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的事实面前，你还骂美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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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的事实面前，你还骂美国吗？

来源：网络  作 者：夏 小 强
编摘于 5:58 PM  4/23/2014

近日王功权先生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坐出租车回到住处，出租车司机的唠叨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他从北京堵车开始说起，说到执政党的严重腐败，越说越气愤，最后干脆痛骂起共产党来。我笑着插话，试着问他走民主道路行不行。他惊呼“不行”。他坚持说“中国只要一民主，就一定乱”。我问那怎么办，他说：“再熬几代人吧。”

我也有同样感遇，昨天和一位多日不见朋友聊天，这位朋友先是痛斥社会黑暗现状，怒骂共产党贪污腐败不可救药，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说，最近唯一让他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中国终于有了航母，可以不受美国的欺负了，然后又痛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妄图称霸世界，为了石油侵略打伊拉克等等。我有些吃惊，要不是面对面和他讲话，在网上我一定会把这位朋友当成五毛。当我告诉了他下面这段美国进口石油的真实情况后，这位朋友只剩下吃惊茫然的表情。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石油最多的国家，也是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以前一直以为中东是主要来源地、沙特是最大供应国。事实上美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是加拿大，输入石油是沙特2.7倍；第二是墨西哥，沙特第三。中东只占美国石油进口的17%。美国和加拿大有两千多公里的没有军队防守的边境线。与这么一个“利欲熏心，霸道蛮横”的国家为邻，加拿大人居然不害怕。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人把军队开进来，插上油管子直接把油抽回家，可比打伊拉克省事多了。

在网上和五毛们说话很生气，他们永远思维混乱焦点模糊。你说美国民主好，他说美国借钱多；你说美国人收养了大量中国孤儿，他说美国人杀害了伊拉克平民；你说美国今天人人平等，他说美国昨天还有黑奴……
看了王功权的微博，还有经过我和朋友的这次交流之后，我意识到过去我一直以为网上的五毛们都是装傻，现在我意识到可能这些五毛们是真不明白，很有可能是我错怪了他们，那么我就和五毛们谈谈心，谈谈他们深恶痛绝的美国吧。

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美国外交政策“顶石”的“门罗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欧洲列强殖民美洲，支持拉美国家独立，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等。门罗时代是强权时代，强国扩张主要靠殖民。门罗主义客观上终结了美洲殖民时代。很难想像，没有美国对殖民者的强硬立场，拉美国家能获得独立。

美国不打古巴，是美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体现，也就是维护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在近代的所有战争都不是为了领土和利益，而是为了正义。美国的出兵理由无非三个：1、有人入侵了别的国家，破坏了世界秩序。2、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必须进行干预。3、直接对美国的本土安全构成了威胁。

1994年卢旺达爆发80万人被杀的部族仇杀。美国因未及时干涉，受到非洲各国唾骂：“难道几百名美军士兵的生命比几十万黑人生命更重要？”结果，克林顿总统亲赴卢旺达道歉和赎罪。人不是美国杀的，美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何罪之有？因为，你有能力阻止犯罪却不阻止，就是一种犯罪。这样的高标准只有美国接受。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实行信仰自由，并向中国派遣大量传教士，花费大量人力及资金建立了众多的学校。人家派军队他派传教士，人家挣钱他投钱。这些学校包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共13所。

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国常思效顺之心”。

庚子赔款中，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千多万两。后美国国会审核发现赔多了，决定将其中一半退还给中国。两国政府商定利用庚款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胡适、梅怡琦、赵元仁、竺可桢都是庚款留学生。

美国诚实地退还了多拿的庚子赔款，并在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而英法日等国却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去发展自己的经济了。美国认为多拿的肯定不是他一家，于是美国便向英法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着退还。最后，那些国家不情愿地陆续归还或免除了一部份赔款。

“一战”后，在被认为是强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凡尔赛公约》里，几乎所有列强都牵涉其中，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瓜分了谁。相反，美国主导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提出了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条约第一条是：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战初期，日本为保住在华实力，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抗。曾提出一个强国瓜分世界计划，即把全世界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美洲圈和苏联圈。其中，大东亚圈自然是日本的，美洲圈则是美国的，在此基础上，日本还提出可以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被美国断然拒绝，要求日本停止对华的侵略！

日本侵华后，美国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废铁、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并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额度，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5千万、1亿、两亿美元的贷款。然后又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战争机器无法运转。美国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放弃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所掠夺的所有权益。

珍珠港事件前夕，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阀判断，在侵华战争陷入沼泽、战争物资补给被美国人卡断、与美国和解又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如果维持现状就如同坐以待毙。于是决定发动针对美国的战争。如果美国为了利益，只要保持不干涉，或者只是口头上表示一下遗憾，劝大家克制。日本就不会去冒险打美国。

日本第一任情报局长冈崎久彦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基辛格说：“美国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关系秩序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民族自决”。

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成立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来到中国“抗日援中”。在31次空战中，以5至20架可用的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这群勇敢的美国小伙子。

再来看看如今给五毛们发薪水的老板当年是怎样评价美国的吧：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民主颂》对美国是这么评价的：“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世界还有希望。”——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像征。……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摘自《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五毛朋友们，感到惊奇吧，你们相信这是你们老板当年说过的话吗？

中国是美国最大债主。于是五毛朋友们认为，要没有中国借钱给美国，它早完蛋了。既然美国处处和我们作对，我们为什么不把钱拿来建希望小学，改善人民生活，而非要借给它呢？这不敌我不分吗？另外，就算你要借钱给人，也得找一个信用好的国家呀。难道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你们认为美国信用最好？所以五毛朋友需要详细地了解美国。

拆迁是权贵对城市核心资源的掠夺。以旧城改造为名，把贫穷者赶出城市。以财富和权力重新划定城市的界限——有钱人住城内，穷人住城外。这是对公平正义赤裸裸的践踏。城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在此生活和谋生的权利。

在美国很多大城市现代化的商务中心区或中央商业区CBD旁边，都有一个脏乱差的旧城（Downtown）。由于生活便利，在那寸土寸金的地方穷人越聚越多。于是，逼得富人们开始纷纷搬走，到郊区去享受绿色田野了。这就是平等的权利，没有人用金钱和权力把穷人赶走。

洛杉矶的710高速公路，由于当地“帕萨地那”居民的强烈反对，隔几年听证一次都不能通过，50年都是1条断头路。当地人怕公路经过影响地产价值，所以市议会一直不同意。修公路有利于公共利益；不让建，有利于居民私人利益。在尊重私有财产的理念下，私人利益并没有因为公共利益而被侵犯。

美国康州新伦敦市因开发计划，需征用居民凯伦住宅，她就是不搬。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政府胜诉！但政府并没有开着推土机把她家碾为平地，而是把屋子整个搬到了市中心，还给了一大笔赔偿。此官司打了五年。期间，阻碍拆迁的凯伦安然生活，没被停电停水和骚扰。相反开发商因拖不起时间，只好取消开发计划。

美国也有国企，他们专干老百姓不愿干，又无利可图，但又必须有人干的事。把盈利的国企甩给老百姓，把不盈利的国企当包袱背起来，这是所有民选政府的社会责任。我们的国企正相反，只要不盈利的，不管该不该做，通通当包袱甩掉。只要盈利的，不管该不该做，统统抢过来不许别人做。这样的国企还不如没有。

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党报党刊”。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是政府官员不能找。在美国，谁的收入都可以保密，但是政府官员的收入必须公开。在美国，人民可以自由地生活、呼吸、表达不满。在美国，只有政府没有自由，被关在笼子里。

美国媒体也讲政治上的正确。你不能骂黑人和一切少数民族，你不能拿宗教开玩笑，你不能拿妇女开玩笑，你不能拿残疾人开玩笑，甚至你都不能拿胖子开玩笑。总之，你骂所有的人，骂所有的民间团体都是有危险的。但是，你只有骂总统是安全的，骂政府是不会惹来麻烦的。所以美国脱口秀经常拿总统和政府开涮。

在央视大肆狠批微博造谣的时候，美国几乎从来不辟谣。甚至对911是美国人自己派飞机撞的，这样恶毒的谣言也从不澄清，更不会去批判和禁止它。相反还允许它自由传播。当然，造谣者也从不担心自己会被抓。其实谣言对于有真相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危害。只有没有真相的地方才害怕谣言。

常识使我们知道：说别人自私的人，往往是自己自私。说别的国家都为了利益的国家，往往是自己只为利益。说世界上没好人的人，往往是自己不是好人。说世界上没有正义的国家，往往是自己不讲正义。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从美国回来的飞机上，我遇到一对美国夫妇，他们是来中国收养孩子的。我说：“你们最好挑一下，因为很多孩子是有缺陷的。”他们说：我们就是要收养有缺陷的孩子。因为正常孩子容易找到家，而他们不容易。”我不知道他们费力费钱那么老远来领一个傻孩子回去，难道也“别有用心”？扪心自问，我做不到。

有网友说，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拉登是人类的敌人，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权力只要不受制约一定导致腐败，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只有五毛不知道。

五毛朋友，你们是真不知道吗？

凤凰卫视911十周年策划，采访一大学生，视频1分18秒，问：对911怎么看？答：很高兴，因为（美国）是霸权主义。2分20秒哥说：敢和美国挑战的都是英雄。20分48秒哥说：我喜欢美国，马上去留学了，学习采矿专业。问：对未来憧憬如何？答：能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这就是经过几十年政府洗脑宣传教育后国人的现实表现。很多国人一边羡慕着美国，一边嫉妒着美国；一边骂着美国，一边梦想移民美国；一边说美国霸权主义，一边梦想自己能称霸世界。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本身既无法给人类带来能够幸福的价值观，也没有能力为世界贡献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群70多数的老人，领着一群盲目自大的屁民和愤青，靠意淫过活。

昨天“三个代表”芮成钢刚刚勇敢地质问嘲笑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不是因为欠中国钱”。很多人对中国借钱给美国很不理解。其实不是借钱，是存款。我们把钱存在美国。为什么要存在美国呢？因为那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信用最好，利息最高的银行。我们害怕吗？当然不怕，因为那家银行从来没有倒闭过。要真害怕早把钱取出来了。那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家呢？因为是需要。谁的需要？党的需要。

我们的CCTV4可以在美国随便看，我们的国家形象广告可以在时代广场随便放，我们的孔子学院可以在美国随便开，我们的五星红旗可以在美国随便飘，我们的红歌可以在白宫随便弹，我们的反美爱国游行可以在美国随便游，我们的《中国可以说不》可以在美国随便说，我们的《中国不高兴》可以在美国随便印。

我们要防堵一大堆西方东西，西方价值观、西方敌对势力、西方霸权主义、西方文化侵略。我们的防火墙全世界最先进。但很奇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西方要抵制东方价值观、东方敌对势力、东方文化侵略。我们的CCTV4可以在美国落地，《建党伟业》可以在美国公映。这说明了一个真理：有自由的地方不用防火墙。

央视天天报导伊拉克有路边炸弹爆炸，有美军遇袭，可是央视永远不会告诉中国人民：萨达姆统治时期的2002年伊拉克人口2400万，人均GDP仅为625美元。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2008年人均GDP达2989美元，2010年人口3400万，人均GDP达3758美元！

在美国，一次重大事故就能改变历史：1911年3月25日的三角内衣公司火灾。146名男女工人死亡，大多数是16到23岁的姑娘，最小的仅14岁。三角工厂事件不仅促使了美国对血汗工厂立法，后来更被写进美国中学历史课本，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份：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把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专属柜台”搬到展览现场，让国民牢记这个国家曾经的耻辱。他们还展览了当年对印地安人的战争，美国内战，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冲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国民，让他们去判断是非。这是美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它展现了国家的自信与坦诚。

美国的宪法不是写在纸面上的骗人的原则。而是可以用来作为起诉和判决依据的。违反宪法的法律将被判无效，违反宪法的判决将被推翻，违反宪法的政府行为将被追究。所以，写在宪法上的权利，每一项都将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得到保障，它是国家对于人民的庄严承诺，它是用来真正保护人民，而不是欺骗世界的。

美国宪法共7条：第1条讲国会怎样建，用来干嘛？第2条讲总统是什么，谁能当？第3条讲法院干嘛使？前三条确定三权分立。第4条讲州与联邦关系，不能以上欺下、以大欺小。第5条讲宪法以后要改怎么改。第6条讲联邦和州政府都要视它为最高法律，忠于它。第7条讲四分之三州通过后生效。简单七条，稳定美国两百年。

美国两党也开代表大会。四年一次，在各城市轮流举行，一般选择室内体育馆，由各州党组织推举代表，大家欢聚一堂，选举党的总统候选人。所有党代会的费用全部由政党自己筹集，国家不给一分钱。每次党代会，场外的示威活动是一大景观，通常示威者人数远远多于党代表。可以说他们是不请自来的非正式代表。

美国民主党的党徽是驴子，共和党的党徽是大象。1870年美国漫画家纳斯特画了一头驴登在《哈泼斯周刊》上，以讽刺当时北部反对内战的民主党人笨得像头驴。后来他又画了一幅摔倒的大象，代表不满共和党总统格兰特执政的选民，讽刺共和党又大又笨。没想到两党竟然就将驴和大象拿来作为本党的代表动物了。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随便加入。只要你登记选民时勾一下就行。不要交党费，党也没什么决定要你服从，没什么纪律要你遵守（守法就行），没什么秘密要你保守（又不干坏事），更没什么东西要你牺牲。当然你也不用对党忠诚，可以随便叛党，也可以随时回来。领导一个超级大国的政党居然那么不严肃。

美国是历史上总统遭暗杀最多的国家，共有8位。他们是林肯、加菲尔德、麦金莱、肯尼迪、杰克逊、富兰克林，杜鲁门、福特、里根。其中前4位不幸身亡。但政府并未藉此搜缴武器，限制人民自由，大举实施维稳。因为美国人知道，这是民主的必然代价。民主的目的主要不是用来保护领导人，而是用来保护老百姓。

1998年印尼排华，1200多华人惨遭屠杀，1000多妇女遭强暴。某负责任大国表示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在国内封琐所有相关消息。最后，在美国武力威胁下，印尼当局才收敛了迫害华人的兽行，事后印尼华人打出“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的条幅。

很多人为苏联解体唱挽歌。但殊不知，苏联7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包括对中国），对内镇压异己的历史。在冷战期间，它是以专制对抗民主的邪恶中心。而我们却把一个占领我们大片国土的国家视为同志加兄弟。把一个不但从未侵占过我们一寸土地，还帮助我们打赢抗战的国家视为敌人。

如果你说中国不好，可能被视为西奴；如果你说美国好，就会被视为美狗；如果你说不想做中国人，想做美国人，你将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只是悄悄把中国国籍变成美国国籍，你将会是一个成功人士；若你同时能献身于主旋律文化，教导中国人怎样才算爱国，你就是一个海外赤子了。

最让人寒心的，不是贪污腐败，不是强拆，不是高房价，不是股市，不是层出不穷的惊心罪案，而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们，见怪不怪的纷纷告诉你，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习惯就行了。更可怕的是，等习惯以后，谁想要改变，他们还跟你急！

真正的母亲不求孩子回报她，更不会强迫孩子天天唱歌赞美她；真正的母亲总是把好的东西省给孩子吃，而不是自己把好吃的全吃了，把残羹剩饭给孩子；真正的母亲为了保卫孩子可以献出生命，而不是老让孩子为自己去打架。真正的母亲听得进孩子的批评，不会孩子一骂她就把孩子关起来。真正的母亲只有一个。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把“西方国家”当做贬义词灌输给我们，他们告诉我们美帝是最坏的。但当我们长大后，却发现他们的子女在西方国家，他们的存款在西方国家，甚至他们的退路都在西方国家……留在这里的，只有从小以来被洗脑被欺骗得不成人样的我们。

五毛朋友，你听明白了我的这番苦口婆心了吗？衷心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包括能明白真相的五毛朋友。

fara

五分真有闲功夫！

当时惘然

这篇文章里面有些东西不太准确。
有些观点也不正确，洒家没时间就不辩了。

有一个例子，估计有上百万的人引用错误，以讹传讹。
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应该是洛克菲勒出钱建立的。
与当时的美国政府关系不大。。。

洒家不是五毛，也不五分。

辩论需要摆事实，讲道理。
不可胡乱堆砌不靠谱的论据或传言。。。

nightfly

中国-不守规则的世界 (ZT)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本人也是上海人)：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 (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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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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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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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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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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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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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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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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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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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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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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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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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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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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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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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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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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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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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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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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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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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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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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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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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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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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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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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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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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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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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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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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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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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文化大革命)。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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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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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 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 “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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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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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 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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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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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 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 “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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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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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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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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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