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谁在统治着日本》

源济

二十、找岸信介来搞实业

星野直树们到了满洲之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给了他们可以任意行事的许可，这样他们首先就开始了编制预算。原来的关东军不知道怎么管理行政，当然就更不知道行政管理是从编制预算开始的，他们只是到处去抢钱，抢来了钱分给向他们要钱的那些地方，用完了之后再继续去抢。

星野告诉关东军不能瞎用钱，只能用那些已经有的钱。并且如果他们真的要弄什么满洲国的话就不能再继续用日元了，而必须弄出“满洲票”出来，还不能让他毛了。为了稳定币值，关东军就必须稳定税收，不能恣意改变现有的税种和征税标准，否则就弄不成满洲票。弄不出满洲票子这块地方就不是“满洲国”，而仅仅是“关东军管理区”。

但这些这些想法并不都能使板垣征四郎中意，尤其是星野直树建议中有关“税收改革”的那部分甚至都是直接在驳板垣征四郎的面子。所以在星野述说着他的建议的时候。“板垣的手甚至都不自觉地握在了军刀的刀柄上”。

但石原莞尔劝住了板垣。他提醒板垣，星野直树是关东军请来的，大藏省把自己最好的人才给了关东军，而关东军现在去扯什么自己的面子似乎有点说不过去。这样板垣才算真正兑现了“可以任意行事”的诺言，让星野直树去自行其是。

星野直树对伪满最大的贡献是搞出来了伪满的独立通货。

当时日本的大藏大臣是后来在2.26事件时被叛军杀死的高桥是清，高桥在星野临走时再三嘱咐，让他一定要在满洲维持一个独立的通货系统，一定要尽早停止日元在满洲的流通。

星野直树搞满洲独立通货除了高桥是清的提倡之外还有点个人小算盘，在星野直树看来，如果满洲没有独立于日元的通货，就只能在关东军的控制之下，要削弱关东军的影响就只能靠通货独立。但是不管是石原莞尔还是板垣征四郎对星野直树搞独立通货体系的想法都很支持。因为这两个人本来就特别喜欢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满洲国”，甚至主张全体关东军放弃日本国籍去加入“满洲国籍”，所以星野要搞满洲独立通货体系部的想法正中下怀。关东军把9.18事变之后封存的所有官私银行票号都全部交给了星野直树们。

当时是大萧条的时候，连日本本土都在通货膨胀的袭击下苦苦挣扎。但是星野直树根据当时中国人对白银作为通货的几乎可以用“崇拜”来形容的认同心理，利用9.18之后关东军抢劫来的大量白银，在满洲实施了当时被人认为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银本位，发行了“满洲国币”，这个通货系统的基本单位是“元”，相当于0.83盎司白银，和一块银元相等。伪满通货被人称为“老头票”，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当时伪满通货有五元，十元和一百元的大票，上面分别是三位拖着老长的白胡子的孟子，财神和孔子的画像。

当时在东北流通的纸币五花八门，主要的有这么几类：东三省官银号大洋券，也就是所谓“奉天票”，边业银号券，东三省官银号汇兑券，东三省官银号哈尔滨大洋票，吉林官银号官帖，吉林官银号钱号大洋票，黑龙江官银号官帖，黑龙江官银号大洋票。这些纸币的流通范围和币值都很不稳定，非常混乱，而星野直树在弄出了老头票之后，还规定了一套稳定的兑换率来兑换这些已经在流通了纸币。这样这些原来币值非常不稳货币就立即稳定了，捎带着伪满的老头票也得到了市场的信任，满洲的票子不再毛了。不但如此，老头票对日元的比值还在不断上升，因为日本经济陷在大恐慌里还没出来呢。

星野直树是搞金融经济的行家，原来在大藏省就号称是第一人。到了满洲之后星野直树也证明了自己并非浪得虚名，把伪满的经济安定了下来。但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只会管财理财，并不会发财。星野直树在看了石原莞尔的笔记之后的回答是：“把岸信介请来”。

事实上关东军在向大藏省要人的同时也向其他的各省厅要了人。关东军向商工省直截了当地就要了岸信介，但出面要人的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是秋永月三中佐和片仓衷少佐，而是陆军省的军事课课长，后来被称为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大佐，当然没有向吉野次官立正那么一说。

吉野也没有完全拒绝山下奉文的要求。吉野不肯放人是事实，但1934年日本内阁成立“对满事务局”之后，吉野立即让岸信介成为了这个机构的兼职成员也是事实。所以岸信介在还没有到满洲的时候就已经卷入了对满事务。而商工省第一批派到满洲去的官僚就是最受岸信介信任的部下，当时在临时产业合理局的课长级主任事务官椎名悦三郎。

椎名悦三郎是在战后日台关系史上出现最频繁的日本人名之一，在台湾人看来椎名是仅次于岸信介的老朋友。1972年田中角荣内阁决定和台湾断交转而和大陆建交时被派到台湾去向蒋介石政权说明情况的就是这位椎名悦三郎。前几年他儿子，自民党参议员椎名素夫去世时，阿扁还要派行政院院长谢长廷来日本读祭文，说明他和台湾好到了什么程度。

和号称“大藏省第一人”的星野直树一样，岸信介被人称为“农工商省第一人”。实际上岸信介的名气比星野直树还要响。星野直树的名气是体现在“能吏”方面，而岸信介从一开始就以其政治活动能力为人瞩目。岸信介想当的是总理大臣，被称为“革新官僚的领袖”的岸信介想当的可能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首相，所以可能一张白纸的满洲相比起处处必须循规蹈矩的日本国内来说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

所以岸信介在从商工省辞职之后就去了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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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开发是要钱的

岸信介到是1936年11月到满洲的，关东军为岸信介准备的第一个职务是“实业部总务司长”，一年之后升任实业部次长，成为伪满工商业实际上的负责人。

岸信介到了新京以后就对板垣征四郎就明说：“在有关经济产业方面，官僚是行家，希望关东军不要再进行‘指导’活动”。其实关东军作为一个组织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岸信介。因为在关东军看来岸信介是他们提高国力的希望之所在，因为岸信介和关东军的关系一直不错，比如岸信介当初制定《自动车制造事业法》的背景之一就是因为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石原莞尔大佐告诉岸信介说满洲的关东军使用的汽车是福特产的，这样早日实现汽车的国产化就成为了岸信介和关东军的共同目标。

被人称为“豺狼参谋”的辻政信少佐当时在关东军的第三课，此人连自己的上官都不太买账，更不要说对手不是军人了。所谓“满洲国”虽然有“执政”（后来叫“皇帝”），也有“国务院总理”，但事实上的满洲国第一号人物是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厅长”，而从1935年开始担任总务厅厅长的大达茂雄在这个任上只呆了一年不到就把职位让给了星野直树而回国了。

大达茂雄是被33岁的关东军参谋辻政信大尉给赶走的，一直到战后辻政信还经常得意洋洋地对人说：“是我气走了大达茂雄”，要知道大达茂雄在战后还在吉田茂内阁中担任过文部大臣。实际上辻政信也只是一杆枪，操枪的是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少将，因为大达茂雄想从关东军手里收回伪满政府的人事权。

可是辻政信见了岸信介却从不敢无礼。辻政信为人实际上非常聪明，他犯上只对军事主官，在参谋系统之内从不乱来，而他现在知道从板垣征四郎开始的整个关东军参谋系统都站在岸信介一边。当然不和岸信介作对并不意味着辻政信就喜欢岸信介，实际上一直到战后身为自民党参议员的辻政信一直和岸信介发生冲突的原因其实可以追到伪满的时候。

在岸信介到满洲之前，有关发展满洲经济的计划已经在制定之中。最早的开端是石原莞尔的一页笔记，然后是南满洲铁道（满铁）以宫崎正义为首的一个名叫“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对外叫“宫崎机关”的智囊集团在1936年2月向参谋本部提出的“以军费为中心的帝国将来的财政目标”，和了实现这个财政目标所需要的《昭和12年度（1937年）之后五年间帝国岁入岁出计划（紧急实施国策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宫崎机关提出了一个日本本土占七成，满洲占三成的军事工业扩充计划。1936年9月又完成了《满洲军需产业建设扩充计划》，11月完成了《帝国军需产业扩充计划》。关东军以前一个计划为基础，组织了星野直树和椎名悦三郎等人花了三天三夜将其扩展成了一本厚厚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岸信介知道这个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五年计划，也知道关东军要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个五年计划。然而放在他面前的数字也是非常残酷无情的：200万吨钢。1936年满洲只有34万吨的粗钢产量，就是日本本土加上朝鲜的粗钢产量也就是531万吨。如何把这个产量在五年内增加6倍，首先就必须遇到的就是资金问题。

要发展钢铁煤炭电力这些重工业最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资金。根据星野直树和椎名悦三郎的测算，每年需要5亿日元的资金的投资，整个计划投资大约需要25亿到50亿日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日本政府在1936年的全年预算也就是22亿日元。

可能是日本军人从来不重视后勤的原因，所以石原莞尔在制定所谓“满洲产业规划”时也没有考虑过费用问题。大藏省主计局长贺屋兴宣在知道了石原莞尔的计划后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石原的回答则是：“我是军人，不懂财政。明治天皇教导我们军人不可为舆论所惑，不可与政治干系，要尽本分。财政情形如何，你们有什么困难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是要求国防所需要的东西。如果高桥是清大藏大臣做不到，那请做得到的人来当大藏大臣。国防政府的职责就是应该使军人不考虑作战以外的任何事情。”

“办得到你得办到，办不到你还得办到”，否则？没什么否则，关东军没打算和这些帝国高等文官们讲理。

高等文官们知道中央政府不可能也没有钱给关东军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所以他们就劝关东军去打财阀们的主意，如果能说服财阀向满洲投资的话，把满洲弄成关东军心目中的后方基地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关东军自己就把那条路给堵了。

关东军是公开严明满洲不要财阀的。当时有个叫沼田多稼藏的中佐情报部参谋就公开发表过反对资本主义的演说，声明：“满洲绝不能让三井，三菱的资本进来”，在当时关东军的主意也就是全陆军的意见了，陆军统制派的大佬永田铁山甚至提出了要请大内兵卫来当满洲国经济顾问的主张。这位大内兵卫何许人也？这位是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首席毕业生，那时帝大的优等毕业生能从天皇那里弄个恩赐的银怀表，这些人被称作“银时计组”，现在东大经济学部还有一个“大内兵卫奖”，奖给毕业论文优异的学生，日本统计界最高的荣誉奖叫做“大内赏”，因为大内兵卫在战后就任过政府统计委员会委员长。所以当初在满洲事变时给石原莞尔支招用大炮吓唬张学良的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这次找一个经济学大家来帮关东军也很正常，但这个主意被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拼命反对，结果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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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借钱也不行

桥本虎之助中将反对的理由是因为大内兵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几次卷入所谓“朝宪紊乱”的政治事件，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是赤化分子这是无需置疑的。所以不但请大内兵卫当满洲国经济顾问的事黄了，就连永田铁山的额头上也被贴上了一个“赤化”的标签。后来永田铁山少将被相泽三郎中佐砍死时，还有不少人支持相泽，理由就是永田铁山是个“赤化分子”。

实际上当时的满洲已经成了日本朝野各界各种思潮和做法的一个大实验所。所有争执不下的东西都可以拿到满洲来试试，经济政策当然也是实验的对象，所以在满洲鼓吹什么都没事，一直到东条英机当了关东军宪兵司令之后才没有了言论自由。

但是言论是当不了饭吃的，建设资金到底怎么办呢？

2，26事件发生之前的1936年年初，横滨的日产（现在在中国也经常被叫做“尼桑”）自动车社长鲇川义介的社长室里来了一位不请自来的贵客：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

鲇川义介可不是一般的老板，他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的理工科精英。可是他没有去找一个月薪60日元的技师（工程师）工作，而是去芝浦（现在的东芝）当了一名每月只拿四毛八的学徒。当了一段时间觉得有点手艺了又找了个劳务出口的机会去了美国，在纽约州的水牛城学了一手铸造的手艺，回到日本开了一家铸造公司，就是现在的日立金属。到后来更是加上日立制作所，日产自动车，还有化学和矿业公司，“日本产业”康采恩已经成长成了一大新兴财阀。鲇川当然知道石原莞尔是谁，也猜出了他的来意。

鲇川对满洲很熟。因为当时南满州铁道总裁是松冈洋佑，松冈总觉得满铁的效率太低，就找他们家亲戚鲇川义介来当顾问，想提高满铁的效率，但是鲇川对满铁调查了一番之后向松冈表示无能为力。鲇川对松冈说满铁的问题是出在国营体制上，你如果能裁掉一半人效率自然就高了，但是法律又不让裁人，应该说满铁办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所以鲇川见石原来访，很自然地猜想肯定还是为了什么满铁的经营问题而来的，但是当石原说明来意的时候，鲇川还是大吃了一惊：石原莞尔开门见山地对鲇川说：“关东军装备中最落后的就是汽车，请您把日产自动车搬到满洲去？”。

以石原莞尔为首的关东军参谋对财阀们的态度只是一种愤青情操。而干实事则不能凭愤青情操的。按照星野直树和椎名悦三郎的意见，没有财阀的支持建设满洲就只是一句空话，但是关东军说过不要财阀的话覆水难收，关东军也要自己的面子。这样岸信介就提出了一个不要三菱三井的钱，只要三菱三井出人的折衷方案。钱可以去举债，当年打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是靠借来的钱，但是人却是借不到的。

关东军还是扭扭捏捏不肯干。岸信介这才又提出来了去找鲇川义介的方案。一来可以不把日产康采恩看作财阀，因为起码日产和三菱三井不太一样，他们不是旧家。鲇川也是苦学生出身，帝大也好，陆士也好，大家都是陛下的莘莘学子出身。二来日产财阀如果去满洲，势必和原来就在满洲的满铁发生利益冲突，而鲇川义介和松冈洋佑都是岸信介的亲戚，这样岸信介可以利用这层关系从中调停。

关东军听进去了岸信介的这个建议，更加重要的是日产财阀会造汽车，而石原莞尔最看重的就是汽车，因为在广袤的满洲大平原上行动的关东军最缺乏的就是汽车。而日后在辻政信挑起来的诺门罕战役时关东军更是真正吃到了没有汽车的苦头。这样才有了参本作战课长石原莞尔代表关东军去请鲇川义介的举动。

鲇川义介不拒绝去满洲，去满洲对鲇川义介很有利。因为如果关东军真能把其他的财阀关在满洲之外的话，他在满洲就能成为真正的垄断财阀，只要摆平满铁的松冈洋佑就行了，不管怎么说松冈还是亲戚。但去满洲必须有雄厚的资金，一个康采恩全体转移的耗费可不是小数字，而跑步进入资本主义的日本最弱的一环就是资金，有过美国生活经验的鲇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引进美国的资金。

对日本人来说举债不是新鲜事，日俄战争就是举债打的，但为了建设大规模举债还是头一遭，而且这次起债还不能指望本国的大藏省帮什么忙。再像样点的国家里除了苏联之外没人承认的伪满能够借得到钱吗？

引进资金是需要担保的，鲇川义介提出的担保是全满洲的资源，以满洲资源作为担保向美国借款。除了资源担保之外，鲇川义介还提出了一个很别致的设想叫“河豚计划”。1935年纳粹德国制定《纽伦堡法案》之后，在德国反犹排犹成为了一场官方所主持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其实在此之前的1934年鲇川义介就已经看到了可以利用德国反犹浪潮和犹太人在美国政界财界的势力的前景，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有关五万德国犹太人的满洲移住计划》的论文，论述了一个接受五万德国犹太移民，以此换取美国和犹太资金借以开发满洲，使之成为防苏根据地的计划。

正是因为这个计划有一定的可行性，所以军部也看中了这个计划，到最后连日本政府都在1938年12月的五相（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会议上都讨论通过了这个方案，还做出来了一个《犹太人对策要纲的决定》，想推进这个方案。

战后，岸信介，星野直树和贺屋兴宣这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个问题，都十分惋惜地问道：“如果当时在满洲引进了美资，日本还会不会进入太平洋战争？”

因为不管日本日后会不会进入太平洋战争，反正这个计划又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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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卖国不得人心

在精英官僚和新兴财阀们们孜孜不倦的教育下，就算是关东军的丘八们也逐渐明白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道理，也明白了这个“米”和他们的干粮不一样，单靠蛮力是抢不来的，但如果能从什么地方借来，他们倒没什么意见了，再加上日本陆军除了一个天才得发疯的石原莞尔之外，其他人本来和美国人也无深仇大恨。但是这个引进美资的设想出来之后却遭到了汹涌的的反对浪潮，说是鲇川义介和岸信介们想以满洲的全部资源作抵押，甚至不惜接受犹太移民来换取美国投资，这简直是太卖国了。这是当年“哈里曼事件”的再版，充分说明美帝国主义亡日之心不死，必须坚决反对。

所谓“哈里曼事件”是指日俄战争之后美国铁道大王爱德华·亨利·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想购买满州铁道的事件，当时日本首相桂太郎和一部分元老都同意了这个设想，但最后被被外相小松寿太郎坚决反对，才使得哈里曼计划流产。

实际上这股反对浪潮的幕后指挥是满铁总裁松冈洋佑。当时的满洲根本就还谈不上什么成型的产业，基本上就是满铁和为满铁服务的一些企业以及一个简称为“满炭”的“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这是伪满之后成立的一个国营企业，控制开采除抚顺之外的满洲煤矿。抚顺煤矿还是由满铁直接控制，这个“满炭”的首任理事长也是由满铁理事十河信二兼任的，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受满铁实际控制的企业。要经营满洲，满铁就是老大。但现在关东军和官僚们要把日产康采恩弄来，这就是在和松冈洋佑添堵，哪怕鲇川义介是亲戚也不行，他松冈洋佑一定要搅黄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黄了，但并不完全是给松冈洋佑搅黄的。当时7.7事变已经发生，中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星野直树在回忆录中说：“支那事变就意味着和英美正面冲突，……，所以这时候指望导入美国的资金和机械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件事是决不能视而不见的重大事件。”

这样日产财阀只能自力更生往满洲转移了。星野直树和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商量，制定了一个日本和伪满对资产两亿日元的日产康采恩再注入两亿日元资金，伪满每年再对日产给予相当于资本金六分之一的财政补助的计划。

但这些资金只能解决日产的搬家问题，对于那个“满洲开发五年计划”所需要的25亿或者50亿日元资金则完全没有着落。鲇川义介曾经想把日产财阀留在日本的那些企业的股票全部卖掉来贴补搬到满洲去了的日产，但是突然出售大量的股票，不但不能回收资金反而可能会带来股市暴跌等更加恐怖的后果。后来由贺屋兴宣出面找了家保险公司和日产先合资再分家，用这种方法将日产所拥有的股票转移给保险公司来筹集资金。

就是这样，后来被简称为“满业”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在星野直树，岸信介和贺屋兴宣等高等文官的支持下于1937年成立了。按照成立前的宗旨，满业在满洲从事煤炭，钢铁，机械，飞机和汽车的开发和制造之外，是一个一统除了铁道之外的所有工矿业生产的巨大垄断国营企业。，所以战后鲇川义介被美军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关进了巢鸭监狱。

满业在满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吞并满炭的问题。当时满炭的理事长是原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他坚决反对满炭被满业并吞。河本大作可以说是全体日本陆军的恩人，他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开辟了通往9.18的道路，又因为这件事而丢掉了军职，断了前程。如何说服河本大作成了最大的问题，关东军参谋长这时也已经从板垣征四郎中将换成了东条英机中将，但就是东条英机无论是陆士还是陆大都是河本大作的后辈，他无法对河本大作发号施令，只能亲自出面去央求河本大作。最后河本大作离开满洲去往“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

接下来的就是和满铁的关系了，满铁总裁松冈洋佑和鲇川义介是同年同乡的亲戚，在鲇川义介去满洲之前两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相当好，但是当鲇川决定了搬家到满洲之后就不一样了。鲇川去满洲是得到日本军部和国家的支持的，松冈无法从正面反对，只能找一些爱国文人在各种传媒上拼命批判鲇川企图出卖满洲资源给美国鬼畜的卖国行径。

但其实引进美资的话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虽然鲇川本人一直没有放弃和美国合作的梦想，但其余的人很快就知道了这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大家的兴致消失了，松冈洋佑也就少了一个炒作的题目，其他不断的小摩擦也由两人共同的同乡亲戚岸信介在中间不断说和也没有演变成大问题。到最后在1939年3月，眼看着满业独霸满洲已经成为无法抗拒的潮流的松冈洋佑干脆离职回了日本。

“满业”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控股公司，伞下有满炭，满洲轻金属，满洲自动车，满洲飞行机等企业，原来由满铁所控股的“昭和制钢所”，也就是现在的鞍山钢铁公司也划到了满业名下。单说一个事实就能知道这个满业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满业的两名副总裁中的一人居然是岸信介过去在的上司，商工省次官吉野信次！

满州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在官僚们的策划和支持下从1937年成立起到1947年消亡时经历了8年的时光，和中日全面战争的历史正好重合。满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日本官僚们将他们的理想和政付诸实现的一个过程，这也就是在日本常常能听到的“满洲国是一次失败了的实验也是一次成功的实验”这句话的意思。

源济

二十四．满业

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从一开始就是困难重重。满业成立之时中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按照星野直树的说法也就是美日已经开始了正面冲突。不仅鲇川想导入美国资金的计划成了泡影，就是引进美国机械和技术的构想也出了不少问题。

日产去满洲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满洲制造汽车，可是一直到最后日产财阀在满洲也没有造出汽车出来，主要原因是缺乏制造汽车所需要的机械设备。

满业成立之后，1939年鲇川派后来就任日产自动车社长的浅原源七去美国采购设备，伪满答应给浅源一千五百万美元的采购资金。但浅源在美国的采购十分困难，因为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了日本是在中国进行侵略，而日本陆军在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之后的残暴行为更是使得普通的美国人也对日本人非常反感。加上国际形势还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

德国开始进攻波兰，欧洲成为了战场，机械设备成了抢手货，价格飞涨，另外满洲特产大豆又没有了销路，伪满原来答应的1，500万美元就拿不出来了。还正好这时候福特公司原来订购了的莱康明发动机公司（Lycoming Engines）的设备，因为临时变动生产计划而要出手在找买主。当时的莱康明发动机公司是最好的汽车制造设备制造商，这批机械设备正是日产梦寐以求的东西，可是日产没有钱了。

这时陆军拔刀相助，拿出了在美国的三百万银行存款给日产购置设备，因为陆军已经看到了这笔存款如果不赶紧用掉就会被美国冻结的前景。日产就拿着这笔钱以市场价的三分之一的价位买下了这批设备。但最后这批设备没有运到满洲，因为最后货到横滨已经是1940年底，这时日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使得在满洲建设汽车工厂成为不现实的事情了，于是这批设备就运到了日产汽车的吉原工厂。这个吉原工厂后来改称富士工厂，是日产公司发动机的生产基地。现在这个工厂改组为JATCO株式会社，是世界上生产车用自动变速器和无级变速器的最大企业。

汽车都成不了，飞机就更不行了。实际上鲇川对满洲还有过一个奇妙的主意，鲇川看到满洲的黑土地之后有过一个想法，将农业机械导入满洲，使用美国式的大农业方法，肯定能使农作物的收获量增加四倍以上，再把这些农产品卖到欧洲去。有了这个主意之后鲇川就直接去了德国谈判购买农业机械和出售农产品的事，回来路过苏联的时候，还拜见了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商谈利用西伯利亚铁道来进行运输的事，也基本上定了下来。

谁知道听说了这件事的石原莞尔找上了门：“在对俄作战的方针里准备在今后20年中往满洲移民100万户，500万人，所以满洲的土地一定要细分下去的，你那个大农业违反作战方针，不可行”，这才做了罢。

但是除去这些失败，由岸信介和星野直树们主导的一个产业立国的实验还是留下了不少东西的，尤其是在钢铁和电力方面。满洲的钢铁产业在日俄战争之后不久，日本大仓组就建设了一个“本溪湖煤铁公司”的炼铁厂，虽然产量不大，但因为产出的生铁低磷低硫，是制造兵器不可缺少的材料。同时满铁也在鞍山建设了一个炼铁厂叫“鞍山制铁所”，在1935年年产47万吨生铁。

1927年开始满铁开始改造鞍山制铁所，到1933年改名成了“昭和制钢所”，1938年之后经营权转让给满业，到了1942年昭和制钢厂的钢铁年产量达到了360万吨，和日本本土的八幡制铁生产能力不相上下，在世界上也能算的上一个大规模钢铁企业。

但是昭和制钢所的技术改造主要是请美国人帮忙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人在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时顺便也对昭和制钢所进行了轰炸。有着昭和制钢所详细图纸的美国人对鞍山并没有进行地毯式轰炸，而是仅仅投下了据说不到十颗的炸弹，这就足够使得昭和制钢所瘫痪了。战后昭和制钢所的主要生产设备全被苏联人拆走，后来在昭和制钢所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鞍钢在几十年中一直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直到1994年被宝钢取而代之为止。

满业的经营范围只是重工业，发展发电和化学产业是另外进行的。日本有一种挺有名的有有机汞引起的公害病叫水俣病，这种病是一家叫做“日本窒素肥料”的公司弄出来的，这家公司那时的老板叫野口遵，毕业于东京帝大电气工学科。从制造电石起家，到最后弄成了一个“日窒”康采恩，这个康采恩战后被解体，除了直系的“チソ株式会社”之外，现在的日本的旭化成，积水化学工业，信越化学工业这些世界有名的化学公司都是当时被解体出来的，可见这个康采恩的规模了。

野口遵死于1944年，要不然少不了和鲇川义介一样去巢鸭监狱体验一下囚犯的生活，因为日窒财阀当时紧跟皇军向前进，从朝鲜开始一直到海南岛，没有地方找不到他。此人原来是学电气工学的，一开始搞的是水力发电，有了钱之后从德国和意大利分别买了一个制造人造丝的和制氨的专利回来开始了化学工业。他的做法是先建造化学工业所需要的水电站然后再以电力作为后盾来进行化学生产。1925 年左右开始进入朝鲜，首先成立的是“朝鲜水电株式会社”然后才是“朝鲜窒素肥料株式会社”，到1935年，野口在朝鲜拥有了87万千瓦的水力发电量和将近3个工厂，其中在现在北韩咸镜南道的咸兴市的石油精炼设施的规模是当时世界屈指可数的。

野口遵到了满洲之后还是按照这个路子走，先在鸭绿江上建成了水丰水电站，再在松花江上建了装机容量为56万千瓦的丰满水电站，但是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已经是太平洋战争之后的1943年，此时野口在满洲已无法进行大规模化学工厂的建设了。

源济

二十五．技术官僚翻了身

笔者在《浩瀚的大洋是赌场中》中讲过一个叫做松前重义的人，此人是递信省工务局局长，敕任官。但因为得罪了东条英机，突然被抓了壮丁，而且是二等兵。除了这个笑话之外，松前在日本官僚史上也是很有名的，他是技术官僚反抗运动的领袖之一。

日本的官僚基本上都是学法律和经济的出身。搞经济的好理解。建设国家的根本就是搞经济嘛，为什么搞法律的也来凑热闹呢？而且这还不是日本独有的，越是发达国家的高级官僚还越是出身于法律系的多。中国受斯大林主义长期影响，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领导国家的不是工程师或者农艺师而是律师。实际上这与职业习惯有关，和工程师农艺师遇到什么先做实验试试看的习惯不同，律师要干什么首先想到的就是立法，而法律一旦成立之后很难被废除，这样就能保证不出现在斯大林主义体系中常常能看到的人走茶凉的现象：只要这条法律还在，就只能这么照葫芦画瓢地干下去，这也是发达国家不太折腾的原因之一。

战前的经济学还不是一门什么很了不起的学问，所以帝国高等文官中就几乎全是法学部出来的了。帝国文官体系实际上很不公平，比如同样是帝国大学毕业生，通过了“高文”的法学部毕业生进衙门当差就是高等官，而工学部，理学部，农学部或者医学部的毕业生进衙门当差就只能作为“雇员”，不是高等官。当然如果能通过高文考试成为了高文组那是另外一回事，可要知道就是法学部毕业也不是都能通过高文考试的。

雇员和高等文官差在哪儿呢？还不是一开始薪水不一样，而是一辈子不如人。首先高等文官的考试就公平，而雇员的考试和任用除成绩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其他的关系，特别是在被录用了之后的工作分配上。如果被分到地方上的派出所去了的话，从工手（技术员）开始，升到技师（工程师）比高文组要晚好几年。再往后雇员就更没戏了，雇员的身份能够升任一个二三流课的课长就绝对应该查一下他们家祖坟是不是风水特好，一流课的课长是绝不可能有雇员能够升上去的，做到死也就是一个系长，室长什么的，因为本来那些官职就不是为雇员准备的。

英语里有这么一句话“On tap but not on top”（做手不能做头），就是从技术官僚的这种待遇而来的一句谚语，就是说这样做的不仅仅是日本，英国和美国也一样。这样做的结果对技术人员的士气很有影响，特别是不少省厅的技术人员还特别多，像内务省的土木和卫生部门，至于铁道，递信，农林，商工这些省本来就是吃技术饭的，这种问题就更多了。松前重义是1925年从东北帝大进递信省的，当时全省只有电信课长和电话课长这两个课长留给技术系的雇员，松前看到他的前辈们成天被年纪被自己还轻的局长支来差去，整个就是“官僚机构的机器工具而已”，于是就和其他省厅的技术屋一起开始了批判“法科万能论”。

一次大战之后经济不景气，政府老在考虑紧缩财政，精兵简政。权力在法科毕业生手里，被精简的首当其冲的肯定就是技术人员了，这样内务省就出现了一个叫“昭和土木工学士会”的组织，由工学士技术人员组成，目标就是“集结工学士官僚，提高技术官僚地位，实现待遇改善”，不能老被人炒鱿鱼。到后来居然出现了一个“六省技术者协议会”，成为了一个来势很大的运动。松前等几个领头闹事的人物一度还都因为“赤化”的嫌疑被内务警察监视了起来。

本来技术屋也闹不出大名堂，因为政府毕竟不是公司，不管是什么省，主要工作都是确定大方向，离开了具体的技术人员就玩不转的情况还真不多。但这时候出了个伪满，而且伪满还在大量要人，这样事情就起变化了。据统计到1938年7月为止，光是到了满洲的内务省土木系统的技术人员就已经超过了一千人。

这些人到了完全可以可以称作“一张白纸”的满洲之后，和在日本本土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里要从蓝图开始画，而法学部出来的行政管理精英们在这一点上就不行了，还得依靠工程师，农艺师和建筑师们。在本土衙门时他们只是二等公民，没有他们说话的地方，而到了满洲首先遇到的还都不是讨论“怎么干”，而是首先要判断“能不能干”，这种决策时所需要的技术支持比在本土的时候要大得多了，这样以来专业知识就起作用了。

这样伪满的衙门里技术官僚屋的地位和本土相比就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而且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影响到了本土，因为一方面大量的技术人才被吸引去了满洲之后，本土衙门出现了技术人才紧缺的现象，再来就是满洲重视技术人才的情况也反馈回了本土，留在本土的技术人员也开始不那么好说话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和美国开战也越来越近了，这样本土衙门的技术屋的地位也开始上升。1940年第二次近卫内阁诞生之后，改革官僚制度成了一个很热的话题，改革的内容就是如何积极登用“expert”（专家）的问题。

当年军部领导一切，就这个这个重视专家的运动的背后也是军部在起作用。日本陆海军军官全都是一元化产生的，清一色全是技术专家，所以军官们和衙门里的技术专家们比较有共同语言，而和那些吃法律饭的人总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是政府衙门里的技术人员地位提高的一个原因。比如1938年把厚生省从内务省中分离出来了，原因就是需要登用专家们来指导改善卫生，提高健康水平和充实健康保险制度。因为战争在不断扩大，要抓的壮丁越来越多，如何去鉴别合格和不合格的壮丁，如何能产生更多的合格壮丁成为了越来越大的问题。

和其他方面一样，上世纪的所有变革背后都有马克思主义在起作用。推动近卫文麿改革官僚制度的智囊之一，先后担任近卫内阁的书记官长和司法大臣，战后在1958年曾经和人联名发表过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反省声明”的风见章在1925年左右就公开明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教育了他，所以“技术者地位的向上”这个问题在这些人看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尊重科学的问题。

反正不管如何，技术官僚的地位确实是提高了。不仅是课长了，局长也开始有了，松前重义被东条抓壮丁的时候不久已经成为了局长吗？到了1941年技术官僚出身的宫本武之辅甚至就任了企画院次长，技术官僚终于可以出点头了。

源济

二十六．“电力国家管理法”

那时候是满洲开风气之先，政治上似乎是日本本土在指挥满洲，实际上在风气，意识和不少实际做法上是满洲在影响日本本土。

“电力国营化”就是这样。

日本最初的电力公司“东京电灯”成立于1882年，1887开始了供电业务。从此之后大量各种火力水力电力公司不断成立，当然也带来了管理上的混乱。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日本一个国家的电网居然是两种频率并存：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从欧洲引进的50赫兹系统和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从美国引进的60赫兹系统。像电力这样的有关于国计民生的重要基本建设，国家进行一些干预也很正常。但当时电力行业还只刚刚起步，是发展中的产业，国家对电力产业的干预和管理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所谓管理也就是制定一些电气安全方面的标准，搞一些水力发电的国家审批制度罢了，对于关键的存在两个电网周波数这个问题却一直因为要耗费天文数字而一直无人敢问津，因为据估算解决这个问题要5，000万日元，而大和号战列舰的建造费用也就是一亿三千万日元。

革新官僚们着眼的不是这些技术性的小问题，他们看到的是大量中小规模的电力企业所带来的投资重复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很大逆不道的：改民营为国营。

到1938年左右，日本电力产业的总资本已经达到了49亿日元，占到了全部产业资本的25%。但是电力公司总数居然有830家之多，技术规格不统一，收费标准也不统一，服务水平还是不统一，停电更是日常茶饭事。如何发展电力产业，提高服务品质不仅关系到日常生活，更是发展工业生产的关键问题，“电力产业国有化”的构想就是这时被提出来的。

提出这个构想的人叫奥村喜和男，福冈县北九州市一个报贩的儿子。奥村并不是一个什么很牛的天才，但非常努力，从5高进入东京帝国大学，1925年毕业。奥村在大学二年级就通过了高文考试，毕业之后进入了递信省。

当时这个递信省主管的是邮政，电话，电报，航空，还有电气。不知道怎么回事，奥村虽然在校时就通过了高文，但可能是成绩不太好，到最后还是以补缺的形式进递信省的。同期进递信省的有23人，别人进了递信省都留在省里，就奥村一个人被分到广岛递信局插队落户去了。

这种遭遇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很可能也就自暴自弃了，可奥村根本没当一回事，一个人在广岛自得其乐地编了一本叫做《解说邮政法》的小册子，后来有人发现这本小册子写的非常好，不但能用来解答顾客的问题，都能作为培养递信省自己雇员的培训教材，于是这个人才就再次被发现了，三年后就调回省里，从无线课起，一直干到企画课长。

1935年，在军部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叫做“内阁调查局”的机关，局长叫吉田茂，实际上的头是后来的甲级战犯铃木贞一，这个调查局后来经过“企画厅”一直就成了“企画院”。这个吉田茂局长不是那位战后民主选举之后的第一任内阁首相，自民党前首相麻生太郎的外公吉田茂，而是一位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这两个人很容易弄错，特别是在战前，还都在霞关（日本中央政府衙门集中的地方）当差，只不过一位在外务省，一位在内务省而已。连邮递员有时都会出错，把人家寄给这位吉田茂的礼物送给了那位吉田茂，这位吉田茂发现了去追讨，发现已经被那位吉田茂吃了，结果大吵一架。几次吵了下来两位吉田茂达成了一个协议，说是以后不吵架了，谁拿到就算谁的。

这个内阁调查局的任务是调查应该怎么搞战时经济，集中了各省革新官僚的中心人物，其中就有这位奥村喜和男。奥村认为要解决电力行业的问题只能把整个电力行业收归国有，但是日本政府没有钱，无法采取国家赎买的方法。本来就是因为国力不足而又要准备战争才需要来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电力问题嘛，但奥村提出了一个叫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承认产权归属不变的前提下，成立大型国营企业来统管发电和供电，这叫“民有国营”——这种方案的中心逻辑其实就是“我承认东西确实是你的，但归我使用”这么蛮不讲理。

奥村再回去游说他出身的递信省，说服了递信大臣赖母木，在1937年1月把这个荒唐的方案送上了内阁会议讨论。当时正是广田内阁，这个方案送上去没几天，内阁就垮了，于是这个“民有国营”的法案也就不了了之，大家只把这个怪想法当一个笑话在说，连奥村本人也被赶到海外出差去了，这事似乎就算没了。

但奥村是认真的，他可不认为这是一个笑话。而且他出差去的是德国。在德国的半年，使他成为了希特勒的忠实信徒，回来正好赶上7.7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奥村找到了一个好机会，一切为战时经济让路是最好的借口，奥村把原来搞电力国家管理规划的人马再次集中起来，又重新上马。

电力行业当然不干，而且占全国产业四分之一规模的行业绝不是仅仅就只有几个资本家的利益，各个政党在里面也有巨大的利益，所以这个方案遭到了抵制。当时日本最大的电力企业东邦电力的社长松永安左エ门气得大骂想出这个主意来的官僚是“人渣”。

但是奥村的背后是军部，松永不是在骂人吗？铃木贞一亲自去和松永打招呼：“官僚是‘天皇的官吏’，代表着天皇陛下，骂官僚是人渣就是对天皇陛下不敬”，还告诉松永说他的名字已经在一些很吓人的名单上了，这才把松永劝得安静了下来。

最后终于在1938年3月，议会通过了《电力国家管理法》和《国家总动员法》。第二年四月成立了一个名为“日本发送电株式会社”的巨大国营企业，开始重组电力行业。这个企业把日本全国分割为9块来管理，而这被分割成的九块正好还就是现在日本除去冲绳之外的北海道，东北，东京，北陆，中部，关西，四国，中国，九州这九大电力公司。

顺便说一句笔者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中所说的甲级战犯佐藤贤了的“黙れ事件”就是发生在国会讨论《电力国家管理法》和《国家总动员法》的时候。

源济

二十七．在政治上也要求进步

革新官僚们和军部的关系不仅限于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上，还有政治上的关系。比如说实际上除了有关人员之外，就算知道这个《电力国家管理法》也没有什么人知道奥村，奥村真正出名是在1941年12月8日傍晚NHK的“万岁放送”。

当时奥村是内阁情报局次长，他觉得天皇的宣战诏书还不够有力，甚至有点软弱，于是亲自出面在NHK广播里发表演说，在历数了英美白人欺压了日本和亚洲三十年的罪行之后，奥村大声喝道：“日本国民决不能苟且偷生，神州绝对不灭，英美何足为俱，我们将突进再突进，如果有人胆敢阻挡，我们所需做的只是突破他们”。

在广播演说的最后，奥村用已经嘶哑了的嗓子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帝国陆海军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这就是“万岁放送”的由来，但是在第二天早报上登载的演说稿中找不到这三声万岁，原来这是奥村临时加上去的。

情报局长官是外相兼任的，于是这个情报局就成了奥村的天下。在次官会议上他对别的次官怒吼：“有点对英美的敌忾心好不好？”，发现《朝日新闻》上有人在说“不能小看英美的战斗力”，就亲自操起电话命令朝日新闻重印，在情报局自己发行的《周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地连载《败战后美国人的生活》，《英美罪恶史》等东西，可惜正干的起劲的时候，海军遇上了中途岛。

内务省的警察和特高警察在这段时间也和陆军开始了合作。本来内务部的警察和陆军势如水火，绝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1933年大阪的警察抓了闯红灯的陆军士兵，还和赶来救援的宪兵打了起来，一边是“陛下的军人”，另一边是“陛下的警察官”，谁也不买谁的帐，闹出了及其有名的“大阪交通信号事件”。

到后来有一位读过笔者的《有一类战犯叫参谋》或者《浩瀚的大洋是赌场》的读者都很熟悉的人担任了陆军省军务课长，他就是陆军中野学校的创始人，有名的特工岩畔豪雄大佐。岩畔豪雄上任之后陆军和内务省的关系就开始好转了。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是禁止游行示威的，但1939年日英关系开始恶化之后，英国大使馆外面成天有人在举行反英示威。示威的人是陆军找来的，内务省警保局和这些人配合，在特定的时间不执行“禁止游行示威”这一条法规。据说那段时间岩畔豪雄大佐花费的交际费特别多，成天在料亭里宴请内务省的人。

但是内务官僚们倒并不是冲着陆军请他们吃了饭才这么干，他们本来就要这么干了。和其他省一样，内务省也有一批革新官僚，领头的叫菅太郎。

这位菅太郎的经历十分罕见，他居然读过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幼年学校里体罚是很厉害的，笔者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里说过幼年学校里有人被耳光打坏了鼓膜而只能退学，这位本来有希望成为精英参谋的菅太郎就是其中之一。但菅太郎从幼年学校退学之后又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而且还通过了高文，进了最难进的内务省。

菅太郎除了读过幼年学校之外，还干过共产党，这又是这个人罕见经历的一部分。他是松山高中毕业的，同学中就有日后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在宫本显治的介绍下，菅太郎先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干脆加入了共产党，但是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之后就断绝了组织关系，一心奔高文去了。

1928年进了内务省之后，菅太郎被分在专管警察的警保局，接着就被派到柏林去了三年。日本从1890年开始创设了高等警察专门负责政治案件，1911年发生了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企图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之后，警视厅又成立了特别高等警察课,简称特高警察来专门取缔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现在的研究者一般倾向于秋水事件本身就是山县有朋捏造出来的旨在打击当时的自由主义新闻风潮的事件。因为幸德秋水本人是一个传媒人，庚子拳乱的时候，他在《万朝报》上揭露了日本陆军将清皇朝的120万两银元宝据为己有的“马蹄银事件”，迫使出兵北京的第九旅团长真锅斌少将受到休职处分而得罪了陆军大佬山县有朋。

到了1922年日共成立了之后，特高警察的责任就是专门对付共产党。为了收集国际共运的情报，内务省在柏林，伦敦，北京和哈尔滨派驻了专员，助手都是刚进省的新人，这是因为内务省觉得和共产党打交道，思想警察比一般的刑事警察更为有效，而像菅太郎这样的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组织有一定了解的高文组文官不用说是这种思想警察的最好人选。

菅太郎果然不负众望，1934年，菅太郎主持了一个“思想问题讲习会”，他在这个讲习会上指出，社会改善，鼓励转向和强化取缔这三种左翼对策中，强化取缔看起来最有力，但实际上是最无效的，社会改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费时太长，现阶段最有效的应该是鼓励转向。

针对警察常有的的对转向者的疑心，菅太郎直截了当地指出，没必要去怀疑左翼分子的转向是否出于真心，是不是在伪装转向。首先要欢迎转向者，人都有向权势靠拢的本能，就算是伪装转向的人到最后也会和当局精诚合作的。

菅太郎的左翼对策得到了内务省的采纳，也收到了极大的效果。日共的党史书籍上至今对1930年代特高警察对日共所实行的转向政策还是痛恨不已，特别是日共委员长佐野学和书记长田中清玄的转向让日共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到77事变之后日共在日本本土已经无法开展活动了。

1937年之后，菅太郎又去满洲负责清剿反满抗日。在打击抗日势力的同时，菅太郎更加努力的是带着一批剃成光头的年轻官僚们打击在满洲的日本人中的所谓自由主义分子和民主主义分子，因为在菅太郎看来，“赤化的魔爪正在和自由主义者以及民主主义者协力”。

源济

二十八．左翼官僚

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菅太郎回到了企画院。但是这个时候不但是企画院，日本政府的各个中央官厅都已经和他走的时候不一样了。菅太郎这类的官僚属于“意识形态派”，没什么真本事，真要打仗了，这帮意识形态派就吃不开了，现在各个省都是实务官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意识形态派被人看为只会耍嘴皮的人而被敬而远之，留给他们的只有冷板凳。到最后菅太郎也只能辞官不做。去了那个最体现他那个“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理论的大政翼赞会下属的翼赞壮年团的一名理事。

因为有这些不光彩的过去，所以虽然当年菅太郎名列“革新官僚的三足乌”之一（另两人是毛里英於菟和奥村喜和男），战后也从自民党出马当了二十几年众议员，还出任过经企厅政务次官，但是几乎还是默默无名。当年“捉拿赤党”太卖力，给他自己弄出了太多的敌人，因为他所捉拿的那些“赤党”中，不少是货真价实的帝国官僚，和赤化八杆子打不着。

虽然和“赤化”八杆子打不着，但菅太郎把他们当赤党抓也多少有那么点道理，因为革新官僚们的经济主张中确实有不少看上去很有赤化嫌疑。

奥村喜和男给人攻击为“赤党”但被铃木贞一救了下来，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幸运的。在1940年10月发生的“企画院事件”中，有和田博雄等十几名高等官因为“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而被捕。

这些被捕的高等官们都参与了制定《经济新体制确立要纲》。这个要纲是在铃木贞一和秋永月三这两位陆军大佐的支持下弄出来的。铃木贞一和邱永月三都被人称为“西服将军”，因为他们从陆军大学校毕业之后又被陆军送去东京帝大经济学部进修，毕业之后一直在内阁调查局和以后的企画院负责陆军和政府的沟通，穿西装的时间比穿军服多。这个要纲实际上反映的是陆军对于经济的要求。

要纲以“资本和经营的分离”为目标，明确地提出“企业必须离开资本的支配，不能首先追求利润，而应该作为国民生产共同体的一员，为了国家利益而确保生产的质量和数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重要企业的经营者应该有公共的资格，还要确立一种名为“国民生产协同体”的为国家目的服务的最有效率的国民经济组织。这种组织是和政府紧密联系的公益法人，受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经济本部”的指挥。

这一下财界当然受不了了，以商工大臣小林一三为代表的财阀势力开始了强硬的反击，小林一三从11月开始就指名官僚中的“赤化分子”，而且得到了不少大臣的支持。到最后，右翼组织的头山满，军部皇道派的荒木贞夫等人全部出来了，联名上书首相近卫文麿说：“官僚们的计划经济和共产党的信条属于同一轨道，将会破坏国民的传统精神，扰乱经济生活，重蹈俄国人的覆辙”。这一下反对势力实在人多势大，于是那些参与制定《经济新体制确立要纲》的高等官们就成了“赤党”。

那些被特高警察抓起来的高等官当然冤枉，他们和赤党八杆子打不着，只要看为了这些被抓的高等官们辩护的都有些谁就知道了：以反共闻名的商工次官岸信介甚至都摔掉了乌纱帽，这下该相信他们不是什么赤党了吧？

这个“企画院事件”本来就是是特高警察在胡说八道，而且因为这些人全是高等官，也不好太胡来，只是关了起来，倒也没有受到什么虐待，一直到战后的1945年9月才被无罪释放。被放出来的这些帝国高等文官们又开始了日本的战后复兴运动是后话了。

岸信介为他们辩护，但是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这些被抓的高等官中基本上都有在“学生时代就醉心于社会主义”的前科，所以特高警察可以抓他们，但是如果这就能够成为抓人的理由的话，当时日本的年轻官僚们几乎得全部搬家到监狱里去了。

以“赤党”的名义来抓那些官僚当然是没有道理的，那些官僚们所设想的只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构造，而且这些被称为“统制派经济官僚”的革新官僚们的思想不完全是空想，星野直树和岸信介们已经在满洲实践了和正在实践着这些东西，他们只不过是想把这些东西再搬回日本本土罢了。值得注意的是，星野直树和岸信介在满洲的所作所为都得到了统制派占统治地位的关东军的支持，所以在国内搞这些做法受到了皇道派军人和财阀们的反对是很正常的。

从东条英机当了关东军参谋长之后，这些官僚们在满洲就更加如鱼得水了。说实话刚换参谋长的时候岸信介们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安的，他们担心新来的参谋长会不遵守原来板垣和他们的约定而来干涉经济事务，但是实际上新来的东条让他们很满意。岸信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东条本身就不应该是个军人，他就是一个最好的官僚。当时岸信介大概隔个十天左右就要回一次东京，板垣当参谋长的时候没人管岸信介去东京干嘛了，但是东条来了之后就要来问岸信介去东京干嘛？要见谁，要解决什么问题，一边还记在笔记本上。岸信介回来之后东条手捧笔记本一条一条地问，见到了谁没有，那个问题的答复是怎样的，把本身就是官僚出身岸信介都弄得惊叹东条真是一把“剃刀”。

有过在日企工作经验的人可能都有在出差之前填写“出张报告书”的经验，那张报告书和事后的检查方式是东条英机发明的，岸信介和松冈洋佑把这套方法弄到了伪满行政机关和满铁，后来又随着这几个人回日本本土，这套方法也从满洲回流到了日本本土。

1939年东条英机离开关东军回日本本土，经过陆军次官陆军大臣之后当上了总理大臣，手下的几个得力干将星野直树，岸信介，松冈洋佑也都在这段时间离开满洲回了日本本土，星野直树经过企画院总裁的位置之后，后来在东条内阁里当上了内阁书记官长，而岸信介还是回了商工省，在经过商工次官之后，在东条内阁里当了商工大臣。

源济

二十九．弄钱的天才贺屋兴宣

有趣的是星野直树也好，岸信介也好，在进入东条内阁当大臣之前，还都因为“企画院事件”的牵连辞过职，说明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国内抵抗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只是在东条内阁开始了太平洋战争之后，星野直树和岸信介们才真正能够很顺利地把他们在满洲所采取了的推行以国家名义进行垄断，禁止自由竞争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名正言顺地在日本上下推行，因为那时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甚至是号称能抓耗子也就是好猫了，而东条首相就相信猫。

一再说过日本是跑步进入资本主义的，办任何事情都受到驼子上山——前（钱）紧的制约，不管这些高文组们能想什么方法在体制或者其他问题上做文章，没有了钱就全是空的，如何解决资金一直就是最大的问题。而大藏省之所以在日本各衙门中高人一头，除了他们掌握着钱包这个优势之外，能够想法子筹出钱来，能够想法子把钱用到刀口上去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最大岁入来源是租税收入，所以各国财政部里最有发言权的都是税收部门，因为他们能弄来钱。但日本不一样。日本大藏省（现在改名叫了财务省）里由“主税局”管收税，但主税局的地位并不高。地位最高的的是主管编制预算的部门主计局。从这点就能看出日本的发展道路。从明治之后日本人就一直认为日本是穷国，收不出多少税，真要玩命横征暴敛也没多大意思。因为一个国家是无法以横征暴敛致富的，而且征税也有一个成本问题，超过了一定的水平，征税成本就会超过征税收入，征来的税还不够开支征税人员的工资。这就是一般发达国家基本上对小买卖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税什么的爱交不交的方法的原因。而中国历代都有对小买卖特别狠的传统，从不考虑“税收成本”的原因是因为一来中国征收所得税之类的直接税还是最近的事情，二来则是因为征税人员在借机为自己谋利。

日本人认为与其花力气到征税上去不如花力气到编制预算上去，争取把好不容易挣来的赋税用到刀口上，为社会带来最大的效益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大藏省最好的人才都被集中到了主管编制预算的主计局。大藏省有权，大藏省高人一等主要是针对主计局而说的，因为无论是其他哪个省厅要想干点什么，只要主计局说一声：“这玩意不重要，先不列入预算”的话就完了。

不管商工省的革新官僚岸信介们想什么法子，没有钱就是白给，所以战前日本决定国家大事的最有权威的会议是“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这五位，没有商工省什么事。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藏相就是贺屋兴宣，为了这个藏相位置他也成了甲级战犯。

战前的“帝国高等文官”也好，现在的“高级公务员”也好，他们的顶端就是次官。现在的日本是政党政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组阁，所以大臣绝大多数是他们党的政治家，也就是选出来的议员。战前可没有这个规矩，根据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首相和各大臣都由天皇指定，但宪法上又没说天皇怎么个指定法，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其实是元老和重臣们商量一个首相，然后再由这个首相和各方面去商谈大臣人选，并没有什么要是议员这么一说，所以高等文官最后当上大臣甚至首相的都有。

贺屋兴宣就是做到了大臣的一位。

和绝大多数高等文官一样，贺屋兴宣的经历也很简单，从一高到东京帝大经过高文之后成为了大藏省的帝国高等文官。贺屋兴宣是主计局出身，是做预算的专家。这个专家可不是吹的，他在作为甲级战犯关在巣鸭监狱里时还在帮大藏省做预算，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

在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嫌疑犯在被美军交还给日本政府之后，伙食一下子差了下来。战犯们提抗议，可回答却是“没有钱，大藏省不给预算”。贺屋兴宣亲自找大藏省交涉，得到的回答还是“真没钱，做不出来预算”。贺屋兴宣大怒：“把预算案拿来，看本官做给你看”，结果大藏省还真把预算草案拿到巢鸭让老长官过目，这位也真就在巢鸭里以罪犯之身帮大藏省做起了预算来。

贺屋兴宣天生就有一副弄钱的本领。1923年9月关东大震灾，救灾需要钱，那时贺屋兴宣还只是个刚从帝大毕业，在大藏省根本就没有说话的资格的菜鸟，但他找出来了一条弄钱的路子。

那时候的电话是奢侈品，考过了高文的高等官的初任年薪也就600日元左右，而一台电话机的安装权在黑市上要卖到3，000日元。贺屋经过计算之后，发现即使在东京增加一台电话也用不了1，800日元，就提出把装电话的方法改为交现钱就给装电话，正好当时就在搞救灾重建，大兴土木，捎带着就能把工程搞了，收来的钱又可以拿去进口电话交换机，有多余的还能用到救灾上，一举多得。

“下克上”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社会或者组织下层的日本人在相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时候，绝不肯轻易妥协。军队的少壮派军官是这样，衙门里的少壮派官僚还是这样。只不过官僚们手中没有武器，不会搞政变罢了。贺屋兴宣知道在自己在大藏省人微言轻，就去找了管电讯的递信省，得到了递信省的大力赞同。

等到递信省的报告送到大藏省后，暴怒的大藏大臣把出主意的贺屋叫去大骂一顿，说欧美各国的电话都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你怎么想出来收巨款装电话，这不是让别人笑话吗？贺屋据理力争：实际上地震之前黑市上就已经是三千了，我的方案只是一千八，本身就对用户有利，你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就抽不出钱装电话，黑市价很可能一直会涨到一万，这笔钱到底是该进国库还是给黄牛？到底哪种方法给人笑话？吵到最后结果到底还是采取了贺屋的构想，而这就日本普及电话的开端。

源济

三十．编预算的奋斗

贺屋刚开始搞预算时候的负责的是海军预算，1927年的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和1929年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他都作为大藏省的随员参加了。知道弄钱困难的贺屋兴宣当然希望日本能够接受英美提出的裁军方案，但被作为海军省次席随员的山本五十六少将狠揍了一顿，被揍出了鼻血的贺屋兴宣听着山本五十六的“再不住嘴把海军军官全部叫来揍你”的威胁，只能住嘴，好在最后海相财部彪还是在协定上签了字，才让日本过了几年安定日子。

当时日本从上到下都在争论到底是要搞自由经济还是搞统制经济，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争论姓社姓资差不多。军部，革新官僚和一部分评论家鼓吹要搞统制经济，而大部分的主流也同意在战争，控制通货膨胀和解决物资匮乏的时候采用一定的统制手法，而在其他的场合还是要搞自由经济。

但是贺屋兴宣认为当时的那种争论是在扯淡，贺屋认为当时的日本根本就没有搞统制经济的能力，贺屋从主计课员干到主计局长前后干了16年，担任过陆海军以及各个衙门的预算主管，所谓主管就是从政治目的，行政目的，法律关系，是否有利，技术上的可行性等各方面来审查确认各个衙门提出的预算的合理性。在贺屋看来前来说明预算的各衙门官吏们的认识和能力不要说根本就没有搞统制经济的能力，连被统制的能力都没有。

贺屋的这种看法还真不仅仅是出于大藏官僚的骄傲。1937年6月成立第一次近卫内阁的时候，大藏次官贺屋兴宣出任大藏大臣。当了大藏大臣之后的贺屋兴说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后来被称为“贺屋财政经济三原则”，实际上就是以下三条。

1.  平衡国际收支。

2.  平衡物资供需。

3.  发展生产力。

这三条怎么看怎么是理所当然的大白话居然要被冠上“三原则”的大名，在内阁会议上得到了首相和所有阁僚的认可再传达到所有的衙门去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日本经济当时已经快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以军部为首的各衙门根本就不知道现实或是不想知道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统制经济也就是大家一起唱着高调卖私货而已。

打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靠在欧美金融市场上发行的国债支撑了过来。这次要和英美开战，有人就对贺屋说了：“要打仗了，你还不赶快到外国去卖国债筹资金？”，贺屋哭笑不得，这位总算还知道打仗要钱，可是怎么不知道谁是能买债券的财主呢？除了英美，谁能借得出供人打仗的钱？可这回就是和英美打仗啊。

战后，《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一次在采访贺屋兴宣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日本的国家预算从1941年的86亿日元到1945年飞涨到了235亿日元，这个预算是怎么做出来的，从哪来的钱？”

贺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淡然：“哪来的钱？印呗，只要印刷机没问题，你要多少钱都有。”

“那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吗？”

古怪的是在贺屋兴宣任上还真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在字面上的表现是物价飞涨。从理论上来说在滥发通货而同时物资严重匮乏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通货膨胀，但在统制经济的条件下做到不使物价上涨也非常简单：只要不让消费者手中有钱就行了，没有了通货，也就没有了膨胀，只要能够把滥发下去的那么多纸币吸收回来就行。一开始有人提出来的方案是加强租税征收，把发下去的纸币再强行收回来，但贺屋从心理学的角度不同意这种做法，这种做法无异于抢劫，会伤害士气。

贺屋的方法是开展一个“爱国储蓄运动”，让所有人把剩余的钱都存到银行里去支援“大东亚圣战”，这样让大家既有了拥有金钱的满足感，还能为支援了国家而感到自豪，最重要的是这笔钱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

问题是，这种只是通过搞国民储蓄而减少市场上的通货总量的方法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通货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减少，只是暂时从市场上消失，有朝一日还会回到市场上来，到那时候怎么办？

贺屋在回忆录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让人吃惊的：“我在1942年左右做过一个试算，日本在战争结束时候国债总额会达到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这笔国债是无法偿还的。但是战争总会有一个结果，如果日本胜利的话，日本能请求战争赔偿，如果日本失败了的话，那么全体国民够应该均等地负担所应该承担的”。这种思维方法是很典型的日本式思维，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罪”的概念，一切以当时是否可行的功利为前提。

还有走得更远的，毛里英於菟干脆向近卫文麿建议过除了宏观经济政策之外，国民的消费也应该由国家统制起来才是。这种“统制”和当时已经开始了配给供应还不一样，配给供应还只是一种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而毛里英於菟所建议的方法就是由国家出面制定相关的法律来详细规定国民的消费。饶是见多识广的近卫文麿也被这种大胆的新潮建议给雷住了：“你这可是比苏联还要赤化的‘官僚共产主义’”。

为了解决税收的问题，贺屋兴宣还从纳粹德国那儿引进了“所得税源泉征收方式”。这个方式是纳粹德国为了在不增加征税人员的前提下尽可能了防止个人逃所得税所想出来一个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由雇主在雇员的工资里按天扣除所得税部分交给税务署，然后到年底的最后一个月再根据雇员一年的真实收入重新计算，在那个月所缴纳的所得税里进行平衡，多退少补，不够退的部分由雇主先行垫付，在下一年应缴税额中再行扣除。这样税务署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也无需进行烦琐的补交或者退还手续，全部的工作由雇主干了。如果税务署要想监督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情况，只需要对雇主进行随机抽查就行了，这样就在不增加征税成本的同时减少了逃漏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可能性。

贺屋从德国学来的这个方法一直用到了现在，而德国人也同样在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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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麦克阿瑟来了

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反正跑着步进去的资本主义总还是不如原来就在那儿的坐地户，反正不管高等文官们和精英参谋们怎么会折腾，应该是怎样的历史还是怎样，该来的就还是来了。

1945年8月30日下午2点05分，叼着玉米芯烟斗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出现在降落在神奈川县厚木海军飞机场的“巴丹号”座机的门口，脸上挂着像太阳一般灿烂的胜利者的微笑。

但是当时的麦克阿瑟除了感到胜利者的喜悦之外就没有想过其他的问题吗？应该说麦克阿瑟心里忐忑不安的程度并不比在远处耷拉着脑袋的大日本帝国大本营的那些精英参谋军官们小，因为此时这位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肩上所负担的军事责任虽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政治责任却太大了。

麦克阿瑟可不光是为了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而来的，他还负担着把这个好战的帝国改造成和平的民主国家的责任。如果用一个略微显得有点过时的名词的话，麦克阿瑟就是日本的殖民总督，但这里可不是他原来当过总督的菲律宾。

如何消除这个国家的好战本性，使之在即将到来的和苏联人的争斗中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盟友和帮手才是麦克阿瑟真正的任务，这个严峻的任务将考验麦克阿瑟的政治手腕。

有趣的是麦克阿瑟对日本社会的权力集团分类和本书一开始所说到的木坂顺一郎的分类一样，当然也可能是木坂顺一郎从麦克阿瑟所采取过的行动中注意到了这种分类而正式发表出来了。

麦克阿瑟让占领军中的一些战前的职业为律师的年轻军人们起草了一部和平宪法，这部宪法所反映的实际上就是这些当时也就是尉官的年轻人们自己对于国家存在方式的政治理想，最后在一定程度上麦克阿瑟还使用了刺刀逼着日本人接受了这部宪法来代替俗称为“明治宪法”的那部《大日本帝国宪法》。

宪法只是描述了麦克阿瑟们脑海里日本社会应有的形象，要达到那个目的，还得进行具体的工作，麦克阿瑟改造日本的过程几乎也就是分别对这六个权力集团采取不同的行动以瓦解或消除他们的力量的过程。

麦克阿瑟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除日本的军事武装，这是在波茨坦公告中已经明言了的条件，因此麦克阿瑟没有遇到任何军事抵抗，根据联合国占领军总部（GHQ）的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于9月13日废止，其中枢部分的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于10月30日正式消灭，陆军省和海军省也于12月1日被撤消。日本军部，这个半世纪以来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人的噩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麦克阿瑟对于宫廷集团所采取的行动是让日本天皇自己发布所谓“人间宣言”，从“现人神”的位置上走下来，这样宫廷集团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由，而且日后也不能再有人来使用“效忠天皇”的口号蛊惑人心，煽动骚乱。

麦克阿瑟当然知道以三菱三井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为首的日本财阀集团在日本军阀对外扩张的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也知道他们实际上控制着很大一部分国家权力。麦克阿瑟的对策是以占领军的强大武力为后盾采取“财阀解体”的行动，把那些庞大复杂的康采恩和辛迪加分割成了一个个再也无力影响国策的普通企业。

战前日本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非常严重，由此而产生的无地农民问题成了日本向外扩张的借口和人员储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麦克阿瑟毫无顾忌地从日本的地主那里把土地抢了过来分给无地的农民们以安定农村局势。

通过释放政治犯，举行民主选举，鼓励成立工会，推进妇女参政等手段，麦克阿瑟在日本一边推广美国式民主自由的思想，建立新的政党政治，同时也采取将与原政权有关系的人开除公职的方法而摧毁了原来的政治结构。虽然后来这些做法中有很多因为韩战而或者中断或者发生了变化，但整个方向没有变。在日本一直有一个很有趣的猜想就是如果没有韩战的爆发，其本人持坚决反共意识形态的麦克阿瑟最终到底会把日本鼓捣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在军部，财阀，地主，政党，宫廷这些昔日的权力集团全部完蛋之后，麦克阿瑟准备如何处理日本帝国的官僚队伍呢？现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再是“天皇的神国”了，麦克阿瑟教给了日本人一句“主权在民”的口号。但是和过去的天皇不可能自己去执掌权力一样，民众也不可能自身去直接使用主权，还得靠官僚来代表他们行使国家权力，但原来那支被称为“天皇的官吏”，为天皇服务的旧文官队伍现在能不能作为为国民服务的“公仆”（public servant，这也是个麦克阿瑟带来的新名词）而被继续使用呢？如果不能继续使用，已经搭起了“民主日本”框架的麦克阿瑟，又准备上哪儿去寻找要实际运作这个国家的行政官员呢？

来看看占领军总司令部GHQ对那些“帝国高等文官”们的评价。

GHQ是这样评价他们的：“这些官僚，也就是说高等文官的大部分出身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他们在大学里接受了完整的法律训练，他们被教育为忠诚天皇和同僚的人，他们甚至受过如何谈判和讨价还价的教育。但是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课程中行政学却是选修课目，而且几乎没有人选修这门课目，因为高等文官的考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行政学的试题”。

这就是麦克阿瑟对他们的评价。麦克阿瑟知道他们忠君的政治倾向，但麦克阿瑟并不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麦克阿瑟直截了当地说了：“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官僚集团的本能都是替付工资的人工作”，可能对某个官僚来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问题，但对于整个官僚集团来说，有奶便是娘才是本能。能何况麦克阿瑟除了依靠这支官僚队伍之外也没有别的选择——他在日本不可能找出来能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其他人了，精英化的后果就是除了精英之外就没有了有资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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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官僚的黄金时代

除了逮捕和审判战争罪犯嫌疑人之外，麦克阿瑟对构成日本帝国中枢的那些人采取的方法是“公职追放”，即开除公职并不容许再次担任公职，被这种方式处理的有将近21万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军人，还有一些政客和文人，当然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最后还是恢复了公职，所谓“追放”也就仅仅是短期的。但是对庞大的，全心全力参与到战争中去了的官僚队伍则连这种短期追放都没有进行，受到了追放处分的官僚只有1，800人，仅占全部被追放者的0.9%,还有一种说法是719人，这样占的比例就更小了，不到千分之四。而且这些被处理的官吏还绝大部分都是内务省特高警察有关系的人，其他的衙门基本上没受什么影响，比如整个大藏省被追放的就只有5个人，高等文官们最多也就是就只受了点擦伤。

受了点擦伤的高等文官心里在想什么呢？会不会很伤心呢？要知道那些美国坏小子可是憋着心眼伤日本人心来的，比如仙台的人听说美八军司令埃克尔贝格中将要来，地方名流们心心热热地到车站来准备欢迎这位除了麦克阿瑟就是他大的司令官阁下，可是开进站来的火车差点没让在场的人气得集体剖肚子——中将阁下大模大样坐的居然是天皇陛下的御用车，那菊花纹章还就那么挂着在。

这还不算什么大事，只要发挥一下阿Q精神，想一下“这就是一帮强盗”或许还就能平静。但是有个叫布莱恩·胡佛（Blaine Hoover）的人带了一个叫“合众国人事行政顾问团”的代表团到日本之后提出来的咨询意见里面居然还有一条“天皇的身份应该是公务员，特别公务员”的时候，日本人可真要昏过去了，鬼畜们的心也太黑了。

虽然明治以来，官僚集团在日本的政治上一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但确实像麦克阿瑟所说，官僚并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一定要依附于统治集团才能存在。所以虽然对他们原来所依附的那个帝国的灭亡无比痛心，但不会有哪个官僚会认真想去对抗新主人。甚至在新主人还没有露面的时候，日本官僚们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商工省在战争中改名成了“军需省”，但战后立即恢复了“商工省”的原名。这次改名和麦克阿瑟什么的无关，在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十天后的1945年8月26日，岸信介的亲信，军需省次官椎名悦三郎就在一片混乱中就主动搞完了这件事，以实际行动向还没有到日本来的麦克阿瑟表明了态度，衙门改名字可不是什么小事，而在10天之内能干完这件事说明日本人干事的效率即使在战败之后也还依然是相当高的。

虽然战败了，来了鬼畜占领军，听起来似乎是在刺刀下生存，但在日本官僚的回忆中，那却是他们真正的黄金时代。

和已经完全消失了的德意志纳粹帝国不一样，美国占领军在日本实行的是间接统治。日本始终存在着一个自己的政府，美国人是通过这个日本政府去统治日本，美国人并不直接和日本国民打交道。从表面上看来，GHQ有个民政部（civilian department），这个部门向日本政府发出一系列的指示，然后由日本政府去执行这些指示，但实际上民政部在发号施令之前都要和日本政府官员商量着办，因为民政部的职业军人或者穿着军装的年轻学者们都没有主管行政的现实经验，在他们和旧日本帝国的高级文官打交道之后立即认识到了那不是一帮笨蛋，而是一群很聪明而又有实践经验的人，因而无意识地自然而然地就从提出指导意见的地位走向了仅仅是听取汇报的地位。

美国从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就开始了走向超级大国之路，但美国真正成为了公认的超级大国还是在二战之后。对日委员会的澳大利亚代表麦克马洪·波尔在日本观察了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对日本人的态度之后说美国人天生具有超级大国的国民意识。他在日本很惊异地发现美国士兵们很随意地和日本民众混杂在一起，没有丝毫那种刚刚经过死战之后的仇恨憎恶的表现，而同时进驻日本的澳大利亚军士兵们从感情上就拒绝和日本人往来。波尔说这就是超级大国的国民意识。就是这种超级大国的国民意识使得占领军民政部并不排斥战败国民的意见，反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日本官僚们的意见言听计从。

这些昔日的帝国高等文官们曾经是“天皇的官吏”，现在据说是“公仆”，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领导他们的都是一些穿军服的丘八，只不过从日本丘八换成了美国丘八。但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美国丘八从不拄着军刀，在地板上跺着军靴，还动不动扇你一巴掌。美国丘八是远道而来，人生地不熟，连话都不会说，没了这些帝国高等文官的帮忙真的是一筹莫展。

当时日本有一个这样的名词：“翻译政治”，就是说日本的政治其实既不是掌握在占领军手里，也不是在日本的议会，政党或者内阁阁僚手里，而是在那些在占领军和日本议会，政党以及阁僚之间传达意见的官僚翻译手里。要知道利用丘八对日本的官僚来说是传家的手艺，当年他们就能利用军部的权威把大臣像木偶一样的操纵，现在只不过是把日本军部换成了占领军总部GHQ而已。

“翻译政治”再进一步发展就成了“官僚独裁”，当时的日本官僚能够随心所欲，只需要告诉日本人一句“这是占领军的意思”，然后再找个适当的理由忽悠完美国人就行了，什么内阁大臣根本就不在他们眼里。运输次官佐藤荣作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国铁的贷款问题时居然公开说：“一个做肥料的怎么会了解国有企业的财务问题呢”，而这个“做肥料的”指的是运输大臣苫米地义三，因为他当过日产化学的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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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不准赤化搞罢工

陆军省海军省没了，内务省被拆散了，新出来了人事院，劳动省，建设省，经济企画厅，行政管理厅等听上去都新鲜的衙门。旧衙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直接归属首相的内阁法制局，原来是比大藏省主计局还要牛的局，因为所有法律法令的立案审查全归他管，只要他不乐意，什么法律法令都通不过，可是从麦克阿瑟来了之后就只管审查和解释法律法令，立案的权力下放到了各个省厅。

官僚们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除了物资比以前紧缺一点之外，生活上有点问题之外，在精神上来说比以前好多了。美国人带来了的是自由的概念，从监狱里把日共的领导人德田球一也放了出来，激动的德田球一把占领军称为“解放军”，每天一早就去占领军总司令部请安，请完了安就到处去组织工会搞罢工。皇居前面的广场也改名成了“人民广场”，1946年的5月1日，人民广场上聚集了50万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这50万人里当年的帝国高等文官们也不少。

高级文官们和共产党一样也充满了被解放的新鲜感，本身他们或多或少都受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所以在这些工会运动中也很起劲。从东京帝大毕业的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宫泽喜一当时是外务省的官僚，也是所谓“翻译政治”的代表人物之一。根据他的回忆，外务省的年轻官僚们每天晚上加完班之后，提着廉价烧酒的瓶子回家，一边喝着酒，一边唱着《国际歌》。

但是美国人推行的是美国式的自由价值观，并不会容忍真正的赤化，比如说对这个罢工问题麦克阿瑟的看法和日本人就不一样。麦克阿瑟无法干涉普通私营企业的蓝领白领工人要罢工的要求，最多只能对某次具体的罢工说“不”，比如1947年“2.1大罢工”时，日共领导下的“全官公厅共同斗争委员会”的委员长伊井弥四郎就被“米国解放军”们押到广播电台播音室，用枪指着脑袋逼着发表中止罢工的命令。从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日本为了罢工出过而不能禁止罢工。但对公务员就不一样了，麦克阿瑟干脆就想取消公务员的罢工权，正好麦克阿瑟本来看着日本官僚就有点不太舒服，想搞公务员改革，这个禁止罢工也就成了公务员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公务员改革的其他内容是要取消原来的亲任官，敕任官，奏任官，判任官，雇员，佣人之间的区别，讲究民主平等的美国人看不得这些等级概念的存在，这一下以“文官任用令”为基础的日本官僚制度就要完蛋了。

这可比抓战犯搞追放什么的更加使得人心惶惶。要知道即使是敕任官以上的官僚，说穿了也就是个打工仔，只不过老板是天皇陛下而已，确实其中的绝大多数和战争犯罪什么的没有关系，他们不怕搞什么清洗运动。但是如果废除从亲任官一直到佣人的区别的话就不一样了，这么多年的那种骄傲，那种高人一等的感觉全部没了。

高文组所讲究的就是这个调调，现在的财务省大楼里面有两间咖啡屋，进门靠右边的叫“特萨丽娜”，靠左边的叫“仙人掌”，这两间咖啡屋从战前的大藏省时代就有了，只不过那时候“仙人掌”是判任官去的地方，而奏任官以上的高等官是在“特萨丽娜”里喝咖啡的，“特萨丽娜”的别名叫“将校俱乐部”，判任官要走了进去后果是严重的。现在当然没有了那些规矩，但是从“特撒丽娜”的红木护墙板和漂亮的大吊灯上还是能体会到当年高文组聚会所的风貌。

麦克阿瑟确实想把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搬到日本来，但最后没有成功。career这个字现在在日语中的意思是通过了上级甲种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那些人，也就是战前被称为“帝国高等文官”的那些人，日本的官僚制度和战前并没有什么变化。

被日本人戏称为“麦克阿瑟天皇”的那个人也不是全能的，他企图改革日本官僚制度的设想在日本官僚们的抵制下完全失败，或者说麦克阿瑟被日本官僚们好好地玩了一次。

麦克阿瑟想通过一个三位一体的改革来改造日本的官僚体系，首先是在1947年10月21日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法》，再在11月1日成立了专门管理公务员的人事院，想在日本推广职阶制（position classification）。

所谓职阶制，也叫职务分类轨制，基本概念就是对于同样工作内容的同一个等级的职位需要同样的资格，支付同样的工资，升级或者更换职位需要通过取得这个资格的考试。

这种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却是和当时统治着日本官界的东京帝大出身的学阀们格格不入的，而日本官界的规矩中最使得麦克阿瑟无法理解就是这个东大学阀的问题，因为在美国找不出来一个像东京帝国大学这样在什么地方都要压别的大学一头的巨牛大学，也没有一个凭毕业学校的学历能够通吃的道理。

另外在麦克阿瑟看来公务员没什么大的神秘性，因为美国的高级官僚是实行完全猎官制，一任总统上台，政府各部连局长都全部换上新总统带来的人。所谓“总统”还真的总的统着所有的行政事务，剩下来的所谓公务员也就是政府机关中一些无关紧要的基本事务人员，他麦克阿瑟可看不出来有什么可精英的，也看不出来有聚集精英的必要。麦克阿瑟最早弄出来的那个《国家公务员法》还真就是在很认真地讨论国家公务员到底有些什么责任和权力，他真的把这些帝国高等文官看成打工仔了。

麦克阿瑟从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这些东京帝大学阀，起用了一个庆应大学的教授浅井清来担任人事院的第一任总裁。庆应，早稻田这些私立大学和帝国大学的对立可以追溯到1881年大隈重信被赶出政府的所谓1881年政变，所以这次浅井清来了就要追讨这六十几年的债。

人事院从一开始就不用东京帝大毕业生，几乎全是各私立大学，实在要用帝国大学的人也只到京都帝大为止。在为几个新成立的省挑选人员时更是刻意强调不用东京帝大的毕业生，以为这样就可以打破东京帝大的学阀垄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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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胡佛被玩了一把

但是办事情不能只凭一股意气，高级文官群里东京帝大毕业生形成了强大的派阀是事实，但是要破除这种派阀单纯凭借“不用东京帝大毕业生”这句话是不行的，因为东京帝大集结了全日本的精英也是事实，特别是在法律经济等文科科系，这不单是东京帝大有最强的师资力量，也因为东京帝大已经成为了最大学阀，在法律或经济上想出人头地除了投靠东京帝大之外已经不存在其他选择也是东京帝大拥有最好的生源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这种“不用东京帝大生”的政策很快就破产了——如果不用就无人可用。

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国陆军不仅在打仗上不缺好手，干什么都不缺人。因为当时美国处于战时征兵制，什么哈佛耶鲁斯坦福的政治法律经济硕士博士在部队里也是一抓一大把，所以一开始麦克阿瑟也没把什么日本的高等文官放在眼里，但是麦克阿瑟马上就发现在自己部队里一抓一大把的人才中没几个有实际工作经验的。

这一下麦克阿瑟才从国内招请了布莱恩·胡佛来主持日本的公务员改革，要在日本推广美国的职阶制，想找出一条离了张屠夫也不吃浑毛猪的方法。麦克阿瑟想如果能在日本的衙门中推行美国式的职阶制，就能够广开才路，从根本上杜绝东京帝大一派独大的不正常现象了。高文组们对麦克阿瑟的这种打算当然洞若观火，对胡佛的改革极力阳奉阴违，一定要葬送这个改革。

职阶制最基本的工作是要拿出所有工作所需知识技能的统计然后再加以分类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弄清楚在衙门当什么差到底需要一些什么知识和技能，否则职阶就无法定。这种采用数理统计分析的方法把一个复杂的系统分解成若干个简单的子系统的方法几乎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结晶，其他国家的文化很难做到这一点，更何况日本文化属于东方文化，最讲究诸如“面子”，“以意传心”，“意在不言中”这类东西了。

结果花了四个月时间才仅仅弄出来了两个标准：一个分为五个等级的汽车司机标准和一个分为两个等级的电梯司机标准。连佣人的标准制定起来都这么困难，雇员以上一直到亲任高等官的标准要弄到什么猴年马月就可想而知了。

改革归改革，日常事务是不能停的，衙门中每日每时产生着的缺额也是要填补的，怎么填补法？过去的高文考试是再不能用了，那么采用什么选拔方法？实际上战后在1947年4月和12月还是进行了两次高文考试，分别录取了173名和189名高等文官，从那以后就要据说胡佛的方法来选拔人才了。

但结果是胡佛被日本的高文组们结结实实地玩了一把。

你胡佛不是要取消佣人，雇员，判任官，奏任官，敕任官，亲任官什么的差别，改由统一的考试，考上了什么都能干吗？行，就来这样的考试，以往种种全部作废，重新开考选拔人才，没有任何的限制，这下大家都没意见了吧？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指望现有的利益集团搞一场革命来打消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想法不说是荒唐也属于天真，1950年1月那场有名的“S1考试”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所谓“S”，就是SUPERVISOR,管理者的意思，也就是说把所有的管理岗位都空出来考试上岗，那场考试的规模空前绝后，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中央政府各省厅从局长开始以下的全部位置都公开考试竞争，除了被占领军追放公职的人之外，对考试资格没有任何限制，谁考上了谁来干，而不管现在是课长还是局长，只要没有通过这次考试请您回家去，要来一次大洗牌，其力度不可谓不大。

确实有因为怕考不上丢人而先提出辞呈的局长课长，但绝大多数的高文们坦然地参加了这次考试。因为“以意传心”的文化传统使得他们坚信同为高文组出身的考试策划人们不可能会不照顾他们而胳膊往外拐。

考试的结果在他们的意料之中。而那些不明真相前来围观，想凭空弄个一官半职的非高文组则大失所望。报名参加考试的有12，206名，而最后录取了的居然有8，489人，录取率达到了69.5%。没办法不录取那么多人，因为这个世界上可能像那么宽松的考场是空前绝后的：既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什么规矩，相反在考场后面还有“茶席”，累了可以到茶席去喝茶吃便当，别忘了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有不少局长哦。至于考题嘛，就要保证局座大人肯定能回答的出来，比如：“女佣人端茶上来时不小心泼在了你衣服上，这时你应该采取的行动是以下的那一条？”，就是这样的考试，所以录取率就会有这么高了。

录取率这么高怎么办呢？那没关系，“录取”本来就不是“录用”，还可以做一些工作，让那些被录取了但不准备录用的人主动撤退的啊，当然不会全部不录用，肯定要用几个的。

知道了事实真相的胡佛当然怒不可遏，坚决不肯承认这次所谓“公务员考试”的结果。不承认可以，您老人家再出一次题目再考就是了，至于怎么解释为什么这次考试不算数那是您老人家的问题，还有这次考上了的那几个“外来务工人员”怎么办？你如果承认这几个人而不承认其他的人在行政法法理上可能会有问题吧？

于是胡佛只能忍气吞声，找了借口回美国渡假散心去了。日本有句谚语叫“趁鬼不在的时候洗衣服”，和中国的那句“生米煮成熟饭”有点差不多，这回胡佛这位讨厌的鬼畜不在了，高文组们就趁机洗开了衣服，等胡佛回来一看傻了眼：饭全部熟了。到最后曾经闹得纷纷扬扬的“胡佛公务员改革”就这么无疾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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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考试名字不一样了

也不能说胡佛的改革没有一点结果，起码现在日本把高级公务员称为“career”（可以翻译成“职业官僚”）的这种古怪方法就是从美国来的，因为据说精力过剩的美国人没事就换工作玩，很少有终身干一个工作的人，但安定的公务员是例外，所以本来意思是“生涯，职业”的career就成了公务员的同位语，久而久之本来应该是“career officer”的公务员也就短缩成了“career”了。日本人还又创造了一个和这个词相对的“non-career”的字来称呼在衙门当差的其他人。

那个S1考试只是个恶心占领军的笑话。但是除了这个笑话之外，日本人还确实是在认真地考虑考试方式。

战前要担任奏任官以上高等官必须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而判任官必须通过“普通文官考试”，现在战败了，无论从那种角度出发都起码要变个名称吧，还有战前的“雇员”和“佣人”就是各衙门自己用的临时工，要用就雇，不用就炒，现在民主了，不能那么干了，就也要有个章程。

1948年3月，颁发了中止高等考试的政令，但是作为高等考试的法律依据的《高等考试令》和《文官任用令》一直到7月份《国家公务员法》正式施行之时才被正式废除，这样从明治年间开始的高等文官制度才正式降下了帷幕。

可能应该说消失的仅仅是“高等文官”和“高等文官考试”这两个称呼才对。

从1948年之后就出现了这么几个名词，“六级职考试”，“五级职考试”和“四级职考试” 。六级职考试就相当于过去的高文考试，同理五级职考试就相当于过去的普文考试，而四级职考试是新设的，就是把过去各省招收雇佣的考试统一了起来。

“大日本帝国”已经没有了，当然也没有了“帝国文官”这种称呼，占领军带来的新称呼是“公务员”，那时候还没有出现“高等公务员”这样的分类，于是官方在解释这几种考试的不同之处时说是根据招收人员的文化水平而分的等级，那时日本衙门里的工资实行的是“十五等级制”，高中毕业进了衙门工作从四级工资开始拿，高等专科学校（后来改为短期大学，相当于中国的大学专科）毕业从五级工资开始拿，而如果大学本科毕业的话则从六级工资开始，所以弄了这么个怪怪的称呼。但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只是“相当文化程度”并不一定要求学历，就是说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行，不一定要有文凭。有意思的是这种根据文化程度来区分考试的说法在现在还在用，而现在的日本已经基本上普及了四年制大学本科教育。

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六级职只是“大学本科”，战前高文考试的那种东京帝国大学和法科为主的现象是不是就没有了？要知道占领军对东京帝大法科独大也是很不满的，占领军进行的教育改革中不是把“帝国大学”的制度都取消了吗？

六级职考试和过去的高文考试不同的是除了法律经济这些“事务职”之外，还设立了16种专门职种，看起来法律系独大的现象不会再继续下去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像1949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六级职考试合格者1952人，其中被各衙门录用的是833人，占42.7%。但其中事务职却有517人，占比例达到了62.1%。再看毕业学校就知道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旧帝国大学还是占了压倒多数。

从1957年开始，“六级职”，“五级职”，“四级职”这种古怪的考试名称改成了“上级”“中级”和“初级”这三种国家公务员考试，这是因为那时候衙门里已经不使用十五级工资制了，这样“X级职”的名称就不能再用了。

除了“必也先正名”的考虑之外，当时日本的社会经济状态也会使得考试的名称发生变化。1955年之后，随着日本的经济复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这样公务员就发生了考生来源不足的现象，而且尤其这种现象集中在了高级公务员上，有才能的人被工资更高，前景更加看好的企业吸引了过去，比如1957年报考上级公务员的大约有两万五千人，而到了四年后的1961年降到了一半的12，637人。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又回忆起了原来身为“高等文官”所具有的那种自豪和骄傲，于是从1960年开始就把“上级公务员考试”分成了 “甲种”和 “乙种”，这样所谓“上级甲种”就成了国家公务员中最高水平的考试，到这个时候实际上“上级甲种”和战前的“高等文官考试”除了名称不同之外已经完全一样了，而本来设立这个“上级甲种”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通过了上级甲种考试的人能够得到更快的晋升。

公务员的晋升受一张《级别资格基准表》中的资格资历和任职期间的限制，不能随意晋升，但人事院规则第二十条中有这么一条：“对于勤务成绩特别良好的职员，在满足了《级别资格基准表》规定年限的80%之后亦可得到晋升”，这个破格提拔的规定本来是为了为了奖励一些表现特别优良的职员，但是这个“勤务成绩特别良好”的具体定义则一直没有明确标准，所以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得到破格提拔，而到了这种“上级甲种考试”问世之后就突然有了具体的标准：就是通过了“上级甲种考试”的人，这就是日本官场常常能听到的“八割升格”这句话的意思——通过了上级甲种的人晋升起来的速度至多也就是别人的八成，日本人管“八成”叫“八割”。

到了1985年之后这个“国家公务员上级甲种考试”就干脆从“上级”里面抽出来，再和原来的“上级外交官考试”一起合并起来改名为了“国家公务员Ⅰ种考试”，而原来的“上级乙种考试”则被下放，和“中级国家公务员考试“合并成为了“国家公务员Ⅱ种考试”，至于原来的“初级公务员考试”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国家公务员Ⅲ种考试”。

到这时“高文组”是真的又回来了。

源济

三十六、一样和不一样

除了“八割升格”这句话之外，日本官场还有一句话是“六级补佐”，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发现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就是通过了“上级甲种考试”进入各个省的职业官僚们基本上在八年之内都晋升到了“课长补佐”的职位上，相当于中国的副处级。而根据人事院规则中的《行政职俸给表（一）》的级别资格基准的话，课长补佐应该是第七级，晋升到这个级别应该要11年，起码也要十年以上，即使按照“八割升格”的说法也不对头，到底是各省厅在无视级别升格基准晋升精英官僚还是本来就有一些不为局外人所知的规矩呢？

日本人办事是很机械的，更不要说是在官僚组织内部了，不可能存在大面积无视基准私自晋升的现象，事实上在日本中央省厅集中的霞关确实存在着一种外部不知道的规矩。

人事院对于级别资格标准中的课长补佐为七级这个事实的解释是：“级别资格标准并没有规定所有职务的分级标准，就像这个名字所表明的一样，‘级别资格标准’仅仅是为各个级别规定一个标准的职务”，也就是说标准中只是说七级中有课长补佐这个职位，可并没有说六级中就不可以有课长补佐，至于六级能不能当上课长补佐则首先就要看这位是不是通过了过去叫“上级甲种公务员考试”，现在叫“国家公务员Ⅰ种考试”了。

到了最后，日本的官僚制度除了几个名词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天皇的官吏”改成了“公务员”，“高等文官”改成了“高级国家公务员”或者“Ⅰ种国家公务员”，俗称“职业官僚”（career官僚），而那个“高文考试”也就变成了“国家公务员Ⅰ种考试”。

当然现在的日本职业官僚制度也不是和过去的帝国高等文官体系没有一点变化。比如现在的日本职业官僚的收入和过去的帝国高等文官就不能相比。现在的日本职业官僚们不但不能随心所欲地给自己加工资，就连工资的额度也不是一个完全稳定的数字。他们的工资出自每年人事院的一个“劝告”，说起来只是“劝告”，实际上就是一个最高标准，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只能比这个标准低而决不能比他高。这个标准是根据取样调查的民间企业前一年的平均工资来决定国家公务员本年度的工资，所以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在反应景气方面要比一般企业慢一年，这点在后面还会有详细说明。

不仅反映慢，实际上日本职业官僚们的收入比他们在一般民间企业工作的同学要低，比如大藏省的一个局长年收也就只有两千多万日元，而他们在银行爬上了董事的同学的年收一般都在五千万日元以上。而且国家公务员按规矩都是加班没有加班费的，实际上中央各衙门的那些高级公务员们晚上基本上都要在深夜12点之后才能回家。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大藏省（现在财务省）的主计局就有加班费，而且是全额支付。当然应该说主计局的工作强度确实很大，特别是在编制全年预算的那几个月，没有周末，没有假日，几乎每晚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下班，主计局的人光拿的加班费一个月就能超过一百万日元。而且主计局还有一个牛的地方，不但自己人发加班费，连别的衙门来主计局帮忙的人也有得拿。

再有就似乎职业官僚的来源也有了点变化，从战后开始在通过高级公务员考试的人中东京大学出身者的比例就从战前的90%以上下降到了80%以下，近年来这个比例还在继续减少，到了70%甚至60%左右。在宫泽喜一内阁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过是不是要设置一个硬性框框，规定东大出身不能超过50%，结果这个提议遭到了否决。理由是可以在录用时考虑出身学校，但是做出硬性规定下来的话肯定会招来官司，有人会告你违反宪法侵犯人权，这官司肯定打不赢，还是别做此想的好。

还有一点变化就是在中央衙门里那种露骨的等级分别没有了，战前的高等官是连喝咖啡都不能和雇佣们在一起的，就连判任官都没有和高等官同席的资格。现在的高级公务员虽然在晋升速度和目标上和普通公务员不一样，但是衙门里的专用区域是没有了。当然实际上高级公务员和普通公务员的社交圈子有点不一样，两种人各有各自聚集的场所，但这种场所是自然形成的，不像战前那样是规定下来的。

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到强大的东大学阀的地位。日本中央政府各衙门课长以上的人事变动都要在报纸上公布，每天报纸的第二版上都有当天的人事变动名单和简历，可以说透明度很高。在这些高级官僚民当中找出于东大之外学校毕业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上百年的历史所结成的派阀几乎是无敌的。不要说是一般私立大学，就是毕业于在日本排名第二的京都大学在各衙门都很难混，因为在东大学历贵族们看来除他们之外全部都是垃圾。

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东京大学毕业生们在想些什么。日本电视台经常有知识竞赛节目，收视率挺高。一次有个叫森永卓郎的经济评论家也去参加这种节目，结果成绩黯淡。当主持人问起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怎么学富五车而大败而归时，森永毫不在意地回答：“我参加这种节目不可能有好成绩的，这种节目就是早稻田的人弄出来想羞辱我们东大人的玩意”。这虽然是一句解嘲的玩笑话，却能用来解释“东大毕业生”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日本的官僚为什么一直是大众攻击的对象和东大毕业生的这种骄傲不无关系。

2008年原防卫厅长官守屋因为涉嫌腐败而被收监，因为所牵涉到的金额很少，大家都觉得这个案子有点古怪，结果就有人想到了“学阀斗争”上去，因为守屋是东北大学毕业的。

不要说次官了，2009年出过一件这样的案子，厚生省一位女性课长  被控违法为一个没有资格享受残疾人优惠的团体出示假证明，这个案子后来被证明为冤案，但这位课长的简历让大家吓了一跳，她是高知大学毕业的，虽然高知大学也是国立大学，但人们总还没有习惯于把高知大学和中央官厅的课长职位联系在一起。这件事可以用来说明现在日本官僚体系中非东京大学毕业生有了增加，但也可以用来说明东京大学学阀强大依旧。

这样日本的官僚机构就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从明治年间开始的传统，组织和思维方法。日本还是那个日本，官僚还是那批官僚。日本人喜欢论资排辈，旧陆海军人都特地标出什么“陆士XX期”，“海兵XX期”，文官也一样，文官以进省的年份为标识，也有“大正XX年组”和“昭和XX年组”的说法，和陆海军一样。战后没了陆海军，陆士海兵多少期的没了用处。但是官僚的XX年组可是一直继承了下来，没有战前战后那么一说。

源济

三十七、衙门八字朝南开

有个日本历史学家在评价日本战前史的时候提出过一种很有趣的观点，他说日本在战前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却起码有两个地方在实行着“模拟民主主义”，这两个地方就是“陆海军和帝国大学”。

他的意思是战前日本的陆海军和帝国大学当然不是什么民主主义的组织，但是这两个组织在“公正”上却无可挑剔，而公正是民主主义所要求的一个方面。

笔者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和《浩瀚的大洋是赌场》中谈到过日本陆海军中几乎僵硬的人事制度，但这种过分僵硬的人事制度在另一方面反映出来的是公正：不管出身，只要能从陆军大学校海军大学校毕业出来，就能出人头地。而且陆大也好海大也好，在他们五十几年的历史上没有过一个开后门进去的学生！

帝国大学也是这样，所谓“帝国大学的公正”也是表现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上，不仅在入学时要凭分数进来，出去时还是凭分数去竞争高等文官等公认的好职业，所谓“衙门八字朝南开，有了高分你才能进来”。

既然日本的官僚组织没有什么战前战后那么一说，这个传统在战后也就自然而然地继承了下来。

在日本只有通过了“国家公务员Ⅰ种考试”的人才能成为高级国家公务员，这个考试的难度非常高，高到了即使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这样的第一流学校里面那部分最优秀的学生如果真要想当高级公务员的话，也要从二年级开始就去专门的补习班就读才有可能。

本来几代连续都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家庭就很罕见，比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民主党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家族到他父亲鸠山威一郎为止是接连三代东京帝大法科毕业，可是到了鸠山由纪夫和他弟弟鸠山邦夫这一代就不同了，鸠山邦夫仍然是毕业于东大法学部，可是鸠山由纪夫就只考上了东大的理学部，而鸠山邦夫的儿子则干脆就连东京大学都考不上了。

所以在日本父子两代都是高级公务员还时有耳闻，比如现在的皇太子德仁亲王妃子小和田雅子在出嫁前就是外交官，而雅子的父亲小和田恒则曾经做过外务省事务次官。要知道现在并入了国家公务员Ⅰ种考试的外交官考试原来是单独进行的，号称是日本最难通过的考试，所以日本外务省有一个古怪的传统：最牛的人是那些大学没毕业的。这是因为外务省对是否毕业无所谓，反正进来了之后还要送去国外的大学进修，像小和田雅子就先后在牛津和哈佛进修过，所以都是只要考上了外务省就立即退学去上班，谁入省年纪最低谁就最牛。

一家三代高级公务员的例子是屈指可数的，一家四代高级公务员则几乎没有，东条英机内阁的外相，后来的甲级战犯东乡茂德家号称四世高级公务员，但仔细查一下就能发现其实是把女婿当作养子弄来凑数的，而反过来看日本国会，四世议员根本就不算什么稀罕。

这样公务员的选拔方式避免了世袭，也使得成为了高级公务员的那部分人能够珍惜羽毛，做到不那么腐败，但同时也给高级公务员带上了一个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象。

事情就是这样都有两面，就连日本官僚制度中一些原本是为了维持这个制度的小细节到最后都会成为大问题。

读过笔者《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和《浩瀚的大洋是赌场》的读者可能会记得日本陆海军中有什么军刀组，吊床号之类的名次问题。日本人没事喜欢排名次，在官僚制度中也是这样。日本官僚制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名次就是考试的名次。战前是高文的名次，现在则是甲种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名次。考生在通过了甲种国家公务员考试之后接到的合格通知书上上面还标有在考生在所有考生中的名次以及自己所报考的省厅中的成绩，这个考生进了那个省厅之后的仕途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个名次所决定。

这么做的考虑当然一部分是出自“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但还有一个效果是很实用的：就是避免舞弊。

凡有考试必有作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然而要维持考试的权威和考生的自尊又必须消除作弊，这个消除作弊的方法就是将过程透明化，只有透明化了的操作过程才能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使得作弊无法进行。实际上日本在招收地方公务员或者地方职员的时候也时有丑闻发生，然而在从战前的高文考试一直到现在的Ⅰ种考试这一百年没有出过任何舞弊的问题，其关键就在于全部透明，连考试名次都全部公布。

排除舞弊有两层含义，一层排除是在批阅考卷时的舞弊，有过考试经验的人都知道，在考试中很容易“马失前蹄”，但超水平发挥却不容易，尤其是在参加考试的全是佼佼者之时，以“超水平发挥”作为舞弊的理由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层是在排除在录用时的舞弊。除去刚开始几次的高文考试之外，这种考试都只是一种资格考试，通过了考试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被录用，因为录用牵涉到有无空额的问题，特别是在这种将来肯定升任高官的用人问题上更需要慎重，所以各官厅在录用时有自由度，这就给“人情录用”留下了一个可乘之机，但如果采用公开名次的方法，一般官厅在录用时除了考虑名次之外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一般讲来，伴随着权力的肯定是腐化，但是日本官僚的腐化程度在各国官僚中是比较低的，这是因为日本人采取了提高官僚队伍的入门门槛的方法来刺激官僚的自尊心从而降低官僚的腐败程度。

源济

三十八．日本奇迹归功于谁？

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到底是谁创造的？这是一个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一直争执不下的问题，而且日本国内国外的结论还很不一样。

凡事不太喜欢追根刨底，喜欢暧昧的政治上正确的日本人经常把原因归结到“日本民族的勤劳”，但单纯的这个原因似乎有点不对，因为现在的日本人起码不比几十年前懒惰，为什么经济就一直没有起色呢？

国外研究这个题目的人也不少。当然没有人否认日本人勤劳，但是这个世界上勤劳的并不只是日本民族，而且“勤劳致富”作为一个口号听起来不错，但真要付诸实现却可行性并不大，勤劳和致富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关系。所以国外研究者一般都把眼光放到日本的经济政策决定过程上，不少人的结论是日本的经济奇迹应该归功于日本的官僚体系。

但是日本人并不这么看，包括这些被外国人挂上了桂冠的官僚们自己也不这么看。著名作家秦郁彦教授原来是大藏省的职业官僚，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举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和一个在商社工作的朋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秦教授自己在当职业官僚时的经验是到国外出差的时候一次更比一次受到外国人的尊敬，他认为是这是因为日本商社在国外的出色表现而使得世界各国的人们认识到了日本的国力，所以他的结论是日本的经济奇迹应当归功于商社和向商社提供商品的日本制造业。

但秦郁彦教授的那位朋友却不这么看，那位朋友说如果没有政府各衙门对制造业和商业的扶持，日本不可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他说他在周游世界做生意的时候，别人对日本商人都敬畏三分，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商人背后站着的是日本政府，因为有了政府做后盾，日本商人才能在世界各地昂首阔步地开拓市场。

当然在实际上这两者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缺一不可。但享誉天下的日本制造业和那些古怪的“从导弹到铅笔什么都卖”的日本特有的综合商社都是在当时的日本政府有力的政策指导下才得到发展是不争的事实。而现在日本经济的没落也是因为日本政府缺乏领导能力，其根本原因还是官僚队伍质量的下降以及官僚发言权的降低。

结果还是外国观察家的看法对，在实际上还是应该归功于日本的官僚。

日本的经济和企业经营中确实有很多在外国人看来很古怪的规矩。过去有不少人把日本经济的成功归功于这些规矩，而现在又有不少人把日本经济的失败归罪于这些规矩。先不管这些规矩到底是不是那么好或者那么坏，仔细考察一下这些规矩的由来就可以发现那全是官僚们弄出来的。而且这些古怪规矩都能够追根寻源回溯到战前的时候，实际上当年树立这些古怪规矩都是为了跑步进入资本主义，而这些规矩现在之所以被看作“古怪”，也就是因为日本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已经不需要这些规矩了。而退步了的日本官僚们找不出新的办法，这可能才是日本这二十年来不景气的根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官僚们对日本经济的功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日本人一直给人一种办事死板的印象，但是日本的官僚们却不是这样。日本的官僚们受美国的影响很深，办事行事很实用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反正什么正经都能给他们念歪过来。从明治开始的日本官僚就是这样，并不是因为在战后受到美国的影响而变得比较实用主义，这是因为明治早期的留学生主要是送去英美，再加上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似乎日后特别能混，从1920年之后的各个省厅的亲任官里美国留学生特别多，影响了日本衙门的风气。

日本的官僚们绝不会像帝国陆海军的那些精英参谋一样连雷达这么一种兵器还要区分一下在政治上是不是正确，他们是凡事先披上一件“政治上正确”的马甲再说，在他们这里没有政治上不正确的东西，即使真的有，他们也会先修改政治的定义，战前的革新官僚们是这样，战后的日本官僚就更是这样了，而且本来想在日本官僚中划分“战前”和“战后”几乎是不可能的。

日本战败了，国内一片焦土废墟，还有几百万本来应该是好劳力的青壮年作为陆海军军人分布在从赤道到中国大陆的半个太平洋上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就连当时那么好战的军人们这时也闭上了嘴，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为了他们的天皇去剖肚子。

可是官僚们没有这样，有趣的是从他们身上都看不到什么心灰意懒的迹象，他们还在认真地工作，甚至比战时还要更加努力更加认真，因为这时候像枷锁一样捆在他们身上的军部已经不再存在，成天说废话的政治家也不见了，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行事了。就这样，日本的官僚们从零开始，制定和实行了复兴日本的计划。

从战前到战中一直压在日本官僚头上的军部，政治家和财阀这三座大山被麦克阿瑟用刺刀拨到了一边，官僚们可以尽他们的想象力来施展他们的抱负了。对于日本官僚们来说，战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政府被官僚们所掌握了。

从战后第一任民选内阁的首相吉田茂开始，在长达几乎三十年中，日本首相几乎都是职业官僚出身，而且除了池田勇人在战前因为身体原因没什么大作为之外，其他的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和革新官僚有关系，至于岸信介就干脆是革新官僚的代表人物了。所以他们一旦得势之后，肯定要带领日本再次跑步进入资本主义。

我们可以从日本在战后发展经济的足迹中来看日本官僚的作为。

源济

三十九．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

很多人误认为土地改革是共产主义者的专利，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亚洲第一个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改革的国家是日本，而麦克阿瑟在日本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在他手里实现了日本的土地改革。实际上策划和实际进行土地改革的并不是麦克阿瑟，而是日本的那些官僚们，麦克阿瑟的贡献是他为他为那些官僚们提供了武力后盾。而在日本最早提出土地改革的概念的却是军部的那些丘八们。

战前日本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非常严重，占农户不到1%的地主占有了70%以上的农田，对租种他们农田的佃户实行及其残酷的剥削，佃户收获量的一半以上被地主当作租子拿走，农村异常悲惨。

日本昭和史上不少问题的根源在于当时日本农村的惨状，农村的惨状自然会引起国家政权中文武官僚们的注意。一来这些文武官僚们出身于农村的本来就不少，而且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武官僚们基本上都有一种知识分子天生而有的追求平等的精神，而陆海军军官们还要加上一个军队下级士兵几乎全部来自农村，农村的惨状直接影响到军队的士气这个因素。所以在官僚们对农村改革还只是停留在议论上的时候，陆军的下级军官们就已经实际行动起来了，1936年发生的2.26事件的背景原因中的一大因素就是农村问题，看过日本电影《啊，海军》的人会对这一点有很深的印象。因此在军部中一直有要搞土地改革的呼声。

土地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是一件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在1938年的《国家总动员法》成立之后，官僚们就搞了一次类似土地改革似的实验。官僚们制定了一个名为《小作料统制令》的法律，想把地租（即“小作料”）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不准地主随便涨租，但由于受到地主占大多数的帝国议会的反对而没有能够付诸实行。1942年之后官僚们又搞出来了一个名为《食粮管理法》的法律，规定农民必须把大米卖给国家，然后向地主缴纳现金作为地租，再将地租的数额又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下来，不准改变。这时有一个口号叫做“一切为了战争”，帝国议会这次无法反对这个主旨是确保战时粮食生产的法律。但这个法律实际上是损伤地主的利益的，因为随着战时的通货膨胀，实际地租在1945年已经从实行《小作料法》之前的平均50.5%降到了18.3%，另外在这个食粮管理法里还有公然的“两重米价制”，即国家在收购地主和雇农的大米时的价格不同，地主的米价低于雇农的米价，这样从江户时代一直传下来的日本地租制度在战时实际上就已经几乎名存实亡了。

1945年10月就任农相的松村谦三在就任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公开宣布：“农政的基本是自耕农”，当时新来乍到的占领军对农村还没有发生兴趣，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No objection（没有异议）”。被松村谦三找来在第一线领导土地改革的，就是那位在“企画院事件”中，因为涉嫌“赤化”而被特高警察抓起来过的高文组的和田博雄。

和田博雄因为有“被特高警察抓过”的金字招牌，麦克阿瑟来了以后出任了农林省农政局长，他只花了四天就拿出来了一个名为《农地调整法》的法律草案，这不是什么现起草的东西，而是他早就胸有成竹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还是被议会否决了，理由很简单：那时议会里的人还是帝国议会那帮地主们。

和田博雄转向GHQ求援，而醒过神来的GHQ也认识到了农村问题的重要性。麦克阿瑟是一个坚决的反共主义者，他认为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剥夺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土改是防共的重要一环，所以GHQ不但全力支持和田博雄的土地改革，还进一步指出了和田的法案的不足之处，要加大力度。在GHQ的支持下，在吉田茂组阁时入阁担任农相的和田博雄最后从1947年到1950年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日本的土地改革。

日本土改的内容是：国家强行收购家不在农村的地主的全部土地，对于家在农村的地主，北海道地区留下四万平方米（约合61市亩），其余地区留下一万平方米（约合15.3市亩），其他土地由国家强行收购卖给无地农民。日本政府总共从252万户的地主手里购买了相当于总耕地面积的35%的土地卖给了420万户无地或少地农民。

当然这只是在名义上的“买”和“卖”，实际上就是抢夺，先不要说价格非常低廉，光是通货膨胀的速度就已经使得那个价格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日后日本的地主们一直在打土改的官司，但由于麦克阿瑟民主改革已经变革了过去地主得以存在的社会基本结构，所以地主的抱怨始终没有人理睬，虽然日后也给过一些“补偿”。但那个“补偿”也还仅仅是是象征性的。

日本农林官僚还不止是搞了土地改革，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是他们在土改的成果上实现了个体经营的日本农民的集体化。提起“集体化”就会有人想起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农庄那种基于强迫的行政组织，日本农村的集体化不是这样，而是由分散的单干农民以“农业协同组合”的形式进行的一种合作活动。日本的农民除了生产活动仍限于各自的农田之外，其他方面的经济活动全是通过农协进行，从购买种子，农机具一直到出售农产品。日本的农民不在市场自己出售农产品，全部通过农协进行，什么农产品定什么等级，什么等级以上才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以什么价格出售全部由农协决定。不够等级的农产品的除了自己吃之外全部销毁，绝不上市场流通，以这种方法维持价格体系。因为有了农协，外国产大米一粒不准进入日本，十几年前那次由于冷夏引起的大米不足是例外。现在WTO规定不能禁止大米进口了，日本人也有办法，把进口的大米放在仓库里，过几年拿去支援国外灾害，好在这个世界到处有灾害。就是不准开放农产品市场，还没有人敢发一句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