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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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游历，为的是读无字的书，为的是有机会在异国他乡仰望星空。在这片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物质文明最昌盛的国度，我经常反躬自思的一个问题就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

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

美国素来给予国人最深印象的是这个国家林立的高楼大厦，代表着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可是，高楼大厦在中国已不稀罕！显然，高楼大厦并不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

那么，是财富的差异吗？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40美元，而美国是34100美元，两者差距悬殊。但考虑到中国人收入水平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财富差异虽大，不足以构成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

或许有人会说是科技水平的差异。但是，中国同样拥有许多高科技：早就搞了氢弹、原子弹，让火箭上天，并且正研制航天飞机。所以，中国的科技水平虽说与美国有差距，但也不是天差地别。

或许还有人会说是金融的差异。市场经济最尖端的一块就是金融，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软肋。相比之下，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金融，最早实施金融放松管制，引发金融创新，至今吸收着全世界75%的金融资源，使金融优势成为美国三大优势之一（另外是科技优势与政治强权优势）。不过，中国的金融虽然落后，但是环观举国上下，银行多如米铺，证券公司到处招摇过市，而基金的广告也已在央视的黄金时间频频闪烁。所以，中美两国的金融差距虽大，但亦不足以构成最大的差异。

那么，一定是政治、法律制度的差异了？诚然，这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一目了然。但是，中美两国国情不太相同，而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变革与转轨之中。可以料想，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然日益朝着建立起良好的政治文明与法制文明的方向前进，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许多经验与做法，也会被海纳百川的中国所借鉴。从这样的角度，中美两国政治、法律可参照的地方其实甚多，仍然谈不上是最大的差异。

那么，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的看法是：教堂。只有在这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不是多和少的差异，而几乎是有和无的差异。在美国，尖顶的教堂其数量之众多过中国的银行和米铺。在哈佛广场附近的街道上，我曾驻足四望，结果竟然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发现了三个教堂。事实上，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农村到城市，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发现：这个国家最多的建筑不是别的，正是教堂。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国人的中心，是凝结美国人最核心的东西。

教堂与市场经济

美国人不是傻瓜，其对教堂之需求如此之盛，而教堂的供给也是呼之即来，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在美期间，教堂与美国经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成为我思考时间最长、想得最多的问题。我得出许多有趣的想法，限于篇幅，这里仅谈经济方面的内容。核心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之比较。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叫人不偷懒。计划经济行不通，坏就坏在没有激励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没法活的。所以，市场经济会逼着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

的确，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的行为，而法律的严惩亦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情况下，完全靠重复博弈和法律的惩罚来求得规范的市场行为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不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的运行成本无限高，贵得让人没法使用，最后或自行崩溃。中国的市场经济目前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朴素地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发财，而发财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跛足的市场伦理业已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两大痼疾：一者，不是靠劳动致富、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而是靠官商勾结，恶意地转移社会财富的办法来获取财富；二者，在市场交易中不讲诚信，靠食言而肥，靠坑蒙拐骗而致富。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呼唤出了一群“人妖”：他们在日夜不停地靠撒谎和害人成一己之私利。这样的市场经济自然运行成本高昂。而造成这样高昂的经济运行成本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自我约束。

如今的中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则有不同。中国人或许很难理解基督教徒是什么样的人。在此，我只能说他们是和我们一样充满理性的人，而你只要不将他们理解为怪物就行了。

不能否认也不必否认进进出出教堂的人中也有骗子，但就大部分人而言，他们上教堂绝非是吃饱了撑的，众多的教徒的的确确是怀着虔诚的信仰出入于教堂的。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话一般人恐怕难以做到，因为一般人都不是君子。相比之下，总是仰望教堂尖顶的人们总体而言较易遵守财富操守和准则。为什么？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清教徒虽然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热衷于积累财富的人，但其追求财富并非为一己之私利，而为的是“荣耀上帝”，并使得自己死后可以进入天堂。这样的财富伦理使得清教徒在追求财富时的目标与手段不再是分裂的，而是一致的。一个清教徒绝不可能设想用撒谎和害人的方式去获得财富，因为那样做非但不能“荣耀上帝”，恰恰是背叛上帝，必然遭到上帝的惩罚。清教徒既然相信取财须有道，而且一心只想着为上帝而创造财富，自然可以成为君子，而且是君子中的君子。顺便说一下，想到这一点，我对小布什要求美国的CEO们在财务报表上签字时按着圣经起誓便恍然有了新的体会：原来布什不仅要为CEO们高悬上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要将他们置于地狱之刀山火海的威胁之中。法律之剑再加上帝的目光，显然要比单纯的法律的作用更大。因此，获取财富之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恰能相互弥补。从这个角度上讲，市场经济天生需要与某种市场伦理相配合才能发挥最大威力，就像好马天生需要好鞍一样。从人类社会来看，最成功的模式是：教堂+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叫人不偷懒的市场经济与叫人不撒谎、不害人的强大信仰（伦理）珠联璧合，才能生出最美最大最甜的果实。

你不是追求诚信吗？那么你应该知道：有信仰的地方有更多的诚信。这一点对于爬坡时期的中国经济改革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的另外一大不同是：前者更容易建立共同遵守的制度。原因也很简单：拥有共同信仰的人们相比于只是信自己的人更容易建立彼此间共同信任。有人认为，美国最了不起的就是200多年前确立的一套宪政体制，这一观点我颇为赞成。但是，美国宪法的基石又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早在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驶往新大陆途中，就有了后来成为新英格兰诸州自治政府的基础——“五月花号协议”，其内容包括组织公民团体以及拟定公正的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等，而契约的第一句话便是“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所以，共同的信仰是共同的法律的基础。否则，就算法律制定出来也不会得到遵守。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还更有开放性。其原因也许可以解释为：上帝面前，人们平等——博爱的精神内核更容易带来对外人的开放、宽容与尊重。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还有别的作用吗？有的，而且相当重要，那就是引导财富的消费，调节穷人与富人间的紧张关系。马克思说过，富人要想进天堂，比大象钻过针眼还困难。但是，对于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富豪来说，情况或有不同。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将告诉他：获取财富只是为“荣耀上帝”，对他自己来说，必须合理地使用财富，永远保持谦卑才是上帝所赞许的美德。所以，在美国，我们看到，有钱的人必须将财富的1/10捐献给教堂，让其他教民分享，我们还看到，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与社会捐献榜上的排名高度重合，富人与穷人的关系根本不像中国大陆那样剑拔弩张。富人对财富的消费与处理，有的其实已经触犯法律，却并没有触犯世俗的法律，所以也难于受到法律的约束。可是我们知道，这些丑行决不为上帝所喜欢。但是，没有了上帝的约束，一切丑行就都是可能而且常见的。

信仰：市场经济的灵魂

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文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三位一体，中国社会为求市场经济正果，最终将走上文化重建的道路，为市场伦理而投资。好在中国社会现在已普遍认识到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要确立这样一块良好的基石绝非易事。

回顾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对于西方的学习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我们从船坚炮利学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从人家坚船利炮的不断改进我们懂得了要发展自己的科技、教育，又因政府主导科技与经济的失败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新路，到如今屈指一数已是160多载的光阴，但是，这一条现代化变革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从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呻吟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危险在逼近：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人类最昂贵的计划制度，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于人类最贵的市场制度。

现实无疑需要我们往前再多走几步。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或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漫游于北美广袤的土地，聆听座座教堂发出的深沉的钟声，我不时会想起一位愤怒诗人的诗，并想着要将之改变如下：

敬畏神威，
敬畏闪电，
也敬畏天空的惊雷。
唯有敬畏，
才能得救；
唯有信仰，
市场经济才有灵魂。


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
作者：[赵晓]  


　　“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这个命题或者称分析范式和我2002 年的一篇文章《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在那篇文章思维方向上的进一步扩展，目的是要从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角度建立一个对于变革（转型）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变革（转型）的一个新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写自2002年，这篇文章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从信仰及市场伦理的角度比较了不同的市场经济，并以此框架来反思中国经济改革的缺陷，进而提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要取得完全的成效，不能单兵突进，尚需市场伦理的支撑，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信仰与伦理的磐石之上。

　　在此以前，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学界及改革界主要是从制度层面，从机制或运行层面来思考，缺乏伦理的角度，也少有提及现代经济-现代政治（法律）—现在伦理的三位一体、相辅相承的关系。因此当时我这样谈的时候，有一点石破天惊的味道，然而当今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具有十分宽广的胸怀和开明的态度，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非常强。因此，几乎是一年之后，政府便在改革上作出了新的部署，将伦理（道德）纳入中国经济改革的范畴。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经济改革的文件中清晰地谈到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必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并认为此举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2005年以后，根源于市场伦理的“企业责任”蔚然成风，中国企业界开始普遍地注重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而学界近年来也开始谈论中国的文艺复兴问题，其实也是在从挖掘并创造性地转换传统伦理资源的角度来回应中国改革之需。而中国的领导人，甚至表现出了更高的理念，例如：江泽民提出过“以德治国”，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温家宝总理则谈到要仰望星空，谈到中国人需要比黄金更宝贵的诚信，有比大海更宽广的胸怀，比高山更崇高的道德，比爱自己更多的爱别人博爱精神等等。

　　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或者说我们业已经历的改革虽然是从经济改革起步的，并且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会止步于经济改革，也不意味着经济改革就等于改革全部。实际上，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中国改革，需要从更加深刻、更具历史感的角度去看待，以此来回顾过去的改革，展望未来的改革，更加明角未来的道路与变化。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从经济变化上预测中国未来十五年。比如，未来十五年中国人均GDP会达到一万美元，而现在我们已经超过两千多美金了。假如人民币汇率在这期间再升值50%，我们到一万美金的时候，按变化后的汇率计算实际上就是一万五千美金，这无疑是一种最乐观的前景。我们首先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描述中国未来的变化。

　　我们还可以从更广阔的层面去思考未来的变革。比如，2007年的17大报告以及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特别强调了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而汶川地震让无数中国的志愿者（机构）一夜涌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如同神户地震后的日本，“921”地震后的台湾地区，将步入以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不为契机的新的社会发展呢？我个人持期盼态度。因为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发展民间的工商组织来实现中国经济繁荣，而未来我们的确需要通过发展民间的社会组织以及通过政府转型来实现公益、公共产品的繁荣。这就具有了与经济改革不一样的视野。过去，我们经济改革带来的是经济进步，但我们在社会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两块木板不一般长，所以，社会改革与政府转型应成为今后的一个重点。除此之外，毋庸讳言，未来十五年我们可能还会发生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方面变革，某些大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四小龙的例证看，收入结构变化到一定程度上必定会引发政治结构的变革，大概在人均6000美元时要开放报禁，在 12000美元时要开放党禁。所以，未来十五年，我们一定会遭遇越来越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

　　我们可以从前述经济、社会、政治的层面去构想和描述未来十五年的变革。我们当然还可以从其他一些专题性的层面比如生态、资源、人口、国际地位的角度进行描述。而我今天在这里想谈的角度，是平时我们很少关注的，甚至几乎是听不到的，但也许从历史、从未来的角度来看是最重要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信仰的角度，或者最高端文明层面的角度，尤其是从基督信仰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未来变革的影响这样一个角度，从“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等两类变革的区分角度去重新思考我们过去的变革，也许更能够让我们看清一些问题，更能够让我们从世界变革史的角度让我们看清过去所发生的变化的本质，以及更能够去看清我们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一个新视角是否能够成立，请大家提出意见。

　　从这样的角度，我的思考是，我们今天的变革，也包括我们今天谈得很多的大国崛起话题，远远不是我们普通看到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主流性话题可以涵盖的。事实上，中国今天经历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变革，是一个新的文明的演变，中间包含了不同文明的融合，其最终指向乃是成功的文化的融合所导致的大国崛起。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两次非常了不起的文明的融合与大国崛起。一次是汉朝，汉朝是儒道互补，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后的各种文化，到此变成了最优秀的儒道间的相互融合，特别是形成了董仲舒新的以天人感应为特点的儒家学说，其所建构的精神资源支撑了汉朝的崛起，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国崛起，是我们之所以称“汉人”的历史大背景。第二次伟大的崛起是唐朝，唐朝是儒道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当时的情景据说说“家家官世音，户户阿弥佗”，在儒释道融合的精神资源的基础上有了唐的大国崛起。而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伟大改革，同样出现了新的文明融合，即中华文化正在和基督信仰相结合，也许在此以前还有不少人对这样一个融合避讳三分，还有许多人对这一融合抱有担心，但其实，融合而不是对抗是文明间最值得鼓励的和谐影响的例证。如同历史上的文化融合导致了中国的兴盛，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的结合必定会产生出一个更加伟大、漂亮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加丰富的精神资源，来支撑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的大国崛起。

　　在这里我要先交待一下，我怎么会从这么一个古怪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变革。为此，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当年对美国的考察。2002年，我去了美国，当时想研究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美国的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差异，从美国的市场经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结果我发现，其他的（科技、金融、城乡差别、政治制度等）都是量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或者说本质差别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而中国没有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教堂与澡堂的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下半身驱动的，是人的自私，欲望，贪婪这些东西在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前行。这些可以说是人的本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高估，不能顶礼膜拜、不能驻足不前。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当年清教徒引领的市场经济更伟大，它没有去否定人们的欲望，但也没有放纵欲望，而是用好的伦理去引导欲望。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靠上半身，即通过克制人性的很多不良欲望，努力地做商业做大，并且做得更文明。众所周知，清教伦理与人类的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全世界市场经济的来源，清教徒商人们无论是商业动力、商业行为还是财富支配都受到了清教伦理的影响，而美国最为典型。我谈到，在清教伦理主导下的商人做交易的过程中是不能不择手段的，而我们这边是怎么有利怎么做。同样是财富，美国的清教徒祖先们认为这个财富不是他的，而是上帝的，他唯一的本事是按照上帝的意愿把财富打理好，“尽可能的赚钱、尽可能地省钱、尽可能地捐钱”。但我们如果认为这个财富的来源是自己，那么我凭什么把财富捐给别人呢？显然，这些都是因信仰而导致的大的伦理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

　　我写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篇文章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文章，就是想从伦理差异性比较和探讨不同市场经济。我曾经指出，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是教人不偷懒，但它并不能教人不撒谎、不害人。因此如果一缺乏政治（法律）的约束，二缺乏伦理资源的支撑，一种鼓励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去挣钱坏的市场经济便成为可能。而历史上好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在完善的政治（法律）系统之外的“教堂＋市场经济”的组合。

　　这样的思考主要是从市场经济需要诚信这一在2002年前全社会最为关注的主题去思考的。过去几年，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有了重大变化。现在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建设要又好又快，但是我仍然发现这些新的主题与伦理和信仰相关。比如，我所看到的人类最好的建设在瑞士。瑞士的风景随便拍下来就是贺年片。你发现，在瑞士单独的一栋房子好象也不豪华，也不是很好看，但是所有的房子放在一起就特别漂亮，和周围的风景特别相配搭，就成了建筑和生活的艺术。原因是什么？我发现他们墙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尊重旧的，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显然，这是一种非常谦卑的态度，是说要尊重前人的建设成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瑞士人好的建设的确和他们的信仰所导出的谦卑伦理有关。他们对前辈是谦卑的，所以不会轻易把前人的好东西拆了（而我们基本上把旧城都拆完了）；他们对大自然是谦卑的，所以不会轻易去破坏自然风景（而我们的建设以破坏、掠夺自然资源为代价）；他们对后辈也是谦卑的，所以他们会留下后人发展的空间；他们对左邻右舍也是谦卑的，所以他们建房时不会只讲个性而要必定会考虑与邻居是否协调。这样一来，他们的建设就成了又好又快的建设了。

　　我到瑞士UBS讲课，他们请我住的是当年拿坡仑的行宫。外面和当年拿坡仑住的一模一样，里面非常现代。他们认为，大自然并不是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财富，而是我们从后人那里借来的财产，因此我们不能破坏，要完美地留给后人。

　　这样的建设自然会是最美好的建设，但前提是这些人要谦卑，如果非常“讲个性”或者放任私欲的话，不可能有这样好的建设。

　　除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我们现还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然而，和谐社会最主要的并非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人自身的和谐。假如我们自己很多问题都想不明白，自己心里都不爽，不舒服，能和别人和谐吗？不可能的。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十字架的市场经济的分析框架可以说对中国的经济变革作出了一个独特的切入分析，并启迪了伦理变革之于经济变革的重要。但面对最新的变革话题，以及通过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变革以及历史上各国的变革，我发现还有必要提出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就是“有十字架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 来对各种变革尤其是中国当代变革进行分析。与此相比，“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不过是“有十字架的变革”的经济特例而已。

　　什么是“有十字架的变革”？“有十字架的变革”指的是以基督信仰作为核心理念或者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特别是有博爱精神与契约精神融入传统文化，进而引发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变革。“无十字架的变革”则是缺乏基督信仰影响的变革。显然，无十字架的变革比比皆是，中国几千年的变革都是无十字架的变革，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部分变革也都是无十字架的变革。所有这些“无十字架变革”的共同特点就是，普遍没有导引出现代文明，既缺乏市场经济这样的伟大经济变革，更没有现代政府治理变革所导致的长治久安。而“有十字架的变革”则带来了全新的经济与全新的社会及政治变革，带来了现代文明。

　　我们来看几个“有十字架变革”的例证。“有十字架的变革”历史上最早在欧洲发生。当基督教传入欧洲的时候，欧洲是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曾经是历史上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罗马有许多优秀的文明，但在两点上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一是崇尚武力，到处侵略，以此维持帝国的繁荣；搞角斗士，以此维持帝国的血性。二是罗马人缺乏道德感，普遍放纵、非常腐败，其澡堂之多、之盛只有今天的中国可以比拟。基督信仰传入罗马后，经历了一个从逼迫到承认、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当基督信仰融入罗马文明后，就开始对罗马帝国消毒，罗马不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罗马，不再那么道德腐败，罗马后的欧洲博爱精神和敬虔意识成为主流，逐渐演变成为现代文明的核心，特别是在宗教改革后，一飞冲天。

　　“有十字架的变革”的第二个典范是美国。美国建国的祖先是不是一帮在欧洲活不下去的人，而是一群秉持十字架理念，充满理想的清教徒。他们远渡重洋，冒死奔赴北美的目的，就是要在新大陆建设一个“有十字架变革”的山上之城，让全世界都看到上帝的荣耀。应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美国不仅成为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

　　“有十字架变革”再一个案例是东亚。东亚的日本本来就受到了欧美的影响，后来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美国之手动了外科手术后而进一步改变。东亚四小龙是继日本之后的不是经外科手术，而是内在变革成功的例证，但同样经历了“有十字架变革”的过程。比如，韩国，其基督徒人数的比重早已超过老牌的欧洲国家，其派出的宣教士人数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在首尔的夜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遍布的十字架。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其华人中的基督徒比重在 20％左右，知识分子中则达到三分之一，如果以人口比例计算，其宣教士的比重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新加坡表面上是儒家文化成功的典范，其实质是“有十字架变革”成功的典范。新加坡华人的精神资源基础要远比中国大陆更为博大、雄厚，这成为其现代变革成功的基础。可惜的是，许多去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官员只看到其管制制度，失之于考察其管理文化的深刻变化。香港，基督徒人数比重并不是太高，但香港的中小学绝大多数是教会学会，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受到了基督信仰、基督品格的影响。台湾，其基督徒人数比重是最低的，但台湾的高官等精英阶层（包括目前的马英九在内）许多是基督徒，台湾的内阁中经常有四分之一的人数是基督徒，中国第一位基督徒总统孙中山所倡导的带有浓厚《圣经》色彩的“节制资本”等思想对台湾的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使得台湾成为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均收入没有出现悬殊的典范。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将人类的变革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十字架的变革，一种是没有十字架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的变革是没有十字架的，因此，它一直是在某种治乱循环中打转转，史家称“趋稳定结构”。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变革则不同，一方面中国的变革受到了西方有十字架变革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及未来的政治变革方面越来越从西方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中国内在的生命变革也是非常惊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了数十倍，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增长了一百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多万人增长到7000多万，甚至可能超过一亿人口。目前，好多的中国人都开始成为基督徒，从农村的老太太、老大爷、打工仔打工妹到城市里年青的知识分子、商人乃至少部分官员，都在开始接受基督信仰。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今天仍然是惊人的，在未来必定是影响深刻的，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变革的同时，中国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生命的变革，出现了传统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在生命上的融合。

　　这样的生命的变革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这个话题可以讲很长。但我这里仅指出两点对于中国有特别有好处的地方，其对于中国的现代性转换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

    第一，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现代规则文明的基础。无论是市场经济文明还是现代政治文明，其本质上是规则文明。比如马英九当选了，陈水扁就应该祝贺他，你必须尊重规则，而不能搞暗杀。市场经济中的赢亏也是这样，你必须承认契约最高，而不能为谋利不择手段（一个反例就是哇哈哈的宗庆后，只以利益为依归，缺乏商人信条）。对规则的尊重来自契约精神，而基督信仰的文化恰是以《圣经》旧约和新约为基础的文化，上帝和人立约进而让契约变得具有神圣性，是希伯来-基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这种契约精神。比如，几千年儒家学说讲的其实是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多要求是下面的服从上面的，是单方面的义务，但没有讲有什么权利，所以这不是契约，而是秩序，是礼制。

　　第二，是博爱精神。在基督信仰之前，人类的爱往往都是狭隘的，中国人是所谓的“等差之爱”，即视所爱对象与自身关系的远近来施爱，古希腊是“优爱”，即爱优秀者（身体健壮的人、美女以及美好的智慧），但对弱势群体则不能施之以同等的爱。现在社会所谓的宽容和谐，实际主要来自于基督信仰的影响。基督所倡导的博爱精神超越了人的差别，他让人爱所有的人，包括仇人，同时倡导无条件地爱，也就是说不是这个人对你好、可爱你才爱他，他对你不好你也要爱他。这就带来彻底的博爱精神，进而塑造宽容和谐的文化。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比爱自己更多的博爱精神的倡扬是关键。

　　以上两种精神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会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国民性，改变国人的传统人格。总结中国历史上人格类型，多的是三种。一曰“顺民”，即逆来顺从、麻木不仁；二曰“暴民”，逼急了老子跟你干，逼上梁山，滥杀无辜。三曰“逸民”，不关心世事，骑青牛出函谷关，自善其身。中国历史上所最缺者公民，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最需要者也是公民。公民既不做“顺民”，更不做“暴民”，也不做“逸民”。他有爱心，有理性，尊重规则，以善胜恶，致力于用爱心和理性，建设性地推进社会的更新与进步。公民社会的基础就是有契约精神和博爱精神的基督徒群体或受到基督信仰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

　　中国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地方，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融合会带来更加优秀的文化，进而奠定中国崛起的精神基础。所以，中国这一次的变革与历史上的变革有大的区别，它是一个文明的变革，包含着人的生命的更新过程，而这样一个生命的变革、“有十字架的变革”才会进一步支撑中国的变动，把中国带向真正的大国崛起。

　　中国现在所经历的正是一个有十字架的变革，这个变革不仅意味着变革的成果非常伟大，而且变革的方式也都是非常伟大的，创新的变革。

　　很显然，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文化融合成功，将带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中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说得好，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脚踏实地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还要仰望星空，只有仰望星空的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我想，也才能有资格谈做世界的领袖，这样的世界领袖才有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祝福。

　　的确，人类的一切行为和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不过是外在表现而已，最终却都是从心发出的。一切的变革最终取决于生命的变革，取决于决定人类行为选择的内在文化操作系统的更新。任何一场伟大的变革，如果没有生命的操作系统的变革，只停留表面的变革，那是很危险的，失败巴列维的伊朗变革就是警省。生命的变革将带来人格的改变，而人的品格是建设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石。如果我们非常想建五十层的大楼，但是我们地基只可以建五层，这个时候我们非要建五十层的话，就会倒塌。

　　我们看到，几千年的中国不缺乏盛世，所缺乏的是持续的发展、和平的变革，而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有十字架的变革”有望让中国第一次跳出历史上的周期律（复兴与震荡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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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晓，1996-1999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北京大学-世界银行研究员、地产商，现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前社会兼职及学术兼职有：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体改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产业与市场研究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央视“中国财经报道”财经观察员以及“经济半小时”年度人物评选顾问、评委。 2004年，被评为“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2006年，被评为“中国地产界思想贡献人物”；2007年，被评为“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