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五之父”陆孝彭：14人保住第一架国产强击机

福多多

设计中国自己的飞机是陆孝彭一生最大的愿望。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了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陆孝彭被调到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并被任命为歼教1的主管设计师，兼任总体气动组组长。陆孝彭兴奋不已，设计中国自己的飞机，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1958年，陆孝彭又来到320厂（现洪都集团公司）任强五飞机主管设计师。设计开始了。他闭门谢客，将自己关进了房间，谁也见不到他的身影，只是经常看见他房里的灯通宵地亮着。两个多月以后，他房间的门终于打开了。厚厚一叠“强五”总体设计方案摆在桌上。同事们呼啦一下全围上来，你争我抢，都想先睹为快。陆孝彭带着浅浅的笑容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听取大家的意见。传阅完后，办公室内出奇的安静，“怎么一回事？”陆孝彭颇有点疑惑，每个人脸上都流出一种沉迷的神情……

“真绝了！”不知谁首先感叹。猛地房间里喧闹开了，年轻人的热情爆发了，他们高兴的称赞、争论……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振奋的新形象：锥形的机头，开阔的视野；双管进气，新颖大胆，别出心裁；加大加强的后掠机翼，显示良好的低空稳定性；流线型的蜂腰机身，还有美观的机尾翼……

一向谨慎细心的高镇宁仔细审视方案后，脸上也不由地绽开了笑容。“这是一颗多么出色的头脑！凡是人们提及的设想，只要有一丁点可取之处，都被他融汇吸收，完美地体现在总体方案中，这才是科学家的作风！”

陆孝彭出手不凡，强五设计全面铺开。当时全国正处在大跃进时代，人人都在喊大跃进，飞机城也在跃进的口号中发晕，在没有经过严格的风洞试验以及系列试验的情况下，15766张技术图纸竟然全部完成。与此同时，人们还在构思着飞机一下子就要飞得最快，马赫数不应停留在1.5，而应该超过2、超过3。

在工厂技术工作会议上，陆孝彭提出了强五设计必须全面返工的建议，会议室顿时活跃起来。更多的人是强调时代的观念，大家都在一日千里，一天等于20年地大跃进，我们怎么能停止前进呢？陆孝彭舌战群儒，全面分析了强五的设计过程，存在的漏洞，潜在的隐患，力陈不尊重科学的危害性，终于，陆孝彭的建议得到了高镇宁的支持，得到了副总工程师冯旭、厂长冯安国、党委书记吴清明等领导的一致支持。科学占了上风。

设计员们统一了思想，夜以继日地对强五设计进行全面返工。陆孝彭更是一丝不苟，几万份图纸，几万个数据，他一份份审查，一个个校阅。有时为了一个数据，他埋头反复考虑、反复计算很久，不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肯罢休。助手们见他辛苦，主动提出替他计算复核，他不答应：“我自己不校阅一遍，放不下心。”

400多天，400多个日日夜夜，低速风洞试验，高速风洞试验，4次大的设计修改，260多份气动性能、强度计算报告全部完成，最后，重新发出全套生产技术图纸2万多份，完成了强击机发展史上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过程。

强五试制是1960年5月开始的。当时全厂干劲很高，大家都把强五当作“争气机”来干，短短几个月就完成了第一批试制的三架飞机的80%零部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强五试制胜利在望的时候，遇到国民经济大调整，强五下马了。

难道强五真的要夭折？他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上万字的报告，力陈坚持的理由、成功的把握和下马的损失，写出研制人员诚挚的心声。厂领导被他的执著和真诚所感动，最后决定由剩下的14人组成试制小组，陆孝彭当组长，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继续强五的试制。

只有14人，连陆孝彭在内仅有6名设计员，2名工艺员，4名工人，1名调度员，1名资料员。这就是世界航空工业领域里罕见的现代化超声速喷气式强击机试制车间的所有班底。但对于陆孝彭来说已经足够了，这14人无异于他在茫茫大海中抓到的一个救生圈，他坚信，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陆孝彭带头向樊洁保师傅学会了铆接技术，亲自爬上飞机进行铆装。零件供应断绝了，大家就到半成品库房各个角落里去找，找到拿回来自己加工。吊车坏了，自己修，工装有故障，自己排除。大家四处求援，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落实。

当急需的零件完成后，守候在机床边的陆孝彭也不等别人来帮忙，向工人师傅借来板车，搬上零件，拉着板车就朝试制车间飞跑。

1964年1月，原三机部孙志远部长来洪都视察工作。陆孝彭仿佛看到了希望，他抓住机会，用一个上午、半个下午的时间向孙部长汇报了强五从设计、试制到静力试验的全过程，他聚精会神地侃侃而谈，思路清晰，层次清楚，数据充分，分析精辟，终于得到了孙部长和其他首长们的首肯和认同。

强五得救了。三机部决定立即恢复强五试制。1965年6月4日，新中国第一架超声速喷气式强击机展翅飞上了蓝天。（中航工业洪都 丁建洪 李炎 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