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置顶]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

源济

一五九、直皖争夺上海

    上海因为是一个国际都市，所以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淞沪护军使也变为北洋军阀一个争夺的目标。尤其是直皖两系对这职位一直没有放弃争夺。淞沪护军使在官制上不属于江苏督军管辖，当年袁世凯酝酿称帝时为了牵制冯国璋，所以派遣第四师师长杨善德驻兵上海，兼任淞沪护军使，冯国璋对于他在江苏督军任内权力不能及于上海，心殊耿耿，不断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但是抗议归抗议，北京政府就是不愿意把上海划入江苏范围。后来浙江督军出缺，杨善德率兵进驻杭州，取得了浙江督军，这是民国6年11月间的事，冯国璋乘机把淞沪军区纳入江苏督军管辖，可是这只是冯单方面的行动，北京政府并不承认，段祺瑞派了皖系另一健将，第十师师长卢永祥继任淞沪护军使，冯段早期的误会，淞沪争夺是一个主要关键，由于卢永祥继任淞沪护军使，使到冯再次希望落空。

    8年8月13日，浙江督军杨善德因病去世，北京政府发给杨1万元治丧费。北洋时代重武轻文，以治丧费就可为证，武人治丧费1万元，文人治丧费2000元，几乎成为一个定例。

    14日北京政府调升卢永祥署理浙江督军，这时江苏督军李纯便乘机提出收回淞沪军区的要求，属于直系的长江三督联合保举第六师师长齐燮元继任淞沪护军使。可是皖系怎会把自己手中如此重要的地盘放弃？因此卢永祥急电向北京政府密保第四师（杨善德的部队）第八旅旅长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卢以浙江督军身份仍兼原有的第十师师长，同时把杨善德留下的第四师予以扩充为一师一混成旅，把第四师第八旅旅长何丰林保升淞沪护军使，并兼任混成旅旅长，另保举第四师第七旅旅长陈乐山为第四师师长。卢的嫡系第十师一旅驻杭州，一旅驻上海。

    这一安排让直系大为愤怒，可是直系无法正面反对，乃提出意见，认为淞沪护军使地位很高，不能由一个资格很浅的旅长继任。直系把这个意见向北京反应，要求北京政府慎重考虑淞沪护军使的人选问题。

    卢永祥当然不会把已经到手的地盘放手，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决，他向北京政府表示：如果不接受他的意见他就不干浙江督军，宁愿回任淞沪护军使。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姿态，只是向直系示威而已。9月14日卢竟由杭州回到上海，好像真要回任淞沪护军使，这使北京政府大感为难。

    为了和缓李纯、卢永祥之争，北京政府乃采取一个折衷办法，明令发表三案：

    一、特任卢永祥为浙江督军。

    二、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淞沪镇守使。

    三、令何丰林为淞沪镇守使。

    在北京方面看来，这是一个两全的办法，可是浙方颇为不满，因为淞沪在江苏辖境内，护军使可以不受督军节制，但是镇守使则必需受督军节制。不但官职上完全不同，而且这一来仍然达到了李纯吞吃淞沪的目的。因此卢永祥和何丰林均分别发出通电：

    卢永祥何丰林联名电：

    “恭读大总统命令，特授卢永祥为浙江督军，淞沪护军使着即裁撤，改设镇守使，调任何丰林为淞沪镇守使，此令等因。当此南北争持之际，国是未定，人心未安，政府失其重心，大局日趋危险，淞沪地方重要，未便骤事更张，除电呈大总统外，现仍以卢永祥兼任淞沪护军使名义，由丰林代行，维持现状。谨此电闻，即请查照为荷。”

    何丰林复自发一电向中央辞职，文云：

    “大总统国务院参陆部钧鉴：恭读大总统令，淞沪护军使一缺，着即裁撤，改设淞沪镇守使，调任何丰休为淞沪镇守使，此令等因。奉令之下，惶悚莫名。伏念淞沪地方重要，绾毂东南，自民国四年裁并上海、淞江两镇守使，特设护军使一职，直隶中央，当时设官分职，用意至为深远。数年以来，迭经事变，用能本其职权，随机应付。至去岁卢督调任后，学潮震荡，工商辍业，人心动摇，闾里虚惊，丰林一秉成规，幸免意外。现方南北相持，大局未定，忽奉明令，改设镇守使，职权骤缩，地方既难维持，事机尤多贻误，对内对外，咸属非宜。丰林奉职无状，知难胜任，惟国家官制，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因人而设。惟有退让贤路，仰恳大总统准予免去淞沪镇守使一职，以重旧制，而维大局，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随着第四师第十师（都属浙方）全体军官拍电到北京，吁请收回裁撤淞沪护军使的成命，任命何丰林为护军使。这时北京方面正为了直皖决裂，战端将启，无心顾及东南，所以未立即答复，何丰林疑是李纯搞的花样，即电李纯有：“解铃系铃，全在吾师”句，又联合吴淞警备司令荣道一致电李纯有：“同人等群相诘责，无词应对，私心惴测，亦难索解，非中央欺吾师，即吾师欺学生”云云。原来何丰林和荣道一都是李纯的学生。李纯乃复电表示心迹云：“中央命令如果由兄指使，兄无颜见弟，无颜见人”。可是浙方仍不谅解，于是双方剑拔弩张，分兵布防。江苏士绅结合各团体呼吁和平，李纯平素以和平为号召，面对江浙之争亦不愿过火，一场纷争总算双方能悬崖勒马。

    9年8月4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江苏督军李纯为和谈总代表。这时候，所谓南北之间已无和谈可言，不过这个职位代表北京政府的诚意。李纯一向以和平督军自命，南北战争时候，他一直坚持要和谈，南方对李纯也有信心。

    李纯在江苏督军任内，最心腹的人是齐燮元，齐的正式官职是江宁镇守使兼第六师师长，最后是江苏军务会办。

    后皖系失败，皖系大将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倪嗣冲因病重被免职，北京政府命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而长江巡阅使一职由李纯兼任，李纯认为长江巡阅使徒拥虚名，不愿担任，乃派参谋长何恩溥赴京请辞长江巡阅使，请政府另选贤能。北京政府对这长江三督之首的李纯特别垂青，乃将长江巡阅使裁去，改任李纯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为副使。李纯对此名义颇满意，遂欣然接受。

    怎知这个名义造成长江三督中苏赣两督的分裂，陈光远认为屈居李纯之下，心有不甘，竟公开宣称：“情愿归鄂，不愿归苏。”新任皖督张文生亦步陈光远后尘，反对李纯。江苏士绅竟有“李督生平素称不预民政”通电，请李移驻九江当涂。

    这时江苏政潮突起，更增复杂。原来江苏省长齐耀琳和李纯政见相左，呈请辞职，李纯顺水推舟，乃向北京政府保荐王克敏为省长，消息传出后苏人大哗，认为王克敏除了嫖赌称能，一无是处，如此人物，怎能担任一省之长，遂函电纷驰，表示反对。在李纯的保荐呈文上为王克敏陪衬的还有一名王瑚，曾做过京兆尹，尚孚民望。因此，北京政府既要接受民意，又要顾全李纯的颜面，于是特任王瑚为江苏省长。省长问题解决后，又发生江苏省财政厅长问题。李纯保荐张文龢为财政厅长，苏人认为张文龢无行，且工谄媚，怎可掌理一省财政，所以大举反对。于是痛诟张文龢力诋李纯的通电便一通接一通到达北京。

    这里特拣出最激烈的两电抄录如下：

    江苏公民致大总统国务院文云：

    “直皖战起，李督借词筹饷，百计敛财，其始违法越权，委议会查办劣迹昭著之俞纪琦为财政厅长，人民惊骇，一直反对；近又报载力保张文龢。查龢文为李督干儿，其为人卑鄙龌龊，姑不具论，而秉性贪婪，擅长谄媚，若竟成为事实，以墨吏管财政，恃武人为护符，三千万人民生活源泉，岂可复问？报纸又迭载‘李督派员向上海汇丰银行等，借外债一百五十万，以某项省产作抵’等语，借债须经会议通过，为法律所规定，以省产抵借外债，情事何等重大？如果属实，为丧权玩法之尤，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用特明白宣告，中央果循李督之请，任文龢为江苏财政厅长，文龢一日在任，吾苏人一日不纳税。至借债一节，如果以江苏省产作抵，既未经过决定手续，我苏人当然不能承认。江苏人民困于水火久矣，痛极惟有呼天，相忍何以为国？今李督方迭次托病请假，又报载其力保文龢，以去就争，应请中央明令，准其休息，以苏民命而惠地方。江苏幸甚。”

    南汇公民致大总统国务院财政部云：

    “报载李督力保文龢长财厅，以去就相要，苏民闻之，同深骇异。文龢为李督干儿，卑鄙无耻，不惜谓他人父，人格如此，操守可知。财政关系一省命脉，岂堪假手贪鄙小人？如果见诸事实，苏民誓不承认。且江苏者，江苏人之江苏，非督军所得而私。李督身任兼圻，竟视江苏为个人私产，并借以为要挟中央之工具，见解之谬，一至于此，专横之态，溢于言外，既以去就相要于前，我苏民本不乐有此夺主之喧宾，中央亦何贵有此跋扈之藩镇？应请明令解职，以遂其愿。如中央甘受胁迫，果徇其请，则直认江苏为李督一人之江苏，而非江苏人之江苏，我苏民有权，还问中央果要三千万人民为尽义务否？三千万人民为之豢养否？博一督军之欢心，失三千万人民，孰得孰失？惟中央图之！”

源济

一六○、靳云鹏组阁

    龚心湛的代阁也代不下去，这时呼之欲出的人物是陆军总长靳云鹏，他是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之一，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是曹锟的换帖兄弟。在徐世昌和段祺瑞对内阁总理人选意见不能一致的时候，靳算是一个各方都勉强可以通过的人选。

    8年9月19日曹锟发表效电，又于22日与张作霖联合发表养电为靳捧场，不过靳也有政敌，他的政敌不是外人，却是段的灵魂与智囊，也是段的四大金刚之一徐树铮。小徐虽反对靳，可是形势于靳有利，所以他的反对归于无效。9月20日北京政府公布命令准许龚心湛辞职，派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李思浩兼代财政总长。25日靳就任代理国务总理，第一道人事命令是聘张志潭协助处理内阁事务，张志潭是徐树铮的死对头，这一来很明显靳和小徐是针锋相对了。靳代阁后，吴佩孚也来了一份贺电，虽然吴只是一个小小的师长，却给靳带来了极大的光宠。

    钱能训内阁是8年6月13日辞职的，此后一直是代理，正式的国务总理由于徐世昌、段祺瑞各有意见而难于产生。现在靳云鹏既然得到各方的同意，又是老徐（徐世昌）所痛恨的小徐（徐树铮）的敌人，徐世昌当然很满意，因此拟正式咨请安福国会，提名靳为国务总理，请国会予以通过。这时小徐正在库伦，而段祺瑞既然支持靳阁，安福系当然不便反对，不过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要“三长一秘”，三长是财政总长要李思浩，司法总长要姚震，交通总长要朱深，国务院秘书长要曾毓隽，这四人都是安福系的中坚人物。靳当时表示不反对，于是10月31日众议院通过了靳内阁，11月4日参议院也予通过。

    可是靳所提的内阁名单却不肯照安福系的意思，他的名单是：内务总长田文烈、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教育总长夏寿康、农商总长张志潭、海军总长萨镇冰、陆军总长靳自兼。这个名单靳在提交国会前先电北方各省征求意见，曹锟、张作霖首先发电赞同，各省军人也一致附和。安福系认为靳搬出各省大军阀来吓唬他们，大为不满，尤其是对于靳所拟定的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激烈反对，指斥周为帝制余孽，曾经破坏副总统的选举，而张志潭也是他们最反对的人物。

    在靳云鹏来说，他拟定这名单也是煞费苦心，周自齐是徐世昌提名的，徐认为周自齐可以向美国借款；夏寿康是黎元洪的人，徐世昌想借重黎出面协助南北和谈；田文烈是段系，曾毓隽和朱深则是安福系。

    安福系要争内务和财政两席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内务总长的职权是办理国会选举，而财政部则可以偷龙转凤，供给安福系的经费。安福系的党费每月14万元，曹汝霖、龚心湛任财长时，财政部以“参战秘密费”每月支付安福系14万元，现在如果换了周自齐，这笔党费就要落空的。至于田文烈虽属段党却不属于安福系，所以田任内长对安福系是无助的。

    11月9日，安福系推李盛铎、刘恩格、曾毓隽见靳云鹏，阻止提出内阁名单，不料靳的态度十分强硬，认为国会无权在内阁名单提出前加以干涉，国会如果有意见，尽可能在提付表决时加以否决。11日曾毓隽又单独晤靳，请靳修改名单，以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炳湘为内政总长，而将田文烈调为农商总长。不料靳气势汹汹地说：“我的名单一个不能更动，如有一人被否决，我就辞职不干。”

    安福系很耐心，继续和靳交涉，第一步是拉靳加入安福系以便合作，靳答以“军人不入党”。安福系又拉周自齐加入，周更露骨表示：“本人无意于做财政总长，条件更谈不到。”

    靳云鹏打算万一安福系不通过周自齐，就改派为署理财政总长，或者自兼财政总长而以周为币制局督办，自己居名，周在幕后执行。靳和徐世昌有同一的目的，提名周自齐就是为了向美国借款。这时候，原先派往美国接洽借款的徐恩元已经偕同美国资本家数人回到北京，准备由中美两国合办懋业银行，并拟成立烟酒借款3000万元。

    安福系既然不能改变靳的决定，只好直接找老段，希望段祺瑞能拿出老上司和老师的身份来压制靳，使其就范，段这时也有碍难而拿不出办法来。

    到底还是小徐有办法，11月24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由于徐有取消外蒙独立之功，回到北京变成了一个英雄，他对靳阁名单大为不满，尤其是事先征求各省军阀意见而不提交国会，可是愤慨，认为这是违反《约法》精神，蔑视国会尊严的恶劣官僚作风。在徐树铮的怂恿下，段祺瑞对靳云鹏大加训斥，迫使改提李思浩为财政总长以代周自齐。

    8年11月28日，众议院通过了内阁名单，12月3日参议院也予通过，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陆徵祥

    内务总长田文烈

    财政总长李思浩

    陆军总长靳云鹏兼

    海军总长萨镇冰

    司法总长朱深

    交通总长曾毓隽

    否决了教育总长夏寿康，农商总长张志潭。而以田文烈兼农商总长，傅岳棻代理教育总长。周自齐则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

    靳云鹏当了国务总理，可是仍兼边防军训练处处长，所以一半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部属，另一半是边防军督办段祺瑞的部属。

    靳云鹏字翼青，山东济宁人，家贫，少孤，只有一个兄弟靳云鹗。兄弟二人幼年时均有膂力，推小车沿街卖水和代人搬运货物以养老母，知命安贫，乐善好友，有一年云鹗的水车溅了当地缙绅孙尚书的儿子，当场被孙家健仆揍了一顿，行时尚悻悻表示再问罪，兄弟二人乃连夜以水车载母妹逃往济南，经营染布。靳右眼外斜，顾主们遂以斜眼染匠呼之而不名。其后靳母子转赴烟台谋生，正值袁世凯在小站练兵，靳兄弟均投效了新军。靳云鹏因眼斜，只列名备补兵，清扫马厩厕所。靳因勤朴踏实，某次袁世凯巡营，见靳工作认真，好学不倦，遂予提升，后被选送新建陆军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该学堂监督为段祺瑞，受段知遇。宣统年间靳任段祺瑞第二路军的总参谋，段领导北洋军人要求清帝逊位，就是靳一手运用，从此成为段的亲信。靳平素事母至孝，而靳太夫人虽目不识丁，却能安贫乐道，其两子虽已大贵，靳家家风仍极朴厚，袁世凯在日对靳母赞不绝口。每逢袁家中请靳母吃饭，这位老太太必带四包礼物：“鸡蛋十个，豆腐四块，煎饼六斤，咸菜一罐。”而礼单上则写的是：“吉子十个，都福赐快，坚兵禄金，贤才一贯。”袁世凯必亲自点收，即席大嚼，宾主称快。

    靳云鹏后来做第五师长和山东将军，最后担任陆军总长，再上一层楼，爬到国务总理，他这年刚刚40岁。

    靳云鹏的组阁，是时势造英雄，他虽然是段的左右手，皖系的大将，可是他具有多方面的条件，使他赢得多方面的支持。他是奉系首领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和直系曹锟是拜把兄弟，因为他是山东人，所以和直系的实力分子王占元、吴佩孚是同乡。由于吴佩孚曾通电支持他，于是外间便有直皖两系之外，将成立“鲁系”之说。

    不过靳云鹏解释自己的抱负是要促成直皖两系重归于好，进而促成南北和议，他有一个打算，想请吴佩孚出任北方总代表，曾派吴光新到衡阳拜访吴佩孚。他认为吴佩孚和西南方面已连成一气，如果吴出面，和谈是会达成圆满结果的。这时，正是王揖唐在上海四处碰壁，他却扬言不离沪，不辞职。靳听了冷笑说：“看你冷板凳坐到几时？”

    靳云鹏有促成南北和平实现的抱负。在北方他以冯段联合为团结北洋派的先声。在南方则以陆荣廷和唐继尧为谋和的主要对手。他当然是拥段的，他以为段的失人望都是由徐树铮一手造成的，欲恢复段的声誉，就非去小徐不可，就非废止中日军事协定不可，可是这两点都是段所为难的。

    靳云鹏一方面做了冯（国璋）、段（祺瑞）之间的桥梁，同时又是曹（锟）、张（作霖）之间的媒介。他透过吴佩孚和西南大送秋波，还策动全国名流举行和平联席会议。预定的人选有：直隶严修，江苏朱謇，浙江钱能训，安徽龚心湛，湖北周树模，湖南熊希龄，江西李盛铎，陕西于右任，广东唐绍仪，广西岑春煊，云南张耀曾，贵州朱启钤，福建张元奇。

    段的智囊朱志潭，是张国淦的门人，是直隶省丰润县人，他对安福系绝小卖帐。周自齐和张志潭都是安福系所最痛恨的。而靳则最信赖他们。

    靳组阁是安福系最失望的事，也是徐树铮最不利的时代，幸而小徐在外蒙古立了大功，回到北京还有威风，虽然如此，安福系可说是最吃不开的一个时期了。小徐在西北，本是大徐一个调虎离山之计，把他充军到外蒙古，免得他在北京搞风搞雨，怎知却给小徐一个立大功翻身的机会。当他第一次由库伦返京时，他带了外蒙请求撤治的全卷来。他的架子真大，国务院请他列席报告，他竟派杨志澄代表参加，同时国务院接受他的要求，裁撤了库伦都护使，外蒙问题悉由筹边使全权办理。

    冯国璋是在7年10月交卸总统后不久，回河间原籍休养。冯在满清末年当过禁卫军统，禁卫军辖有一师一旅，其军饷比正规军多，正规车每师每年只有130万元，而禁卫军则有200万元。民国2年冯调任江苏都督时，禁卫军改编为第十五、十六两师，军饷每年增加60万元，共计360万元，仍由冯统率，移驻南京一带。民国6年8月，冯到北京任总统，除第十六师留驻南京外，第十五师改编为总统拱卫军，随冯北上，移驻北京。冯在总统军事处下面设立第十五、十六两师粮饷局，派自己的亲信张调辰为粮饷局督办。7年10月冯下台，总统府军事处裁撤，第十五、十六两师改归陆军部直辖，粮饷局仍然保存。8年6月粮饷局被陆军部裁撤，冯大为生气，想到北京争回这个权利。他到了天津，徐世昌邀请他到北京来先调停直皖之争，然后进一步调停南北之争，可是冯一直怕徐树铮，怕小徐下毒手，所以不敢上北京去。

    冯国璋于9月23日来到北京，26日段祺瑞设宴为冯国

    璋接风，这是他们从府院相争后首次见面，两人毕竟是多年好友，一谈便很入港，冯劝段不要偏听徐树铮一个人的话。这一次晚宴，北京政府传出了冯段已破镜重圆，复归于好。安福系拟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以缓和直皖两系的战争危机。老谋深算的徐世昌想用两位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和冯国璋）出面调停南北。同时草拟了一套全国统一后的大举裁兵计划，想由南北推举元老三人组成裁兵委员会，北方元老是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南方元老是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可是冯所感兴趣的，则是第十五、十六两师的军饷，徐乃下一手谕：“第十五、十六两师仍归冯前总统节制”。并将粮饷局恢复。

    由于冯入京的目的已达，于是他也高唱节饷裁兵。

    8年12月28日，冯国璋在裁兵高潮中，病逝北京帽儿胡同私邸，享寿六十二岁。临危时他曾口授张一麐遗电，希望和平早日实现，本人以不能亲见统一为憾。北京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三天。徐世昌和段祺瑞都分别亲赴冯寓吊丧，段祺瑞在冯灵前想起了小站练兵，数十年悲欢离合，不禁放声大哭。徐世昌则送1万元为冯的治丧费。

    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书读得较好，他是秀才出身，从候补知县变做武备学生，受袁宫保知遇，一步步爬上将军署理江苏军务，袁死后由副总统而大总统，最后被段祺瑞以“法理”手段把他踢下政治舞台。

    他在总统任内一心想求和平统一，这是值得称赞的，他的缺点是贪财，据说他死后财产达2300余万，可惜被经手之人吞没了。

    冯国璋到北京，本是讨饷。原来北京驻军共有四师，第十五师（师长刘询）与第九师（师长魏宗瀚）驻防南苑，第十三师（师长陈进才）与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防北苑。北京政府在皖系与安福系的控制下，对冯所节制的第十五师颇为歧视，积欠军饷达七个月。皖系企图用经济困杀这支冯的军队，迫使这支军队因领不到饷而哗变，然后以叛军罪名勒令解散。第十五师一度有向商家“借饷”的酝酿。冯死后的第二天，第十五师便有不稳的消息。到了9年1月4日风声更为紧急，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大栅栏、前门大街一带酒店纷纷关市，以防变兵前来“借饷”。北京政府得报后，急忙下令关闭永定门，将城内与南苑的电话网割断，并令第九师严密监视第十五师。后经王士珍出面调停，由财政部拨发军饷60万，晚间8时风潮才告平息。

    第十五、十六两师在冯死后改由陆军部直接指挥，第十六师由南京移驻张家口，师长王廷祯被提升为察哈尔都统，冯的直属卫队六营则予以解散。

    其实欠薪欠饷也不仅只是第十五、十六两师，参谋部也闹了这么一件事。到8年9月止，参谋部欠薪也有四个半月，该部第一局职员由科长易兆鸿领衔，联名13人密呈总统府参陆处及参谋总长，控告次长陆锦十二款，其中有发薪搭发现洋之数减少等等，徐世昌亲批交“张总长密查。”张怀芝总长把列名控告的人逐一查问，个个都承认他们是自动签名的，还有许多未列名的部员也临时要求加入签名控告。段祺瑞认为陆锦是直系的人，很想认真办一下，可是曹锟、张作霖、王士珍都替陆说情：“绣山（陆锦）办事多年，不致如此糊涂”。张怀芝左右做人难，只好托词不到部，溜回山东原籍，请陆次长代理部务。不久张回参谋本部，这时已得曹王等的说项，乃呈复总统说陆锦被控各节查无实据。

    北京政府11月22日下令，把所有控告陆锦各员一律免职，陆锦则免于置议。国务院又怕被裁部员到处控告陆锦，乃传谕对他们另有安插办法，所谓办法就是每人挂一个陆军部咨议的虚衔。原告们请参谋总长张怀芝宣布呈复政府查办陆案的原文，张怀芝只有四个批字是：“碍难照准”四字。

    陆案结束后张怀芝到参谋部办公要带四名佩带手枪的武装兵护卫，两名在办公室警卫，两名在公事桌旁护卫，被裁各员跑来向张总长讨五个月的欠薪，张大为光火说：“我不办你们诬告罪已经天高地厚了，你们还想向我要钱？”

    12月14日，北京政府调陆锦为敏威将军，以唐在礼继任参谋次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曾指责中国参战不力，所以中国虽然参战，且是胜利一方，然而就因为背了参战不力之名，因之国际地位一点也没有提高。反之，中国因为山东问题而在巴黎和会上遭遇到可耻的失败。

    不过，对段祺瑞而言，由于他主张参战最力，又是参战督办，因此，对于这一历史行动仍引以为荣，也当作赫赫之功。并且开列参战“出力”的人员，请求北京政府予以奖叙。

    民国9年元旦，北京政府下令把段的功劳说得天花乱坠，并发表“参战勋绩尤著者”的授勋令。在授勋令中，王士珍得到勋一位，段芝贵、姜桂题各授九狮军刀一柄，梁启超颁给“伟识匡时”匾额一方，曹锟授为虎威上将军，张作霖、倪嗣冲、李纯均升授陆军上将，靳云鹏、刘冠雄、张怀芝、王占元、赵倜、阎锡山均晋授勋一位，陈树藩、徐树铮、傅良佐均授勋二位，汪大燮、李厚基、孟恩远、蒋雁行、曹汝霖、陆宗舆均授勋三位，田中玉、曲同丰、马良、陈文运、张士钰均授勋四位，林长民、范源濂、张国淦、章宗祥、曾毓隽、张志潭、蓝建枢、刘传绶均授勋五位，张广建、杨增新得到一筹大绶重光嘉禾章，熊希龄、孙宝琦得到一等文虎章，王宠惠、章士钊得到二等文虎章。

    这为了参战有功的颁勋，很多人是无功受勋，更有些是反对参战的，如王士珍、姜桂题、徐树铮等；还有的是众矢之的的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当参战不参战在争论时，几乎北洋的军人都是反对参战，后来段祺瑞向他们解释参战可以不出兵，他们才放下心，勉强同意。所以公正地评论，只有段是自始至终主张参战的，而段的参战主张，开始是为了和黎元洪呕气，也不是完全为国家着想。

    从受勋的名单看来，真是莫名其妙，受奖的人有文有武，有南有北，有在朝的也有在野的，所得的勋章更是牛头马嘴，有文人而得武人的勋章，有武人而得文人的勋章。至于段祺瑞当然是第一大功。可是他早在8年9月15日就取得了大勋位，因此只好在命令中大加表扬。

    张国淦在袁黎段三角纠纷时是个很重要的人，因为和徐树铮不睦，已变成半冷的人物，总算老段还会念旧，同时在黎任总统时，张一直奔走黎段之间。四处碰壁，四面不讨好，他受奖勋章倒是应该的，可是他只受勋四位。从这受勋情形便可看出当时重台上而不重台下的趋向。其实这种现实作风，古今中外又何能例外。

    在冷宫中的张国淦，于9年2月23日被派为汉口商场督办，因安福系反对而不能到任。这个汉口商场督办在熊希龄任总理时，杨度曾做过。

源济

一六一、皖系直系明争暗斗

    北洋大势，在袁世凯死后即一分为二，二分为三。二是直系和皖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脑，曹锟为副，长江三督为骨干。皖系以段祺瑞为首脑，徐树铮为中心，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张敬尧、傅良佐、吴光新等都是大将。二而三是又添了一个奉系，后来居上，鼎足而三。奉系首脑是张作霖，王永江为谋主，杨宇霆、郭松龄、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等都是中坚。

    直系在冯国璋死后，曹锟便高踞首席，原来风云一时的长江三督也唯曹马首是瞻，曹之稳坐钓鱼台，得力于他的爱将——北洋后起黑马吴佩孚。吴虽是一名师长，可是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都引起全国的注意。他在湖南，始而驱兵疾进，所向无敌。继而陈兵不战，通电主和，他能把握时局中心，善为运用，争取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由于他能做能唱，使南北军人对他都刮目相看，曹锟是他的嫡亲长官，这样一来，水涨船高，便成为直系名至实归的领袖了。

    段祺瑞本可以成为袁世凯的继承人，整个北洋派的领袖，只因他过于刚愎，不能容物，又信任徐树铮，遂失去大多数人的拥戴，只好巩固皖系以自重。徐树铮当然是个角色，可惜太过专横，又太露锋芒，他对段的贡献最大，影响段也最大。至于傅良佐、吴光新、张敬尧之辈，都是段的负担，既不是人才，又不是战将。

    奉系的崛起，当然占了地利，加上段祺瑞在和冯国璋明争暗斗时，徐树铮献议拉张作霖和奉军来对付直系，这便给奉系一个壮大的机会。张作霖和皖系在互相利用过程中，占了极大的便宜，因此使他的野心也随之增长起来。这是一种利害的结合，当他觉得自己力量已可独行其是时，他便不愿受皖系的摆布，甚至要清算徐树铮。

    段祺瑞鉴于皖系的日益没落，倚赖他人的不可靠，于是决定利用日本借款和日本军火训练新军（参战军），作为自己将来统一天下的本钱。这和袁世凯称帝前不信任北洋诸将而建立“模范军”情形一样，段在北洋派系以外成立参战军，其动机和目的，与袁世凯当年成立模范军是一样的。

    8年6月，参战军改名边防军，后来发展到三个师四个混成旅。外蒙古撤治后，徐树铮俨然以“西北王”自居，想与“东北王”张作霖分庭抗礼，这一来便迫着张作霖去联合直系，张作霖和曹锟本来是两雄不并立的，现在为了对付徐树铮，竟联合起来，因为徐树铮过去的记录太可怕了，他曾杀害过直系的幕后军师陆建章，曾拉拢过张的部下孙烈臣，也曾着意勾结曹的爱将吴佩孚，在张作霖和曹锟心目中认为：“此人万万不可得志，此人若得志，吾辈将无噍类矣”。

    由于曹张在反对徐树铮的共同前提下联合起来，因此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四省和东三省共计七省便成立了反皖系的同盟，这个同盟在8年秋冬之间已经形成。

    七省联盟得到徐世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徐世昌在袁世凯在世时，就认定徐树铮是个可怕人物，这两位本家一直就没有相好过。

    七省同盟开始时并不反对段，他们的口号是“清君侧”，就是反对段身边的徐树铮。他们希望段祺瑞能够亲贤人而远小人。这所谓的小人就是指的徐树铮。有一件事可以证明，8年9月间，曹、张两人竭力推戴靳云鹏组阁，靳也是段的亲信，但靳反对小徐，因此，靳不但得到曹、张的支持，也得到徐世昌的支持。

    段祺瑞呢？他不能因外来的压力而摆脱徐树铮，政治结合有时很脆弱，有时也很坚硬，段和小徐就是无法分开的，因为段的新“边防军”就是小徐一手建立，同时抓在小徐手中，而安福国会又是小徐一手包办而加以控制，如果去掉徐树铮，就是解除了自己的武装，等于“自毁长城”。

    段既然不能接受七省联盟的要求——清君侧，于是局势就恶化到不可收拾，因为七省联盟的目的达不到，只好走极端。

    不幸的是皖系大将安徽督军倪嗣冲患病垂危，见神见鬼，好像很有几分凶兆。当年对付冯国璋时，督军团便是以倪嗣冲为先锋，他接替张勋督皖，也接收了张的部队，在皖系中，比起吴光新和傅良佐总算成器多了。现在既然朝不保夕，使段如丧左右手。因为倪的病危，使得倪部下马联甲也想夺帅印，段命马帮办安徽军务，想派段芝贵继任安徽督军，徐世昌则主张起用淮军老将姜桂题。徐段意见既不统一，老徐遂决定倪嗣冲一天不死，便一天不开缺，也不补人。

    七省联盟中充当兵谏的先锋又落到吴佩孚头上，吴在8年秋天一再电请撤防北归，北京政府置之不理。

    9年1月17日曹锟转到北京一封吴佩孚坚决请求撤防的电报，电报首先说：“于役湘省，两载于兹，迭请撤防，未承允准”，接下去就强调直军全体将士久戍思归，和积欠军饷的困苦情况。最后则沉痛地说：“北望叩首，涕泣哀恳”八个大字。

    吴这电报是先打给曹锟，请曹代转，曹则嫌吴电报太平淡，又在电尾加了两句：“战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生存者又作异乡之饿莩。”

    北京政府接到曹的筱电（17日），老徐不开口，靳云鹏则向段请示，段也一言不发，于是靳云鹏也只好闭口不言。

    1月30日，南方军政府秘密接济吴佩孚开拔费60万元，先付30万，其余30万留待开拔时付清。

    吴佩孚要撤防北上，对皖系来说，这是极严重的事情。因此，段祺瑞决定要阻止吴军北归。2月中旬，段指使河南部分军人反对河南督军赵倜，又借口赵倜纵容他的兄弟赵杰卖官鬻爵，引起民忿，逼迫靳云鹏撤换赵倜。赵倜在河南干得不好是事实，可是段采取这一行动，完全是假公济私。他很重视河南这块地盘，因为吴军撤防北上，河南是必经之地，赵倜所指挥的部队“宏威军”本属淮军姜桂题系统，兵力虽厚，却不见得听赵倜的指挥。因此段拟派内亲吴光新继任河南督军，并派安福系众议院秘书王印川继任河南省长。段一面催促靳内阁发布易督的人事命令，一面密令吴光新将长江上游的警备军迅速开到信阳，与河南内部的反赵军取得联合行动。

    吴光新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

    这一来，把赵倜迫上梁山。赵倜在直皖两系斗争中本是采取中立态度，无所属的，现在为了自身存在问题，要参加反段阵线，当他获悉段派吴光新来吞吃河南，他便调赵杰和常得胜等部集中京汉路南段，准备以牙还牙，采取抵抗行动。

    于是七省联盟又加了一省，变成八省同盟了。

    吴光新的可怜是做了多年候补督军、督湘之梦落空，督川之举又成泡影，现在有了河南的机会，可是前途也是困难重重。

    2月23日，吴佩孚发表漾电，反对更动豫督，他的电报很激动：

    “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政府近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权威，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徒见其心劳而日拙也。……恳我总统、总理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以弭战祸。”

    赵倜本与吴佩孚毫无关连，现在吴却为他声援，他内心自然对吴感激涕零，因此，3月4日赵有支电响应吴，有“昨得吴师长电，传诵欲涕”之句。其实吴并不是有爱于赵，只是怕段的嫡系拿到河南，自己北归的路就受阻了。

    2月26日北京国务会议通过了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案。内阁送请总统盖印时，徐世昌只同意改派河南省长而不同意更换河南督军。他自称久居卫辉，也算得是一个河南父老，决不允许因更动督军而使河南人民惨遭战祸。

    靳云鹏把徐不同意情形去报告段，段大为光火，当面骂靳：“没有用的东西，你怎么当的国务总理？”

    靳云鹏这时处境最苦，他出身皖系，老段是他的靠山，到了他身为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局势的演变使他身不由己，和皖系竟不能相始终。

    9年2月29日，靳又提出辞呈。

    3月1日安福系又一次发动倒阁，并电请王揖唐迅速回京主持这个运动。这时安福系为了拉拢徐世昌，所以表示可以同意过去徐世昌所提周树模来组阁，徐树铮也郑重地向老徐表示：“如果周朴老组阁，树铮愿意担任陆军总长，帮助总统办事。”周树模字少朴，别号沉观老人，北洋人物都称之为朴老。过去徐世昌提周树模组阁，安福系坚决反对，现在为了要推翻靳云鹏，所以愿意接受徐世昌的人选。当时如果周树模组阁，陆军总长人选很困难，因为靳云鹏是自兼陆军总长，如果他的内阁垮台，靳自然不会继续留任陆长，小徐如果出任新阁的陆长，就表示这个新内阁很有力量。

    3月3日，安福系为了倒阁，该系所属的三位总长——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相约不出席国务会议。第二天更以联合辞职来达到倒阁的目的。这时安福系攻击靳云鹏的罪状之一，是说靳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是个忘恩负义的卖国贼。

    段系和安福系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他们既然发动倒阁，等于正式把靳云鹏排斥于大门之外。很妙的是，靳也有他的后盾，他得到以曹锟、张作霖为首的八省督军支持，他们纷纷电请靳继续留任阁揆，愿为其后援，徐世昌也表示坚决挽留靳内阁的态度。段祺瑞面对这巨大的反对力量，也只好勉强地表示挽留靳内阁，同时同意把河南易督问题暂缓更调。

    3月4日靳云鹏回到国务院继续办公，段命令安福系的三位总长也取消辞职的表示和靳内阁合作。

    这一天河南督军赵倜发表通电响应吴佩孚，表示赵倜已公开地倒向直系一边，并且加入了七省联盟，七省联盟已经扩大为八省联盟了。由于这一个转变，赵倜似乎是有恃而无恐。北京政府也不得不向曹张等提供不更换河南督军的诺言。而曹锟也就替赵倜调兵遣将一事作一番解释。他的解释很有趣，他说豫督调集军队乃为了裁兵起见，今者明令既颁，自当调回原防。

    赵倜也向北京政府保证：豫省边界军队调集内部，系各团体之主张，俟大局稍定，当将各军撤回原防。

    吴光新的豫督又告落空。他的怨气完全集中在他的贵本家吴佩孚身上，所以3月20日他有哿电痛骂吴佩孚：“偏裨后辈，事理糊涂，屡为出位之言，不量身分，妄自尊大，显系别有阴谋，意存挑拨。”

    八省联盟的声势大，一出马就打了一次胜仗，使靳云鹏内阁不被安福系所推翻，使河南易督的人事命令无效。

    靳云鹏的国务总理获得支持，却使他更不见谅于老段，段的死党认为靳忘恩负义，通谋敌党，谋害恩师。其实倒不是靳有意如此，也是时势使然。

    靳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不必拜托张，张也要替靳撑腰。于是，张的撑腰更触怒了段。3月14日张作霖派了王乃斌带了一封亲笔信到北京，给段祺瑞，劝段信赖靳，不要听小人之言而疏远靳。中有句云：“乞钧座勿纳宵小之言，免为盛德之累”。这封信更带给段怒上加怒，段认为靳竟拜托外人来向他说情，殊属不可原谅。刚巧这时候靳云鹏前来晋谒，段在火头上即予以挡驾。靳云鹏当然不知个中原委。第二天靳又来晋谒，不待通报即直入内室，他本是段的四大金刚，自然可以随便登堂入室。段见到他，劈头劈面就大骂他一顿，段说：“你已当到国务总理了，怎么还是这样不明事理，你以为借重外援就可以骇倒我吗？你眼中还有我没有？”靳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一叠声喊冤枉，他说：“我怎么会求助外力，我绝不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段听了更为生气，就在抽屉中把张作霖的来信拿出来，大声说：“你说没有，这是什么东西，还要在我面前撒谎。”

    靳接过来一看，正是自己亲家的来信，信中全是替自己讲话，不是求助外力是什么？为之哑口无言。

    段则怒冲冲地说：“你告诉张作霖，他是什么东西，越来越不成体统了，公然敢干涉北洋派的家事，他配算是北洋派的人吗？他是什么出身？他怎么有的今天？他不过是个马贼，我不提拔他就能有今天吗！简直不知轻重，越来越不像样了。”靳站在段的面前，走也不是，坐也不是，一直等段骂够了才鞠躬而退。

    段祺瑞这次真的动了肝火，他不只对靳云鹏生气，甚至连徐树铮也不接见，避居团河，宣称此后不再过问内阁的事。

    3月14日这天又发生了另外一桩事，那是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的一段新闻，新闻说：“三月七日陆军部次长张志潭曾访公府顾问日人青木中将，表示靳内阁愿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张志潭是靳云鹏的智囊，这消息是嫁祸于人的阴谋，想把全国所憎恨安福系主张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转嫁到靳云鹏身上，让靳成为全国人民所愤恨的对象。

    安福系议员光云锦、乌泽声等根据《公言报》这条消息在安福国会中提出质问，攻击靳云鹏阴谋卖国。好像安福系是多么爱国，多么反日。其实人人均知安福系就是亲日系，他们如今为了打击政敌，竟把自己的帽子套在别人头上，实在是掩耳盗铃！

    当2月下旬，安福系曾有一个打算，想捧段祺瑞为副总统，以抵制徐世昌。老段这一个时期火气很大，没有人敢把这个意见去报告段。果然，在段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斥拒。在段心目中，连总统也没有放在他的眼中，他如何会对于副总统有兴趣？

    段很想用副总统为饵，作政治交易。过去本有推曹锟的酝酿，所以在3月上旬，他便授意安福系补选曹为副总统以挽救直军撤防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如果曹锟接受当副总统，便要保证吴佩孚不撤防。曹锟这时对于副总统已经不感兴趣了，因此八省同盟的督军们也指使各该省籍的国会议员不得出席副总统的推举会，安福国会虽开会要选举副总统，可是却两度流产。

    3月27日张作霖在沈阳作寿，同盟各省的督军均派代表前往祝寿，同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安福系卖国祸国，应予解散。

    （三）安徽督军倪嗣冲久病不能视事，推存张勋为安徽督军（按张勋亦是张作霖的亲家）。

    到沈阳祝张作霖寿的各省督军代表加上张作霖的代表在沈阳会议结束后一同前来保定，这是曹锟的大本营，他们名义上是参加保定举行的追悼直军阵亡将士会，而实际上则是应曹之召，参加保定会议，保定会议与沈阳会议大同小异，也决定了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赞成直军撤防北归，但须责成吴佩孚与南军有一默契，保证直军撤退后，南军不乘机前进。

    （三）宣布安福系卖国祸国的罪状，勒令解散。

    从沈阳会议的决定和保定会议的决定，可以看出奉系和直系虽然联盟，但在各自利益上并不互相支持。张任霖想支持其亲家张勋重回安徽，为自己树立新的力量，曹锟则关心直军撤防问题。

    段祺瑞避居团河后，闭门谢客。他在北京时，徐世昌和靳云鹏感到事事段都要过问，不胜其苦，现在他去团河不问一切后，徐靳又感到极为不方便。因此再三再四邀请他回到府学胡同私邸，以便就近承教，段坚决谢绝。徐世昌乃转请在正定隐居的北洋元老王士珍到北京来调停政潮，4月4日王士珍去团河访段，王对段说：“靳翼青（靳云鹏）是你的人，他们拥护靳内阁，岂不就是拥护你，你生什么气呢！”段听了颇为所动。4月7日曾一度回到北京来，可是安福系的人包围了他，报告他的都是一些恼人的消息，因此他于8日又回到团河去了。

    曹张联合倒段之势已成，虽然口里不讲倒段，实际则是倒段才能打开当时的政治僵局。在倒段行动中，要有一个实际行动者，这个角色自然而然地落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撤防北归，他一连串地打电报到北京，如：

    “湘鄂一役，几经剧战，各将士出死入生，伤亡者原宜悯恤，劳瘁者亦须慰安，迭据各旅长等呈请，或患咯血，或患湿疾，悲惨情状，目不忍睹。今戍期已久，日望北旋，急不能待，空言抚慰，不能遏阻……”

    “戍卒疲苦，万难再事滞留，恳乞准予全部撤回，以慰众望。”

    最后一次吴的请求撤防电报，流传最广，电云：

    “远戍湘南，瓜期两届，三载换防，不可谓速。阋墙煮豆，何敢言功。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段祺瑞再不能小视这个出身秀才的师长了，他很仔细地研究吴师撤防问题，认为：（一）吴师一撤，则南军乘虚直入，他既无可用之兵，自然会引起严重后果。（二）吴师撤回保定后，对北京将构成一个大威胁，尤其是吴佩孚是一个危险人物。

    他开始是采取延宕手段，假装糊涂，不作答复。继而见曹，吴电报越逼越紧，便令陆军部复电不准撤防。最后他知道吴师有自动撤防的决心，遂又用缓兵之计劝他缓撤。

    3月上旬，吴佩孚派人把他部队的眷属七百余人护送北归，下令禁止兵士不得无故请假，不得向商人赊欠，不许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并电请张敬尧准备派兵接收直军的防地。其实他已暗中和湘军有约，一俟撤防，就由湘军来接防。

    段祺瑞不能不慎重处理这个问题，3月18日他秘密地来到保定，请曹锟制止吴佩孚自动撤防。同时又授意北京附近的驻军五个师长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等联名通电，借口营房不足，拒绝直军吴师移驻北京。

    这时吴佩孚已派参谋王伯相到北京，料理驻兵地点，王伯相到北京后便把实际情形电吴，所有兵房都被边防军驻守，吴为之大愤。

    吴对于撤防问题自然是经过缜密的考虑，由衡州到保定是一条漫长的路，首先要经过张敬尧的势力范围长岳区，吴佩孚根本不把张敬尧放在眼下。由长岳过湖北到河南，是王占元和赵倜的地区，王、赵都已加入八省同盟，自然不会算计他，沿途不虞截击。

    当时局外人都替吴担心，认为他孤军久戍，要从数千里外冒险北归，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可是他却从容不迫，就像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一样。

    直皖两系使用各种方法互相对付敌方。4月23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忽然倡议废除督军制度，且愿意首先在浙江实行，以资倡导，这简直是一件大新闻，民国初年的督军，和唐朝末年的藩镇一样，阻碍国家的进步，为全国人民所深恶而痛绝。现在竟有一位督军倡议废督，这真是太受人民欢迎了。卢永祥是不是真的如此从善如流，俯顺舆情呢？当然不是，这不过是两派斗法中间，皖系的一套手法，由卢永祥出马来试探直系。4月30日，曹锟也将计就计，通电赞成废督，并且进一步主张禁止军人入党。这所谓的党，就是指的安福系。曹锟当然也不是真心愿意废督，只是不愿意让皖系专美于前，所以也唱唱高调而已。

    徐世昌巴不得这些手握兵权，各据一方的军阀们能够下台，明知他们所说的都是违心之论，但也落得于顺水推舟，大做文章，通电嘉奖废督的“卓见”，并且建议在废督以后，各省的军队统由中央陆军部直接统辖，各省省长有监督本省军队之权。

    皖系和反皖系的联合阵线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内阁，靳云鹏虽是段的亲信大将，可是由于反段的联盟集团都维持靳内阁，所以使段视靳为眼中之钉，皖系和安福系都决心要打倒这个“通谋敌人，谋害皖系”的靳内阁，宁愿政敌上台，也不愿由这个“叛徒”坐在国务总理位子上。从2月下旬到5月上旬，这个问题一直在斗争中。

    有一天，津浦铁路局长徐世章（徐世昌的兄弟）因公前往晋谒交通总长曾毓隽。他们谈完公事后，徐世章便告辞请退，可是曾毓隽却一把拉住徐，要他稍坐，东拉西扯地聊天，坐了一阵，曾忽然说：“我们一块到团河去亲候一下段公。”这时段在团河闭门谢客，北京显要都曾前往团河敬候，所以曾的提议徐自然领受，于是两人同车径赴团河。

    曾和徐见到段后，段这天好像情绪满好，随口谈谈天气等等，然后大出徐世章的意外，曾忽然开口说：“徐局长此行，是传达总统意见，总统认为靳内阁实在干不下去了，请督办示意靳翼青自行下台。”徐世章当了段的面又不好否认，只见段在凌厉的脸色中，显得和蔼，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

    两天后，徐世昌接到段一封信，信上说：“令弟来，述及钧意，容嘱翼青告退。”徐读完信大惑不解，立即找徐世章来问个明白。徐苦笑地把经过向老兄报告，他说：“到团河是曾总长邀去的，只说去探候段督办，见到督办后，总长就如此如彼地自说自话，我没有讲半个字，事前也不知道。事后也不提半字。简直等于被人强奸了一次。”

    徐世昌听了很生气，认为段系闹得太过分了，于是复信给段，率直地否认有改组内阁的企图。

源济

一六二、滇军在粤分家

    早在民国5年李根源在陕西省长任内受陈树藩的压迫，被迫离开陕西后，辗转到了上海，摆在他面前是两条路，一条路去北京投奔段祺瑞，一条路到广东参加护法政府。他不是北洋系，当然不会选择北上。广州引诱他，因为第一：他是政学系，广州非常国会，政学系是多数派；第二在广东有一支滇军，如果他到了广东，便有机会可以把滇军抓在手中。

    李根源字印泉，云南腾越（今腾冲）人，日本士官毕业，一脸麻子，自称李大麻子，是一位权术家，其呼风唤雨手段，在当时和徐树铮不相上下。

    据说他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一段经过极为生动，他到广州后，要对三个人下功夫，其一是孙中山，其二是岑春煊，其三是莫荣新。他先去见岑，岑是军政府首席总裁，又是政学系领袖。李去见岑时，穿的是青衫马褂，脚登双绊鞋，一付老派模样，见到岑即行跪拜大礼，口称：“根源行能无似，遘难陕西，此番间关来粤，愿效驰驱。”然后分析一番大势，有平闽、攻湘、会师中原三策，把岑春煊说得喜笑颜开，从此李根源便成为岑的重要军师了。接着他换了一套西装去见孙中山，力陈自己参加同盟会，献身革命种种，此次在陕西就是因为反对不革命的军阀陈树藩而遭受打击，现在不辞万难，来广州追随先生革命。孙对每一个同志都是信任的，对李根源自然也不例外。最后他穿了军服去见广东督军莫荣新，谈到粤境滇军的统率权，认为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这支滇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指莫荣新）指挥才是。莫荣新听了正中下怀，便对这位来自陕西的云南人刮目相看，引为知己。

    李根源在广州分别接触了军政府三位总裁，都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尤其是莫荣新，他是实力派，不久他就发表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督办，节制北江的滇军。

    滇军是在民国5年护国讨袁时，由李烈钧率领到广东的，此后一直留在广东。军政府成立后，李烈钧出任参谋部长，仍指挥滇军。这支滇军共有两师，番号是第三师第四师。第三师师长是张开儒，第四师师长是方声涛。滇军的防区本来是划在北江，军政府成立后不久，第四师师长方声涛率部移驻西江，北江便只有第三师一师。7年5月，张开儒因为倾向国民党。被莫荣新免职，由唐继尧电派郑开文继任师长。

    滇军的矛盾是有双重领导，系统上归云南督军指挥，而实质上则要受广东督军管辖。李烈钧因为是国民党，所以不受莫荣新的欢迎，因此李根源一番游说，很容易便打动了莫荣新。

    唐继尧听说李根源被桂系的广东督军委派为粤赣湘边防督办，大为担心，唐知道李的手段，生怕这支滇军被李掌握后变成李的政治资本。但他又无法反对或阻止，于是乃加派李根源为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靖国军和护国军不同，护国是讨袁，靖国是护法。另方面唐暗暗通知驻扎北江的滇军师长张开儒，要他小心应付李根源。

    李根源到韶关接事，他集合滇军训话，在讲台上他先自己左右开弓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然后用诚挚并且忏悔的语调对滇军官兵说：“根源对不起家乡，对不起三迤父老和弟兄，这次在陕西失败，我自己痛加检讨，深深觉得过去自己在做人做事上太差，对家乡父老尤其对不起，现在我是以赎罪的心情到北江来，请各位安心工作，我不会随意调动每一个官兵。”他的话使到每一个滇军官兵都很感动，大家本来对于这位李大麻子有戒心，自经他一番话后，完全冰释，认为他经过陕西一役，确已改变了。

    其实李根源是一步一步要抓住滇军，他的行动当然惹起李烈钧的反感，二李在日本是同学，后来护国之役在云南又是同袍，本是极要好的朋友，就为了争夺这支滇军，为之反目。

    8年秋天，国民党元老张继到了昆明，张继是支持李烈钧的，因此便在唐继尧面前放了一把火，张说：“由于李根源插手其间，驻粤滇军变成桂系和李根源个人的政治资本。”这时唐继尧的滇军在四川和广东都有，在四川正和川军作战，而四川战场上的滇军兵力不够，驻川的滇军军长顾品珍对唐也不够忠实，唐怀疑顾品珍和李根源之间有勾结，因此联想到滇军一出滇后，就难为控制，不如把驻粤滇军调回云南。

    9年2月3日桂系下手了，广东督军莫荣新命令李根源把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和靖国联军第六军参谋长杨晋对调。这个调动的目的，是要把滇系直接委派的师长调离军队，而派一个和唐继尧没有关系的人物来接收兵权。这显然是桂系想吞吃滇军的第一步。

    莫荣新调换滇军师长，事先并没有征求唐继尧的同意，使唐大为光火，即于2月8日、10日连下两道命令：解除李根源的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一职，改派李为云南参加军政府建设会议的代表。同时声明，驻粤滇军由云南督军直接指挥，并就近秉承李参谋部长烈钧办理。这是很妙的事，云南督军支持一位江西姓李的，对抗广东督军支持一位云南姓李的。

    滇桂两系因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而分家。

    在北江的滇军。本来驻有两师，就是第三师和第四师。由于第四师方声涛部调往西江，改编为“援闽军”，所以在北江的滇军另成立一个新的第四师，由云南人朱培德为师长，保持第四师原有的编制和番号。滇军将领因为历史关系，多愿意服从江西籍的李烈钧，而反对云南籍的李根源。

    当2月11日，杨晋接任第三师师长时，滇军将领秘密协议，为了反对桂系吞吃滇军，所以密谋扣留李根源，公开反对桂系。只因朱培德是李根源的学生（朱是云南讲武堂毕业，李根源当过云南讲武党的会办），所以故意松了一手，让这位老师未被扣留而脱险逃回广州。

    2月13日，滇军师长朱培德、旅长杨益谦、鲁子材等通电反对莫荣新更调第三师长的命令。同时第三师原来的师长郑开文及所属旅长盛荣超、鲁子材，第四师师长朱培德及所属旅长张怀信、杨益谦等联名通电，表示“愿意遵照唐督军命令办理。”

    李根源回广州前，通电辞去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督办粤赣湘边防军务等职务。

    滇军抗拒桂系命令后，使到广州的军政府内部极为震动，因为滇军不仅作战力强，同时也象征云南支持军政府，如今公开反目，对军政府来说，是很严重的事。尤其是桂系认为这个钉子碰得太大了，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在广东的统治地位。

    2月14日，莫荣新下令慰留李根源，同时以新任第三师师长杨晋和第五旅旅长盛荣超，第七旅旅长张怀信，第廿旅旅长杨益谦的联名通电反对李根源解除职务，事实上这个电报是桂系强拉滇军将领列名以壮声势的，例如杨益谦就不是支持李根源的。

    莫荣新认为支持李根源就是加强桂系的地位，现在李根源竟被滇军迫走，非用实际力量支持他不可，所以便调兵遣将。从2月14日到16日，桂系的军队源源北上，准备对滇军采取强力威胁姿态。

    16日莫荣新发出通电：“所有滇军驻粤北江的两师部队，仍应由李督办根源节制指挥。”同时正式表示：“驻粤滇军军饷军械都是广东供给的，因此这支军队一向由本督军管辖节制，今后亦仍照旧。”

    21日李根源通电复职。23日莫荣新竟以广东督军兼军政府陆军部长的双重身份，下令撤销驻粤滇军第三第四两师番号，改编为边防陆军三个旅及三个独立团。这个做法简直是和云南翻脸。

    2月24日一肚子冤气的李烈钧，在军政府内找到了岑春煊，李质问岑：“桂系要吞吃驻粤滇军，军政府为什么要同意？莫荣新的命令明明无理，为什么要由军政府同意发布？”岑春煊支支吾吾以对，李烈钧为之十分不满，乃托词巡视北江防务，离开了广州，准备在北江集合滇军反抗改编。

    同一天，李根源在桂系支持下也由广州回到韶关，劝告滇军接受改编。

    26日，唐继尧电请李烈钧责成滇军第三师官兵拘捕新任师长杨晋就地正法。

    滇军分裂了，一部分留在韶关的，是服从李根源命令的，大部分由韶关向始兴集中，则是接受李烈钧号召，准备以武力抵抗桂系的改编命令。这一来，广州局势十分紧张，桂系宣布了戒严令，粤汉路火车停开。28日、29日桂军沈鸿英部在新街、太平市一线布置作战任务，广东地方派军人魏邦平、李福林等部也在桂系强大压力下出发布防。

    北江两李之争，使岑春煊为之寝寐难安，尤其是李烈钧的出走，使他觉得问题严重，因此他派刘德裕为代表，沿途追赶李烈钧，要刘德裕尽一切可能，劝李回广州。26日李烈钧行抵花县平山镇，准备向源潭出发，当天追赶前来的刘德裕也到了花县，但两人没有连络得上。3月4日李烈钧通过重重难关行抵花县麻墟才接到军政府派专人调停的电报，李立刻表示愿意接受调停。

    3月上旬起，滇军亲李烈钧派和亲李根源派在韶关、始兴之间曾小小开火。云南省议会、云南各团体以及云南全体军官都先后发出通电，声讨李根源，反对改编，且对莫荣新也表示不满。而广州方面则对李烈钧予以指责，双方在枪战之后，发动了笔战。

    在岑春煊的调停下，莫荣新愿意让步，不取消滇军名义，同时改派不愿接受改编的杨益谦为驻粤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鲁子材为副司令，移驻湖南边境，军饷仍由军政府负责，但须接受军政府陆军部指挥。

    3月25日北江战火停歇。27日岑春煊亲自到韶关迎接李烈钧，李答应由始兴到韶关和岑见面后一同回到广州。31日岑在韶关听说军政府总裁之一的伍廷芳由广州出走，大吃一惊，不及等待李烈钧到韶关，便先返广州了。

    4月2日李烈钧到了广州，广州已成桂系一家天下，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包括国民党籍的议员都已离开广州，李颇懊悔自己不该再投火坑，而岑春煊承诺的滇军发饷移防，也借口伍廷芳卷走关税余款而不兑现。4月13日改编为边防军第二旅旅长赵德裕（李根源的部下）借口追查逃兵，公然包围参谋部，先放枪示威，然后搜查，参谋次长蒋尊簋因此忿而辞职。同一天警备队队长进入赣军司令部搜查。这两处都是李烈钧常到的地方，因此李烈钧感到处境极不安全，遂跑到海珠海军部暂避，4月27日秘密逃到香港，5月13日由香港到上海。

源济

一六三、七总裁内讧

    广东的军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学系、桂系、滇系、粤系，以及名流派如唐绍仪等。当然大家意见并不一致。前面已叙述过广东桂系与地方派粤系军人的斗争，驻粤滇军的内哄等。粤系军人首领前广东省长李耀汉被桂系迫下台赴港养病后，仍然保有肇军总司令的名义，其部将翟汪代理省长，古日光代理肇阳罗镇守使，其他粤系军人如广惠镇守使李福林、警卫军统领魏邦平都和李耀汉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桂系对粤系戒心未除。民国8年6月12日广东督军莫荣新进一步下令通缉李耀汉，并没收其财产，派桂系健将林虎继任肇阳罗镇守使，时军政府下令罢免李耀汉的肇军总司令一职，14日林虎前赴肇庆布置一切，这是在广东的桂系准备以武力铲除李耀汉势力的具体行动。由于桂系的压力，广东代理省长翟汪力辞代理职务，派张锦芳暂行护理省长。

    桂系在广东对广东军人的压制行为，引起了广东人民和各方面的极大反感，因此广东人民举行了大罢工、罢市、罢课来表示抗议。广九、广三铁路火车停驶，广州市电灯不明，形势极为紧张。这时候广东老百姓只希望桂系力量能够早日被逐出，他们曾有计划拟选举伍廷芳为省长以对抗桂系另派省长。同时在军事上粤系地方派也想连络国民党内的粤系军人，当时国民党内的粤系军人实力分子是陈炯明，陈炯明这时担任粤军总司令正驻军闽南，陈炯明的离粤，也是受到桂系的排挤，他内心当然想回广东，广东地方派军人魏邦平和李福林派人暗和陈炯明通款曲，要求陈率军秘密开回广东，魏李等在内接应，以便里应外合驱逐桂系。

    然而桂系在广东的力量究竟是最大的，所以魏邦平和李福林这个计划是不容易实现的，因为桂系一直有军队监视粤闽边区的陈炯明，陈炯明回车的行动立刻会引起阻止行动，很难达到目的。

    陈炯明率军回粤的消息传出去了，可是实际行动却很难实现，因此陈炯明只好公开通电否认他要率军回粤的谣言。否认尽管否认，事实上陈炯明在6月25日即秘密与福建督军李厚基签订了粤闽划界停战协定，这就表示陈炯明随时可能率军由闽南撤出，不会受到福建方面的追击。

    陈炯明当然是日夜希望回到广东，他又何尝忘了广东督军的宝座。

    南方的军政府由单一的大元帅制改组为合议形式的总裁制后，实际上的军政府并不在七总裁控制中，而是由桂系所控制。同时名虽号称七总裁，可是这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去上海，宣布辞职。唐绍仪一直在上海担任南方的议和总代表。唐继尧在云南。陆荣廷则留在广西。所以在广州只有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三人。虽然那些不在广州的总裁们都派有代表列席政务会议，可是桂系只承认陆荣廷的代表合格。孙、唐、唐的代表桂系都不承认。主席总裁岑春煊则一切听命于桂系。

    8年8月7日孙中山在上海通电辞去总裁一职，并声明自辞职日起，以后军政府所发文电如果仍签署他的名字，概不负责。11日广州国会开会议决挽留孙中山。这个期间广州旧国会内政学系议员和照霞楼派议员之间冲突更尖锐化了（照霞楼派是国民党系议员的代称，因为当时国民党籍议员多数下榻照霞楼）。由于对军政府极为不满，照霞楼派策动第二次改组军政府，首先提案查办广东财政厅厅长杨永泰，提起杨永泰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政学系的军师和智囊。随后照霞楼又建议撤回南方议和总代表，改组军政府为正式政府。对北京政府明令讨伐。又因岑春煊私派代表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违反《约法》精神和军政府的合议制，照霞楼派议员提出不信任主席总裁一案，岑春煊于是忿而辞职。这期间政学系很孤单，旧国会各党派与国民党联合起来，于是改组军政府一案遂得通过。九十月间，军政府和国民党占有优势的旧国会已经处于对立的地位，使得军政府的地位摇摇欲坠。

    这时候，滇系和桂系还是和好时期，所以唐继尧、莫荣新、谭延闿、刘显世联名通电，反对军政府改组。陆荣廷、林葆怿、谭延闿、谭浩明则纷纷通电挽留岑春煊。

    9年初，滇桂两系因为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而翻脸，唐继尧也打算辞去总裁以拆军政府的台，于是南方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滇系和国民党结合起来，桂系便陷于孤立。国民党计划以云南为新根据地，把广州的非常国会搬去昆明，并在云南组织新的西南政府。当北江滇军问题发生时，广州参众两院议长吴景濂、林森都秘密地由广州潜赴香港，旧国会议员们也一批一批地前往香港集中。

    唐继尧计划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两面向广东进兵，夹攻桂系，粤军由闽回粤的谣言盛传一时，陈炯明不但和福建督军李厚基秘密妥协，并与亲桂系的滇军师长方声涛部在粤闽边境发生冲突。

    9年3月29日军政府政务总裁伍廷芳及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以反对岑春煊，悄然离粤赴上海。

    伍廷芳的不辞而别，使军政府有点手足无措，并不是伍廷芳有什么重要过于孙、唐、唐三总裁，而是伍廷芳有他的价值，因伍兼任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8年6月外交团取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以关税余款的百分之十三拨交南方军政府作为政费，这笔款项指定由伍廷芳签字具领，如今伍廷芳悄然去港，外国人只认签字，谁也无法冒签伍的签字，换句话说领这笔钱发生了极大的麻烦，这就是伍廷芳比其他总裁重要的地方。

    同时伍廷芳经手领取的关税余款共五次，全数390余万元，除支付外，还存了180余万元。这笔钱在伍出走时也没有移交，全数携之而去。

    伍这一着，比带了军队走还要凶，因为在当时的军政府，财政是最重要的一环。岑春煊赶回广州后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专人到香港敦请伍回穗，岑在信中说了许多好话，只要求伍回来，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商。然而伍则坚决拒绝，任来人怎么恳求，就是不肯回去。

    军政府只好发表公报：4月8日军政府政务会议解除伍的外交、财政两部长兼职，仍留总裁本职。同时谴责伍廷芳不告而行，既不接受劝告回省供职，又不办理移交。尤有甚者，伍携走了关税余款180万元，致使库空如洗，军政各费均无从应付。另一公报则宣布：政务会议议决免除伍廷芳外交、财政部长兼职，特任温宗尧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陈锦涛未到任前，由次长文群代理部务。

    伍廷芳这次携官印出走是第二次了，其第一次是在民国6年7月张勋复辟时，他携带外交总长的印信由北京到上海，仍然自居为合法的外交总长；这次也是一样，4月10日他在香港发出通电，宣布继续执行外交、财政两总长的职权。军政府除通电否认其职权外，并电请北京政府转告外交团，以后关税余款请直接解交军政府领收。

    4月中旬，军政府在香港延聘律师控告伍廷芳卷款潜逃，伍也聘律师对抗。香港中外报纸大登特登。这一来大家都知道南方的军政府不只是四分五裂，根本是一息奄奄了。

    这真是一件极可惜的事，对于南方军政府，因为这时正是北方直皖两系濒临破裂，战争一触即发，如果南方真的护法，团结一致，则北方的变局将使南方渔翁得利。不料南方也是一样，一方面滇粤军发生冲突，另方面军政府则四分五裂。相对的，北方也是自顾不暇，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来统一南方，如果这时北方直皖两系不是到了最后火并的时候，则用兵南方不难底定全局的。

    对南方军政府最严重的，是国会议员也成批地不辞而别，甚至还带走了档案。4月1日，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去了香港，行前曾召国民党籍议员到香港集中，两院秘书厅在国民党议长指挥下，把两院档案卷宗全部打包叠好，分批运赴香港，这一来真是彻底地搬了家。使得广州的非常国会变成了真空状态。

    4月3日，岑春煊风闻国会已搬空了，乃下令派宪兵前往两院搜查，果然发现国会重要文件全部已经运走，大为光火，因之派警察严密监视两院。

    4月6日，留穗未走的国会议员召开联席会议，非国民党议员公推孙光庭为参议院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主席，代行议长职权。同时通电宣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带印潜逃，嗣后如假议长名义在外发表文电，一概认为无效。”

    国民党籍议员在香港举行座谈会，会中讨论主题是把国会搬到什么地方？有的主张搬到云南，一部分则主张搬去上海。主张迁上海的人认为上海是皖系势力范围，而皖系对国民党日益表示好感，自不会干涉国会在上海集会。上海是全国重心，一举一动容易受人重视，耳目灵活，宣传的效果也很大。可是反对派则认为国会之所以播迁，就是因为受皖系军阀的迫害，当年就是皖系军阀强迫北京政府下令解散的，现在的安福国会也是皖系一手孕育出来的，因此国会再投奔皖系势力范围之内，未免太没有骨气了。所以这派人主张国会迁昆明。可是反对迁昆明的人理由也很对，他们认为云南僻处一隅，交通不便，国会迁滇无法号召，在政治上起不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对唐继尧的态度也值得考虑，认为唐继尧在云南一向是关了门做皇帝，他是不是愿意欢迎这么多国会议员到昆明，也值得研究。

    最后，主张迁沪者占大多数，于是伍廷芳乃把他所携出的公款发给每位议员赴沪旅费200元，另汇100万元存上海汇丰银行为国会迁沪后的制宪经费。在上海方面，孙中山和唐绍仪也担承另筹100万元支援国会。

    4月8日，吴景濂先动身去上海，筹备国会在上海复会，国会存款50余万元由他带走。4月上旬，国会议员陆续抵达上海的已有200人左右，计划先召开两院联席会。

    于是，上海和广州的两派议员，就遥遥相骂，互骂对方“通敌违法”。这时在广州的国会议员仍有300余人，政学系议员建议：由于人数不足，可以改开非常会议，推举岑春煊为大元帅以代替日益没落的军政府。

    在北京看起来，广州的旧国会分家，是个好消息，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认为这是南北直接交涉的大好时机，因此主张撇开上海的和会，直接向广州军政府谈和。根据李纯的五款方案，再加入：“善后大借款如果成立，应依照关税余款分配西南百分之十三的旧例办理。”一条作为谈判基础。

    可是段祺瑞却反对徐、靳的主张，段以前一直是极端地反对上海和会的，现在忽然摇身一变，极力主张仍应在上海谈和，主张一切问题应由上海和会解决。而皖系健将，上海的“地方首脑”卢永祥也和旧国会的议员们成为好朋友，卢永祥公开建议解决时局的方法是新旧国会的合并，在上海共同制宪。

    时局的发展，把一个最倒霉的人救活了，这就是安福系的首领，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他本来大张旗鼓到上海，不料南方代表根本不承认他的地位，任他巧语花言，任他费尽心机，南方代表就是一百个不理，使他不只感到乏味，而且进退维谷。现在广州的国会议员到了上海，正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仍出面四处连络，他手头有钱，钱可通神，于是他的局面也活跃起来。

    前面曾提到，王揖唐抵沪后是下榻上海富翁、犹太人哈同的花园中，据说王且把自己女儿拜哈同为义父。这位哈同的义子义女甚多。王揖唐在哈同公园中寄居时，曾遇到一次炸弹案，他疑心有人向他谋刺，更疑心谋刺案与江苏督军李纯有关。李纯听到此讯，大为光火，乃函王云：“公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仆即有恨于公，何至下效无赖之暗杀行为，况并无所憾于公乎？”李函并不使王释然，王揖唐总认为李纯对他不怀好意。

    4月16日伍廷芳、林森到上海后，国民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一步否认军政府在法律上的效力。由于军政府的组成是以七总裁为基干，最高行政机构政务会议须有过半数的总裁出席才有效，现在广州只留下岑春煊、林葆怿两人，而林葆怿也已宣布辞职，所以国民党认为广州的政务会议是没有效的。

    广州方面的解释则不然，广州的政务会议说：七总裁中孙中山已经辞职，唐绍仪根本就没有就职，所以军政府的总裁只有五位。现在在广州军政府这一方面的，还有岑春煊、陆荣廷和林葆怿三位，所以还是多数，因此政务会议是合法的。这当然是强辞夺理。为了要凑数，有一部分人主张索性把军政府改组为清一色的桂系，补选广东督军莫荣新、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总裁。这当然是走极端的一法。岑春煊是陆荣廷的长官，陆荣廷又是莫荣新和谭浩明的长官，这四位同为总裁，就变成三代同堂了。所以莫、谭均以“不敢和长官并驾齐驱”为理由推翻了这个建议。

    5月4日，广州国会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总裁，以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之缺。熊代表四川，刘代表贵州，温代表北方。四川和贵州是和云南一致的，广州故意选出熊和刘，是有意分化滇系。

    在上海召开国会的计划受到了打击，由于广州方面委托律师在香港控告伍廷芳卷走公款，因此伍廷芳汇存到上海汇丰银行的存款被判决假扣留。没有钱不能办事，这是最伤脑筋的。5月5日，到沪议员召开谈话会，决定国会迁滇，并发表宣言，否认广州的军政府和国会。

    6月2日，孙中山在私邸召集唐绍仪、伍廷芳、李烈钧及唐继尧的代表举行会议，旧国会议长吴景濂、林森、王正廷、褚辅成都被邀参加，会议决定由孙、唐、唐、伍四总裁发表联合宣言，全文如下：

    “自政务总裁不足法定人数，而广州无政府。自参众两院同时他徙，而广州无国会。虽其残余之众，滥用名义，呼啸俦侣，然岂能掩尽天下耳目？即使极其诈术与暴力所至，亦终不出于两广。而两广人民之心理，初不因此而淹没，况云南贵州四川，固随靖国联军总司令为进止，闽南湘南湘西鄂西陕西各处护法区域，亦守义而勿渝。以理以势，皆明白若此，固知护法团体，决不因一二人之构乱而涣散也。慨自政务会议成立以来，徒因地点在两广，遂为一二人所把持；论兵则惟知拥兵自固，论和则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济其私，以专横逞其欲，护法宗旨，久已为所牺牲，犹且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烟苗遍地，赌馆满街，吮人民之膏血，以保骄兵悍将之愿，军行所至，淫掠焚杀，乡里为墟，非惟国法所不容，直人类所不齿。文等辱与同列，委曲周旋，冀得一当，而终于忍无可忍，夫岂得已？惟既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同心戮力，扫除危难，贯彻主张……”

    同时，唐绍仪备了公函送达北方总代表王揖唐，要求恢复和谈。

    6月6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撤换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改派温宗尧继任；通告北京政府，南方政务总裁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的总裁资格业已取消。并且发出急电云：

    “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此间始终并未承认，而唐绍仪复经撤销总代表，所有唐、王私议之和平条件，不能发生效力。……上海租界内所称之军政府，除唐继尧未辞职外，唐绍仪始终未就职，孙文业于八月间辞职，伍廷芳于本年三月间卷款弃职，经于五月四日由国会非常会议宣告免职，另行改选。孙、唐、伍三人所有宣言及一切行动均属无效。”

    广州的一举一动，在北京的徐世昌是赞成的，可是段祺瑞和安福系都予以冷淡。段系对上海的发展寄有极大的兴趣，唐绍仪给了王揖唐恢复和谈通知后，唐、王就互相拜访，谈得非常投机，昨天还是路人，今天却变成了老友。这种友好性的接触，显示出前途的乐观，双方似乎均本着互相忍让的精神，提出对方可以接受的条件，期使和谈获有具体结果。段祺瑞还直接回答了孙、唐、唐、伍四总裁一封电报，赞成恢复上海和谈。

    徐世昌则对上海的发展表示冷淡，6月7日他叫国务院致电王揖唐，提出了四点质问：（一）唐绍仪的和谈总代表资格问题，唐原由广州军政府所委派，现在唐否认广州军政府的存在，则唐本身地位来自何处？（二）孙、唐、伍诸总裁或久已辞职，或现已离任，现在聚集上海私邸开会，上海又不属于西南范围。则诸公所议各项是否能发生效力，而西南各方对于此项集议，是否一致赞成？（三）孙、唐、伍三公既否认两粤现行机构，则上海和议一旦有成，两粤能否一致奉行而无反抗？（四）唐绍仪总代表上年所提八条，中央迭次抗争，和议因之中梗……。今少川（唐绍仪号）宣言仍以八条为据，遽与开议，是否有前后矛盾之嫌？以上四点统希核复，再酌应付。从这通电报中看出徐世昌是不愿以上海三总裁及唐绍仪的议和代表为对象。

    6月7日下午安福系推出议员20余人见徐，请徐明告对上海和会的态度，徐竟不接予接见，议员们坚持要见，僵持到夜晚10时，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才跑出来作揖打拱说：“元首有病，请诸位明天来。”6月8日安福系要员在太平湖开会讨论上海和会和应付徐世昌问题，曾毓隽认为徐世昌只以岑春煊为对象，不支持上海和会是破坏和平，主张国会提出弹劾破坏和平的总统。经讨论后，改为推举两院议员见徐质问不重视上海和会的理由，同时两院通电赞成上海和会继续进行，以便早日达成协定。于是李盛铎、田应璜、刘恩格前往访徐，徐向他们吞吞吐吐地表示：（一）政府对王揖唐并无不信任之意。（二）南方军政府发生内乱，北京政府当然可以置身局外。（三）南方军政府改派温宗尧为南方总代表，北京政府尚未承认。

源济

一六四、吴佩孚衡阳撤军

    吴佩孚衡阳撤防是改变南北形势的一个惊人行动。后来吴成为北洋时代风云人物也是由此开始。

    吴师撤防是从9年5月20日开始。吴事前曾电请张敬尧派员到衡州协商接防问题。张敬尧派湖南暂编第二师师长（北军）吴新田为“主持湘南防务司令官”，于21日到衡州，与吴佩孚及湘军代表签订条约，南北两军维持原有停战界线，湘直两军停战协定继续有效。一直到吴师自动撤防的前夕，北京政府才有电报批准直军撤防。吴师开拔时作环次队形的布置，主力第三师居中，湘江两岸各设掩护队，前方设有侦察线，后面设有殿卒，大军扬帆而下，全军齐唱吴所亲撰的《登蓬莱阁歌》。

    吴有《回防途次》诗曰：

    行行重行行，曰归复曰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忆昔赴戎机，长途雨雪霏。整旅来湘浦，万里振天威。孰意辇毂下，妖孽乱京畿。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断淝。我今定归期，天下一戎衣。舳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围。春满潇湘路，杨柳正依依。和风送归鸟，绿草映晴晖。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周公徂东山，忧搀亦畏讥。军中名将老，江上昔人非。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几。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丈夫贵兼济，功德乃巍巍。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春日雁北向，万里动芳徽。鸿渐磐石愿，衍衍不啼饥。止戈以为武，烽烟思郊圻。同仇复同仇，归愿莫相违。

    吴师于5月20日开始撤防北归，27日由水路经过长沙。张敬尧怕他舍舟登陆，战长沙，夺帅印。所以在湘江右翼配置了强大的兵力，但只作防御准备。而吴师根本无上岸打算，虽亦作紧急戒备，不过是怕张军袭击而已。双方均未挑衅战火，吴师乃扬帆而去。

    吴师于5月29日过岳州，也未停靠，31日集中汉口，由于车辆缺乏，一直到6月5日才开始向北移动。

    吴佩孚虽然请张敬尧派军接防，可是实际上他是决定把衡阳移交给湘军的。湘军骁将赵恒惕是他心仪的人物，两人惺惺相惜。所以吴师整装待发的时候，就是湘军执戈待动的时候。不过，当时的形势对湘军是很不利的。张敬尧是北洋勇将，他的军队已经扩充到7万人，他自兼北军第七师长，可是他所直属的部队则有湖南暂编第一第二两师和第一混成旅。归他节制指挥的还有协助长沙防务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驻防湘潭的第廿师（师长范国璋），驻防常德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驻防湘东的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宗昌）和安武军一部分。

    衡州和宝庆是长沙的前方两个重点，张敬尧派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湖南暂编第一师长田树勋守宝庆，兼长宝镇守使，第二师长吴新田守衡州。

    张敬尧是安徽霍邱县人，出身是徐淮间的流寇，后来入伍为小兵。癸丑二次革命时，他随李纯入赣任第六师的团长，由此擢升为第七师长。老袁称帝前，他在北京同兴饭馆对人扬言说：“大总统做大皇帝，下一道上谕就成了，干什么还要研究和请愿？”有人把这些语报告袁，袁生气说：叫这个老粗不要乱讲话。可是心里则喜欢他的憨直。护国军起，袁派他入川，袁死后，他又向张勋递门生帖子。复辟失败，他倒向皖系，成为对南方主战派的中坚。他是反直系长江三督的主要人物之首，由于他是跟李纯起家的，他骂李纯最有力量，他的通电大骂秀帅夫子（李纯字秀山），以讨好于芝老上将夫子（段祺瑞字芝泉）。段赏识他头脑简单，所以把湖南督军宝座送给他。

    据说张在督军任内时，曾文正的曾孙女曾宝荪在长沙创办艺芳女学，曾宝荪的父亲是文正长孙老翰林曾广钧（重伯）。宝荪从小就跟英国女教士巴小姐赴英国留学。张竟动念头到这位小姐的身上，遣人邀曾翰林赴督署一谈。曾广钧到督署见到张，口呼督军老伯，敬尧愕然不知所对，面对着文正公的长孙，对自己如此称呼，不无受宠若惊，邪念为之大减。曾辞出后向人说：“听说张督军的先君讳总愚，我先祖曾保荐过他，这样算起来张督军自然是我的父执了。”其实这是曾的苦肉计，把张敬尧的辈份提高。使他不能动后辈的念头。张总愚究竟是不是张敬尧的父亲，谁也不知道，张总愚是捻军的头目，后来被招安的。

    吴师撤防以及北归的经过，及抵河南布置情形，兹特抄录张一麐所编《直皖秘史》一段，其中叙述甚详，张文云：

    “吴佩孚将湘南撤兵事宜布置妥善，至军队分水陆两道陆续开拔后，遂于廿五日由衡阳乘舟启行。各界人士均至河干欢送。经过株州、湘潭，均受各界欢迎。至廿八日上午，直军前队已开到省垣，人民站立观看者，大有牵袂成帷之势。吴部士兵均赤手对坐，状极闲雅，且有扣舷而高唱军歌者，一望而知其为久经训练，纪律严明之师，络绎而来，前后共过廿一班。然后红旗招展，气笛呜呜，而吴氏所乘之‘新鸿运’火轮至矣。于是岸上军乐大作，军警均行举枪敬礼。吴氏船上亦频频鸣号答礼。湘督张敬尧亲自出迎，以吴氏不肯登岸，即率军政要人分乘火轮，驶近‘新鸿运’，随即过船，与吴氏谈叙十分钟之久，始返棹而回。

    吴氏由长沙启碇，于廿九日上午抵岳州，仅带骑卫队廿四名，登岸入城，以镇署为行台。午餐后与地方各长官步行至岳阳楼上参观名胜，随即绕道游视城垣，至西门新修处（系前岁直军攻岳时以轰城炮击倒伤毙数百人之处），吴氏触目惊怀，回行台后，谕军需处备具祭品，于卅日就岳阳楼开追悼会，奠祭直军死义将士，至卅一日午前，直军大队人马数近二万人，由岳到鄂，一片人影，满布江中，俱向刘家庙登陆，吴氏则押军后行，所有省垣各机关各法团领袖，均预先渡江赴刘家庙迎迓。至下午一时，吴氏到汉，傍晚由王督军欢迎过省宴叙，其所带军队则暂住刘家庙车站。

    吴氏离湘之初，原拟抵汉后俟所部到齐将车辆等部署粗定，即轻车简从先行北返，嗣以湘中风云骤变，南军进占吴氏前驻各地，尤应请命曹锟再定行止……。政府因即去电敦促即日北上，而吴氏则以无款开发船价及交通部不拨车辆为搪塞之计，依旧屯驻汉口。盖静以观变，别具深意也。

    吴军滞留汉口，久而不发，因之谣言蜂起。而政府以吴氏按兵武汉。实足引起各方之猜忌，直接促归无效，即电由曹锟转饬速行。吴氏迫不得已，乃派其参谋长赴汴与赵倜密商，拟将吴部暂驻信阳、许州、郑州等处，其欲暂驻豫境之原因，即以皖派举动可疑，暗中已有出师筹备，必将军队分布豫境，则北贯京畿，南扼武汉，京汉道上必非皖派所得问津矣。吴军驻屯豫境之计划既与赵倜双方商妥，遂于六月七日晚由武汉起程。八日抵郑，共到五列车，驻札地点之支配则以三师全部驻郑州，第一旅驻许昌，第二旅驻驻马店，第三旅分驻顺德、磁州，骑兵团驻黄河桥，步兵八团驻新乡县，沿途旌旗满目，帐幕相望，军容甚盛。”

    吴佩孚在衡阳吵着要撤兵的时候，段祺瑞当然认清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止是撤防问题，而是直皖两系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问题。所以段也有他的安排和打算。

    早在9年4月下旬，驻防陕西的奉军许兰洲部忽然移动到华阴、潼关、观音堂一带。这个行动使段怀疑是奉军有企图移向河南平原，以策应直军北进，因此指使陕西省长刘镇华派兵偷袭奉军。刘镇华的军队是镇嵩军，他奉到段的命令后，即向奉军挑衅，只因镇嵩军兵力并不雄厚，所以冲突未扩大。

    5月17日，段在团河召集秘密会议，作了一系列的军事布置。一面召回徐树铮，并将全部西北边防军调回北京附近，一面决定自己出马担任川陕剿匪总司令，率领边防军一三两师向陕西出发，讨伐陕南民军和川滇靖国军。为了提防靳云鹏在北京捣鬼，准备派其为副司令或参谋长，令其随军出发。这是一条“声东击西”的妙计，真正目的并不是向陕西出兵，而是准备在郑州设立总司令部，首先驱逐河南督军赵倜。然后派军防守京汉路南段，阻断直军的归路。如果直军打算强行通过就在河南平原予以迎击。段祺瑞认为在河南平原与直军作战，不但北京根据地不致受到战火的威胁，而且山东、安徽两省的皖系军队可以侧击直军，这是如意的算盘。使这个如意算盘落空的因素，是当段带兵出征陕西的消息传到关外，张作霖立刻借口边防军出动，北京防务空虚，要求准许奉军入关“拱卫京师”。如果北京真的由奉军拱卫，则北京的“正戏”便由张作霖来唱了。因此段这个想争取主动的作战计划，就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被迫放弃。

    吴师在武汉逗留期间，王占元接济了军费60万元，其中40万元还是王占元从私囊中提出来的。由于京汉路车辆缺乏，直到6月5日才由汉口分批北开。8日抵郑州，13日在郑州发出一个爆炸性的电报，分致反皖的八省联盟各督军，内容是：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吴佩孚第一次公开建议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这个电报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于这个建议不是任何军阀所能接受的，不但张作霖看了大为生气，就是吴的上司曹锟也摇头大不谓然。所以在反皖的八省同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吴佩孚官卑职小，态度狂妄。

    北方反段的军人虽然不满意吴的狂妄，可是为了直皖战争爆炸在即，吴是一个肯打硬仗，而其军队又能打仗，所以对吴的过分言行，只好隐忍于心。

    吴这通电报得到南方人民团体的热烈欢迎。

    吴佩孚将其主力布置在河南，北方风云为之变色。奉军为了暗中策应直军，所以也零零星星地分为三营五营开进关来，6月10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房。

    曹锟也于6月10日派兵监视德州兵工厂，并以德州为直军右翼的前哨阵地。

    6月15日，吴佩孚偕同三个混成旅的旅长到了保定，同时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也都到保定来参加曹锟所召集的保定军事会议，这是一次秘密的，却是极重要的军事会议。

    段祺瑞方面自然也积极布置，他密令驻守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作好动员准备，俟机北向进攻德州，或者西向侧击郑州。为了准备打仗，皖系积极筹措战费，由安福系的交通总长曾毓隽，以京绥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500万元作为战费，日本方面本已考虑答应，因为在中国内争上，日本是倾向皖系的，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都是皖系，日本当然希望皖系得势。可是这个时候，日本已不能像欧战期间那么方便，可以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为所欲为，因为美英已经联合起来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对日本采取监视态度，不让日本独占中国利益。因此日本的一举一动都有美英在扯后腿。所以皖系以京绥路向日本押借500万元，由于美英两国出面干涉就只好作罢。

    这时候，皖系无论在外交上、财政上、或是作战的战略地位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最大的两个因素成为皖系的致命伤，一个是主张内战，发动南北战争，在全国人心盼望和平统一的时候，内战是不得人同情的。一个是亲日，当时全国人心都痛恨日本侵略，得寸进尺，尤其在欧战期间乘火打劫，企图独吞山东，所以凡属中国人莫不反日，皖系独倚亲日为外交奥援，更是大失人心。

    至于在军事布置上，皖系也居于不利的地位，驻防洛阳的西北边防军，处于郑州直军与潼关奉军之间，驻防信阳的皖军吴光新部，也是处于河南、湖北两省直军夹击态势中，而在廊房的西北边防军，也在奉军监视之下。

    将领方面，皖系的徐树铮成为群矢之的，可以说段祺瑞因为信赖徐树铮一个，而导致直奉两系联合抗皖。张敬尧祸湘，马良残杀抗日的爱国分子，傅良佐、吴光新都非将才，倪嗣冲则在重病中，段芝贵只是袁世凯的宠儿，经不起考验，上不了战场。皖系的将领简直拿不出一个人物，数来数去还是只有徐树铮像样，所以段祺瑞在重要关头便离不开小徐。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6月16日曹锟电请解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源济

一六五、张敬尧为害三湘

    民国六七年间，湖南是南北战争的战场。当时的情势是直军一师三混成旅的大本营在衡阳，分布祁阳、耒阳等县。第七师（张敬尧的部队）主力吴新田、田树勋两旅在宝庆、武岗，另一部分驻长沙。第十一师李奎元部在平江、浏阳。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在常德、桃源。此外湘东各县驻有奉军、苏军、鲁军、安武军等等。至于南军方面，湘桂军各据有郴永一隅之地，不过沅水上游的广大地区则属于湘西民军势力范围，所以南军占领区的面积也很大。

    湖南督军张敬尧字勋臣，本是安徽霍丘县人，他共有兄弟四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

    张敬尧南北之见极深，他的军队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他认为是理所当然，是杀敌致果。湖南人称他为张毒以代替张督，借表内心的痛恨。又称张督军为张毒菌。还有一句话说：从前夏朝百姓要“与桀偕亡”，今天湖南人民要与“尧舜禹汤”偕亡。尧舜禹汤就是指张敬尧四兄弟。

    张敬尧的第七师，是北军中纪律最坏的一师，而这一师中又以驻扎长沙的部队为最坏。因此，长沙人民所受的灾难比各县尤重。张敬尧在湖南曾扩充一个旅，派他的四弟张敬汤为旅长。张敬汤号称四帅，自比诸葛亮，他对诸葛亮的认识是戏台上借东风的孔明先生，所以他缝制了一件八卦衣，手拿一柄鹅毛扇，走着台步，自称山人，问他的马弁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马弁们回说：“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那比得上咱们四帅用兵如神，智勇双全。”他听了乐得不得了。这位“卧龙先生”在长沙经常跑到百姓人家中借东借西，有借无还，因此，长沙人民便有孔明作贼的笑话。卧龙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张敬尧虽然号称督军，但他的势力只能到达长沙和宝庆一线，他对第七师驻防以外的地区都无权过问。当吴佩孚发表马电的时候，张敬尧张皇失措地在长沙宣布戒严，并向北京政府请求援兵。这时第十一师自动地从平、浏两县撤回到长沙来，两县地方团队据守县城，有酝酿自主的一种倾向，张敬尧派亲信谢渊前往安抚，才得相安无事。第十一师是接近直系的北军，在长沙城内与第七师互相戒备，如同敌国。

    张敬尧在徐州做苏鲁豫皖边防剿匪督办时，曾招抚过积匪毛思忠，收为义子，改名张继忠，派为第五团团长，人称少帅。第五团是穿国军制服的合法强盗。四帅和少帅都是张敬尧的亲信，因此张敬尧留他们在身边以资卫护。

    张敬尧在湖南督军任内，正是春秋鼎盛之年。8年9月21日是他40岁大寿，事前督署参谋处通函各机关：

    “兹因帅座寿诞期近，奉谕拟具警备办法以免他虞。由督署参谋长为省垣临时警戒司令，另派副司令一员，城内外稽查司令各一员，省城戒严总司令一员，治安司令一员，分派军警担任四城防务。侦缉队、督察处、执法处、探防处、宪兵营均各派人查街，检查行人及旅馆。警察增加岗位，夜间非口令不得通过。此项办法自寿辰前三日起，至后三日止。”

    9月21日（农历七月廿八日）为张督帅的正生日，事前设有帅座大庆筹备处，寿仪分福、禄、寿、喜四个等级，即1000元、500元、300元、200元四种，由筹备处指派全省绅商公认，指定城内八大旅馆为招待所。督署大兴土木，新建戏台一座，由四帅张敬汤亲自赴汉口邀来一批名坤角儿。寿诞的筵席开了400桌。

    寿期前三天起，督署卫队一色都上刺刀，东西辕门分置机关枪及水龙以资警戒，旅客无正当职业的一概被军警驱逐出境。21日这一天，送旗伞的队伍绵延二里之长，交通为之断绝，只看见“中流砥柱”、“南国干城”、“功高五岳”、“德被三湘”等字样。此外献金山、金佛的也不少。

    张敬尧治湘的最大特色是贪污，只要可以赚钱，不管是什么违法的事他都敢做，别人不敢为，不忍为的他都一无忌惮而为之，诸如种鸦片、抽收烟税、公然运毒。8年12月25日他派兵运鸦片五大袋，每袋重200斤，在武昌鲇鱼套车站被站长查出来，虽经放行，可是丑事已暴露出来。他盗卖湖南第一纱厂，又收了500万元的运动费盗卖湘矿，又以采办军米为名，运米出口征收护照费。

    张敬尧在长沙的血腥统治，引起了湘人的愤恨，因此，学生和各界人士都开会演说，要求和平。张敬尧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暴徒行为。长沙各学校和公众场所以及祠堂庙宇，全驻满了军队，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座杀气腾腾的兵营，使学校不能开课，商业及其他正常活动都受到了限制。同样在北军占领下，长沙的情势，和衡阳、常德就不同。衡阳和常德的自由幅度就大得多。

    当安福国会选举后，有人向张敬尧献计改选湖南省议会，使它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机构。张正苦于被各方责骂，当然立即采纳。可是长沙的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均以湖南尚未统一为由，拒绝改选省议会，并且组成“各界联合会”，张敬尧对于各方的反对大为震怒，下令解散“各界联合会”，并且逮捕主事人。有人劝张另组一个“湖南公民会”来和“各界联合会”对抗。这两个社团于是展开激烈的竞争，都说自己是代表民意的人民团体，指斥对方伪托民意。

    为了争取人民同情，双方决定在教育会举行一次公开辩论会。张敬尧令第五团兵士在会场周围布置了武装哨岗，可是“各界联合会”的群众特别多，不受威胁，开会时，张继忠全付武装，腰佩长柄东洋指挥刀，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讲台。这位少帅对于群众欢迎“各界联合会”十分光火，要逮捕人，结果把会场搞得乌烟瘴气。而改选省议会终告流产。

    正在五国劝告南北和平时，云南督军唐继尧电责湖南督军张敬尧进攻湘西，破坏和平，张敬尧遂发出俭电（12月28日）电云：

    “阋墙之争，实多隐痛。敬尧尊重和平，实为国人所共谅。敬尧一介武夫，深明时事，岂忍以同室操戈之嫌，甘蹈覆亡之祸。……上年于徐州出发之先，曾电达中央力主和平，嗣至汉上，复以和平之旨婉转陈说，双方均未采纳，事与愿违。……而希望和平有如望岁，若函若电，累牍连篇，斑斑可考。”

    张敬尧说自己是深明时事，实在令人哭笑不得，那时候，一向主战的人物，再也没有杀气腾腾的通电，可是大家对主和，却不好意思有所表示，只有张敬尧一人自拉自唱，自称是倡导和平的先知先觉。大家在读他这封俭电时，想起他在徐州出发之前曾痛斥秀帅夫子（李纯是张敬尧的长官，所以称为秀帅夫子）是北洋派的内奸，痛斥王占元、陈光远因主和而贻误戎机，并且捏造冯国璋密电主和的消息，引起了直皖两系之间的严重误会。到汉口后，又发出“杀敌致果，甘之如饴”的通电，并且谎报占领蒲圻的战功。曾几何时，他而今竟靦言自称是和平之神了。徐世昌后来有裁兵废督的主张，他立即发表佳电（8年1月9日）来迎合徐，倡裁兵筑路之议。湖南人民反对改选省议会，他居然懂得民意可畏而停止改选。

    然而这位“张毒”治湘政绩如何呢？自他督湘后，省城每天都有劫案，奸淫焚杀已成司空见惯，他所驻防的长岳区被湘人称为九幽十八狱，稍有身家的人，无不迁地为良，避秦远徙。湖南人组织驱张请愿团分道出发，有的赴北京哭诉，有的到广州求援，也有赴湘南向吴佩孚痛哭乞师。旅京的湖南名流都展开了救省运动以达到驱张的目的。可以说这时每一个湖南人都是张敬尧的敌人。张自己对于这种情势也感到严重，因此他授意商会会长张先赞，发表通电劝在外的湖南人返乡，可是没有一个湖南人愿意回到这座地狱来。

    张敬尧的搜括，使得湖南士民莫不咬牙切齿。曾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本是一位温和派人物，向来不肯得罪人，可是对桑梓却有不能已于言者。张曾电保熊希龄为湘灾督办，他不肯接受，反劝张爱护湖南，勿为己甚。张质问熊有什么贪赃枉法的证据，熊也火了，回张一电云：

    “以仆所闻，执事一年在湘所收入者，计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加盐税廿余万，盐票私加保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廿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其以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利尤倍蓰。执事之军不过四万余，以收入二千余万元支出，可抵一半，何至尚欠三个月军需？残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斩，钱多为害，非为福也。……军人言行以信为本，执事自问所办事实，与电纸上之打官话是否相符？即以目前全省矿利卖与英商之合同，证据确凿，而执事电部尚不承认。……”

    张敬尧曾把湖南教育经费削减了大半，后来还规定发经费时，要搭发贬了值的裕湘银行纸币，可是各校都必须以十足收据来领款。裕湘银行是张敬尧和有关人设立的一家官僚资本银行，滥发纸币，吸收现金。湖南教育事业在这种情势下当然艰难万分。到了最后，张敬尧索性把教育经费提充军饷，兼饱私囊。湖南各校校长被迫借债度日，教员也枵腹从公。长沙市学校，普遍驻兵，兵士喧宾夺主，教职员和学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检查，学校退缩在校内的一块小地方上课，课堂又兼宿舍又是饭堂、学校校具和仪器图书都受到严重破坏，门窗地板也被拆下来作柴薪燃烧。甲种工业学校原有机械实习场一所供学生实习之用，张敬尧下令将工场机器并入陆军工场，用锅炉煎熬鸦片。

    8年4月间上海和会讨论撤换湖南督军问题时，张敬尧命令长沙县知事稽炳元邀请各校校长到督军署举行联席会议，要挟他们签名通电挽留督军为发放教育经费的交换条件。各校校长不愿出卖人格，拒绝签名，有的逃往省外以避其锋。张敬尧为之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诬指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为谭延闿党，园南女校校长朱剑帆为社会党。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兼任教育会会长，不肯受军阀的利用，张敬尧就派他的第五团团长张继忠带兵包围楚怡学校将陈迫走。

    8年11月10日长沙全城的教职员因无法维持生活，提出总辞职。这一期间，全国各省市罢课运动都是因外交问题而起，同时由学生发动，可是长沙罢课则因积欠教育经费而起，由教职员发动，是罢课运动中的一个特色。湖南学联两度被解散，可是暗中仍有活动。停课时期，学生从事抵制日货运动。12月2日为了声援闽案，长沙学生在教育会焚毁多日以来所查获的日货，不料张敬尧乃弟四帅张敬汤带兵前来干涉，指挥兵士痛殴学生，学生身受重伤者达数十人。徐庆誉等五人被兵士用麻绳缚起来，并拍摄照片，扬言即予枪毙。张敬汤大骂学生受了熊希龄等人指使，竟敢干涉商人营业，破坏中日邦交，今后如敢再犯，当以土匪论罪。同时张敬尧更加变本加厉，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使得长沙的学生们不敢上街，不敢上学。12月6日，长沙初等以上学校宣布全体散学，包括教会所办的雅礼大学。只有两个教会女学艺芳和福湘两校继续上学。

    湖南人民饱受张的部下奸淫、抢劫、杀人、放火，认为他们和活强盗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张的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民国5年张敬尧率第七师驻扎洛阳，凡有控告军人抢掠的，无不被乱棍打死，所以苦主都不敢出面控告。湘南民风倔强，可是在张敬尧的强盗军高压之下，都无可奈何。

    早在吴佩孚师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驱张请愿团”，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会及吴佩孚驻军的衡阳分别请愿。驱张请愿团先是由学生发起，各界代表率先参加，不久省议会及各团体秘密加入了，湘省旅京、旅沪同乡及省外湘籍学生也加入了，湘绅熊希龄、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温和分子也加入了。最后，“全国和平联合会”也全力赞助湘人的驱张运动。

    8年10月22日为湖南光复纪念，湘人抱亡省之痛，学生举行罢课及游行大会，各界在烈士祠举行默哀，追念先烈缔造民国之艰难，如今则在军匪蹂躏之下，与会人士无不潸然泪下。

    9年1月20日，谭延闿发出号电，喻湘人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还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请愿团分为二组，一为学生请愿团，控拆北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为各界请愿团，陈述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种种事实。

    北京当局答复请愿团说：“易督事的困难关键在于湖南是军事前方，恐怕牵一发而动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现在政府打算先选派一个省长分他的权，可是这一点也难于办到，政府觉得愧对湖南。”前吉林省长郭宗熙反驳说：“现在是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就谈不到惭愧二字。”这时国务总理还是靳云鹏，靳虽想换张，却有心无力，所以面对湘人的责难，只好作揖打拱。

    范源濂领衔控张敬尧祸湘五大罪，末了几句话说：“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地，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他自己拿呈文递到徐世昌手里，声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实，愿受反坐处分。

    北京政府既然不肯撤换张敬尧，请愿驱张也毫无结果。吴佩孚虽然赢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却撤防北归。湘人呼天无路，请愿无效，最后只好诉诸于湘军一拼了。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3000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我解嘲地叫他们为“叫化军”。湘军一直都和桂军并肩作战，而桂军在装备和训练上都比湘军好，人数也比湘军多，不过桂军并不一定是湘军的同盟军，而桂系领袖陆荣廷一向就惯于投机取巧，打起仗来把别的部队摆在前面，自己的部队留在后面，胜则居功，败则先退。7年春天桂军在湖南战场不战而退，便是一个极好历史教训，现在要靠桂军尤其是不可能，因为桂系军阀正在广东为了统治权和国民党及滇系在斗争，自顾不暇，更不会分散力量来帮助湘军了。

    吴佩孚撤防的时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决”。他自己有志中原，无意留湘，湘军驱张的战争，他就无法顾及。不过他认为湘军会胜利的，因为赵恒惕是员骁将，占天时地利人和。而张敬尧所部个个都打劫致富，军队一有了钱，自然不肯打硬仗。湘军和湘人救乡，必然不惜一切拼命，所以他预测枪声一响，张军必然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夺路饱载而遁的。

    吴师撤防之日，湘军即下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磨拳擦掌，为了节约械弹，赵恒惕下令非待敌人逼近，不许乱放一枪。9年5月26日湘军开始总攻击。5月27、28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20余里的东阳铺。湘军兼程疾进，北军却撤退得快。

    湖南枪声一响，段祺瑞马上振振有辞地怒斥南军背弃信义，甘为戎首，破坏和平，建议北京政府明令讨伐。徐世昌认为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与南北问题无关，拒绝发布讨伐令。因为徐世昌了解湖南所发生的问题是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高压残暴统治，几年来呼号奔走驱张没有结果所致，因此今天被迫喊出“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一定要达到驱张的目的。因此这只是一个地方反对一个首长的局部问题，与南北战争无关。可是段系认为这个问题严重，他还指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浙江五省督军发出联名电，不但催促明令讨伐湘军，而且提出：“吴军甫撤，南军即进，恐有勾敌情事。”请求北京政府派员查办吴佩孚。

    张敬尧听说湘军总攻击，有如大祸临头，立刻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把军眷撤走，一面电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他的求救电报，由十万火急而百万火急而千万火急。请款请械的电报如雪片飞向北京。

    湖南人民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游击战，过去受张敬尧欺压的善良百姓，如今都变成了包抄北兵后路的战士。以前湖南人蔡锷以三千羸卒打倒了洪宪皇帝，如今三千支破枪也杀得张敬尧胆战心惊。张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的电报中冒签了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人的名字，然后在6月3日的江电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已列尊衔。知斯举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将电稿送核。”本来张敬尧号称北洋骁将，可是在湖南战场上他却完全不经打，他对于他的部下不战而溃，解释为：“为保全和平起见，我军节节让防。……”

    5月29日，衡阳落入湘军之手。张敬尧的大将一个个不战而溃，他只好派遣乃弟“卧龙先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自让第七师师长为酬。张四帅慷慨誓师，乘八人绿呢大桥，威威武武地出发，轿后悬了两个斗大灯笼，朱书“总司令张”四个大字，武装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那种气吞斗牛的局面，使长沙人望之，都替人饥马瘦的湘军提心吊胆。

    6月3日，张总司令跑到湘潭，即不前进。这时是湘军气吞斗牛了，乘取得衡阳的优势，再战而得宝庆，张宗昌也落荒而逃。6月5日，援衡军总司令张四爷听说湘军已杀了过来，便不顾一切，抱头鼠窜地逃回长沙，混身沾的泥土，像个泥菩萨。其实他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张敬尧大为恐慌，手忙脚乱地应付紧急情况。长沙县知事奉命招募运输队，可是没有一个应募，北军就在大街小巷到处拉伕，同时勒令催运局、总商会代筹军饷，总商会会长张先赞被扣作为人质，限于日内筹足80万，总商会只得派人在城内外鸣锣宣示每户抽取一个月房租，逐日解送督署。张敬尧宣称将死守长沙，这一来可把长沙人骇死了，人民纷纷弃家逃走，张敬尧限制出境者每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50元。这时他已不派兵到前线，每天只尽最大努力在长沙勒索。长沙人怕他真的毁灭了长沙城，所以只好一切隐忍。

    湘军势如破竹，北军困守株洲、湘潭，长沙形势日益严重。6月7日张敬尧用另外一种口吻电达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当此外侮日亟，国家养兵不易，留此军队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牺牲于内战之中。”同时他又很矛盾地把战败的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忿忿不平地说：“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张敬尧这个通电的前半段，话是很对，不过从他口中说出，就觉得很不顺耳。

源济

一六六、湖南重见天日

    9年6月12日北京政府有电报切责张敬尧说：“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纵无命令，岂能听人侵越！”这个电报可惜迟了一步，张敬尧并未收到，因为先一天——11日下午，湘军已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长沙各国领事，相约往见张敬尧，请将长沙划出战区卅里之外，以免人民涂炭。但张敬尧还做出“战长沙”的模样，当晚10时，第十一师长李奎元跑到督署打听军情，张敬尧还神气十足地说：“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李奎元退出后，这位宣誓要与长沙共存亡的北洋骁将，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把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焚毁。提起镇湘楼来颇为可笑，原来是他听信术士“化三千”劝他镇压邪气而修建的。这一来，使长沙城腾起了一片火光，隆隆的爆炸声，使长沙老百姓有如亲历罗马焚城。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这位北洋骁将张督军就在火光和爆炸声中逃之夭夭。

    湖南人民在张敬尧统治下，挨了两年零三个月。以前请愿驱张达一年之久，而张敬尧的地位却屹立不动，怎知吴佩孚一撤防，湘军一发动攻势，不到半个月，张敬尧的七八万众竟不堪一击，望风披靡而溃。

    张敬尧之败是意中事，这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

    第一，张部官兵都发了财，谁也不愿打仗，兵士普遍厌战。

    第二，张敬尧自己不到前方布置军事，却在后方忙于搜刮，忙于搬走家眷和财富，这就大大影响了前方士气。

    第三，段祺瑞的注意力集中在直皖两系的主力战，无心照顾到张敬尧，也没有军队来增援湖南。

    第四，在湖南战场上属于直系的范国璋、李奎元、冯玉祥等军，都不想为张敬尧卖力。

    第五，湖南人民同仇敌忾，纷纷自动组军参加驱张战争，用扁担、锄头作武器，到处切断交通，夺取北军的武器辎重，使北军腹背受敌。

    张敬尧逃走后，李奎元率领第十一师经过平江向通城退走，张宗昌率领暂编第一师由攸县、醴陵向萍乡退走。张敬尧直属第七师和湖南暂编一二两师除向岳州退走外，大部分都被湘军和沿途埋伏的游击消灭。在长沙到岳州的大道上，北军沿途大烧大杀，十室九空，这与两年前张敬尧率领第七师由通城到平江的情形一样。这时张敬尧才知道他遇到的敌人不是三千支破枪的饥饿队伍，而是三千万湖南人。

    6月12日下午4时，湘军先头部队湖南警备司令李韫珩率领所部由湘潭赶到长沙，湘军总指挥赵恒惕于14日到省，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谭延闿于17日到省。这时的长沙还是一片烽火，长沙街道本来很窄，破衣烂衫的湘军开进来后，无一家不放爆竹欢迎，市民摩肩接踵欢迎拯救自己的军队：“老总呵，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老百姓和军队有的拉手，有的拥抱，妇女则流着欢喜的眼泪，泪海中浮动着一片欢声。很多平日足不出户的老太婆，也扶着孙子或是柱着手杖挤上街头，有的则把家中最好的食品搬出来劳军。湘军真是叫化军，衣不蔽体，满面风尘，臂章上有16个字：“救国救乡，在此一战；勇往直前，拼命杀贼。”

    长沙的督军署也被烧毁，谭延闿进入长沙时，督署余烬未熄，乃改以又一村讲武堂为临时总部。

    欢欣鼓舞的长沙城，为了庆祝重见天日，乃在又一村讲武堂的广场举行“欢迎驱张将士大会”，谭赵两位凯旋英雄被与会人士热烈招待，谭即席讲演，他说：“你们今天来欢迎我，我哪里敢当，我今天是来向三千万父老兄弟请罪的。我们过去不能保卫乡土，让北洋兽军蹂躏你们，你们陷入水深火热日子中，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你们了。”他一边说一边激动得流下眼泪，热泪从他黝黑的脸上淌下，引起了无数人的眼泪也流了下来，这是真情的共鸣，人性的解放。谭最后说：“我们之所以能以这么少的军队打败敌人，应该归功于赵总司令，他是劳苦功高的。”于是台下都是一片掌声，全场的眼睛都望着赵恒惕，这位百战骁将虽然在战场上生龙活虎，可是在这种场面中却红着脸，流着汗，不肯站起来讲话。

    湖南省议会于6月13日发表元电指出湘军驱张是由于张敬尧作恶多端，是对张个人，电云：

    “……湘民悲号呼诉，卒无一效，欲死不能，求生不得，遂至起而自决。此举出于自卫，纯系对人问题，并无南北之见。……”

    这个电报颇有政治作用，把湖南问题和南北问题分开，把湘军驱张说成是湖南人民自救自卫的行动，与湘军所揭橥的“湘事湘人自决”，及徐世昌的看法“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是对人的问题”一致。

    谭延闿也分别电请岳州的范国璋、常德的冯玉祥，请他们自动撤出湘境。同时通电南北，郑重声明：“湘人以驱张为目的，与南北之战无关，湘军仅以收复湘境为止，决无侵犯邻省之意。”这表示湘省当局希望实现救省愿望而无害于大局。当时南北虽然对垒，实际上南北双方内部都已分裂，自顾不暇，湖南人的驱张目的遂能达到。

    6月13日，北京政府下令张敬尧着褫职留任。同时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王占元和吴光新都复电拒绝接受这道命令。王的复电有“一国三公”之语；吴的复电说：“言和则无须检阅，言战则有督军，和战两无裨益，请收回成命。”他在电末竟推荐吴佩孚继任湖南督军。

    北京政府升任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的目的，是鼓励他协助湖南境内北军固守岳州，并且准备进兵收复长沙。王占元是直系三督之一，当然不会接受此一任务。吴光新一直是候补督军，他不肯接受这个变相督军名义的检阅使，因为只要北军夺回长沙，他就坐实是督军，何必要这个空名，还要费力气去打仗呢。虽然如此，吴光新在他被发表湖南检阅使的前一天，就由北京绕道津浦路前往岳州，他绕道的原因是直军在京汉线上，吴佩孚在郑州设立司令部。

    张敬尧从长沙逃到岳州后，依然故态不改，他手下的残兵败将霸占民房，奸淫抢劫，杀人放火，无法无天。不过张敬尧知道自己没有可能再回攻长沙了，而岳州也非久居之地，躲在洞庭湖上的江犀舰上，也学了吴佩孚自请撤防那一套，请求撤防北归。他的打算是想回徐州仍任苏、鲁、皖、豫四省边防督办。他的请求电报简直有点哀告：“……如不获请，兵士不服约束，惟有孑身隐遁。”北京政府对这个弃职逃走的败军之将，不像以前那么温厚可亲了。19日北京政府派张文生为四省剿匪督办，以阻止张敬尧企图回任，同时以严厉的口吻告诫张：“该革督不得擅离岳州，否则执法以绳！”

    北京政府责成张敬尧查明战败责任，张敬尧立刻就检举自己的四弟张敬汤临阵退缩，其义子张继忠轻弃衡山，请予以褫夺官勋处分。6月24日北京政府下令：张敬汤、张继忠临阵退缩，均即革职，着该督派员押解来京惩办。并称：“该督业经革职，此次检举，尚能不循亲私，应从宽免议。”

    6月23日湘军开始向岳州前进，25日占领新墙，张敬尧不待湘军到来，就从岳州逃走，临走前发出宥电，解释为什么放弃岳州，他说：“彼众我寡，非战之罪也。”同时把战败责任推到范国璋和张宗昌身上，怪他们坐视不救，不战先逃。他的电报说：“前清中东之役，西人咸谓非中国与日本战，乃直隶一省与日本战耳。质言之，即文忠（李鸿章）一人与日本战。以今视昔，何以异哉！”徐世昌看到这通电报，拍案大骂：“张勋臣比拟不伦，真是该死东西！”

    6月30日张敬尧逃到了汉口，北洋政府已发表了要他毋庸留任的命令，他听说继任人吴光新已到汉口，就把湖南督军和省长两颗大印带在自上来见吴，要挟吴索200万元为交印代价。吴光新一口气回绝他说：“你就是不要一个钱，这两件东西我也不要，你还是留着待价而沽吧。”7月1日张敬尧过武昌拜会王占元，自称所部尚有一师一旅约2万人，要求接济军饷，说着竟放声大哭起来，同时双手把督军省长两颗大印也交了出来。北京政府发表吴新田代理第七师师长，收容了张部七八千人。7月6日冯玉祥旅由常德退往鄂西，因此湖南境内便没有北军了。

源济

一六七、张作霖扮演和平先生

    靳云鹏在直皖局势日趋紧张时便上辞呈，第一次徐世昌批给假十天，第二次又批给假十天，第三次则增加十天，准假20天，20天后又延长十天，可是靳本人辞意甚坚，不待假满即第四次上辞呈。徐世昌则仍以“拖”字来处理内阁问题。

    直皖的问题已至非经一战不能解决的严重地步，这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具体地分析当时局势，段祺瑞无徐树铮，就没有那几年的烜赫声势，可是也正因为有一徐树铮而使众矢集于一身，到了直皖决裂的时候，形势已经造成，想摆脱是绝不可能的事，因此唯有一战才能解决。

    当然，在最后五分钟，各方都尽量寻求一个能避免战争则避免的方案。所以直皖之战前夕，徐世昌还想尽力挽救危局。由参陆办公处于6月7日、14日18日发电三次，电召曹锟、张作霖、李纯三位巨头到北京来会商。可是李纯首先复电，称病婉辞。曹锟则借口直军吴师回防，须加布置，所以无法分身。18日晚接奉天电报，张作霖已应召入关。19日张作霖抵京，这是北京城的一件大事，所有的要人都到车站迎接，其威风不减三年前他的亲家张勋带兵入京的盛况。安福系为了讨好这位关外王，由曾毓隽负责在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以备作为这位贵宾的行馆。

    张作霖下车后，表示此次入京有三项目的：（一）为助靳云鹏重任阁揆；（二）为征询和局现况若何？（三）为将来裁兵与废督问题。不过这当然是表面文章。他先谒徐世昌，次访靳云鹏，然后去见段祺瑞。段祺瑞一向态度倨傲，可是这回对待以“和事佬”姿态出现的张作霖，也很和蔼可亲。张对段则十分恭顺。

    张作霖并未在奉天会馆下榻，而径赴北京的奉军司令部休息，并以司令部为行馆。

    这一天，徐树铮和安福系的主要人物在曾毓隽私邸举行会议，研究当前局势，大家一致认为张作霖肯到北京来，至少表示奉军不会附从直系，因此直系似乎有所顾忌而不致走向兵戎相见之途，如果能促成张作霖守中立，就不怕和直系一战。所以决定要争取张作霖，当然争取张是需要代价的，于是决定以副总统一席来交换张作霖在直皖冲突中中立。

    可是张作霖真的心意是什么，他们无法了解，从张不接受曾毓隽的邀请，到奉天会馆下榻，便可以看出他对安福系很冷淡。20日徐树铮去见张，张竟飨以闭门羹。

    不止此也，张作霖向徐世昌提出解决危局的先决条件是靳云鹏复职和撤换安福系三总长。

    徐世昌对张作霖说：“仲珊（曹锟号）来了总好谈，请兄赴保定去劝劝他。”张作霖欣然答允。

    9月6月22日，张作霖偕同李纯的代表江苏督署参谋长何恩溥、陈光远的代表江西督署参谋长李竟成和北方各督代表多人前赴保定，于是时局的重心顿然由北京移到保定。

    22日保定举行会议，吴佩孚发言最为激烈，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解决局势的六项条件：（一）解散安福系；（二）撤换安福系的三总长；（三）靳云鹏回任国务总理；（四）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五）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六）徐树铮免职。

    曹锟和张作霖都觉得条件似乎过于苛刻，因此把第六项徐树铮免职取消，六款改为五款，请张作霖带至北京，与当局磋商。

    张作霖23日由保定返抵北京，段祺瑞当晚在团河的行馆设晚宴款待，段向张表示：自己并没有政治野心，并不想当副总统，且愿意支持一位可以合作的北京以外的人士担任副总统，这等于暗示可以支持张作霖当副总统。张作霖则表示自己一向服从“督办”的态度。

    这顿晚餐，开始时的气氛很和谐，于是谈话渐渐引入张作霖保定之行，张便把保定会议的五项条件提了出来，段对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就是撤销边防军一条认为有困难。对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却可以商量，不过要求保证不要追查交通部和财政部的账目。原来这两部因为支持安福系，所以挪用了许多公款，如果追查起来，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段表示如果保证继任者不追查这些帐目，便可以叫他们辞职下台。这晚上就谈到此为止。

    此后一连三天，大家在幕后磋商，段很坚持，不肯让步，只是要张去疏通和劝导曹锟让步。

    26日张作霖忍耐不住了，乃吩咐路局替他预备专车，以便离京，他这一姿态果然把段祺瑞吓住了。27日段亲自到奉军司令部来见张，挽留他不要离京，段表示靳云鹏坚决不肯复任总理，这一来内阁势必改组，全班人马都需要调动，所以安福系三总长自然随之下台，不过新内阁中，至少交通总长要保留，这是讨价还价的意见。

    张作霖曾和靳云鹏密谈，靳表示自身属于段派，而政局的微妙，使自己置身于极困难地位，因此若再留任国务总理，必无良好结果，因此拜托张作霖不要再挽留他。张了解靳的处境，决心放弃挽留靳任阁揆的努力，因靳的去职，三总长自然也跟靳去职，则这一问题便可解决了。

    于是内阁问题又集中到新阁揆人选，一致认为周树模组阁的可能性最大。

    29日，徐世昌邀请段祺瑞和张作霖两人到公府举行会议。就保定会议所提出的五项条件提出折衷意见，如安福系三总长退出内阁，徐树铮解除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所部改归陆军部直辖，新内阁由周树模出组，靳云鹏仍担任陆军总长。这一天段说的话很少，也没有对这些问题表示意见。

    第二天段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先一天在公府会议的情形，徐树铮等这时为了自身生存问题，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不应过分示弱，三总长亦不应退出内阁，最大让步只能接受把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小徐用挑拨的口吻说：“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不替督办留余地，而我辈今后也抬不起头来了。”

    段静听他左右的意见，有时闭目凝思，他是个意气用事的人，听了小徐这番话，立刻把桌子一拍，气鼓鼓地说：“对，我们不能再退一步了。他们欺人太甚。”

    张作霖听说段态度转趋强硬，便又跑到团河来向段告辞。可是这次段却变了脸，不待张开口便咆哮地说：“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徐树铮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外蒙，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国家，一定要他去职，分明是给我难堪，太欺负人了。你们一定要他去职，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保定方面听说西北边防军准备改归边防督办直接统辖，认为是换汤不换药，皖系毫无诚意，不止是敷衍，简直是玩弄直系，所以非常愤慨。

    张作霖本是一个老粗，虽然他粗中有细，智慧特高，可是由他扮演“和事佬”，究竟是用非所长，何况直皖两系的成员已深，双方距离根本无从拉近，他已尽了全力，而且能抓住问题的重心，他了解问题的症结在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这不止是直系的愿望，也是奉系的愿望，如果小徐兵权解除，其他条件便容易谈了。可是这却是最难让段祺瑞接受的，当年为了小徐，段不惜和他受恩深重的老长官袁世凯反目，今天自然不会为了对直系让步而牺牲小徐。段的为人刚愎自用，自信自专，这些都是张作霖所了解的。他自己感到调和已不可能，段态度又转强硬，更无法谈得出结果，所以30日他又备车要离北京。

    这次不是段留他，而是徐世昌留他，徐世昌认为张作霖一走，战争便无可避免，所以再三再四挽留，请张再作最后的努力。不过明眼人已经看出，小徐并没有牺牲自己挽救大局的胸襟，反而从中作梗，安福系更是变本加厉，这样情势，张作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挽救了。

    7月1日保定发表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如下：

    “直军全体将士致书于边防军、西北军全体将士曰：我辈谊切袍泽，情属手足，谨抒亲爱恳挚之宣言，敬告于明顺逆知大义者，夫同类不相残，同国无义战，千古之铁案也。我祖轩辕氏制兵之始，原为对外之用，北逐荤粥，南驱苗蛮，中原始有此一片干净土。洎平北伐玁狁，西御氐羌，与匈奴、突厥、金、元、满、蒙角逐中土，无非借我国军，固吾圉也。充国屯田，德裕筹边，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我国边防军、西北军之设制，为对外御侮之嚆矢，凡属袍泽，畴不以手加额，踊跃三百，边防有托，西北无忧矣。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凭借西北，讨伐西南，直视我堂堂国军，桓桓武士为一家之鹰犬。在昔专制时代，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西南各省同隶版图，既无卖国媚外之罪，又焉有侵凌讨伐之理。矧共和国家，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并非欲萁豆之煎，军阀偏欲表鹬蚌之持，剥我人民脂膏，以重苦吾民，耗我国家饷糈，以疲困吾民。我国民何负于军人，我军人更何仇于国家。天良未泯，浩气犹存，既非至愚，终当觉悟。孰甘为少数私人作牛马哉？亚圣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凡我军人动作，均应以对外为主旨，以民意为依归。是在我军人有觉悟心，尤贵我军人有辨识力。彼野心私利之徒，动辄曰服从命令，拥护中央。试问此项征讨命令，是否出于元首本心？即令出自元首，是否本于真正民意。为治命耶？为乱命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挟天子以令诸侯，久为权奸之惯技。安福系跳梁跋扈，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个。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彼安福系以路矿抵押外人，屈膝借债，豢养国军以残害同胞。我国军不乏忠义之士，明达之人，孰肯为一党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鲁案发生，我国军有协力对外之热忱。借债发饷，我国军有不受外饷之义愤。全国军人，闻风兴起。……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国军同仇对外，又安有芥蒂之嫌？边防军创边防之基础，西北军开西北之宏图。我同胞方且崇拜之，敬仰之不暇，更焉有水火虞邪？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乃彼少数奸人，自知无立足之地，故为捏造流言，怂恿当道，不曰与‘合肥督办为难’，即曰与‘边防军西北军构怨’，是等无意识之谰言，希图妄施离间。我亲爱友军必不为其稍动。此后凡我军人，遐迩一体，披肝沥胆，敌忾同仇，耿耿此心，可对天日。外御其侮，内息阋墙，堂堂男儿，绝不坠其收买离间术中。……我边防军暨西北同袍果有能先我着鞭，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以顺人心，而慰民望者，则既可建拥护元首之大勋，更可全维持合肥之令名。非但所以爱元首爱合肥，亦即所以爱国家爱人民也。直军愿执鞭弭以从其后。他日历史增荣，俾直军得附边防军与西北军之骥尾，则荣幸多矣。袍泽志士，盍兴乎来！直军全体将士敬告。”

源济

一六八、直皖两系正式翻脸

    9年7月2日徐世昌正式下令批准靳云鹏辞职，靳在请假期间，国务总理是由萨镇冰代理。靳辞职后，亦竭力推荐周树模组阁，自己愿意担任陆军总长。靳的坚决求去，是因为安福系三总长遇事和他作对，而在直皖两系磨拳擦掌，跃跃欲战的局势中，他感到左右作人难，更怕皖系以叛徒名之，所以他急于求去。他之所以愿意退居陆军总长地位，是怕他不做，小徐便乘机攫去，他和徐树铮同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刚，可是两人却势同水火。

    北京虽忙于新阁问题，而保定关心的却是小徐解职的问题，张作霖与曹锟里应外合地催促罢免徐树铮。吴佩孚宣称非取销筹边使不可，如有反对，决先解散国会，盛传吴军已开抵长辛店。

    7月4日，徐世昌在总统府举行特别会议，参陆处员均到，会议结果，对西北军决用部令改归部辖。西北军司令部即撤销。徐树铮开去筹边使，改任将军，遗缺由李垣署理。散会后即由总统府拟定命令共有三项：

    （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

    （二）徐树铮应即开去西北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署理。

    （三）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部由陆军部接收。

    这些命令，徐世昌认为是根据29日徐段张三巨头会谈时所决定的，当时段在会谈时并未表示反对，可是段祺瑞则认为他在会谈中没有同意这个决定，段认为徐世昌是自己扶起来的傀儡，现在竟依靠“地方藩镇”势力而自专自行。对于徐树铮的处置不经辞职而予免职是不给面子，也不顾及段的颜面，所以命令发表时，段在团河大怒大骂。

    靳云鹏辞职获准后，依法阁员应随总理同进退，所以代理总理萨镇冰主张联带辞职，可是安福系的三位总长都出而反对，相约不提辞呈。当总统准靳氏辞职时，即打算提名周树模为国务总理，咨请同意案送至国会，而安福系的国会议员则相约以不开会抵制，以阻止周树模的提名。

    迨徐世昌不待徐树铮自请辞职而予以更调，段为之震怒，安福系议员更形愤激。

    7月5日段祺瑞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边防军下级军官联名上书请求说明开拔地点和作战任务。段向他们作了一次简短训话，鼓励他们奋勇作战，如果这一战不能打胜，不但他个人失败，边防军也一定不能存在，全体官兵的命运均将不堪设想。

    同一天，西北军五个旅长都有电报挽留徐树铮仍供原职，久病不起的段系大将倪嗣冲，也到了北京，可是他的病势沉重，一抵京即赴北戴河养病去了。

    北京城顿成谣言城、恐惧城，达官贵人纷纷出京避难，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和外国饭店都告客满，张作霖也搬到奉天会馆来加强戒备。

    7月6日徐世昌又请张作霖去团河再作最后一次努力，这天段的火气很大，咆哮着说：“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张说：“这恐怕办不到吧！”张作霖劝段冷静，应该化大事为小事，退一步着想。段听了很不耐烦地说：“你回你的奉天，不必管这儿闲事。”张听了一声不响就告辞而去。

    这时，段派积极备战，直军亦布置防线，不遗余力。7日深夜1时，张作霖并未与任何人作别，悄然乘车出京，在军粮城下车，随即宣言“局外中立”！

    8日午前，段祺瑞由团河回到北京城，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首要举行联席特别会议，靳云鹏等均列席，出席人员逾800余人。段极端愤怒，决定呈请总统将曹锟、吴佩孚、曹锳免职。交段亲自查办。下午国务院开临时会议，结果吴佩孚予以免职处分，曹锟则改为褫职留任，由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送府盖印。

    段在将军府议决惩办曹吴后，明知曹吴一定反抗，必至兵戎相见，乃退至私宅，召集近畿各师长，讨论出兵计划，决定派出五师，以曲同丰所部边防军第一师为第一线，刘询所部第十五师为第二线，陈文运边防军第三师为第三线，李进才第十三师为第四线，魏宗翰第九师为第五线。同时命交通部转饬京汉路局赶备专车输送。这一来，惊惶的北京城，更为恐慌，纸币骤跌，要人家眷纷纷迁徙，箱笼什物遍街触目。情形一如张勋复辟前后。

    段祺瑞呈徐世昌请拿办曹吴呈文云：

    “呈为揭劾奸凶，呈明拿办，以整纲纪而振人心事。窃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法制纪纲，人人所应恪守。封疆大吏，膺方面之重寄，为群众所具瞻，宜如何正己率属，恪供尔职，双报国家倚畀之隆，而尽守法服官之责。若曹锟者，始以第三师长奉派入川，无功而归，尚无大过，适直隶督军员缺，遂以畀之，意尚不满，寻与张勋歃血为盟，秘图复辟。讨逆军突起马厂，声威甚盛，曹锟中慑，乃请附义军，首鼠两端，论功已属可耻。事未几即定，而彼骤增三旅，并要请上将头衔，比因湘战方亟，姑予报可，授以两湖宣抚使之任，兼第一路总司令，俾率众南征。讵彼徘徊汉上，拥兵不前，继假吴佩孚转战之力，获拔长岳，而曹锟不以为喜，反从而嫉妒之。政府拟任吴佩孚为湖南督军，曹锟则再四力阻，惟恐其名位出己上，嗣授以孚威将军，而曹锟仍怏怏，时出怨言，谓政府将夺其所部。于是委师北旋，逍遥津保，嗾使吴佩孚叛变。一则要请经略四省，再则恳求增兵四旅，挟势邀赏，不获不休。政府欲资劳以收统一之效，遂不惜委曲以徇所欲，尽允其请，而卒未出保定一步。今大总统当选时，吴佩孚以曹锟部将仍敢妄肆诋毁，称曰五朝元老，至就任后，犹称东海先生，未赏一尽敬上之礼，与入衡前行止顿异。电文具在，海内切齿。曹锟不惟不加约束，反曲代辩解，纵容指使，情节已属显然。吴佩孚驻守衡州，暗与敌通，受贿六十万无，沿途使用广东毫洋，证据确凿，无可讳言。擅自撤防，叛不奉命。逗留鄂豫，吓诈金钱。盘踞京汉陇海各路，检查邮电，梗阻交通，搜检行人，碍及商旅。又监视巩县兵工厂，私留部械，扣阻陆军部采购之军米，意令京军绝食。截留发给江西之枪弹，意令赣军陷敌。目无政府邻省，跋扈恣睢。而曹锟乃派兵横出京奉、津浦各路，监视德县兵工厂，遥与为应，且令所属津保一带队伍，群向京师修筑炮台，作长围之势。其胆大妄为，罪恶擢发难数。此次湖南失事，全出曹锟奸诈所蔽，自知湖南沦陷，无颜居湘、鄂、川、赣四省经略之名，乃更觊觎直、鲁、豫、晋四省巡阅之职。觊觎而不遽得，羞惧无可掩饰，则妄造黑白，攻击西北边使，迫挟元首，违法出令，以泄骄蹇之气。外蒙全境，大逾内地数省，辛苦收回，未费国家一钱，较之丧失湘省损兵弃械，害民祸商，相去何啻天壤。不知为国进贤，乃独数数勾通陆荣廷，诱惑元首，屡请起用复辟罪魁之张勋，诚不知是何肺肠矣。至其贪墨黩货，不恤士卒，尤堪痛恨。南征时国库奇绌，强索军费数百万元，……其一切贪谋秘计，均由其弟曹锳为之布画，亦难兄难弟也。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费尽苦心，我国国际地位，始获超迁。此后正当整饰纪纲，益巩国基，何能听彼鼠辈，任意败坏法律，牵惹外交，希图摇动邦本。谨用揭明罪状，上请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余众概不株连。整饬纪纲，以振人心，而定国是，去腹心之患，则统一可翘足而待。兵队现经整备，备齐即发，伏祈当机迅断，立涣大号，与天下更始，不胜激切屏营之至。谨呈大总统。”

    段祺瑞及内阁分别呈请要求惩办曹吴，徐世昌颇有难色，因为这命令与前令大相径庭，所以不肯签署。于是段派乃以重兵围总统府，强迫徐世昌依允；并由边防军传出消息，如8日午夜免曹吴令不下，则琉璃河方面当于9日上午首先开火。徐世昌在威迫情形下，不得已乃将内阁送呈惩办曹吴之令盖印发下，这时已是9日午前。

    惩办曹吴令如下：

    “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换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所以指挥将帅者，即将帅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纲纪不张，各军事长官，往往遇事辄托便宜，以致军习日漓，纪律因之颓驰。嗣后各路军队，务当恪遵中央命令，切实奉行，不得再有违玩，着陆军部通令遵照。此令。”

    9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房，边防军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开向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10日段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总参谋，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翰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

    同一天，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如果战事危及外侨生命财产，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中国军队不得携带武器入城，飞机不得在北京上空飞过。这些限制对边防军颇不利。可是意大利公使却将使馆内所有军火秘密售予边防军，曾毓隽也从日本三井洋行借到100万元为边防军开拔费。

    保定方面自获悉北京发表惩办曹吴命令后，军心愤激，一意主战，毫无回旋余地。曹锟于9日上午亲自到津行誓师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吴宣言将亲率三军，直向北京，驱老段，诛小徐，所部定名为讨贼军，设大本营于天津，设司令部于高碑店。

    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出师前发表通电如下：

    “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路线者国脉所在，而南起赣闽，北迄蒙满，要键无存者矣。军队者国本所托，而上自军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汉帜矣。大逆不赦，中外所闻，斯而可忍，人心尽死。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往者忧衷百结，以段祺瑞为军阀老辈，因尝眷念私交，不忍遽伸大义。但冀稍有悔悛，亦复不为己甚。故请惩从犯安福妖孽徐树铮等，以私曲获，此佩孚之私意，谅亦国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穷，匪惟不悔，尤复倒行逆施，甘心举民国以送异族，躬为操莽，既一逐黄陂，再驱河间，今复威迫元首，失其自由，伪造乱命。暴戾阴狠，为振古所未闻；篡上卖国，尤中外所罕睹。夫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民之公仆，元首袒贼以卖国，吾人尽忠报国亦当权衡轻重，况在失其自由被胁之乱命，佩孚等个人纵本末颠倒，不难伏首以就戮。为国家计，亦安能荒军人之天职，贻百载之笑骂。事变至此，惟有忍涕挥戈，以与卖国贼盗相周旋，但令悃悃血诚，为我四万万父老昆季所洞鉴。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刀锯斧钺，非所敢恤。世或不察，目为皖直之争，愚怀耿耿，窃所未平。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诸公或握军符，或主清议，奋发讨贼，当有同情。若其眜中外之防，忘国家之义，坐令国土陷于异族，子孙沦为奴隶，千秋万世，自有公论，非佩孚等所敢闻矣。涕泣陈辞，伏惟公鉴。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率直军全体同叩。”

    直军全体将士致边防军西北军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忠告书云：

    “敝军前次致边防军西北军书，谅邀鉴及。谨再为亲切恳挚之忠言，敬告于前线全体将士曰：同室操戈，为军人之大耻。我辈同属国军，情犹兄弟，断无阋墙私斗之理。贵师旅处段徐指挥之下，强迫开赴前线，与敝军为敌，必非出于本心。何则？敝军既非背叛中央，又非反抗元首，更非有争权夺利野心。贵师旅何至与敝军为仇，敝军所以讨段祺瑞徐树铮，讨安福系者，原为救国救民，想贵师旅亦深表同情。试想南北战争，何人作俑？卖国媚外，何人作伥？国危民病，何人作祟？追原祸始，段为戎首，徐为祸水，而安福则助虐者也。讵以堂堂国军。桓桓武士，而甘为卖国贼作鹰犬耶？彼军阀利用愚民政策，动辄曰拥护中央，服从命令，试问段命徐树铮包围公府，软禁元首，为拥护中央耶？抑危迫中央耶？贵师旅此次出师，攻击直军，为元首命令耶？抑为段徐命令耶？徐树铮夺取印信，大总统已失自由，国军处此，应助元首除段徐耶？抑助段徐逼元首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元首幽囚之日，正军人救国之秋，军人坐视不救，已有负天职，若此军起而救之，彼军则进而击之，有是理耶？自问良知，当能自解。敝军声讨安福，为救国也，贵师旅进攻敝军，亦为救国耶？自贵师旅束装出发，敝军已准备完全，所以相持七日，列阵以待，未即猛烈攻击者，正不忍同室操戈，轻启炮火，演煮豆燃萁之惨剧。夙仰贵师旅袍泽兄弟，深明顺逆，洞晓大义，若能去逆效顺，幡然来归，敝军敬当全体欢迎，箪食壶浆以犒从者。如有富于国家思想，夺勇为民除害，歼除安福渠魁者，敝军尤当尽礼致敬，虽为执鞭，亦所欣慕。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见义勇为，当不乏人。军人报国自属天职，为救国危亡计，为拯民水火计，为国军名誉计，为诸君前途计，均当审择利害，弃暗投明。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热不息恶木之阴，知命不立岩墙之下。人非至愚，终能觉悟，孰甘为一家一党供私斗哉。敝军所与誓与不两立者，不过少数安福系卖国党魁耳。对于贵师旅袍泽兄弟，无丝毫恶感。近日贵师旅仗义来归者，日见其多，敝军咸与优礼相待，亲爱有加。出谷迁乔，则薰莸自判，助纣附逆，则玉石俱焚。孰得孰失？何去何从？根据天良，当可自决。掬诚忠告，可质天日，敬布腹心，惟希朗照。直军全体将士忠告。”

    同时曹锟有声讨安福系的通电云：

    “……迩来安福系力竭势穷，覆亡在即，犹复设词诬捏，谣惑听闻。或谓此举为直皖之争，或谓其中寓复辟之意，挑拨离间，肆彼阴谋。……查各省联军。此次义举，纯为救国，良以安福系数年以来，假借段、徐。把持政权，阴行卖国，横挑内乱，种种罪恶，罄竹难书。各省同志，或绾军符，或膺疆寄，对于国家大局，人民安宁，当负完全责任，且外观列强之大势，俯察人民之呼号，长此任彼横行，深惧国将不国，是以不顾利害，共起义师，绝无私意于其间。……总之，锟等此役为国家安全计，为正当防卫计，不得已而用兵，是非曲直，事实昭然。苟有私心，不但无以对同侪，而且无以对天下。敬布诚悃，正式声明，惟祈公鉴。曹锟印。”

源济

一六九、奉军入关助直

    9年7月10日，曹锟致电北京公使团，请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的事实。美、英、法三国压迫日本公使表示态度，14日日本公使被迫发表宣言，表示决不助段。

    7月9日，张作霖由军粮城回到沈阳，10日致段祺瑞一电，劝段勿袒护徐树铮，电云：

    “段督办钧鉴：我督办光明磊落，中外敬仰。只以二三佥壬，朋比为奸，荧惑聪听，不惜敛天下之怨，以遂一己之私。海内骚然，妇孺共愤。乃在徐树铮罢免筹边使职，原为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辈则妄造蜚语，归罪作霖，日前冒暑力疾进谒崇阶，本以感恩图报之诚，愿我督办为千古之英雄，勿受二三奸人之蒙蔽，以免为项城第二。凡人所不敢言者，作霖皆垂涕而道，原自以为效忠于我督办者，至深且尽，而彼辈反以为负心，此诚作霖所不解者也。现在各省天灾迭告，民不堪命，为民上者，方将抚恤之不遑，岂堪再启兵戎，重为民祸。作霖何心，安忍坐视？且此次在京，备悉奸人百计害我三省，其种种阴谋，已披露于全国，作霖反复焦思，忍无可忍。如有敢于倒行逆施，居心祸国，即为公敌，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然后请罪于大总统、我督办之前，以谢天下。作霖叩。”

    同时，张作霖宣布派兵入关，通电全国云：

    “窃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本爱国保民之素志，抱宁人息事之苦衷，冒暑远征，力疾奔走。……无如我垂涕而道，人则充耳弗闻，困难情形有非楮墨所能罄者。厥后事机愈迫，险象环生，大总统日陷于荆天棘地之中，我商民日困于火热水深之下。见闻所及，惨痛难言，五内如焚，一筹莫展。不得已星夜就道，谋所以拯救之方。乃甫抵奉垣，即闻京师、保定之间，将欲发生战事，而由京到津避难者已络绎于途，大有琐尾流离之象。侧身西望，愤不欲生。……慨自国体改革以后，干戈满地，灾歉频举，国濒于危，民不堪命。现在浙有水患，苏有米荒，直、豫、鲁、奉赤地千里，天灾示警，民不聊生。稍有人心，岂堪再启兵戎，害我无告之黎庶。又何况京畿重地，遽作战场，根本动摇，国何以立？而京奉铁路，关系条约，倘有疏虞，定生枝节。上年援湘援鄂，奉军之在关内者，尚散驻于潼洛之间，若令阻断交通，势必断我接济。作霖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者，甚愿引为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大军所至，妖焰立摧，纪律严明，定秋毫之不犯。风云奋发，敢露布之先驰。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敬告海内，伏惟公察。张作霖叩。”

    7月11日张作霖致曹锟一电，说他已经派遣第廿八师先行进关，关内奉军派张景惠为司令。他估计关内奉直联军已有七八万人，可以应付东西两线的战争。并向曹锟担保：“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

    张作霖派兵入关的最大理由，是说破获了皖系在东三省有颠覆活动，7月16日、17日他发表了两则通电：

    一电云：“各报馆均鉴：奉省获犯姚步瀛等，供认受曾云霈等指使，并定国军第三军委任，来奉招匪，扰乱地方等情，业经作霖通电在案。查该匪等所供，如招队不多，即在东清路一带扰乱治安等语。夫东清铁路为中俄枢纽，关系外人生命财产，比年以来，经作霖等竭尽智能，始将管理保护权限，依照约章，办有头绪。乃奸谋揭露，竟欲扰害路防。不知该奸党等与三省人民及旅居外侨，何仇何怨，宁竟忍而为此。现在幸邀天佑，群匪就擒，而主谋诸凶，尚复优游京畿，盘踞政权。此次共举义师，拥护元首，讨伐诸奸，为地方人民泄此公愤，即以保护路权，并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用再通电奉陈。张作霖、鲍贵卿、孙烈臣叩。”

    二电云：“各报馆均鉴：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十三名，亲笔供认受曾云霈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线一带扰乱东省，使奉军内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且据曾云霈云：款项如果不足，即由哈尔滨绥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该公司系曾云霈所开，并说此事详情已与徐又铮妥议，商承段督办意旨，决定照此办理等语。姚步瀛并自认为督办谋生，一切计划均经详细供明，姚步瀛系大理院长姚震之侄，姚震并经参与会议。此案获犯以后，即经急电段督办详询，据复并无此事。督办素来光明，具有世界眼光，谅不错乱至此。惟真赃实犯，供证详明，设非奸人指使，从何得此重金。大理院长为法律最高机关，乃竟预此奸谋。国之前途，何堪设想？作霖此次入都，对于奸人图直、图皖、图苏、赣、豫、鄂种种计划，均已详晰无遗。三至团河，垂涕而道。即出都以后，曾发庚电，对于督办痛陈利害，登诸报端，为天下所共见。自问冒暑奔驰，往来调停，无负国人。即奸党意旨未洽，寻仇启衅，亦只及作霖一人，与东省人民地方何仇何怨，必欲使其同归涂炭。近且散布谣言，谓义师意旨，含有复辟思想。夫帝制之不可复存，此稍具常识者，皆能知之。凡我同志皆属共和功首，岂肯生此拙谋。奸徒穷蹙无聊，乃造作诬蔑之语，举动如此，狗彘不如，当为有识者所共悉，无足深辩。近见报载督办呈文，自称本上将军，而文内乃痛詈吴佩孚之种种不法。夫对于大总统而称本上将军，民国以来亦尚无此公文程式。此皆奸徒有心构乱，陷督办于不义，祸全国人民，便逆党之阴谋，逼疆吏以兵谏者也。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诛锄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还乡里也。特电驰陈，张作霖叩。”

    7月14日，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联名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这通“寒电”指责段祺瑞：

    “……视东海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日人，又将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订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这个电报末尾且指责段祺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很廉洁，它指出：

    “天津义租界房屋，乃徐树铮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润段而购置者。曾云霈以安福党费为段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复辟讨逆余款二百万元，尽入私囊。段在中日汇业银行有股份一百万元。”

    在7月13日张作霖宣布派军入关以前，段对“讨直”之战是很有信心的，他曾吹嘘说，战争开始，只消五天就可以攻下保定。他的自信是认为奉军不会帮助直军。为什么他相信奉军不会介入呢？因为他认为张作霖虽然和徐树铮不和，但张和直系的曹锟、李纯也有很大的矛盾，因此段估计张作霖一定是在关外坐视成败，不会在直皖冲突中轻易下注。也就是说张作霖会保持中立的。段认为只要张作霖保持中立，他就有把握击败直军。

    怎知13日接到奉军第廿七、廿八两师大军已经开进关来的军报，接着又获悉奉军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这一来可真让他着慌了。

    本来，从7月11日起，直皖两军前线已有了小规模的冲突。北京城中已时闻炮声。传说边防军和刘询的第十五师有不愿出战的表示，每与直军接触，均着着后退。迨奉军入关，安福系真的慌了手脚，乃由曹汝霖、傅良佐往谒徐世昌，请求颁发停战令，14日徐世昌下令云：

    “民国肇造，于兹九年，兵祸侵寻，小民苦于锋镝，流离琐尾，百业凋残，群情皇皇，几有儳焉不可终日之势。本大总统就任之始，有鉴于世界大势，力主和平，此岁以来，兵戈暂戢，工贾商旅，差得一息之安，犹以统一未即观成，生业不能全复。今岁江浙诸省，水潦为灾，近畿一带，雨泽稀少，粮食腾踊，讹言朋兴，眷言民艰，忧心如捣，乃各路军队，近因种种误会，致有移调情事，兵车所至，村里惊心，饥馑之余，何堪师旅？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膺国民付托之重，惟知爱护国家，保护人民，对于各统兵将帅，皆视若子弟，倚若腹心，不能不剀切申诫。自此次明令之后，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以副本大总统保惠黎元之至意。此令。”

    段系手忙脚乱，一方面压迫徐世昌下了停战令，另一方面又觉得当前情势必需速战，否则军心不易维持，所以在7月14日下午又召集特别军事大会，决议立即下达总攻击令，同时为了鼓励士气，特传檄全国，讨伐直军，檄云：

    “为檄告事，案查曹锟、吴佩孚、曹锳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本上将军业于本月八日据实揭劾，请令拿办，罪恶确凿，诚属死有余辜。九日奉大总统令：曹锟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吴佩孚褫职夺官，交部惩办。令下之后，院部又迭电饬其撤兵。在政府法外施仁，宽予优容。该曹锟等应如何洗心悔罪，自赎末路。不意令电煌煌，该曹锟等不惟置若罔闻，且更分头派兵北进，不遗余力。京汉一路，已过涿县，京奉一路，已过杨村，逼窥张庄。更于两路之间，作捣虚之计，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袭我军。是其直犯京师，震惊畿内，已难姑容，而私勾张勋出京，重谋复辟，悖逆尤不可赦。京师为根本重地，使馆林立，外商侨民，各国毕届，稍有惊扰，动至开罪邻邦，危害国本，何可胜言。更复分派多兵，突入山东境地，迳占黄河南岸之李家庙，严修战备，拆桥毁路，阻绝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将坠之惧。本上将军束发从戎，与国同其休戚，为国家统兵大员，义难坐视。今经呈明大总统，先尽京畿附近各师旅，编为定国军，由祺瑞躬亲统率，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奸魁释从，罪止曹锟、吴佩孚、曹锳三人，其余概不株连。其中素为祺瑞旧部者，自不为彼驱役。即彼部属，但能明顺逆识邪正，自拔来归，即行录用。共擒斩曹锟等献至军前者，立予重赏。各地将帅，爱国家，重风义，适此急难，必有履及剑及兴起不遑者，祺瑞愿从其后，为国家除奸慝，即为民生保安康，是所至盼，为此檄闻！”

    同日，曹锟亦发表两电，一是通电各省，说明开衅原由是在段系，电云：

    “边防军称兵近畿，扰害商民，近仍进行不已。以众大之兵力，占据涿州、固安、涞水等处，于寒删两日，向高碑店方面分路进攻。东路则占据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攻击，炮火猛烈，枪弹如雨。敝军力为防御，未及还攻，而彼竟愈逼愈紧，实为有意开衅，事实如此，曲直自在，惟有激励将士，严阵以待，固我防圉而卫民生，特电奉闻，诸维察照。曹锟。”

    二是通电各报馆，请驱除奸党，电云：

    “天祸中国，降此残凶，安福祸国，段徐庇逆，种种罪恶，中外共晓。各省联军，本救国之大义，依法律之程序，呈请大总统，罢散祸国恶徒。段徐为虎作伥，违逆总统之命，擅兴无名之师。各省联军于忍无可忍之中，仍严束所部，妥为防守，不敢轻启战端，遗害生灵，段等无隙可乘，不能肆其野心，乃阴谋诡诈，一方强迫元首下停战令，一方乘各省不备，暗行袭击，下总攻击令，是非曲直，事实昭然，是此强盗行为，破坏国际公例，按诸本国法律，天理人情皆在必讨之例。兹谨正式通告各友邦及本国父老昆弟，自今日始，实行围困奸党根据地，必将凶残除尽，奠固邦本。惟祈公鉴。曹锟。”

    7月17日，直皖两军已经开火了，广州军政府也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电云：

    “国贼段祺瑞者，三玷揆席，两逐元首，举外债六亿万，鱼烂诸华，募私军五师团，虎视朝左。更复匿嬖徐树铮，排逐异己，啸聚安福部，劫持政权。军事协定，为国民所疾首，而坚执无期延长；青岛问题，宜盟会之公评，而主张直接交涉；国会可去，总统可去，而挑衅煽乱之徐树铮，必不可去；人民生命财产，可以牺牲，国家主权，森林矿产，可以牺牲，而彼辈引外残内之政会，必不可以牺牲。凶残如朱温董卓，而兼鬻国肥私；媚外如秦桧、李完用，而更拥兵好乱。综其罪恶，罄竹难书。古人权奸，殆无其极。军府恭承民意，奋师南服，致讨于毁法卖国之段祺瑞及其党徒，亦已三稔于兹，不渝此志。徒以世界弭兵，内争宜戢，周旋坛坫，冀遂澄清。而段祺瑞狼心不化，鹰瞵犹存，嗾使其心腹王揖唐者，把持和局，固护私权，揖盗谈廉，言之可丑。始终峻拒，宁有他哉？乱源不清，若和奚裨。吴师长佩孚，久驻南中，洞见症结，痛心国难，慷慨撤防。直奉诸军，为民请命，仗义执言，足见为国锄奸，南北初无二致也。乃段祺瑞怙恶饰过，奖煽奸回，盘踞北都，首构兵衅，以对南黩武之政策，戕其同袍；以不许对内之边军，痛毒畿辅。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但知异己即噬，不惜举国为雠，故曩诿为南北之争者，实未彻中边之论也。道路传言，佥谓该军有某国将校，阴为之助，某氏顾问，列席指挥，友邦亲善，知必谣言，揣理度情，当不如是。然而敬塘犹在，终覆唐室，庆父不除，莫平鲁难。今者直省诸军，声罪致讨，大义凛然，为国家振纲纪，为民族争人格，挥戈北指，薄海风从。军府频年讨贼，未集全勋，及时鹰扬，义无反顾，是用奖率三军，与爱国将士，无间南北，并力一向，诛讨元凶。其有附逆兵徒，但知自拔，咸与维新。若更徘徊，必贻后悔。维我有众，壹乃心力。除恶务尽，其建厥勋。褫奸雄之魄，毋或后时，抉郿邬之藏，相偕饮至。昭告遐迩，盍兴乎来！”

    湖北方面，直系的王占元，对于直皖濒于开战之时，突然采取了断然行动，软禁了寄寓湖北的湖南督军吴光新。原来北京政府发表了段祺瑞的内亲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后，北军已完全退出湖南，他乃和前任湘督张敬尧阴谋攫取湖北，助攻直军，且密令吴光新的旧部，驻守河南信阳的赵云龙攻夺河南。可是鄂督王占元不是傻瓜，不待吴张动手，他便先下手为强，借请宴为名，把吴光新约到督署款宴，席散后吴光新即被软禁，吴部哗变，亦被直军解散。张敬尧这次倒很聪明，闻风先遁。

源济

一七○、直皖的三天战争

    直皖战争漫天风云，扰攘中外，可是正式开火不过三天，连同首尾，只是五天而已。

    民国9年7月14日晚，直皖双方正式开火。直军号称讨逆军，分为两路，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蓟榆镇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曹锳为东路总指挥；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西路是双方主力军的战场，直军在高碑店，皖军在涿州、固安和涞水。

    14日皖军第一军以十五师为先锋，向直军第三师进攻，直军退出了高碑店。同日，东路皖军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直军进攻，直军在铁路桥边架设大炮，双方胜负未决。

    16日天津开到日军护路队，强迫直军退出铁路线二英里以外，因此直军防线打开了一道缺口，皖军遂乘虚而入。直军放弃杨村，退守北仓，京津铁路因此不能通车。

    从14日到16日，这三天战争中，一共打了两仗，都是直军败北。

    17日，战争情况起了变化，尤其是西战场，吴佩孚退出了高碑店后，率领一部直军绕出左翼在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进行突击，这是皖军前敌总部的所在地。总部内一切很平静，曲同丰好整以暇地准备直捣保定，生擒曹吴，以立不朽的大功。不料枪声突起，敌军已经掩入。传说吴佩孚轻骑率领精兵冲进曲的司令部，曲吴本有师生渊源，原来曲同丰曾在武备学堂当过教习，而吴佩孚则在武备学堂受过训练，因此应该是师生，吴见到曲还行了一个军礼，接着便请这位“老师俘虏”上车去保定。

    由于曲同丰和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将领全数被俘，第十五师刘询所部和边防军第三师陈文运所部，便像山倒堤崩一样从高碑店败退下来，当天直军就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前进。第十五师原属直军，是冯国璋的卫队，因为冯死后这支军队一直在段范围内，所以被迫前来作战，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因此该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第三十旅长齐宝善率领一部分士兵向吴佩孚投降。另一部分退到北京，段急忙下令关闭城门，不许他们进城。

    东战场方面的变化，自然是因为奉军助战，联合直军，夹击皖军。17日，徐树铮在廊房听到西线皖军战败，乃匆匆赶返北京，他所指挥的边防军遂在没有统帅指挥的情形下，不战而投降直军。

    17日，天津领事团派出美、英、法、日四国护路军，率同工程人员修复杨村铁路，京津火车遂恢复通车。

    同一天，吴佩孚向曹锟致电报捷，略称：

    “现边军第一师曲同丰师长因伤亡过多，有伤人道，派副官吴敬珉同天主教李司铎前来，请求休战，已派随办营务汇春芝接洽。十五师齐旅长忱安，张旅长拱宸亦派执事官持函前来，谓该师原与直军一致，因在积威下有不得已苦衷，愿以全师来归。师长即函请齐亲来松林店面定办法，现双方正面炮火已熄，仍令前线严防。又接前方电话报告，陈文运全师，已被我军右翼萧、彭两旅击散，其曲同丰一旅愿缴械投诚。十五师完全归顺我军，第六旅明早可到琉璃河，奉军郭旅长现驻涿州东门外，明早进城，师长亦明日到涿。”

    7月18日皖军主帅之一的曲同丰押抵保定，在曹锟的迎宾馆“光园”正式行献刀典礼。曹锟自称敬慕明将戚继光的为人，所以把这座接待外宾的招待所冠以“光园”之名。

    曲同丰是山东人，和吴佩孚同乡，和曹锟亦是熟人，这次相见，一为座上主，一为阶下囚。可是曲同丰颇识时务，他表示是自愿投降的，所以乐意让旧友举行“受降礼”。曹锟在大厅中站立，曲同丰由直军将领陪同，全副戎装，步履铿锵，进入大厅，后面还有其他被俘的军官，曲首先由腰间解下军刀，双手捧献曹锟，并且朗声说：“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决不与贵军为敌。”曹锟双手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用和悦的音调对面前的降将说：“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特将军刀发还，仍请佩带。本使当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受降礼完成后，两人握手叙旧，欢若平生。

    曹锟受降后，即发出通电云：

    “为通告事，昨段军曲同丰等现已解到保定，见面时曲等将军刀自行除下，双手捧向锟云：鄙人等今愿在贵使麾下投降。并宣誓云：彼等俘虏期间，对于本军之宗旨决不有所违背之举动。由锟将刀双手接受，并云：本使兹承受执事之投降，阁下等勇敢可钦，仍举军刀给还佩带，并得享受军事惯例待遇俘虏之自由，除少数畏怯军人及有污军人资格者外，其余均按级受本军优待云云。此种军人俘虏，将来当归正式法庭审理。除饬前方军队查照此种待遇俘虏军例外，并严令全军勿得因段祺瑞近有悬赏谋取锟等性命，致生报复之念，而违背军人在战争外应保持人道之主旨，此令。”

    曲同丰在保定献刀后，即发出通电，劝告边防军弃暗投明，共起讨“贼”。段祺瑞在北京获悉曲同丰这一幕丢脸的投降献刀戏以及通电讨段后，已经是大势全去，气也来不及了。

    段芝贵以火车为司令部，在战争期间竟打麻将，身为主帅，如此儿戏，难怪皖军不堪一击了。小段是北洋时代出名好打麻将的，当时北洋好此道的有梁士诒、段芝贵、王克敏、孙慕韩、潘复、张弧等，尤其是梁、段、王、孙几乎每晚必聚，常赌到天亮。梁士诒大小不拘，常在牌桌上看公事。

    小段在牌桌上指挥直皖战争，败讯传来，牌局未终而大呼开火车逃走，后来在北京传为笑谈，列为直皖战争野史中一段佳话。

    可怜的段祺瑞用了段芝贵和曲同丰两员大将，如何不败。

    段芝贵兵败逃回北京，在当时上海报纸上的通讯，传为笑谈，特抄录数段如下：

    定国军总司令段芝贵，在前敌督战，其办公处设在火车上。车前悬一木牌，大书“总司令处”四字，办事者至有百余人之多。车中除军用品外，有烟枪烟盘十四副，嗬嗬水数百打，麻雀牌七副，大菜司务二十四人。迨前锋与直军交触，战事小挫，众随员知必无幸，劝小段早为之所，小段曰：“我誓与定国军同生死，诸位怕死，竟请返京可耳。”众以其言壮，皆无辞而退。十三号有直军一营来诈降，小段益自诩。至夜半，降军袭击总司令部，小段自车上堕地晕去。为一车站站长藏过。破晓，诈降军退去，站长始送之回司令部。从者群起询问，小段曰：“此何足怪，君子可欺以其方，无伤也。”即至车内检查鸦片，卧而吸之。众以其能镇定，颇倚赖之。至次夜，忽闻西北有枪声，随员皆至司令卧室请示。小段已不知去向，旋得探报，知是本军放哨，众心虽安，乃以总司令失踪，四处搜查，扰攘一夜，至次晨，始得之于乡农家柴堆内。于是群皆匿笑，而总司令之威望扫地矣。迨前敌十五师战败，向后退回，小段误为直军，急命第一师击之，及知误会，十五师将士以同类相残，怒不可遏。继见总司令之火车，车头已向北，知将预备逃亡，遂以机关枪射击，而小段急令火车添挂龙头，逃回京中。沿路兵士数百人，拦住去路，拟向小段诉说第一师从后击射，自相残杀之事，乃小段不问死活，只令开车，以致轧死多人。迨抵京寓，家人聚询，只以手摸头，连呼好险好险，别无他语。后闻车站站长藏段事发，被直军枪毙。小段向空叩头，痛哭流涕，谓为救命恩人，兼延僧道在家，为之超度。忽通缉祸首令下，复狼狈逃入东交民巷，而僧道道场，亦半途而止，此亦定国军将士中之滑稽史也。

    段芝贵以定国军之头衔，前敌一败，狼狈回京，遽通电辞职。其电稿措辞虽不甚佳，而骈四俪六，亦颇通顺，说者谓其仓皇逃亡之际，竟能搜索枯腹，作此俪语，亦一异事，不知此中实有最趣之谈料也。先是小段有西席某甲，一老学究也，皖直未决裂之前，小段跃跃欲试，主战甚力，某甲力劝之，不听。及被任为定国军总司令，欲作一宣言书，用告将士，命甲起草，书中多忠君爱国语，小段以其不合时务，弃之不用，另请他人代撰。甲虽头脑冬烘，固以文豪自命者，颇不悦。冷语谓段曰：“吾文虽不佳，原备有二稿，今居停阅其一，即匆匆请他人捉刀，吾第二稿固无容再呈居停指正，留为将来备用可也。”小段以其迂，亦不理会。及小段由前敌逃回京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急拟通电辞总司令职，冀减罪戾。倩人觅向所撰宣言书者，已先逃矣。不得已仍央甲为之，甲即于袖中出电稿曰：“吾前言有第二稿，固早已备矣。”小段阅之，稿系四六，措辞颇得体，继念甲料已必败，反有讥讽之意，撕其稿，怒而掷诸地。甲冷笑而出，未至中庭，小段亲自追之曰：“我固知君良厚，特滑稽耳。吾亦不芥蒂，请君再照原稿录出，吾当不易一字。”于是遂将西席所拟之稿拍发，故其措辞甚从容云。

    现在特抄录两位当时亲历其事的人物的笔记。一是张一麐的直皖《秘史》：

    “直皖两军之战区，分东西两路，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西路在京汉铁路沿线。皖军东路的指挥为徐树铮，西路指挥为段芝贵。直军则派吴佩孚为西路总指挥。曹锳为东路总指挥。兹将两路战况分列如下：

    东路战争状况：七月十五日夜九时卅分，西北军第二混成旅马、步、炮、工、辎各队，及边防军第三师步兵二团，共约一万五千人，分三路由张庄、蔡庄、皇后店进攻杨村之直军防线。直军在杨村者，为第四混成旅，分步、马、炮、工、辎及机关枪队若干，又直隶警备军步队廿营，共约二万人。在杨村北部十里正式开战，枪炮齐鸣，血战至烈。段兵多不愿战。惟被上官逼迫，乃不问方向，任意放枪，炮队亦分三队轰击，每队约有野战炮六尊。直军士气甚壮，极为镇静，亦列阵还击，战至午夜二时半，各换生力军，再接再厉，重复大战，声震山岳，死伤盈野。至十六晨，两军血战更加激烈，直军已占优胜。直军在杨村站吊桥之两旁排列大炮多尊以资御敌，而此地适与该处之日本防军驻扎所为比邻。当边军失利时，忽有日本军官多人出面抗议，非将该处所有大炮即时移走不可，并声言不准在铁路附近两英里以内作战。直军不得已，只得后退。时边军由直军防线之裂口蜂涌而至，势极凶涌。直军因左右翼不能联合，颇为棘手，专以机关枪队押后，顺序而退，队伍极整，致将前追之边军轰杀无数，直军退至北仓及李家嘴之中间，阵势始定。时有奉军一营驰至相助，声威大振。嗣又陆续而至，遂于十七日上午与直军联合进攻，由廊房向前猛击，段军纷纷溃败，死伤不下千余人。从此段军一蹶不振，连日与奉直军交绥，着着退后。至廿日后，京奉线一带段军已逃走一空，继欲向蒙边逃窜，又为察哈尔都统王廷祯，绥远都统蔡成勋，分饬军队拦阻，大有穷无所归之势。徐树铮当战争失利时，即逃回北京，或居六国饭店，或往某国人家，行踪诡秘，令人无从捉摸云。

    西路战争状况：十四日晚八时，琉璃河之边防军第一师第一团马队，及第十三师第一营步军，向直军第十二团第二营开始总攻击，双方战斗至二小时之久。直军初以来势猛烈，略退避之。边军前进，甫欲夺取第一防线，直军忽尔反攻，边军抗御不及，退回原线。至十一时，边军又往攻直军之右翼第三营，直军第二营由边军右翼抄击，两路夹攻，边军大败，退回琉璃河本阵。十五晚十时，段军又向驻扎高碑店之直军攻击，当由吴佩孚率队将段军遮断。段芝贵又下令逼迫前进，将士不应，两翼先退，正面军队亦同退却约卅余里。十六日两军相战，段军又败，伤亡甚多。十七晨，直军与边防军第一师大战于涿州之北，边军相率溃逃。旅长范尚品阵亡，程旅长无力抵抗，亦即潜逃，其余团营长及兵士伤亡者不计其数。师长曲同丰鉴于全军之战斗力已失，即树白旗，向吴佩孚求和。吴命先缴军械，再行停战。旋曲氏亲自投降，吴拒而不见，命解往保定，请曹锟处分。曹受降后，仍优礼相待，劝其去逆效顺，曲遂发电谆劝边防军全体与曹一致，共讨小徐。曲为段氏最识拔之弟子，宠遇不亚小徐，今乃倒戈相向，宜段军之全体溃败，无可收拾也。同时刘询之十五师亦全部投降，解除武装。刘询且乘隙潜逃，不知去向。定国军总司令段芝贵在西路指挥战事，无往而不败，最后以身负巨创，逃回北京。自是西路统率无人，兵士益无斗志，一遇直军，非降即逃。二十日午后，直军大队抵长辛店，即将四围溃散段军一律扫清。”

    直系所最攻击的亲日派曹汝霖回忆录中，记叙直皖之战尚称客观：

    “……后来吴佩孚通电讨段，竟说为国除奸，这见得他太无修养，出言太放肆了。并自河南分兵进驻近畿，竟对合肥（指段祺瑞）有宣战之势。于是合肥檄讨曹锟吴佩孚，以边防军两师，西北军三混成旅为主力，编成定国军，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司令，派段芝贵为前敌总指挥，在长辛店设指挥部。段芝贵料此战不会长久，遂在火车上设总指挥部，很露轻敌之意。张作霖因受段在团河冷淡，曹锟又极力拉拢，遂亦袒曹。吴光新时率二十万大军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合肥此着，本大有用意。岂知吴光新忽发奇想，适于此时赴武昌，大宴鄂中将领，被王占元扣留。皖系军分东西两路，东路由徐又铮率西北军三混成旅，在杨村方面与直军曹锳作战，且防奉军入关。西路由曲同丰陈文运分率边防军两师（还有一师驻山东），在涿县琉璃河对抗，并令丁士源以运输飞机供运输。东路徐又铮进军颇顺利，已越过廊房进到北仓，预备改装警察队进入天津（因军队不能入租界）。西路初出顺利，适逢大雨，彼此在雨中相持两日，兵士在壕中，雨水过膝，仍在壕不动。闻吴佩孚于大雨中在大树上挂电话，不停向保定催派援军，并用鞭炮在火油筒中燃放，以节省子弹，聊助声势，足见直军兵械两缺，急待救援。余不知兵，惟想对方已力竭待援，何勿挥军前进，反令军士困守雨壕之中，岂不令士气沮丧，这是什么兵法？前方阵势如何布置，我不明白，到了第五日陈文运军已退守固安，曲同丰尚在前线，而援直之奉军尚在途中，奉军非能朝发夕至，在此中间，不知曲陈两军作何行动，真令人百思而不可解！迨奉军到达保定，曹锟已预备粮食，不待休息，即令先派一部分驰赴增援。吴佩孚见援军已到，即令援军代守防地，自己率领劲旅渡琉璃河，迂回直趋长辛店之后，闻段香岩（段芝贵）尚在车中打麻将，秘书长梁众异（梁鸿志）屡催增兵西路，段终迟迟不发。等到吴佩孚率兵逼近长辛店，子弹已落到火车，即仓皇开车进京城。其时东路徐又铮正预备驱军入天津，闻西路败讯，不敢前进，退守廊房，回京视察。曲同丰在前线被俘，主将被俘，西路军队即溃不成军。边防军及西北军的精良军械，均为直奉两军分赃而得。闻合肥预令两路不许用重炮，恐火力太猛，伤亡过重，虽似宋襄之仁，亦已有轻敌之心。仅五日间，战事即告终结，自有战事以来，未有若是之速也。

    此次战事，皖方以新锐的武器与陈旧之直军相争，正如以石投卵，决无败理。岂知有石而不能用，则卵虽软弱，亦可淋漓尽致，使你无能为力。可知无将兵之才，虽有坚甲利兵，亦是徒然。此次皖方之败，即由于此。

    合肥自败讯到来，即蛰居府学胡同寓邸。上呈自劾，请将一切官职勋位荣典一概褫革，听候处分，一人负责实践独自负责诺言。此老倔强负责，却为可佩。但在北方之皖系军队，从此完结，北洋军队，从此解体，不幸言中，不胜感叹。

    是役也，论者谓又铮所拟作战计划，颇合军事原理，而仍失败，以为不照他计划而行之也。余不知军事，又未见又铮计划，不敢置一辞。惟以愚见所及，为客观之评论。段香岩本称宿将，又是老辈，不免倚老卖老，自负轻敌，以为奉军何堪一击，直军更无论矣。他狃于复辟之役，不察情势之不同，甚至在车中打牌，由北京制造馒头，送到军前。他料此次军事，指日可胜，判断错误，此其一。曲同丰、陈文运。虽系日本士官出身，曲是山东老粗，勇而无谋。陈则无军人气，只知趋承，未战先怯，绝少住宿兵营，已背官不离兵，兵不离官之原则，更谈不到与士卒同甘苦，何能当指挥之任，此其二。边防与西北两军，成军不久，训练不足，下士虽经讲武堂训练，均未经过战事，指挥未如意，兵士不能人自为战，此其三。边防军以马子贞（马良号）一师训练最好，调驻山东，不及调回，致后备无军可援，此其四。吴光新被扣留于武昌，影响军心很大，此其五。此次因重奉轻直，故以徐又铮当东路。假使以又铮西北军当西路，先击败直军，则奉军亦不致先入关援曹。又铮东路已将入天津，实为西路所累也。我曾于开战前问坂西利八郎顾问，他是参战军顾问。以这次战事之预测，他说边防军训练不足，指挥官及下士都没有战争经验，用以作战，未免过早。这支军队只能服从命令，不能人自为战，全靠指挥官之如何了。真是一语破的。”

    以上是亲历目睹这场战争的报导。

    段祺瑞迭接败耗，不料他数年心血，竟毁于一旦，三天的考验才知道皖系的军队如此“不经一战”。他是一个刚强的军人，这时真想自戕，幸左右监护严密，劝他不必寻短见，因为直军虽已开火，成为敌人，究竟还有同袍之谊，是不会过分的。于是他把靳云鹏找来，靳这时见到老段，也不知用什么话安慰他，段只是简单地说：“事已至此，你和他们还可以谈话，赶快去和他们商讨停战吧，条件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只希望不要把战争带进北京城。”

    靳云鹏从府学胡同段公馆出来，就去找傅良佐，请他去天津跑一趟，代表靳自己向直军求和。傅到了天津径赴直隶省长公署求见省长曹锐，曹锐没有见他，也不准他离开，他便被囚于省长公署。

    北京城内紧张万分，前线军队狼狈退下。段祺瑞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去见徐世昌，请徐下一道停战令，免得北京城不可收拾。徐世昌待段辞出后，望着他的背影，冷笑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当天，徐世昌颁下停战令云：

    “前以各路军队因彼此误会，致有移调情事，当经明令一律退驻原防，共维大局。乃据近日报告，战事迄未中止，群情惶惧，百业萧条，嗟我黎民，何以堪此？况时方盛暑，各将十躬冒锋镝，尤属可悯。应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用副本大总统再三调和之至意，此令！”

    十九日，段有通电引咎辞职，电云：

    “保定曹经略使、天津曹省长、盛京张巡阅使、南京李督军、南昌陈督军、武昌王巡阅使、开封赵督军、归化蔡都统、宁夏马护军使同鉴：顷奉主座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速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并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贻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陈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谨先电闻。”

    在这个电报中，他故意漏去直军最重要的一个人吴佩孚，可以见到段对吴咬牙切齿之恨。

    段在皖军战败后，由团河回到府学胡同，既不逃天津，也不奔租界。

    皖系之败，不只在东西两战场上，其他各处也是败讯频传。山东德州本被皖军马良攻入，守将商德全退走，嗣由奉军往援，夺回德州。信阳方面皖军赵德龙与河南旅长李奎元激战，赵亦败北。察哈尔都统王廷祯响应曹吴，率军入驻康庄，在居庸关方面与皖军一战，皖军大败。

源济

一七一、惩办祸首处理善后

    直皖两系从冯国璋入京接任总统后即开始冷战，前后历时三年，这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一个特色——冷战期长，热战期短。直皖冷战了三年，可是打仗不过三四天。尤其怪异的，是两系的阵容并不鲜明，真正敌对的，在皖系方面是段祺瑞和徐树铮可指挥的边防军，在直系方面则是曹锟和吴佩孚所统率的直军。其他各省的两系军人都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边防军战败，第一个倒台的是段祺瑞。段的失败给徐世昌带来一个美丽的幻想，段未倒前，徐有如芒刺在背，现在太上政府既垮，他是北洋的元老，自然可以做北洋派的真正领袖了。徐世昌是大家公认的老狐狸，他有他的打算，他想在直奉两系之间保持一个均衡，同时希望其他各省的军阀也保持原有地盘和地位，以与直奉两系造成鼎足而三之势，互相牵制，这样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了。所以他希望直奉军都不要开进北京城来，至于战争完了的后事如——惩办祸首、撤销边防军、改组内阁等等，最好由战胜一方提出具体意见，由他——大总统统一办理，他主张对段宽大，不为己甚，只要解除了兵权，就可自由安居，且应予以相当的优遇，至于皖系和安福分子，除了少数首要外，也尽量少予株连。

    徐的宽大主张颇得张作霖的赞同，奉张和皖系并没有血海深仇，不必赶尽杀绝，更微妙的是他乘此机会如能收集皖系的残余，岂不是壮大了自己，所以他的态度非常缓和。曹锟主张惩办一切与事实有关的皖系政客和安福系分子，不过他为了保持和奉系的友好，因此尽可能将就张作霖。可是吴佩孚则主张彻底要肃清安福分子，查抄祸首的财产充作善后经费，解散安福国会，幽禁段祺瑞于汤山。

    直皖战争虽然18日已经结束，可是直到23日直奉两军的先头部队才开到北京，24日大队人马开到，分别接管了南北苑兵房。

    7月23日北京政府特派王怀庆督办近畿军队收束事宜。24日准免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隽职。派田文烈兼署交通总长，财政、司法两部则由次长代理部务。又准免京畿卫戍司令段芝贵职。26日令撤销曹锟、吴佩孚等处分。批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辞职，派殷鸿寿继任。28日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辞职。令裁撤督办边防事务处。令撤销西北军名义。29日派昭武上将军、热河都统姜桂题兼管将军府事务。

    皖系战败后的主戏是直系要求惩办祸首，直系的祸首名单始终未曾公布，据闻名单内有曹汝霖、陆宗舆二人，因为这两位是经手向日本借款的人，陆宗舆在直皖开战前还垫付了定国军（段军）一笔军费。可是曹、陆两人的名字在徐世昌笔下删除了。

    江苏督军李纯也电请加入王揖唐祸首之一，湖北督军王占元也请求把吴光新加入，徐世昌认为这两个人都不在北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应当另案办理。

    7月29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祸首，令文如下：

    “国家大法，所以范围庶类，缅规干纪，邦有常刑。此次徐树铮等称兵畿辅，贻害闾阎。推原祸始，特因所属西北边防军队，有令交陆军部接收办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继而煽动军队，遽启兵端，甚至胁迫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别立定国军名义，擅调队伍，占用军地军械，逾越法轨，咨逞私图。曾毓隽、段芝贵等，互结党援，同恶相济，或参预密谋，躬亲兵事；或多方勾结，图扰公安，并有滥用职权，侵挪国帑情事，自非从严惩办，何以伸国法而昭炯戒？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着分别褫夺官职勋位勋章，由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务获依法讯办。其政治交通等部款项，应责成该部切实彻查，呈候核夺。国家虽存宽大，而似此情罪显著，法律具在，断不能为之曲宥也，此令。”

    奉军入京后曾到安福俱乐部去进行搜查，8月4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承认安福系为政党而认为是一个构乱机关。但又声明：

    “除已有明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区设有该部支部者，一律解散。”

    这道命令引起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严重不满，于是徐世昌乃于8月7日补发命令：

    一、“据江苏督军李纯电呈：王揖唐遣派党徒，携带金钱，勾煽江苏军警及缉私各营。并收买会匪，携带危险物，散布扬州镇江省城一带，以图扰乱，均有确凿证据，请拿交法庭惩办等语。王揖唐经派充总代表职务，至为重要，乃竟勾煽军警，多方图乱，实属大干法纪，除已由国务院撤销总代表外，着即褫夺军官，暨所得勋位勋章，由京外各军民长官饬属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此令。”

    二、“前以安福俱乐部为构乱机关，业有令实行解散，所有籍隶该俱乐部之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或多方勾煽，赞助奸谋，或淆乱是非，潜图不逞，均属附乱有据，着分别褫夺官职勋章，一律严缉，务获惩办。其余该部党员，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务各濯磨砥砺，咸与维新。此令。”

    “祸首”呢？中国俗话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皖系失败了，气焰煊天的徐树铮也落得如丧家之犬，逃到东交民巷。通缉的十大祸首中，除了财政总长李思浩单独逃往苏俄道胜银行外，全都是躲到东交民巷日本军营内。直奉两系都要求北京政府交涉引渡，当时外交团中英美法三国公使是帮助直系的，主张驱逐罪魁，可是日本和意大利公使则持异议，所以东交民巷中只有英、美、法三国公使馆通饬所属侨民不准容留中国男子，如有容留限即迁出。北京外交部向各国公使馆行文索交祸首，日本公使馆竟坦白承认收容了十祸首中的九位，其复文云：

    “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等九人，咸来本使馆恳求保护，本公使鉴于国际上之通义，及中国几多往例，以为事情不得已而予以承认，决定对于此等诸氏，加以保护。刻将此等诸氏，悉收容公使护卫队营内，并严重戒告，在收容所内，万不得再干预一切政治，且断绝与外部之交通。兹本使特通告于贵代理总长之前（此时外交总长陆徵祥称病请假，由颜惠庆署理。）本使此次之措置，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此等诸氏所受之保护，决非基于附属政派之如何，而予以特别待遇，恰以该氏等不属于政派之故，是以本使馆不得拒绝收容。本使并信贵部对于此等衷意，必有所谅解也。八月九日。”

    外交部接到日使复文，又致书日使云：

    “敝国政府不能承认贵使本月九日通告之件，至为抑歉。刻敝国政府，正从事调查各罪犯之罪状，一俟竣事，即将其犯罪证据，通知贵使，请求引渡，并希望贵使勿令诸犯逃逸，或迁移他处藏匿为荷。”

    日使得书，复词拒绝：

    “贵总长答复敝使本月九日关于收容徐树铮等于帝国使署兵营之通告回文，业已领悉，……惟贵国大总统颁发捕拿该犯等之命令，系以政治为根据，故敝使署即视为政治犯而容纳保护之。敝使并声明无论彼等将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诉，敝使不能承认贵总长所请，将彼等引渡也。”

    徐树铮在日本兵营里共住了三个月，后来由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小野寺帮他逃走。据说小徐化装成一个日本女人，装进一只柳条箱内，由一个日本军官带进火车里一间头等车厢赴天津。同时京津一路各站都有便装的日本兵严密戒备。小野寺帮助徐脱逃据说完全是个人的行动，不久他便因此事被调回国。后来作了国会议员。

    小徐在柳条箱内被运走时，他在箱内低哼京戏“单刀赴会”。

    直到11月16日，日本公使小幡正式照会北京外交部，说徐树铮已从日本兵营逃走。这时小徐已安抵上海，住英租界麦根路一所洋房内，这所房子是卢永祥部下师长陈乐山的。

    直系胜利后，吴佩孚成为当时最出风头的一个人物，他从衡阳撤军起，就是一时人望。

    8月1日他又露了一手，他表示时局纠纷，旷日持久，特欲公诸国民，拟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草定大纲八条：

    （一）定名。为国民大会。

    （二）性质。由国民自行招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

    （三）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解决，地方不得借口破坏。

    （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会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各本会为限。如无农工商会，宁缺勿滥。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五）监督。由省县农工商学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公同组织，为该省总事务所，再由总事务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

    （七）经费。由各省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

    （八）期限。以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议决公布，即行闭会。并主张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历年一切纠纷，均由国民公决。

    吴的主张首先遭到张作霖的激烈反对。所以孕死。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政治喜事出现，就是直系领袖曹锟和奉系领袖张作霖变成了儿女亲家，张的女儿许嫁曹子，曹锟这个儿子是他弟弟曹锐所生，曹锟领养。中外报纸传为战争以外的花边新闻。

    9年8月9日北京政府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靳辞职期间，一直是海军总长萨镇冰代理。靳的辞职是因为安福系倒阁，如今农福系已彻底垮台，而胜利的一方是直奉两系，张作霖是靳的亲家，曹张又新联姻，也是亲戚，所以靳复任总理自不在话下了。

    这是靳云鹏的第二任内阁，内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颜惠庆。（署）

    内务总长张志潭。（署）

    财政总长周自齐。（署）

    陆军总长靳云鹏兼。（署）

    海军总长萨镇冰。

    司法总长董康。（署）

    教育总长范源濂。（署）

    农商总长王乃斌。（署）

    交通总长叶恭绰。（署）

    8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9月2日任命吴佩孚为副巡阅使。曹命吴驻军小站。拱卫京畿吴却另有打算，他率嫡系部队第三师驻节洛阳。虎视中原。他常写两对联赠人：

    （一）欲平大难须尝胆，誓扫倭人不顾身。

    （二）花开阳春惟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

    9年10月12日，直系大将江苏督军李纯突然暴死。

    李纯之死成为当时政坛一件惊人的秘闻，因为当时报纸上均以“江苏督军李纯忧国自杀”为题。但李纯真的是自杀吗？他如果是为了忧国自杀，为何不自杀于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南北战争或是五四运动等国家危难之际，却在皖系惨败，直系鼎盛之时？这就是令外边物议沸腾了。

    关于李纯的出身也勉强可算小站旧人，他是在小站时代就投奔冯国璋，担任记室。民国元年冯国璋任直隶都督兼领陆军第六镇，李纯为第六镇第十一协统。第六镇后改为第六师，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令冯就任江苏督军，即以第六师长畀予李纯，且兼任九江镇守使，不久升任江西督军。迨冯国璋继任总统，李纯既是冯的嫡系，因此冯即保李为江苏督军，而江西督军遂由另一直系健将陈光远继任。

    冯入京就任总统后，与总理段祺瑞积不相容，李纯联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号称长江三督，为冯支应，颇有声势。在关系的亲近上说，如果由冯国璋选择直系的第二把交椅，就不会是曹锟而是李纯。

    李纯在民国七八年间，颇获时誉，因他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又谦冲为怀，平易近人。可是他也有短处，容易被人蒙骗。

    李纯养成一种悲怆的心境是因为他夫妇未生孩子，民国初年，其妻曾收养一个名叫菱子的孤女为侍婢。是时菱子只有12岁，天生丽质，伶俐可人，因此极得李纯夫妇的宠爱，不把她看作是侍女，而当作亲生女。

    这个女孩子到李纯家时，李还未升到第六师长，自她进家后，李纯即升第六师长、九江镇守使、江西督军而江苏督军，李夫妇认为这是菱子带来的好运，因此对菱子更加宠爱。

    当李纯任旅长时，有一次点验部队，在列兵群中，发现一个十八九岁的新兵，眉清目秀，聪慧可爱，是天津大毕庄人，名叫毕正林，父母早亡，家贫无以为生。李纯亦是天津人，因为同乡之谊，遂带毕正林回旅部，派在传达处工作。工作期间，毕既玲珑又勤慎，李甚喜爱，遂命他公余之暇在文案师爷处学习文字，一年后竟能阅读报章和普通公文。李纯更为满意，遂派毕为随身马弁（即今日卫士）。

    不料就因毕正林而祸起萧墙。

    毕正林既受李纯特别的宠爱，又天生伶俐，因此李纯的左右和亲眷，对毕都十分赞赏，于是毕从马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当李纯任江西督军的时候，毕即升至上尉副官，专门办理督军私人事务和家庭琐事。由于毕是李纯的亲信，可以出入李公馆很随便，而菱子这时正是花信年华，两人不免眉来眼去，一个是少男，一个是少女，很自然地便互相接近。

    李纯于民国6年赴南京接掌江苏督篆，启行仓促，动身前即命毕正林随后雇船押运家具，并护送眷属。毕和菱子同乘一船，有一次毕在菱子面前开了一句玩笑，恰被李太太听到，深感不快，抵京后即对李纯说，菱子已长成人，应该给她选一个对象结婚，免得耽误她的青春。李纯立即想到毕正林，认为两人年龄相若，如果成婚，仍可在督署作事。不久两人就正式成婚。

    南京督署有两个大办公厅，外办公厅是在前院，专供大的集会及接待远来外宾，内办公厅则在第二层院中，专供督署各处办公及督军个人读书憩息之用。楼上则住有督军内眷及少数女仆。毕副官和菱子的新房被安置在内办公厅的左后方，所以菱子婚后仍常到督署内宅陪督军夫人解闷。

    菱子变成少妇后，当然一切看来都很成熟，不像未婚以前那么拘谨，有时遇到李纯也不似昔日那么羞涩。李纯则仍和过去一样把菱子当做孩子看待。不过菱子已是情窦初开的少妇，所以在动作言笑之间都有一种撩人欲醉的风情，有时李妻不在她也在李纯面前撒娇，这一来，对40余岁的李纯便不能自持，终有一天因李妻外出，李纯竟与菱子发生了不可告人的苟且行为。

    自此以后，李纯就常常托故把毕正林支派出去和菱子秘密幽会，这样偷偷摸摸地维持了一年之久。毕正林对此，虽亦微有所觉，但因李督军等于是他的衣食父母，不但菱子是李纯所赐，即自己今后的功名富贵，也无不惟李是赖，想至此处，也就不予计较了。

    有一天，李又派毕去上海为夫人购买衣料饰物，毕于受命之后，为讨菱子的欢心，特意回转房去问菱子：“有何需要，可由上海顺便带回。”菱子心不在焉地答道：“你随意买好了！”

    毕正林见她面带不愉之色，也不再言语，即反身退出。

    他因守法成了习惯，惟恐误了早车，当天赶不回来，即匆匆忙忙出门而去，所幸赶上了上午早班火车，于12点以前，抵达上海，下车之后，即径至南京路一家大百货公司，按照预列的货品清单，未换地方，即全部购齐。然后又替菱子选购几件饰物，转到一家小吃店，胡乱吃饱肚子，在街头雇辆马车，赶往车站，恰巧赶上下午2点的回去快车，晚间7点，即回到南京。当即雇辆人力车，返回督署，下了洋车满怀高兴，提着网篮，径奔自己住房去。不料一推板门，业已自内上闩，砰砰拍了两下，亦无人应声。

    原来当日李纯用过晚饭，闲来无事，忽想起毕正林已去上海，料毕初到上海那种荣华地方，一定贪着游玩，当天不能返回，乃放心大胆前往菱子房中寻欢。正当好梦方圆之时，忽然听到敲门之声，乃忙将菱子推开，仔细一听，竟是毕正林的声音，心中一急，翻身下床，想寻一隐身之所，暂避一时，无如房内除一张木床和四把木椅之外，再也找不出藏身之所，窘急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厚着面皮，亲去开门，正好与毕正林碰个对面。毕见督军来开门，心头一慌，急忙向后退了两步，举手为礼，李反窘得无话可说，只从鼻孔唔唔了两声，急步离去。毕则僵立失神，呆若木鸡，直看李走远，才慢慢回过味来，无精打彩地走进房中。因有这一耽搁，菱子早已穿好衣服，整好被褥，见毕正林坐在房屋一角，闷声不响，即含笑问道：“你替上房太太买什么急用之物，她急等要用，督军刚才亲自来问，你看到他没有？”毕正林正在窘迫无计，不知如何收场之际，被菱子这一提醒，即时计上心来，当将替菱子买的几样得意饰物，从网篮里面取了出来说：“你先把这几件东西收了起来，我这就上楼替督军夫人把买的急用之物送去，免得她着急。”于是提起网篮匆匆而去。

    这时不过晚间8点钟刚过，正房楼上，灯火通明，俱未入睡，毕走至李的寝门外，喊声：“报告！”室内李太太听到是毕的声音，即答道：“进来吧！”毕进门之后，见李纯坐于靠窗的书桌一旁，正在默默地看着一件公文，态度极为冷漠，他心怀疑惧未敢上前打扰，即转身将网篮内的衣物取出，请李太太过目。李太太约略瞥了一眼，即道：“你买的都很好，回房休息去罢。”毕对适间之事，甚怕督军惦记在心，乃硬着头皮取出商家开的发票，恭恭敬敬送到李的书桌上说：“这是今天买东西的发票，请督军过目。”只见李面带怒容，睨视一眼说：“放在这里好了。”毕认李的不悦，可能是仍为适才之事，故未敢多言，即摒气敛息，悄悄退出。一面向外走着，一面暗自默想：“若不设法化除督军心中块垒，则自己随时都有生命之虑。”究应如何才能消除这层顾虑？一时却没有妥当办法。及走下楼梯，见督军办公室的几茶桌椅，略有零乱，乃一面加以整理，一面筹谋应付之策。

    当毕正林正在心绪紊乱，计无所出时，忽闻楼梯声响，有人从楼上下来，回头一看，正是自己所担心的李督军，见他手拿一卷公文，态度严肃，一径走到办公桌旁，落坐之后，取过纸笔，稍一沉思，即草草写了张字条吩咐道：“到军法处去把杨处长叫来，就说我有急事待办，要他快来。”毕应声“是！”立即返身退出。因为毕正林本就识字不多，对李的连笔草书根本就不大认识，故于出门之后，心中即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他想：“督军面带怒容，定是为着奸情被撞破的原故。现在为时已晚，急着找军法处长前来，必是想趁夜静无人，将自己枪毙。否则，有何事不可等至明天再办？”就这样胡思乱想，越想越觉可疑，最后想到，如其等待枪毙，何不先下手为强。主意打定，伸手摸了腰间的手枪并装满子弹，主意愈为坚决。即将手枪提在手中，咬一咬牙关，重新走回办公室，先从门缝中向内一望，见李纯仍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支颐危坐，闭目遐思，毕乃轻轻掩入，对准李的前胸，连放三枪，李未及呼喊，当即应声倒地。毕见闯下大祸，一时倒反没了主意，呆若木鸡般，站在原场发楞。此时院中卫兵听到办公厅内急促的枪声，立即奔来查看，只见毕正林手提短枪，面对僵卧在地的督军尸体出神，料定是他闯的大祸，于是七手八脚，将他的手枪夺下，又用绳索将他捆绑起来。此时楼上的李太太，也已闻声赶来，一见丈夫僵卧在血泊中，断了气息，即伏尸大哭，几至昏厥。正在扰攘之际，卫兵排长杨某亦闻声赶到，略问情由，即奔向电话，取起话机，向军务会办齐燮元报告情由，并请他前来处理善后。因齐对李与菱子间的暧昧情形，早已有所耳闻，只以身为部下，对这类隐密私情，未便明言谏阻，于今一听说“督军乃毕正林所杀”，即明白了九成，当即乘车赶到督署，先向毕正林作了简单问话，复劝李太太同至楼上，商议善后之策。

    经齐燮元与李太太仔细商讨的结果，认为如果按照实情公布出去，对李督军的声誉颇为不利，不如将实情隐密起来，编造一套光明正大的说词，对外发表，较为恰当。经李太太同意这一原则，即由齐出面，将毕正林叫到面前，斥责了几句，又命人取来500银元，说：“按你所犯罪行，即使全家枪毙，亦不足偿其罪，因督军夫人念你平素尚无大错，特赏你路费500元，限你带菱子，连夜离开南京，对任何人皆不许泄露本案真情！”毕叩头谢恩带着菱子走了。齐乃复对在场的官兵严厉告诫一遍，并找来一名随李多年的秘书，将详情向之说明，命他连夜伪造李纯一份遗书，大意是说：“纯生不逢辰，清政凌替，因不忍坐视神州陆沉，始投笔从戎，原冀革命成功之后，跻国家于富强之域，讵料未增御海之力，反蹈阋墙之祸，蒿目时艰，五内如焚，徒以人微力薄，无补艰钜，痛心之余，惟有一死以谢国人。纯死之后，愿我袍泽，深体愚衷，一切听由中央处理，勿得无理滋闹，九泉有知，亦瞑目无憾矣。”写好之后，齐复略加修改，即据以发出通报，并向北京政府呈报备核。

    李纯死后，江苏督军出缺，江苏人想借这个机会拒绝外省人任苏督，或者根本实行废督，并且说齐燮元资望太浅，不能骤任一个大省的督军。北京政府也想借此机会先废苏督，可是曹锟张作霖打来会衔电报，指废督为无政府派主张，于是先废苏督之议遂成泡影。

    谁继任苏督呢？陈光远希望由长江三督之一的王占元自鄂调苏，自己由赣调鄂，以齐燮元或新崛起的吴佩孚督赣。齐燮元想坐升苏督而废巡阅使，或者抬出王士珍为巡阅使。北京政府想派王士珍或靳云鹏或吴佩孚为苏督兼任巡阅使。张作霖却极力保举张勋出任苏督兼巡阅使。直系怕夜长梦多，闹出其他纠纷，也为了抵制张勋，乃授意北京政府于9年12月3日发表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署理江苏督军，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

    何丰林的护军使是齐燮元所保荐，自卢永祥调任浙督后，何因资格和政治理由，不能继承护军使地位。因为直皖两系都争夺上海这个地盘，苏督自冯国璋以迄李纯，都要收回上海，纳入江苏范围内，不愿意留一条皖系尾巴在江苏辖境内。现在皖系已被打倒，直系正可以乘机收回上海地盘，可是齐燮元因为自己资望尚浅，升任苏督已是喜出望外，为了息事宁人，便顺水推舟。

    李纯之死，上海和会也无疾而终。早在9年6月6日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罢免了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代之以温宗尧。民国元年，唐做北方议和总代表，被免于袁，和这次做南方议和总代表被免于岑先后如出一辙。温宗尧到上海后，也和北方总代表王揖唐一样，没有人理睬他，不久岑春煊自己也垮了台，他当然更无地位。北方总代表在朱启钤时代，其交际费列有赌具、花粉种种。王揖唐用钱的黑幕更多，最后一任总代表是李纯兼任，李纯在南北战争中一直扮演和平老人，是和谈幕后重要人物，他也愿意担任议和的总代表，可是迨他出任总代表后，事实上南北已无和谈的情事，因为南北之争已变成南与南战，北与北战了。

    李纯死后，继任督军齐燮元开具8年6月后和谈代表办事费470355元，而各代表所购汽车，各代表公馆内化妆台、绣花枕、雪花膏、香粉、字画、代表眷属车费及所用香烛、元宝、麻雀、扑克等项均列入。这项报销在北洋政府中本不足为奇，可是在和谈代表办事费中列出，真使人啼笑皆非。北京审计院把不能报销的剔出来，苏督和审计院大打一场笔墨官司。

    张勋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直皖鏖兵时，段祺瑞指曹张勾结张勋进行复辟，张勋有号电（9年7月20日）辩诬，电云：

    “报载定国军檄文有曹张等勾结张勋出京重谋复辟等语，不胜诧异。勋自丁巳以还，三载于兹，不问外事，近日段氏称兵，京畿震动，室家迁徙，比户皆然。勋既无在京安置之文，讵有私自出京之罪！至于往事，在勋感受旧思，恩图报称，博浪之锥，止于一击。况在徐州会议之时，段氏代表列席赞成，众目睽睽，事实可按。迨夫事举，段氏忽持异议，勋年将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

    直皖战后，张作霖有极大的发言权，曾一再电保张勋为长江巡阅使或陕甘巡阅使，北京政府不敢起用张勋，又怕得罪张作霖，所以擢用张勋旧部张文生为安徽督军。

    张作霖保举张勋为巡阅使，一因亲戚关系，一则想利用他扩充奉系的地盘，他一再电保未获邀准，便又牵连到他个人面子问题，他不发怒则已，一怒而天下动，不独徐世昌、靳云鹏为之失色，连曹锟也不能不退避三舍。

    10年1月26日北京政府特派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张勋赌气不干，他说：“我生平只会带兵，不曾学过种树。”徐世昌派王乃斌到天津劝驾，好像张勋不出如苍生何之叹！

    张作霖赴天津常下榻张勋家中，张作霖的随员如袁金恺、金梁、商衍瀛、谈国桓等都是逊清遗老，尤其是商衍瀛是逊清的老翰林，在张勋幕中当过文案，是由张勋介绍给张作霖的。

    张勋薄热河林垦督办而不为，使北京政府对张作霖无法交代，因此徐世昌和靳云鹏一再向这位关外王解释：“绍轩（张勋字）犯过推翻民国的大罪，我们一口气起用他是说不过去的，先让他做林垦督办为过渡，将来再转任其他要职就不怕别人说闲话了。”

    可是徐、靳又怕直系生反感，所以向曹、吴解释说：“我们用张勋为林垦督办只是敷衍雨亭（张作霖）的面子，是不得已的，请别误会。”

    张作霖也不全是厚爱于张勋这位亲家，有一半是扶植张勋为羽党以对付直系，所以他又保荐张勋为察、热、绥三特区的巡阅使，这就是显露了张作霖不以做东北王为满足，他还有意把力量由东北扩充到西北，把察哈尔，热河和绥远三个特区都纳入他的王国范围内。

源济

一七二、天津巨头会议

    直皖战后，北方的局势有了改变，在此以前，北京政府无论谁任总统或是总理，北京政府只有一个“太上政府”，就是以段祺瑞个人为中心。皖系战败后，北京政府出现了两个“婆婆”，一个是曹锟，一个是张作霖。任何一件事，曹锟点了头，张作霖不点头，事情就办不通，而曹张之间代表直奉两系的利益，很多问题并不协调，做“小媳妇”的北京政府就无法处理，无所适从。

    尤其是靳云鹏，他坐在国务总理椅子上，其背景既不是直系，又不是奉系，却是垮了台的皖系，由于他的复杂身份，他在皖系便为大家所不齿，陪了笑脸生存在直奉两系夹缝中，这日子真是太不好受了。

    当时北京政府内部的问题也很多，最尖锐而突出的，是国会问题。由于皖系一手制造的安福国会已经宣布停会，北京事实上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新国会。因为广州虽然有一个国会，可是广州的国会是和北京唱对台的，北京政府当然不能把它恢复。所以北京政府便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改选。这一措施是在使北京和广州的国会同时消灭，南北双方都重新选举。因为旧选举法是迎合南方坚持的旧约法，这便使南方在法律问题上占了上风，另一面使南方的“护法”大旗使用不出来，岂不是可以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

    其实北京方面走这着棋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为徐世昌的大总统就是安福国会产生的，而安福国会是根据新选举法选出来的，现在又用旧选举法选国会议员，就是舍新存旧，就是承认徐世昌自己的总统地位为非法。同时这一措施并不能满足南方的要求，因为南方护法的目的是恢复旧国会，并不是用旧选举法选举新国会。所以北京政府公布重新选举国会议员后，南方却置之不理。

    不只是南方，皖系的封疆大吏如浙江督军卢永祥就首先反对改选国会，其他北方各省也不热心支持这个选举。

    在国会问题上，北京政府不只不能得到南方的支持，甚至连北方的内部也没有协调。因此北京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一直陷于没有国会状态中。

    靳云鹏是10年5月第三次组阁，为什么他以一个皖系人物，竟能在皖系失败后受到垂青呢？原来他在安福国会时代，受尽了安福系的气，他在段祺瑞下边，与徐树铮积不相容，他又是张作霖的亲家，所以在安福时代，靳云鹏是皖系所排挤的人物，也因此使他在直奉两系统治北方时，能成为内阁总理。

    他这次组阁时，其政府的中心问题有二：一是谋求形式的统一，以便向国外借款，二是巧妙地运用直奉两大势力以平衡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除非有力量统一，否则自外国银行借款就不可能。事实上中国当时是分裂状态，从什么形式来统一，任何人也不敢武断，外国银行团眼光更现实和机警，自不会把钱放到一个危险的地区。所以北京政府想向外国借款，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北京政府多少年来就是靠借债度日，尤其是借外债，押铁路、押关税、押矿、押盐，无所不押。如今外债不能借，内债也要惜，要借内债就要向银行和银团借，国内的财权都是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靳在第二任内阁时曾延揽旧交通系的周自齐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以为依赖这两位旧交通系的巨头可以支持北京政府的财政。可是当时有人向靳说：周、叶故意在财政上制造困难，以迫靳内阁垮台，使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出任阁揆。原来周、叶认为解救财政的困难，既借不到外债，又无法增税，唯一善策是发行内债，可是内债的债信也扫地，所以必须先恢复内债的债信。恢复内债债信势必将一切财源先用之于整理内债。因此，很多人便认为周、叶两位旧交通系领袖如此做，实在是想在财政上困迫靳内阁，以使其垮台。

    第一次靳内阁是起于8年9月，迄于9年5月。第二次

    靳内阁起于9年8月，迄于10年5月。

    穷并不是靳内阁的特色，因为北京政府一直是穷的，不过在靳时代有告贷无门之苦。

    10年初，北京和全国各地到处闹穷，军费积欠了八九个月，各省都有规模不同的兵变，而各省的军政负责人，也都为了财政问题而伤透脑筋，向北京催款的电报似雪片一样飞来。

    10年1、2月，张宗昌所属暂编第一师在赣西兵变，造成了江西人民巨大的损害，后来经由陈光远派兵予以解散。湖北的宜昌和沙市也发生兵变，烧杀焚掠无所不为，且侵扰到外国商店，引起了外交团的严重干涉。还有保定，本来是直系的大本营，驻军廿三师且为直系所属最精锐的部队，也因欠饷而引起了兵变，这对直系颜面大受影响。

    各省军人纷纷在自己辖区内截留国税，或其他款项。如王占元在湖北擅自发行地方公债，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冯玉祥在信阳扣留京汉路款等。

    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都组织了“索薪团”，他们曾发表通电，请求救助饥寒。将军府的将军们也请求给资遣散。其他公务员更是一片哀泣，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北京的教职员也组成了“同盟罢工”，大专八校学生则掀起了“读书运动”。

    屋漏更遭连夜雨，10年2月4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在外蒙驻军的褚其祥旅、高在田团突围退出库仑。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库”，张作霖表示因为积欠军饷而不肯出兵。后来北京方面拼凑了一笔军饷拨给张，张还是按兵不动。

    直奉两系合作并不坚固，皖系倒了以后，直奉两系便貌合神离，尤其是争夺地盘问题上。开始是抢江苏，李纯死后，张作霖竭力保荐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长江本属直系势力范围，当然不肯让出，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地方人士也不喜欢这辫子将军。张作霖又改推张勋为察、热、绥巡阅使，并保荐奉军第廿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想把西北地区并入“东北王国”。热河都统姜桂题是淮军老将，他和徐世昌是老朋友，徐当然要替老朋友保留面子。10年1月26日北京政府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以敷衍张作霖，张勋听了大发脾气，跳起脚来骂北京政府开他的玩笑。

    直奉两系最短兵相接的是特赦安福系政治犯问题。张作霖竭力拉拢皖系和安福系的残余势力。首先保释了段芝贵，直系大为不满。

    在这个时候，直奉两系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调整，可能就会兵戎相见了。

    造成“穷”的原因很多，最明显而直接的，是军费开支浩大。因此自袁世凯去世后的北京政府，每一个当政者都强调“裁兵”，可是没有一个办得到的。但靳云鹏却大为吹嘘，说是在他的任内做到了“裁兵”，他举出实际数目，如边防军、西北防边军、第十一、十五两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军队，合计达20万人。事实是不是如此呢？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原来这些军队都是在战场上战败而被裁的军队，并不是靳在计划中的裁减。

    相反的，战胜一方所扩充的军队，大大地超过了战败被裁的军队，所以实际上全国军队的数量，较之战前更有增无减。

    靳的裁兵计划是：各省按现有兵额一律裁减二成。全国兵额规定为卅九个师、十个旅。靳写信给曹张二人说：截至10年2月止，到期应还外债达1．5亿元，各省军队纷纷索饷，实在无力应付。在这封信上也谈到援库问题，靳认为：“苟有一旅节制之师，便可扫荡，不能据为不宜裁兵之理由”。他最后还郑重地表示自己的去留决定在这件裁兵工作上，如果裁兵不能成功，自己便将挂冠。

    直系的曹锟、奉系的张作霖两位巨头对裁兵问题都表示了意见，曹锟方面说：如果东三省办得到，直隶也可以办到。

    张作霖前说：如果先发清欠饷，东三省当然办得到。

    张的条件，正是北京政府无法做到的。

    为了限制各省浮报兵额，参陆办公处颁布了一条新军律，凡克扣军响，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处死刑。凡采办军火而从中渔利者，也一律处以死刑。其实凡是军阀，谁不克扣军饷，谁不在采办军火项内渔利，这两条法律也是形同虚设。

    10年初，湘军尚未援鄂驱王，王占元竟成为南北之间一个红人，由于江苏督军李纯突然死去，而湖北地当南北的要冲，他和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都很融洽，川湘都有依赖湖北的地方，因此他不时向北京政府报告他的善邻政策有了成就，拉拢某人已获成功，某省不久即可取消自治，与四川湖南互不侵犯等等。北京政府正在殷切地盼望全国统一，以便早日向外国借款，所以王占元这些消息是最受欢迎的。北京希望透过湖北拆散西南，孤立孙中山，所以发表王占元为“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使他继李纯之后而成为长江三督之领袖，俨然成为一个大军阀了。

    靳云鹏邀请曹锟、张作霖到天津开会，王占元变成了第三名被邀请的巨头。

    靳云鹏殷切要求曹张能到北京来共同商量许多实际问题，可是曹张知道到北京去也逼不出军饷，同时又怕面对面地讨论裁兵问题，以及援库问题。因此他们不敢到北京来。可是经不起靳云鹏的再三邀请，由京汉、京奉两路局挂出专车分赴保定迎曹，沈阳迎张。

    4月15日张作霖到了天津，16日曹锟也赶到，靳云鹏遂于18日赶到天津，王占元则因河南发生战事，京汉路中阻，没有及时赶到。张作霖这次入关，随员中有袁金镐、金梁、商衍瀛、谈国桓一批复辟派，到了天津又去张园晋见废帝溥仪，加上他正竭力推荐张勋东山再起，还有逊清端王载漪也在北京出现，这些事连贯起来，北京城内外都说胡帅（指张作霖）将继辫帅（指张勋）复辟。张作霖听到这个谣言正式通电予以否认。

    曹、张两巨头会晤时，张拉着曹的手，亲切的叫“三哥”。又诉说吴佩孚的不是，认为吴有野心。当吴建议第三师退驻洛阳，奉军退回关外，均不过问政治时，张向曹说：“三哥，子玉今天一个建议，明天一个主张，太出风头了。”又说：“三哥，你是顾亲戚呢？还是顾部下呢？”又说：“我是拥护你的，只要你不偏心。”

    4月25日王占元到天津，北洋巨头会议就在4月25日开始，这次会议被称四巨头会议。这次会议和以前的督军团会议不同，督军团会议是军阀们向北京政府示威或是唱对台戏，现在的会议主角曹锟和张作霖事实上就是北京政府的主人，所以这次会议主要在曹张协调到什么程度，靳云鹏是等待他们的结果，以加强内阁力量，而王占元不过是忝邀列席，无足轻重。

    会议地点在天津曹家花园。发言最多的是张作霖。他主张帮助桂系对付孙中山（当时桂系尚未垮）。又建议任命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因为他的旧部安武军尚有2万人在江苏、安徽两省，正可用这支武力去“讨伐”南方，即由张勋统率。曹锟不便正面反对，于是提出“援库”问题，认为外蒙古问题应先解决，建议派张勋为“援库总司令”。张表示反对，实际上，张作霖希望奉派的势力伸展到长江，而曹锟认为长江是直系势力范围，所以竭力防御。

    正式会谈是4月27日和28日两天。27日决定由北方军人联名发出通电谴责孙中山，列名的是：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谭浩明、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马福祥、吴佩孚、何丰林、各省省长也被拉入，这个电报斥责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文中没有提到“讨伐”，而事后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都宣称事前不知，亦未同意列名，大为不满。

    巨头会议在讨论到钱的问题上，就不愉快了，中国俗话说：“谈钱伤感情”，正是这个道理。

    26日的会议中讨论财政问题，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四弟）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不够公平，因为直军欠饷已逾半年，而奉军欠饷不过两个月，却借口“援库”领到了200万元和开拔费100万元，直军在这一期间只领到50万元。曹锐的话还没说完，靳云鹏就插嘴说：“四哥，你真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现在各省的国税都被扣留，还伸出手来向中央索饷，你来当当这个家试试，真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呵！”曹锐一听，大为光火，叫着说：“你当不了家就不当。”靳也站起身来说：“我根本不要干，可是你没有资格说这句说。”曹锐抓了会议桌上的茶杯往靳身上一扔，恶声说：“你滚蛋好了。”这一来靳也跳着脚大声嚷着说：“我不干，我不干，我若再干这倒霉总理，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见这个乱嘈嘈的局面，连连跺脚摇头说：“糟了，糟了，赶快给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王占元急得团团转，这边作个揖，那边打个拱，苦苦劝大家冷静，不要伤了和气。

    然而，靳云鹏怎下得了台，他挂长途电话到北京，叫内阁替他预备辞呈，同时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叫到天津来，准备办理移交，并把家眷接到天津来以示决心。

    天津巨头会议爆出了大新闻，全国为之哗然，外间以讹传讹，竟说靳、曹两人大打出手，曹且拔出手枪来威胁靳。谣言是不胫而走，于是曹、张两人联名打电报到北京，请求查禁谣言，指责谣言在挑拨离间。徐世昌复电照办。

    29日张作霖、王占元摆下“和事酒”，请靳和曹家兄弟，靳云鹏、曹锟都到了，曹锐仍负气不参加。当天曹锟、张作霖、王占元三个联名发出了一个拥护内阁的电报，一场暴风雨才算过去，而靳云鹏的颜面也算争了回来，便不再提辞职了。

    巨头会议改变方式，从会议桌上下来，改为叉麻将、叫堂差、听京戏、饮酒作乐，征歌选色，这样才恢复了一片“祥和”之气。

    他们的麻将打得很大，输赢动辄数十万，大输家总是靳云鹏，他打的是“政治麻将”，逢迎两位“婆婆”，好在这笔钱不会是他自己掏腰包，只是在总理交际费项下开支。同时还由财政部拨出30万元为大随员“吃喝嫖赌”。

    这一着满生效，大帅们不好意思再谈索饷了。

    巨头们从轻松气氛中谈问题，比第一二天好谈多了。

    （一）关于国会问题，曹、张、王三人联名通电北方各省提前办理国会议员选举，并且疏通卢永祥，请他们不要反对。

    （二）关于“援库”问题，奉系担任前方，直军担任策应。

    （三）关于“裁兵”问题，暂时搁下不提。

    （四）关于“欠饷”问题，也暂时搁置。

    （五）关于和平统一问题，由王占元负主要责任，曹锟从旁协助。

    最妙的是在谈援库问题时，曹、张两人都不大则声，王占元却自告奋勇，表示湖北愿出兵两师。原来他想把在湖北反对他的第七、第八两师调走，以除心腹之患。在谈“裁兵”问题时，他吹嘘自己消灭了吴光新、张敬尧的军队，还有鄂西民兵约六七万人，他认为这是他的成绩。

    徐世昌一人在北京，不胜寂寞，他以总统之尊，不便到天津来移樽就教，但又怕巨头们把他冷落，所以一再电邀曹、张、王三位到北京聚晤。

    5月5日，四位巨头分别乘专车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徐世昌在居仁堂设有盛宴欢迎。吴佩孚斯人寂寞，飘然乘车到郑州，下榻华商旅馆，向记者表示：“这次战争是一件痛心的事。”

    10年5月14日第三任靳阁组成，内阁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靳云鹏（蝉联）

    外交总长颜惠庆（蝉联）

    内务总长齐耀珊（新任）

    财政总长李士伟（新任）

    陆军总长蔡成勋（新任）

    海军总长李鼎新（新任）

    农商总长王乃斌（蝉联）

    司法总长董康（蝉联）

    教育总长范源濂（蝉联）

    交通总长张志潭（原任内务总长）

    财长李士伟迄未到职，由次长潘复代理。教长范源濂也因教育经费无着而未到任，由次长马邻翼代理。

    第三任靳内阁便是根据天津会议改组成立的。靳云鹏召集天津会议的目的就是这一点，现在总算完成了。

    可是巨头会议最具体的问题，是直奉两系势力分配的问题。直系提出以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为河南督军，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奉系当然反对，因为奉系一直要把西北划入东北势力范围，所以张作霖提出以奉军司令许兰洲为陕西督军。曹锟没有正面反对，却推出王占元来反对，王占元因为和陈树藩具有陕鄂联防关系，所以反对陕西易督。后来曹、张两巨头私下妥协，调陈树藩为祥威将军，以阎相文继任陕督，这项任命于5月25日发表。5月30日发表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辖区包括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王占元只得到勋一位。不过驻扎湖北的第七师和第二十师都被阎相文带走了。

    王占元是和张作霖同受勋一位，张学良得了勋五位，徐世昌于5月10日在怀仁堂举行授勋仪式。

    5月下旬，曹、张、王三人先后离开北京，巨头会议曲终人散。在这次会议中，王占元虽是直系，却暗中向奉系靠拢，河南督军赵倜也因利害关系和奉系接近。王占元靠向奉系，使他回到湖北后，发生了湘军援鄂，因而造成吴佩孚乘机取鄂的导火线。

    靳云鹏第三任内阁财政总长李士伟被遴选为财政总长是与借款问题有关连。

    原来日本在寺内内阁所经手的对华借款，抵押品都很不可靠，由于国际局势的演变，日本已经不能单独控制中国，因此日本政府便派遣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莫次郎到北京来整理中国债务。

    小野到了中国之后，俨然一个债主身份，研究如何保全债权，他认为北京政府在目前是没有能力来偿付到期的外债，这当然是事实，因为当时北京政府还想再举外债，岂有还债能力。于是小野便提出一个“用新债还旧债”的办法。

    怎样用新债还旧债呢？就是把本年度到期的日本借款，连本带利算下来一共合多少，做为新的借款，借期一年，利息按月一分，签订新约，并以盐税、烟酒税、关税为抵押品。

    北京政府当然不肯，小野于是用诈骗的手段表示：如果这个问题取得协议，日本对北京政府就还可以继续提供借款，日本停止付出的参战借款，早已提存于中华汇业银行，日方将这笔款项提出，并凑足二三千万元作为对华新借款。

    小野为日本打算是对的，把一笔没有可靠担保品的债款，变成了有确实可靠的担保有期限可以偿还的债款，让中国以新债偿旧债，以债养债。

    这时候，奔走这件事的，还是新交通系的曹汝霖和陆宗舆，不过他们不敢出面，就找到和奉系有关的另一位新交通系人物张弧为替身，捧他出来担任财政总长，以便进行这笔借款，不料事机不密，消息走漏，中外为之哗然，旧交通系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团也大为反对，因此张弧也裹足不前了。

    李士伟就是张弧找出来的，他和奉系及新交通系小有渊源，担任中日实业公司的理事长，提起中日实业公司，也是很有来头的，它是日本财阀涩泽、三井、大仑合伙开设的。由于李士伟有日本财阀集团为背景使他出任财长，便受各方的反对，因此他也不敢就职。财政部的事务便一直由次长潘复代理。

    潘复也是北洋时代一个长袖善舞的人物，他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没有鲜明的代表性，成为北京政坛一个不倒翁，而且颇受军阀们喜爱。据说他最擅长的是打麻将和逛八大胡同，他的麻将对大军阀能曲能伸，要谁赢就可以使谁赢。

    以债养债，用新债还旧债就是当时北京政府财政的特色。

源济

一七三、唐继尧出亡广州

    云南省是护国讨袁的首义地区，护国军的主力几乎全是滇军。当时护国军分为三路：一军由蔡锷率领出四川；一军由李烈钧率领经贵州向湖南和两广发展；一军由唐继尧领导，在云南坐镇。

    护国讨袁战争期间的军费全部出在云南。云南本是一个协饷省份，不用兵时还要靠中央协饷，护国期间为了大敌当前，军事第一，全省出兵出饷，悉索敝赋；但是讨袁战争结束后，军饷问题并没有解决，加以蔡锷去世，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于是省外的滇军变成了孤军。蔡锷留在四川的军队起先由罗佩金统率，后来便由顾品珍统率。四川的将领都反对滇军在四川驻防，因此护国之后五年间，川军一直对留川的滇军采取敌对态度和不断的攻击。滇军在川日久，也有回乡之心，于是发生了民国10年顾品珍率军由四川回云南夺取唐继尧帅印的一幕。

    在四川的滇军由顾品珍率领从四川退出，其情形虽然不像粤军回粤，可是他们自然是要找出路。老实说，云南在护国倒袁时期，扩充军队太快。袁死后，这些部队没有妥善地安置，一支留在四川，一支留在广东。人们或许以为唐继尧有野心，想霸占四川，其实这些军队在外，唐也不一定能够控制，不过唐总希望他们在省外发展，不要回云南，因为回云南，云南在财力上养不起这么多的兵，同时有兵在手的将领们，说翻脸就很危险。顾品珍的滇军撤出四川后回到云南就是一个例子。

    滇军退出四川时，有900万元军饷未发，这是滇督唐继尧的责任，唐曾请求广州政府接济，但孙中山在穗一样是很拮据，所以无力为助。唐于是和美国商人代表安迪生接洽，准许美商组织明兴公司，在云南采矿，交换条件是美商先垫借200万元，并赠唐本人干股200万元。这个消息传出后，云南省内外的人士一致反对，美商为此不敢投资，唐继尧筹款发饷的计划便无法实现。

    当时云南内外对唐继尧有一种潜伏性的反感，因为唐宠信他的堂弟继虞，唐继虞原名继禹，绰号唐三瞎子，曾私运烟土到上海被通辑而改名。云南人叫他唐三，唐继尧对他言听计从，曾拟让予省长一职，因部下反对才改派秘书长周钟岳为省长，但唐三仍任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昆明卫戍司令等职，权倾一时，使滇军颇为不满。

    从四川退下来的滇军军长顾品珍取道毕节进抵宣威，外间便传出顾要取昆明，夺帅印。唐也风闻军心不稳，乃派省长周钟岳到宣威，拟请顾品珍担任东防督办，划出云南迤东为顾的防地，并且答应迅速发饷以安军心。当周传达这个意见给顾后，顾立刻表示接受，同时发出通电声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所谓进军昆明完全是谣言。

    唐的安抚政策并没有收效，因为欠饷没有发下，军心仍然摇动，因此谣言还是沸腾起来。

    10年1月29日，叶荃（原护国第五军军长）所属靖国联军第八军之一部在云南寻甸、宜良发生闹饷风潮，准备进攻昆明，唐继尧派兵前往镇压。2月5日省军战胜了叶部，把被俘的叛军官就地枪决。然而因为唐的军队调出了昆明，城防空虚，使在宣威的顾军得以乘虚而入。2月7日顾率军向昆明疾进，抵达距昆明只有一百里的杨林，唐不觉手忙脚乱，已无可靠的部队拒顾，只好再派周钟岳前往杨林欢迎顾军入城。

    10日这天，唐宣布裁撤靖国联军总司令部，在富滇银行提出现款50万元，连同私人细软移往车站，准备出走。

    2月8日，是旧历元旦，唐继尧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昆明，由他的佽飞军大队长龙云的护送下，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前往迤南。龙云后来成为唐继尧的继承人，统治云南达18年，他也是昭通县人，字紫丞，后来号志舟，出身彝族。他们的彝寨名叫金河，少年时他在彝寨中就学习枪棒和拳术，精通内功，辛亥革命后他和卢汉得谢汝翼的介绍，进入了云南讲武堂，由于学科术科都名列前茅，所以被唐继尧所尝识，把他分派在唐的卫队“佽飞军”中担任小队长。佽飞军是个特别名称，出典于汉代，汉代以佽飞为武官的官名，据说佽飞是古时候最有名的勇士，汉代便以此为武官官名，唐继尧把他特别挑选的卫队编为佽飞军。龙云当了佽飞军小队长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可是有一天机会来了，昆明忽然出现了一个法国籍的江湖奇士，自称力大无比，在昆明摆了擂台，一连几天，击败了上台挑战的好手，得意洋洋地用洋泾滨国语说他是天下无敌。恰巧这天是假期，龙云和卢汉都放假下了五华山，听说法国大力士摆擂台，便相率前往观看。看到法国大力士那副目空一切的样子，大为不满，龙云是个血性男儿，于是一扬声，愿向大力士挑战，从容地迈步登台。大力士一看，来的人个子不高，身子不壮，言不出众，貌不惊人，便存七分轻视。可是龙云却一脸严肃之态，一拱手说声请，要对方出拳，大力士不忍心先动手，可是洋人多不懂礼貌，待了一会不见龙云出拳，便对准他的鼻梁一拳，怎知龙云在让拳时已运足了内功，见对方一拳打出，就用右臂轻轻一抬把大力士的来拳挡开，说时迟那时快，龙云的右腿已是一个扫膛腿就把大力士扫出了擂台。两人交手还不到一分钟，大力士便被击倒了。台上台下一片喝采，观战的人觉得龙云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都热烈鼓掌欢呼，从此龙云便成了昆明家喻户晓的英雄。他虽然出身彝族，可是对唐继尧非常忠心，而且肯读中国古书，悟性很高。慢慢地自以为是中国正统儒家传统的保卫者。

    唐继尧获知龙云打擂台一事，知道他武功绝伦，于是提升他为佽飞军大队长，大队长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团长级。

    唐继尧离开昆明后，顾品珍于9日率军进入昆明接任云南总司令。以前滇军将领邓泰中等通电讨唐，顾品珍未曾参加，他对唐仍有礼貌，所以发出通电说：“唐公暨葵赓（唐继虞）司令联翩高蹈，挽留不及，甚为歉然。并派专员驰赴河口祖饯欢送，以表寸心。”

    顾品珍进入昆明后，尽量让昆明的一切和唐在时一样，因此除了唐继尧、唐继虞、张维翰、龙云等出走外，其他均没有更动，省长还是周钟岳。周字惺甫，是云南鹤庆人。最早时候是蔡锷的秘书，此人是云南的不倒翁，蔡死后，唐重用他，唐去顾来，也要挽留他，后来唐回滇，他一样受唐眷顾，唐死后龙云主滇，他仍是云南的元老。抗战时代表云南到中央任内政部长，又升任考试院副院长，他为人和蔼可亲，在政治上没有成见，没有敌人，因此各方都尊重他。

    和周性格极端相反的，也是蔡锷的好友，护国时担任蔡的秘书，是革命元老丁石生。他自蔡去世后，即不愿任公职，一直住在昆明，代表孙中山联络唐继尧，并担任云南青年会会长，从事宗教运动。他和唐继尧也是老友，同在日本缔交，但他不满意唐的割据自雄作风，劝唐拥护孙中山献身革命工作。唐不重视丁的意见，唐时常说：“丁石生不是我的朋友，他是孙中山的信徒，蔡松坡的生死之交。”顾品珍进军昆明，他和丁在护国时于役四川，同隶蔡下，因此一入昆明就命他的亲密战友金汉鼎去找丁，敦促丁出任昆明市政督办（就等于今天的昆明市长）。可是丁毅然拒绝，他反对以兵力夺取地盘的作风，他率直地对顾说：“这就是军阀行为，将来历史上会不原谅你们的。”他又说：“松坡从没有想当督军的意思，他薄湘督而不为，弃川督如蔽屣，你们是松坡的袍泽，应该光大松坡的遗志。”顾品珍和金汉鼎都知道丁的脾气，因为他们知道丁这指责不是政治上的偏袒，唐继尧在滇时，他一样指责唐。

    顾品珍逐走唐继尧后，北京政府大为兴奋，认为顾一向和政学系有联系，政学系已投靠北方，顾自然也会“内附”。然而顾在这方面却接受了丁石生的建议，拥护在广州的孙中山。

    顾品珍未进昆明前，昆明发生了一段插曲，那是在叶荃起兵倒唐时，唐一方面派兵讨叶，一方面命令副官长李玉昆派遣四名低级军官四出从事谍查工作，四名之中有一位是后来继龙云而担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卢汉被派侦察由四川撤回的滇军动向，怎知他竟没有前往。其他三位都完成了谍查任务，回报李玉昆，就是少了卢汉。有人告诉李玉昆说，卢汉躺在家中烧烟，李亲自去看，果然不差，大为光火，立即报告唐继尧。唐赫然震怒，手令交军法处严办。当时任军法处长的是张维翰，接到唐手令时，卢刚押到，张不敢怠慢，立即侦讯，卢表示是自己疏懒，贻误军机，罪该万死，请求宽贷。张维翰平素和龙云、卢汉都很熟，同在唐下面供职，如今卢为阶下囚，不免同情，因此代向联帅（当时大家都称唐继尧为联帅，因他是靖国联军总司令）说情。唐还在震怒中，下令非关卢汉一个时期不可，于是卢就被送往看守所拘禁。

    这事才过了几天，顾品珍的军队已到了杨林，唐继尧因为自己的军队调去讨伐叶荃，一时抽不回来，所以只好派省长周钟岳去和顾品珍接触，唐要周对顾说，自己愿意高蹈，把昆明交给顾品珍。周抵板桥，顾品珍已率军开至，就在板桥停了下来。周顾倾谈了昆明情形，以及唐的态度，顾决定农历正月初一开入昆明。周钟岳乃把和顾所谈种种，用电话报告唐继尧，这是除夕下午的事。唐接到周的电话后，立刻召集亲信幕僚，秘书长由夔举（由云龙），秘书白之瀚，军法处长张维翰，和唐继虞等，宣布当晚离开昆明，不愿见顾军进入昆明。与会人士俱愿追随联帅出走，唐当时的打算是经滇越路由海防去香港，广州方面如果表示欢迎就去广州一行，如不欢迎就去日本，然后赴欧洲访问，以培养国际声望。

    当天午夜12时，唐率亲信和内眷挂了两节花车离昆，一节花车是唐的内眷乘坐，一节花车是唐和幕僚乘坐。张维翰在启程前先赴军法处作一个交待，命令留守的人代理处务，并命令军法官到看守所去开释卢汉。这时看守所已有风声，获知唐联帅下野出走，所以看守所门才打开，被关禁的人员便一拥而出，卢汉是第一个走出监门的。

    唐的专车在初一到达蒙自，龙云率领他的佽飞军（已编为第十四团）在车站迎候，龙并向唐报告，部下闻悉唐公下野，全军悲愤，愿追随唐公反攻昆明。

    唐继尧抵蒙自，即驻节师部，地方士绅因唐联帅莅蒙恰逢正月初一，于是送上一桌酒席，有著名的蒙自饵飤。其他随员则由当地士绅宴请共度农历新年，唐等在出亡的第一站得到无上的礼遇，心中颇多感触。晚间，唐特召集当地驻军全体官兵训话，官兵们表示愿随联帅赴天涯海角，唐极为感动，乃告以自己一行将经越南去香港，越南属法，香港属英，军队如果同行，则将缴械，自己半身戎马，今日出亡，雅不愿见自己军队为外国军人缴械，所以希望弟兄们能在龙团长领导下团结一致，听候命令，本人无论将来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了弟兄们。

    正月初二唐离蒙自继续旅途，当天抵达越南边境老街，法军驻军列队在车站以军礼欢迎，唐未下车，火车径开河内，越南的法国总督特派参谋长至车站迎迓。唐等一行下榻河内大酒店，法国总督拟挽留唐等在河内小作逗留，唐辞谢，第二天即去海防，刚好赶上法国轮船，即搭船去香港。

    唐联帅出亡赴香港的消息，是当时的一个大新闻，所以引起多方的瞩目，广州方面也非常重视，至于唐本人的打算如何，更是他个人极大的考虑。唐自从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实力派，他的影响力及于云南、贵州、四川。5年护国讨袁成功后，使他的功业声名达于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使时局受其影响。可是6年起，他在四川和贵州都受到顿挫，四川军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军驱逐出川，而在川在粤的滇军事实上也不完全服从他的命令，他虽然担任西南军政府的三巨头之一（孙中山、岑春煊和唐继尧），事实上也不过挂名而已。从民国6年到9年，他只不过是云南王，割据一方的一个军阀。

    到了四川的滇军撤回云南，唐继尧就为之手足无措，最后且被自己的部下赶走，实在太可笑了。这也看出唐继尧的局面有限，因为以他的威望和权力，护国以后他就应该在云南充裕财源，从事建设，并且把军队训练得更坚强，因为云南偏僻一方，没有卷入北方和南方的大混乱，正是闭关自守，生聚教训的大好时机，唐却轻轻易易地坐失这个好机会。最后则是因为军费无着，驱迫自己的部下倒戈，而使自己在除夕晚上狼狈出奔，真可说是太可惜了。

    所以，唐这次出走，对他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教训，他在旅途中对他的未来自然作极慎重的选择。

    他的初步目标是广州。

    唐继尧有一个代表派在上海名叫李小川，和张维翰同乡也是云南大关人，曾在日本留学，和蒋方震、蔡锷、唐继尧都很莫逆，担任过云南讲武堂的总办，唐继虞便是他的学生，他也认识孙中山。蔡锷在四川病重时，他陪蒋方震去探视，然后随侍蔡锷到日本就医，蔡殁后他又和蒋方震扶蔡柩回国，以后便一直代表唐继尧住在上海。

    顾品珍回滇，唐下野出走，李小川刚好由上海去香港，搭乘太古公司的广东轮，与汪兆铭和张继同船。海洋上的夜晚，他们三人在甲板上谈天谈地，张继主张李小川劝唐继尧出国“养望”，不必去广州做军政府的“空头”总裁。他说：“现在的军政府只是广东省的军政府，迫切需要团结滇、川、黔、湘四省，才能发挥作用。不幸因颂云（程潜）的关系，我们已失去湖南，蓂赓（唐继尧）现在和川、滇、黔关系都搞坏了，如果到了广州，势必因蓂赓一人的关系而使川、滇、黔都离开了先生（指孙中山），这对大局无益，对蓂赓也不利。”

    李小川不同意张继的意见，他说：“如果中山先生因为蓂赓垮台而拒绝与唐合作，就不是中山先生了，何况蓂赓今天并未倒下来，他仍然有潜势力，如果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能在这个时候拉拢蓂赓，扶植他重整旗鼓，他今后必然会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共图革命大业。”

    汪兆铭赞成李小川的意见，他们抵香港后，便同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见到他们三人只殷殷问及长江一带情况，忘了李小川是唐继尧的代表，李不得已，只好把话题往云南带，带到唐继尧下野，以及将到香港，请孙中山表示一点看法，孙中山只淡淡地说：“蓂赓从来就不服从我，他有权有势时总是和我相左，现在会服从我吗？”李小川乃解释唐的个性，认为唐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并非不服从孙中山，如今受了顿挫，对一个自视甚高且从来未受过挫折的人，是一个好教训……。他说到此，孙中山已不耐烦，就站了起来，大声地说：“革命工作不能靠自以为是的军人做基础，如果军人们不能先进行政治教育，就无法贯彻革命。这些年来我吃够了军人们的苦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要北伐，要选举总统，我已命令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的军费二百万元。如果他故意推延，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方法对付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会用大炮来打倒这些不听命令的军人。”

    孙中山很少有这种激动，这是因为过去一直是扶植陈炯明，而陈炯明又不听命令。所以气到了极点，现在借题发挥而已。同时孙中山痛感革命工作无法依赖军阀，过去吸收军阀参加革命，只是便宜了他们，用革命为名，吞吃革命的成果，不止无利于革命事业，而且还有极大的损害。孙中山不是对唐的穷无所归拒绝，而是从革命事业的观点来讨论革命伙伴需要哪一类人。

    李小川看到孙中山很愤激，就待孙中山平静下来后才徐徐地发言，他说：“蓂赓年纪还轻，如果先生能爱护他，培植他，他是可以作为一个革命的好干部。他虽然下野，可是还有好几旅的兵力留在云南。”于是他把云南的局势作了一个分析。原来顾品珍这次率军回滇，主要是受了李根源的策动。李根源虽然也是云南人，而且曾在云南主持讲武堂，门生子弟遍布云南军队中，可是他一直在省外打天下，他做过陕西省长，办过韶关讲武堂。他当然也有野心夺取云南。他加入了政学系，在岑春煊之下已成政学系的巨头，可是为了争取在粤的滇军领导权而和唐继尧、李烈钧反目。李根源既然有野心回云南，就煽动驻川的滇军，不断派人游说顾品珍，信使往还络绎于途。顾品珍在四川虽然受到四川军人的联合攻击，可是在他的防区内，和川人相处却很融洽，川人且为顾修塑铜像。他本没有意思回云南夺帅印，经不起李根源的怂恿，才率军回滇。在李根源认为，顾品珍声望不够，他部下的旅长、团长如金汉鼎、杨希闵、朱德等都是云南讲武堂毕业，是李根源的学生，他们回到云南后，一定是敦请他回滇做督军兼省长。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一来是军人们已经得到天下，谁愿请一个大老板来。何况这时候，政学系已声望大降，它依附在桂系下面，桂系也一蹶不振，抱头鼠窜地退回广西，政治是现实的，顾品珍这时候自然不会投奔桂系，更不会随桂系之后投靠北京政府。顾品珍既然向广州靠拢，唐也在广州，西南局面更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连环，主要原因在于唐今天仍有力量可以运用。如果今天广州方面以隆重的礼遇接待唐，然后请唐把他留在云南的兵力调出来，顾品珍对广州也有了向心力，而唐的兵力由滇黔出来，就可以和广东方面的军队夹攻广西，肃清桂系最后的残余力量，把西南真正统一了，北伐就有了力量。

    李小川的话，孙中山完全接纳，当即表示要热烈欢迎唐联帅到广州来。

    3月4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联名电请“唐蓂帅到广州共商大计”，军政府以十二分热诚欢迎“蓂帅”。

    唐继尧一行由海防搭轮抵达香港，孙中山的代表汪兆铭及香港著名人士均在江干迎迓，唐登岸后即去跑马地凤辉台私邸休息，晚间出席汪兆铭等盛大的欢迎会。

    唐由越南动身前，他的秘书长由夔举留下一封私函，不待唐拆阅就由河内动身返滇，由的理由是自己的私事亟待整理，请一短期假，可是唐在亡命旅程中，自己秘书长弃而折返，心中不无耿耿。

    10年3月9日，下野的靖国联军总司令、云南督军唐继尧由香港乘广九路特别花车，偕随员唐继虞、张维翰、白之瀚等及孙中山派赴港欢迎的代表汪兆铭、邹鲁、许崇智等前往广州，车抵广州车站，广州的军政首要唐绍仪、伍廷芳、陈炯明、孙科等都到车站欢迎，盛况空前。军政府特别安排，把西壕口的亚洲酒店的七楼全部腾空，辟作唐的行辕。亚洲酒店的六楼早已让给唐绍仪总裁作为行辕了，两位唐总裁各占酒店一层，倒颇方便。

    唐继尧在亚洲酒店略作休息，即赴越秀楼晋谒孙中山，两人闭门密谈了一个多钟头，据后来唐对其亲信描叙孙唐的谈话内容，孙中山对唐关注逾恒，唐深为感动。孙中山分析世界大势，和国内大势，历历如绘，了若指掌。孙强调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是不会持久的，军阀将互相征伐，干戈不息，最后导致民不聊生，国不成国。今日救国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最后，孙中山用诚挚的音调对唐说：“蓂帅，我比你年长，我对军事是外行，你过去有大功于国家，今后如果我们两人携手合作，我的理想和革命理论，你的军事组织能力，配合起来，你专力练军，进行北伐，中国必可底定。来日方长，我希望你不要做云南或是西南的第一人，而要做中国的第一人。”

    孙唐的谈话，使唐继尧大为兴奋，多少年来，他都是坐井观天，只以西南第一人自许，如今亡命出奔，好像是晋文公重耳的心境，不料见到孙中山，孙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新天地中，划出一个光辉灿烂的轮廓，使他得见革命的远景。他怎能不大感兴奋呢。

    孙唐秘密会谈后，孙中山即和唐同车前往参加军政府所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会场上只听到营帅如何如何的声浪。大家都以极热烈和亲切的情绪欢迎唐。

    唐在欢迎会上首先被邀致词，他的云南昭通官话，与会人士中有大半是广东人，都听不懂，可是都了解他的意思。他说这次离开云南，是因为不愿意同室操戈，用战争来保卫自己的地位，使乡梓糜烂，并不是军事失败而出走，而且督军不是一个人所专用，地方不是一个人所私有，每一个人都该来试一下他的抱负，所以他宁愿放弃他治理了8年的云南而不愿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他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然后孙中山致词，孙说：“唐蓂帅退出云南，不但不是失败，而是成功，是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从一个小天地跨到更大的天地中，把他的智慧和能力作更大的贡献。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能牺牲小我，不糜烂地方的忍让精神，唐蓂帅不把云南当作私产，部下要试，就让他们去试，自己却高蹈远扬，正可以为中国创一模范。我们大家举杯向唐蓂帅致敬。请大家干杯。”于是大家在热烈掌声中干了一杯，唐更是用最愉快的心情来干这一杯。

    3月10日，唐继尧抵广州的第二天，一清早唐的行辕就是宾客络绎不绝，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早餐时，唐绍仪由六楼跑上七楼来拜访唐继尧，两位总裁也作了一番闭门密谈。

    唐绍仪问起唐继尧到广州的打算，以及对广州的观感，唐继尧表示此行既兴奋又满意，言谈中对孙中山极端恭维，深恨亲近太迟，实在是个人莫大的损失。又说今后愿以余生贡献革命政府，追随孙统一西南，进行北伐。

    唐绍仪静静聆听唐继尧的话，最后却冷冷地说：“蓂赓兄，你和中山共事日浅，我和他共事日长，他太偏重理想，想得多，说得多，行动得少，空谈多于实际，因此我奉劝你保留一点。”唐绍仪的一盆冷水，泼得唐继尧有点惑然，他正在兴头上，以为自己到了一个新天地中，怎知这个新天地原来也是荆棘重重的。他不知怎样作答，只好用哦哦声和谢谢来结束这次的谈话。

    唐绍仪是北洋时代的产物，是满清官场和袁世凯之间的中间人，虽然很有才干，可是却不是革命人物。他和孙中山之间，代表两个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他们之间的合作仅不过是出于反对北京政府，并且同是广东同乡，因此他对孙的作为当然持相反论调。

    也许这一天，对唐继尧来说是很不愉快的，因为快到中午时候，陈炯明也来访晤唐继尧，这位广东的实力人物，第一号军人的到来，自然也是闭门密谈。

    陈炯明比唐绍仪还要激烈，他开门见山地说：“蓂帅，我不同意你的高蹈，这是个力量的时代，做政治事业就要讲力量。力量是什么？是军队和地盘。民国以来，失去了军队和地盘谁还有发言权？你在护国之役再造民国，可是你今天没有地盘和武力，你光靠过去的功绩是一点也没有用的。小斋（顾品珍字筱斋）是你的部下，如果你留在云南，他决不敢留难你，你的力量并没有瓦解，为什么要轻易地下台？你说不忍縻烂地方，国家的事人人可为，有机会让部下也试一试，可是你这一着除了牺牲自己而外，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接着陈炯明又说：“孙先生是著名的孙大炮，理想多于实际，完全听他的是不会成功的，他如果有作为，民国元年的天下不会拱手让给袁项城了。所以我建议蓂帅，最上策也是唯一良策是重整旗鼓回云南，有了根据地才有发言权，才有影响力。至于如何回云南，你一定会有全盘打算，如果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尽力支持你，无论是粮饷械弹，我都可以尽我的力量。”

    陈炯明劝唐的话是有他的立场，他这是时广东第一号军人，而唐继尧无论从那方面讲，都在他之上。唐如留粤，他便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希望唐继尧离粤，而劝唐回滇唐是听得进的。

    唐绍仪和陈炯明的话，有形无形之间使唐继尧受了影响，事实上，唐自己何尝不明白他有多少实力。当他还在广州的途中，他的劲旅便在昭通发出通电，宣布反顾，拥护唐联帅，这是由胡若愚旅长领导的第五混成旅。这一旅装备精良，是唐的基本武力，原先驻防叙府，当顾品珍率军回滇时，胡旅奉到唐的命令，也撤回昭通，即驻防昭通，唐的本意是以备紧急之用，不料后来顾军突然疾进，胡旅来不及掩击，遂致顾军冲进昆明近郊。唐继尧仑卒出亡后，胡部在昭通才知道消息，得知唐已过蒙自赴越南，于是发表通电，宣称全旅仍拥护唐联帅，同时自称靖难军，胡若愚即以靖难军总司令发布命令。民国初年的军人都喜欢自立名目，这个“靖难”不知何典，可能即是明燕王由燕京进攻当时的明都，曾称为“靖难之役”，可是燕王分明是夺位犯上，无难可靖，胡若愚拥唐反顾倒是有靖难意义存在。

    胡部不久即自动撤离昭通，径向广西边境移动，他们行军顺利通过贵州，贵州方面既不欢迎，也不阻止，让他们从容过境。胡部开拔后，在滇南的李友勋一旅也经百色向广西前进，这一旅以龙云的一团为基干。

    由于胡若愚、李友勋两旅分别向广西移动，都高举拥唐的大旗，这两旅有5000多人，均极富战斗力，这一来更让唐继尧在广州声威大振，因为他已不是空着两手的流亡政要，而是有实力有资本的合伙人了。

    3月31日唐继尧首次出席了军政府的政委会议，现在广州军政府的总裁已有四位，即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位总裁中，有武力的只有唐继尧一人。

    这次会议通过了任命顾品珍为云南总司令，卢焘为贵州总司令。

    中国国民党早于2月间即决定在广州成立办事处，派张继为干事长，田桐、周露麟等为干事。3月间正式开展党务。

    同时于2月15日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

    从各方面看来，除陈炯明暗中不听命令而外，孙中山这时在广州还算是得心应手，尤其是唐继尧抵穗后，军事上多了一个力量，至少不必处处迁就陈炯明，更使形势为之转变。因此，加强了孙主张选举总统的决心，孙久已主张把广州的军政府正式化，正式之途径就是选举总统，改变四不像的总裁制。过去唐继尧在云南时是不赞成的，现在也由反对派变成了赞成派，于是七位总裁中，现在已有四位总裁站在同一阵线上，孙的选举总统主张就很容易实现了。

    唐继尧身在广州，心在云南，尤其是唐绍仪的泄气和陈炯明的鼓励，因此他在广州暗中部署的，是如何组织他的旧部，安排回滇计划。

源济

一七四、联省自治运动

    “自治”运动是南北战争和直皖战争后的一个新兴主张，首倡自治的是湖南省，湖南是南北战争中兵家必争之地，身受战火洗劫最为浩大，因此逐渐地产生一种“保境息民”的愿望，希望不介入国内政争。

    “自治”的性质和“独立”或“自主”完全不同。湖南首倡自治，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客军侵入湖南。

    这个运动以后支配了北洋时代若干年，以后的若干年中，中央集权和联省自治一直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在互争长短。

    联省自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赵恒惕氏曾回忆当时倡议的经过如下：

    “湖南主张联省自治，谭公组庵实首倡斯议，日后余等之积极推行，实以完成谭公未竟之意旨而已。缘护法战争，湘省首当其冲，受祸最烈。张敬尧之荼毒三湘，尤令省民身受其痛。故九年夏湘省光复，谭公即于七月十七日以湘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筱电，宣告湖南省自治宗旨，冀超出南北政争之外，予省民休养生息之机会。当时上海北京各界名流多表同情。至于省治之初步展开，则在是年冬季翦除反侧，安定全省之后。首先成立省宪筹备会，分湘中、湘西、湘南三路，挽省议会议长彭兆璜、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分任三路筹备委员。复敦聘名流专家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汤漪等十一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假岳麓书院开会草拟宪法，自民国十年三月中旬，迄四月中旬，前后凡一月，谢绝访客，悉心起草。以后复召集审查委员会，详细审订修正。审查会由大县推举代表二人，小县推举一人组成。惜因种种关系，宪草之审查迟迟不能完成，而援鄂战事又告发生。省宪之正式订定与联治运动之具体进展，乃在援鄂失败之后。然而联治之说已风行全国。国民苦于南北兵事有年，联治运动有时雨之望。名贤纷纷撰论阐扬，川、滇、浙诸省相继仿效，而鄂人且乞湘援手，助成其省治之实现也。

    直系王占元主鄂政有年，日事聚敛，所部军队复兵变迭起。当联省自治运动盛行之际，鄂人乃图驱逐占元自治，而苦无兵力，于是推李书成、蒋作宾、何成浚、孔庚等乞援于湘、川两省，以达成其目的。

    湖南既倡导省治于先，与湖北又有唇齿之谊，故慨允出兵相助。李、蒋等人并公布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一件，举蒋作宾为总监，孔庚领自治军，而以留湘数年之夏斗寅部鄂军为先锋，湘省则遣宋鹤庚为第一师援军主力。余曾躬赴前线视师。”

    9年冬天起，各省都进行争取自治，各省的团体争取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到北京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占满了报纸的篇幅，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一项运动。

    在北京，自治运动有两个联合组织，一个是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山西12省和北京市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一个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在北京以外，天津成立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的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

    “自治”这时成为时髦的名称，军阀们为了割据一方，要自治，反对军阀希望保境安民的人们也以自治为号召。

    自治运动发源于湖南，蓬勃于南方各省，但很快地就蔓延到北京政府的管辖区。长江流域掀起了废除督军和主张民选省长运动：江苏省议会在李纯自杀后，决议废除督军，江西省议会弹劾省长戚扬并通过民选省长案，安徽和湖北两省也有同样的呼声。在北方，直隶省议会建议各省省议会派代表到上海于10年1月17日举行联省会议，讨论制定省自治法的问题；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在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为甘肃督军后，于9年12月31日发起拒蔡、废督、和“甘人治甘”运动，吓得蔡成勋不敢到任。

    北京政府面对这个“离心”运动，也手足无措，例如：已经决定派王克敏为江苏省长，由于江苏团体的反对，又改派了江苏籍的王瑚，已经任命孙振家为湖北省长，由于湖北团体的反对，又派了湖北籍的夏寿康。北京政府的困难是既不敢得罪握有兵权的各省督军，不能随便调动他们，所以只敢做到任命本省人为本省省长，以缓和各省自治浪潮。有军权的督军们当然反对北京政府这种做法，因为有的督军想自兼省长，有的想用自己人为省长，所以常发生北京政府任命的省长，因事先未征求各该省督军的同意而被挡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湖北省长夏寿康因为受到督军王占元的反对，只得在汉口设立省长行署，不久就被驱逐下台。

    其实，自治运动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废除督军，如果督军制不能废除，即使本省人做了省长，这个省长也只是一个傀儡，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即使督军是本省人，也不过是自治其名，军人专政是实。

    自治运动是民国初年一项政治愿望，可是这个愿望是和军人野心家的行动背道而驰的。

    与“自治”相反的，是北京政府强调“统一”，由于桂系退出广东时，宣布撤销军政府和取消两广自主，因此北京政府即据以宣告“全国统一”。

    北京政府于9年12月29日任命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30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31日颁布对广西及四川的军要授勋令。10年1月31日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同时对于湖南、云南和贵州三省则派员前往“接洽统一事宜”。可是北京政府的命令，只有广西一省奉行，四川军人除了刘存厚外，一致拒绝接受北京任命。湖南方面赵恒惕一再通电否认依附北方，云南的唐继尧和贵州的卢焘也对北京命令置之不理。

    北京方面为了要在国际间造成已经统一的印象，因此自说自话的大作“统一”文章，在国务院下面成立“统一善后委员会”，并定每个星期四接待外国记者，宣布和解答关于“统一善后”的各项问题。

    为了促成表面的统一，北京政府于9年11月17日宣布筹办地方自治，这与满清在宣统年间允许筹办立宪一样，只是想拖时间。当然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由于以前国会被非法解散，因此制宪工作未能完成，各省自治运动的代表以及西南方面都主张，由下而上，由各省制定省宪法“省自治法”，规定一省的职权，实现省长民选，俾将来制定国宪时承认既成事实，将省宪纳入国宪之中。

    废督是一个关键，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因为湖北在几个月内发生兵变20余次，人民生命财产都受到极大的损害，所以推举代表请愿罢免湖北督军王占元，废督即从湖北开始。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都不肯接见他们，派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国务院秘书许钟潞代为接见。吴、许两人都很坦白地告诉请愿代表说：“中央政府没有力量裁兵，也没有力度废督。”代表们气忿地说：“那么我们要一个中央政府做什么？我们还不如脱离中央政府”。许钟潞冷笑说：“那也很好，反正中央是个空架子，你们脱不脱离都没有关系。”

    江苏旅京同乡在李纯自杀后，推举张一麐为代表，请求徐世昌不要派新督军，乘此机会从江苏开始度督。但是结果如何呢？北京政府不止发表一个新督军，还发表了一个包括江苏地区的新巡阅使。

    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也反对自治，因为西南各省的自治破坏了军政府，孙在广州恢复军政府的目的，在于出兵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西南各省的自治正是北伐的阻碍力量。

    湖南是首先倡出自治的一省，也是第一个制定湖南省宪法的一省。湖南省宪法内容节录如下：

    序言：湖南全省人民为增进幸福，巩固国基，制定宪法如左。

    第一章：总纲：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以现有土地为区域，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

    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人民有保护其身体生命权，有保护其私有财产之权，有保护其居宅之权，有营业自由之权，有受教育之义务……等。

    第三章：省之事权，包括地方制度及地方自治之监督，制定户籍法及登记法，矿业农林之保护及发电，省内之军政军令事项，省警察行政事项……等。

    第四章：省议会以全省公民直接选出之议员组织之，公民年满卅岁以上，皆得被选为省议员，省议员任期三年，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闭会时设常驻委员会。省长有重大犯罪行为，议员可提出弹劾。

    第五章：省长及省务院

    一、省长：省行政权由省长及省务员行使之。省长由省议会选出四人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决选，以得票最多数者为当选。当选后得爱国政府之任命。凡湖南公民年满卅五以上在湖南居住五年以上者得被选为省长，现职军人被选为省长时，须解除本职方得就任，省长任期四年，期满改选，可连选连任一次，省长之职权包括：公布法律及发布执行法律之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

    二、省务院下设内务司、财政司、教育司、实业司、司法司。省务院设于省长署内，省长为省务院长，各司长为省务员。各司司长任期三年。省务院设政务会议，省长依政务会议决定之施政方针对于省议会负其责任。

    第六章：立法

    第七章：行政包括财政、教育、实业、军事

    第八章：司法

    第九章：审计处

    第十章：县制大纲

    第十一章：市乡自治制大纲

    第十二章：本法之修正及解释

    第十三章：附则：省法律未公布以前，中华民国现行法律及基于法律之命令与本法不相抵触者，仍得适用于本省。国宪未实施以前，应归于国之事权，得由省议会议决执行之。

    湖南省议会以全省公民间接选出之议员组织之，凡有左列资格者皆得被选：一、曾在国内外专门学校毕业者；二、曾任荐任职一年以上，或委任职三年以上无过失者；三、曾任省县议员三年以上者；四、曾任中等学校以上校长、教员二年以上者；五、曾任省县公团法团职务五年以上者。省议员之名额暂定一百○八名，全省分三大区，一区卅七名，二区卅六名，三区卅五名。

    湖南宪法会议第一次名单如下：

    主席：荆嗣佑，副主席：江隽

    议员：唐国珍，黄英灏，陈小元，汤日新，晏孝泽，严国桢，左全志，唐陶，雷飞鹏，王克家，陈振东，黄钺，彭定均，周天爵，鲁兆庆，胡毓桢，黄纯垓，黄衍，杨华，陈坚，熊焱华，方荣煊，杨云鹤，唐德度，李宗嵘，黄藻奇，何炳麟，宾步程，朱继承，马续常，曹典球，唐瓛，杨树穀，符定一，程子枢，李希贤，陈强，张声树。

    主任秘书李鸿辉。

    湖南省宪的制定，曾延聘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等十一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审查委员则由各县派选，县选一人，大县加选一人为审查委员，对省宪有修正之权，但决定权则属于全省公民总投票。筹备工作由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及省议会议长彭兆璜主持。筹备了一年多，直到民国十一年元旦才公布省宪法。

    四川的各派各系军人联合驱逐滇黔军时，曾在重庆成立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处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副处长。这个联合办事处长等于就是督军或者总司令。

    早在9年12月10日，四川军人在重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会议中已经作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署名公布。四川是继湖南之后第二个宣布自治的省份。

    北京政府认为四川已倾向北方，于是发表了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熊于10年1月12日通电拒绝接受省长，21日全体川军将领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对四川的人事命令，在这种气氛下，倾向北方的刘存厚也不敢接受督军任命，同时也只能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不过刘存厚内心仍愿靠拢北京，所以他打了一个密电到北京，表示自己始终拥护“中央”，由于目前四川环境特殊，所以不能公开表示态度，请“中央”予以谅解。这时北京政府正因为在四川问题上丢了面子，碰了钉子，所以就把刘存厚的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一来刘存厚变成川人之敌，大家骂刘口是心非，甘心降北。刘存厚丢了人，于是打电报到北京，埋怨北京政府不该把他的密电公开，使他无地自容。使刘存厚更尴尬的，还不只此，他曾收买刘湘的部下，以军长职务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结果被刘湘发现，即将陈能芳撤职。同时在唐继尧还未下台时，刘存厚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张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秘电本，于是把周扬移送在重庆的“联合办事处”处理。

    由于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川军一二两军将领大为愤激，他们联名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会攻成都。

    “联合军”要取成都，刘存厚所属的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来会合北路军，刘存厚所属的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勾结，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在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形势下，3月12日刘存厚在成都被迫通电下野，退往灌县，在离开成都前，所部交成都卫戍总司令、第三军军长刘成勋接收。

    联合军开进了简阳、新都，对于退往新繁、彭县的邓、田两师采取了和平办法，予以吸收改编。

    川军将领公推刘湘继任川军总司令。

    刘存厚集合了他的部下万余人退往陕南宁羌一带，准备重整旗鼓。

    贵州是仅次于湖南和四川之后，第三个宣布自治的省份，它是于10年1月28日宣布的。

    贵州军人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旧军，以刘显世为首；一个是新军，以王文华为首。民国初年，黔军经常侵占湘西晃县、洪江一带，这些地区是出口鸦片和交换军火物资的交通孔道，黔军和湘西地方军人朋比分肥，所以大家水乳交融，相安无事。湖南当局对于这块地方，有“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之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理会。

    护国讨袁时期，黔军团长王文华调往四川作战，刘显世改派旧军统领王华裔进驻湘西。后来王文华升任师长，授川黔军总司令等职，因此贵州的新军便逐渐抬头，力量也一天比一天超过了旧军。

    9年10月王文华的黔军退出重庆，有意回师贵阳夺取督军宝座，但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因此不大好意思，乃派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命他率军回黔，夺取贵阳，王文华自己却悄悄地跑到上海，隔岸观火，坐观其成。

    卢焘率军回黔，刘显世无力抗拒，乃放弃贵阳，循滇黔公路到了昆明，拟求助于唐继尧。同时派其心腹将领袁祖铭到湖北求助于王占元。

    刘显世也知道王文华是卢焘的幕后指使人，所以恨王入骨，袁祖铭经由汉口到上海，收买上海的流氓，打算把王文华刺死。10年3月16日，王文华在上海一品香饭店被流氓刺杀，当场毙命。

    王文华遇刺后，无形中替卢焘造成了机会，他在获知王文华的正式死讯后，就由代理总司令自动调整为贵州总司令了。

    刘显世到了昆明不久，他所托庇的唐继尧也被部下赶走，仓皇离开昆明，其命运一如刘显世之离黔，后来湖北的王占元也垮了台，因此，刘显世想借助外力复辟再起的计划便落了空。

    袁祖铭因为和王占元有香火缘，因此搭上了直系新兴领袖吴佩孚，所以取得了军费和军火的接济，偷偷地折返，在湘鄂边境组织了一支武力，号为“定黔军”。由于这支“定黔军”是北方军人所支持，因此卢焘便和北方为敌。

    10年4月2日卢焘通电响应联省自治，并且组织了省宪会议。

    早在3月间，他已正式接受广州方面的任命，为贵州总司令了。

    赵恒惕（炎午）先生曾就当时湖南倡言自治，及应付当时湖南内外情势种种阐叙綦详，特录如下：

    中江仁世先生文席：读五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北洋军伐九七二段大著，谓鄙人以自治号召，保境息民。一方面以川、滇、黔、粤四省，成立联省自治阵线；一方面又与鄂、赣两省成联防条约云云，事实殊未能如此。敞省倡言自治，并未注重联省。意在各制省宪，合制国宪。如省宪与国宪条文有冲突时，即须改省宪。故湖南省宪，绝无联省字句。当时西南情形，卢焘主黔政，而非黔籍。故对自治极冷淡。四川省军各据防地，不能统一，仅与杨子惠（森）、熊锦帆（克武）、刘甫澄（湘）有往来，其他首领，绝无交往。云南唐、顾之争正剧，相距稍远，通讯亦难。广东客车各有防地，既不统一，难言自治，仅与许汝为（崇智）因同学关系，又有许崇清之联系，故有往来。陈竞存（炯明）及其他军要，殊少交涉。西南各省情形复杂，故不能积极以自治相劝请。仅于李宗仁、白崇禧主持桂政时，见其朝气勃勃，努力图治，全省统一，曾力劝其制订省宪，亦因湘桂交通较便，故亟思结合，成一坚固之自治阵线，庶几于省防省治，皆有大益。此为当时西南之实际情形也。至于鄂、赣两省之主政，皆为北洋军伐，绝无成立联防条约之事，不独自毁护法立场，亦且堵塞自治路线。倘有联防条约，则援鄂之役，彼岂不严词诘责耶？自问当时对时事极隔膜，政略更幼稚（当时倘能了知如大著所述各方情形，则应付必较灵活，贡献国家必有可观）。亦因连年战事，民力凋敝，财政枯竭，即派遣代表旅费，往往筹措维艰，迟延甚久，或竟终止。如此岂能于竞争角逐之场，有以自立耶？……当时孙中山在桂休，急欲北伐，我以北洋势力尚盛，须整训两年，政军并修，则胜算可期。未得孙中山许可，乃与胡毅生商定湘粤米盐互换以裕饷源。军事则有两种计划：一、湘粤军分路作战，即粤军利用铁路由岳州羊褛司进攻蒲圻。湘军则由平江长寿街抄袭蒲圻，以收夹击之效。亦因湘军路线较熟，步行较便也。二、湘粤军混合作战，岳州与平江由湘粤军联合担任。请由孙中山裁定。并派参议员李汉丞至桂林欢迎，惜因陈炯明叛变，此计落空。……此颂。撰

    祺

    弟赵恒惕启十一月九日

源济

一七五、广州军政府的颠沛

    当北方的直皖两系互争雌雄之际，南方也启了战争，南方的战争是粤桂之战，是粤军回粤，驱逐桂系之战。

    粤军成立于6年12月，这要从广州的护法军政府说起，军政府之建立，主要是孙中山的号召和海军的拥护，以及一部分国会议员的合作。可是陆军方面则依赖桂系，孙中山希望在海军以外能再建立一支革命劲旅，为军政府之中坚，但这个计划，受到桂系的阻挠和破坏，因陆荣廷视两粤为桂系的私产，卧榻之旁自不愿他人高卧。

    那时候，陈炯明希望能掌握一部分军权，因此游说孙中山，希望能统率一支军队援闽，以向外发展，可是桂系不会分拨出一部分军队，于是孙中山就命胡汉民、汪兆铭去找广东省长朱庆澜，请朱站在乡谊情份上，拨出一部分地方武力，朱在省长辖权内只指挥全省警卫军，因此答复胡汪说：如果陈炯明愿居省长公署亲军司令名义，则可拨粤军廿营交其统率，以为出师援闽的基本队伍。胡汪回报，孙中山认为此时重要的是只求有军队，名义没有什么关系，陈炯明也不坚持。可是桂系闻知朱庆澜以兵力助陈，就对朱施压力，朱庆澜被迫去职，广东督军陈炳焜（桂系）乃悉收省署新军归督军署，孙中山对桂系的行动至为愤激，派程璧光、胡汉民、汪精卫力争，和陆荣廷再三商洽，陆始将陈炳焜调职，以莫荣新继任粤督，答允改省署亲军廿营为海军陆战队，由陈炯明率之入闽，这批军队虽号称廿营，实数只四五千人。就是日后的粤军。

    6年12月2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邓铿和许崇智为副司令。

    粤军出师后，不久即克复龙岩、漳州、汀州各属，闽南闽西尽入护法范围。海军的海圻、永丰、同安、豫章、福安五舰亦于12月7日黎明向潮汕进发。海陆两军同时入闽，前途大有展望，不料龙济光突在海南岛宣布就两广巡阅使，派军数千由琼岛潜渡登陆，深入粤境，海军乃回师救援，援闽的军事行动遂告胶着。

    7年2月13日，孙中山因陈炯明率粤军进驻汕头，迟徊不进，曾函促其攻闽以回边防。

    此后，广东的军政府内部问题重重，四分五裂，陈炯明的粤军在闽粤边境上不战不进不退，只求坐大，孙中山原拟以这支粤军为革命基本武力，结果只是造成了陈炯明的个人势力。

    7年2月26日，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这是军政府内斗最激烈的一幕。

    孙中山要建立一支革命的武力，以完成削平南北军伐，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中国，这个愿望是在孙于民国6年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才确立的，可是当时孙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人才，如胡汉民、汪兆铭、戴传贤、居正等都不是这样人才，朱执信虽有冒险犯难的勇毅，可是对于军队的整训和组织，又不是专长，于是孙中山在几经考虑后，想到了蒋中正，蒋这时正在上海，孙于7年3月2日电召蒋，5日蒋由沪抵穗，一连数日与孙密商，孙恳切希望蒋留粤，先从整理粤军着手，11日蒋奉命遄赴汕头，晤陈炯明、邓铿，15日就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职。

    这时候，日本头山满和犬养毅函请，孙中山赴日一行，孙因非常国会已定6月开会，所以万难离粤，特派朱执信前往，面告护法战争之目的在于恢复国会。

    护法政府内部危机重重，主要是桂系和政学系结合起来排除孙的大元帅职。5月4日广州非常国会开会，出席议员80余人，赞成改组军政府案的占40余人，多数通过，于是孙中山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议会，并通电辞职。5月20日非常国会选出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为军政府七总裁。

    5月21日孙中山告别粤中父老昆弟，表示临别惓惓之忱，并勉以负救国及整治乡邦之责，培养民力，增进民智，扶持风俗，发展自治，采人所长，去我所短。随后即偕胡汉民等，离广州赴汕头至三河坝。蒋中正趋迓于江干，睹孙形容憔悴，不觉凄然泪下，因即侍孙赴三河坝，长谈至午夜，孙中山留三河坝数日，与陈炯明会晤，并巡视陈部攻闽战线，力劝陈冒险前进，陈不置可否。6月1日孙赴汕头粤军司令部对于军略及编制，详细指示，下午搭乘大阪商轮苏州丸启行，粤军司令部遣卫队和军乐队在码头恭送，蒋照拂一切。孙中山取道台北至日本，25日返上海，27日由上海驰电陈炯明并转蒋，电云：

    “汕头陈总司令鉴：并转介石兄鉴：闻张怀芝率大兵已到赣，不日恐有攻粤之事，又闻北兵二千余，由海道至汕，登陆援龙（指龙济光），李厚基在闽兵力，日日增加。……现已在三面包围之中，地位极为危险，此时敢冒险进攻则生，不冒险则必致坐困，以攻为守，则士气壮，响应多，敌胆寒，一进必收奇效。否则士气日丧，响应日微，敌胆日壮，而我以可胜不可散之兵，据能战而不能退之地，必无幸免也，诸兄其速图之！”

    8月30日援闽粤军进克漳州，即将总司令部移驻漳州镇守署使。

    蒋因为粤军无所作为，孙中山又留沪未返，所以也请假去上海。

    9月1日许崇智在前方督战，由各将领公推为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李炳荣、熊略、罗绍雄、邓本殷诸部皆归节制。4日蒋谒孙中山请训，因奉命返粤，5日偕邵元冲启程，13日抵汕头晤粤军参谋长邓铿，18日抵漳州总部，晤陈炯明后，检阅各方战况报告，计划进攻同安，猛击北军。

    12月13日孙中山函许崇智和蒋中正，嘱固守观变，勿萌退意，认为须保守固有地盘，维持固有武力，以为应机观变之用。

    此后国内变化甚大，民国8年6月29日孙中山函陈炯明，促其自福建回师广东。孙认为粤军此时在闽不特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且给敌人造机会。故欲求今后的生存，必赖有冒险精神和奋斗决心，应把握时机，自闽回师图粤。

    民国9年2月间，驻粤滇军有二李（李根源李烈钧）之争，广州军政府瓦解，非常国会亦分裂，反对桂系的军政府首领和国会议员均纷纷离粤。6月29日孙中山派朱执信和廖仲恺到漳州，敦促陈炯明返粤驱逐桂系，许以经济上之援助。粤军将领许崇智和邓铿等亦向陈炯明陈说。陈炯明本无意回粤，但经不起内外要求，乃与福建督军李厚基密约撤兵，由李厚基供给军费饷糈，以交换粤军撤出闽境，闽南粤军驻地由闽军接防。陈炯明私心在保全实力，不愿消耗实力，所以暗中派遣黄强、金章等向桂系及其附属派系政客暗中勾结。古应芬和廖仲恺劝陈无效，朱执信认为陈炯明反复无常，一怒而折返上海。

    孙中山认为必须请蒋中正来闽，始能促成粤军回粤重建革命基地。7月16日蒋自上海经鼓浪屿抵漳州，第二天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畅谈大局。这时粤军在陈炯明阴谋下，积极扩充私人军队，增编至十余旅，其中叶举、陈演雄、陈炯光、尹骥、翁式亮、钟景业、杨坤如等皆跋扈自私，与主张革命的许崇智军积不相容，蒋甚感忧虑，认为自己留在漳州无助于大局，因此折返上海，向孙中山报告一切。

    7月中旬，北方直皖战争爆发，才五天，号称无敌的段祺瑞边防军全部溃灭。南方的桂系本与北方的直系暗中勾结，因此，拟借这机会打算混水摸鱼、计划派兵入闽，这是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表面上是伐闽，出军时就顺道先灭粤军，同时以福建地盘为铒以诱海军，于是海军林葆怿径电陈炯明，宣称不管粤军同不同意，海军都要策应桂军来攻福建。这一来，陈炯明才感到事态严重，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与桂系势不两立。

    桂系计划攻闽，迫使陈炯明决心回粤，同时和闽军连结一气，全力合作。

    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公园誓师，分左右中三路回粤。

    以第二军全部任右翼，由永定、上杭、武平进攻大埔、松口、蕉岭、平远；由许崇智指挥，负责肃清韩江上游，占领梅易、兴宁为目的。

    以第一军之一部任中路，由小溪、平和进攻铙平、平原，而出高陂，由叶举指挥。

    以第一军之一部任左翼，由邓铿指挥，与中路军会合，共同肃清韩江下游，以完全占领丰顺、潮安、汕头为目的，而以破惠州为最后目标。

    同时，邹鲁、姚雨平等以义勇军名义在潮汕应援，运动刘志陆的亲信军队铙光、罗兼柔为内应。

    粤军远戍福建已经两年，平素被桂系的欺凌压迫，凡有血气的人，无不痛心疾首，因此回师命令颁下，全军振奋，都抱破釜沉舟之志，以光复故乡驱逐客军为目的。所以攻势开始后，极为凌厉，粤督莫荣新弄巧成拙，惹祸上身，急调桂军精锐莫正聪，卢炎山、江永隆、刘达庆、卓贵廷、林虎、马济、沈鸿英及滇军李根源等军分头抵御，可是挡不住要回家乡的广东佬。桂军驻粤多年，搜括自肥，情形类似张敬尧军之在湘，因此军纪废弛，毫无抵抗能力。8月16日粤军攻克大埔、潮州、梅县。

    21日陈炯明抵汕头督师，孙中山特电嘉慰，电云：“粤军分路进攻，所向大捷，连得名城险要，使敌闻风而溃。……捷报传来，欣喜无量，由此绥定百粤，预祝最大之成功。”

    8月底，孙中山电促邓铿乘桂军意志未能统一，惊骇震荡之际，挥军疾攻惠州。又电请陈炯明接济赣军赖世璜部。赖部原属李烈钧。

    粤军收复潮梅后，乘胜疾进，右冀进占志隆、龙川、河源。河源之战，桂军沈鸿英和林虎的主力惨遭击溃。中路进占永安，左翼由海陆军联合击破三多祝，进抵平山，距惠州仅四十里。

    自从粤军攻克河源，平山后，桂军已没有抵抗能力。西江、北江革命军乘势突起。朱执信奉命偕吴礼和等策动虎门炮台起义，9月6日虎门炮台守兵正式宣布独立。

    虎门守军起义后，因降军与邓铿之部队发生冲突，情况严重，降军要求朱执信莅虎门，朱执信于9月21日冒险只身入虎门要塞，因误会被降军包围，朱一面恳切劝谕，一面后退，退至半途，为乱兵枪击，竟以身殉，死时才36岁。

    朱执信名大符，任侠苦行，精博能文，早岁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蒙难后孙悲痛逾恒。

    粤军回粤，进展顺利，黄明堂、陈继虞、周之贞、王鸣亚、胡文灿、李天德、梅萼等，各地民军纷纷起义。西江、北江、琼岸等处都落入起义民军手中，陈自先集兵十八营，并继续扩大收编，向高、雷方面桂军进逼。

    粤军第一主要目标是惠州，桂军全力固守，粤军屡攻不下，孙中山乃致电闽督李厚基，请其迅速派兵支助粤军，以收夹击之效。闽粤合兵当可收复惠州，惠州得则广州肇庆各地即不成问题。这时候闽军旅长王永泉和厦门方面的军队已和粤军合作，出发助防。

    9月26日，广州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在省城对岸河南宣告独立。所有内河兵舰及广三铁路均为收复，驻扎江门警卫军司令陈德春亦和魏李采取一致行动，在绥远炮台组织办事处。这样一来，桂军的交通全被扼断。

    10月1日孙中山致电湘督谭延闿，促湘军出师助攻，直下北江以攻桂军。

    魏邦平和李福林的独立，摇动了广州的桂系，而海军亦逼桂系的粤督莫荣新离粤，莫荣新不得已乃倡调和之说用作缓兵之计，且用各种方法离间粤人，孙中山和唐绍仪、伍廷芳都致电魏李两人，敦促他们迅速驱莫以安粤局。

    粤局本可一鼓而定，不料粤军进入粤境后，政治因素复杂，反而胶着不前，于是孙中山再促留在上海的蒋中正赶赴粤境，共图收复广州，惠州。蒋于9月30日由上海启程，10月3日抵香港，拜奠朱执信灵枢；5日上午乘船至汕头，登岸后即赴粤军总部和各参谋晤面，并拟定作战意见致驻扎老隆的陈炯明。

    蒋的作战计划为左翼当独立作战，固守潮梅，海、陆丰暂时放弃亦可，目的在诱敌深入，俾松弛敌人在惠州的防务，以便右翼作战。右翼可分为二部：一向龙门、增城前进，独立作战；一部固守河源、紫金，监视惠州，相机规取。如果直取博罗，反而促成桂军死守死战之心，可能旷日持久，转不如西向龙门绕道。

    作战计划拟定后，蒋即驰赴前线，加入右翼军作战。

    粤军新攻势开始，桂军在各战线上俱露疲态，侧面后方俱受威胁，士气沮丧，战斗力大减。迫不得已，乃拟将惠州交与李根源，调回林虎、马济以对抗宣布独立的魏邦平和李福林。可是李根源却孤军难支，遭粤军猛击，损失子弹300余箱，团长一名亦被击毙，桂系的滇军陷于极端困境。

    10月20日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因病请假，由蒋代统其军，声威大震，所向克捷，桂军三四千人弃泰尾焚掠民居向惠州溃退。

    10月21日，粤军第二军进至黄麻陂，粤军熊略部占领横沥，邓铿部进至家公岭与和平山的左翼军联络。合围后，粤军乃于22日一举攻克惠州城，桂军向博罗鲤湖退却。江门警卫军和高、雷、钦、廉、琼各处民军四起应援，东江桂军进退失据，广州桂军又陷于被围攻中。这时候的桂系已成强弩之末，只希望能安全离粤就于愿已足了。

    10月23日陈炯明召集军事会议于惠州，决定总攻广州计划。以左翼军扫除增城的桂军，向龙门埔前进，进攻广州的西北；以中路军扫除石龙的桂军，沿广九路右方前进，集中龙眼洞，担任东面的攻击；以右翼军扫除东莞的桂军，沿广九路左方前进，攻击广州东南。

    广州的桂系坐困釜底，不得已遂于10月24日宣布取销军政府，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等通电解除政务总裁职务。

    桂系统治广东的局面到此结束，附庸桂系的政客集团也同归消灭。林葆怿本来是随程璧光一同南下护法的，随后受桂系的引诱，投奔桂系，现在桂系崩溃，林葆怿竟通电与北方海军联合。

    25日粤军第一军攻克石龙，桂军向增城、东莞退却。

    博罗、石龙相继落入粤军之手，广州已无险可守，26日莫荣新率领残军于逃出广州前，发出通电声称把广东交还北京政府，同时取消西南自主，公然向北方投降。林葆怿、沈鸿英也潜逃无踪。

    27日粤军进入广州。

    在东江的桂军残部由马济率领，绕道北江回桂，全粤遂次第光复。许崇智设军部于广州市内的潮州会馆。

    29日孙中山函勉蒋中正，有云：

    “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卅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与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龆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北方因岑陆等宣布投降，遂颁南北统一之令，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正式宣言军政府依然存在，西南护法，非为个人权利，北方如果有谋和诚意，唯有在和会中谋取解决途径。

    11月1日陈炯明抵广州。

    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的军政府办事处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并取消督军名义。这时候因为独断自专的桂系既已完全撤出广东，孙所领导的军政府本拟移驻云南的计划遂告打消，仍迁回广州。

    蒋中正这时在粤军中，深感陈炯明处处有私心，因此于11月6日由香港搭轮去上海，行前留书给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指责他改变战略。原来陈炯明包藏私心，置西江要地肇庆于不顾，反以中央军派遣北江，名为掩护右翼军回攻四会，事实上右翼军既进至北江，攻克清远，除直上韶关，肃清北江任务外，自不必折回四会，再完成西江任务之理。因此蒋认为陈炯明有私心，乃毅然求去。12日抵上海即晋谒孙中山，报告广东情形，第二天再谒孙中山，这时孙得到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的来电，亦愤陈炯明所行所为，欲弃粤来沪。

    但是，孙中山认为可以感化陈炯明，同时不应放弃以广东为革命基地的打算。于是25日孙率伍廷芳、唐绍仪由上海动身赴广东，国会议员已至上海的亦相继动身去粤。

    25日，粤军攻克肇庆、梧州等地，肃清西江。陆荣廷最初扬言宁失广西，断不失广东，可是现在桂军形势逼迫，唯有全部退出粤境。

    桂系既已投靠北京政府，北京方面对陆荣廷不能不加以安置，于是特派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并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

    29日，孙中山和伍廷芳、唐绍仪抵广州，通电重新召开军政府政务会议。以广州观音山旧督署为军政府所在。唐绍仪嫌府址不够壮丽，移住亚洲酒店，伍廷芳兼外交部长驻观音山军政府内，孙则下榻粤秀楼。

    军政府恢复后，12月1日发表各部部长，内政部长由孙中山自兼，财政部长唐绍仪，交通部长唐继尧，陆军部长陈炯明，外交部长伍廷芳，司法部长徐谦，参谋部长李烈钧，秘书厅长马君武。唐继尧在云南，不能来粤，因此交通部长由王伯群代理，参谋部长李烈钧率军在外，亦以次长蒋尊簋暂代部务。

    国会议员们一再播迁，由穗去沪，由沪去滇，由滇去渝，现在再集于广州，出席议员220余人。

    军政府虽然恢复了，实际上势力仅及广东一省，而陈炯明则心怀异志，对革命事业没有信心。

    民国以来，孙中山颠沛磨折，所凭借的革命基础虽然薄弱，可是革命的意志，愈战愈强，愈挫愈坚，这种革命魄力和革命抱负，真是古今中外所少见。

源济

一七六、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军阀和革命事业中间距离是极大的，这可以从陈炯明身上证明，陈炯明的基本武力是粤军，粤军是孙中山向桂系千方百计争来的，是以广东省长公署警卫军二十营为基础，也可以说是孙一手造成的，孙自然认为这就是革命的基本武力，何况粤军困处粤闽边境时，也是孙一而再，再而三敦促陈炯明回粤赶走桂系。可是陈炯明回粤后，他便忘记了过去一切，他只知道粤军是他个人的武力，广东是他个人的地盘，对于孙和军政府，认为是芒刺在背，是眼中之钉，不仅不把孙中山、国民党和军政府放在眼中，而且还觉得是极大的累赘。

    孙中山认为陈炯明把粤军当作私人武力，广东当做私人财产是错误的，粤军应该是革命的军队，广东应该是革命的基地，革命事业不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和物力，从事北伐。

    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看法和做法既然相差如此之大，因此影响到粤军内部也有革命的一派，和陈炯明不革命的一派。粤军共有两军，陈炯明以广东总司令兼任第一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军政府改组后，孙改任许崇智为国防第一军军长，另派黄大伟为国防第二军军长，这两军直接由军政府直辖，不受广东总司令的节制。至于陈炯明所指挥的粤军第一军，原辖第一师师长邓铿、第二师师长洪兆麟两师，陈炯明又收编地方派军人魏邦平为第三师师长。这三师完全是陈的私人武力，陈炯明这时兼任陆军总长，可是他从不出席政务会议，只是用广东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名义发号施令，根本不理军政府。

    孙中山为了扩充革命武力，乃在广东各地设立了不少的招兵机构，这些机构常被陈炯明派兵予以解散。孙为了削减陈炯明的实权，所以划广州为特别市，任命孙科为广州特别市长，不受省长管辖。

    这期间，孙中山的处境仍是很辛苦，过去南北战争，列强驻中国的外交团曾和中国的南北政府成立协定，提出关税余款百分之十三交付军政府，迨孙接收军政府以后，外交团竟借口军政府权力只及广东一省，不能代表西南，停止这笔拨款。

    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曾屡次向驻粤领事团提出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履行协定，军政府将接收海关以资报复，可是列强竟出动了大批炮舰驶白鹅潭示威。

    北京方面因为徐世昌是总统名义，所以北京政府就比广州政府在国际上叫得响，因此孙中山忍无可忍，认为南方也必须成立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

    粤军回粤后，蒋中正深感和陈炯明难于相处，所以悄然回甬。10年1月间，戴传贤力劝，蒋出任艰钜，不应远隐高蹈。蒋遂于1月27日动身，过上海赴广州。2月6日抵达广州。晋见了孙中山，孙把计划北伐的打算和蒋商量，并要他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军长许崇智、师长邓铿等共拟办法。蒋认为北伐之前必先解决广西问题，所以起草了援桂计划，使用许崇智的部队，详细拟定前进及攻略目标种种。

    在商讨军事行动时，粤军尤其是陈炯明，自有打算，自有私心，蒋和邓铿私交很好，可是发觉邓铿态度消极，每在会议席上，邓因为是陈的直接部下，所以处处规避，而陈炯明则争地、争权、争势，只享权利，不肯尽义务。和陈炯明商量北伐，简直是与虎谋皮。蒋在穗参加了三天的会议，结果是一无所得，会议席上意见又多，各据一词，各执一是，根本不能协调。

    2月4日蒋毅然离穗抵香港贻书给邓铿，书曰：

    “……今日之局面，止兄任劳任怨之时，而非避嫌避难之日。……粤军今日处于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三二月之后，大势一变，必悔今日准备之不早，迁延之误事也。目前粤军唯一之方针，乃在从速援桂，向外发展，则内部之团结即可坚强，广东之根据，即可巩固。激进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迟缓一日，即增一日之损失，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数十百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奈何不计其大，而务其细，不谋其远，而图其近也？”

    军阀只计近利，只顾目前，陈炯明之于粤军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粤军原来戍守粤闽边境，他并没有奢想能够回到广州，迨回广州后，一切都很舒适，自不愿轻举妄动，劳师远征。所以援桂也好，北伐也好，陈明炯都听不进去，要他派兵、助饷、出械他都舍不得。其实如果陈炯明肯服从孙中山，使粤军成为革命的基本武力，再进而融湘军、滇军、川军、黔军、桂军于一炉，则北伐统一的局面会早在民国10年前后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也要完全改变。可惜陈炯明计不及此。

    当孙中山接收广州的军政府后，曾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杨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将领多人，并拟乘胜进攻广西，以消灭桂系的残余力量，统一粤桂进而联合西南。但是对广西用兵势必要取得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则是一千个不肯。他当然不愿意自己出马，率军攻桂，因为一离开广东，就怕广东为他人取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孙中山第二个打算是修改政府组织，正式选举总统，可是这个计划在西南各省都受到阻力，因此孙退而求其次，打算在主席总裁的名义上加一个“大元帅”头衔，由自己带兵去打广西。可是陈炯明也不赞成，他怕这样一来，孙将带走一部分粤军，而军费军火还是要靠广东负担，对陈也是有害而无利，因此他亦加以阻挠。

    陈为自身打算，倾向联省自治，反对选举总统，反对战争。其部下叶举、洪兆麟等和议员诸辅成派联合起来，甚至以军队不稳消息相要挟。他们的理论是西南各省已树自治旗帜，“护法”二字已经不足以号召，何况旧国会议员在广东的，仅200余人，也距离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甚远，不如首先巩固广东省自治，再徐图团结西南，共抗直系。

    陈炯明私心只在割据广东，表面上美其言曰保境息民，实际则在与邻省联防自保，充实私人势力，进则把持国事，退则盘据广东。

    孙中山曾和陈炯明恳切密谈，他劝陈认清环境，眼光放远，以一个人作比喻，如果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则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至于保境则需依赖军队，养兵以保境则财困民疲，所谓息民岂不是空谈。息民做不到更遑论建设？不能建设，广东一省如何进步？不能进步则是固步自封。所以今天大家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孙苦口婆心说服陈炯明，然而言之恳切，而陈炯明则听而不闻，置之不理。正如他对唐继尧说的：“中山只是一个大炮”。他有这种观念，孙纵有金玉良言他也听不进了。

    孙中山对陈炯明不合作不听命的态度，非常忿怒，忍无可忍，打算削减其军权，或是免除其省长兼职，使其不能继续掌握财权（当时财权在财政厅，受省长管辖，财政总长则有职而无权）。或者解除其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可是汪兆铭等劝孙中山投鼠忌器，怕闹得下不了台反而撕破了脸。

    孙中山在10年元旦庆典上，就在对军政府同仁训话时，表示护法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国会在广东组织政府，对国际间明白昭示，必需北伐以统一中国。因为北京政府既不合法，又不孚民望。

    孙的主张传出后，海外华侨、社会贤达、国民党支部都纷纷电请，孙从速选举总统。陈炯明却禁止登载有关赞成选举总统问题的任何报导。

    这时，北京政府对国际间强调南方已没有军政府，全国已经统一，因此向四国银行团洽商大借款。

    孙中山认为时机迫切，亟应把握时间，免得国际间真的进一步和北京政府勾结，今后革命事业就更加困难了，所以于10年4月4日宴请在广州的国会议员，正式要求国会从速选举总统，如果国会不肯同意，他就一走了之。

    4月7日在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举行会

    议，议员出席220余人，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首先通过了高镇圭改开非常会议的动议，在非常会议中，讨论周震麟所提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接着丁蹇动议续开二读会，照组织大纲原案七条通过。

    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依大纲第二条选举大总统，除废票一张和投陈炯明的三票外，孙中山以218票当选非常大总统。同日非常国会通告全国，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文曰：

    “外交迫切，内乱迭起，北京政府已自承认非法，取消其伪政府资格，中华民国对内对外，皆不可不成立正式政府，特于本日在广州开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依大纲第二条条文，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于本日选出孙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奉闻。”

    当非常国会准备选举总统时，4月4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拟即通电反对总统的选举。陈炯明一方面避免直接出面反对，另一方面却怂恿湖南方面正式反对，正好碰上湖南总司令兼省长赵恒惕对选举非常总统持不同看法，因此湖南就成为反对的主力。8日湖南教育会、农会、工会联名发表庚电，反对选举总统。9日赵恒惕在致广州参众两院的青电中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的总统。10日以赵为首的湘军旅长以上军官联名向孙中山陈辞，电云：

    “我公尽瘁民国，功高望重，将来合法政府成立，元首一席，定为舆论推崇，此项违法选举，万恳严词拒绝，切勿轻就，以维法纪，而定人心。”

    10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于是军政府撤销。广州市民数十万人，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会。上午8时由国会议长林森持国会当选证书赴总统府向孙呈递，9时半在国会礼场举行授印典礼，由林森议长担任主席，孙宣誓后，主席以大总统印绶付予孙，然后向孙致词：

    “改辙易轨，为求治常经，达变通权，尤匡时急务。同人等鉴于军政府之组织，权责不专，遇事瞻顾，至大乱未平，而国本先涣，乃谋彻底之改造制定中华民国组织大纲，选公为大总统，畀以戡乱建设之全权，期早统一民国，再造共和；妥协邦交，实成法治。谋社会幸福，靳永久和平。民国前途，胥公是赖。公其宣达民意，尊重民权，黾勉仔肩，以无负国民重托，斯则同人等所以代表民国而殷殷深致其属望者也。今者受职伊始，谨致中华民国大总统印绶，俾公发号施令，资为符信，公其勉旃！”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即发表对内对外宣言：

    对内宣言：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谨布所怀，以告国人。……文既为致力创造民国之人，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窃维破坏建设，其事非有后先，政制不良，则政治无术。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吾民。至于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于外交，由中央负责，根据民意，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

    对外宣言：

    “自一九一七年六月，非法解散国会，北京已无合法政府存在，国会为全国各省各区惟一合法代表机关，因是组织政府，举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文为建设民国之人，不能坐视民国危急之秋，自惜其力，不加援手。今决意殚竭能力，忠诚奉职，俾我国民，咸获满意焉。……文之第一职务，在统一民国各省各区，置诸进步修明之政府管理之下，尊重列强依条约及成例，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全国最大之资源，悉予开发，抱开放门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

    孙中山这两个宣言的精神，乃以地方自治、和平统一、开放门户、发展实业四事昭告中外。至于“自治”是以县为施行自治的单位，与“联治”办法不同。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立即发布人事命令：

    外交部长伍廷芳

    次长伍朝枢

    财政部长唐绍仪

    次长廖仲恺

    陆军部长陈炯明

    内政部长陈炯明兼

    海军部长汤廷光

    参谋部长李烈钧

    秘书长马君武

    总参议兼文官长胡汉民

    政治部长胡汉民

    并任命居正为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总统府设于观音山，官邸在观音山腰部，自山下总统府至官邸远可半里，筑有回廊，迂徐转折，工程精致，原本是龙济光在清末所修筑，十足的中国式庭园，回廊曲折蜿蜒，廊道最尾有一小楼，楼角玲珑，楼外林木葱茏，花草宜人。绿荫佳树，清幽有致。登小楼可以远眺珠江景色，市廛红尘，尽入眼底，孙中山偕夫人即寓居是处。

    孙中山虽极端不满陈炯明的作风，可是组织政府时仍然把两个重要职务，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给陈，然而陈并不感激图报，反而表示多此一举，他在呈请辞去陆、内两部职务时说：“一身而兼四职，实为中外历史所无。”他所谓的四职是除了陆长、内长外，还有粤军总司令和省长。

    唐绍仪也不肯“屈就”财政部长，因此财部职务遂由次长廖仲恺代理。

    孙决定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发现款100万元为出兵广西之饷项；同时计划和外商合作，以3000万元建立轮船公司，这一点因陈炯明在省政府中作梗所以迟迟没有成立。

    5月8日孙中山函徐世昌请其自动下野，函云：

    “以君之才，立于专制君主之朝，为一臣仆，犹不能有所展布，况任中华民国之重乎？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尝闻，中国之何以实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贸然受此重任，而侈然不以为意，其为害于国，夫何足怪？……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之所知；君之不能有益于中华民国，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己觉。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则国人必谅君之既往，且善君之能改过也。爱君以德，故为此言。若夫怙恶不悛，必不惜以国家之生命，易一己之虚荣，则非所望于君矣。”

    孙中山就任总统后，并未加强其权力，可是出现了南北两个总统对立的新局面，使北方表面统一，粉饰太平的宣传彻底破坏。

源济

一七七、湘军援鄂

    民国10年谭延闿去上海赵恒惕治湘后，以自治号召保境息民，他的策略是：一方面与川、滇、黔、粤四省成立联省自治阵线，一方面又与鄂赣两省成立联防条约。

    北洋方面，湖北督军王占元挟西南以示重于北京，他俨然以两湖的重镇自居。原来湖南湖北两省之间，自有其密切关系在，湖北因为有汉阳兵工厂，湘军必须向湖北购军火，而湖南盛产的米谷也须经湖北出口，所以有其依存关键。至于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统率的滇军由湖南进攻江西，也需要结交湖南以纾西顾之忧。直系大将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是反对湖南自治的，可是那时候他的主要敌人是奉系，因此没有余力顾到对南方作战，所以其策略是利用湖南“阻南拒北”的自治局而来阻止孙中山北伐，加上吴个人因为驻军衡阳，与湖南人和赵恒惕的友好关系，便对湘赵仍然保持往日的友好关系。

    湖南内部的问题使赵恒惕头痛的是：湘军扩充为两个师十个旅后，兵多饷少，各师旅长便在防区内扣留税款，把持用人行政。赵恒惕虽然提出裁兵和统一财政，各级军官却充耳不闻。赵与谭延闿之间的关系很微妙，谭去上海后，赵每年馈以生活费2万元，且有数十通亲笔信给谭，执礼甚恭，可是有人不断在谭前讲赵的坏话，谭开始是半信半疑，慢慢是将信将疑，最后则信以为真。这一来谭回湘的打算便日趋积极，使赵在长沙便有坐不安席之苦。还有赵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对北伐的看法，赵认为孙中山太性急，而西南无可用之兵，如能闭关一年，在各省勤练军队，为全国之模范，一年后检校军队，制定北伐计划，加上本身政治修明，北方人心自然归向，虽不扬言北伐，而一二年内必能北伐，孙中山认为赵的主张缓不济急。而湖南反赵的程潜一系多投奔孙中山，使孙中山左右尽是不利赵的言论，这也是赵所不安的。另一方面，孙曾派参军吕超（四川人字汉群）至长沙办理党务，并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各书赠赵，赵率文官厅长以上，武官旅长以上在省府同时宣誓入党，师长宋鹤庚建议以朱泥印手模借表赤诚拥护之意，获得一致赞成，可是吕超傲慢无礼，使湖南自赵以下，全省文武官员均大感失望，赵遂将孙的宏著搁置一旁未予细读。事隔很久，有人告赵，这两部书是治国良策，赵始翻阅，叹为观止，可是已经过了许多时日。

    自民国10年湘军回湘，粤军回粤，川军治川后，对湖北是一个鼓励，湖北一直在外省籍北洋军人统治下，当然希望鄂人治鄂，可是鄂人的不幸是自己没有军队，因此唯有求助于湖南。

    10年春天，长沙来了一批湖北客人，为首的是蒋作宾、孔庚、李书城、何成浚等，他们是到湖南来作说客，请求借兵“援鄂”。他们说：援鄂不仅是急人之急难，而且对湖南自己也有好处。好处是：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不过自治需要推广，不能独善其身，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领武汉形胜之地，登高一呼，各省必能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第二，驱逐王占元后，湘军两师可以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这样就可以减轻湖南当前财政的压力。第三，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在王占元，如果驱王后，湖南势力控制了湖北，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末了，这些说客们还强调王占元的不堪一击。就当时的形势分析湘军所占有利情势，他们还肯定地说，只要湘军发动援鄂，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就可在一个星期之内占领武汉；同时也不必担心直系的支援，因为王占元已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何况直系正和奉系明争暗斗，自然没有余力过问湖北问题。

    湖南人本来对湖北是有兴趣的，所谓的大湖南主义就是包括两湖。湖南有一句俗话说：“麻雀子飞不过洞庭湖”，设若有机会实现大湖南主义，湖南人自然乐意一试。加上湖南内部问题太多，扩军后军人也需要向外发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无事，因此湘省军人大为所动，均主张“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

    赵恒惕对于“援鄂”比较持审慎的看法，他有三种顾虑：（一）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湖南这时已答应陈炯明的邀请，出兵桂林讨伐桂系，而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这两方面已经费去不少兵力，无力“三管齐下”了。

    6月24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时，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长沙的湖北说客以为熊是来替王占元做说客的，其实熊既不为考察制宪而来，也不为王占元作说客，是来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因为四川也和湖南一样，内部有矛盾，需要向外发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长沙后，“援鄂”的努力又迈进了一大步。

    赵恒惕在犹豫中，有人向赵提出三策，第一是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实力仅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暗中却令大量湘军改装加入，以充实这支部队，然后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佯装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实，第二是派人疏通吴佩孚，如果吴能中立，就可以大胆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国民党人保证，如果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这是一个极难决定的政策——援鄂抑援桂？赵本认为援桂重于援鄂，他于10年7月1日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这个会议上通过了“出兵援桂”的决定，派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

    湘军援桂引起了吴佩孚的不满，吴认为湖南驱逐张敬尧时，桂系是支援湘军的，不止如此，在此以前桂系也支持湘军驱逐汤芗铭和傅良佐，而且湘桂还有联防条约，如今桂系穷途末路，湖南反而压迫广西，太不够朋友了。吴虽有此不满，可是他正在调兵入陕，所以没有余力过问西南的纠纷。

    湘军“援桂”前，曾宣称准备以武力驱逐滇军出境，向王占元请求协助军饷军火。王占元认为滇军在湘西，也威胁鄂西，为了利害，所以愿予协助，但是又因李书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不能无所顾虑，要赵表明态度，才能决定是否支援。赵当即复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同时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电报叫王占元信任胡南，切勿轻听谣言，因此王占元便派参谋余范传（就是湘鄂联防条约的经手人）携带子弹100箱，步枪2000支，军米2000石，现洋20万赠予湘军。

    湖南方面收到湖北的军饷、军械、军火支援后不久，即出兵“援桂”。湖南的行动颇引起湖北王占元的惊讶，不过王认为既然湘军已出动“援桂”了，自然不会再回师“援鄂”，为了加强对湖南的友好，于是在7月4日又赠予湘军子弹60万发。

    湘军高级将领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湘军“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不是一条出路，所以继续鼓吹“援鄂”。赵恒惕便找了一个曾做过吴佩孚副官，后来由吴的介绍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研究吴对湘军“援鄂”会采取什么态度。葛认为王占元与吴的关系日益疏远，吴不会拔刀相助，赵于是派葛到洛阳去见吴，探求吴的态度。葛去后没有回音，赵又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见吴忙得不可开交，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回长沙来，这时主张“援鄂”的宋鹤庚、鲁涤平等抢先一步把萧找来，叫他用假情报回报“老总”（当时大家对赵的尊称），只说吴不反对湘军“援鄂”，但因为和王占元同属直系，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默认。

    湖北方面如何呢？王占元早于4月25日到了天津参加了曹银、张作霖、靳云鹏和王占元的四巨头会议，在这次会议中，王占元虽然只是敬陪末座，无足轻重，可是他已跻身北洋巨头之林，所以也顾盼自雄了。他从北方回武汉时，路过郑州，郑州车站上有第三师的学兵队在车站列队恭迎他，他目睹这些小伙子都是精神饱满，雄赳赳气昂昂，且在倾盆大雨下整齐严肃，面不改色，大为感动，因此回到汉口下车时，对列队欢迎他的大员们一叠声地说：“嘿！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他受了这个刺激，回到湖北后，就决心裁汰老弱，整顿军队。

    怎料6月4日，就是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除了对本国人民大烧大杀大抢而外，还侵犯了外国商店，惹起了外交交涉。6月8日，英、美、法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和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30里不得驻兵的条件。尤其惊人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辖市，以避免国际共管。

    6月7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掠、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被抢以后又被放火焚烧。武昌为督军驻节的所在地，而变兵又是王占元的直辖军队，使得王占元为之无地自容。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1832人准其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20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其回乡。8日晚间变兵们兴高彩烈地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站，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兵士一拥而出，开枪射击，除了在黑暗中逃脱了数十人，其余的都被歼灭。

    王占元用这样恶劣的手段处理变兵事件，收回了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虽然追回了赃物，可是这个手段究竟不光明，因此使摇动的湖北人心更加动荡，湖北民情更为忿慨。使得甚至是一贯迎合王心意的武昌宜昌两地商会也都恨恨有声，通电痛斥王了。王乘马巡视武昌灾区时，看见督署发出的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自己在湖北的处境是岌岌可危了。

    北京方面没有撤换王的意思，湖北旅京同乡曾于6月21日和28日两度向国务院请愿，靳云鹏对请愿的人说：“王占元问题就法律应当予以罢免，就事实我却办不到。”

    7月20日，湘军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出兵“援鄂”。推举赵恒惕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旅长贺耀祖等为第一至第五纵队司令（纵队司令相当于师长一级）。

    湘军出兵计划是：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通城。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

    湖北自治政府并且发表宣言，宣称驱逐王占元后，即借镜湖南，制定省宪，湘鄂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实现。

    湘军也发表宣言说：援鄂的军事目标是在驱逐王占元，驱王后“鄂事将还之鄂人”。

    7月21日湘军把在湖南境内的湘鄂铁路火车扣留了下来，湖北方面得到这个消息后，使王占元吃了一惊，正在这个时候，湖南路局又给湖北路局一个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方面多放几辆火车来供军事运输。”湖北路局以此请示王占元，王吩咐路局立刻停开火车，于是当天的湘鄂火车为之不通。湖南路局又有电报来，声明湘军已不换防，客车请照开，但湖北已不上当了。

    王占元证实湘军已向湖北进军，乃召开湖北全省军政联席会议，议决派孙传芳为中路前敌总指挥，在蒲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派刘跃龙为左翼司令，防守崇阳、通城，王都庆为右翼司令，防守公安、石首。同时电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县人，他的两个姊姊都是江湖艺人，被北洋旧将王英楷收作小老婆。王英楷和王占元关系很深，所以孙传芳受王占元的特别提拔，步步高升，由二十一混成旅长升任为第十八师师长。

    湘军本拟乘火车突袭武汉，不料这个计划被拆穿，一直到7月28日才下总攻击令。赵恒惕先礼后兵，劝告王顺应自治潮流，自动下野，把湖北政权还之湖北人民。王也虚伪地表示自己向北京政府辞职，一俟接替有人，即当解甲归田，并且感谢赵对自己的关心。

    7月28日湘鄂前线北军第十八师第七十二团团长潘守蒸派人到三溪向湘军鲁涤平解释，火车即可通行，请勿误会。鲁向来人说：“你们不要痴人说梦了，现在摆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倒戈驱王，一是赶快撤走，否则我们就要不客气了。”

    湘鄂两军对峙中，地形上北军居高临下，据险可守，羊楼峒有十五高山峻岭。同时孙传芳又是王下面一个肯打硬仗的好汉。从7月29日到8月5日，双方鏖战了八昼夜，羊楼司、赵李桥的阵地数度易手，战况万分激烈，湘军酷暑行军，高级将领都在火线上督战，大胖子鲁涤平纵横战地，非常卖力气。

    湘鄂两军打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伤亡，8月6日北军不支，由赵李桥向蒲圻退走。

    右路方面湘军叶开鑫部由南江桥进攻九岭，8月2日占领通城，以破竹之势进抵距咸宁15里的袁家铺。8月7日孙传芳也放弃了蒲圻，所部调往武穴整补。

    吴佩孚对湘军援鄂事从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由于湖南方面宣传吴对王无所爱惜，因此北洋派都疑心湘军攻鄂是出自吴的指使，让吴有口难辩。吴认为湘军背弃湘鄂联防条约，进攻湖北，有悖道义，乃命葛豪留在洛阳，不要回到湖南。当他接到王占元的求援电时，立即派遣直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即日向武汉出发。

    萧耀南的援军于7月27日开到孝感，31日开到汉口。这时前方战事十分紧张，王占元催促萧军迅速接防，加入战斗，救兵如救火，可是急惊风偏遇到慢郎中，萧借口军队还没有集中，不肯接防。王一连催了好几次，萧的口气都没有改变。8月6日王接到前方败讯，又痛感萧军坐视不救，乃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告辞职。发出通电说：“默察时局，非自治无以顺应潮流，军阀揽权，久为世所诟病。占元素性淡漠，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身，为拥兵自卫之举。”另一电报云：“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已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战。”这个电报是揭露萧军并非前来应援，而是等待王占元垮台后接收湖北。

    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王占元被解除了湖北督军职，8月11日，乘轮船离开武汉，他向送行者吞声饮泣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想不到今天还上人家的大当！”他没有指出上了谁的当，所谓“人家”可能是指赵恒惕，也可能是指吴佩孚，或者两者都是。

    吴佩孚做了两湖巡阅使，张作霖大为不满。他把吴佩孚看得很低，不能和他并驾齐驱，现在吴师长已一跃而为巡阅使了，因此他一怒而辞去蒙疆经略史，口口声声对“援库”问题不负责任。同时对于湖北地盘问题也引起直奉两系的纷争，直系认为湖北本来就是直系范围，本系人接替本系人，没有什么收获。奉系则认为王占元并不属曹吴一系，所以直系取得湖北，奉系也应多取一省才算公平。张作霖表示：湘军破坏和平，问题十分严重，他愿意移征蒙之军以援鄂，或者出兵假道江西进攻湖南。直系了解这是张作霖想取江西的一个手段，而奉系如果取到江西与浙江卢永祥、安徽张文生打成一片，直系在长江的势力就会全部被推翻，因此直系竭力阻止奉军援鄂，并授意江西督军陈光远出兵湘东，以免奉军有所借口。北京政府看出他们各自的心事，只得调任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而以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才使张作霖平下了气。

    8月12日，王占元离开武汉的第二天，吴佩孚轻车简从到了汉口，他一下车就一迭声地说：“快把弼臣找来。”弼臣是寇英杰的别号，原在鄂军任旅长，吴佩孚驻军衡阳时便和他有连系，因为他太和吴佩孚接近，而被撤职，吴因之耿耿。现在吴以巡阅使身份来湖北了，第一件事便是恢复寇英杰的原职。第二件事吴欣赏孙传芳的勇敢善战，乃保荐孙为长江上游总司令，随后又叫孙兼任北军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便成为吴手中的大将了。

    吴佩孚坐镇武汉后，新任湖北督军萧耀南就变成了一个小媳妇，处处要看吴的颜色。举例而言，萧耀南本来已派第二十五师参谋长余鹏举兼任湖北督军公署的参谋长，成宪为秘书长，这两人恰巧都是湖北人，可称人地相宜。但是吴佩孚到汉口后，却改派张联棻为参谋长，孙尔康为秘书长。

    这时候的武汉，大家都知道一位吴大帅，谁也没有把萧督军放在眼中。

    吴未入汉口前，已派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开抵汀泗桥，河南宏威军司令赵杰部开抵纸坊，第二十五师四十九旅陈嘉谟部开抵贺胜桥。吴抵汉口后，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鲁军张克瑶部开到汉口，命令前方各军只许固守阵地，不得向前进攻。

    靳云鹗是靳云鹏的兄弟，他随萧耀南先期援鄂，吴未到汉口前，靳旅曾向湘军发动一次偷袭，却被湘军击退，反而损兵折将，放弃了汀泗桥。湘军的战意旺盛，吴佩孚坐镇武汉，虽然有遏阻作用，可是湘军如果真的不顾一切前进，由于吴佩孚立脚未稳，所以吴是否守得住武汉还是一个问题。不过这时候是吴佩孚正交好运的时期，事事得心应手。吴授意萧耀南向湘军提出停战的建议，并称即日派遣代表前来议和。

    湖南对吴佩孚有好感，也有三分畏惧，所以当萧耀南提议后，赵恒惕立刻下了停战命令。对吴佩孚来说，湘军的停战正给吴佩孚一个从容部署的好机会。

    赵恒惕对湖北没有野心，更不想和直军作战，只希望达到鄂人治鄂的目的。吴佩孚派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萧是湖北黄冈人，这一点已算达到了一半的目的。赵恒惕不反对萧督鄂，只希望督军名义改为湖北总司令，以符合西南“自治”各省的体制。同时大家同意推荐蒋作宾为湖北省长。吴佩孚自动不就两湖巡阅使。湖南并且希望直系偿还湘军军费五百万元。赵恒惕认为吴佩孚不会与湘军为敌，以上述的代价而取得湖北地盘是值得的。

    从大势看来，赵恒惕的估计很正确，因为奉系已和直系分道，随时俟隙而动，直军不可能南北两面作战。所以吴佩孚应该对湖南让步。何况让步又不大。

    但吴佩孚不是这么想，他认为自己对湖南有过交情，当年他如果不是衡阳撤兵，湘人就不能驱逐张敬尧，所以他等于出了一半的力量帮助湖南人。这次湘军若自动撤出湖北，只能算投桃报李，是人情还人情。如果湘军一定要和直军一较高低，湘军也不见得就会占上风。湘军如果一定要留在湖北，则广东北伐军乘虚而入，湘军岂不是腹背受敌。

    吴佩孚的另一大将张福来到了汉口后，也直接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谊，并且强调说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因此自直军开到前方后，湘军就停止了进攻，并且自动地放弃了汀泗桥车站和前方许多突出的据点，以避免双方因阵地相接发生意外的冲突。不料8月13日靳旅发动了第二次的偷袭，企图占领汀泗桥车站，但被埋伏在车站两边高地的湘军击退了。于是湘军乃向萧耀南提出了质问，萧答说：“这完全是误会。”

    可是湘军在战场上北军遗尸中搜出了一封靳云鹏给靳云鹗的电报，内中云：“南人禽兽也，不可理喻，唯有杀尽无遗耳！彼以诈来，莫怪我以诈往，一面与之敷衍，一面因利乘便。以后务宜爱惜兵士，爱惜子弹，勿轻攻，勿浪战，凡百持重沉稳为主。”湘军把这个电报影印出来，交给报纸发表，以证明北军的狡诈。从这个电报上看出靳云鹏如何咬牙切齿地憎恨南方人，公然教唆他的兄弟用“诈和计”来欺骗湘军。

    8月上旬，直湘两军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赵恒惕曾派湘军总部秘书长钟才宏、参谋长唐义彬、军法处长萧光礼先后到湖北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四个条件：（一）湖北自治，督军改称湖北总司令，同意萧耀南为总司令；（二）吴佩孚自动不就两湖巡阅使；（三）湘直公推蒋作宾为湖北省长；（四）直系补偿湘军军费五百万元。

    赵恒惕的代表们到了汉口，见到了督军萧耀南，萧表示可以补偿湘军100万军费，其他各款则需待吴巡阅使决定。可是吴这时忙得不可开交，代表们去见吴，吴总是不在。12日吴视察前方阵地，13日在咸宁召集张福来、靳云鹗、赵杰等讨论军事，14日乘舰巡视金口，回到汉口的时间少得不得了，他既未和赵恒惕通电报，又不接见赵的代表。

    15日他回到汉口，在百忙中下令禁止武汉学生和武汉人民分别召开的弭战国民大会。16日湖北各界联合会函请吴表明对湖北自治与湘鄂停战的态度，吴均置之不理。

源济

一七八、吴佩孚扬威两湖

    吴佩孚在衡阳撤兵前后，呼吁和平，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受到全国的喝采。可是到了直皖战争后，他就变成了好战的军人，他主张武力统一，和段祺瑞没有两样。自他率军到了湖北后，湘军一再表示愿意和平，全国也不愿见湖北再有战争，因此全国各界都有通电，主张停战。旅津的湘鄂人士黎元洪、熊希龄等均通电劝告曹吴不要迷信武力。梁启超电吴佩孚说：“勿将安福系之垢衣，取而自披于肩背。”吴佩孚对这些劝告，充耳而不闻。

    16日吴又派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率领建中、江元等舰协助张克瑶、王都庆两旅，向已经进抵宝塔州、嘉鱼一带的湘军左翼进攻。

    直军在前线的一切布置都已妥当后，吴佩孚乃下令派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并下令扣留赵恒惕的代表，原来赵的代表钟才宏和唐义彬看见吴佩孚调兵遣将时就知道事情不妙，乃悄悄地离开湖北，回转湖南，只留下萧光义一人在汉口等着见吴。吴翻脸时，指萧光义捏造假情报欺骗赵恒惕，以致引起湘鄂战争，实为罪魁祸首，乃把萧扣留拘禁。同时吴向湖南提出了两个反条件：（一）湘军应完全退出湖北；（二）惩办制造战争的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至于任命蒋作宾为湖北省长问题，吴表示可以由北京考虑，其余废督、自治和赔款等问题都谈不到。

    赵恒惕获知吴佩孚翻了脸，大吃一惊，8月19日他到蒲圻召开军事会议，下级军官和士兵们推举代表见赵请求再战，因此赵于22日又下了攻击命令。这次战斗中，湘军兵士和军官们订立了“生死不退”的誓约，军官退缩，兵士可以擒而斩之，兵士退缩，军官可以在阵前执法，旅长以上军官亦须随时上火线督战。

    直军方面吴佩孚也组织了督战队随军出发，只许前进不许后退。22日湘直两军在汀泗桥展开了争夺战，湘军被阻于强烈的炮火网不能前进，这时赵恒惕已上了火车，准备折回长沙，看见战地情况不妙，乃又跳下火车来组织了敢死队，每人犒赏了20大洋，冒着炮火冲锋前进，一鼓作气夺到了直军的四挺机关枪，直军被湘军的勇猛攻势所吓倒，只好向后退却。

    赵恒惕看见直军已后退，才重新再上火车回长沙。

    23日直军增援反攻，战况激烈。24日湘军再度施威，把直军压迫到汀泗桥以北，于是汀泗桥火车站重入湘军之手。

    25日靳云鹗旅被湘军包围，但是战场上发生了一个意外，由于直军遗弃了很多枪枝，湘军纷纷争夺这些战利器，于是直军便乘机反攻，湘军抵挡不住，向蒲圻和赵李桥败退。同时湘军右翼独立旅旅长易震东忽然率部倒戈，使湘军右翼发生动摇，径向通城迅速撤退，易震东是葛豪的表兄，葛豪曾做过吴佩孚的副官，后来加入湘军，一直升到铁道警备队司令，湘军“援鄂”前，赵恒惕派他去见吴佩孚，探访吴对湖北问题的态度，吴把葛留了下来。湘鄂战启，铁路警备队改编为独立旅，赵恒惕便以葛的表兄担任独立旅旅长。

    战场形势突变，吴佩孚又叫海军在金口决堤淹湘军，左翼湘军因之也不能立足，由簰州、嘉鱼向临湘迅速撤退。

    赵恒惕在长沙获知前线战况不利，乃于26日再赶赴前线，告诫官兵不得再退，并且亲自处决了两个作战不力的团长。由于统帅的亲临，才使湘军阵脚稳定了下来。

    赵恒惕用全力应付当前的敌人，他把“援桂军”谢国光部从桂林调回，不过负嵎湘西的蔡巨猷、陈渠珍各部都调不动，所以比起强大的直军来，就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同时，军火无继，饷糈困乏，本来湘军一心想打下武汉，可以从汉阳兵工厂补充弹药军械，现在这个计划落空了，加上湘军久战疲劳，和新投入战斗的直军相比不免相形见绌，而吴佩孚陆续调动了海陆军，源源补充，士饱马腾。两者对照，湘军完全处于劣势。赵恒惕原来就不太赞成“援鄂”用兵的，他最担心的，就是可能召致吴佩孚的迎击，现在不幸而料中了，一切都和他担心的一样。他不愿见这场军事赌博失败，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他收容了在广西不能立足而逃到永州的桂军沈鸿英部。张辉赞向赵建议，主张解决沈鸿英，改编他的军队。可是赵宅心忠厚，认为沈穷而来归，处决他殊为不义。因此他给沈鸿英以“湖南援鄂自治军第三军”的番号，令其火速开赴前线。

    同时赵曾电请陈炯明派军入湘应援，这时桂系已经瓦解，陈炯明为了履行湘粤同盟义务和巩固西南“联治派”的联合阵线，所以把粤军中的湘籍部队编为“援湘军”，派洪兆麟为总指挥，即日赴援。

    可是，时间已来不及了，8月28日杜锡珪率领军舰七艘，运载北洋军第四十八混成旅、山东第一混成旅、湖北第四混成旅和第十二混成团，紧紧尾随在日本军舰的后面，由螺山向岳州上驶。湖南既无海军，江防又很薄弱，又不敢随便开炮，怕误伤日本兵舰，北方军舰遂得顺利通过洞庭湖而抵岳阳楼下。

    28日下午4时，北方的海军炮轰岳州城，岳州方面守军只有第二混成旅两连，无力抵抗。而湘军统帅赵恒惕正在岳州，由于南津港桥梁被海军炮火所轰毁，火车不能通行，赵恒惕乃乘轿出走。岳州一溃，整个前线的湘军就像潮水一般溃了下来。

    赵恒惕由岳州绕道平江向南退走，于30日回到长沙。这时长沙已陷于兵荒马乱中，医院里住满了缺肢断臂的伤兵，街头巷尾则是败兵和从医院出来的伤兵。败兵们和伤兵们曾冲入赵的总部，赵的勋章和军帽都不翼而飞。警察们因欠饷而罢岗。各学校和商会都被军队借驻。而前方还不断有败兵退回来，一路上抢吃抢钱，农村城镇都遭洗劫，耕牛鸡鸭和猪羊都被宰食。

    更使赵恒惕痛心的，是江西督军陈光远，他一向对湖南都陪着笑脸，现在则乘火打劫，派萧安国一旅侵入醴陵，使得长沙岌岌可危。所幸沈鸿英部及时赶到，赵恒惕令沈率部开往浏阳、醴陵一带防堵。

    由于长沙已受威胁，赵恒惕决定退守湘西，他回到长沙后即部署撤退到湘西的军事行动。可是就在他回长沙的第二天，驻长沙的英国领事突来访赵，愿意担任“调人”。赵犹豫间，英国领事主张由他陪赵乘坐停泊长沙的英舰“美格诺里亚”号到岳州去和吴佩孚面对面谈判。

    原来，吴这时虽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可是本身的顾虑也非常之多，一方面奉系的压力加大，一方面川军已出军援湘，一支奇兵开到了宜昌，还有陕西问题也牵制了直系部分兵力，这些情况在长沙的赵恒惕并不知道。而吴佩孚面对当前局势，希望早日结束和湘军战争，所以暗中请英国领事出面作和事佬，敦促赵恒惕到岳州来和吴佩孚见面，同时签订湘直停战条约。吴佩孚是想终止了湘直战争，反过来利用湖南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这样他才能腾出力量来抢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敌的严重危机。吴佩孚向英国领事保证，只要赵恒惕愿意亲赴军前谈和，直军便保证不进攻长沙，并且维持赵恒惕的地位。

    9月1日赵乘英舰到岳州，吴佩孚已乘江贞舰先抵。英舰停泊江中，英领事陪同赵恒惕乘小艇到吴的座舰拜访，两位老友还是第一次见面，相见欢洽。吴用兴奋的口吻对赵表示倾慕之忱，希望两人友谊不要因这场战争而受到伤害。同时请赵放心，直军决不侵犯湖南，更不会进占长沙。

    吴赵这次会晤，传说两人正亲切的谈话时，后舱里忽然跳出一个长脸的汉子，揪着赵的胳膊大叫：“好！今天真要和你算帐，你为什么无端端要侵犯湖北。”赵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日本士官的老同学孙传芳，吴从旁替赵解围说：“馨远（孙传芳），过去的事不须谈了，湘鄂战争的戎首是宋鲁两人，不要错怪炎午（赵恒惕）。”其实这是不确的，吴治军很严，吴赵会谈，吴的部下怎敢随便闯进来。

    两人扃门会议了一小时，吴提出湖南取消自治，惩办宋鹤庚、鲁涤平等祸首。赵坚决不同意。吴又提出直军驻防岳州，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论多时，赵只答应划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都不驻兵，吴也不肯同意。

    最后，赵终于接受了让出岳州的停战条约九款。包括双方以汩罗江为界，直军撤至黄街、长东街，湘军撤至湘阳白水，湘东、鄂西各军撤回原防，武长、株萍两路及江西交通一律恢复等。

    湘直停战条约签订后，吴当天回到汉口部署鄂西军事，赵也回到长沙处理军事善后问题。赵一连接到陈炯明打来九个“百万火急”电报，询问前方战争情况，由于湘直停战条约成立，粤军援湘部队遂停止出发。

    后来有人检讨这场战争，认为是王占元上了赵恒惕的当，赵恒惕又上了吴佩孚的当，不过这也不完全对，赵在湖南当时力图推行“自治”，湖北人反对王占元，求助于赵，赵一再犹豫，有人且责赵因为犹豫而失去一举攻占湖北的机会，所以王占元上赵恒惕的当是不正确的。赵援鄂不是完全基于野心，当时赵也没有吞吃湖北的野心，只是想援助鄂人治鄂，湘鄂一家而已。至于吴佩孚，他虽然对王占元不满意，可是王究竟还是直系，他已成为“新直系”的领袖，岂能坐视湖北落入两湖人之手唱自治。所以他当然要率兵入鄂的。

    吴佩孚解除了湖南的正面战争后，就回师全力对付已经进入鄂西的川军。

    原来四川方面由于内部不统一，也需要向外发展以消弭内争，所以组成了“四川援鄂军”，推刘湘为总司令兼第一路总指挥，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刘湘本是川军第三军长，但懋辛是第一军军长，熊克武下台后，刘湘继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可是但懋辛是熊克武系，所以第一二两军暗中颇为紧张，“援鄂”就是为了和缓这种紧张。

    “四川援鄂军”由川军第一二两军各抽调若干混合组成，派湖北籍将领潘正道为前敌总司令。

    川军“援鄂”并未公开宣布。

    川军沿长江顺流而下，于8月18日占领巴东、秭归后，分兵为三路，一路沿长江进攻宜昌，一路由长江北岸进攻当阳，一路由长江南岸进攻宜都。总目标是包围宜昌。

    9月2日川军到达宜昌南岸，守宜昌的第十八师长卢金山、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都抵挡不住，急电向吴佩孚请援。吴对湘军采取了速战速决（水淹七军）的方针，和炮打岳州城的手段，并由英领事出面拉拢，解决了湖南的压力，于是腾出手对付川军，当湘直停战约成之日，正是川军兵临宜昌城下之时，可惜赵恒惕完全不知道川军的行动，如果知道，不只不会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也不会到岳州来乞和，自当调兵遣将与川军呼应，夹攻直军。

    宜昌是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城市，英、美、日等国都有军舰驻宜昌水面，各国也有领馆在宜昌城内。川军包围宜昌后，英、美、日三国军舰上的水兵便以护侨为名，在宜昌登陆，而三国领事也出面调停川直战争，他们于9月5日前往夔州向川军代理第一路总指挥唐式遵接洽停战条件。

    就在三国出面调解时，吴佩孚乃迅速调派第三师第一团，和王承斌的二十三师一部，张福来的二十四师一部以及王汝贤的第八师全部不分昼夜，开赴宜昌应援。

    9月6日川军因谈判破裂再攻宜昌。直军坚守。

    14日吴佩孚偕杜锡珪乘坐楚泰舰赶到。16日川军北路越过东山寺，吴佩孚亲在前线督战，奋力击退了川军，可是川军南路又进抵磨盘山，宜昌岌岌可危。18日吴在长江北岸大梁山、二梁山架炮轰击南岸川军，这支川军被迫退往朱家坪，北岸川军也退往南津关。从18到27日，吴在海军协助下先后占领南津关、平善坝、南沱溪，10月上旬又占领秭归、巴东、兴山。

    鄂西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川军来势极凶猛，从9月10日到22日，占领长江两岸的险要地带，北路攻下当阳，南路攻下长阳，宜昌有随时被攻陷的可能，这一次吴佩孚又顺利地转败为胜，因为英、美、日三国出面调停，川军犹豫不前，吴则借这个时间增兵驰援，加上海军的协助，终于击退了川军。

    可是川军虽败，吴则没有力量衔尾穷追，因为四川易守难攻，何况吴佩孚还要应付奉系和孙中山的北伐，所以遂与川军言和，条件只是川军退出鄂西一项。

    吴佩孚把应付川军的责任交给孙传芳，对付湖南的责任交给张福来。

    吴佩孚一生这是最得意的时候，“东征西讨”，得心应手。

    早在湘军“援鄂”前，6月4日浙江督军卢永祥曾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推进自治运动，西南各省都表赞同，卢曾电请赵恒惕主持这个会议，赵很谦虚，他觉得自己声望不够高，不肯出面主持。

    湘军驱王前后，赵曾派了代表多人分途到西南各省活动，打算在武汉攻下后，就在汉口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陈炯明和滇川黔三省当局都表赞同。

    赵的代表还分途到了浙江、陕西、江西等省，皖系的卢永祥、陈树藩一致表示同意。陈树藩这时已离开了西安，可是手中还有兵，愿意由陕南出兵到湖北，与湘军在武汉会师。

    最令人不懂的是直系的江西督军陈光远，也在湖南征求各省同意自治的名单上签了名，并向湖南代表胡瑛表示：湘军“援鄂”并不影响湘赣联防条约。原来陈光远讨好湖南是怕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兵江西，又怕李烈钧进攻江西。后来吴佩孚击退湘军后，陈光远又翻了脸，对湖南出兵乘火打劫。

    8月11日赵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讨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问题。赵原意召开“各省联席会议”，后来有人建议赵，要能使吴佩孚同意，不如改换一个名称。早在吴佩孚驻军衡阳时，曾与广东军政府和湘桂两军成立秘密协定，拟在打倒安福政权后，即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恢复法统，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直皖战争后，安福政权垮台，吴遂公开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但被张作霖猛烈反对，因此吴的建议落空，放了一个空心炮，耿耿于怀。此时赵若根据吴的旧案，加入新的内容，建议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通过省自治法，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联省自治政府，吴佩孚也许会同意的。这是赵等的如意算盘。

    赵的建议，和吴佩孚武力统一的野心，完全背道而驰，也和卢永祥的提议不是一条路，因为卢的打算是反直系的。

    吴反对自治是坚决的，这可以从他给刘湘的一封信中看出，他说：

    “湘为自治之滥觞，筹备期年，治绩何若？以言裁兵，军队林立；以言财政，库空如洗；环顾三湘七泽，百姓流离，遍览衡、岳、洞庭，河山破碎。竟犹不知忏悔，乃假援鄂自治之名，甘为戎首。……若云联省，更深骇异。今虽南北分裂，而商贾之贸易如故，人民之交往如故，熙熙攘攘固犹是一国之民。昔美利坚行联省之制，乃由分而合，今我国倡联省之说，乃由合而分。流弊所及，直不啻举二十一行省裂为二十一国，瓜分豆剖，恐不在强邻而在萧墙之内也。”

    吴曾扬言：“有我吴佩孚在，决不允许联省自治政府成立！”

    关于湘军援鄂，兹抄录赵恒惕先生的访问录如下：

    “直系王占元主鄂政有年，日事聚敛，所部军队复兵变迭起。当联省自治运动盛行之际，鄂人乃图驱逐占元自治，而苦无兵力，于是推李书城、蒋作宾、何成浚、孔庚乞援于湘、川两省以达其目的。

    湖南既倡导省治于先，与湖北又有唇齿之谊，故慨允出兵相助。李、蒋等人并公布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一件，举蒋作宾为总监，孔庚领自治军，而以留湘数年之夏斗寅部鄂军为先锋，湘省则遣宋鹤庚第一师为援军主力。余曾躬赴前线视师。

    援鄂之役开始于十年七月下旬。湘军士气猛锐，连克要隘，羊楼司一役尤激烈。孙传芳部连败，王占元终遭免职。北方改派吴佩孚统大军来援，于是情势改变。

    我军与吴军相峙于汀泗桥，迨吴遣海军攻岳州，我军后路顿受威胁，不得不撤退，岳州遂为北军所陷。四川熊克武曾约出兵援鄂，唯以联络不灵，当时川、湘双方军队均无电讯设备，乃无从配合作战。

    湘军溃败之余，兵心涣败，军纪无法维持。如吴军追击，则长沙亦难固守。当时外界情况亦不甚明了，余乃决计冒险亲访吴佩孚于其停泊岳州之军舰上。以湖南民心，大局形势，向吴明晓利害，而吴亦方有事于北方，遂以此结好湘人，和议得以达成。正式停职，为九月一日。余与吴佩孚直接谈判之条件，则为北军暂驻岳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