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叫人们幸福，人们就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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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前首相肯赞·多吉谈“你幸福吗”.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晓婷 南方周末实习生 梁蕴瑜 龙健 蔡佳茵   
发自：深圳 2013-11-01 08:22:16

2013年，不丹选民排队参加第二次议会选举。2006年，不丹国王旺楚克让位给他的儿子，并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因为国王觉得“更多的民主会增加人民的幸福感”。 （东方IC/图）

“幸福就该是欢喜地出生与养育，有意义与有收获地工作，在满足与保障中老去，在尊严和祥和中辞世。”【第4章·第18讲】

“幸福的美妙之处在于能引发慈悲，想要为他人带来幸福。在为他人增进幸福的过程中自己的幸福感会变得更强烈。”【第3章·第12讲】



“不丹以干净为傲，而安吉比不丹还干净。”2013年9月24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肯赞·多吉说：“我想安吉正在尝试一种新理念：幸福安吉，就像我们在不丹做的一样。”

半个月后，“幸福安吉”遭遇了台风“菲特”。和它的邻居余姚一样，安吉某些区域水祸严重，以往干净的街道成了黄色汪洋；城内多处小水库溢洪，山体塌方，粮食倒伏。

2013年9月，不丹前首相吉格梅·廷莱《幸福是什么》一书出版，书中收录了廷莱关于“国民幸福指数”（GNH）的26篇演讲——他也是不丹历史上第一位民选首相。2013年8月刚刚卸任的廷莱这次没来中国，替他来宣传的是前前首相肯赞·多吉。

多吉1970年代开始在不丹政府任职，见证了GNH从不丹向全世界推广的进程——1972年，17岁的不丹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宣布，以GNH取代GDP来衡量国家发展状况。1998年联合国会议上，不丹第一次把GNH带到国际社会的视线中。2011年7月1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敦促所有成员国把国民幸福作为发展目标。

2006年，旺楚克国王让位其子，并建起君主立宪体制，“也是因为他认为更多的民主会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多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当时，不丹人口仅70万，人均国民收入1000美元左右，大部分地区是乡村，一些偏远地方没有公路连通，要步行六七天才能抵达。但不丹人能享受到免费的教育和医疗，每年不丹有几千人到印度、澳洲、欧洲、美国留学，其中30%到40%由政府资助，农民几乎都拥有自己的土地。

2005年不丹GNH调查结果，97%的不丹人感觉“幸福”、“非常幸福”。

200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幸福指数国家排名。178个国家，第一名丹麦，其他前10名主要是北欧国家，不丹排第8，是前20名中惟一一个GDP极低的国家。

不丹人直到1999年才被允许看电视，现在，除了本国两个电视台，他们还能收看国外电视台，比如Star Movies、BBC和CNN，以及CCTV英文频道。在廷布，年轻人像其他国的都市青年一样，用iPhone，上Facebook，爱看外国电影。

同时，消费主义在渗透，失业率和犯罪率在上升。廷莱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担忧：不丹会逐渐背离GNH的价值，像多数国家一样追求物质水平。

不丹最近一次的GNH调查于2010年进行，结果显示，“幸福”或“非常幸福”的不丹人，比例下降至90%。

但究竟什么是GNH的标准？肯赞·多吉也语焉不详：“GNH是主观的。每次的指标会根据现实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多吉没有去过朝鲜，当他听说那里的人幸福度很高时，说：“如果你见到朝鲜人，和他们聊聊，看看他们的表情，就能知道他们幸不幸福。”

不丹前首相肯赞·多吉 （南方周末记者 李晓婷/图）

“国王并没有说一定要怎样做才能幸福”


南方周末：对于不丹来说，GDP达到多少就足够了？

肯赞·多吉：我们没考虑过要多少GDP才够，我们的目标是使每个人都有吃有穿有住，能得到追求幸福的基本条件。我们不用数字衡量。

南方周末：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说过，大部分不丹人认为1000美元的年收入就足够了，你同意吗？

肯赞·多吉：这因人而异。我想他是根据当时做的生活水平调查提出的这个数字。每个国家标准都不一样，随着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标准也会改变。

1000美元是最低标准，一个家庭年收入低于这个值，就归到贫困一类。除了收入，还要有舒适的住房，让一家人舒适地生活，当然这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我们的政策有个重心，是消除贫困，我们每两到三年进行一次生活水平调查，2008年调查显示，不丹人15%属于贫困，2013年降到了12%。

南方周末：有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比如北欧国家，GNH也很高，对于不丹来说，可不可能同时追求GDP和GNH？

肯赞·多吉：我们并没说不追求GDP，但只追求GDP是不科学的。所以才说要平衡。北欧国家有很好的社保体系，我想这是他们GNH也高的主要原因。

南方周末：对于GNH，也有人认为不丹人的幸福是由国王决定的，国王说要追求幸福，并且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比如让不丹人都穿传统服装上班上学，而这不是不丹人自己决定的。

肯赞·多吉：这种看法是错的。幸福概念是国王引入的，他并没说一定要怎样才能幸福。他1972年时提出GNH比GDP重要，而后用25年把这一理念运用到实践中。这个理念虽然来源于国王，但并不是叫人们幸福，人们就会幸福的。

2010年我们向联合国提出GNH应该成为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主要目标，因为幸福是所有人的追求。联合国在2011年7月19日通过决议，敦促所有成员国把国民幸福作为发展目标。2012年，联合国宣布3月20日为幸福日。

不丹被赋予界定2050年发展目标的任务，目前实现的期限是2015年，尽管不丹已经完成了大部分，但有很多国家还没实现哪怕一半的目标。

我们有六七十名国际发展专家正在研究、探讨新的发展目标，之后会把结果提交到联合国大会，提出不丹关于在2015年后把国民幸福作为千年发展目标的建议。我想这也说明了幸福的重要性。

南方周末：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GNH的概念才被国际社会关注和接受，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

肯赞·多吉：主要是当时人们开始认识到GDP测量并不是很科学。GDP是在二战后由世界银行和IMF等组织提出的，那是重建的年代，重心都在经济发展上。但是自从不丹提出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GDP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GDP测量是有误导性的：就算人们经历苦难，GDP也有可能很高。比如说过去我们破坏了很多东西，现在要重建，要用到钱，这些钱就会推动GDP上升。

“政策要保证每个不丹人都有土地”


南方周末：不丹如何在整个社会层面推行GNH体系？

肯赞·多吉：我们尝试用GNH体系来评估每一个发展项目。比如，如果地方政府想建一所学校，要得到政府资金，就要向政府证明这个项目会怎样创造GNH价值。我们有一个检测所有发展项目的评估体系：GNH委员会。每个项目都要经过这个委员会的审批，要符合一定的要求，不然就会被拒。

南方周末：穷人说我没钱，所以我不幸福；富人说有钱，我也不幸福。不丹有这种情况吗？

肯赞·多吉：不丹的贫富差距不大，富人和穷人很接近，不丹富人和其他地方的富人没得比。不丹70%的人口住在农村，我自己也有房子在农村，我的兄弟姐妹也在那里。

南方周末：你认为有哪些问题是最基本的，必须解决才能保障社会稳定？土地问题、婚姻问题，还是什么？

肯赞·多吉：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问题。在不丹土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大部分人住在农村，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农产品。

不丹的土地政策有不同层面，基本上，土地拥有量视家庭规模而定，一户人不能拥有超过25英亩的土地，一个5口之家不可以超过10英亩。这样保证贫富差距不会很大。在君主制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没有土地，可以向国王报告，国王会评估这个人对土地的要求是不是合理，如果合理，就会给予5英亩土地。这个政策是保证每个不丹人都有土地。

南方周末：婚姻问题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重大问题。不丹容许一夫多妻，你认为一夫多妻是不是解决当代婚姻问题的一个可行性方案？

肯赞·多吉：不丹以前实行一夫多妻，主要是为了维持一个家庭的财产，因为在不丹是女儿继承财产的，如果几个姐妹嫁给同一个丈夫，财产就不需要分割，不会削弱财力。我不知道一夫多妻对于解决婚姻问题是否有用，但是一夫多妻现在在不丹也几乎不存在了。我个人认为，还是一夫一妻更合理。

南方周末：城市化进程在不丹也不可阻挡，失业率达到9%，犯罪率也在上升，要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肯赞·多吉：这是一种挑战，是全世界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发展项目重点在于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使得人们可以更好地在这些地区生活，我们发现住在农村地区的人比住在城市的人要幸福。

南方周末：政府会鼓励人们住在农村吗？

肯赞·多吉：肯定不会。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选择住在哪里。但是政府有责任为那些选择住在农村的人改善生活条件。在未来两年，不丹将达到100%的电力覆盖率，医院、教育设施、市场服务也都在改善，使人们可以留在农村生活。但这终究是个人的选择。

不丹很多地方都由山河相隔，75万人散布在各地。现在还有一些偏远的地方要步行六七天才到，没有公路，我们也要在那些地方建学校。我们对目前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如果所有的小孩都能上学，毕业之后他们就会回来找工作。我们的小学入学率已经达到100%。

政府不会要求人们控制欲望


南方周末：卡玛·尤拉说过，随着互联网和电视进军不丹首都，很难避免消费主义的污染，人类本性也很难抵御外界的诱惑。你有感觉到类似的挑战吗？

肯赞·多吉：没有。我想卡玛对于消费主义的观点有点夸大。我们总是寻求平衡，我想这与佛教哲学有相通之处，就是要平衡物质追求、精神追求以及心理、感情上的安宁。

南方周末：现在佛教在不丹人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近年来有没有什么变化？

肯赞·多吉：没什么变化。佛教是不丹的国教。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也是来源于佛教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也可以与GNH价值联系起来，比如怜悯，慷慨。GNH的价值之一——文化多样性也有着很强的佛教根源。所以在这样的国家，推行GNH的确要更容易一些。

南方周末：按照通常的理解，过多的欲望往往是不幸福的根源。GNH是否暗含禁欲的意思？

肯赞·多吉：不。我们的宪法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是否控制个人欲望是个人的选择。不过我认为个人也需要一定的指导来做出正确的选择，政府有责任引导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底线是保证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政府不会要求人们控制欲望，哪怕是君主制时期也没有这样做。

南方周末：你认为GNH和共产主义理想有什么可比性吗？

肯赞·多吉：我不是共产主义专家，不过我想有相通处。我们强调社区的重要性。2010年GNH调查显示，城镇人口的社区意识相对较低。就像世界其他城市的人一样，不丹的城市人，邻里也可能互不认识。但在农村，你只要把门打开，就会有人走进来，有人遇到困难，整个社会都会给予援手。在不丹，社区的帮助和支持是很重要的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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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远见】不丹有望输出幸福价值观.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何蕴琪  
最后更新：2011-10-28 09:31:36

山脉、蓝天、庙宇、僧侣和石板路……据说在不丹这个“最后的香格里拉”，连路上的狗都在微笑。现在，这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幸福光景有望在全球铺开。因为2011年7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条由不丹提出的非约束性决议，将幸福这一概念纳入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考核。

一场波及全球的以健康、幸福为目标的运动正在展开。而总人口67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过1400美元的亚洲小国不丹，正是GNH（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也俨然是这场运动的引领者。

在谈论为什么一个国贫民弱的国家得以向西方世界输出价值观时，不可忽略的一点当然是这个价值观本身承载的能量。GNH概念的产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还蕴含了延绵十多个世纪的宗教精神对不丹人幸福观形成的影响。就像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尤拉撰文指出的，自8世纪佛教引入，不丹人一直被教导，在寻求幸福之前，必须认知自我，发掘自我的本性。

因此，这个1999年才有第一台电视机，五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只有两架飞机的国家，并没有因为贫穷而丧失快乐的理由。2006年，《商业周刊》一份全球调查就显示，不丹国民的幸福指数排在亚洲第一，全球第八。

不过，一个缺乏所谓“经济基础”承托的价值观能走出自身并影响其他文明，前提是与其他文明先行对话、互动。在GNH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处处可见西方文明的影响。

比如GNH的各项量度指数、调查方法、审查工具是由不丹研究院在国王和政府指导下邀请国际学者共同进行，从时间使用、生活标准、治理质量、心理健康、社群活力、文化、健康、教育、生态等维度切入，其系统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特质显示了它们是西方理性思维的产物。

又比如不丹政府公务员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当高，1900名公务员中有60％曾在国际名校进修过。现任国王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而不丹国师、国民发展委员会主任则毕业于牛津大学。

这些信号在提示，在不丹传统文明基础上建立的幸福价值观，是在和西方文明相同的话语体系里获得表达的，因此它的输出并非是那么异质的价值观。 这里不得不提及“不丹模式”的缔造者，不丹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旺楚克生于1955年，12岁便只身负笈英国，17岁回国成为国君。他在英国受教育的时期正值欧洲经历动荡的变革，虽然未见诸文献，但可以想象他和1960年代西方青年一样，经历过对主流价值观的反思和反叛，这一点，大概对他上任后提出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治国纲领有重大影响。而且，旺楚克于2005年退位，将君主专制政体改革为君主立宪制，组建内阁政府，由其26岁的儿子担任国王。看来，不丹在输出价值观前也接受了价值观的输入。

【点评者说】不丹不是一个理想国，国内也有种族矛盾，经济上它亦过分依赖于印度和外援，其GNH政策并非人人都唱赞歌。但不丹或许能提供一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一种价值观怎样得以输出，一种文明怎样自我修正、获得自信，乃至与其他文明对话和互相接纳。

小国不丹的启示：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DP.
来源：南方周末作者：尹伊文  
最后更新：2009-05-07 13:46:31  


美国发展模式的神话在金融海啸中破灭，“后美国”时代的反省和探索很可能催生一次社会发展模式的思想革命，这很可能是一次“范式转移”，就像从中世纪的地心说转移到哥白尼的日心说

超越——GDP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GDP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是很少听到中国人说自己的幸福也高速增长了。金融危机来临之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保GDP增长的政策，却 没有听说出台“保幸福增长”的措施。GDP增长一直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目标，也一直是20世纪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中心。在金融海啸的摧毁之下，这个中心受到 了震撼，虽然西方抗海啸的主旋律仍然以GDP为主调，但是一股另类的潜流却在呼唤“超越GDP”。

2008年11月，当世界在金融海啸的深渊中迷茫挣扎的时候，几十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官员到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小国不丹去寻求“另类”答 案。他们意识到，主宰20世纪的、以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在国内和国外所生产的最终成果和提供的劳务价值。它等于GDP 加上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有着潜在的问题，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思路。一位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官员说：“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在追 求GNP，现在需要超越GNP了。”

不丹：把国民幸福总值作为发展目标

不丹提供的另类方法是什么呢？

不丹方法的核心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 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而不是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NP。它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另类发展思路，是因为不丹看到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模式中的一个悖论结果： 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却没有感到更加幸福。伴随GNP高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工作压力、犯罪增多、失业威胁、社会冲突、人际疏离……，使许多GNP 很高的国家的人民深感痛苦。三十多年前，不丹的决策者就看到了这个悖论，GNP不等于幸福，而幸福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

不丹是如何衡量幸福的呢？它把国民幸福总值具体化为四大支柱：（1）环境和资源的保护；（2）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3）传统文化的保留；（4）优良的治理制度。不丹的发展不是追求GNP增长，而是追求实现这四个目标。

三十年来，不丹的确取得了令人惊羡的结果。为了追求公平的发展，不丹为全民提供了免费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为了保护环境，它不进行急功近利的开发。譬如，它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但它自觉地不把开采森林作为推动GNP增长的亮点。

它的经济发展亮点是选在再生性能源——水力发电的建设上。而在修建水力发电站的时候，它也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它的水电站都是修在地下的，没有对地面 上的生态造成破坏。修地下水电站要比修地上水电站费时费钱，如果急功近利追求GNP增长，肯定会选择修地上水电站。但是，在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战略指 导下，为了保护环境，为了可持续性，不丹选择了地下水电站。当然，这样的选择结果，前期GNP的增长肯定会慢一些，但是后期的、长远的“幸福”则能让全社 会受惠。目前，地下水电站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幸福，水电是不丹的主要出口，也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这些收入使政府可以向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美 国的人均GDP是不丹的三十多倍，但美国却不能给公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连半免费的全民医疗福利也没有。中国的人均GDP也高于不丹，但中国人也没有享 受到全民免费医疗福利。美国人和中国人大概都比不丹人有更多的消费品，但是他们却未必比不丹人有更多的幸福。

“时间贫困”在抵消GDP增长

当三十多年前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概念的时候，完全没有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但是后来，一些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殊途同归地进入了经济和幸 福的研究。他们的定量研究发现，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幸福和GDP的关系就不相关了。英国学者怀特还根据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数据制定出了量化的幸 福指数，把世界上的178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幸福指数高低排列出来，不丹排名第八，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GDP高的国家都在不丹之后，中国更是 远远落在后面。怀特说，“幸福”这个概念近来正成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重要领域，政治家们也开始把“幸福”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数。绝大多数英国民 众在民调中表示，政府应该把增加幸福放在增加财富之上。

金融海啸爆发之后，GNP和幸福的关系引起了更多人的关心。引发金融海啸的重要原因是次贷借款者的过度负债消费，还有华尔街公司滥用杠杆追求超高利 润。过度消费和超高利润都为GNP的增长作出了可观“贡献”，次贷危机发生前的几年，美国的GNP增长势头很好，金融行业的增长更是惊人，金融业在GDP 中所占的比例从百分之二十多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多。但是，这些GNP增长有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呢？且不说金融海啸发生后人们承受的巨大痛苦，就是在海啸前的高 增长时期，人们也未必真正幸福。许多借次贷买豪宅的人抱怨说，付房贷利息让他们感到压力沉重，而豪宅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想的幸福。多数豪宅是建在远郊，因 此增加了上班通勤的时间，每天要多开一两个钟头的车；另外，亲友们的往来也变得很不方便，增加了疏离感，有人说，迁入豪宅一年，竟然没有一个朋友去过他 家。那些在华尔街工作、赚了高工资拿了高奖金的人也颇多抱怨，他们的抱怨主要是工作压力太大，超级紧张，超长工时，许多人常常要工作到深更半夜，第二天大 清早又要去上班，结果是赚了很多钱却没有时间去享福。

近年来世界银行在研究贫困问题的时候，增加了一个新的贫困概念：“时间贫困”。以前讨论贫困的时候只注重“经济贫困”，以收入多少、消费多少来衡 量。后来看到“经济贫困”和“时间贫困”常常连在一起，许多穷人收入低，为了温饱要加长工作时间，他们的痛苦不仅仅是缺少物质消费，也是缺少休闲时间。在 美国，保障较短的工作时间曾经是争取员工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工人往往要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工作60至70小时， 钢铁工人甚至要每周工作84小时。后来，工人们逐渐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每周2个休息日。那时的社会共识是，休闲是福利，工作时间过长是不幸福的。但是， 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和泛滥，被称为“消费福音”的观念渐渐成了主流，消费主义使人们相信“休闲不是幸福，消费才是幸福”，于是，美国人开始加长工作时间， 多工作，多赚钱，多消费。美国出现了无数“经济富裕”“时间贫困”的扭曲的人。面对这种现象，美国近来涌现了一些民间组织，向时间贫困挑战。他们历数美国 人身受的时间贫困：美国人平均比西欧人每年多工作9个星期，美国人现在比五十年代的时候工作更长的时间，美国人现在甚至比中世纪的农民工作时间还要长。“ 时间贫困”给美国人带来了许多不幸，超时工作造成情绪压力，破坏了身体健康，影响了婚姻家庭幸福，工作时间过长使人无暇参与社区活动，增加了疏离感。美国 的“时间贫困”给人的启示是，工作时间加长，增加了收入，增多了消费，推动了GNP增长，但是，却没有增加幸福。

各国应该编制自己的“幸福指数”

中国也有美国的那些“经济富裕”“时间贫困”、“GNP增加”“幸福减少”的现象，近年来中国也搞了一些幸福感、幸福指数的调研活动。不过，中国的 这些调研活动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很“虚”的层面上，并没有像不丹那样把幸福融入到具体的发展战略中去，构建出以幸福为核心目标的发展模式。不少中国人对于把 幸福作为发展目标感到困惑，觉得幸福是个人的感受，不同的人对幸福的评判标准不一，太难操作了。不丹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幸福具体化为易于操作的四大支 柱，这个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所谓学习不丹的经验，并不是说应该去照搬不丹具体的四大支柱。不丹的四大支柱，是不丹人认为能使他们幸福的支柱，其他国家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和 想法。譬如，不丹的四大支柱之一是“保留传统文化”，有些国家的人也许会觉得“改革传统文化”才是幸福。不丹的四大支柱中没有包括“自由”，有些国家的人 也许会觉得“自由”是幸福的支柱。GNP增长是千人一面的发展目标，任何国家都可以简单照搬。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经济发展低级阶段，GNP增长也是个能 增加幸福的千篇一律药方。但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什么东西才能增加幸福就变得很复杂，再不是千篇一律了，而是有复杂的多样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 传统会有不同的结论。定位一个国家的幸福支柱是对这个国家领导人智慧的考验。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发展概念现在正悄悄地向世界扩展，处于世界另一端的巴西将要举办一次国民幸福总值的国际研讨会，巴西学者在不丹表示，他们要研讨 出一套具体的幸福定位指数，提供给南美洲国家。巴西人特别强调，他们不愿意重蹈美国的发展模式，美国的人均GDP在过去的50年增长了3倍，但是美国人却 未必更加幸福，美国的暴力犯罪增加了3倍，不和邻居交往的人数增加了4倍，四分之一的人不幸福和抑郁。他们也强调不愿意步中国的后尘，GDP增长很快，但 因环境污染死于呼吸道疾病的人数增长也很快。

金融海啸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也引发了人们的反思。美国发展模式的神话在金融海啸中破灭，“后美国”时代的反省和探索很可能催生一次社会发展模式 的思想革命，这很可能是一次“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是基本理论的结构性变革，就像从中世纪的地心说转移到哥白尼的日心说。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GDP也不是发展的中心。

（作者为牛津大学博士）

（收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有着潜在的问题，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思路。一位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官员说：“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在追求GNP，现在需要超越GN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