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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0年到194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伊莎白(Isabel Crook)都在四川省一个名为兴隆场的村子中走街串巷，她手持一根用来撵走看门狗的拐杖，身着一件 素的蓝色外套，脚踩一双草鞋。她收集了大量有关兴隆场农民生活的资料——这些农村家庭穷到连一个烧水壶都没有，一缕缕鸦片烟从他们的房子中飘散而出。
  Carl Crook 图片：伊莎白在中国的日子
从收集材料到这本书最终付印，伊莎白慢慢成为了“伊莎白同志”，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身材高挑苗条的伊莎白于1915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她的大部分青年时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期间她返回加拿大接受了教育。
伊莎白于1942年回到了成都，随后她认识了她的丈夫戴维·柯鲁克(David Crook)。戴维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曾经在西班牙和上海为克格勃(KGB)从事过间谍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移居至伦敦，并在戴维的祖国英国结了婚。
战争结束后，他们返回了中国。他们的儿子柯马凯(Michael Crook)称，他们返回中国后对土地改革进行了研究。戴维于1959年出版了有关十里店（位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村庄）土地改革的研究成果。在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Beijing's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的任教邀请后，柯鲁克夫妇决定留在中国。
在中国逐渐步入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之际，柯鲁克一家留在了北京。最终，由于被怀疑是间谍，戴维在北京秦城监狱被关押了五年，而伊莎白也在学校里被隔离审查了三年。在自传中，戴维描述了这段经历，他称那段日子他经历了单独监禁和审讯，与家人基本失去了联系。
 Carl Crook 伊莎白•柯鲁克
伊莎白也表示，她“珍惜”能够直接见证中国这段重要历史的机会。“如果你珍惜生活中的经历，那这就是难能可贵的财富。”
上世纪80年代，当伊莎白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已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退休后，她终于有时间整理在一个铁盒子里尘封了近40年的素材了。当时她完成的作品包含三卷，共25章，她承认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些删减。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伊莎白和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教授克里斯蒂娜·吉尔马丁(Christina Gilmartin)一道回访了兴隆场当年她曾经采访过的1,500多户家庭中的一部分。兴隆场现已更名为大兴镇。吉尔马丁已于2012年去世，不过这部书（完全是以初始研究为基础写就的）的最后一部分最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 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历史学教授贺萧(Gail Hershatter)和韩起澜(Emily Honig)的努力下完成了。
韩起澜表示：“伊莎白确实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她非常坚韧不拔。为了完成这本书，她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
伊莎白在她的北京寓所里接受了采访，在讲述自己的研究时，她就像讲述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清晰——她提到了观察村子里能干的家庭妇女以及半秘密社会组织袍哥会的影响。那个年代，袍哥会在幕后控制着村镇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村民对外来者有一种本能的怀疑——尤其是那些国民党政府（当时的中央政府位于兴隆场附近的重庆）派来的代表，这些人也会挨家挨户地敲门，他们要么是来征税，要么是来征募年轻男孩入伍抗日——但是，大部分村民都接纳了伊莎白和与她一起进行研究的那位中国同事。
 Rowman & Littlefield
伊莎白回忆道：“绝大部分人都很穷。但是，大家都很团结，非常团结。”
伊莎白表示，她并不那么赞赏邓小平倡导的现代化发展大潮。她说：“我认为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非常难以控制。”
她称：“乡村和城市都应该给人们职业发展的机会，就像阴和阳一样。”
尽管她未能出版关于第二次走访兴隆场的进一步研究成果，但是她的儿子柯马凯表示，伊莎白认为自己还应该完成另一本书的写作。柯马凯说：“不过，她已经98岁了。我认为她不会再次动笔创作了。”
在本书的序言中，她写道：“70多年前，我在四川那个场镇踏上了研究之路。相较于场镇上那条曲里拐弯的街道，这本书的出版之路更为曲折。”
（伊莎白、贺萧和韩起澜于12月17日晚7:30做客北京“老书虫”(Bookworm) 书店，与读者畅谈了《兴隆场的困境》一书。）
Debra Bruno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4-1-5 07: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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