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图刊】民国时尚界的欧美范儿

源济

民国时尚界的欧美范儿

文|张凌凌 被访者戴锦华

　　在我看来，女性是一项发明——现代中国的发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发明了女性。当然女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现代关于女性的所有概念，是现代化过程中由西方引进的。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并不等同于男女观。绝对意义上的两性是一个现代观念，时间节点就是清末民初。那段历史是一个呼唤新女性、建构新女性的过程。

 

　　妓女和女侠

　　从上世纪前十年的月份牌美女和广告美女中可以发现：1.她们都是妓女；2.她们根本不是新女性，皮鞋洋装但实际是小脚；3.那些画没有身体只有衣服。这和民国后期的月份牌女郎有着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最早出现的女性形象其实是妓女群体（青楼女、殊遇女）。她们并非“新女性”，却是前现代中国唯一可以在社会场域中看见的女人形象，一度成为女性形象的主要代表。她们也非现代意义的妓女，其实相当于公关小姐、交际女郎，甚至沙龙女主人。青楼、殊遇女作为前现代文化唯一允许的空间和角色，基本延续了此前的文化、角色和社会功能，但在社会转变期，妓女身为时尚的展现者往往得风气之先。“贫学富，富学娼”成了一种时尚流转，“娼”在这里，便指当时特殊的妓女文化。

　　但很快，在妇女解放的潮流下，她们的角色被新的女性形象取而代之。所谓妇女解放，实际上最早是由男人倡导的。在他们眼中，现代女性只是“现代母亲”，只有现代母亲才能生出新人。要有少年中国、现代中国，必须先有现代女性。这种女性解放，是功能性的。当然，女性也在倡导妇女解放，比如秋瑾。她兴女学、办女报、争女权，绝对是女性主题的。秋瑾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形象，好玩的是她穿男装，是女英雄。这跟我们在世纪之交看到的大量“女侠”形象刚好有一个对应。

　　“女侠”源远流长，清末民初尤其典型。从小说到报刊连载到电影，二三十年代的武侠热，最突出的就是女侠，只要有“女侠”二字就好卖。女侠是一个过渡性身份，它带着前现代的不清楚的性别，同时又开始成为人们关于女性的一种想象。

 

　　女学生、摩登女郎和女工

　　民初到30年代的女性形象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男性通过女性想象自己，因为女性是新的，男性不是新的。另一部分是时代涌现出来的各种新女性，包括以秋瑾、唐群英为代表的女侠、女英烈，再就是当时最突出的新女性群体——女学生。

　　女学生出现时，社会结构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作为良家妇女出没在社会场域中的女学生，白衫黑裙，在当时是太新了。那时候常用的一个词叫modern girl，摩登女郎。最早的女明星同时也是女学生，最典型的便是殷明珠。她是英文女校的学生，有一个社交名称叫FF（following fashion），还有一个同学叫AA。她们都是富家女，既是女学生，又是引领时尚的摩登女郎。她们自己开车，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是报纸花边新闻的主角，最著名的时装店会写上“FF穿的鞋子”、“AA穿的裙子”。她们以学生身份被星探发现走进电影，那些电影成为时装窗口，很多内地的人带着裁缝去上海看电影，比着回去裁衣服，今天想来匪夷所思。

　　这时的新女性，一方面代表社会结构的新，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域——现代都市。30年代，随着上海这种新工业城市的形成和崛起，出现庞大的女工群体。今天我们只讲公寓女郎，只剩下张爱玲的上海，没有包身工的上海了。实际上，上海女工同样介入当时的时尚潮流，虽然受着深重的剥削，收入不高，也会攒钱去买口红、剪裁旗袍。

　　女工群体和公寓女郎、摩登女郎之间，有互动有关联也有张力。她们也是从旧的家庭中出来的，也是独立自主，在上海租亭子间生活，也有很多恋爱故事。那种健康的、行动的女性，已经成为当时新女性的整体形象。这也是为什么三四十年代的月份牌美女开始在衣服之外展示身体，变得丰满、健康，充满活力，几乎是古罗马女神的形象。这个段落刚好是这么一个过程的完成：发现女性—发现女性身体—女性获得身体—女性身体成了现代和国家的表述。

 

　　谁是真正的新女性？

　　回顾民国女性时，现在提得最多的就是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这批人。她们的共同特征是才女、美女，出身大家庭、上流社会，接受西式教育，很国际化。她们不仅行走在国际场域，而且和欧洲文化名人有密切交往。

　　但她们代表的实际上是特权阶层，是精英的小众品位。说到那个年代的女性代表，必须加上庐隐、萧红、丁玲这些人，她们才是真正的新女性。看萧红的一生，多么起伏跌宕，多么美啊。庐隐，茅盾说她是“五四的产儿”、“觉醒了的女性”。她们对当时社会公众的影响力非常大，代表了更普遍的新女性。

　　萧红们对社会的影响，更多的是思想意识上的，林徽因们则代表了一种国际化的、欧化的生活方式，跟现实是割裂的。其实，林徽因们对当下的影响远比当时大得多。在现在的人看来，她们作为大家闺秀、风流才女，身边围绕着中外著名文人，产生那么些浪漫爱情故事，真是优雅的上流社会生活图景，非常有现代中国都市的感觉。与其说她们是“新女性”，不如说是“新主流”，她们的走红，是从台湾返销过来的，基本是90年代以降的一个文化现象。

　　萧红们才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像丁玲，她去延安绝对是时尚啊，多少人跟着她跑去延安。品牌文化意义上的时尚，fashion，严格来说是战后消费主义兴起才有的，是非常晚近的概念，而在那之前，什么是时尚？丁玲、萧红她们就是时尚。阮玲玉这样的电影明星也主导时尚，提倡布旗袍、布鞋，若你还穿丝绸旗袍就out了。

　　那个时代的审美，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健康。这个“健康”完全是政治性的，事关未来中国如何走出东亚病夫的境遇，如何建成一个伟大的少年中国，在这样的意义上来指认美。

 

　　女性文化形象与现实生活的断裂

　　中国社会在上世纪初“发明”了女性，但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张力。作家素素提过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民初时，男人是十足的旧文人，女人是十足的新女性。在那个时代，女性突然显得太新了，现实女性真实的生活，比当时表现出来的女性形象来得超前。比如，主演《孤儿救祖记》的王汉伦，是富家女、女学生，冲破包办婚姻像娜拉那样离家出走，在上海做打字员，宣布和夫家、本家都脱离关系，公开场合遇到哥哥互称某先生某小姐。但她在戏里演的是一个忍辱负重、恪守妇道的女子，沉冤得雪苦尽甘来，完全是旧式的苦情戏。这部片子是中国第一部在市场意义上成功的电影。

　　这就是时代的表达滞后于实际情况。凌叔华笔下全是旧女性，基本属于闺房记趣、浮生六记，和她现实生活中那种独立的、浪漫的，非常现代的、超前的作为完全不对等。庐隐的小说中都是情感不发达的男人，而女人遇到一个男人，一旦爱上就陷于愁云苦雨中，现实中的她抽烟酗酒、狂歌当哭，非常狂放，还爱上有夫之妇，大胆、颠覆性地追求爱情。

　　对于“时尚的女工群体”的表现也是如此。当时的文艺作品对她们审美意义的判断、解读比较少，没来得及认识和书写她们。虽然《新女性》等左翼电影中出现了女工的形象，但一定是作为苦难者，形象非常符号化。实际上，女工群体整体上趋于独立、自食其力，她们是真正的都市女郎。

　　1903年杨白明在上海创办“城东女校”，同年《女界钟》出版，公开提倡女性权利、女性参与政治与婚姻自由，共出了18期，这是妇女解放的先声。1918年刘半农发明汉字“她”，是“发明”和书写女性的另一个历史节点。但这个时期所表现的女性的文化形象仍然是脆弱的，这其实也是整个五四一代的脆弱。这种情况是一点点改变的，到30年代才终于到位。

　　现在回头去看那个时代，我会觉得：真美啊！这个美不是审美意义上的美，是她们的勇敢、勇气。当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也挺苦的，因为总是不断地变化，不断地被裹挟，被抛出去又卷进来，但正是她们大波大澜的人生让我非常敬仰。“真美啊”——这种感叹是很浮士德式的感叹：一瞬间如此辉煌。我认同侯孝贤的一个解释：最好的年代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年代，而是最独一无二的年代。你会看到20世纪初每一个十年，都是最美的年代，都是最好的年代，那么新，那么独一无二。

本专题参考资料：

《民国范儿》 漓江出版社 《中国时尚文化史》 山东画报出版社 《活在民国也不错》 长江出版传媒 致谢冯克力先生和华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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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说民国的女子，在气质、装束、举止和独立精神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她们烫头，喷巴黎香水，穿英式高跟鞋、美国丝袜、高叉旗袍和泳衣，也戴上了乳罩。这一切，都深受欧美时尚观念的影响。那些接受过教育或者敢于冲破旧的伦理观念的女子，尤其代表了那时中国的时尚。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恋成为她人生中最为凄美的故事。她又是对民国时尚最有发言权的女人。她以一篇《更衣记》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关于服装，她这样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她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的贴身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陆小曼，世人皆知其与徐志摩的一段爱恋。她是一代才女画家，师从刘海粟、陈半丁、贺天健等名家。她谙昆曲，也能演皮黄，写得一手好文章，喜欢跳舞，善于交际，也爱穿衣打扮。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1916年北京培华女中四位女生合影，右一为12岁的林徽因。她们身上穿的校服是中式上衣配西式百褶裙，既有东方的简约之美，又和西方时尚相得益彰。培华女中是当时教会的贵族学校，能与之齐名的只有另一所贝满女子中学。





林徽因也和徐志摩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往事，最终林徽因选择了梁思成。1928年3月21日，两人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了婚礼。她身上的婚纱、头上的花冠都是自己设计的。林徽因和陆小曼代表了一种国际化的、欧化的生活方式。供图|CFP





关紫兰是中国较早接受野兽派影响的画家。抗战期间，她出现于公众场合时，总是穿着中式服装。她说，“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越要表现出一个中国女人的端庄与优雅，我不怕，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供图|C. H. Foo and Y. W. Foo





李霞卿，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她曾以李旦旦之名出演电影，息影后学了飞行。1939年，国难当头之时，她跟另一个飞行员颜雅清一起开始环美航行募捐善款抗日救亡。





萧红，一生跌宕起伏，情场失意、人生落寞，却留下了伟大的文学作品，与庐隐、丁玲等人，是民国年代的“新女性”。她们就是民国的时尚。





胡济邦，中国有史以来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年轻时的胡济邦风姿绰约、仪态万方。供图|C. H. Foo and Y. W. Foo





陈燕燕，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从实习生成长为一代影星。代表作品有《南国之春》、《大路》、《家》、《不了情》等。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胡蝶，曾主演《胭脂泪》、《绝代佳人》、《某夫人》、《青春梦》、《明月几时圆》等影片。曾被戴笠霸占3年，却没有阻挡她与丈夫潘有声的情缘。1967年息影，定居加拿大。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黄蕙兰，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时尚界的宠儿。她喜欢创造出新的时装样式，对服装材质异常敏感。视自己为时尚带领者，也毫不掩饰对追随者的鄙夷。传说宋庆龄曾偷看过黄蕙兰的衣橱，以确认自己的服装是否落伍。





黎明晖算是上海乃至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手了。她是中国早期流行歌曲摇篮明月歌舞团主持人黎锦晖的女儿，12岁就登台唱歌，她演唱的《毛毛雨》、《人面桃花》等歌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孟小冬，出身梨园世家，当时天下第一坤角，号称“冬皇”。曾与梅兰芳相恋，两人在一起生活了4年。最终婚姻出现裂痕，孟小冬一度遁入空门。后来嫁给了上海滩传奇人物杜月笙。





徐来，有“东方标准美人”的绰号。1933年，她主演了无声片《残春》，一举成名。徐来喜欢跳舞、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她时常出入舞场等交际之所，与多位国民党高官来往密切，很多人为其风采所倾慕，拜倒在石榴裙下。阮玲玉自杀对徐来刺激很大，在主演了《船家女》后，便息影。





周璇，一代“金嗓子”，电影《马路天使》女主角，并在影片中主唱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银幕偶像。她们都是民国时代的美人，时尚界的宠儿。刘半农给女人造了一个“她”字，让女人在文字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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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旗袍正式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装束”，中国自此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时装。图为身着旗袍的阮玲玉。1935年3月7日夜，阮玲玉吞下30粒安眠药，推醒丈夫唐季珊，询问爱情。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作家张爱玲在她的作品《更衣记》里提出，中国女性最早穿上旗袍是在1921年。女性为追求男女平权而蓄意模仿男性的长袍穿戴。图为1935年广州的一对青年男女，男子穿西装，女人着旗袍。





民国年间，上海是中国的时尚之都。1930年10月30日，上海美亚织绸厂制作了24套时装，聘请多位中外女模特，在国内首创了“时装秀”表演。到1934年，美亚织绸厂已拥有22位时装模特儿。图为民国时期，上海的服装模特。供图|FOTOE





旗袍的出现，使女性身体的曲线美得到了表现。《北洋画报》1929年曾刊文并附图指出，女子有七点已经得到解放，依次为头部、胸部、臂部、臀部、腿部、脚部，最后在腹部打个一个问号。图为1936年，第11届奥运会期间，一位身穿旗袍的女运动员在柏林。





旗袍的款式越裁越贴身，面料越用越轻薄，袖子越剪越短，裙衩越开越高。1934年，“高开衩”的流行到了顶峰——一直开到臀部。图为1937年，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和他的三个女儿。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民国，无论在上海的里弄、北平的胡同还是名流沙龙、国际酒会，旗袍永远不会显得不合时宜。图为20世纪30年代末，北京北海公园，游园的姑娘。供图|FOTOE





《上海生活》里曾有文撰述，小姐派的女子必须烫发、抹粉擦胭脂，皮鞋必须是高跟的，春天穿单大衣、夏天穿绸大衣，秋天穿夹大衣、冬天穿皮大衣，无非是跟着学时髦。图为1938年从上海到北京的一架飞机上，走下来两个穿旗袍的女子。供图|FOTOE





方群奋在他的《一封可以公开的信》里写道：那些摩登女郎其实是长衣短裙、革履丝袜，画电影眉、点樱桃唇的代名词。她们有“烫得像个凉棚式的头发、过膝袜子、高跟皮鞋，一步三扭的步伐。”图为1939年初夏时分，福建厦门，公园里观赏风景的时尚女子。供图|FOTOE





民国时尚界，宋氏三姐妹始终走在时尚前沿。宋家的媳妇也不甘落后。图为1945年旧金山会议期间，宋子文的妻子张乐怡。





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的时尚男女跟随上海的脚步，亦步亦趋地学着上海的式样。图为1935年，参加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他们的衣着穿戴可谓时尚。





张爱玲说过，当时欧美流行的双排钮扣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衩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图为1936年在欧洲旅游的中国女人。供图|CFP





作家林语堂在他的《中国人》稿中指出，中国女性在装束上的变化变现为：“烫头、英式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国丝袜、高衩旗袍、乳罩（代替了以前的紧胸衣），以及女子的游泳衣”。图为1920年在海滩的中国女郎。供图|C. H. Foo and Y. W. Foo





达官贵人始终是民国时尚界的主力军。蓝妮曾是孙中山儿子孙科的二夫人，生于澳门，生来貌美，人称“苗王公主”，为解父母之困嫁给一个毫无志向的男人，后离婚。蓝妮曾只身闯荡十里洋场，叱咤商界。图为穿泳装的蓝妮。供图|C. H. Foo and Y. W. Foo





图为民国年间的公务员江芳苓泳装在重庆北碚大磨滩。供图|C. H. Foo and Y. W. Foo





图为民国影星黎明晖泳装照。供图|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图片库





长衫是民国文人的必备单品。它是一道独特的景观，承载着文人的历史文化底蕴。蔡元培、胡适、刘半农，甚至孙中山、蒋介石，无人不穿长衫。图为1936年，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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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风渐进”，西式婚礼也逐步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新的结婚时尚。中国人婚礼上本来忌讳白色，但是这种忌讳很快就被打破了。图为1915年，一场西式婚礼上，新娘以及伴娘和友人。





蒋介石的照片，常见的是穿长袍或者军装的，很少有西装照。在他和宋美龄1927年的婚礼上，蒋破例穿了西服，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宋美龄选择西式婚纱。





民国年间，集体婚礼也颇为流行。鼎鼎大名的杜月笙的公子办的也是集体婚礼。图为1947年杜维翰迎娶严智多之女严仁芸、弟弟杜维宁迎娶另外一位女子的婚纱照。供图|华辰影像





老舍曾写过一篇短文：“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似乎还过得下去；设若没有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法活下去！”图为1925年，广州，一位中国女摄影师和她的搭档。





民国年间，照相是一件时髦的事情，出现了很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照相馆。个体的摄影师非常少见，而能够拥有自己的相机的，绝不会是普通人。图中这个有自己相机的女人名字叫闵勤。





在民国，运动也是一种时尚。图为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与妻儿玩球的情景。





1929年，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在进行体育训练。





民国影星胡蝶在打网球。摄影|陈嘉震





到户外远足、野餐也逐渐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图为宋子文、陈友仁与三个女性朋友在进行野餐。供图|C. H. Foo and Y. W. Foo





到了30年代，跳交谊舞在上海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上海的舞厅有百乐门、维也纳、大都会等10余家。“百乐门”被称为“远东第一乐府”。大学生是舞厅的中坚分子，知识分子也是舞厅的常客。图为1926年，在上海某舞厅跳舞的男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充斥着各种俱乐部，供有钱人到此消磨时间。吃西餐也成为上海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图为上海网球俱乐部网球比赛间隙，李家三姐妹在吃点心。供图|FOTOE





黄蕙兰是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妻子，同时也是豪名门媛，社会名流，东方美的代表，对服装材质非常敏感。她的乐趣之一就是创造出新的时装样式。图为1943年黄蕙兰与英国伊丽莎白王后在伦敦的一个展览会上。





民国年间，一些中产家庭也养宠物。图为民国时期，牵着狗的摩登女郎。供图|FOTOE





在民国年间，福特车在中国的定价最高，当时福特车的价格是：1160两银子。能买的起车的家庭都是有钱人。图为1948年孙科第二任妻子蓝妮在一辆车里。





《上海生活》中讲：“风头派尽可能地赶时髦，模仿，烫发，描眉，连着装都是模仿明星。”图为1947年，南京中上流社会家庭内化妆的妇女。





阮玲玉的人生只有25个年头，因为爱情的无望而轻率地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她生前是主导时尚的，提倡布旗袍、布鞋。却因为一份被愚弄的爱情断了柔肠。





看电影在民国也是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图为1948年，上海，时尚男女路过一个户外广告。摄影|Jack Birns





1930年之后，几乎每隔一个月上海就有一个影戏院诞生。大家闺秀是支撑上海繁荣的主力军。“跳舞场、电影院、咖啡馆、滑冰场、游泳池等，要是缺少了她们，就会冷落很多，也许有关门的危险。”图为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供图|华辰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