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进俄罗斯课本 防学生认为斯大林好

福多多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3年8月4日第B11版，作者：李公明

广州7月，少有的晴阴骤变、风雨无定。无端想起双照楼诗，有谓“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梦迴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郊原仍作青春色，酖毒山川亦可怜！”（《不寐》）余英时先生说要把诗人拉回诗的世界，以诗而论信然，但是心光灯影中的山川忧患又岂能仅仅低吟于诗的世界！

关于《古拉格群岛》，在“描述”和“揭露”以外，显然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据称国际上对索尔仁尼琴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对《古拉格群岛》的研究自应是其核心部分。在我印象中，《〈古拉格群岛〉大家读》（余一中编，群众出版社，2013年5月）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古拉格群岛》的研究文集，收录苏联官方批判文章和当时的读者来信，以及后来俄罗斯学者及民间人士的解读文章和西方学者的论文，另外也有五位中国学者的文章。颇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即便是在1974年苏联官方掀起批判索尔仁尼琴运动的时候，《文学报》编辑部收到的三百三十五封读者来信中仍有一百七十封是维护索尔仁尼琴和提出各种问题的信，还有人敢于谴责批判者是“昧着良心给人泼脏水”，谴责那种“普遍性的恐怖”，这与我们过去那种“万炮齐轰”式的文艺批判运动很不一样。到了1989年，莫斯科《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古拉格群岛》的主要章节之后，所收到的读者来信表达的是“震惊、喜悦、悲伤，有时也表达了愤怒”，也有读者对书中许多细节的遗漏和失误提出纠正；当然也有人仍然咒骂索尔仁尼琴是“最恶毒的诽谤者”，更多读者则表达了对历史真相的追问和对犯下反人类罪行的谴责。编辑部的按语说，这些来信“见证着人民心中永不泯灭的关于可怕的古拉格时代的记忆，见证着社会意识与良心中正在进行的对那个时代的创造者们的审判”（第17页）。非常准确和有力地阐释了来信的意义。由此想到研究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艺与政治运动史，“群众来信”作为一种史料，其研究价值可能也有待进一步挖掘。

在研究专论中，我们可以在评论家提出的问题中选取几点来思考。

第一，关于“起诉”与“审判”。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恶的地理学：〈古拉格群岛〉及其他》（写于1977年）开篇就认为，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对以国家规模犯下的罪行进行艺术性或纪实性描述的一切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第41页）。但是即便如此，只要个体道德尚未瘫痪，总有人要冒着危险收集证词，《古》就是起诉的材料与行动。关于起诉与审判，马丁·马里阿在《两条战线的战争：索尔仁尼琴与〈古拉格群岛〉》中说得非常明确：“索尔仁尼琴的书对俄罗斯与西方来说，成了独特的对这种体制的纽伦堡审判”；“索尔仁尼琴不得不自己承担起主要公诉人的角色，因为被迫沉默的苏联公民无法完成这一事情，而西方知识分子则因不明就里、盲目或胆怯而不想去做。因此，《古拉格群岛》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它将这种体制而非只是集中营置于那种最后曾将纳粹主义投入宇宙的耻辱地狱的审判之下。……是清算……所有行径的第一份卷宗。”（第143-144页）至于罗纳德·弗隆，其文章的题目就是《作为诉讼程序的文学作品：〈古拉格群岛〉》，认为对于苏联读者来说，《古》就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对国家的诉状”。从作品的结构、风格等方面来说，他认为《古》就是一篇“独特的现代法庭演讲”（第175-176页）。作者论述了从古希腊演说家到十九世纪文学作品的类似模式，同时更详细、具体地分析了《古》中类似诉讼演讲式的结构、所有的证词陈述、对辩方的反驳、对陪审员的说服等文字材料。应该令我们重新感到震撼的是在《古》中这些可能读过但会轻易放过的句子：“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罪行。要设法做到使他们每一个人至少大声说出：‘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在20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该翻的旧账’！”（第177页）最后作者总结说，“《古拉格群岛》被认为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制度提出的最伟大、最强有力的独立控诉’。”（第196页）应该再次自我提醒的是，我们应该从司法审判的意义上祛除关于“控诉”的文学比喻色彩，坚定地使所谓的“错误”还原为必须接受审判的历史罪行。

第二，关于罪恶的规模、量级、来源及其历史性关联的思考。马丁·马里阿提出，《古》的历史分析涉及苏联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历时性考察的特征，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监狱史、惩罚理论史、政治诉讼程序史、‘法律’形成史、劳改营系统的产生和扩张史、流放制度发展史”等等，归纳起来提出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索尔仁尼琴如何看待恶的规模”（第146页）。“这是引起他同西方左派争论的主要原因。然而，至今还没有人驳倒过他所列举的事实。”（同上）而关于与俄国历史的联系，索尔仁尼琴通过大量事实分析的结论是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断裂，古拉格之恶的规模完全是“另一数量级的现象”，而且其性质从1917年以来一直牢固不变（第147页）。最后作者指出索尔仁尼琴没有直接回答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恶是怎样产生的？他的回答隐含在《古》的这段引文中：“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由于思想体系，20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第149页）在对“思想体系”的具体分析中，有些论述是发人深省的，比如用“种族”替换意识形态语汇中的“阶级”，马上就能得到纳粹主义；又比如，“思想体系”不是苏联特有的现象，而是席卷二十世纪的流行病。

第三，关于要让中学生读《古拉格群岛》的理由。俄国索尔仁尼琴研究专家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在《〈古拉格群岛〉：禁书-畅销书-中学生必读书》中认为，中学生学习《古拉格群岛》是有益的，在当代就是如此。因为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俄国青少年认为斯大林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参见第132页）。那么，她给出的阅读《古》的具体理由是：“首先，《古拉格群岛》给了中学生以弄明白他自己作为思考者正处在何种道德状态的切实可能。其次，它让中学生能够以扎实的文学、政论、文献材料基础构建自己的世界观。再次，这是弄懂什么是人的因素的机会……”（同上）更有意义的是，作者把阅读《古》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学校的任务是用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排挤学生头脑中的垃圾，教学生习惯于高质量的精神食粮。”“问题就在这里。《古拉格群岛》将帮助青年人‘长大’。”（第134-135页）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至于中学生是否有可能、有耐心读它，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就说，虽然现在的缩写本（篇幅为原书第三分之一）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她相信中学生有能力读完原书，既然他们能读完总共四千多页的《哈利·波特》。对中学生读《古》的问题，安德烈·古谢夫的文章认为，“把《古拉格群岛》这部20世纪俄国文学的标志性作品纳入中小学教学大纲一事将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关键性事件。”（第129页）他认为孩子们读完以后再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不会再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再也不可能对特务机关的为所欲为沉默不语（第130页）。那么，还有比这更充分的理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