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谁在统治着日本》

源济

这是老冰的一本新书《谁在统治着日本》，东方出版社出版，现已上架，各大书店，当当网上应该都有出售的。

这本书主要是介绍日本的高级国家公务员（职业官僚）制度，其由来，发展和内容，利和弊。

日本的高级国家公务员制度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新加坡的李光耀曾说“日本最好的制度就是这个高级国家公务员制度”，日本两次的成功都应该归功到这个制度上，而这些年来日本的失败，其实也就是这支职业官僚队伍受到了挟持民意的政治家的打压的缘故。

日本高级国家公务员的选拔方式采用的就是源流于中国的科举考试，所以这本书的原名是《进士掌国》。

老冰弄不懂的是为什么在中国被骂为“万恶之源”的科举考试怎么到了日本就能够整出一只精英队伍出来？

明天开始在博客连载这本书，希望大家能喜欢。

如果有性急的朋友，老冰的建议还是去买一本，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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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僚的日本

上世纪20年代，世界规模的大恐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急速扩大，这种马克思主义影响扩大的地区当然也包括了日本。实际上由于日本民族的教条主义特性，日本知识分子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更加左倾一些。在林林总总的各种左翼思想中，除了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曾在二战结束时撕毁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出兵中国东北而在日本没有什么人气之外，包括毛泽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在内的所有左翼思想日本知识分子中都有不少信徒，所以日本知识分子经常使用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和分析历史，即使在很右倾的日本人写的东西里面发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稀罕。

但是著名日本历史学家木坂顺一郎在论述日本近代史的时候却用了一种古怪的分类方法，他把昭和初期的权力集团分为1.资本家（财阀），2.地主，3.政党，4.宫廷集团，5.军部，6.官僚。

这种把阶级，身份和职能集团混淆在一起，而且把“官僚”作为一个独立集团的分类是很少见的，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所以不少学者从理论上对这种分类提出过疑问。但实际上这种分类方法很实用，能够很方便地解释日本现代史上的不少问题，所以现在使用这种分类方法的日本学者很不少。

明治维新使得日本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变，而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所带来的美军占领又使得日本成为了一个现代国家。但是无论是战前，战中还是战后的现在，“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话题一直在被人讨论。

不要说战前的日本，即使现在的日本也不能说是一个真正民主主义的国家。虽然日本具备了完整的民主制度，而这些民主制度也在有条不紊地运行，但从国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来说，就是日本人自己也承认日本离开真正的民主主义国家还有一些距离。

但日本也不是什么独裁国家，甚至在战前战中的那些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法西斯年代日本也都不是独裁国家。因为日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独裁者，就连权重一时的陆军大将东条英机也因为塞班岛的失守就被人很简单地赶下了台。

那么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呢？应该说日本是一个官僚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是被官僚掌握着大权的。即使是日本被“军部”统治着的年代，构成军部的那些军官们从根本上说也还是一群武官官僚们。那些以参谋的身份活动着的武官官僚随着大日本帝国的覆灭而销声匿迹了，但另外一支曾经被称作“帝国高等文官”的文官官僚队伍还存在，只要注意到在明治维新之后四十年日本就从一个荒凉落后的岛国成为了世界强国这个事实就没有人会低估这支官僚队伍的能力。

从明治维新之后，就是这群被称作“官僚”的，由特殊选拔程序所选拔出来的人们代表着天皇在运转着日本的国家机器。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正确的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话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决定任何社会形态中的所有社会集团是否能够存在并得到发展的的最重要因素都是干部队伍的建设，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就是是否能够建设并且维持一支有能力的官僚队伍的问题。

“官僚”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常常带有负面意义，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辞海》这样的权威汉语工具书中居然没有“官僚”这个词条，只有“官僚主义”，“官僚政治”和“官僚资本”，这好像也就给“官僚”定了一个性。可能是因为当年有人把“bureaucracy”这个英语单词译成了中文的“官僚主义”的缘故，赶上“官僚主义”还正好就是官僚所特有的习气之一，于是这种高高在上，闭门造车，不懂装懂，瞎指挥等等这些官僚主义的特征反过来成了官僚的特征，弄的现代汉语不得不在谈到“a government official；a bureaucrat”再创造出一个“行政官员”的字来。实际查阅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就可以知道，所谓“官僚”指的就仅仅是“官吏，官员”，是一个完全中性的词汇。

而日本的《广辞苑》中对“官僚”的解释是这样的：“①官吏的同僚；②官吏；③行政的执行者，特别是指对政策决定过程有影响力的一群高级公务员。”

同样对比一下中日两国对“官僚主义”的解释也是很有意思的。

《辞海》中对“官僚主义”是这样解释的：“国家工作人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知发号施令的坏作风。表现为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独断专行，压制民主，以至于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等等；还包括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于事，虚职过多，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

而《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伴随着官僚政治的一种倾向，态度和风气，其特征是专制，秘密，繁琐，形式和划一。不仅是官厅有这种倾向，政党，会社，工会等大规模组织都有这种现象。”

可见《广辞苑》的解释比较中立，解释清楚了所谓“官僚主义”的来源，所以更为合理。

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曾经完全把“官僚”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在文革中这种倾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从1966年到1969年那段最混乱的时代，大部分行政官员被打倒，甚至一部分行政官员在肉体上被消灭以实现建立一种理想社会的愿望。当然这是注定了无法成功的，到最后也只好把那些已经被打倒了的“走资派”，也就是行政官员们解放出来，请他们重新出山以整理已经被弄得千疮百孔的国家。

社会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代国家是极为复杂的综合体，维持着这个综合体运转的就是那些官僚们，离开了官僚，管理国家就无从谈起。

而之所以有日本人把官僚分类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是因为官僚在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比任何国家都更加有影响力，以至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谈到日本的成功经验时直接就归功到了“日本有一支最优秀的高级公务员队伍”。

这些日本高级公务员，也就是官僚们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是怎样被选拔出来的？他们的特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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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武士到官僚

日本人有个不管干什么都会将其进行专门化或者精英化的特性，无论干哪行到了日本都会有一个“资格”问题。比如互联网刚普及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使用ISDN上网的阶段，那时的日本甚至有一个专门为用户安装ISDN调制解调器的资格。在连简单地安装一个调制解调器都需要专门资格的国家，在“做官”或者“从事行政管理”这样一个范围极广而且其中不少专业确实需要很专门的知识的时候，资格当然就更加重要了。

何谓资格？资格又是从何来呢？

在现代社会里，资格是指为法律或是社会常识所公认的从事某项工作或者活动所需要的技能或能力，这种资格一般是经过某种公开的竞争考试（merit system）而来。实际上在现代之前的社会里也有同样的资格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采用的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广泛的方法就是——世袭。全世界都用过这种方法并且还在继续使用中，特别是在一些手艺领域中，“子承父业”是当然的归结，俗话中所谓“木匠的儿子会使斧”就是对这种世袭制资格最形象的描述和认可。而日本的世袭范围则比别的任何国家都要广得多，不但打铁抓鱼这些行当是世袭，就连茶道花道，写毛笔字演歌舞伎这些明显需要艺术天才的行当在日本都是世袭的。

当然在古时候的日本，行政官员也应该是世袭的，而且确实日本古代行政官员就是世袭的。

中国虽然有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但是行政官员却没有“世袭”一说。中国人认为行政官员需要具备某种资格，因此中国在世界上最早采用了公开的竞争考试（merit system）也就是科举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并且现在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世袭官员现象，但那并不是合法的存在，那只是一种腐败而已，从不被任何统治集团所公开认可的。所以当中国人听说行政官员也能世袭时可能会觉得意外，但古代日本的行政官员确实是世袭的，那些世袭的行政官员就是所谓“武士”。

日语中的“武士”这个字很容易给人一种“武官”，“武将”，“军人”，或者是西洋文化中的“骑士”那样的印象，实际上古代日本的“武士”要比这些角色都要复杂。

武士在日本是一种世袭的社会地位。虽然武士们能跨着刀满街走，但他们并不完全是真正的职业军人。虽然武士们有时候也为领主们去打仗，但武士们的职业并不是从事战争。实际上在更多的时候，武士是一群帮助领主管理庄园和财产的官吏，日语中表示武士的另一个汉字是“侍”（サムライ、samurai），这才表达了武士和领主的真正关系——侍服。所以日本武士并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打手，而一般都会打几下算盘，背得几首汉诗，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家学渊源，所以在明治维新刚开始时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出身于武士家庭的不少，那不是考试时有人开后门，而是因为当时包括陆军士官学校在内的大部分学校的入学考试考的就是四书五经，那玩意武士家的孩子背得滚瓜烂熟。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就是那种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绝大多数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所谓“行政管理”也就是收一下租税，处理一下邻里纠纷，夫妻吵架，处罚偶尔抓着的小偷强盗，和老时候中国那些在县衙门里面的知县老爷所干的那些事一样，凡正常人没有不能干的。据说李鸿章曾经说过一句“官是最好当的，如果有人连官都不会当，这人也就笨到家了”的话，估计这句话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说“当官”就是“行政管理”的话，那时候比现在可要容易多了。

不管是叫“当官”还是叫“行政管理”，主体都是人，没有人来当官，行政管理就玩不转。但刚开始的明治政权就是没有人。因为那么多年来所谓天皇也就是有个“天皇”的名义而已，没什么真的需要他去过问的东西，其实要较真的话，就连幕府政权自己所管的也就是江户，现在的东京而已。其他地方的行政都是各个藩自己在管，和幕府政权没什么关系，当然也就更没天皇的什么事了。可现在说起来是天皇亲政了，要管事了，这就要有办事的人，如果没有就得去找。

一开始，明治政府的找人方法也很简单：直接向各个藩去要。这样明治政府的第一批官僚是由“贡士”和“征士”所组成的一批人，所谓贡士，就是各藩自发地进贡来的人，而征士则是明治政府指名去向各藩要来的人。天皇一声号令要人，当然下面的各藩都得给，但是下面的各藩也都打着小算盘，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以后的明治政府会有“废藩置县”这一招，都以为所谓“维新”也就是从幕府换成天皇而已，没什么其他变化，以后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天皇来要人当然得给，但是不能给好人，给完了自己以后就没法过日子了，所以最后各藩给明治政府的几乎全是些所谓“豪杰之士”。

要是对“豪杰”这个字认真追查一下的话就知道那不完全是正面名词，这个字来自《水浒传》，指的也就是梁山泊上的那些好汉豪杰，翻成现代语的话就是“无事生非的刺儿头”，成天除了喝酒吃肉之外就是梦想喝酒吃肉，再不然就是打架，或是装作会打架的样子惹事生非，实际上没有什么正经本事，特别是在和平年代赖以谋生的本事根本就没有。各藩对这帮豪杰本来就烦透了，放在身边还要给他一口饭吃。现在好了，天皇要人，正好全塞给天皇去养。

结果明治政府收集来的这些贡士征士中不要说不懂怎么搞近代化工业，就连会打算盘的都没有几个。好在明治政府一开始也来不及搞什么近代化，主要就是朝令夕改地乱发告示，据说所谓行政管理工作的一半以上是抄写各种告示，当时又没有复印机，只好再次起用在江户的各种学校里受过很好汉文教育的那些旧幕臣们来当人力复印机，实际上没有用上那些豪杰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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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僚不能世袭

但是首先怎么说旧幕臣也曾经是敌人，所以不能让他们进入新政权的中枢担任高级职务，起码不能大批进入。其次这些看起来能干的旧幕臣也仅仅是能吏罢了，而且所表现的“能”仅仅体现在会抄告示上。而明治政府的口号是全盘欧化，这是那些豪杰之士或者旧幕臣所无法担负的。况且随着各项建设的上马和陆续完成，近代社会的“官”不但已经不是那种会劝架，会拍惊堂木，会打板子的人能够胜任的了，就光会盖房子修铁路造工厂也当不了这个“官”。这才产生了要有自己新一代的“官僚”的需求。这些官僚不再是只会拨拨算盘，背背四书，写写汉诗，出出告示，而是要能够理解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构造和功能，能够理解日本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理解日本需要走向的方向并且带领日本往那个方向走的人。

欧美列强的大炮威胁下打开国门之后的日本已经睁开眼睛看到了世界，知道再不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势必定沦为列强殖民地无疑。要富国强兵首先就要人才，而当时的日本当然没有什么人才，不是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而是只有远方才有和尚，人才只有欧美才有，先从欧美各国聘请人才吧。

当时这些从欧美请来的外国专家大多是来指导明治政府造房子，修铁路，建工厂，建学校，建军队的建筑师，工程师，农艺师，教师和军官们。外来的和尚虽然会念经，但一来收费太贵，二来日本人也有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所谓人才一定要是日本人才能使人放心。所以明治政府的各省都开办了培养自己要用的工程师，建筑师，农艺师，律师，陆军军官和海军军官的专门学府，像工部省有工部大学校，司法省有法学校，陆军省有陆军士官学校，而海军省则有海军兵学校。但是唯独没有培养行政管理人才的学校，这一来是因为原来农业社会的“官最好当”的观念还继续在作怪，二来所谓“行政管理”不是哪一个衙门就能够统括的，而是要整个政府来负责的东西。

这时出现的是留学生们。明治政府自从成立之后就开始向欧美各国派遣大量留学生，比如明治5年(1872年)日本在英国和美国的留学生就分别为125和122人，这些人再加上原来幕府政权派出的留学生就构成了明治政府的第一代新型行政管理人才。

但这批人的构成中潜伏着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来自明治天皇本人。

十四岁即位的明治天皇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积极的一个天皇，虽然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看日本在明治天皇的时代成为了立宪君主国，但实际上明治天皇在年轻时是曾经很希望改变天皇在日本那种有名无实的地位而成为真正的君主的。明治天皇对于华族第二代，也就是那些藩主和大名的子弟们曾经寄予极大的希望，比如明治5年（1872年）日本送往欧美各国的356名留学生中华族子弟就有46人，占13%。但实际上那些被派到海外的华族子弟中没一个成才的，有趣的是伺候那些华族子弟的随行人员中倒有不少人跟着沾光学了不少东西回来成了才。

后来明治天皇对新政府成员的子弟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但也没有受到什么更好的结果，1940年的时候有人对18家公爵家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进行了统计，发现这些人最多的是在宫内厅里混，第二代有11人，第三代有8人。军人倒有四人，但中将以上军衔的一个都没有，混出名的只有三位：驻加拿大公使德川家正，首相近卫文麿和遞信大臣山县伊三郎，其中山县伊三郎还只是山县有朋的养子。

就是把观察的对象扩大到侯爵，结果也还是一样。侯爵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混出来了的也就只有大阪府知事大久保利武（大久保利通之子），驻英大使井上胜之助（井上馨之子），拓务次官小村欣一（小村寿太郎之子）和内大臣木户幸一（木户孝允之孙）这么几个人。

如果明治天皇的期望实现了的话，日本社会就应该是由皇族，旧藩主，旧大名和维新元勋们第二代第三代的血缘关系来统治的一个世袭社会，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当然这与皇族，藩主，大名和维新元勋们第二代第三代的资质有关，但更加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维新元勋们本身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用血缘来维持他们的家族统治，反过来他们制定了各种规则甚至法令来阻止血缘社会的形成。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首先他们对明治天皇尝试插手行政管理官员的企图就持反对态度。明治维新之后，这些元勋虽然在日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天皇制，天皇是应该像英国式的立宪君主还是应该像普鲁士式的绝对君主上举棋不定，但在不让天皇掌握过多过大的权力这点上从不含糊。这倒不是因为对君主不忠。而恰恰是因为忠于君主才不能让君主掌握权力以免万一君主出现失误从而不好收场的局面出现。

所以不能让明治天皇的周围出现一批由皇族，旧藩主，旧大名的后代组成的权力集团，这样的权力集团能够使天皇成为有实权的绝对君主，太危险。

那么他们自己的后代是不是就能放心呢？不要说自己的后代，这些元勋们甚至把同乡关系都认为是一个问题。虽然不像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政权交替那么血腥，但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次武装革命，其革命的主要力量是长州藩和萨摩藩，维新成功之后长州藩和萨摩藩掌权，政府和军队的要职均为长州萨摩出身的人所占据，这是革命，尤其是武装革命之后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但明治的元勋们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应该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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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学校培养人当官

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无论是被称作“帝国高等文官”还是“国家高级公务员”，除了战败之后那无法无天的两年之外，日本的这批人都是没有罢工权的。战后没有罢工权是向美国人学的，战前没有罢工权就更加正常了：你要向谁罢工？你可是所谓“天皇的官吏”啊！但实际上战前的那帮人经常在起哄架秧子，特别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昭和初期。人都一样，只要牵涉到了自己的最切身的利益，谁都会造反，高等文官也不例外。

1939年阿部信行内阁的时候政府想增设一个“贸易省”，内阁会议都决定了，但外务省不干。当时外务省的活计之一就是“外贸地干活”，这贸易省一成立大家都得喝西北风，于是就要抵制这个决定。这帮外务官僚还真有能耐，在危机面前立即团结了起来，再也不内讧了。从次官开始133名高等官一起提出了辞呈——外务省全省动员，倒炒内阁的鱿鱼。

怎么办？法官出身的内务大臣小园直认为，不管外务官僚怎么团结也不能开这个先例，内阁会议定下来了的东西，几个人一摔乌纱帽就推倒重来那还了得。丘八出身的首相阿部更是怒不可遏：老爷杀过的人还少了？这几个小文官也来造反？公开发话说：“除了严厉镇压没有别的选择”。

听到这个消息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苦笑着说了一句：“这些官吏的培养方法有问题”。这位西园寺公望就是上世纪6，70年代成天在北京参加“5.1”，“10.1”游园会的“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的爷爷，列位侯爵，当过首相的。

可是别人能发这种牢骚，西园寺公望却不能，因为这帮官吏就是按照他弄出来的框框培养出来的。就是西园寺公望提出了从根本上防止官僚制度受到血缘制或者同乡制的影响的可行方法。

1882年伊藤博文带了一个考察团去欧洲考察，西园寺公望也在这个考察团里。这个考察团是去欧洲考察君主立宪制的。在明治初年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制度到底是学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还是学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并没有一定，1881年主张学英国的大隈重信失势，政府权力落到了伊藤博文手里。当时实际上伊藤博文还并没有完全倾向于普鲁士式的君主立宪制，决定亲自去欧洲考察一次，因为英国和法国被人讲得太多太滥，所以伊藤就挑了一个当时还不太有人说起的德国去看看。伊藤博文在这次考察时遇到了一个怪教授劳伦斯·冯·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这位斯坦因教授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颇有研究，据说卡尔·马克思就是在1842年读了他的《现在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es）才开始接近共产主义的。这位斯坦因教授本人是批判普鲁士法的反体制主义者，但在伊藤博文向他问起日本应该采取何种立宪方式时，斯坦因教授因为他对日本的研究和了解，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普鲁士法，而伊藤博文也深以为然，于是伊藤博文从德国就带回来了普鲁士式的君主有很大权力的立宪制。

除了德国的君主立宪制之外，伊藤博文还带回来了别的东西。

在德国考察的时候，伊藤博文向西园寺讲了今后不能光从萨摩和长州选拔官吏，而要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人才的想法。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西园寺对伊藤博文说，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也操心过普鲁士人在德意志独大的问题，他采用的方法是在采用国立大学法科毕业生在经过考试的方法来挑选官吏，这样就使得全国各地的人才都能被公平地选拔出来，日本应该试一试这种方法。

西园寺公望毕业于巴黎索邦大学，在大学时和一个叫乔治·克莱蒙梭的人是室友。后来那个绰号叫“老虎”的克莱蒙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上了法国总理，出席一战之后的巴黎媾和会议的日本全权代表就是西园寺公望。所以日本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法国的全力支持，这也就是五四运动的起因。

扯远了点，言归正传，法国通西园寺对伊藤博文开始痛说起法国的苦难家史了。按照西园寺的看法，拿破仑就不是兵败于滑铁卢的战场上，而是败于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并不是法国在军事上失败了，而是英国人在精英教育上成功了。法国人的失败还不仅于此，1815年叔叔拿破仑·波拿巴在滑铁卢输给了有伊顿公学的英国人，55年后的1870年，侄子路易·波拿巴又在普法战争中输给了有洪堡柏林大学的普鲁士人。

照西园寺的说法，法国人在普法战争失败之后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872年模仿英国人和普鲁士人开办了一个叫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Private School of Political Studies，私立自由政治学校）的学校，教授政治学，经济学，财政学，行政法和国际法，专门培养高级行政管理人才。虽然欧洲很有几个学校无论是历史还是成绩都远胜这个一般简称为Sciences Po的学校，但是专门培养行政官员就只此一家。如果日本要实行官僚制度的现代化就应该向法国那样用专门的学校来培养精英行政管理人才。

伊藤博文觉得这主意不错，回国之后就干脆让西园寺专门去搞一份法国官僚制度的调查报告来，正好当时明治政府请来的法国人顾问波瓦索纳德（Gustave Emile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明确地对伊藤博文说无论是靠法科学校或者医学院都是无法培养政治家和行政官吏的，只有按照巴黎自由政治学校的方法设立专门的行政管理学校才行。这就使得伊藤博文产生了一个让“官吏应该从‘大学卒业士’中任命”的想法。

日语“卒业”的意思就是“毕业”，“大学卒业士”就是大学毕业生，但伊藤博文所说的这个“大学”当时还不存在呢，伊藤博文想弄的是一个全新的大学，也就是所谓“帝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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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僚养成所”的帝国大学

虽然伊藤博文的“帝国大学”概念来源于法国的巴黎政治学校，但是帝国大学的实施细节则还是学习普鲁士，毕竟法国人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办学校，而普鲁士人的洪堡大学已经是桃李累累了。本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基本上是师从英国人和普鲁士人，像海军军制从英国引进的，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也是从英国引进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则是以普鲁士宪法为模特儿的，而原来军制是师从法国的陆军到最后还是师从普鲁士，因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把自己判罚出场了。在《大日本宪法》出笼的1890年，日本甚至以自己为“东方普鲁士”而自豪，那一年日本在普鲁士的留学生多达165人，而同年在英美的留学生分别只有15人和4人，所以从法国照搬什么东西本身就不太可能了。

1886年，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时，伊藤主持将本来由文部省主管的东京大学和工部省主管的工部大学校合并成立了一个由法科，理科，文科，工科和医科这五个分科大学所组成的“帝国大学”， 4年后的1890年之后又将东京农林学校并入，在帝国大学内增设了农科大学，来专门培养日本的最高级国家官僚。

这个“帝国大学”的成立是明治政府在发展教育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明治5年（1872年），刚成立的明治政府就参照法国的学区制度，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教育改革计划。这个计划把日本全国分为八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再分成32个中学区，而每个中学区由二百一十个小学区组成。每个小学区一个小学校，全国53.780个小学校；每个中学区一个中学校，全国256个中学校，每个大学区一个大学校，全国八个大学校。

这个计划超过了当时贫弱的日本能负担的限度，所以不能一举实现，明治政府首先着手的是义务化的最底层的小学校和大学。经过5年的调整之后，终于在1877年把东京开成学校和医学校合并成了有法，理，文，医四个学部组成的东京大学。

但那时候的东京大学很不稳定，教师学生人数都不够。虽然文部省是想把它作为日本的最高学府，但东京大学的人气比像司法省，工部省，内务省等各省自己办的培养自家用干部的专门学校以及庆应义塾等私立洋学堂要差得多。

没有人气的理由主要是学生的出路不行，像1879年东京大学法学部9名毕业生中有6名去当1893年之后叫“辩护士”的“代言人”，也就是律师，而1882年毕业的八人全部去了大隈重信办的东京专门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早稻田大学教书去了。倒不是东大生中没有人想去干官吏，但是一听说要从最低级的第十四等官干起，也就没有了兴趣。

这次把伊藤博文把这个半死不活的东京大学改为了国家最高学府的“帝国大学”，想办成他理想中的官僚养成所。

读过拙作《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和《浩瀚的大洋是赌场》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1886年这个帝国大学成立的年份，培养陆军精英军官的陆军大学校成立于1883年，而培养海军精英军官的海军大学校则成立于1888年，这三个学校成立的时间很接近。

实际上这三个学校都是同一个人操办起来的，那就是山县有朋。

陆军大学校就是山县有朋自己操持着办的，后来的海军大学校也是山县有朋建议海军办的，因为有这层关系才有在日本海军里海军大学校的毕业文凭不一定能包打天下的事，因为日本帝国陆海军之间势如水火。虽然提出办这个帝国大学的是伊藤博文，但具体制定帝国大学的办学目的和方针的却是山县有朋，因为他当时是内务大臣，这些杂事全归他管。

正因为是同一个人办出来的学校，所以这三个学校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采取培养精英的方式一元化地培养该领域的主官。当然海军大学校还不能算是100%的一元化精英学校，但那仅仅是帝国海军的最高层里偶尔会凤毛麟角地出现一个非海军大学校毕业的罢了，起码海军没有非海大毕业不能进入最高层的硬性规定。但陆军大学校和早期帝国大学所代表的帝国陆军和行政管理人才则是完全一元化培养的。

“官僚”也就是“行政管理官员”，而实际上“武官”和“文官”仅仅是所谓“行政管理官员”的两种不同分类罢了。能够怎么培养武官就能够怎么培养文官，能够怎么使用武官也就能够同样地使用文官，这就是山县有朋思维的出发点，所以使用同样的方法来培养高级武官个高级文官实际上并不难理解。

从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到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前，每年去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相当多，但里面真正能进入帝国大学或者后来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却寥寥无几，这就说明了考入帝国大学的困难。

中日两国对于相对于大学毕业的学位Bachelor的翻译都是“学士”。这个字原来是唐朝的一个官职，日本还根据这个官职名设置了一个“东宫学士”的官职来专门管皇太子的教育。明治维新之后把这个官职给取消了，于是这个“学士”就拿来当Bachelor用了。从1872年开始大学毕业就算“学士”，说这是“学位”，但那时候全日本的大学也就只有东京大学和工部大学校这么两个，所以第二年文部省又说专门学校毕业生也可以给个“学士”的学位。但是帝国大学成立后就不一样了，“学士”再也不是学位，而成了尊称，只有帝国大学毕业的人才能被人称为“XX学士”。

“学士”再次成为学位，是1901年之后的事情，而帝国大学之外的大学也被承认为大学更是1920年《大学令》正式公布之后的事情，但在1901年之前，“学士”可是一个相当于中国“老爷”一样的很牛的称呼。

因为这些“学士”们本身就是老爷的预备军，一毕业就是货真价实的官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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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官老爷的林林总总

一开始在日本谁都说不清楚脱亚入欧搞文明搞工业需要一个怎样的国家机构和官僚队伍，所以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的官制也就像烙饼似的翻来翻去，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读那时候的日本资料经常会被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官名给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帝国大学成立的时候，日本帝国的文官官制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后来的麦克阿瑟对日本帝国官制的第一个抱怨就是太复杂，他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实际上日本帝国的官制并不复杂，特别是对于中国人说来可能还很简单。但这就是东西文化的差别，西方人总觉得东方的事物不好理解。

那时在日本衙门里当差的人有这么三类：“官吏”，“雇员”和“佣人”这三类。看起来这些中文里面全有的名词似乎都没有翻译的必要，但后两类似乎有点不好理解：“佣人”为什么就不是“雇员”了呢？原来在战前的日本文官官制中，“佣人”和“雇员”是不一样的。

中国话里也有“佣人”这个字，一般是指保姆，而在日语里佣人是指战前官衙里面的一类人。不管衙门有多大也少不了端茶送水打杂干体力活的，这些人在原来的中国衙门里叫“听差”，后来也叫“工人编制”，而在日本战前的衙门里这些工人编制的人就是“佣人”。剩下的两类都不是体力劳动者，在中国是没有区别的，全部属于“干部编制”，但在日本这两类人则有所区别，而且这种区别就是日本官僚制度的特色之所在。那部分被称为“雇员”的在现在被称作“技官”——“技术官僚”，是吃技术饭的，还不是专门的行政官员，在战前不是“官”。

一句题外话：实际上现代中文里“雇佣”这个字就是从日本来的，是“佣人”和“雇员”的一个统称。

中国人有时把“bureaucrat”这个字翻译成“技术官僚”，以示与在现代中文中一般具负面意义的“官僚”的区别，但是这个翻译方法实际上却反映了一种对于现代行政官员体系的误解或无知，因为无论在哪个现代国家的行政官员体系中“技术官僚”都有一个特指的含义，决不能无限制地推广，否则就无法解释日本官僚制中的这个“技官”是怎么回事了。

而“雇员”和“佣人”之外的“官吏”才是专门的行政官员。官吏里又分成了“判任官”和“高等官”两种。所谓判任官就是最低级的那些官吏，比如陆海军里的下士官就是判任官。有句俗话说“别把村长不当干部”，虽然判任官级别很低，但也属于官吏。挑选雇员和佣人的权力在各级官吏手里，但是判任官的任命权却在天皇陛下手里，这是“官”和“民”最大的区别。

判任官以上的就是所谓“高等官”了，高等官又分为三类，最下面的一类叫“奏任官”，分成六等，是政府各省厅课长以下的那些官吏，相当于军队里从少尉开始到大佐这六个军衔的军官。奏任官再往上就是分成两个等级的“敕任官”了。人们见着敕任官就必须要称“阁下”以示敬意，武官中的敕任官是中将和少将军衔的那些高级军官，文官的敕任官则是各省厅的次长和局长和各县的知事。当时日本的县知事不像现在这样是选出来的，而是由天皇任命的。

中将和少将是敕任官，那么最高军衔的大将呢？大将是“亲任官”，这类官职要经过天皇的“亲任式”的，除了陆海军大将之外，文官的总理大臣，对满事务局总裁，枢密院议长副议长顾问官，内大臣，宫内大臣，国务大臣，特命全权大使，大审院长（最高法院院长），检事总长（最高检察长），会计检察院院长，行政裁判所掌管，朝鲜总督，台湾总督，神宫祭主，企画院总裁，东京都长官和各个地方总监也是亲任官。

奏任官，敕任官和亲任官这三类合起来就是高等官。

在江户时代及其以前的时代，实际上起着“行政管理官员”作用的那些武士并没有什么很好的收入，相反还是一直生活在贫穷之中。好在这些武士满脑子除了伺候好他们的主公之外，也没有把钱不钱的放在心上。

比如武士的俸禄也就是大米，大米能当饭吃，而人活着却不光是吃饭，所以武士们必须把多余的大米卖给商人们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商人追逐的是利益，就算你是武士也不会做赔本买卖，但是从来没有听到过武士欺压商人的传说。虽然商人比武士富有，但武士有武士的骄傲，不屑于去欺压商人或者其他百姓来榨取财富，财富不是武士所追求的目标。

这种状况在明治维新之后发生了变化。首先维新后的重臣们的收入就超过了大商人，比如明治初期的太政大臣（后来叫总理大臣）的月薪是800两，参议，卿（后来的大臣）月薪500两，大辅（次官）们月薪400两。那时一两白银就是一日元，日元到快三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时期才贬到二两白银三日元。而三菱财阀的创立人岩崎弥太郎好不容易把自己的月薪弄到了八百日元以和太政大臣并列，但是却无法付给手下人相应的高薪，三菱在横滨地区的总管月薪只有150两，比神奈川知事的200两少了50两，这一直被岩崎引为奇耻大辱。

这些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维新以后，从鹿儿岛来到东京的西乡隆盛在东京日本桥租的房子月租金只要2两，要知道西乡隆盛租的房子可不是现代“蚁族”的概念，西乡隆盛要的是一个能住下一个大家族和一大堆手下人的大宅子。

原来的日本和中国计算大米的单位都是“石”但中国的“石”大约是50公斤，而日本的“石”则大约相当150公斤，是中国的三倍。那时候“一石”米只要3日元，顺便说一句，笔者知道起码到抗战时期为止，中国的米价也一直是维持在一石一块银元的水平上。

重臣们是这样，小官僚们又能拿多少呢？通过了高文考试的帝国高等文官开始当差之后的“初任给”（最初的工资）是根据高文的考试成绩而在年薪600日元到450日元之间，至少每月有大约四十日元。

当时在衙门当差的佣人最低工资是每月17日元。

源济

七．日本科举

官老爷的收入如此之好，肯定大家是趋之若鹜，而官僚制度的根本就是解决“谁来当”的问题。当时的“雇员”和“佣人”和国法无关，是各用人衙门根据私法雇来的人。但不管是什么官，从原则上来讲都是由天皇任命的。人事权是一切权利的中心，既然天皇拥有了人事任免权，是不是就可以说天皇就有了绝对的权限呢？不，天皇只能根据《文官任用令》来任命这些文官，这个《文官任用令》才是日本帝国官僚制度的真正核心。

前面说过伊藤博文从德国除了带回来了德国的君主立宪制之外，还带回来了别的东西，那就是德国在1873年才刚刚制定的《帝国官吏法》。伊藤博文在1885年第一次组阁之后根据德国的这个法律在1887年弄出了一个叫做《文官考试的试补和见习规则》的法律出来，这就是以后赫赫有名的“高等文官考试”，简称“高文”的由来，但在当时还只是叫“高等考试”。

这个法律名称里的“试补”是指高等官候补生，而“见习”则是指判任官候补生。根据这个法律，“试补”只有通过了“高等考试”的人或者是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或文科大学的毕业生才能担任，而“见习”的资格则是通过了“普通考试”的人或者是官立公立中学的毕业生。“试补”和“见习”有三年的试用期，满期之后才正式任官，成为“天皇的官吏”。

把文官分为高等文官和初等文官的做法是从普鲁士学来的，但日本和普鲁士有几点不同。在普鲁士只有国立法科大学毕业生才有资格出任高等文官，而且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事实上是被剥夺了资格的，而日本没有这些宗教或者身份的差别，也没有限制一定要是国立大学毕业生。这个“规则”实际上并没有对高等官设立什么学历限制。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人只要通过了“高等文官考试”就更够成为高等文官。

日本的文官从成为候补生的那天开始就有了俸禄，这一点很重要。普鲁士人在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到成为正式的官僚要花费十几年，这段时间里面是没有收入的。如果不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实际上在普鲁士要想成为高级官僚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德国的当时的国立大学学制三年，完了之后先要通过司法秘书（Reichsreferendar）的资格考试，然后在衙门或者法院经过两三年的实习之后再去通过司法助理 （Rechtsassessor）的资格考试，司法助理还是没有收入的，再经过十年左右才能得到参事官的位置，所以在20世纪初期德国各衙门参事官的年龄一般都在四十岁左右，而且必须出身于富裕之家，而日本的官僚对于家庭的经济状况要求的不是那么严。

当然在日本从帝国大学毕业的经济负担也不是一般的人家能够承受的，当时有“从帝大毕业需要一座山林”的说法，所以帝国大学毕业生们中确实大多是富人子弟。但是日本农村从来就有一种有钱的地主援助聪明的穷孩子的传统，所以只要穷孩子人聪明又有志向，一般还是能找到经济援助，然后一边打工一边完成帝国大学学业的例子也不少。甚至每年都有几位根本没有进过帝大，而是从小巡查这样的雇员出发，发奋读书，自学成才的人通过高等考试而成为帝国高等文官的，所以说日本的制度比普鲁士更加公平公正。

这个考上了就可以做官的“高文考试”是不是有点像中国古代选拔行政官员的“科举”考试？

不是有点像，而是根本就是从科举考试的概念而来的，日本人在解释“高文”由来的时候很明确地说:“这个制度来自中国古代选拔行政官员的科举考试”。

只是经过了一道普鲁士中间商的批发。伊藤博文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很明确地说过：“即使整备了宪法，建立了议会，如果没有好的行政实务是不会得到成果的。要得到行政实务的成果必须制定组织准则。所以有关大臣的职权，官厅的构成，官吏应该遵守的规律，官吏的进退任免，考试方法，退职优待的规定必不可少。正是这些手段才能发挥帝室的权威，在这些方面没有国家能比得上德国。”这就是从德国引进的理由，而且德国也确实形成了一整套行政管理官员的理论。

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普鲁士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经指出过现代的官僚集团的以下几个特点：

1.  根据法规和文件进行业务处理。

2.  根据命令系统而保持的阶序。

3.  受过专门教育，拥有一定的资格。

4.  公私分明的业务范围。

在这几点中第三点一直很受人重视，一般都认为正是为了确保第三点才需要用考试的手法来选拔官吏。普鲁士从19世纪初期就第一个导入了这种使用竞争考试的方法选拔行政官员的方法，1873年更是确立了官吏法，用法律来确保官吏来源。英国也是在1806年左右就开始研究中国的科举考试，但开始具体应用却是在殖民地印度，英国本土一直到1870年才开始用竞争考试方法来选拔行政官员。美国就更晚一些，准确地说美国人是在1879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系的时候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1883年通过了潘德尔顿文官制度改革法案（Pendleton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但是到现在在高级官僚问题上美国还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制度，换了总统，华盛顿就有两三千人要卷铺盖走人。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法国，法国的自由政治学校非常有名，不仅是日本帝国大学的楷模，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楷模，但是法国的文官考试体系一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后的1945年法国国家行政学院（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ENA）成立之后才确定下来，可能法国人要找在二次大战期间惨败的原因还得上那儿找去了。

不管怎么说，这种来自中国的科举制度的依靠竞争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吏的做法从19世纪之后已经为世界所接受而成为了主流做法，理由很简单，因为找不出一种比他还好的方法了。

源济

八．科举好

德国经济学新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在谈到现代官僚制起源的时候曾经说过：“无论是世袭制还是选举制都已经无法支持现代国家日益复杂的行政需要，社会要求终身专业的官吏团，而这种官吏的选择方式只有考试这一种方法”，而中国人在1，400多年前的隋朝就已经知道了这个道理，所以才有了科举考试这种选拔行政官员的方法。

有趣的是和中国文化渊源极深，从中国引进过大量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日本在此之前却唯独从未引进过这个科举考试制度。日本人最终接受这种资格考试制度是在1893年，但是两年之后的中国因为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而发生了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集体请愿的“公车上书”事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那些要求改革的举人们起初的要求就是“改革科举，兴办新学”，到了1905年9月2日，慈禧接受袁世凯的建议发出上谕：“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故乡的中国反而正式废弃了这个在近代以后的中国最受人诟病的制度。

科举考试在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几乎被指责为万恶之源，不少人在列举阻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的原因时会把科举考试作为原因之一。人们指责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的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食古不化，落后保守的怪物，因为那些圣贤书上的学问对于搞近代化一无用处，所以中国在近代之后落后了。

从结果论的观点来看，这个制度在中国所选拔出来的行政官员们不但没有领导中国在最后实现近代化或者现代化，甚至就连他们所归属的朝廷也是周期性地覆灭，当然负责行政管理的官员难辞其咎，因此人们鄙夷科举制度以及这个科举制度所选拔出来的人才的心情也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四书五经，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没有实务环节，和发展着的社会现状严重脱节，再加上科举考试本身又在长时期里形成了一套高度程式化的形式，比如八股文什么的，也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在想象中似乎很难把通过这种考试所选拔出来的官员和近代化现代化建设放在一起。

可是仅仅把科举制度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到考试科目和内容上去可能还不够，因为在日俄战争时率领着菜鸟日本骑兵把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哥萨克骑兵打得满地找牙的秋山好古当年在报考陆军士官学校时考的科目就是四书五经，可是这也没有妨碍后来对于近代化的军事技术的学习和应用。

要知道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行政官员们在长达几乎两千年的年月里治理着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同时也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去简单地鄙夷这个制度。实际上只要选拔的科目和内容为被选拔者所知晓，选拔的过程公平公正，被选拔出来的人就应该是被选拔对象中的佼佼者，这是符合统计规律的。中国通过科举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才之所以经常不能发挥经国治邦作用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自己或者是选拔出他们来的那个考试制度，而是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不存在过一个仅仅接受结果检验而能够超然地不受干涉地行使权力的官僚阶级。在中国，在经过科举考试而选拔出来的官僚们所行使的行政权力之上还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皇权。皇帝不仅能简单地否定官僚们提出的方案，更重要的是皇帝甚至没有尊重这些官僚们本身的义务，在皇权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前提下去责备官僚们似乎有点缘木求鱼了。

实际上就选拔人才的机能而言，科举考试这种资格任用系统是最好的形式，说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没有什么过分之处。中国从隋朝的时候就开始用科举考试制度的形式来选拔行政管理人才了，这种考试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平等和公平的选拔行政官员的方法。除了性别和一些半宗教的理由比如守丧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参加科举考试的条件，也没有什么诸如“加分”什么的优惠。即使是守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规定也是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而且在守丧期满之后仍然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在黑暗的中国古代官场，相对来说考场基本上是一片净土，那么长的科举史上，发生过的科举舞弊案并不多。

所以中国在近代之后的落后和科举考试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定要在中国落后和科举考试之间寻找因果关系的话还不如说那种落后与科举考试的结果没有得到彻底的尊重更有关系一些。

科举考试无法适应新形势在清朝，尤其是晚清表现的尤为突出，所以人们也就特别能够接受科举考试或者八股文本身就是恶这个观点。但是反过来这个事实也特别能够为科举制度辩护，说明科举到底为什么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清朝的大部分行政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行政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旗人自有其做官之路，并且不是经科举选拔出来的旗人官员还高经科举选拔的汉人官员一等，实际上只要注意一下洋务运动的领头人物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出来的人，而最反对变法维新的全是那些没有科举功名的旗人就知道科举考试到底是不是那么糟糕了。

凡事肯定会有人出来反对，不仅是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现代一般的竞争考试制度也有人反对，而且还会有一定的能够使人信服的理由，现在就连高等学校的考试入学制度也经常有人出来反对，提出这种那种修正方案。但是问题是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找不到比这种竞争考试的选拔方法更好更公平更少弊害从而更加能为人接受的选拔方法，所以这种方法也就还无法被替代。

源济

九．《文官任用令》

科举考试在中国的失败说明光有科举考试还不够。“官吏从有资格的人中任命”这句话如果不改为“只有有资格的人才能任命为官僚”就毫无意义， 《文官考试的试补和见习规则》只是规定了“补试”和“见习”的来路，还没有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只有补试和见习才能成为文官”。

做到这点的就是《文官任用令》。第一次《文官任用令》是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在1893年制定的，根据《文官任用令》的规定，天皇在任命奏任官以上的官吏时，被任命者必须通过了“高等文官考试”。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了这个后来一般被简称为“高文”考试的人才能够当官，或者说当官必须通过这个考试，没有别的方法。

请注意，这样一来日本的高级官僚制度就成了一元化的制度：要成为“天皇的官吏”，除去通过高文考试之外别无路径，和只有陆士和海兵毕业才能成为帝国陆海军军官一样，这点非常重要。

陆军和海军军官来源的一元化和陆大海大在军官提拔中的作用制止了长州藩和萨摩藩这些在明治维新发挥了主要作用的藩在陆海军中的独占地位，做到了在军官选拔问题上的公平和公正，《文官任用令》在文官官僚的任用中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根据《文官考试的试补和见习规则》，帝国大学的毕业生直接拥有“试补”的资格，所以能够免试成高等文官，考试只是针对那些不是帝国大学毕业生的人。通向高等官之路的“高等考试”从1888年开始，第一年根本就没有人考上行政官，第二年有4人，第三年有5人，但这三年里却有73个帝大毕业生免试成为“试补”，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既然要想当武官，从陆军士官学校或者海军兵学校毕业就可以，那么想当文官，从帝国大学毕业就行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进入陆士海兵只要能通过入学考试就行，成为官僚的这种额外考试制度本来就没有必要，仅仅是既然普鲁士有这个考试，日本也就要有，再说这还可以给非帝国大学毕业的人一条出路，不是说明大日本帝国大大地好吗？

实际上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如果行政官出现空缺，政府方面是有意地首先采用帝国大学毕业生，再有多余的空缺再采用通过了高等考试的人。实际上1891年之后因为没有出现行政官空缺，那个高等考试还真的就没有了。帝国大学之外的人主要只能去指望从事检察官，法官那些司法官僚的位置，而因为司法官僚收入大大少于行政官僚，从而没有什么帝国大学毕业生愿意去从事。

帝国大学毕业生们当然不会认为这种制度有什么不公平，他们认为帝国大学毕业生不必参加高等考试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非帝国大学毕业生们就不这么认为了。从古到今没有私立的军校，但有私立的学校，所以帝国大学和陆士海兵是不一样的。而且帝大面对的政府衙门不是像军队似的封闭系统，政府无法用“统帅权干犯”或者“军事机密”来搪塞别人的批评和监督，再加上要脱亚入欧搞文明，“让人说话”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搞了半天文明连话都不能说，这个文明的意义又何在呢？

领头闹事还不是别人，就是明治维新的元老大偎重信。此人特别热衷于教育，下野之后办了一个“东京专门学校”，也就是现在名列日本私立大学老二的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大偎重信本想着培养人为帝国效力，当然办学校收学费也有经济利益，一举两得。可是这个《文官考试的试补和见习规则》一弄把他学生的出路全给搅了，同时也断了他的财路。大偎重信当然不干，就联合了其他的几所私立大学一起吵了起来。理由是这种方法太不公平，帝国大学不能垄断官僚的资格。官僚的资格应该通过专门的考试来选拔，而不能光看出身学校的校名。

大偎重信不是一般人，他这一闹就把事情闹上了国会。因为他的主张有道理，所以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接受了这个意见，这才有了这个《文官任用令》和高等文官考试的实施规则，明确规定了文官的奏任官任命资格为“经过了高等文官考试并且有合格证的人”。全部考试，不管男女老少，出身学校，来个公平考试，黑猫白猫，考得上就是好猫。

但是帝国大学毕业生还是有点优惠。高等文官考试分预考和正式考试两部分，帝国大学毕业生可以免除预考，但和原来能免除全部考试相比起来已经是非凡的进步了，所以人们也不去追究这些了。

当时大家在闹的这些都是行政官，司法官的资格没人管，因为帝大毕业生不屑于去干。行政官的最低薪水是每年450日元，但司法官就只有350日元，低了点。但是帝大毕业生在司法系统上是享受相当大优惠的，帝大法科大学毕业就自动有律师资格，而帝国大学之外的人就一定要通过司法考试才能拿到律师执照，这条优惠一直到1923年才被撤销。麦克阿瑟来日本之后开除了不少人的公职，但这些人中不少是帝国大学法科毕业的，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是律师，于是就去吃诉讼饭混了过来。

后来帝国大学也越来越多了，甲午战争大清败了，加上后来“赎还”辽东半岛所花费的银两，总共赔给了日本帝国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日本人用这笔钱在1897年还在京都又办了一所“帝国大学”起来，这样原来东京的那所“帝国大学”改名为了“东京帝国大学”，这所新的就叫“京都帝国大学”。然后从1907年到1939年又新增了东北，九州，北海道，汉城，台北，大阪和名古屋等七所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总数达到了九所。

不管怎么说，《文官任用令》的颁布和“高文”考试的实施对不是帝国大学毕业的人来说是公平了，但帝国大学的学生们可不这么认为，尤其是那些应届毕业生们。公平一定是相对的，没有双方认为公平的事情，十年寒窗不容易，要知道帝国大学的学生们就是冲着“毕业就是高人一等的帝国高等文官”的许诺才去发奋读书报考帝国大学的。而现在又扯什么“公平考试”，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怎么能叫“公平”呢？于是就有人号召抵制这个文官考试，东京帝大的应届生们纷纷响应，抵制了第一次高文考试。

源济

十．政治家不是官僚

但这帮搞抵制的学生运气很坏。那届内阁的司法大臣不是别人，正是是那个丘八出身的山县有朋，山县一看居然有人敢抵制内阁的决定就气坏了，“良民的不是，良心大大地坏了坏了”。哼，抵制是你的权利，维护政府决定的法律尊严是老爷我的职责，这叫做与时并进，自由民主，根本就没有去理睬那些敢抵制高文的傻小子。

结果那帮傻乎乎参与抵制的帝大学生只好去了其他民营企业或者传媒当打工仔，其实他们没必要抵制，首先帝大师资和生源是全国最好的，怎么会考不过非帝大毕业生呢？再加上出考卷的主考官就是他们的老师，也不会和他们过不去啊。事实上当时能通过高文考试的90%以上是东京帝大毕业生，一直到现在的日本高级公务员考试还是这样，在采取了数不清楚的措施之后，东京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还在50以上。

山县有朋和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很有关系，但这个人办过不少具体的事情，而且还都办得滴水不漏，这也是这个人的能耐。比如伊藤博文要办帝国大学，但真正落在实处的是山县有朋；再如这个《文官任用令》虽然是伊藤博文弄出来的，但最后的完善细化还是在山县有朋手里。

伊藤的《文官任用令》有一处死角，就是里面虽然规定了奏任官必须通过高文考试，但忘了说各省的局长次长和各县的知事这些敕任官应该怎么办了，可能大家都盲目地以为一般敕任官是从奏任官升上来的，既然奏任官是高文考出来的，敕任官不就是高文考出来的了吗？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搅的。

但俗话说“有一条法律就有一条空子好钻”。“奏任官必须从高文考试来”这句话就有人能理解成“敕任官不一定要从高文来”。

敕任官都是大官，怎么还能有人动脑筋呢？大人物动大官的脑筋呗。一般说来日本采取的是英国式的议会内阁制，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政党内阁制——谁在议会里能拿多数票谁执政，但是明治初期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日本人主张一种“超然主义”，就是说政府应该超然于政党之外，不应该拘束于党见党利，而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第一任第二任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都是持这种态度。

这种主张不要说有点过分虚玄，比如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国家立场”到底如何定义法，就在具体执行上也行不通——政府的议案总要通过国会批准，不在国会里掌握多数票的内阁就做不了任何事情，所以到了1898年当初就主张学习英国的大隈重信组阁的时候，终于弄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由宪政党执政的政党内阁。这个政党内阁很短命，就只有四个月就党内闹内讧分裂了，于是内阁也就瓦解了。内讧的原因就是抢官当。不但是大臣什么的官位要抢，《文官任用令》里没有规定到的敕任官位置也全部抢了过来，换上自己党的人。

这种抢官当的做法不稀罕，也是一种行政官僚制度，叫做“猎官制”（ spoil system），当时的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的制度。特别是美国，哪个党执了政就把所有能弄过来的官职全部弄来换成自己的人，比如林肯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一下子就把当时1，639个公职中的1，457个位置换了人。

这种看起来似乎不太好的做法实际上在最初还是挺有进步意义的。这种做法能够从绝对王权下守卫民主主义，国王无法通过任免官吏来统治国家。还有一种为猎官制辩护的理论是：既然政党执政是国民选择的结果，那么政党的决定就也代表了人民的意愿。

但是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实际上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达，社会构造也日益复杂，政党政治肯定和金钱挂上钩，到了最后这种猎官制就成了对于选举运动中出钱出力之人的一种报答，而这些人上台不仅意味着无能官吏的增加，还意味着贪污腐化的加剧，因为这些人是要收回他们的投资的。

1881年第二十任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因为无法满足猎官者的愿望而被人射杀了，这时候美国人才开始正视猎官制的缺点，开始了限制这种猎官制的范围。但即便是这样，现在的美国依然存在这种猎官制。如果拿当时的日本的官阶来套现在的美国的官职话，美国除了军官之外的敕任官还全部都是狩猎来的官，联邦政府各部的局长一级官员，换了总统就换人。但是一来根据1883年的《联邦公务员法》，能猎官的职位有限；二来美国总统任期是四年，基本上还都能连任，所以即使是狩猎来的官职也有一定的安定性，如果日本这种没事换内阁玩的国家也搞起了猎官制的话可就乱了套了。

所以大隈重信内阁下台之后接下来的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在1899年马上就重新修订了《文官任用令》，规定了敕任官也不可自由任命，这样政党就无法将党人塞入官僚队伍，整个官僚队伍成了高文考试合格者的一统天下，官僚也就正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群体。

这里一直在说“官僚”这两个字，但这里所说的“官僚”和现代中国话里的“官”有点不一样。现代汉语口语中的“官”是指所有有职位从而有权力的人，而不管其职位从何而来。而这里所说的“官僚”则仅仅是指那些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出来的行政管理人员，也就是公务员。

比如日本政府的某个省，这个省里有事务员，有系长，课长，局长和事务次官，这里面的一些人的职位是通过“上级甲种国家公务员考试”而谋来的，这些人就是一般所说的“高级公务员”，这本书里的“官僚”指的就是他们；还有一些人是通过“上级乙种国家公务员考试”而谋来的职位，这些人则被称为“技官”——“技术官僚”的简称。剩下的人一般都是经过中级或者初级公务员考试而来的，这些人叫“职员”。一般说来在“课长”以上官位上人都是前两种，也就是通过了上级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那些人。这里尤其注意的是通过了“上级甲种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那些人，这种考试就相当于当年的“高等文官考试”。

在扣除所有这些人之后，这个省还剩下来几个人：大臣，副大臣和政务官。这几个人不是那种经过考试而来的官僚，而是内阁总理直接任命的，一般来说这些人的绝大部分是经过选举而来的议员，日本人管他们叫“政治家”，当然叫“政客”也行。

虽然在现代中文中政治家和官僚都是“官”，但在西方国家这两种人是不一样的，最简单的区分方法就是：选出来的叫政治家，考出来的叫官僚。在谈到国外官员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他到底是official（公务员，官僚）还是politician（政治家），这点很重要，因为在后面就可以看到，这两类人的立场经常是不同的。

源济

十一．“高薪”就能“养廉”？

拙作《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和《浩瀚的大洋是赌场》描写过不少日本的陆海军高级军官，在他们身上有很多问题，唯独贪污冒领喝兵血的事件非常罕见，同样日本官僚中贪污的事例也很少见。

日本的金权政治是很有名的。特别是从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事件曝光之后，一直到现在正在闹的小泽一郎疑惑，这四十来年日本的政界就没有断过这种金钱丑闻。但是由那些高级公务员们所组成的官界几乎没有，高级公务员因贪污而落马的很罕见，只有1996年厚生省事务次官冈光序治和2007年防卫省事务次官守屋武昌等扳着指头数的过来的几件，而且所牵涉到的金额也不大。冈受贿6，000万日元，折算过来还不到三年年薪，而守屋一案并没有发生多少直接的金钱授受，只不过吃吃请，而且牵涉到的金额全部算出来也只有1，249万日元，才半年的工资。这两个案子放在一些没有正规公务员制度的国家可能根本就不是问题，起码不是什么大案。

看起来很有必要找一下为什么日本的官僚阶层贪污现象少的原因，特别是日本曾经还是一个几乎赤裸裸的金权政治的国家。

造成这种现象的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官僚没有这种需求，政治家需要用钱而官僚不需要用钱。无论政治家平时有多么威风，但说穿了其实就是一个临时工。政治家的工作不是铁饭碗，无论在位时怎么牛，一旦落选就是一个普通人，甚至因为心里不平衡还不如普通人活得那么舒坦，所以政治家一定要为了“下次还能选上”而奋斗。而竞选活动要耗费大量的金钱，据说一个日本国会议员每年用在这种政治活动上的钱多达两亿日元，接近200万美元。这些钱的大部分来自所谓“政治献金”，指望这么多钱的来路都干净首先在物理上就不可能，所以政治家们肯定起码要在灰色地带弄钱，这是这种制度就先天性地决定了的。而官僚捧的是铁饭碗，他的职业和收入是有保障的，在一般情况下几乎没有失业的风险，他没有需要用钱的地方，没有必要去贪污。

但是“没有必要去贪污”并不能导出“不贪污”的结论，就是说日本官僚贪污少是另有理由的。

日本的高级公务员们不穷，尤其是在战前，战前日本官僚们的收入是非常丰厚的。

日本文豪夏目漱石在明治41年（1909年）写过一部名为《三四郎》的小说，描写了当时的帝国大学学生，一个叫里见美弥子的漂亮女孩，在把一个文科大学生三四郎迷得神魂颠倒之后之后，还是跟着她哥哥的一位朋友，一个“带着黑帽子和金边眼镜，穿西服的高个子”的帝国大学的法学士走了，因为这个法学士有着确定了的辉煌前途：“博士或者大臣”，像当时的“学士”一样，这里的“博士”也不是单纯的学位，而是意味着帝国大学教授的职位。

有一种“高薪养廉”的理论，说是如果给官吏们以高薪，官吏们就不会去成天动脑筋弄钱，这样就不会有贪污了，起码不会有很多人贪污。战前日本官僚的收入如此丰厚，是不是他们贪污现象较少的理由呢？

“高薪养廉”的理论经不起推敲，首先是什么叫“高薪”就不可能会有一个确切的标准，那么要给官吏们多少薪水才能叫“高薪”呢？再者如果承认有必要要采取这种“高薪养廉”的方法的话，是不是反过来就是在承认“贪污有理”呢？因为廉洁是要用高薪来养护的，在没有得到高薪的时候就应该容忍官吏们的贪污。

可以拿日军和国军做一个对比，笔者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里曾说过一件事，身为联队长（团长）的东条英机在部下来借钱的时候只好让太太去当衣服来为部下救急，而这在国军是几乎不可想象的。笔者说国军打不过日军的原因之一就是日军的高级军官没有国军高级军官有钱，当然国军的高级军官有钱的一个原因是喝兵血，但是日军军官为什么就不去喝兵血呢？

另外就是在同一个衙门，薪水水平几乎一致的地方也不是所有的官吏都贪污或者都不贪污，就是说廉洁和薪水高低没有什么很大关系，那么日本的文武官僚们是怎么可以做到廉洁的呢？是不是靠“高薪”来维持廉洁的呢？

日本帝国陆海军军官也好，帝国高等文官也好，确实拿着很高的薪酬。但是这种薪酬不但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反而会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这份薪酬对所有人都是公正和公平的，没有什么门第，出身，城乡的歧视，这些文武官僚们通过了公正透明的考试从而得到的这份薪酬，只有经过了这种考试之后才能拿到这份较高的薪酬，而没有经过考试的人是不能领取这份薪酬的，并且官僚薪酬较高也是一贯的，并不是因为某些原因而发生突然变化之后所产生的现象，所以社会不认为他们得到这份高薪是一种不公正，只认为他们是社会的骄子。

高薪的高官自“高文组”而来，而且在明治年间这些“高文组”还真能都做到高官。那时有了试补资格之后，一般在两年内能做到系长（相当于中国的科长），以后的仕途省与省之间有所不同，但在同一个省内基本上都差不多。比如大藏省基本上在四到八年就能做到课长（相当于中国的处长），十一年到十三年能做到局长，十五年到十七年能做到次官，进外务省的满二十年能做到驻外大使，而在内务府十五年左右能弄到县知事的差事。

局长以上，县知事，驻外大使，次长就都是敕任官了，相当于军队里的将军了。见面不是称一声“XX样”就行了，甚至光称官衔都不足以表示敬意了，必须称“阁下”。

这一声“阁下”非同小可，不要说手中的权力和丰厚的俸禄，光一声“阁下”就能让人陶醉：这不是金钱买来的，也不是投了个好胎带来的，这是十足的自我奋斗得出来的。据说最后死去的甲级战犯铃木贞一在临终前被突发奇想的护士的一声“阁下”喊得都又睁开了眼睛。

源济

十二．养廉要靠自尊心

这一声“阁下”的称呼和对被称为“阁下”的憧憬让日本的文武官僚们充满了自负，实际上日本陆军中那些从陆大毕业的精英参谋军官的胡作非为的心理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自这种自负。要知道只要不出现大的意外，那些精英参谋们最终都能成为“阁下”的，所以他们就会去“为国为民着想”，想的正确与否是另外一回事，要知道当时的石原莞尔，辻政信们是真的认为他们是为国家而努力着的。

明治维新之后，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几年之外，整个日本一直是在急速扩张中，可能有找不到官僚的位置，但没有找不到位置的官僚。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官僚行列而为了点蝇头小利去葬送前途的人一般说来很罕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肯为蝇头小利而葬送前程还正好是各衙门的头头。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是如果上梁不歪的话，下梁也只能跟着直！日本的税务系统几乎没有出过丑闻的事实就是一个说明。

税收是国家生命之所在，国家财政赖税收而得以成立。同时税务系统也是极易出现丑闻的地方，因为不管什么社会都几乎没有人愿意心甘情愿地交纳税金，总会想出种种方法来偷税漏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拉拢腐蚀税收官员。

单纯地唱“抗腐蚀永不沾”的高调是没有用的，就像无数的例子已经告诉人们一样，道德的抵抗在利益的进攻面前经常显得脆弱不堪。但是日本人用了一种很简单的方法来防止税收队伍的腐败，就是利用这种精英官僚制度引发官僚做到自尊和自爱。

大藏省现在改名叫了财务省，他们的官僚是日本最牛气的官僚，号称“官僚中的官僚”。有个“大藏官僚见官大一级”的说法，意思是别的省的局长到了大藏省只能和课长说话，别的省就是来个次官大藏省也就出个局长就给打发了。日本的高级公务员按规矩加班都没有加班工资，但大藏省编制预算时发加班工资，不但自己省的人发，连别的省来大藏省一起编预算的人都发，编预算时候加班加点特别多，没有休息的每天深夜两三点回家是常事，这样下来一个月光加班工资就超过一百万日元的不算稀罕，按照现在的汇率，这一百万日元就是一万两千美元了。因为大藏省手里有钱，牛一点当然也很正常，所以进入大藏省当官僚无论战前战后都是非常困难的。

可是这些官僚中的官僚进了大藏省以后在干吗呢？现在大藏省官僚的标准仕途是这样的：大藏省事务员（为期两年） -> 理论学习（为期一年） -> 基层实习（为期一年） -> 大藏省系长（为期两年） -> 各县税务署长（为期一年） -> 大藏省课长助理（大约十二，三年）然后再升任课长。

这里面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步骤是担任税务署长的一年。日本的税务署是大藏省的派出机构，设置在县以下，和中国的地级市税务局长级别有点相似，所以这个步骤现在被日本传媒批判的非常厉害，说是一个30不到的年轻人仅仅因为通过了甲种高级国家公务员考试就被委以如此重任，是在助长官僚们的精英意识等等。但这些传媒却没有注意到这个步骤的积极面：这些年龄在三十不到，正是雄心勃勃之时的未来高级官僚们在进入大藏省六七年之后，经过几年在中央的锤炼已经对整个宏观经济有了基本了解，这时候再放到下面去担任税务署长，除了可以通过征税实际业务来了解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税收队伍的廉洁，因为这些人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能被人收买的，不仅没有被收买的可能，这些人在这个时候还是工作热忱最高，最积极的时候。税务署的一把手既廉洁又热忱，下面的其他人就是想干点什么也很困难了。实际上日本能有一个高效而清廉的税收制度与这一条设定是很有关系的。

如果使得官僚队伍失去这种自尊，独立和自律的话，很容易想象所会发生的一切。事实上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能看到那种缺乏自尊没有独立和不能自律的腐败官僚的丑恶表演。

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这些明治维新的元勋们不能简单地用是“考出来的”还是“选出来的”这种方法来划分。他们当然不是官僚，但也不是民选的政治家。他们是在明治维新那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闯出来的时代健儿，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政治家。他们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成就了一份伟业，而且在于他们还考虑到了他们所成就的伟业的将来，虽然他们的考虑可能有很多不足甚至错误，但是他们确实为了他们所建立的那个国家的将来制定了不少能够长久的游戏规则，而且在发现这些游戏规则有漏洞之后能够及时修补这些漏洞，比如他们对于日本文官系统所指定的这一系列旨在维持文官系统稳定的规则就很有作用。

政治家和官僚是天生的对头，因为这两个集团所争夺的是最有诱惑力的权力。政治家代表的是立法权，而官僚们代表的是行政权，如果说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政治家和官僚的斗争史也不过分的。

从理论上来说，立法权在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里应该是最大的权力，因为没有法律就不能干事，原来能干的事也能使用法律的手段来禁止，看起来是执掌着立法权的政治家们权力最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权力最大的是掌握了行政权的那些官僚们，因为无论政治家们制定了怎样的法律，最终解释和实施这些法律的却是那些官僚们。

所以政治家们永远在企图削减官僚们手中的权力和控制官僚，但官僚们也在不惜一切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几乎是一幅永远的图画，要维持文官系统的稳定就必须把政治家可能对文官系统施加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当时日本的内阁一直是政党内阁和超然内阁在轮换，也就成天在扯这种皮，但是负责解释明治宪法的枢密院的姿态还一直是倾向于官僚，所以无论政党方面如何进攻，战果也就停留在各省新设政务次官和参与官这些政治家职位，还是无法染指真正的官僚职位。政治家还是在战后借助美国式意识形态才取得了“政官之战”的胜利，压倒了官僚。

源济

十三．官职是不是猎物？

伊藤博文制定了《文官任用令》，杜绝了权势阶层把行政官员变成一个世袭的集团的可能，山县有朋修改了那个《文官任用令》，杜绝了对高等官进行政治任命的可能以保证行政管理独立于变幻不定的政治。而且山县在修改了《文官任用令》之后还弄了一个保障官吏身份的《文官分限令》的敕令出来。

现在世界各国的公务员法规对于公务员的处分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基本精神就是基于：“公务员无过失不受处分”的原则，这条原则看起来有助长公务员的明哲保身和不求上进的嫌疑，但实际上这条原则的法规是很积极的，它和禁止对公务员进行政治任用的法规是互相补充的一对，缺一不可。这条规定堵塞了政党对公务员能够施加政治压力的可能，这样可以保证公务员不会向公共权力屈服。

山县有朋搞的《文官分限令》主要就是规定了如何处罚文官。对文官的处罚包括免官，退官和休职等手段，但这个法令在规定官吏休职的时候有这么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一条：“官厅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责令文官休职”，同时还规定了高等官休职两年，奏任官休职一年之后就算退官。

这两条规定原来是山县有朋留的后门，本来是准备在什么时候精兵简政裁员时用的，但是后来莫名其妙地被人挪用来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把戏了。

《文官分限令》里的这两条被人恶意利用的漏洞几乎撼动了日本帝国的文官制度，对日本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来在规定奏任官必须经高文考试选拔以及禁止政治任命高等官以后，各政党就无法在文官系统里直接安插自己的人了。既然打不进来，就拉出去，各政党采取了在官僚中寻找和培养自己派系的方法，也就是用这个“休职”的方法来炒自己所不喜欢的人的鱿鱼，再把这个位置换给自己更喜欢的人。

这种做法在大正末年和昭和初年，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尤为流行，因为那时候是立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两大政党轮流坐庄。两党制并不是什么坏事，英国和美国都是两党制，但当时日本的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这两大政党只是争权夺利的帮派组织，不但没有治国安邦的良策，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去治国安邦。

新内阁组成之后当然所有的大臣都换了新人，但同时各省的大部分局长，大部分县知事（那时日本的县知事不像现在是民选官员，而是内务省从官僚中任命的）也换了人，换上一批和自己政党走得近的人，最有名的是1930年政友会系统的犬养毅内阁上台之后，一下子就换下来了35个知事。有些闹得厉害的县居然连警察局里巡查都全部换人，这样就制造出了一批官僚浪人。

受这种做法冲击最大的是内务省。现在日本已经没有了内务省，因为麦克阿瑟认为日本的内务官僚们是和军国主义合作的最好的一批人，所以干脆把这个省都拆散了。战前日本的内务省非常大，大到了现在无法想象的地步，包括现在的厚生劳动省，国土交通省，警察厅，总务省和国家公安委员会，（1938年的时候内务省卫生和社会局独立出去成了厚生省），内务省最牛的地方是他掌管着各县知事和警察总监的任命权力，实际上也就掌管了日本所有的地方政府，所以掌权的政党要不断地反复清洗内务省。

麦克阿瑟有句名言：“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官僚集团的本能都是替付工资的人工作”，官僚集团本身应该是没有什么党派之见的，但党派之争如果影响到了官僚们的生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官僚浪人当然要行动起来，暂时还没有成为浪人的官僚也要行动起来。而受冲击最大的内务省官僚们尤其特殊，因为他们都是各地方的行政长官，在政治斗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不会那么简单地向政治家所掌握的人事权低头。

内务浪人官僚们组成了一个叫“日本俱乐部”的组织，这个组织越变越大，因为在职的官僚也不得不加入这个组织以未雨绸缪，到后来这个组织里除了串联交换信息还直接开始了政治活动。他们利用主管地方行政所得到的地方政府和警察组织的人，和特定的政党挂钩，成为了一种专门从事选举的力量参加地方的选举。现在人们对日本国会议员的负面评价还只限于“无能”，而对县以下议会以及议员们评价则非常可怕。日本的地方议会的议员们在人们心目中和黑社会组织成员没有什么两样。追根寻缘，这种现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而更多的官僚们则是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现象。当时明治维新的元勋都已经去世或者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有人从上至下地来解救这些官僚们，官僚们只能依靠自己自救，但是不掌握立法权的官僚们似乎无法自救。

很巧，和官僚的位置没有保障一样，上世纪20年代对日本陆海军来说也不是一个好年代。连年的不景气使得政府不得不接连裁军，就是那些没有被裁掉的军官们也被冻结了军衔和薪金，那时有这么一句话：“桃栗三年柿八年，XX大尉十三年”，意思说陆士海兵毕业之后熬到大尉要花十三年，而在一般年景只需要八年左右的时间就够了。

在军人们看来，日本之所以能够和英美法意并列世界五强，靠的就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三场战争中的胜利，是军人们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现在功臣们受到了财阀和政党的排斥，那些无能的政治家搞不好经济，反过来还要污蔑是军费对国家预算造成了压力，是军人们在浪费公帑，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源济

十四．“革新官僚”登场了

1929年的世界大恐慌更是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经济，不少经济指标都萎缩了将近一半。大量企业倒闭，失业大军日益膨胀，农民更是被逼的卖儿卖女，“打破僵局，实现昭和维新”在日本成为了一种共同的呼声。当时日军下层士兵多数出身农村，陆军的少壮派军官对这个呼声有很大的共鸣。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等陆军少佐们组织了“二叶会”，“一夕会”和“樱会”等组织想进行下克上的改革，这些少壮派军人导演和利用了从1930年开始的5.15事件，9.18事变，2.26事件等一连串国际国内恐怖事件，向国内的财阀，政党和宫廷权力集团进行武装夺权，向日本人展示了一条对内清除腐败的财阀及政党集团，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通过“解决满蒙问题”而向大陆扩张，争取生存空间的道路。

官僚们当然支持军部打击政党政治，因为这样可以收复被政治家拿去了的权力，保护自己的生存权，而且对官僚们说来，天生对民政权力并没有兴趣的军人和政治家不同，他们是很安全的一群人。所以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名为“革新官僚”的集团，也就是一个跟随军部，用自己的行政技术来帮助军部的一个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不但在当时的日本政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到战后还在发挥影响。

应该说文官集团和军部的合流是因为当时混乱的政党政治的结果，纵观日本近现代史，政党几乎永远是在添乱，从来没有发挥过什么正面作用。《文官分限令》的这两个漏洞一直到1932年的斋藤实内阁才堵上。斋藤实内阁对《文官分限令》的修正是：成立“文官高等分限委员会”和“文官普通分限委员会”来分别审理高等官和判任官休职案件，其中高等分限委员会的委员长由内阁总理担任，这样一来才刹住了随便命令官僚休职的歪风，官僚们的身份总算受到了保障。但是这个做法已经为时太晚，革新官僚们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开始发挥作用了。

所谓“革新官僚”里面也派系众多，分类复杂。有人将其根据时代的早晚再分为“新官僚”，“新新官僚”和“革新官僚”等三类，和军部的关系也从开始的“新官僚”们在9.18事变之后被动地从军部那儿接受被政党抢走了的失地再经过“新新官僚”的过渡而转变到后期的以企画院官僚为主体的所谓真正的“革新官僚”，而那些“革新官僚”就是在7.7事变之后主动和军部合作，制定和推进了经济统制计划，向军部提供行政专业知识和技术以支持军部的战争冒险的那些官僚们。

实际上这样的区分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所谓“新官僚”这个字只不过是一个叫三宅雪岭的评论家在1937年左右最早用了这个字而已，而“革新官僚”也只不过是那些人为了和“旧官僚”划清界限，向军部剖明自己的心迹时所使用的一个名词罢了。两者之间既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也没有明确的集团差异，更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而把日本经济搬上战争轨道的就是那些“革新官僚”们，他们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而且对日本战后的社会，政治甚至产业构成都有重大影响。

战后被押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日本甲级战犯有28人。这28个人中有18名参谋出身的军人，剩下的10名平民中再扣掉宫廷集团的木户幸一，知识人的大川周明以后，剩下来的平沼骐一郎、东乡茂德、广田弘毅、星野直树、重光葵、贺屋兴宣、白鸟敏夫等7名居然全是官僚出身的人，其中不少是所谓“革新官僚”的领军人物，最后一位松冈洋右说起来是政治家，实际上是官僚出身的。

一般说来官僚有一种保守和被动的习性，为什么日本官僚里会跑出来这么多甲级战犯，怎么会这么激进和主动呢？

日本是“跑步进入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跑步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虽然当时的日本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化生产的条件，但是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距离像英国美国那样的老牌工业化国家还相去甚远，不要说日本的国力根本不足以支持一场和美国的战争，按照石原莞尔的观点，就连和当时那么落后的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都已经超出了日本帝国的实力。

但是不能因为硬件装置能力不足就终止或者停止这场战争，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在软件上做文章来将这场战争坚持下去，也只有官僚们才有这种“以软件补硬件”的能力，而“革新官僚”们对自己的责任的认识也是这样，也正是因为看上了革新官僚们的这种能力，军部才和革新官僚们走到了一起。

接触过日本高级官僚和政治家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无论他们想的是否正确，但日本的高级官僚们确实是在为了这个国家而打算，而那些被选民所选举出来的所谓政治家们则对于他们是否能够继续当选之外的问题毫无兴趣。

这种感觉不是空穴来风，在战前就更加是这样。那些毕业于最高的学府再次经过严格的考试之后被选拔出来的帝国高等文官们确实有一种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那些时时刻刻在操心自己的位置的政治家不同，身份受到法律保证的官僚们也更有余力来为国家打算，而本来使用法律来保护官僚们的身份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引导官僚们更加以天下为己任。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在当时具体说来就是“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因此高等文官们成天考虑的就是如何才能“富国强兵”。

日本当时在世界上并不孤单，还有和他们志向相同的同伴，一个是德国，一个是苏联。

德国人在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战阴影中走出来，收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失的权益，苏联人在想走出被“敌对国家”包围的噩梦，虽然具体的目标各有不同，但他们企图早日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行列的心愿是和日本是一样的。

更加重要的是，德国和苏联可以说成功了，起码在接近成功，所以以最善学习而自负的日本人肯定会企图吸收他们的先进经验。

源济

十五．那个年代向左转

一般人可能以为社会主义最有人气的时代是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之后，其实上上个世纪的二十和三十年代才是社会主义真正有人气的时代。二战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外的地方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人气，而在战前的20，30年代，特别是在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似乎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无法解决其固有的矛盾而必将崩溃已经成为事实，再加上苏俄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而大大增强的国力，社会主义对于全世界的知识人都成为了第一个选择，日本也不例外。

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在回忆录中说过这么回事，他和日产财阀的总帅鲇川义介一起坐船去美国，闷得发慌的鲇川突然问贺屋兴宣：“你懂社会主义吗？帮我讲讲怎么样”，帝大法学部毕业的高文组贺屋兴宣就从资本论开始向帝大工学部毕业的鲇川义介讲起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船到了美国，鲇川义介也就弄懂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顺便说一句，这位鲇川义介也是进过巢鸭监狱的甲级战争犯罪嫌疑人。

高文组是将来的帝国高级官僚，但他们在做学生时没有读过《资本论》的人却是极少极少，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起码是一种必须追求的时髦，鲇川义介是工科生，没有读过马克思，但这种要求对于法科出身的高文组贺屋兴宣来说只是一种重温旧日的功课而已。

今天的日本共产党虽然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先锋队的概念，但还没有最后放弃社会主义，只是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迟到了“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所以还算是一个左翼政党。有趣的是在日本的政党当中，最重视学历的就是日共，要进入日共的最高领导层似乎一定要东大毕业。

不仅现在是这样，就是战前也是这样：东京帝大，这个帝国官僚的摇篮居然也是日共领导人的摇篮。1930年之前东京帝大有个叫“新人会”的组织，那是一个共产党人辈出的组织，河上肇，佐野学，野坂参三，黑田寿男，田中清玄这几个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全是新人会出来的。这是因为当时的帝国大学是个很古怪的地方，内部基本上能做到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特高警察即使是在东条英机内阁那个最威风的时代也没有进过帝国大学，帝国大学的学生们照样看赤化书籍。

日本有一本非常有名，曾经两次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小说叫《官僚们的夏天》，这本小说基本上是基于真人真事，小说里的主人公风间信吾实有其人，就是日后成为了通产省次官的佐桥滋。

佐桥滋当然是毕业于东京帝大法学部的高文组，在大学里也和所有的学生一样醉心于马克思主义，那时市面上买不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佐桥滋干脆接了一本连夜抄了出来。

就连佐桥滋后来进入通产省据说都是受赤化宣传的影响。佐桥滋在校成绩很好，高文考试的分数也不差，进当时最牛的内务省没有问题。可是佐桥滋选择了被人看起来低一档次的商工省。这是因为马克思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在日本搞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抱着为了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搞好经济基础建设的想法，佐桥滋才进了商工省。

帝大学生就是学生，而学生对异端学说感兴趣是很自然的，或者说学生们感兴趣的就仅仅是异端学说，当然也包括社会主义学说。而如果陆军士官学校或者海军兵学校的那些未来的帝国精英军官们呢？他们也照样在读马克思主义，比如后来的甲级战犯佐藤贤了就回忆说，他陆士毕业之后买的第一本书就是《资本论》。

再说，所谓“社会主义”也不一定就指的是共产国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世界上实际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都有一些学者把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也看作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只不过从“national socialism”变成了“state socialism”，中文叫“国有社会主义”。实际上在共产国际看来种种流派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自己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也就是是否存在一个占领导地位的而且接受共产国际指挥的共产党罢了。

除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之外，在日本也有一个名叫北一辉的人在鼓吹这种理论，他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里面提出要解散两院，实行全国戒严；取消华族制度；废除治安警察法和新闻纸条例，还全国人民以自由；将皇室财产交国家管理；限制国民私有财产；实行大资本的国有化；将私有企业的利润分红给工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支付节假日工资；保障日本国民的平等自由和人权。

北一辉本人没有将他的学说冠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目，而是将其称为“纯粹社会主义”，这种将天皇的“家长国家”变为“公民国家”的理念当时在日本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当然也受到了帝大学生的欢迎。在1937年初北一辉作为2.26事件的思想理论主谋被枪杀之后还是如此。

当时的日本很有意思，整个国家都被一种亲德的思潮包围着。陆军因为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德国式军制，所以陆军亲德不稀罕，但是连在一开始采取英国式军制的海军也开始了亲德，甚至连和德国没什么关系的高等文官们也开始了集体亲德。虽然当时美国已经是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了，但几乎没有日本人喜欢美国人，不止不喜欢美国人，甚至都没有人想过要向美国人学习。陆军海军和官僚们想的都是向德国人学习，甚至向苏联人学习。

这种现象和日本人“善于学习”的形象似乎不太吻合，但实际上仔细研究一下也很好理解。要说明这件事，只需要看一下“革新官僚”的代表人物岸信介的经历就知道了。

源济

十六．有个人叫岸信介

岸信介兄弟姐妹十人，他在三兄弟中排在正中间。他原来是姓佐藤，“岸”是他父亲的姓，他父亲被佐藤家招了女婿，改姓了佐藤。可是岸家后来又缺起男丁来了，这就把老二再过继回去，所以老二就姓了“岸”，老大老三还是姓“佐藤”，佐藤市郎和佐藤荣作。

这三兄弟都有点古怪，岸信介是山口县人，山口县在原来就是长州藩，明治维新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陆军就是掌握在长州藩手里的，所以山口县的男孩子进陆军士官学校才是正道，可是他哥哥佐藤市郎却进了海军兵学校当海军军官。佐藤市郎在海兵海大和率兵奇袭珍珠港的那个南云忠一都是同学，佐藤市郎人很聪明，从海兵海大都是首席毕业，其中在海兵还创下了一项再也没有人打破的记录：平均成绩97.5分，但因为身体不太好，在1940年就在中将军衔上退休了。

到了老二岸信介，还是没有去陆士，走的是一条从一高进东京帝国大学，通过高文考试当精英官僚的路子。岸信介进帝大的时候曾经被著名右翼学者上杉慎吉教授恶语讽刺为“长州男人不去陆士而来帝大，肯定是垃圾”。但上杉慎吉实际上误会了岸信介，岸信介没去陆士的原因是小时候身体比较虚弱，连单杠都翻不上去，这才打消了去当兵吃粮的主意。但他弟弟，因为提倡日本“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佐藤荣作怎么也进了东京帝大而没去陆军士官学校就没人得知了。

进东京帝大之前岸信介在学业上并无十分突出的表现，但在进入帝大之后岸信介一直是各门功课第一名的有力候补。一开始看不起岸信介的上杉教授在岸信介毕业的时候曾想把岸信介收为弟子，劝他留在帝大执教宪法课，但岸信介拒绝了这个建议。岸信介的理由首先是对自己是否具备学者素质并没有信心。其次自己志在做一个行政官僚，用自己的双手实现理想而不是在象牙之塔内坐而论道。

按照岸信介的学业成绩和高文考试成绩，无论是去内务省还是大藏省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岸信介的选择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意外——他选的是所谓第二流官厅的农商务省。农商务省和递信省一起被认为是出不了头的衙门，有人把递信省和农商务省的第一个字加在一起的“递农”取个谐音管这两个省叫做“低脑省”，可见其人气之低。

但岸信介选择了农商务省，因为岸信介知道帝大真正的精英都集中在了内务省和大藏省，如果去那儿的话，岸信介只能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候出头之日，反过来如果去了二流官厅的话岸信介很快就会有出头之日。岸信介不像其他的人那样把官僚的顶峰——次官的位置看成生涯的顶峰，岸信介心目中的顶峰位置是内阁总理。为了能更加接近首相的位置，他想早日当上次官，至于哪个省的次官对他并不重要，所以岸信介才挑选了这个农商务省。

1920年岸信介进了农商务省，1925年这个省分家，农林水产成为了农水省，剩下来的行当变成了商工省，岸信介去了商工省。

盖棺定论，在岸信介逝世三十年后的现在，中日美各国的各派人士对岸信介一贯坚持的政治立场都是同样的评价：反共和保守，是偏右的。但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岸信介可是经常被人攻击为“赤化分子”的，这是因为岸信介是推销“统制经济”最卖力的人。

商工省和农水省分家后的第二年1926年，正好赶上美国举办纪念建国150周年的第二次费城世博会，日本人当然要去参展，于是新人岸信介就被商工省派到世博会去帮忙。半年的世博会结束之后岸信介又绕道欧洲在德国英国进行考察之后再回日本。所以和那些只知道德国的陆军丘八们不同，岸信介对美国和欧洲也了解得相当清楚，他知道日本和美国的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作为商工省的精英官僚，他知道当时的日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还没有的100万吨钢铁的年产目标在当时的美国也就只是一个月的产量。当时的日本全国也找不出来几辆汽车，那都是进口来的超级贵重物品，就是开到了散架的程度也还要修修补补继续用，决不能随随便便报废的。而岸信介在美国看到的是按照日本的标准几乎还算是崭新的汽车就报废了被扔在野地里。美国确实是富强，和日本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像岸信介这样十分了解美国还有一位后来官至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五十六，但后来无论是岸信介还是山本五十六都积极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了解并不等于友好，更不等于敬畏。山本五十六曾经反对和德国意大利结成三国轴心联盟，那只是因为山本五十六认识到三国联盟会导致对美开战的结果，在山本五十六看来，国力不如美国的日本一定要避免那种结果。山本五十六绝不是亲美主义者，相反他可能会觉得德国更加可亲，但是山本五十六是现实主义者。

和山本五十六一样，了解了日美之间存在的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岸信介产生的也仅仅是一种无法追赶的无力感，再由这种无力感所派生的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对美国的反感，而绝非亲近感。

当时日本的这些精英官僚们和陆海军的精英军官一样怀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们在外国考察时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游山玩水或者是看西洋景，他们一直在观察和思考，试图找到一条多快好省富国强兵的路子出来。

文武两路官僚很一致的地方就是都在德国那儿找到了一条看起来是适合日本人走的道路，这次对德国的考察对岸信介的影响非常大，并且通过岸信介对日本发生了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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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拜了德国做老师

岸信介在进入帝大之后和所有的帝大学生一样也对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着迷过一点时间，1920年东京帝国大学曾经出过一次所谓“森户事件”，两位帝大副教授森户辰男和大内兵卫因为宣传社会主义的罪名而被帝大赶了出去。而当时还是帝大学生的岸信介则因为他所属的学生组织“兴国同志会”反对这两位副教授而采取了退会行动，这说明了当时岸信介对社会主义的态度。

但这段时间很短，不久岸信介就发现了使他更为倾心的北一辉的“纯粹社会主义”理论。北一辉理论即使在战前也是属于异端理论，都是在私下以手抄本的形式偷偷地流传。岸信介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看到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的，立即挑灯夜战，把整本书抄了下来。从此岸信介就成了北一辉的信徒。

欧洲德国之行使得岸信介得到了如何把纯粹哲学信仰转变为客观实际的方法。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当时还担负着巨大的战争赔偿，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压迫着德国人，使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但当时到过德国的日本人却被德国的魅力所迷住了。

岸信介看到德国人在不屈地试图用经营管理的科学化和高度的产业技术在重建经济，以国家统制经济的方式力争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消除生产过程中的浪费，提高效率。在传统上这部分工作是由各个企业进行的，但德国人认为单个企业中的效率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效率，所以要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企业来考虑。

1980年岸信介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说：“德国和日本一样也是没有资源的国家，他们在试图利用科学管理和产业技术来重建经济，我确信日本也只有走这条道路才是唯一的选择。日本学不了美国，但是学习德国是可行的”。

从德国回来之后岸信介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考察报告，介绍德国的产业政策，力主日本也要向德国学习。但是直到三年后的滨口内阁时，这份报告才受到了重视。

当时在看德国的并不只是日本，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看着德国的产业振兴政策。德国人把美国人的泰勒制和福特式生产法推广到了整个社会的范畴。1927年在日内瓦召开过一次世界经济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德国式的生产方式受到极大推崇，有人甚至号召要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的所有领域实现科学化管理”。

岸信介进入农商务省的1920年正是日本开始所谓“战后不况”的时候，1923年的关东大震灾所带来的人员财物损失和救灾开支对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当时的商工省认为摆脱恐慌的唯一道路就是像德国人那样实现产业合理化。“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来强化国际竞争能力，以企业集团和卡特尔来消除无秩序的竞争，——也就是强化垄断，强化劳动”，一句话，国家必须统制经济，这个经济统制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岸信介和他的顶头上司，商工省工务局长吉野信次。

也就在这个时候，苏联从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比德国人走得更远。日本人，不管是少壮派军人还是精英官僚都受这个五年计划的影响很深，岸信介在日后的回忆中说：“那是一种震惊，和我们所知道的，所习惯了的自由主义经济完全不同。一直到现在都无法忘记那种恐怖感：他们居然预先了设定经济目标然后去达成。”

苏联不存在私有财产，可是日本是一个承认私有财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日本人无法照搬苏联人的经验。但是岸信介有一种很独特的体制观，使得他可以找出一条别的路径。岸信介认为天皇制是一回事，私有财产又是另外一回事，维护天皇制并不意味着要维护私有财产，岸信介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他的思想：“我连天皇制都从不认为是绝对的，更不会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军部和官僚中很多，因为他们都是经过公正的考试选拔出来的精英，并不是因为自身或者家族的财产而爬上来的，所以不但对私有财产没有什么感情，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特地去损害私有财产，本来他们就不喜欢那些含着银匙子出生的人。

1930年，岸信介再次受命专程奔赴德国考察统制经济问题，回国之后商工省成立了下属两个部的“临时产业合理局”，局长由商工大臣俵孙一兼任，第一部部长由文书课长，后来的甲级战犯木户幸一专任，负责统一产品规格，企业财务制度等技术工作，第二部部长则由吉野信次兼任，负责研究企业的统制问题，在第二部里面挑头的实际上是岸信介。

岸信介第二次去德国的时候，亲眼看到了德国人在钢铁和汽车这些行业所实行的国家统制。回来在一次演讲会上，岸信介明确表示了所谓“产业合理化”的精神实质就是“首先排除自由竞争，企业之间要合作，其次就是降低成本，利润也是构成成本的一部分”。

岸信介不是一般的文人，他可不仅仅停留在发表一下演讲什么的，他是干实事的。他干的实事就是立法。

1931年日本出台了在以后的国家统制经济中起最大作用的《重要产业统制法》，这部法律连行文都是由岸信介完成的。在实施这个法律的时候岸信介更是冲在第一线。水泥行业就是在临时产业合理局工商官岸信介的亲自推动下缔结了行业卡特尔。1936年5月岸信介又主持制定了《自动车制造事业法》来促进汽车的国产化，这个法律指定只有日产，丰田和五十铃才能制造汽车，《丰田王国》一书中有关于当时汽车行业的后起之秀丰田为了挤进这个“法律指定”而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活动。

这个《重要产业统制法》后来又在1936年5月得到修订，根据这个法律制定了生铁生产等19个重要产业（后来又增加了7个），由国家出面培养大企业托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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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啊，满洲

岸信介在他的后台，商工次官吉野信正支持下的这些言行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财阀的抵抗，当时的商工大臣换成了小川乡太郎，他以吉野信正已经当了五年次官这个事实逼吉野信正辞职。确实正常情况下次官的任期也就是一年左右，有官要轮流当，不能一个人把持太久。但实际上的真正原因是商工省已经完全被吉野和岸信介这对哼哈二将把持了，如果不把这两位排挤出商工省的话，他这个大臣就无法当下去了，更不要说这个岸信介还要在日本“搞社会主义”呢。

这样一来岸信介就去了满洲。

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关东军看中了岸信介，到商工省去要人。但次官吉野信次就是不放人，结果是去要人的陆军省军事课满洲班的秋永月三中佐和片仓衷少佐一手手端军帽，一手扶着军刀，在次官办公室里保持直立不动的立正敬礼姿态，你不放人我不放松，吉野信次没了辙，才乖乖地把人交给了关东军。

关东军看中了岸信介不假，吉野信次不肯放人也不假，日本军人喜欢采用立正的方法来耍赖还是不假，比如1982年中曾根康弘当选为自民党总裁，组阁时请竞选时的对手安倍晋太郎（就是岸信介的女婿，自民党前总裁安倍晋三的父亲）出任外交大臣被安倍晋太郎拒绝。最后中曾根请了伊藤忠商事的董事长濑岛龙三出马请驾。濑岛采用的请人方法非常简单——站在安倍家的客厅里保持陆军的立正姿势一动不动，最后安倍晋三郎在这位名列昭和三大参谋之一，陆士次席毕业生，陆大首席的濑岛龙三中佐面前只好低头认输：不能让伊藤忠商事的董事长在家里一直站下去吧，从而答应了中曾根的要求。

但是说秋永月三中佐和片仓衷少佐亲自立正请人就有点演义了，别看片仓衷就是个少佐，也别看他在满洲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面前就是个小混混，但是只要没有这两个人在场，后来又回到关东军担任第四课课长片仓衷就是实际上的“满洲王”，他怎么可能会去对一个什么倒霉次官立正？

事实上是商工省次官吉野信次被人赶下了台，在吉野辞职的同一天，工务局局长岸信介也提出了辞呈。吉野是岸信介的守护神，没有了吉野岸信介就无法在商工省里继续生存了。在吉野的庇护下岸信介在工商省牛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岸信介在商工省里可以领导组织工会活动的地步，所以岸信介被人攻击为搞赤化也不能完全说是空穴来风。

官僚组织的一个特点就是会自然地无限制地扩张，所以精简机构，消减开支永远是政府的一个绕不过去的主题。1929年的滨口信雄内阁打出了一个“小政府”的旗号，要先消减全国所有官吏的一成年俸，这个方针一出来，立即遭到了官吏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岸信介是商工省职员工会委员长，商工省的反对运动就是他领导的。

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大，滨口内阁的减俸设想只持续了一个星期就告吹了。但也是因为手头实在太紧，过不了日子了，接下来的首相若槻礼次郎又想起了这个减俸的主意。还是商工省职员工会委员长的岸信介也还是坚决反对。而且这次岸信介还采取了新的战术：联合高等官之外的判任官甚至雇员和佣人一起干。岸信介以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召集全商工省的职员开会，说明应该采取的策略：全体辞职。

结果商工省出现了罕见的壮观现象：2，500名从高等官开始一直到临时雇员的全体职员集体辞职不干了。最后商议下来，只好采取先减薪再加薪保证大家绝不减少收入才算了了这事。而现在吉野不在了，没准特高警察真能把岸信介当赤党抓起来，所以岸信介真不能再在商工省呆下去了。

无家可归的岸信介这才去了一直在招呼他的满洲。

当时的“满洲”，现在一般被称为“中国东北”的这片一百一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严格地说应该称为“内满洲”，因为还有一片被称为“外满洲”的面积比内满洲还要大的土地被俄罗斯强占了去。而这个“满洲”，或者“内满洲”在世界近代史或者亚洲近代史上特别是东亚近代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离开了满洲，历史就无从谈起。

而当时的满洲是个什么样子呢？

1931年9月18日，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带领关东军发动了9.18事变，而“爱国将军”张学良则“不带走一丝云彩”，挥挥手就把满洲送给了关东军，还饶上了大量作战飞机和装甲车辆以及兵工厂，这样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力气就军事占领了满洲全境。接下来在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抬出满清废帝溥仪，成立了“满洲国”这个傀儡国家，企图把满洲从中国割裂出去。

但在9.18事变之后，关东军仅仅是在军事上控制了满洲，但还谈不上开展行政管理。因为关东军自己不会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管理的部分关东军都是借助关东厅及其满铁的力量。但是满铁只是一个企业，对于涉及到企业之外的民政也没有经验，而关东厅也只是原来的关东都督府将关东军分离出去之后剩下来部分，说是民政机构，其实主要还是管理和满洲铁路有关的事务，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行政机能。而且在9.18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日本政府对于如何应付关东军自作主张搞的“满洲事变”还没有得出正式结论，因此满铁和关东厅都不能说是在全力支持关东军，满铁医院甚至拒绝收治关东军伤员。伪满成立之后，日本政府的态度虽然已经确定了，但在行政管理上没有人敢去和能够自作主张抢来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土地的关东军主动联系，所以除了关东军之外，所有人都在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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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星野直树去满洲

石原莞尔是9.18事变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发展的策划人，他可不仅仅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冒险家。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在这场淘汰赛似的冲突中作为最后决赛来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石原知道在这场“最终的战争”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但这个后方基地也不是那么简单地就能够建设出来。石原莞尔面对着一个已经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俄。石原莞尔不是一个盲目的人，他非常注意世界各大国的动态，其中也包括苏俄，虽然那时的苏俄那时并不怎么很张狂。列宁在1920年7月19日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的一个名为《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日本过去虽然能够掠夺东方各国和亚洲各国，但是，现在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对他来说是一记很响亮的警钟。

石原莞尔不得不承认列宁说的是事实，而要把满洲建设成石原莞尔心目中的“后方基地”的话就一定要跨越这个事实。所以石原莞尔提出了一个这样的计划：模仿苏俄的做法，花五年的时间来奠定满洲作为日本后方基地的位置，在五年计划完成之后，满洲将达到年产200万吨钢铁，2，000万吨煤炭的水平，能够独立生产列车，汽车和飞机。

但这并不是关东军的什么伪满的经济政策，仅仅就是石原莞尔对“满洲国”的所谓“规划”，或者说是石原莞尔本人对满洲未来的期望而已，具体就只是石原莞尔起草的一张笔记纸片。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只是一介武夫，实现这个规划超越了石原莞尔们的能力。再说还有一个眼前如何过日子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丝毫不逊色于将来的那张宏伟蓝图，结果关东军就通过伪满向本国大藏省直接要人来满洲帮助搞财政。

那些帝国高等文官们这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官僚一般都是守成有余而创业不足的，因为创业不是官僚的工作。但日本官僚的特点是喜欢出谋划策，这个不同于其他国家官僚特点的来源就可以追追溯到革新官僚们和军部合作的历史，而日本官僚们最主动出谋划策就是在伪满年代，那些在满洲的帝国高等文官们得到了关东军的全力支持之后就在一张白纸上开始了随心所欲的描画，运作和试验，这种自由创作的快感是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对于日本官僚们来说，满洲国是他们黄金时代的开始，他们在满洲才开始了解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第一个去满洲的高等文官就是后来的甲级战犯星野直树。星野直树从在帝大毕业前就通过了高文，1917年进入大藏省，一直被称为是“大藏省第一人”，当时是国有财产课课长，被视为肯定是未来的大藏省次官。

当时关东军向大藏省总共要八个人：主管伪满财政部的首脑，加上理财，主计两个局长，还有文书，会计，国税，关税四个课长再加上哈尔滨税务监督署署长。

星野直树建议在他自己和国税课长石渡庄太郎，，预算课长贺屋兴宣，国库课长青木一男，特别银行课长大野龙太这五个当时大藏省内评价最高的课长里面选一个人去满洲，然后将挑选其他人的全权交给这个人，让这个人带自己所中意的人去满洲，这样才能保证大藏省派出人员的质量，才能真正支持关东军，这个意见得到了从大臣高桥是清开始的全体大藏省的支持。

结果大藏省的结论是除了星野直树再无别人能担当这一重任。所以星野直树代表大藏省，带领着他自己挑选的7个人去了满洲。

“去满洲”这三个字在战前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意味着来钱。

1934年，后来当过明治学院大学校长的武藤富男当时还只有一名司法省的年轻法官。在新年去上司家拜年的时候顺便告诉了上司说他就要去满洲了。上司的太太热心地问他到了满洲能拿多少薪水，当时29岁的武藤富男老老实实地说：“听说年薪6，500日元”。

上司太太吓得瞪圆了眼睛：“哇，和大审院长一样多啊”。

这个“大审院院长”的官职现在叫“最高裁判所长官”，相当于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裁长官现在的年俸是大约三千万日元，而战前日本官僚的工资比现在还要高得多，所以上司太太听说一个29岁的小伙子能拿这么多钱，吓得瞪圆眼睛是很正常的。

官僚们去满洲一般能拿到在日本国内三倍以上的薪水。

但在星野直树的时候还不是这样。

1932年7月12日从东京出发经大阪，汉城前往满洲奉天的星野直树一行实际上是第一批由日本政府正式派出赴满的官僚。工资当然会有，但怎么发，发多少，发什么货币，甚至连这次去满洲的路费由谁出都没人知道，当时还正好遇到他父亲去世，但星野直树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到银行取出了三千日元自己的存款，带着他从大藏省挑出来的七个人直接就从他父亲的葬礼就去了车站。

星野直树是甲级战犯。但必须说明后来星野直树被送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原因是因为在日美开战时星野直树在开战的诏书上签了字，而并不是因为他此后在中国东北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星野直树当时担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这个相当与现在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相当的要职。照规矩，东条内阁的全体阁僚都要在开战诏书上签字，这就得罪了美国人，到后来美国人先把签了字而且还没有自杀的人全部当甲级战犯抓了起来。

实际上对中华说来，星野直树在满洲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战争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