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图刊】被遗忘的劳模

源济

被遗忘的劳模

文|宋晨希

　　1979年，陈永贵回到大寨，走上虎头山。这时的虎头山很静，往日涌动的参观人潮已经隐去。陈永贵放眼望去，大寨村三排长长的列车式的楼房就在眼底，一块块梯田从各个方向涌向他的脚下。陈永贵蹲下，点上了一支烟，对身边的人说：赶我死了，就埋我在这儿，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

　　此时的陈永贵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却已感到了大寨的命运。三中全会已经闭幕报纸的腔调全变了，人们都预感到：十几年的大寨经验，眼看就要成问题了。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

　　西水东调是陈永贵主持的工程。这一工程的计划，是从昔阳西边，把向西流入黄河的萧河水，东调到昔阳东边的海河水系。

　　工程计划提出时，就遭到北京和山西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专家的反对。

　　但是，山西省委的领导则以“宁肯把山西所有水利项目抹掉，也要保证昔阳这项西水东调项目”的态度，坚决上马。结果，投资由原来的2000万一直追加到9000万，干了三四年，才完成原计划的三分之一。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一个农民因劳动做得好而上升为中国副总理的故事到此有了结局。

　　

　　从农民到副总理

　　陈永贵是与大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195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就在那一年的9月底，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400多人被授予中央人民政府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在此后，劳模就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制度，每一年都有若干劳动模范被评选出来。

　　1952年，山西省大寨村支部书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就在那一年，这位支部书记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从那一刻开始，陈永贵就坚定不移地认识到：不劳动就不能当劳模，劳动不好也不能当劳模。于是，当时已经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开始积极发动村民进行劳动。

　　在新社会，他还要带出一支新的队伍，就是后来因“铁姑娘”一词而闻名全国的铁姑娘战斗队。

　　据后来同样成为劳模的郭凤莲回忆，受到当时劳动大环境的鼓舞，姑娘们从来不怕苦，非要抢着与男同志干同样的活，而且每天都干到深更半夜，怎么劝也不走。在如今的人看来，这些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那个时代，对于劳动模范的评价有两项硬指标，一个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要多，再一个是所领导的生产队产量要高，交公粮要多。而陈永贵在1963年的时候，这两项指标都冒了尖。他在那一年劳动日达到300天，大寨粮食亩产量达到了774斤。

　　当时山西省在全国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武侯梨和郭玉恩，他们所在的大队和大寨一样，都是太行山的土石山区。他们或农林牧副全面发展，或耕作精细，或经营管理有方而令人信服。有的还在毛泽东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介绍过，受到过表扬。

　　如今，这些人却要纷纷来到太行山区，向陈永贵的大寨取经。

　　1975年1月，陈永贵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医院，通知他马上去一趟。周恩来一见陈永贵，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

　　陈永贵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就在这次会议上，陈永贵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

 

　　从女工到第一位女副总理

　　跟陈永贵命运相似的是一个叫吴桂贤的女劳模。1951年，吴桂贤进入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

　　1975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积极进行治理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另一方面，“四人帮”也在加紧纂党夺权，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毛泽东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当时，需要从工人中选拔一名副总理，而且要求是年轻女性。

　　周恩来提出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一人，于是就提出了吴桂贤。周恩来火速电召吴桂贤进京受命。

　　吴桂贤到北京后，心中忐忑不安，不知道要她干什么。周恩来找她谈话，她问总理：“让我来北京有什么任务?”周总理笑吟吟地说：“有大任务啊，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大吃一惊：“不行，不行，我干不了！”

　　无论她如何坐立不安，在四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经选举后任命吴桂贤为国务院副总理，那年，她37岁，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9月吴桂贤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退休。

　　由劳模而升高官，又因历史的原因归于平凡，陈永贵和吴桂贤是两个极端特殊的例子。

　　那个年代的劳模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或多或少都有大历史的影子。他们的名字都曾经闪耀着荣光，如今却正随着时代的脚步而渐行渐远。

　　请记住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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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五一”。“劳模”，在新中国的词典中，是一个拥有无上荣誉的名词，是忠诚和荣耀的代表。劳模们在各行各业埋头苦干、不计报酬，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巨大贡献，被尊为英雄，成为人大代表，得到普通人的景仰、受到领导人的接见。然而，他们的个人命运也大多随社会变迁而有所变。





说起中国的劳模，首推吴满有，他是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1947年参加解放军，不久被国民党俘虏，被迫发表“追随蒋总统”的讲话。解放后吴满有回到延安，被开除党籍，1959年抑郁而终。图为1944年，王震与吴满有在延安。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杨步浩也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典型，曾为毛泽东、朱德等代耕交公粮。建国后，毛泽东三次接见这位老朋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托人给他捎去几斤白糖、两瓶酒和两块布料。1977年，杨步浩和家人被延河爆发的洪水夺去生命。摄影：侯波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464人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在经政务院批准的会议总结报告里，决定“要把评选劳模形成固定的制度。”





1952年，北京火车站，各地劳动模范来到首都接受嘉奖。供图：FOTOE





劳模们不仅受到国家的鼓励，也得到地方的支持。图为1952年，劳动模范们的合影，前面是奖励给劳模的农具。照片上方的文字：“安徽省涡阳县铁牛岭特等棉花丰产庄，在全县丰产评比大会上获得最高荣誉奖耕牛一头暨农具多种。”　供图：FOTOE





申纪兰如今85岁，她恐怕是健在并活跃于政坛的新中国最老资格的农业劳模了，是至今唯一从一届连任至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1952年，申纪兰首次荣获全国劳模称号。图为1953年2月，申纪兰在山西长治专署首届优抚模范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李顺达是申纪兰的老领导，领导山西“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李顺达早在土改时期就是劳动英雄，1954年作为人大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然而，文革时他被扣上了反大寨的帽子，直到1981年才恢复名誉。图为李顺达号召乡亲们努力生产。供图：FOTOE





田桂英，我国第一名火车女司机，195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舒绣文、孙道临等人主演的电影《女司机》就是以田桂英为原型。文革时，田桂英被扣上“假劳模”“假党员”的帽子下放工厂劳动，她还被人说成是“苏修特务”。文革结束后，田桂英得到平反，直到1985年离休。





“赵梦桃小组”曾家喻户晓，赵梦桃被称为“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她领导的“赵梦桃小组”年年出色地完成国家计划，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赵梦桃于1959年在全国“群英会”上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63年，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因患肺癌病逝，年仅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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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建秀，原青岛国棉六厂细纱值车工。她创造出一套高效、快捷、节约的工作方法，被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1952年，她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81年，郝建秀升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图为1951年10月，司机田桂英（右二）和工业劳模郝建秀（左三）等签名。摄影：袁苓





1952年，河北定县，劳动模范张玉璞收到了去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的邀请。供图：郑光华、胡子会





孟泰是工业战线上的老英雄，曾担任鞍钢副厂长8年。1967年文革初期，孟泰进京汇报鞍钢的情况。孰料病故在北京。一伙追随林彪、"四人帮"的人曾冲击八宝山灵堂，企图把孟泰的骨灰清出八宝山，最终未能得逞。文革后，孟泰恢复名誉。图为1960年，孟泰与工友。





王崇伦曾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是鞍钢的革新能手。他先后14次受到领导人的接见。文革时，王崇伦遭到造反派的揪斗，被扣上"假劳模"、"大工贼"等罪名，惨遭迫害。1980年带职担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图为1954年4月，王崇伦在介绍他的“万能工具胎”。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工业劳模王崇伦（中）和农业劳动模范李友秀（左）和毛泽东主席在一起。李友秀是江西兴国人，参加红军的丈夫在”反围剿“中牺牲后，她自己也参加了红军。抗美援朝时，他又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人们尊其为”革命奶奶“。摄影：邹健东





共和国历史上的老劳模、鞍钢人李绍奎被誉为“全国红旗炉”手，历任鞍钢第一炼钢厂技师、总炉长、厂工会主席、鞍山市总工会主席、中共鞍山市委书记、鞍山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图为1965年，李绍奎（右）在平炉前向外宾介绍生产情况。





马恒昌1950年被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马恒昌小组”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小组。文革期间，谁也不敢抓生产的混乱形势下，马恒昌不顾年逾花甲、奔走呼吁，劝勉职工坚持生产。图中左为马恒昌，右为1957年毛泽东与马恒昌握手。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劳模徐建春（左二）给毛泽东点烟。徐建春1950年高小毕业后务农，在农业互助化运动中表现突出，是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2004年，她从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摄影：洪克





1959年10月，全国首届“群英会”上，刘少奇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刘少奇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文革期间，时传祥受到牵连，成了“工贼”、“粪霸”，被各处揪斗。1973年8月平反，1975年病逝。摄影：吕厚民





全国首届“群英会”于1959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集体称号2565个，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3267人。图为1959年，上海，欢送劳模单玉娥、邱麓平出席全国群英大会。供图：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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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喜1950年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1959年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1960年带队赴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文革时受到残酷迫害，后被周恩来保护起来，1970年因胃癌病逝。临终前对弟弟说：“妈这一辈子很苦，你就多替我尽孝道吧”。





天津知青邢燕子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成为上山下乡的好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随着知青返城，邢燕子不再担任天津市委书记以及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1987年，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与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中没有了邢燕子。她在天津市北辰区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休。





吴桂贤1951年进入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后成为“赵梦桃小组”的党小组长。“文革”中，曾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图为1962年，吴桂贤在工作岗位上。





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经周恩来权衡，吴桂贤成为国务院副总理，那年，她37岁，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四人帮”倒台后，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图为1977年4月17日，汪东兴（前排右二）和吴桂贤（前排右三）视察大庆石油化工总厂。





劳模陈永贵是著名的“大寨”村党支部书记。1975年，陈永贵也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辞去职务。有些人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陈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陈1986年逝世。图为陈永贵（中）与劳模李顺达（右二）在一起。





从陈永贵手里接过“大寨”大旗的是“铁姑娘”郭凤莲。1978年后，中国农民选择了与大寨不同之路。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昔阳县委组织部通知：即日起你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图为1965年10月，郭凤莲（左二）陪同外宾参观大寨。摄影：顾棣





大寨的道路成了过去时。郭凤莲被调离后第二年，大寨村开始试行生产责任制。1991年，离开了11年、已经45岁的郭凤莲被任命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开始二次创业。郭现为大寨党总支书记、大寨集团董事长。图为1965年，大寨人陈永贵、郭凤莲在北京八达岭长城留影。





沈阳东北机器制造总厂工人、劳模尉凤英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工人”。文革中，“四人帮”拉拢她未成。1977年后，尉凤英先后在辽宁省总工会和航天部沈阳139厂工作，1993年退休。图为1967年，红卫兵在火车里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右一为尉凤英。摄影/蒋少武





文革过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劳模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张秉贵是北京市百货大楼售货员，他在平凡的岗位上练就了“一抓准”、“一口清”技艺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成为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图为1982年春节期间，张秉贵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组柜台前。





1981年当李素丽高考失利后，她跟当司机的父亲一样，来到公交公司，成为北京公交车上的一名售票员。她用自己真诚和努力的工作赢得了普通乘客的肯定。李素丽现在北京公交集团工作。图为21路公交车上的李素丽。





除了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们，那些致富带头人也成了“劳模”群体中的一员。浙江人鲁冠球被称为“中国最会赚钱的农民”，他1962年开始创业，打过铁，修过自行车。1969年他以4000元起家办企业，如今发展成资产超百亿元的万向集团。图为1980年代的鲁冠球（右）。





他的名字在50年代就响遍全国，在历次的全国劳模评选中，他都榜上有名。“五十年红旗不倒”说的既是刘庄，也是对刘庄党支部书记史来贺的赞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庄没有分田单干，而是成立了农工商联合社。现在刘庄已成为“中原首富村”。图为史来贺（左）在办公室。摄影：姜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