卫兵组织里面是一个思想家样的了，她说不要太当头，就是不要冲在前面了，她有这种担心。

　　解说：在抓捕风声传出后，杨小凯开始在长沙四处躲藏，后来又到宁县乡下调查，但杨小凯的母亲陈素有些支撑不住了，1968年1月23日，陈素自杀了。

　　杨晖：我妈妈去世的那天我进机关，看到的最醒目的一进大门最醒目的一条大标语就是揪出省无联的黑手陈素，很粗很大的贴在那个花园的一进门那里，我觉得这个是对她一个很大的刺激。

　　解说：陈素早年参加革命，曾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抗战时转战东北，建国后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由于性情温和，陈素平日在单位一直与同事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尽管是走资派，被隔离居住，但依然可以在单位自由活动，陈素自杀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儿子杨小凯黑暗的前途感到绝望。

　　杨晖：去我妈妈那个住的地方去看了，然后在我妈妈住的地方发现一个本子，一个小笔记本，就是写的我们四姐妹的名字，然后就说要我大哥、大嫂就是等于是好好的做人，然后要我们三个人也是要去当个就去老老实实当个好工人，好农民，就是平平静静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解说：这一切在外躲藏的杨小凯都不知情，杨小凯的同学给他带来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和一副平光眼镜，告诉了他母亲自杀的消息，此后杨小凯开始了隐蔽的生活，他白天躲在房间看书，晚上戴起口罩和眼镜穿着皮大衣，拿着手电筒出来看大字报，就这样东躲西藏地过了一个月。

　　吴映衡：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情况不好，我是不是也想办法躲一下，躲出去，他说我这次如果被抓，至少判十年刑，十年以后还是个艰难的日子，十年很艰难，他说十年以后干什么了？他说那你搞不清形势，他说我逃走，我是要逃，我不能让他们抓，抓到就有危险了。

　　解说：按照杨小凯的估计，半年后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他就不用再受到如此通缉，他决定离开湖南，杨小凯托同学找到妹妹杨晖，让她帮忙准备一些钱，另外还要一张母亲的照片。1968年1月底，杨小凯去了武汉，但就是在这里由于同学告密杨小凯被捕，1969年10月，杨小凯被正式逮捕，后来被定性为反革命，这一年他20岁。

　　杨晖：我学会了一口江湖黑话，知道粮子是指当兵的，小叶子是指粮票，大叶子是指钞票，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我能赤身裸体在雪地里洗澡，并呆足够长的时间，对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负责给全组的犯人打饭，打开水，否则我就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这种赌我总是赢，老友们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时就养成了冬泳的习惯，凭着这点故意装出来的放荡不羁，我赢得了年轻老友的好感。

　　解说：由于人们都知道《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是杨曦光，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太多麻烦，1985年他决定恢复使用他的乳名杨小凯，此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杨小凯详细回忆了自己在建新农场的经历，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1970年1月，杨小凯被送往岳阳建新农场，此时他与家人失去联系近三年，在杨小凯被捕后，父亲被单位看管失去自由，大妹妹杨晖到农村下放，小妹妹被送到姑妈家寄养，一个家庭就此分裂，1970年中，杨晖辗转接到哥哥来信询问家里情况，并希望家人不要与他断绝了关系，杨晖立即决定春节去农场看望哥哥。

　　杨晖：一个是很瘦，再一个就是脸色很惨白，然后穿的衣服很不好，一根那个草绳子系在腰间，一看就给你感觉就很难受，其实他那天晚上来见我还算是换了一件比较正规的衣服。

　　卢国安（杨小凯新建农场狱友）：穿呢一件棉袄穿三年，冬天一套长的，热天一套短的，没有领子，背上就是两个字，裤脚上面头巾这里，劳改，背心也是劳改，头发就是光头。

　　解说：在农场，杨小凯和其他15位犯人一起居住在大通铺上，当人们听说他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时，都敬佩不已，他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出工，种地、除草、喷农药、做泥瓦工、修猪圈、做基建，天黑后才回到监房，晚上收工后还要读报、谈学习体会、开批斗会。杨小凯利用读报看书写心得的机会学习，或者等狱友们都睡下了，他偷偷学习。

　　卢国安：那他真的是蚊子、蚂蝗叮着，我们插秧有蚂蝗，蚂蝗叮在脚上叮得血直流，他一边做事一边想事。看到杨曦光那脚上的蚂蝗，他真的掏出本子来马上就做记录，那是确确实实的。

　　解说：杨小凯在狱中偷偷学习英语口语，他让妹妹带来中英文对照版的《毛主席语录》，又自学高等数学，读《资本论》，试图用高等数学重新分析劳动价值论。

　　卢国安：因为他不是学的别的东西，学的是数学，数学本身就没什么反革命数学或者共产党数学，没有，他学的英语是，《北京周报》是官方报纸，但是有人监视他，有人监视，有很多人监视。

　　解说：一次杨晖去看望哥哥，离开时，一位狱友偷偷塞给她一包东西，回到家，杨晖发现包里全是哥哥写的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看法。

　　杨晖：我就觉得他，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说他这个真的是本性难移呀，对政治这么关注，对国情这么关注，又会引祸，我当时就这种想法，所以我就很隐讳的就说，你不要再关心这些事情了，你就好好改造，能够争取早一点出来回来，我大概就这么写了一封信去了。他又很生气，他说你老是，他说了一句，他说管教干部教育我我是没感觉的，但是你教育我，我很伤心。

　　解说：1976年，文革结束，两年后杨小凯被释放，这一年他30岁，距离1968年武汉被抓，他整整度过10年牢狱时光。

　　1983年，杨小凯获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推荐，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从农场出来的他努力找工作，试图参加高考，还准备报考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但都无法通过政审，后来时任武大学校长的刘道玉怜惜杨小凯的才华，破格吸收他到武大任助教。

　　刘道玉（原武汉大学校长）：1981年5月，正好湖南省4召开全省的招生工作会议，毛致用从湘潭回长沙，专程到湘江宾馆看望我，这个时候我就借机向毛致用书记汇报了，我是毛书记，我看重了你湖南一个人才，我想调动，他说谁？我说杨小凯，他说你说的是他，我知道，我知道。他受了委屈，坐了十年牢，我说我们准备考察，这是个人才，我们新建立经济管理系，要他调去当教师。

　　解说：在领导的关注下，杨小凯得以平反，和妻子一同调入武汉大学讲授经济学。

　　汤敏（国务院参事经济学家）：包括杨小凯在武大教书的时候，也是有些争论的，因为他讲的这套是西方经济学为背景的，数理经济学为背景的这套理论，而长期以来，咱们在经济学理论以后都是讲马克思，或者讲一些西方经济学，那都是作为批判地，所以我们这个上的课，其中有一个就叫西方经济学批判。

　　解说：杨小凯不顾压力，在武大经济学习系开设两门课程，一门是《数理经济学》，另一门是《经济控制论》。

　　汤敏：那么过去像武汉大学，我估计在全国其他的学校一样，谈经济学一般都是一种文字上的表达，很少用数学来推导的，那么他就用了很多数学。另外一个呢，他对这个国际上的文献的这个，特别是最新的文献的引用，或者是介绍也是非常普遍的，而那个时候一般的老师的课也不一定能做到这个这样的程度。

　　刘道玉：这两门课当时武大没有任何人能够开得出来，这就是他的才华的表现，这两门课大概都是建立在扎实的数学基础之上，他在开两门课的基础上，把教材整理成了两本专著《数理经济》、《经济控制论初步》。

　　解说：此后，杨小凯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凭藉出色的教学和科研成果，杨小凯在进入武大两年后，被破格提拔为讲师。

　　1982年7月，美国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前来武汉大学讲学，杨小凯担任助手，对于杨小凯在中国以数理讲授分析经济学的超前做法，邹至庄十分赏识，推荐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度经济学博士，在经过一番艰难努力之后，高中未曾毕业，靠自学成才的杨小凯来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年，他35岁。。

　　杨晖：他跟我说他，他说他因为没读过大学，他说那两年是他最辛苦的，他说他有一个同班同学于大海，是北大的毕业生，他说好聪明，他说他们对那个资格考试就很容易过，他说他是太难过了，他说他基本上是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他跟我说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是根本听不懂，然后回来就是抄同学的笔记，抄到晚上三四点，他就这么跟我说，他后来慢慢能听懂一半了。

　　解说：为了适应纯英文的学习环境，杨小凯拒绝在家中使用中文，时间一久，很多汉字也忘记了，于是他在给国内父亲写的信里常常会出现几个空白，他说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老人和孩子的天堂”，他要拼命在战场上奋斗，在西语的世界里“先爬进去，再走出来”。

　　在建新农场时，杨小凯自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

　　来到美国后，杨小凯终于有机会把自己在建新农场思考的问题研究的更加深入。1988年，杨小凯获得普林斯顿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开始着手分析一个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问题，分工与专业化。

　　张维迎（北京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小凯他一直，我认为是这样的，他总是在不断的去创新，他是试图建立自己的一个理论体系，那这个来讲，在任何一门纯成熟的学科里边，都非常难，就是他既不跟随马克思主义那样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思路，又不完全是西方的，我们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思路，所以他是想另辟蹊径来去从事经济学研究，所以这个难度相当的大。

　　解说：获得博士学位后，杨小凯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聘为讲师，他开始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在国际权威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在台湾、香港、北京，以及德国等大学讲学，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他与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

　　黄有光（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那我们的书

　　是1993年发表的，所以是相当快，那这本书被评得非常高，这本书就讲的我个人要介绍的就是，小凯英文名字，我们的书是英文出版的，所以英文的名字，小凯是yang，是y，而我是ne，我虽然是姓黄，但是潮州话黄是读ne，所以我的英文名字ne，ne，所以n就会排在y的前面了，所以小凯曾经到我的办公室，至少三四次跟我讲说，我们这本书应该根据ABC来排，就说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那我就想说，如果是双方的贡献是很接近，或者至少六四、四六分，就可以用ABC来排，但是我说这本书的情形你的贡献显然超过，远远超过六四开。

　　解说：1998年，杨小凯编写的中文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出版，英文版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以及《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也开始撰写，杨小凯的经济理论日渐成熟。

　　张永生（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院杨小凯学生）：他自己说，就说他的思想是一个古老的思想，但是他的身躯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身躯，就说用一个现代的身躯来复活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一个古老的思想，所以他把他的经济学的理论叫做新兴古典经济学。

　　解说：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就曾赞赏杨小凯说，“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2002和2003年，布坎南先后两次提名杨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杨小凯由此被认为是华人世界中，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接近的人。

　　1986年，索罗斯基金会辗转找到杨小凯，这年初，索罗斯基金会向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表示，愿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

　　杨晖：尤其是索罗斯想把他拉进去，他说体改委的也参加，就是所谓是政府的代表，就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然后呢你就作为是好像知识分子吧，独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他原来有一点心动。

　　解说：杨小凯受邀来到索罗斯海边的别墅，两人畅谈两天一夜，之后，杨小凯意外拒绝了邀请。

　　杨晖：他也说你要我写文章可以，或者说是写文革的文章也行，或者说对中国的一些政策也可以，但是我绝对不参加组织，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独立的地位和看法，这个是他坚持的。

　　解说：除了索罗斯基金会以外，海外一些别有用心，利用文革做文章的人也频繁找到杨小凯。

　　杨晖：当时他跟我说，他说那些人都说，杨小凯在国内受了这么多苦，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但是他就是都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不吃中国饭，我一定要在西方的主流的舞台上立下足了，我才能对国家的事，中国的事情我才能说上话。

　　解说：与此同时，杨小凯积极和海外学人互相交流，共同发起创办留美经济学会，学会每年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面临的形势以及可能采取的政策。

　　1989年后，中国面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杨小凯一直密切关注，尤其在1992年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中国经济获得迅猛发展过程中，国内的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城镇化问题都引起了杨小凯的关注。

　　张维迎：大家都在热衷于谈论什么后发优势的时候，他看到的后发劣势，也就是这种落后的国家，在它起步以后，可以很快利用西方已经积累的这种先进的技术，取得比较高的增长率，但是恰恰因为这个高的增长率，又会使人发生一种错觉，说你看我们这个体制很好，对吧，我们可以取得甚至比西方还要快的发展速度，那么这个就不进行有效的制度变革，那到底你就变成后发劣势，你就没有办法往下走了，这是好多人看不到的东西，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看得到。

　　你比如说，我本人在向现代问题的关注，就是因为看了他的文章，就是跟他交流之后，使我才思考这个，因为一般真的觉得，这是政治学家关心的问题，这是法学家关心的问题，不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那你真正的读他的东西，再去思考一下，你发现他说得太对了。

　　黄有光：小凯本身跟林毅夫，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有名的，做过世界银行首席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之类的嘛。那小凯跟林毅夫有过争论，在关于中国，好像至少有像个问题的争论，一个是先发后发优势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林毅夫比较强调比较优势，而小凯就比较注重分工专业化。其实对他们这两个问题的争论，我认为他们两个都对，就是他们个人所讲的都有正确的地方。

　　小凯在学术上的贡献，我认为是属于比较理论性上的，而对中国经济改革，我认为是他的一些评论的的文章，可能比较有关系，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讲的，林毅夫和小凯都，个人都讲的都有他正确的地方，那关于经济改革，的结果中国经济改革是取得了很重大的成绩，那最大的贡献的人不是林毅夫，不是杨小凯，是邓小平。

　　解说：2001年9月，杨小凯查处罹患肺癌晚期，医生告诉他，只有四个月的生存期，五个月后，杨小凯受洗成为基督徒。有了信仰之后，杨小凯又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他写作《见证》，像研究经济学一样，分析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他变得更加谦和、宽容，凡事更愿意为他人着想。

　　张永生：比如说他曾经写过一本《牛鬼蛇神录》，那个是他反映他在监狱的生活的，但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他如果有时间，他还想重写这本书。为什么呢？因为那本书里面，讲过去的生活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恨在里面，他如果重写的话，他一定不是这种感觉，他实际上他对过去那些经历，他都是很感恩的，就是从某种层面来说，意义上来说，也正是过去的经历，这种独一无二的经历，成就了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和整个人生。

　　杨晖：主啊，赦免我抱怨，赦免我的易怒，赦免我的自私，赦免我的不幸，可怜我，带我走你的道路，再也不回头，再也不怀疑。主，我要为你活，谢谢你给我活下去的意义和价值，谢谢你给我安慰和《圣经》话语，谢谢你给我的父母和孩子丈夫，谢谢你给我的弟兄姐妹和曾经伤害我的朋友，谢谢你给我这么多宝贵的祝福和宝贵的伤害，这是您的恩典，这是您的厚爱。

　　黄有光：小凯可以算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不止是书呆子会写文章而已，而是会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人民，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敢讲真话，这是知识分子的高尚的品德，所以我就相当尊重他。

　　张维迎：他的这种精神，因为在我们现在来讲，就非常的重要，就是一种独立的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不会为了迎合某一种东西，而表达自己不相信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在中国经济学界，或者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如果我们纪念小凯的话，我觉得我们对他这种精神呢，比他的学问本身可能还重要。

　　郑浩：在生命即将结束时，杨小凯每天躺在床上，由家人为他诵读《圣经》。一天晚上，杨小凯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天空陆续闪现出有关他一生的各个片段，他与天父一起行走在沙滩上，留下两组深深浅浅的足印，但每当他处于最痛苦最难受时，沙滩上足印只剩下了一对，他困惑地问天父，“为什么在我最痛苦时，你却离开了我？”天父回答说，“我爱你，永远不会离开你，在你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滩上只留下一对足印，那是因为这个时候我正拥抱着你。”就这样，靠着基督的安慰，一生追求科学与真理的杨小凯在2004年7月7日，平静而坚强地走向了死亡，这一年他只有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