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俘虏的命运

源济

朝鲜战争中，交战双方共有10多万不同国籍的士兵成为战俘。对于他们来说，从被俘那一刻起，真枪实弹的战争已经结束，另一个层面的战争才刚开始。他们命运的轨迹，从此有了迥然不同的走向。编辑：徐松 关志宁 肖慕漪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战俘绝大多数由中国志愿军看管，战俘们被押送到中朝边境的碧潼战俘营；截至1953年9月双方交还战俘时，碧潼战俘营的联合国军战俘达一万多人。图为1950年云山战役中，被中国志愿军第39军俘获的美军士兵。






而中朝战俘在战争初期大多被运往釜山收容所，后被转至朝鲜半岛南端的巨济岛等地。到停战时，在押朝中战俘有约10万人。图为1950年9月25日，被美军收复的首尔（汉城），一名市民脚踢朝鲜战俘泄愤。






1950年8月17日，朝鲜军队在303高地枪杀了26名美军俘虏，有5人侥幸躲过一劫。图为被美军救出的幸存者指认参与杀俘事件的朝军士兵，被指认出的战俘将被美军处决。






战争初期，战俘营条件极差，一些联合国军战俘死于严寒和饥饿（当时志愿军自身的后勤也面临极大困难）。1951年，随着停战谈判的开始，碧潼战俘营的条件有了明显好转，战俘的死亡得到遏制，营中也慢慢添入各种运动娱乐设施。图为1952年2月16日，美国战俘在战俘营里弹吉他。






在碧潼战俘营，战俘们需要接受每天六到七小时的思想教育。图为两名美国士兵在翻阅宣传材料。






在南方，联合国军也会让朝中战俘参加一些“改造活动”，例如请神父来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或者参加劳动。图为1951年1月24日，巨济岛战俘营，中国志愿军战俘为韩国釜山的孤儿缝袜子。






左图为从联合国军战俘身上收缴的圣经，右图为从志愿军战俘身上收缴的物品。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收编了大批前国民党军士兵，因此美国与台湾将战俘营视为进行策反活动的绝好机会，在他们的支持下，一些叛投者逐渐成为战俘首领，控制着粮食资源的分发，甚至对其他战俘进行暴力控制。图为一名战俘正打算从营地逃跑，被其他战俘发现后又被拽了回来。






在不利环境下，中国战俘多次反抗。最著名的一次便是“巨济岛事件”。1952年5月，中国战俘绑架了美军战俘营司令杜德准将。最终，杜德承认虐待战俘，并在立下不再杀害战俘的保证后获释。“巨济岛事件”后，美方派来大批兵力镇压战俘营，造成大批战俘伤亡。图为1952年5月15日，志愿军战俘向前来采访的记者展示杜德将军的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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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争结束各方须遣返全部战俘。而在朝鲜，美方发现自己掌握的战俘数量远大于中朝，便开始酝酿如何利用这个筹码赢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美方提出“自愿遣返”，即战俘可以选择去留。遭到朝中及苏联强烈反对。由于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意见不一，停战因此延后长达15个月。直到1953年，双方才达成了共识——愿意直接遣返的战俘在60天内回国；剩下的战俘会被交给中立国，给予为期90天的“冷却期”考虑去向。






为了让更多战俘“拒绝遣返”，联合国军在一些中国战俘身上被刺上了反共标语；而被刺上纹身的人甚至采取割除皮肤的方式证明清白。图为1953年9月27日，板门店战俘接收处，志愿军战俘控诉联合国军在他们身上刺字企图阻止他们选择直接遣返。






图为1953年9月，选择回国的中国战俘被遣返。






图为1953年，被遣返的朝鲜女兵在大会上控诉美军。






图为一名刚刚被遣返的士兵要殴打遣送战俘的美国司机。






约有三分之二的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还有少数前往中立国印度。图为1954年，前往台湾的前志愿军战俘。






图为1953年6月26日，釜山，一名韩国妇女为选择留在韩国的前朝军士兵点烟。






图为1953年，一名美军战俘——约翰·普罗奇在遣返现场，当他发现自己不在美军的战俘接收名单上而不知所措。






联合国军战俘方面，大部分人选择返回自己的国家。图为1955年，被俘超过两年的美军飞行员哈罗德·菲舍尔上尉在遣返归来后兴奋地飞扑上床。






图为1953年，一名从朝鲜遣返的英国士兵亲吻前来迎接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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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军战俘中也有人做出不同选择——韩军有三百余人选择前往朝鲜，美军则有21人选择前往中国。这些美军士兵选择前往中国的行为在美国引起了强烈争议，许多人指责他们是叛徒。但大部分人选择中国的原因，却是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气氛。图为1954年1月26日，板门店，霍金斯（左）和其他两位士兵宣读他们要去中国的决定。






图为1954年1月，拒绝遣返回国的5名美国士兵合影。卡车上写着“我们为了和平留下”。






前往中国的一等兵阿列·佩特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在美国，不可能为和平而战，任何想为和平而战的人都会被告发，最后被杀死。”图为1953年，佩特的家人在阅读他寄回的信。






战俘当中有一名叫克拉伦斯·亚当斯的非洲裔美国士兵，他选择中国是因为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反感。到中国后，他赴武汉大学学习，并在那里结识了他的妻子。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动乱的加剧，1966年，他和中国妻子返回美国，由于“叛徒”的恶名，他们在美国的日子也非常艰难。实际上，留在中国的其他人也都因各种原因陆续返回美国或去往其他国家，只有一人一直在中国生活直至2004年去世。图为1966年，克拉伦斯与家人返回美国。






在东方国家的传统观念里，俘虏是不容易被接受的。志愿军战士蒋庆泉是电影《英雄儿女》中因“向我开炮”台词而家喻户晓的英雄王成的原型之一。与电影中舍身取义的情节不同，蒋庆泉因被美军炮击震昏被俘。在熬过艰难的战俘生涯后，回到国内的蒋庆泉没有收到英雄的待遇，而是备受旁人的白眼甚至迫害，直到1981年才被取消党内处分。左图为蒋庆泉的军人证；右图为2013年1月22日，辽宁锦州，蒋庆泉。






除了列在名单上遣返回国或去其他国家的战俘，还有一些战俘失去了下落。图为在朝鲜战争中成为战俘的韩国士兵（左）与一名决定来韩国的脱北者（右），于2003年到达韩国。这名前韩士兵被捕时才21岁，回来韩国的时候已经72岁了。他说，在停战时，还有很多战俘因没有被记录在任何遣返名单里而只能继续留在朝鲜，至今处境不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