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图刊】日本侵华前的摄影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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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前的摄影考察

文|曾璜（中国特稿社）

　　《亚东印画辑》由(日本)"满蒙印画协会"于1924年9月开始在大连出版发行，至1942年连续发行了19年。《画辑》每月围绕特定主题发行照片十张，涉及中国的风俗民情、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艺术文化等内容。《画辑》上的照片尺寸和装帧形式基本统一，每张黑色相册纸约21×30 cm大小，正反面各贴一张大小约10×15cm的照片，每张照片的旁边贴有一张印有说明文字的标签，内容包括标题、拍摄地点、情况简介，部分标签上还印有拍摄时间以及所属《画辑》第几回的第几张。

　　在市场上，还出现有《满蒙大观》和《亚细亚大观》，这两个印画集上的照片尺寸和装帧形式与《亚东印画辑》几近相同，有的甚至表明照片是《亚东印画辑》第几回的第几张。考虑到出版者在1926年1月将"满蒙印画协会"更名为"亚东印画协会"，因此，可以认为《满蒙大观》、《亚细亚写真大观》与《亚东印画辑》应为同源产品，但其中的区别还应该进一步探究。

　　在发行之初，说明文字曾有日、中、英三种版本。目前出现在国内收藏市场的主要是日本版，偶见英文版，极少出现中文版。英文版的价格大约比日文版贵50%。

　　日本摄影师多次对中国进行了摄影考察，并出版有大量的的画册，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就曾对中国进行过系统的影像采集，于1901 年出版了十三本一套的分省系统介绍中国的摄影集《支那文化史料》。现在已知参与过摄影考察的重要摄影师有小川一真、山本诚阳、山本赞七郎、佐藤三郎、山川早水、金泽求也、山根倬三、关野贞、伊东忠太、永尾龙造、竹内苞雄、山中定次郎、樱井幸三、樱井幸三、岛崎役治、中井宗太郎、竹岛卓一、山崎鋆一郎、村田治郎等；机构包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蒙开拓科学研究所、察哈尔特别调查班、山东好古学会、日本东洋妇人会、北原东洋堂、满蒙印画协会、东京钟勇社、藤阪写真馆、仙台写真馆、岸本写真馆、山本写真馆、刊行光辉写真馆、富山写真馆等。

　　李翠薇认为"《亚东印画辑》是日本对华殖民政策的产物，在上个世纪初，日本为达到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野心，向中国派出了探险家和学者，在中国各地收集天文、地理、矿产、森林、地质、水利、社会、历史变迁等方面的资料，对中国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严密调查，同时通过媒体向国民介绍中国的情况，以唤起人们对中国的关心，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创造条件。"

　　由于《亚东印画辑》所具有的史料价值，目前收藏有《亚东印画辑》照片的有中国国家图书馆(2182帧)，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图书馆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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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世纪末，日本人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影像采集。1924年，满蒙印画协会成立，自此日本人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摄影考察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及东北、内蒙、北京、山东、湖北、湖南、西藏、云南等全国各地，拍摄中国人的生活尤其是中国的地理、地貌和建筑。





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辽东半岛强行割让给日本，但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被迫让中国赎回。沙俄借口保护中国强占旅顺、大连。1899年，俄罗斯单方面将旅大租借地定名为“关东州”。图为上世纪二、三年代日本摄影师在中国内蒙古、东北和华北的摄影路线图。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了辽东半岛南部关东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经营权；日本为保护南满铁路权益，成立“满铁守备队”，另驻留南满一个师团。图为日本摄影师拍摄的上世纪20年代，满洲地区的富裕家庭。





1919年，日本在今辽东半岛南部（包括今大连、旅顺、金州）的关东州设立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满铁守备队和驻留师团归属关东都督指挥；同年，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图为上世纪20年代东北地区穿满族服饰的妇女和孩子。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大营，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事变当晚，关东军司令部连夜由旅顺迁往沈阳。1932年，关东军扶植溥仪在长春建立满洲国。图为上世纪20年代满洲南部地区的道士。





满洲在清朝只是族名，而非地理概念。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满洲一词，来源未久，表示部族之号，若肃慎、勿吉、女真，非地名也。”图为上世纪20年代满洲街头的算命先生。





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在与他人合著的《东北史纲》卷首引语中说：“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浅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有清二百余年中，官书私记均未尝以满洲名此区域也。”图为20世纪20年代满洲街头的剃头匠。





日本摄影师多次对中国进行了摄影考察，并出版有大量的的画册，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就曾对中国进行过系统的影像采集，于1901 年出版了十三本一套的分省系统介绍中国的摄影集《支那文化史料》。图为满洲地区吸鸦片的年轻女性。





1924年9 月，“满蒙印画协会”在大连成立，出版发行的摄影集，名为《亚东印画辑》，每月围绕特定的主题发行照片十张，内容涉及中国的风俗民情、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艺术文化等，至1942 年持续发行了19 年，发行照片数万张。图为满洲地区打麻将的女性。





在形式上与《亚东印画辑》几近相同的还有《满蒙大观》和《亚细亚大观》，共计发行照片4000 张以上。图为《亚细亚大观》中，金州地区的轿车，这种车是当时中国北方一种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金州原属“关东省”，现在是大连市金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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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与外蒙古为邻，并分别有日本和苏联的驻军。双方在不少的地段存在边境纠纷。1935年起，日本关东军便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借口，不断发起挑衅，最终导致1939年诺门坎战役发生。图为上世纪20年代的外蒙库伦湖地区的牧民。





图为上世纪30年代内蒙古地区的温泉。





伪满洲国成立后，1932年3月30日公布《兴安省官制》。伪政府在蒙古族聚居地区设立兴安省，下设兴安北分省、兴安南分省和兴安东分省。兴安北省即后来的海拉尔市。图为上世纪30年代兴安北省地区的牧民在蒙古包外做饭。





图为上世纪30年代牧马的蒙古人。





1905年2月11日，日本关东军改俄称达里尼为大连，港名也同时改称大连港，自此开始了对大连长达40年的占领。1945年8月，苏军攻占大连。1955年，苏军撤离大连，将主权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为上世纪20年代大连街头踩高跷的人们。





图为上世纪20年代大连，拉二胡的人和卖唱的女人。





沈阳在清朝称盛京、奉天，1900年被俄军占领，1905年退出。奉天一度是奉系军阀的统治中心，1928年东北易帜后改名沈阳。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沈阳再次改名奉天。图为上世纪30年代奉天的“中国美人”。





1920年代，以奉天军械厂为代表的军事工业和以奉天纺纱厂为代表的轻工业在奉天迅速发展。同时，奉天商业发展形成了老城区、满铁附属地、奉天商埠地三大商业区域的结构。图为上世纪20年代奉天四平街街景。供图：华辰影像





奉天当时的城市建设规模已位居亚洲前列，日本舆论界当时广泛感叹东京的城市建设逊于奉天，并称之为“新满蒙现象”。当年郭沫若在奉天车站下车，繁华的街道和满街的日文店使他以为自己到了日本。图为奉天车站前的情形。供图：华辰影像





“九一八”事变后，锦州地区落入日本人之手。伪满洲国政府在1934年设锦州省，1937年始设锦州市。在锦州地区有一个叫北镇的地方，素有“幽州重镇”之称，位于辽宁西部东端，东距沈阳200公里，西南距锦州120公里。图为上世纪30年代北镇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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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上世纪30年代锦州省义县中央十字街鼓楼。





伪满洲国成立后，1934年关东地区设关东局，下设关东州厅，南部设貔子窝民政署、普兰店民政署。图为上世纪30年代普兰店的制盐工。





吉林城在1931年9月21日被日军占领。1932年3月1日，成立伪吉林省公署。图为上世纪30年代的吉林市，松花江畔乘船的人们。





1865年，长春建城。图为上世纪20年代长春的魁星塔。





长春于1931年9月19日沦陷。1932年，日本扶持溥仪，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宣布定都长春，改名为“新京”。8月，改为“新京特别市”，隶属伪满洲国国务院。图为上世纪30年代的新京。





哈尔滨是金、清两代王朝的发祥地。1898年,俄决定将铁路工程局设在哈尔滨。20世纪初，哈尔滨已成为国际性商埠，先后有33个国家的16万余侨民聚集这里，19个国家在此设领事馆。1932年，哈尔滨沦为日伪统治。图为上世纪20年代哈尔滨的轮船。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炮轰宛平城。这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图为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卢沟桥风景。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图为北平白云观的道士。





图为中国北方的养鸟人。





图为上世纪30年代牛街清真寺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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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建港之前，烟台曾是山东唯一进行对外贸易的国际港口。图为上世纪20年代烟台街景。1938年2月3日，日军占领烟台。





威海卫早在甲午战争之中就被日军占领，1898年又被英国强行租占。1931年英国威海卫行政长官署前，中国外交次长，接收威海卫专员王家桢与英国驻威长官庄士敦举行中英交收威海卫典礼。日军于1938年再次侵占威海，图为上世纪30年代威海卫刘公岛。供图：华辰影像





汉口在1861年被开辟为通商口岸。1938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弃守武汉。10月26日日军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图为上世纪20年代汉口街头的西式建筑。供图：华辰影像





图为上世纪20年代武昌的主要街道。供图：华辰影像





图为上世纪20年代武昌黄鹤楼周边的地理状况。供图：华辰影像





1944年6月到8月，在衡阳，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军以孤立无援的疲惫之师抗击近6倍于己的日军，血战了整整47天，最后衡阳陷落。图为上世纪30年代湖南衡阳福严寺的僧人。





1944年6月17日，湘潭县城沦陷。图为上世纪30年代的湘潭县城城墙。





图为上世纪30年代的湘潭县城鸟瞰。





1941年4月17日，日军占领绍兴城。日寇进城时，国民政府绍兴县长邓讱，在带领军民撤离时不幸中弹身亡。图为上世纪30年代的绍兴城。





1941年4月21日，福州第一次沦陷，占领福州的日军把师团司令部设在马尾。国军第八十师于5月25日在福州北面的闽侯境内发动大湖之役，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日军于1941年9月3日撤出福州。图为上世纪30年代福州万寿桥街景，万寿桥跨闽江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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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4日，日军第二次占领福州。中同守军第八十师第三三九团一个营在营长陈墀生的指挥下，以劣势兵力阻击日军强大兵力的进攻达1天之久，最后全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图为上世纪30年代福建闽江上的木筏。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不断南下，大部分国土沦陷。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云南更是成为大后方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图为上世纪20年代昆明的露天市场。这里是政府管理的公立市场，秩序井然。供图：华辰影像





抗战期间，大量的厂矿、企业、军政机关和学校搬迁来此，沦陷区的人民也逃难来到云南。云南举全省之力，从各个方面支援中国抗战。图为上世纪20年代大理城街道，大理自古以来就是通往滇西及缅甸的主要交通枢纽。供图：华辰影像





图为云南蒙自街景。蒙自历史悠久，是滇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供图：华辰影像





有学者研究表明，日本为达到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野心，向中国派出了探险家和学者对中国的各个方面进行严密调查，同时通过媒体向国民介绍中国的情况，以唤起人们对中国的关心，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创造条件。图为路经云南的藏族马帮的货物。供图：华辰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