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十年民生相册

源济

《视界》栏目找到8张拍摄于十年前的照片，并参照旧照，为照片中的主人公摄一张现在的肖像。在新旧对比中，有变化中的不变，也有不变中的剧变。变与不变里，我们了解他们的生活轨迹，并借由他们的境遇感受周遭环境的温度，洞悉我们所有人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十年。衷心感谢他们。摄影/吴家翔、宋璐、杨竹；编辑/徐松、邹怡






2003年，任凯晔19岁，读大一，那时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浪子”，在天安门拍下人生中第一张数码照片。当时，数码照片在中国大陆还属于新兴事物。任凯晔还记得初次看到照片时的心情：“特别激动，心想怎么科学技术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2013年，任凯晔已经是家乡陕西渭南一家影楼的经理，剪掉了当年的长发，拥有了详细的职业蓝图。他并没意识到天安门留影会对以后的职业选择产生影响；但从那时开始，他养成了整理照片的习惯。任凯晔还清楚地记得，十年里，胶片冲洗业务全面萎缩，曾领先中国摄影市场的柯达宣布破产。“冲洗店生意不好做，影楼倒满大街都是。”






2003年4月，北京非典肆虐，学校都关了门。在家里憋坏了的中学教师夏洛在某一天选择了外出春游。在双榆树的街边广场，丈夫给夏洛拍下了这张照片。“当时人心惶惶，就戴了一个口罩，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夏洛说：“回想起来，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一个空旷宁静的北京。我们玩得特开心。”






2013年，非典十年，夏洛在双榆树的街边广场再次拍下照片。钟南山曾称，中国公共应急能力比十年前有了进步，即便非典再来，也不再会出现爆发。但夏洛坦言，生活中仍不能少了口罩：“十年前是防非典，现在是防PM2.5，尽管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2003年，刘华胜在家乡安徽蚌埠上小学，毕业时他拍下了这张全班合影（倒数第二排最右边一个为刘华胜）。刘华胜说：“当时我特胖，最大的烦恼是怕别人说我胖；更怕课间活动，同学嫌我胖不跟我玩。”






2013年，21岁的刘华胜是安徽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曾经努力减肥的他已不再是“胖子”。在虚拟社交的世界里，他也再不用经历因为体型而被玩伴嫌弃的困扰。2007年，刘华胜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2011，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近两年，他又对iPad等电子产品产生了兴趣。他在腾讯微博上写道：“不再有人嫌我胖，但现在的我宁可对着屏幕发呆，也不愿到人多的地方去了。 ”






2003年，ViVi搬到了新家，搬进去第一天，ViVi抱着她所有的玩偶在卧室里拍下了这张照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卧室。”搬家之前，ViVi和父母三人一起住在胡同小平房里，只有十几平方米，别说自己的私密空间了，连厕所都没有。“搬新家时我就想着还得要一个带锁的柜子，最后却只得到一个带锁的抽屉。”ViVi说小时候的梦想是当画家，但上了中学后梦想就变成了“没有烦恼地生活着”。






2013年，ViVi结了婚，买了房。像其他买房族一样，ViVi与丈夫举两家之力，卖了之前的小房子，买了这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我怎么也没想到，10年前我家的房自只要3000元一平方米，现在的房价却是以前的10倍。”ViVi的梦想没有变，还是“没有烦恼地生活着。”但她也坦言：“买房再难，但也难不过我的梦想。”






2003，白迪16岁，刚刚入选北京青年篮球队，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这一天，他结束国家少年篮球队的集训，拍下这张照片。白迪拥有出色的天赋，被看作是中国篮球的明日之星。他想法很简单，就是沿着青年队-国少队-国青队-CBA一线队-国家队的直线打下去。当成为CBA一线队新球员时，他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常坐“冷板凳”。白迪的篮球明星梦最终没有走完全程。






2013年，白迪26岁。在运动员生涯的最后时光里，他情绪一度非常低落，一次跟朋友的聊天，对方提起“可以教小孩子打篮球”。几名要好的队友很快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创建了一家名为“博森”的俱乐部。白迪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在小学门口发传单被城管抓；比如给20多名孩子上完免费体验课程，宣布接下来的课程收费后，第二天只来了一个孩子。“但我们是最专业的，赔着做了一段时间后，那一个孩子的进步就显出来了，接着孩子就多了。”白迪觉得虽然当不成篮球明星了，但篮球梦还在延续着。






2003年，李银河第一次向两会提出同性婚姻的立法提案。此后的几乎每一年，她都试图向人大代表提交此方案，但每一次都只成为建议提交，而不能成为正式修法议案。她说：“正式修法议案需要30位附议人，这30人不容易找到。”图为2007年，李银河出席某次文化活动。






2013年3月2日，李银河在家中拍下了这张照片。距离第一次提交同性婚姻立法提案已10年，李银河今年仍是四处托人提交。“我会一直提交下去，直到立法。”李银河说：“这10年里，同性恋群体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开始有了维权意识；中国人，尤其年轻人对同性恋的宽容度也已经很高了，还是有希望的。”






2003年，福建人阿邦20岁，他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美术系，赴京上学前在厦门鼓浪屿拍下这张照片。毕业后，阿邦留在了北京，成为“北漂”大军中的一员，他办展，获奖，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博物馆设计师。






十年里，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白领中兴起了“逃离北上广”的思潮。2013年，阿邦离开北京，回厦门发展，成为“逃离北上广”中的一员。回厦门第一件事便是在老地方拍下这张照片。阿邦说：“十年前年少气盛，站在护栏上恨不能飞起来；现在该稳重一点。” 阿邦觉得在厦门至少离父母近，比漂着安稳多了。“但我常常会怀念北京，那种做什么事都很激情的感觉。”






2003年，18岁的张驰、崔晨、范侃、童小宁在北京广播学院读制片管理专业一年级，他们用傻瓜机加三脚架拍了这张合影。那时崔晨爱钻研摄影技术和器材，范侃擅写故事，张驰要做导演，童小宁认识的人多，会统筹资源，卧谈会时瞎聊过四个人搭伙开公司拍电影，“说不定就所向披靡了”。






2013年，28岁的他们在张驰家拍了这张照片。十年后，他们有人进体制内，按部就班；有人做自由职业者，听起来自由其实辛苦；有人回家接受父母安排的好工作，可没过多久又杀回北京。变迁时时发生，聚会与深谈也时时进行，在做大决定之前，他们习惯听取彼此的建议，后来就连房子也买在了一条地铁线上，以学校为中心。北京有多好？不见得。这座城市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已深入在日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