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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肯尼迪遇刺案:四个人,四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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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2 05:3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AP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的车队穿过达拉斯。

五是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50周年纪念日,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一天纪念着一段最为动荡的美国历史。

Underwood & Underwood/Underwood Archives/Getty Images
1963年11月21日,肯尼迪在白宫醒来,这是他普通的一天,日程安排以得克萨斯州巡回演讲收尾……本图集回顾了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前后一周发生的事。
有一些人深陷事件之中,对于他们而言,1963年11月22日意味着人生的彻底转变。在他们当中,有在那天开车送李·哈维·奥斯瓦德(Lee Harvey Oswald)上班的同事,还有全面展现案件过程的泽普鲁德影片背后的拍摄者。

而对另一些人而言,肯尼迪遇害悬案背后的未解之谜令他们久久不能释怀。比如一位曾经的阴谋论者,如今他担任一家纪念这起事件的主流博物馆的馆长,这令他以前的同事都十分气愤。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比尔·韦斯利·弗雷泽(Buell Wesley Frazier):那件事之后,我害怕极了

50年前,十几岁的弗雷泽开车搭着一位同事一起去上班,然而他的好心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Misty Keasler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肯尼迪遇刺当天,弗雷泽曾开车送奥斯瓦德上班。图为本月初,弗雷泽在位于得克萨斯州欧文市的露丝·佩因故宅博物馆。
弗雷泽在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Texas School Book Depository)工作,他的同事便是奥斯瓦德。根据华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的判定,奥斯瓦德那天早上将用来射杀肯尼迪的步枪放入一个包中,向弗雷泽谎称包里是窗 杆,并把包放在了弗雷泽的雪佛兰(Chevrolet) Bel Air轿车的后座上。

现年69岁的弗雷泽说道,我至今仍难以相信自己会被卷入到这样一个事件里,我真希望它从未发生在我身上。

许多经历了此事的美国人都将其视作一份纯真情怀的逝去,而弗雷泽承受的是更加深切的伤痛。

他记得当总统车队经过书库的时候,他透过窗户看到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心想她可真是和《生活》(Life)杂志里看起来一样漂亮。

他记得看到奥斯瓦德从楼里走向喧闹的车队向总统开枪然后消失在人群里。他和奥斯瓦德并不熟,只知道他名字叫李。

他记得那天晚上,达拉斯警员逮捕了他,用好几个小时审讯他有关奥斯瓦德的事情,然后让他在一份打好的声明上签字,承认自己是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同谋。他拒绝签字并被释放。

随后,奥斯瓦德在被移交监狱的过程中被达拉斯夜店经营者杰克·鲁比(Jack Ruby)枪杀,这一过程经电视全程直播。弗雷泽记得当他看到这一事件时,心里是多么害怕自己也会出事。

他说:这件事的严重性远超我的想像。我当时真的害怕极了。

弗雷泽的生活还是要继续,但他觉得自己已不再是曾经的自己。他认为枪杀案导致了他日后事业的不如意,不过他承认自己也不总是那么招人喜欢。他说,有段时间,我很难再相信他人。如今他是达拉斯一家汽车修理店的兼职司机,并和许多美国人一样,一直对肯尼迪刺杀案充满疑虑。

奥斯瓦德工作日寄宿在达拉斯的一家旅馆里,妻子玛丽娜(Marina)住在德克萨斯州的欧文市,离弗雷泽很近。一到周末他就会请弗雷泽开车载他去见妻子。然而那个周四,奥斯瓦德搭他的车去了欧文市,并在周五的早上又与他一起回去上班。他告诉弗雷泽手上的包里装的是窗 杆,这让弗雷泽很难起什么疑心。

露丝·佩因(Ruth Paine)当时与奥斯瓦德的妻子住在一起,她很早就认同了官方对谋杀案的解释,她说:奥斯瓦德绝对干得出杀人的事来,而且所有证据都说明他没有共犯。

现年81岁的佩因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对于华伦委员会对那天早上包中放有枪支的判定,她相信弗雷泽心里肯定很难接受得了。

佩因退休前是一位学校心理咨询师,她说,我为弗雷泽的遭遇感到深深的遗憾。这个月,她在欧文的老家已被重新翻修成一座博物馆。她说,我一直试着不去谈论我人生中的这段遭遇,但我也努力着去接受现实。

弗雷泽却坚信奥斯瓦德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杀害总统。根据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本月的调查,有59%的美国人也都持此观点,认为肯定是多人共同策划了这起谋杀。

弗雷泽说,我期待着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他说,他并不清楚真相到底是什么。

Miguel Bustillo


亚历山德拉·泽普鲁德(Alexandra Zapruder):珍贵影像留下的复杂遗产

50年前,亚历山德拉·泽普鲁德已故祖父用他的柯达胶片捕捉到肯尼迪遇刺瞬间26秒的影像。但到今天仍有人会问亚历山德拉·泽普鲁德她是不是拍摄那段影像的人。

Melissa Golden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亚历山德拉•泽普鲁德是亚伯拉罕•泽普鲁德的孙女。图为本月初,亚历山德拉在马里兰州的查维切斯(Chevy Chase)。
亚伯拉罕·泽普鲁德(Abraham Zapruder)拍摄的影像永久地改变了他家庭的命运。那段影像为他们带来了数百万美元,但也把他们的名字同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联系在了一起。

现年44岁的亚历山德拉·泽普鲁德说:我对于那段影像以及围绕那段影像发生的奇怪和不可思议的事件抱有复杂的态度和情感。她是一位作家,居住在华盛顿郊外。

她的祖父是一位俄罗斯移民,在达拉斯从事裁缝工作。他用自己的Bell & Howell家用摄像机拍摄下了肯尼迪遇刺的影像,从而拥有了无价的历史资料。

但亚历山德拉·泽普鲁德说,那段影片为她祖父带来了不愉快的经历。作为肯尼迪的支持者,他感觉这段影像加剧了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的痛苦。她表示,祖父在余生中经常会做有关肯尼迪遇刺的噩梦,而且几乎没有再使用过那部摄像机。

在刺杀事件发生后,亚伯拉罕·泽普鲁德曾遭遇执法官员的质询和媒体的追逐,他曾担心媒体会利用他拍摄的影像。尽管如此,他还是以15万美元的价格将这段影像的版权卖给了《生活》(Life)杂志,该杂志起初决定不公开肯尼迪头部中枪的可怕画面。

后来亚伯拉罕·泽普鲁德拍摄的这段影像越来越受到关注。在1975年一段盗版影像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后,外界对它的兴趣暴增,在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在1991年拍摄的电影《刺杀肯尼迪》(JFK)中使用了这段影像的片段后,这种情况再度出现。那时,《生活》杂志已经以1美元的价格将这段影像回售给泽普鲁德家族。

联邦暗杀记录审查委员会(Federal Assassination Records Review Board)在1997年决定,政府应该获得影像原件,这需要以合理的市场价值赔偿给泽普鲁德家族。但该家族和政府之间在价格问题上意见分歧。据泽普鲁德家族与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在仲裁期间提交的法律文件显示,该家族通过授权复制该影像每年可获得约2万美元。司法部在1999年最终向泽普鲁德家族支付了1,600万美元。

泽普鲁德家族后来把该影像的版权转让给达拉斯的六楼博物馆(Sixth Floor Museum),这是一家专门保存肯尼迪刺杀案相关档案的主流博物馆。他们极少对媒体深入谈论过这段影像,直到今年初《生活》杂志要求亚历山德拉·泽普鲁德为一本纪念肯尼迪遇刺50周年的书籍写写关于她祖父的故事。

亚历山德拉·泽普鲁德说,在她成长期间,她的家庭私下也不常谈论这段影像。她祖父在1970年去世时她才10个月大。经过了很多年,在采访了亲戚、家族朋友和研究她祖父所作的公开证词之后,她才意识到,遇刺事件对祖父造成了多么大的痛苦。

她已经开始接受泽普鲁德家族的这一遗产。

她表示: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悲惨的负担,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Ann Zimmerman


加里·麦克(Gary Mack):一直对案件真相抱有一些怀疑

麦克这一生一大部分时间都在挑战肯尼迪遇刺案的官方说法,仔细研究宝丽来(Polaroid)照片和警方记录,以期找到凶手的杀人动机。

Misty Keasler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图为上个月,麦克站在得克萨斯存书处(Texas Book Depository)附近,如今该地已成为第六层博物馆(Sixth Floor Museum)。
现在麦克是达拉斯六楼博物馆馆长。他在得出根本没有证据能够表明真相更加黑暗这一结论后,被阴谋论者视为背叛者。

现年67岁的麦克说,所有研究肯尼迪遇刺案的人都希望能得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结论,我也曾是这样,但之后我又重新变得客观,无法再忽视证据。

麦克此前在得克萨斯北部担任一个广播节目的总监。他曾在上世纪70年度中期发布了一份对一段警方录音的分析,这份报告帮助说服众议院遇刺案特别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使其相信可能另有一枪是从一个草丘打出的。

他的结论随后被声学专家推翻,这些专家对1982年经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授权的案件重演进行了研究。但麦克并未灰心,而是将注意力放在案发期间拍摄的一张宝丽来照片上,这张照片似乎显示一个身上戴有徽章的人以狙击手的姿势蹲伏着。

他在1990年将注意力转向他认为没有事实根据的理论,当时他与刺杀案研究员、前保险理赔调查员佩里(David Perry)一同进行研究,并对有关达拉斯一位已故警官是第二位持枪歹徒的说法表示怀疑。

佩里说,麦克成为偏激阴谋论者的死对头。

1994年,麦克开始为六楼博物馆工作,这座博物馆所在建筑是奥斯瓦尔德曾经工作和向肯尼迪开枪的地方。麦克利用自己对刺杀案的了解帮助建立了这座博物馆的相关收藏,藏品数量有4.5万件,包括口头史料、本地有关此案的新闻片段和后续报道。

尽管他现在帮助呈现的是华伦委员会版的事发真相和其他理论,但一些阴谋论者将他视为背叛者,认为他虽然了解的更多,但忽视了他们那一方的理论。

政治暗杀联合会(Coalition on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的执行理事贾奇(John Judge)说,他被判了自己,他是一个研究员,曾为阴谋论出版物撰文,之后他获得了在六楼博物馆的工作,然后就成为我们的对立者。

麦克说,他现在很反感那些他无法支持的前沿刺杀理论,但依然对1963年11月22日那天的真相怀有疑问。

他说,我依然认为真相不仅限于奥斯瓦尔德独自的行动,我只是无法证实这种看法。

Ann Zimmerman


罗伯特·格勒登(Robert Groden):每年一次的默哀时刻

半个世纪前,在18岁生日的当天,罗伯特·格勒登被电视上有关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所震惊,随后将一生投入到发掘他确信为一场阴谋的肯尼迪遇刺案的真相中。

Bryan Anselm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格勒登依然相信美国中情局参与了刺杀肯尼迪的行动。
如今,在肯尼迪遇刺50周年之际,随着电视台工作人员纷纷涌入达拉斯,格勒登感觉被这座城市边缘化了。周五,达拉斯市迫使阴谋论者离开迪利广场(Dealey Plaza),以便组织一场毫无争议的肯尼迪遇刺纪念活动。

格勒登说,我的一生都与肯尼迪总统的遇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肯尼迪遇刺50周年纪念日当天,格勒登将迎来68岁生日。他说,他是我一生中第一位敬仰的政治家,至少,我们欠他一个真相。

格勒登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参与了刺杀肯尼迪的行动。他写过六本书,包括上榜《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图书畅销榜的《叛国罪》(High Treason)。

上世纪70年代末,他对泽普鲁德影片的研究为他赢得了一些赞誉。当时他担任美国众议院遇刺案特别委员会(U.S.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顾问。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说,肯尼迪的遇刺可能是一场阴谋,从而助长了阴谋论。

但格勒登此后的生活一点也不光鲜:过去20年,他主要是靠在迪利广场上向游客兜售详细介绍了其理论的书籍和DVD维持生计。

达拉斯警方给他开过80多次罚单,他还曾因无证经营而被投入监狱。警方此举是打击迪利广场商贩的措施之一。法院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驳回了所有的指控。

格勒登的太太最近刚刚过世,他有四个成年子女,他们都支持他对肯尼迪遇刺案的痴迷。他32岁的儿子迈克尔(Michael)说,我为他做的事情感到非常骄傲,这些行为很英勇。迈克尔在费城担任零售经理。

尽管达拉斯市不再驱逐宣扬阴谋论的商贩,但格勒登最近卷入了与市政府的另外一场大战。市里征用了迪利广场用于周五纪念肯尼迪的活动,该活动仅对5,000人开放。这些参与者通过抽奖赢得门票。

每年这一天的中午12点30分,政治暗杀联合会(Coalition on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都会在迪利广场举行默哀,纪念肯尼迪遇刺。但今年由于市里组织的活动,政治暗杀联合会的默哀活动不能继续了。达拉斯市发言人说,该组织本可以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参加抽奖。格勒登是该组织的成员。

本月,阴谋论者与达拉斯官员达成了妥协,改在附近一个停车场举行纪念活动。但当纪念人群散开时,格勒登誓言将回到迪利广场,传播他对肯尼迪遇刺案的看法。

格勒登说,在迪利广场上,时间停在了1963年。

Ann Zimm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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