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

任大先生

    然而，如果说他对世界是那样的严酷，他对自己的严酷也不少逊。他恪守最严格的教规。为了心灵之故，他只允许他的身体享受绝对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休息。夜间只睡三小时，至多四小时；一天只进一顿节约餐，很快吃完，餐桌前还翻开着一本书。他不散步闲荡，没有任何娱乐，不寻求消遣，特别避开那些有可能使他真正欣赏的事物。他工作、思索、写作、辛勤劳作和战斗，卓越地献身于宗教，从来没有一小时的私生活。

    加尔文从来不知道享受青春年华。比方说，他生来就象大人。他的另一主要性格是全然无需声色口腹之乐，肉欲严重威胁了他的教义。其他的改革者们相信并宣称，人可以可喜地领受上帝的天赋，而真诚地为神圣的目的服务。他们基本健康而正常，他们以健康和有力量享受为乐。兹温格里在他的第一个教区里留下了一个私生子。路德有一次笑着说：“如果妻子不要的话，姑娘倒要的”——一言蔽之，他们是男人，乐于痛饮和纵情欢笑。与此相对照，加尔文完全克制了他本能上的情欲成分，或只让它们以最隐蔽的形式出现。他凭着狂热的理智，一直生活在上帝的旨意和精神世界里。对他来说，只有当真理是合乎逻辑、明了和始终如一时，它才成其为唯一的真理。加尔文只知道、只容忍有纪律，嫌恶无纪律。他理智得近乎执拗，他从来不需要任何能使人沉醉的快乐，诸如：醇酒、妇人、艺术或上帝赐与尘世享乐的多种天赋。在一生中，他只有一次是按照《圣经》的传统办事的。他去求婚，不是被情欲而是由信念所驱使——一个已婚的男人可能工作得更好些。他不是自己考虑作出抉择，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为他找一个合适的配偶。结果，这个情欲的凶恶敌人险些失误——与一个轻浮的女人订了婚约。最后，在幻想破灭的情况下，他同一个他使之受再洗礼的寡妇结了婚。但命运否决了他享受快乐的资格。他妻子为他育的独子未能活下来，生下几天就死去。之后不久，妻子又死，他成了鳏夫。其时他还不满三十六岁。这个还有二十年活力的男子正当盛年，他得处理结婚事务，得接触妇女，但他从来不再接近其他妇女。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宗教、教士和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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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一个人肉体上的需求并不亚于思想上的需求，谁忽视它，他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复。我们人类的每一器官都有一个按其天然能量充分运转的本能上的要求。每时每刻，血液需要更自由地循环；心脏需要更有力地跳动；肺部要扩张；肌肉要自行紧张；精液要寻自然的终点。如果有人想用自己的理智去抑制持续的生命冲动的愿望，抑制它们，不去满足它们，那么或早或迟将面临自身器官的造反。加尔文的身体因厉行教规而得到可怕的清算。虽然禁欲者试图假装说或自己譬解说欲望是不存在的，但神经却不断折磨这一暴君，明显地强调说欲望是实际存在的。在那些精神生活的大师们中间，可能很少有人比加尔文忍受更多的因肉体的造反而造成的痛苦了。小病接踵不断加剧。几乎在加尔文的每封亲笔信里，都可觉察到一种由于不可思议的疾病所造成的、恶作剧似的奇袭。时而他提到偏头痛，那使他卧床几天；时而提到胃疼、头疼、痔疮发作、绞疼、重感冒、神经痉挛、出血、胆结石、痈疽、短时间发烧、寒战、风湿病、膀胱病，他得继续不断地看医生。他的身体是如此的脆弱，以致似乎每一部分都会在压力下垮掉而成为造反的一个中心。加尔文有一次呻吟道：“我的健康好象是一个长期的死亡。”

    但这个人就象他的座右铭那样：“从绝望深处振奋精神奋力前进。”他拒绝让疾病夺走他分秒的工作时间。这一骚动着的身躯经常要用他跋扈的精神去从头制服。如果高烧使他无法缓步走向布道台，他会让人用担架抬到教堂布道；当他不能参加市行政会的会议时，他会召集那些成员在他家里开会。要是卧床不起，牙齿打战。盖上四五条热被子才使他可怜发抖的身体升起一些热意，他仍会在房间里留下两或三个秘书，轮流向他们口授。如果他同一个朋友到近郊换换空气，消磨一天，他的助手会同他驱车同行。而在这伙人还未到达目的地之前，成车的信使已匆匆地在城乡间来回待命。每次大病方愈，他会立即提笔，恢复他劳累的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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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认为加尔文是不活跃的。他是一个精力过人的魔鬼，每天劳作不辍。在破晓前很久，当其他人还在沉睡时，他书斋的灯火已亮了；午夜后，日内瓦所有的人都已休息，他的灯火还得亮几小时。从日落到日出，那些抬头看他窗口的人，会觉得这孤单单的灯光好象永远是点燃着的。他的工作量使人简直难以相信，我们不得不认为他有四个或五个大脑可以同时使用。可以毫不夸张他说，这一被证实为重病号的人，确实千了四五个不同职务的事。他主要的公事，圣皮挨尔大教堂的传教士，只不过是许多公事中间的一件。这一兼差的圣俸者，受歇斯底里权力狂的激励，逐渐地取得了多种职务。虽然他在上述教堂发表的布道，已印刷成册装满书架；虽然誊写员发现自己全部时间都化在抄写文件上，而所抄写的也只是所收集的加尔文著作的很少部分。加尔文作为宗教法庭的首席法官，没有他的幕后操纵，法庭从未作出一个决定；这一“圣经牧师”作为无数神学和论战论文的编者，作为《圣经》的译者，作为大学的创立者和神学院的创始人，作为市行政会的长期顾问，作为宗教战争的参谋本部政治官员，作为最高的外交官和新教教会的组织者，指导并执行他的神学王国所有其他牧师事务。他管理从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和荷兰送来的传教士们的报告，他指导对外宣传。通过印刷厂和销售者，他建立了一个秘密机构，把他的触手伸向全世界。他同其他新教领袖进行讨论井同亲王们和外交官谈判。几乎每日每时都有外国来宾。所有的学生、所有未来的神学家，经过日内瓦时都来向加尔文求教并向他致敬。他的家好象一所邮局，是有关政治和私人事务信息的来源。有一次他不无感慨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记不起，在他的公务任期中，曾有过连续两小时不受干扰而致力于工作。

    每天，从最遥远的地方诸如匈牙利和波兰，通过他所信得过的代理人，源源不断输来急件，他要向无数求援的人提出个人的忠告。有时是一个流亡者要求在日内瓦定居，并为他安顿家眷。加尔文发起募捐，保证他同教派的人受到欢迎和支持。有时是有些人要结婚；有时是另一些人要离婚。两条路都通向加尔文。因为在日内瓦，未经他的批准，任何精神上的事件都不能发生。要是独裁的贪求仅限于其正常的范围里，仅限于精神上的事务上，那就好了！然而，加尔文却认为他的权力是无限的，作为神权的执行者，他认为尘世间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服从于神和灵。他残忍地把他专横的手伸向国家和城市的每一事务。市行政会议的记录里，没有一天不看到这样的句子：“关于此事，最好同加尔文大师商量。”没有东西可以逃过他戒备的眼睛，我们只能把这灵敏头脑的持续劳动视为奇迹。这样一种精神上的禁欲主义带来了数不清的危险。无论是谁，全部放弃了个人享乐（即使是自愿放弃的），也必然会把放弃作为法律强加于人，而且将试图使用武力，把对他是自然的，但对别人却是不自然的事物强加于人。以罗伯斯庇尔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禁欲主义者往往是那种最危险的暴君。一个人如不全面地愉快地分享他伙伴的生活乐趣，就必将对他们毫不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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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规和冷漠无情的严峻是加尔文教条的基础。在加尔文看来，人没有权利抬起他的头坦然地向四面八方观看，没有权利无畏地在世界上前进。他必须经常留在“敬畏上帝”的阴影之中，卑贱地向那无希望的、不适当的信念低头。从一开始，加尔文清教徒式的道德就使他把快乐和不受约束的享受作为“邪恶”。凡事能带来美饰并推动我们尘世继续存在的，凡事能消除心灵紧张、能促进解放并减轻我们负担的，都被加尔文法典判定为虚浮、无用和多余。尤有甚者，这些苛刻的武断也强加于艺术，甚至那些几世纪来同神秘主义和宗教仪式密切地结合着的宗教领域里的艺术。加尔文也强制执行了他自己思想体系上的讲求实际。凡能够使官能产生兴趣的，或者能够使感情易于顺从和摇摆不定的，都无情地扫置一旁，一无例外。因为真正的信徒，不能在靠近上帝的宝座时，还带着一个艺术家那样易于感动的灵魂。他们会在芬芳香烟缭绕中被弄得朦胧不清，会在音乐声中被愚弄，会被貌似虔诚的圣画和圣雕之美引人迷途。

    真理，只有当它完全明确时，才是真理。上帝的旨意，要不是绝对地明了，就不成其为上帝的旨意。横扫一切偶像！把圣画圣像从教堂里丢出去：清除多彩的法服；把圣案从弥撒书中和镀金的神龛里解放出来。上帝不需要过份的装饰，横扫使奢侈享乐之徒心灵麻木的宴饮。在神圣的仪式里，不准有音乐，不准有响亮的管风琴演奏声。甚至教堂的钟声，在日内瓦从此静寂无声。因为真正的信徒不需要那金属的铿锵之音来提醒他的责任。虔诚从来就不依靠心灵外在的事物，不依靠祭品和奉献，而只依靠内在的顺从。清除教堂精心设计的礼仪，清除宗教寓言画和宗教仪式，停止喜庆和节日。加尔文一举消灭了日历上的全部节日。早期基督教徒在罗马的墓窖里就开始的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宗教仪式，在日内瓦也被废除了。加尔文的上帝不要宗教仪式，甚至不要爱戴，而只要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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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以入迷或振奋精神来靠拢上帝，而不是从远处以永恒的崇拜来侍奉上帝，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放肆。这里提出了加尔文主义者对价值再估价的深刻意义。加尔文希望把神尽可能地抬得高于世界，希望把尘世撂进深渊，希望把上帝的概念给予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来贬低人类的概念。这位愤世嫉俗的改革家把人类当作一群任性的暴民、一群乌合之众的罪犯。他一直怀着恐怖和憎恶凝视着那不断增长的尘世快乐的浪潮，那种快乐有万千来源，是生命给予那些禁欲气质较少的人们的。加尔文一再哀叹，上帝的决定何等莫测高深，他所创造的人是那样的不全和无德，他们不断地倾向于堕落和罪恶：他们不能辨别神圣，他们急于要再次投入罪恶的深渊。当加尔文凝视他的同教弟兄时，他充满了厌恶。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宗教缔造者用如此卑劣的措词来描述过人类：“不可驯服的、残酷的禽畜”，还有更糟的，“一堆垃圾”。他在《原理》一书中说，“当我们仅从天赋方面来看一个人，我们会发现他从头到足，一无是处。如果在他身上还有一丝值得赞扬的，那也来自上帝的恩赐……我们所有的正义是不公正的；我们的礼拜是肮脏的；我们的光荣是羞耻的。甚至从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也常常被不洁的肉体所感染而堕入邪恶，井同污垢混合。”

    显而易见，凡是从哲学观点出发，把人类看作为上帝未完成的和半途而废的工艺品断片的，将永远不愿意象神学家和政治家那样承认：上帝可以给予这样的。人以少量的自由和独立。全能的上帝一定要无情地剥夺这些腐败和贪婪的人们的自决权。“如果我们听其施行诡计，他们的灵魂除恶事外一无所能。”我们一定要一劳永逸地阻止亚当孽种们的放肆看法，他们居然自以为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个性，发展同上帝、同我们尘世的关系。我们越是严厉地镇压那种放肆行为，越是抑制人而使其服从，于他们就越好。不许有自由，不许有自主的意志，因为人只会滥用特权。一定要强迫他们在上帝的伟大之前十分恭顺。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清醒；一定要吓唬他们；阻止他们的放肆，直到他们无抵抗地接受那虔诚而顺从的黔首地位，直到他们把自已的个性结合在黔首群中。这样，个性特殊性就消失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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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实现这种对个性的残酷镇压，要实现这种对个人所有权的破坏性的剥夺而利于集体，加尔文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那就是著名的宗教“教规”，就是对人类的冲动和欲望强加以迄今没人设计过的、苛刻的控制。从他独裁统治开始，这卓越的组织者就把他的羊群——他的全体教徒，放在一个有刺的条例和禁令的（即所谓的“法令条款”）铁丝网里放牧。同时，他创建了一个特殊的部门，去监督恐怖主义者德行的工作。我们刚才所说的组织名为宗教法庭，它的目的定得十分模棱两可。比方说，监督宗教团体以“使上帝能十分纯洁地受到尊敬”。单从表面上来看，这一道德检查人员的影响仅限制在宗教生活里。但是。由于把尘世同加尔文国家极权主义概念的哲学密切地联结起来，从此，最起码的独立活动就被当局控制了。宗教法庭的巡捕，（“罗马人”）显然是监视每个日内瓦人的私生活的。他们绝对不能放松监视，而且希望他们留意的“不仅是言论，而且是观点和思想”。

    从制定对私生活进行如此广泛控制开始，在日内瓦就很难说还存在什么私生活了。加尔文一跃而超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后者总是依靠小报告以及各种来源的告密，后来还派遣了一些心腹和密探。但在日内瓦，根据加尔文的宗教哲学，人性本（并永恒地）向恶而不是向善。因此某人可以先验地被怀疑为一个罪犯，每一个人一定要容忍监督。在加尔文回日内瓦之后，所有屋子的门好象突然敞开了。墙壁好象变成了透明的玻璃。每时每刻，每日每夜，都可能响起叩门声，大批“宗教警察”不容公民抗拒就宣布进行“访问”。不论贫富贵贱，每月一次，都得服从这些职业“道德警察”的盘问。一连几小时（因为“法令条款”宣称这种考查一定要以从容不迫的方式进行），白发苍苍的、受人尊敬的、久经考验的、迄今可靠的人一定要象小学生似地经过考查，诸如他们是否记得祷告词，或者他们为什么不参加加尔文大师的一次布道。经过这样的盘问和教化之后，“访问”仍未结束。卫道的“肃异委员会”的成员们事事都要插手。他们触摸妇女的衣服，看他们的裙于是否太长或太短，衣服是否有多余的饰边或危险的开叉。警察仔细地检查发式，务使它不要做得太高，他们数受害人手指上有几个戒指；翻看柜里有几双鞋子。他们从卧室检查到厨房的餐桌，以查明饭食是否超过规定的一汤或一菜，是否藏有糖果和果浆。接着，虔诚的警察继续检查其余的房间。他窥探书架，巴不得有一本未经宗教法庭出版许可的书。他查看抽屉，希望寻出一张圣者的画像，或者一串念珠。仆人们被查问有关他们主人们的行为，孩子们被盘问有关他们父母亲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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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一加尔文主义独裁者的奴才上街时，他一直竖起耳朵以查看是否有人在唱一支世俗的歌，或者奏乐，或者沉溺在恶魔般邪恶的快乐之中。从此以后在日内瓦，当局一直在追猎任何带有快乐的事，追猎“任何淫荡下流的行为”。如果当场抓住一个自由市民，他在工作之余到酒馆喝一杯酒，借以恢复精力，此人就倒了霉；如果有人堕落地用掷骰子或玩纸牌作乐并被当场抓住的话，他也就倒了霉。追猎日复一日地继续着，那些密探们都疲于奔命，连安息日也得不到休息。他们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逐户访问，因为有些懒汉会躺在床上不去聆听加尔文大师的布道教诲。在教堂里，告密者注意动静，随时准备呵斥那些迟到或提早退出“上帝之家”的人。这些官方的卫道士们孜孜不倦地四处奔波。入夜，他们在罗纳河边灌木丛中窥探，看是否有一对罪犯情侣纵情地拥抱；在旅店，他们检查床铺并彻底搜查过客的行李。每封出入城市的信件都得拆开检查。宗教法庭精心组织的戒备远远超出了城墙。在驿车里，在公共划艇里，在横渡湖面去外国市场的船只里，在城外的旅店里，密探到处出没。一个在里昂或巴黎访问的日内瓦市民说了任何不满的话，都会被确凿无误地报告上去，但是，更为不能容忍的情况是，无数非官方的密探以志愿者的身份，同那些合法任用干那项工作的人一起活动。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实行恐怖统治时，志愿告密的毒草便会象可厌的种子那样萌发滋长。当原则上允许甚至希望告密时，其他正派人就会被恐惧所驱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单是为了不被怀疑是“站在魔鬼一边而是站在上帝一边”，在加尔文独裁统治下的每一个日内瓦公民都会对他的朋友怀疑蔑视。“热中的恐惧”使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走在告密者的前头。几年以后，宗教法庭废止了官方监督，因为所有的公民都已志愿受其控制。无情的告密潮流日涨夜高，推动了精神上宗教法庭的碾轮轻快地转动。

    在这样一个制度下谁能有安全感呢？谁能肯定他没有违反某一条圣旨呢？因为加尔文实际上已禁止了每一件能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戏院、娱乐、传统节日、任何一种舞蹈或游戏都被禁止。甚至如滑冰那样无害的运动也使加尔文暴跳如雷。他唯一能够容忍的衣服必须十分朴素，几乎是僧侣式的。因此，裁缝们除非有市行政当局的特许，并按规定新样裁剪，将被禁止。未满十五岁的姑娘不得穿丝绸，而超过这年龄，则不得穿丝绒。金银花边、无用的钮扣和褶饰均被禁止，佩戴金饰或其他小件饰物也违反规定。男子不得蓄长发，禁止妇女把一绺绺头发卷起来并用梳子定型。禁止花边；禁止手套；禁止褶边和开叉的裙；禁用轿子和四轮马车；禁止家宴邀请客人超过二十人。在受洗和订婚宴会中，上菜不得超过指定的道数；不得供应糖果和果脯。除当地出产的红酒外不得饮其他的酒。娱乐场合不论四足的兽或有翼的禽一概禁止，糕点也禁止。新婚夫妇在结婚时，或在婚后六个月内不得互赠礼物。当然任何性质的婚外性行为是绝对禁止的，即使已经正式订婚的，也同样不得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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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瓦公民不准进入旅店；除非做过祷告，旅店主人不得供应过客食物饮料。大体上，酒菜馆的老板们都得到指示要探查他们的客人，要非常留心每一句可疑的话或每一个可疑的姿势。没有特别许可不得印书。禁止向国外写信。圣像、其他雕塑和音乐部被禁止。至于唱赞美诗，法令条款宣称：“务必”要避免耽于曲调而不注意集中于歌词的精神和意义上，因为“只有活的词才能赞美上帝”。公民们在加尔文来到之前自以为是自由的市民，现在甚至不准为他们的孩子们选择受洗的名字。虽然几百年以来，克劳德和阿马德的名字一直很普遍，但现在被禁止了，因为它们没有在《圣经》上出现过。一个虔诚的日内瓦人必须为他的儿子取名为艾萨克、亚当或诸如此类的名字。禁止用拉丁语作祷告；禁止复活节和圣诞节宴会。凡是能够使一个存在的实体不那么灰色、那么单调的每件事，都被禁止。当然，在言论出版方面的任何思想自由都是禁止的。对加尔文独裁政治进行批评则是罪上加罪，更被禁止。城市的公告宣读人，以鼓为前导，严正警告自由市民“除市行会在场外，莫谈国事”。

    禁止，禁止，禁止，何等可憎的腔调啊！在惊疑中，人们会问自己，在这么多的禁止之后，允许留给日内瓦人的还有什么呢？不多了。允许他们去活、去死、去干活、去服从，以及去教堂。这最后的一项，实际上岂止是允许，而且如缺席就要严惩的。如果自由市民不去所属教区听传教讲道的话，就倒了霉。星期日两次，一周三次，还有专为儿童的特别教诲时间。高压统治的重视，甚至在主日也毫不放松。在主日，仍然是一连串的责任、责任、责任，毫不宽容。整整一周，用辛勤劳作换得每日的面包，到了周末这一天，则礼拜上帝。一周为劳动，星期日为教堂。这样撒旦就得不到或保不住立足之地，即使在罪人中也不可能。就这样，自由和生命的快乐就此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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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惊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几十年来已习惯于瑞士式自由的共和城市，怎么能够容忍象萨冯纳罗拉在佛罗伦萨那样严厉的独裁统治呢？一个基本上是快快乐乐的南方民族，怎么能够忍受如此对生命快乐的扼杀呢？为什么象加尔文那样的禁欲者能够有效地扫除成千上万的快乐呢？加尔文的秘密井非创新。他的手段是古往今来的独裁者都用过的。恐怖！加尔文就是神圣的恐怖。让我们直言不讳他说，由于软弱，暴力就无所顾忌地嘲弄人道，并很快就形成压倒之势。把恐怖统治暴虐地强加于一个制度，就会瓦解个人的意志，使社会生活成为不可能。它象是一种毁灭性的疾病，腐蚀灵魂。很快，暴力就成了秘密活动的核心。由于普遍存在着胆怯，独裁者就能在各处找到帮凶。因为当一个人一旦知道他自己被人怀疑，他就会怀疑起他的邻居来。在恐慌之中，狂热分子的行为往往超出了他们暴君的命令和禁令。

    一个有组织的恐怖统治就会创造奇迹。当权威受到挑战时，加尔文毫不犹豫地一再创造奇迹。在这一方面，能胜过他的其他暴君可说是绝无仅有了。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他的专制，就象他所有的品质一样，是他理论的合乎逻辑的产物。可以认为，这一神经过敏、幽灵一般却又才智过人的人，对流血是憎恨的。就象他自己所公开承认的那样，他不能忍受残酷的景象。在他统治时期，日内瓦非常频繁地处决和烧死人，他从不参加执刑。在这儿，人们发现了这些热情的理论家最严重的毛病。象这种典型的人，他们（又一次象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勇气去目击执刑，更不用说要他们亲自动手了。他们会轻易地下令判处上百或上千人的死刑，只要他们自己内心充满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的体系。现在加尔文把严厉地对待“罪犯们”作为他体系的基石，从他的哲学观点来看，他把不懈地实施这一体系看作是上帝所降于他的大任。那就是为什么他无视于自己夭性的激励，不让任何怜悯的苗子露头，有系统地训练自己去残忍。他“磨炼”自己的顽强意志，就好象那是一门精细的工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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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严格训练自己，那样我就有可能更好地向世界上的恶行作斗争。”我们不能否认，这铁一般意志的人在自我训练，使自己残酷无情方面获得了非常的成功。他坦率地承认，他宁愿知道有一个无罪的人受到折磨，也不愿让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在无数次的行刑之中，有一次，由于刽子手的笨拙而将执刑延长为一次可憎恶的折磨。加尔文写了一封开脱的信给法里尔：“没有上帝特别的意志，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使已判处死刑的人被迫忍受这样长时间折磨的事。”加尔文的论点是，如果关心到“上帝的荣誉”，宁严勿宽。除不恤严刑外，没有办法能使人的行为合乎道德。

    很容易理解，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耶稣基督是无情的，上帝的荣誉要不断地加以“保护”，必然的后果就是杀人。在一个还没有从中世纪脱胎出来的世界里，那可能的结局又能是什么呢？加尔文统治的头五年期间，在这一人口比较少的城市里，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更不用说那些及时躲开恐怖手段而逃跑的人了。在“新耶路撒冷”，狱为之满，以至于监狱长通知行政长官，他无法再接纳更多的犯人了。牢房里的非刑（不仅仅是对已经判决的，嫌疑犯也一样）是那样的令人毛骨悚然，犯人们自行肆意毒打比进拷打室更厉害。最后市行政会不得不下令，“为了减少类似的意外事故，犯人应日夜上手铐”。加尔文对这些今人厌恶的事情不置一辞。为了建立这样的“秩序”和“教规”，这个城市得付出可怕的代价。日内瓦过去从来不知道有这许多死刑、刑罚、拉肢酷刑和流放，而现在加尔文以上帝的名义统治该地就这样干了。所以还是巴尔扎克说得对，“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法国革命最坏的血洗还要可憎”。加尔文激进的宗教不宽容，在道德上比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不宽容更为残酷。如果他有比日内瓦更大的势力范围的话，他会比那可怕的政治平等倡导者放出更多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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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加尔文主要不是依靠这些野蛮的判决、处决和折磨来破坏日内瓦人自由的观点。乍一看，当我们读到加尔文著名的“教规”，发现其中论述是何等琐细时，我们会觉得有趣。但如果读者低估约翰·加尔文大师精细的技巧，他是认错人了。他深思熟虑地以特别细的筛眼结出禁网，其筛眼细到实际上不可能有鱼漏网。这些禁律特意涉及一些琐事，所以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良心的谴责，并会产生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当局永久的畏惧。在我们每天要走的路前面所设置的铁蒺藜越多，我们越难自由地和无忧虑地寻路前进。不久，在日内瓦没人觉得安全了，因为宗教法庭宣称：人只要还在呼吸，几乎每时每刻都会犯罪。

    我们只要打开市行政会的记录簿，就可以看出恐吓手段是何等的巧妙。一个自由市民在参加受洗时微笑：三天关押。另外一个，因炎夏困怠而在布道时间睡觉：坐牢。有几个工人在早餐时吃糕点：罚三天只吃面包和水。两个自由市民玩九柱戏：坐牢。两个人用骰子赌四分之一瓶的酒：坐牢。一个男人拒绝给他的儿子命名为亚伯拉罕：坐牢。一个盲琴师弹了舞曲：驱逐出城。另外一个人称赞卡斯特里奥翻译的《圣经》：逐出日内瓦。一个姑娘在滑冰时被抓获；一个寡妇扑在她丈夫的坟上，一个自由市民在拜神时敬他的邻居吸一撮鼻烟，他们都被传到宗教法庭，告诫后下令做苦工赎罪。如此等等，没完没了。有几个人开玩笑，在主显节把豆嵌在饼里：罚二十四小时只吃面包和水。一个自由市民称加尔文“先生”而不称“大师”，一对农民夫妇按照古代的风俗，一退出教堂便谈论生意经：坐牢、坐牢、再坐牢。一个男人玩牌：纸牌挂在脖子上枷颈示众。另一个人在街上纵情唱歌：他被告知“他可以滚开，到别处去唱歌”，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放逐出城。两个游艇船员吵架，无人受伤：处死。两个男孩举止粗鲁，起初判处火刑，之后从宽，强迫他们观看火刑执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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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犯人中量刑最野蛮的是：敢向加尔文政治和宗教上的“一贯正确”挑战的人。一个男人公开抗议改革者的宿命论主义，他被残酷地在城中所有十字路口受鞭笞并放逐。一个印书商酒后抱怨加尔文，判处在放逐出城之前用热烙铁在他舌头上穿孔。雅克·格鲁特仅因管加尔文叫伪善者，先上拉肢刑然后处决。每一犯法行为，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都会详细地登录在宗教法庭的记录簿上。这样，每一个公民的私生活就可以作为反对他本人的可靠证明。

    如此夙夜匪懈的恐怖，其结果必然会使个人和群众两者的尊严感和活力扫除殆尽。在一个国家组织中，每个公民都不得不接受盘问、检查和判刑，他随后就会知道那看不见的密探正在注视着他的所作所为，记录着他的议论。无需通知，不问昼夜，公民的屋子应服从“访问”。这样，人们的精神就屈服了。一种群众性的焦虑情绪接踵而来，甚至传染给最勇敢者。最坚强的意志因斗争无效而瓦解。多亏了著名的“教规”，加尔文的日内瓦成为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悲哀、畏缩和胆怯，没有能力对抗加尔文大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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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那么几年，日内瓦在这一教规下呈现出如此新貌。这一度曾是自由和快乐的城市，现在好象被埋在棺罩之下了。色彩鲜明的服装看不见了，代之以黄褐色。教堂钟搂不再鸣钟：快乐的歌声不再在街道上荡漾；家家户户象加尔文信徒礼拜之所那样单调朴素。旅店人空，乐师不能再召集人们去跳舞；九柱戏不再能玩；骰子不再在桌上快乐地跳跃。舞厅已空，过去情侣们常去漫游的暗巷已空寂无人。周复一周，只有教堂一无陈设的内部，才是情侣们参加气氛阴郁寂静集合的场所。整个城市呈现出象加尔文自己一样忧郁的面貌，逐渐变得象他一样令人讨厌。或者是不自觉地模仿他的严酷、阴险和缄默。人民不复能自由地、心情愉快地到处漫游；他们的眼睛不复闪烁着欢乐；他们的目光只有恐惧，因为快乐有可能被误会为情欲。他们不复无拘无束，因为他们害怕那可怕的人，而那人是永不快乐的。甚至在家庭私生活中，他们学会了窃窃私语。因为他们的男女佣人可能就在房门外的钥匙孔中窃听。当害怕成为第二天性时，那被吓破胆的就不断地注意密探。最大的事是不要惹人注目。不要做可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任何事，诸如服饰或一句脱口而出的话。或者是快乐的面容。避免引起怀疑；保持被人遗忘。日内瓦人在加尔文统治的后期，尽可能坐在家里。因为在家里，他们屋子的墙壁，以及门鞘门栅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防护他们免于窥探的眼睛和被人怀疑。但是，如果他们从窗口看出去，他们会看到几个宗教法庭的巡捕在街上走过来，他们就吃惊地缩回。因为说不定哪一个邻居已经告发了他们。当市民们非出门不可时，他们蹑手蹑足偷偷摸摸地走，眼睛往下看，身体裹在黄褐色的外套里，就好象他们是去参加听布道或葬礼。甚至连孩子们，他们在这新教规中成长起来，也被“教诲课”彻底吓昏了。他们不复象健康而快乐的小孩子那样地做游戏，而是象一只踡缩着的一只怕挨打的劣种狗一样。他们萎顿得好象在半黑暗中从来得不到充分阳光的花儿一样。

    城市的节奏与时钟的节奏一样有规律，冷冰冰的嘀嗒之声从来不会被喜庆佳节所打断——单调、有秩序和可靠。任何第一次访问日内瓦的人走在街上，一定会相信这城市在国丧期中。居民是那样的冷淡和悲哀、那样的沉默寡欢；精神气氛是那样的难以忍受。教规令人吃惊地维持着。但加尔文强加于日内瓦的这一不宽容的节制，是以丧失所有神圣的活力为代价的。除非有充分的、无拘束的自由，那活力才能生气勃勃。虽然如此，加尔文还是创造了许多虔诚的公民、认真的神学家和卓越的学者，他们使城市名传千古。但是，另一方面甚至在加尔文死后两个世纪，这罗讷河畔的城市，依然没有世界弛名的画家、没有音乐家、没有艺术家。为平凡捐弃了非凡；为彻底驯服的屈从捐弃了创造性的自由。直到很久以后，一个艺术家在日内瓦诞生了，他的全部生命都献身于反抗对个性的束缚。只有借助于他，借助于这位让·雅克.卢梭，借助于日内瓦公民们充分的独立性，日内瓦才能够从加尔文强加于它的囚服中解放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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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卡斯特利奥出场

一个独裁者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爱戴。那些提出恐怖统治的人很可能完全不认为恐怖是正当的。毫无疑问，在加尔文刚回到日内瓦时，自由市民和地方当局都对其十分钦佩。看来他感动了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只有一个宗派，而且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所有的人只好被迫让那独裁者坚决地推向他的目标。把他召回来统治自己的大多数人，被统一陶醉得晕头转向。很快，一个比较严肃的气氛开始了。把加尔文召回以恢复秩序的人们由于抱有希望而在私底下受到鼓舞，他们以为一旦这一凶恶的独裁者完成了他所希望的事情，由于他对道德的热忱，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不那么残酷。然而事实正相反。“教规”一天比一天严格。加尔文完全不放松控制，完全不说一句话感谢他的居民放弃个人自由和快乐，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使他们深感失望的是：加尔文宣称要在绞刑台上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个日内瓦青年，在这之后，道德和教规才能在这腐败的城市里建立起来。日内瓦人终于认识到：他们不是如所希望的召来一个能在思想上恢复生机的人，而是让一个将镣铐加在他们自由之上的人回城，他越来越残酷地实行高压措施。到最后，他甚至同他最忠心的追随者也疏远开来。

    对加尔文的不满在几个月之内重新抬头。他自吹自擂的、梦寐求之的“教规”似乎比现实更有诱惑力。魅力和浪漫色彩消褪了。那些昨天还对之欢呼的人现在开始抱怨了。但是，动摇一个独裁者的威望需要有显而易见和易于懂得的理由。加尔文很快就提供了这一理由。日内瓦人开始怀疑宗教法庭的一贯正确是在大瘟疫期间（在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大瘟疫使此城陷于荒芜）。正是那些传教士们，大声宣称并极力主张受到疾病折磨的病人在三天之内一定要请到一个牧师在侧。当时，有一个牧师传染到了疾病。于是传教士们就撒手不管，让传染病院里的病人未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死去。市行政当局白费力气试图至少找到一个愿意“访问和安慰在瘟疫医院里不幸病人”的宗教法庭成员。但除卡斯特利奥外没人愿意去。卡斯特利奥是一个经学院的院长，由于不是宗教法庭成员而未受委托与病人作伴。但加尔文却示意他的同事们宣称，加尔文是“需要的”，公开主张他“不能为了帮助局部而削弱整个教会”。其他传教士虽然没担负加尔文那样重要的使命，也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开危险。市行政会徒然地向这些胆怯的牧师们求助。当时对传教士们有一个直率的批评：“他们宁愿吊死也不去传染病院。”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所有日内瓦宗教改革的传教士们，由加尔文领头，出席了市行政会的一次会议。他们无耻地招认，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勇气进入传染病院，虽然他们知道凶日也好，吉日也好，传染病院才是他们为上帝和教会服务的合适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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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比领袖们表现出个人勇气更激动民众的了。在马赛、在维也纳和许多其他城市里，在过了几个世纪之后，人们仍深深地追念那些在瘟疫流行期间尽了责任的英勇的教士。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领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英雄主义，更不会忘记那决定性时刻的卑怯。日内瓦人藐视并嘲笑那些教士们——从布道台上他们习惯要求众多信徒作出最大的牺牲，但现在他们自己既不准备又全然不愿意作任何牺牲。一次徒劳的减轻公众不满的尝试随后发生，上演了一幕可耻的活剧。市行政会下令逮捕了几个赤贫的人，拷打直到他们承认用魔鬼的粪便制成油膏涂抹在门闩上而把瘟疫带进了城市。加尔文非但不轻蔑地驳斥这一鬼话，而且表现了十足的顽固性，他衷心支持这一中世纪的骗局。他甚至于得更绝，公开宣称“瘟疫传播者”干尽了坏事。他在布道台上说，一个无神论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魔鬼从床上拖出来投入罗讷河。加尔文注意到他的众多信徒甚至不想掩饰他们的讪笑，在他的经历里，这是第一次得忍受这样的羞辱。

    无论如何，对加尔文一贯正确的信念（这一信念是每个独裁者维护权力的必需的哲学组成部分），在瘟疫流行期间已基本上消失了。他回日内瓦时所受到的由衷欢迎，也已消失了。一种对抗精神在扩大了的圈子里蔓延。但是加尔文幸运的是，圈子扩大了，但仇恨没有集中起来。集中的往往是独裁统治的暂时优势，它足以保证独裁者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其积极的支持者们成为少数之后。这些支持者好斗的意志，表明他们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体。与此相对照，来自各方面，被不同动机激励着的意志，则很少成为一个集中的有效力量。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只是受到了内在的对独裁统治反叛精神的激励，他们有仇恨，但并不参加一个统一的运动，实行一个共同的计划，他们的造反是无用的。因此，从对独裁者权威第一次挑战的那时起，到他最后被推翻，通常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加尔文、他的宗教法庭、他的传教士，以及组成他支持者的大部分流亡者，代表着一个集团，一个有约束的意志，一般集中的和指导明确的力量。而敌手方面，则可能无计划地从一切圈子和阶级吸收人员。他们有些曾经是夭主教徒，现在依然秘密地墨守旧教；有些是旅店关门后被赶出来的酒鬼；有些是不许他们象往昔那样再抹脂涂粉的妇女。在另一方面，在对政权不满的人中间，有卓越的爱国家族的成员，他们被暴发户当权激怒。那些暴发户在日内瓦立足儿个月之后，竟然能够把最舒服和最能挣钱的位置弄到手。这样，反对派虽然在数量上较多（由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分子所组成），但只要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未能集结力量去追求一个理想。他们只能徒劳地抱怨，永远只是势能而不能变为动能。这是一群暴民，却要对抗一支部队；这是无组织的、心怀不满的乌合之众，却要对抗有组织的恐怖，所以无法取得进展。在开始的几年里，加尔文发现很容易控制那些分散的团体。他们从来没有有力地联合起来反对他，使加尔文得以对他们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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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已经掌握权力的理论家来说，主要的危险来自一个提倡敌对理论的人物。加尔文，一个思路清晰而且时刻保持着警觉的思想家，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深深地害怕的唯一敌手，是那些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能和他分庭抗礼的人。他特别害怕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此人以自由精神的热情反对那独裁者精神上的暴政，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肯定超过了加尔文。

    有一幅卡斯特利奥的画橡留了下来，可惜画得不好。这是一张严肃的、有思想的脸，光秃的前额之下一双白洋洋的眼睛。这就是相士所能说的一切了。这画像没有能使我们洞察他性格的深处，但其人最基本的特征——他的自信和稳定，是正确无误地勾划下来了。如果我们把加尔文的和卡斯特利奥的画像放在一起，就能看出这两个人在精神领域方面，以及肉体方面，其对比是如此的明显。加尔文的容貌特点是极端紧张。表现了一种令人痉挛和病态的精力，急切地和无法管束地寻找发泄。卡斯特利奥的脸温和且平静。前者狂怒烦躁，后者宁静。在两者的容貌上，我们看到了急躁与忍耐，热情冲动和持久的决心，以及狂热和仁慈。

    我们对卡斯特利奥的青年时代和对他的画像一样几乎一无所知。他生于一五一五年，比加尔文晚六年，生于瑞士、法国、萨伏依公国三国交界之处的多飞因。他的姓是卡推龙、卡特龙或卡他龙，根据萨伏依公国的习惯可能是卡斯台利洪或卡斯特利洪。他的母语与其说是意大利语，还不如说是法语，虽则他两种语言都说得很流利。很快，他的拉丁语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二十岁上他进了里昂大学，在那里绝对精通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莱语，接着他也学会了德语。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里，他的热情和他的运用能力是这样的杰出，以致人道主义者和神学家们一致投票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音乐吸引着他，他就是靠教音乐课才开始挣得菲薄的收入的。之后他写了大量拉丁文的诗歌和散文。不久，解决当代问题的热情又支配着他，那在他看来，比一个遥远的古典的过去更为基本。如果我们把人道主义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在其运动的早期，人道主义者把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古希腊和罗马的著作上，而这现象仅仅只是持续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来到之间几十年中一个短暂而光荣的开花期。就在这短暂的时光，年轻人寻求来一个复兴、一个革新，认为那系统化的文化将会挽救世界。不久以后，甚至对于潜心经典学问的信徒们，对于他们这一代的领袖们来说，事情已很清楚了：他们已把那有价值的精力浪费在详尽地阐述西塞罗和修昔的底斯的原文上去了，而其时，宗教革命已影响了上百万人，并且如森林的野火那样蹂躏了德国。在大学里，关于旧教和新教的争论比关于帕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还多，教授和学生们研究《圣经》而不读罗马法全书。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被政治的、国家的或社会的运动所吸引，因此，在十六世纪，欧洲所有的青年人有不可抗拒的渴望去思考和交谈有关当时的宗教理想，去帮助这一伟大的运动。卡斯特利奥被同样的热情所支配，他个人的经验为象他那样一个人道气质的人定下了基调。在里昂，他第一次看到把异端人物用火烧死，他的灵魂深处受到了震动：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残酷，另一方面是被牺牲者的勇气。从此之后，他决心为新的教义（对他来说必须包含极端的自由）而生活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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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需赘述，从这一时刻起，就是说当卡斯特利奥二十四岁时决定拥护宗教改革的事业起，他的生命就在危险之中了。当一个国家或一种制度用暴力压迫思想自由时，在那些不能忍受暴力对良心胜利的人们面前只有三条道路。他们可以公开对抗那恐怖政治而成为烈士，这是路易斯·德·伯奎因和伊汀内·多莱特所选择的勇敢的道路，那导致他们走向火刑柱。或者，希望在保持内在自由的同时又保全他们的生命。那些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在表面上可以屈服，却把他们的私人意见隐瞒或者伪装起来，那是伊拉兹马斯和拉伯雷的方法。他们表面上同教会和国家保持和平，穿上小丑的彩衣、戴上傻子的帽子，灵巧地避开他们敌手的武器，同时从一个埋伏处射出毒箭，象奥德赛那样用狡诈未欺骗那些残暴的野兽。第三个对策是成为流亡者，努力把他享有的内在自由带出国家（在国内，自由遭到了残害和藐视），到一个自由能够不受阻碍地繁荣的外国的土地去。卡斯特利奥正直但是柔顺的禀性使他选择了和平的道路。在一五四0年春季，就在看到几个早期的新教烈士被烧死后，他离开里昂，成为一个传教士，为新教做教育工作。

    他首途到斯特拉斯堡，象大部分宗教流亡者一样，是“为了加尔文”。由于加尔文在他《原理》的序文中，曾大胆地向法朗西斯一世挑战，要求宗教宽容和允许信仰自由。虽然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却被受到激励的法国青年当作一个先驱和福音派教义的旗手。流亡者们象加尔文一样被迫害，希望向加尔文学习怎样更好地表达他们的要求；怎样更明确地安排他们的道路，怎样完成他们终身的事业。作为一个信徒，而且是一个热诚的信徒（卡斯特利奥自己对于自由的热诚使他把加尔文当作是精神自由的提倡者），卡斯特利奥急忙地到斯特拉斯堡访问加尔文，在后者的妻子在城里为未来新教义的传教上而造的招待所里住了一星期。然而预期的亲近未能立即开始，因为加尔文很快被召到沃尔姆斯和哈根那市行政会。这样，在第一次会面，双方都没有得益。但不久就清楚了，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在后者被重新召回日内瓦不久，通过法里尔的推荐，毫无疑问也得到加尔文的完全同意，那年轻的法国或萨伏依公国的学者，受聘成了日内瓦学院的教师。卡斯特利奥被授予的职位是院长，两个助理教师由他直接指导，还委托他到日内瓦郊区的温多华教堂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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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斯特利奥证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他的教学活动获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为了促进拉丁文学习，使之更有吸引力，卡斯特利奥用拉丁文和法文翻译并重写了《旧约》和《新约》最生动的段落。不久一本原先是为日内瓦年轻人编的《难题解答入门》的小册子，成为世界上很有名气的一本书，它在文学和教育学上的影响，只有伊拉兹马斯的《谈话》才能比拟，儿世纪来，小册子一版再版，至少印了四十六版。通过此书，许多学生学到了经典拉丁文的要素。虽然在卡斯特利奥人道主义的努力中，小册子不过是一个副产品，一个偶然的产品，但还是亏了这本书，使卡斯特利奥成为一个知名人物。

    卡斯特利奥的抱负是比写一本供小学生读的、合适实用的小册子更高的目标。他没有把他的精力和学问浪费在那种小事上面，而放弃他所熟识的那种人道主义。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目标高尚，他要重复并超出伊拉兹马斯和路德崇高的事业。他决定至少要把全部《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法文。他自己的人民，法国的人民，将得到全部的真理，正象人道主义者和德国社会通过伊拉兹马斯和路德创造的意志接受了全部的真理那样。卡斯特利奥以独特的坚韧和沉着的自信着手这巨大的工作。夕复一夕，他工作到深夜，虽然在白天他要为菲薄的收入而辛劳工作以养家活口。就这样，他致力于实现他的计划，对此，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在一开头，卡斯特利奥就遇到了决定性的对抗。一个日内瓦的书商答应印他的《圣经》拉丁文译本的第一部分，但加尔文既是日内瓦心理上的和精神事务方面的独裁者，又是日内瓦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在城墙范围之内没有他的“出版许可”不准印书。审查制度必然是独裁统治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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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斯特利奥访问了加尔文。这是一个神学家为得到他同僚的许可而叩另一个神学家的门。但是具有独裁性格的人，总是只看到他们的权力意志很不痛快地成为这样那样独立思想的人的讽刺对象。加尔文的直觉反应是不高兴，他好不容易才没有露出愠色。加尔文曾为一个亲戚所译的《圣经》法文译本写过序言，承认这个翻译本有几分象钦定的拉丁文《圣经》，即经官方合法批准的方言新教《圣经》。现在这个人何等“放肆”，竞不承认经加尔文批准并且是它的共同作者的译本是唯一钦定的法文译本。卡斯特利奥实际上把它搁在一边而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译本。加尔文在给弗莱特的信中对那位资历较浅者的冒失十分烦躁：“刚听了塞巴斯蒂安荒谬的计划，使我又好笑又好气。三天之前他来看我，要求让他翻译的《新约》出版。”这冷酷的腔调表明加尔文对卡斯特利奥的竞争耿耿于怀。事实上，加尔文拒绝无条件地给卡斯特利奥“出版许可”。他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让他先读译本，对他认为是出于私利的部分作出修改后才准予发给许可。

    卡斯特利奥的性格毫不自负。他从来不象加尔文经常做的那样，宣称自己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他对事情的看法是没有缺点和无可争辩的。卡斯特利奥后来为这译本所写的序是科学和通情达理的范例。他坦率地承认他并不全部了解《圣经》的章节，因此提醒读者不要过分相信他（卡斯特利奥）的译本。《圣经》是一部晦涩难解的书，充满了矛盾。这新译本的作者所能提供的，不过是一种解释，而不是毫无疑义的实事。

    但是，虽然卡斯特利奥能用谦逊的态度仔细思考他自己的工作，他仍把个人独立看作无价之宝。他知道，作为一个希伯莱语言学家、一个希腊语言学家、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并不逊于加尔文，因而他必然把这玄虚的检查制度、以及根据独裁的要求去加工“提高”看作是背离。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与学者，神学家与神学家应当平起平坐，他不想作为学生屈居在加尔文之下，或者允许他的著作象学校教师批改练习簿那样地被蓝铅笔删改。他希望找一条摆脱窘境的路，而不开罪于他非常尊敬的加尔文。他愿意在加尔文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去为他朗读原稿，并宣称，他准备尽一切可能从加尔文的忠告和建议中得益。但是，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加尔文反对协商或妥协。他不提建议，只是命令。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卡斯特利奥的建议。“我告诉他即使答应给我一百个克朗，我也决不准备保证定一个时间同他进行讨论，那可能光为一个单词就得化两小时去争论。因此，他在受辱后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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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交锋开始了。加尔文认识到卡斯特利奥在精神和宗教事实上不会不置一辞而屈服。在装模作样的礼节后面，他意识到这一具独立思想的人是一切独裁永无休止的敌手。从这一刻起，加尔文决定要抓住第一个机会赶走那只为自己的良心服务而不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如果可能，必须将卡斯特利奥驱逐出日内瓦。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尔文无需等很久了。卡斯特利奥家累重，学院付给的菲薄的薪水，老是不够开支，他渴望得到一项合适而收入较高的“上帝旨意传道者”的位置。打从他逃离里昂那一夭起，他的主要的目标便是成为《圣经》教义的仆人和辩护士。在温多华教堂传道的几个月里，这位卓越的神学家没有遭到过非难。在日内瓦，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比任命卡斯特利奥为新教传教士的成员更合理的主张了。实际上，任命卡斯特利奥得到了城市当局的支持。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他们通过一项一致同意的决议，大意是：“由于塞巴斯蒂安是一位有学问的人，非常适合作为教会的仆人，我们特此明令聘用。”

    但城市当局没有把加尔文考虑在内。不是吗？没有把此事提交给最高一级的传教士，他们就大胆任用卡斯特利奥这样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这不会给加尔文添麻烦吗？鉴于这次任命了一个传教士为宗教法庭的成员更是如此。加尔文立即反对，在给法里尔的信里，他以阴险的语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有重要的理由反对这一任命。对市行政会，我只暗示了这些理由，而没有公开地进行解释。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误解，我注意不攻讦他的名誉，希望保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