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兴奋到恐怖：亲历记者讲述六四报道

源济

《华尔街日报》 2014年 06月 03日 12:17

Associated Press

1989年4月27日，情绪高涨的学生游行队伍从一座桥下穿过，那时伊格内修斯任《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社长，他称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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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年-1990年，伊格内修斯(Adi Ignatius)任《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北京分社社长，主持了该报对1989年学生亲民主运动及随后政府镇压行动的报道。在镇压行动中，有数百人被杀。

伊格内修斯目前在美国担任《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主编。在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他接受了“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 Time)栏目的专访，讲述了当时报道学生抗议活动的情况，六四事件如何改变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以及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报道1989年的事件时有什么感觉？

最开始时感觉很兴奋。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学生运动，这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感觉危险又令人兴奋。我属于天真的，认为此次事件可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不过其他一些记者说绝对不会。

你们是如何报道的？

我们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试图弄清情况。那里是抗议的中心。当时的情况有点像猫捉老鼠的游戏，学生们提出要求，政府拒绝。

当时街上有100万人或者更多，市民自发管理交通。到处都很有秩序，很安全。中南海说形势一片混乱，但现实情况并不是那样。学生们都很有组织。

哪个时刻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Adi Ignatius

当时在《华尔街日报》任职的伊格内修斯在1989年报道了北京的抗议活动。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4月26日谴责抗议活动）后，学生仍然决定上街游行。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在北京的校园，我看到人们在哭泣，看到告别和泪水。教授们劝学生不要去游行，警告他们这不是在开玩笑，会发生流血事件。学生们给家人写告别信。当他们去游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士兵们没有阻拦他们，当时弥漫着一种欢快的气氛和成就感。

报道学运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我想我们都多多少少爱上了这些学生和他们的理想。作为一个人，很难没有这些感情，但是作为一个记者，你必须尽量抵制这种感情，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问题。

在持续几周的抗议活动中，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事态正在失去控制，政府可能会进行暴力镇压？

是在政府颁布戒严令的时候，很可怕，尽管有一段时间什么都没发生。现在我知道了，中共高层内部当时发生了权力斗争，这种事情以前几乎从未发生过，一个一党制的国家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那段时间，报道中国新闻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变得更加困难？

很恐怖。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年份。要知道之前在中国要采访个人也总是很艰难的，但是那一年，不论什么时候要和什么人交谈都实打实地需要获得许可。我有一些朋友消失了。与一位外国记者保持联系非常不方便。而且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没有电子邮件，过了好几个月我甚至才知道我的一些朋友是否顺利度过了那段时期。

那次镇压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人们说，邓小平称镇压是值得的。所有的宣传都说，天安门事件是改革所必须的。但是我不这么看。因为这件事，中国至少走了好些年的冤枉路才回归正途。中国（经济）总是要腾飞的，没有镇压也一样。

中国自1989年以来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没有人料到中国会增长得这么快。老实说，我们没有人会想到共产党会继续执政，管理着经济上这么成功的国家。现在的问题是：这是可持续的吗？我认为不是，但是什么时候持续不下去呢？明天？还是50年后？

那些年的空气中确实弥漫着“可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989年事件的发生，但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似乎很平淡。在1989年，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拭目以待中国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在就没什么悬念了：你可以变得富有，但是不能乱说话。从我一个美国人的角度说，我忍不住会想：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