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大战是历史的宿命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生产总值占全球的25%,相当接近于今天的美国,今天的美国生产总值占全球的28%,但比重不断下降。鸦片战争是中国由盛而衰的每一个转折点,后来一连串的战争,如英法联军、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国运直线下降。在这一个甲子之内,中国一直想师夷之长,但却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得招架乏力,变法革新和国民革命想扭转厄运,但功效不大,整个国家始终在激烈振荡中,直到“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之后,举国才惊然梦觉。在国共合力抗敌的前提下,终于打败日军。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凭着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实践经验的融合,合中国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西方帝国主义的阴影。因此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次大转折是鸦片战争,第二次大转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如果有第三次大转折的话,那将是什么?笔者认为第三次大转折很可能是全球的金融大战。 这个全球性的金融大战,其初期的面貌将是金融竞赛,例如汇率磋商、定价权之争,但这个局面可能进一步演化为金融大战之模式,到时美元崩盘,人为的金融危机都会出现。由金融竞赛转变为金融大战有两大原因,一是金融全球化,二是国际资本的泛滥。金融全球化与国际流动性过剩将是一体两面,纵使美国把基准利率从目前的5.25%提升到8%,国际热钱仍然会不断寻求高获利的机会,而不甘于坐享利息收入而已。G8是热钱的主要来源,如果G8会议提不出有效的方法来限制国际资本的兴风作浪,那么一场国际的金融资本大战可能就要引爆。到时候G8和金砖四国等11国(因俄罗斯重复)将是主要的参与者,哪一个国家在最后胜出,将是人类未来的下一个真正强权。 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大爆炸将会呈现本质的蜕变。资本主义从西方兴起以后,从荷兰的鹿特丹到英国伦敦,再转移到美国纽约,一路走来有一个内在的命运交响曲,那就是不断地向外膨胀,从殖民膨胀到金融膨胀,外表的形式虽有所转变,但膨胀的本质不变。荷兰和英国走的是殖民膨胀的旧模式。美国走的是金融膨胀的新模式。美国的金融膨胀是从1971年放弃金本位以后就开始无止境地膨胀,加上衍生性金融工具的推出,膨胀的速度一直在加速,目前正处在高速运行的阶段中,只要有一个金融政策的小环节失当,就有可能引爆下一个金融大爆炸,大爆炸结束之后,美元资产在全球的比重将从目前的60%降到30%,以符合其经济生产力的比生28%。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原材料大涨的内在共同原因,就是美国的金融力必须不断地膨胀,利用金融力的膨胀来维持其全球统治地位,军事手段只是维持美元霸权的手段而已,在金融力的膨胀中,维持获利仍是最主要的关键,因此在打伊拉克战争的同时,原材料的战争也就同时进行,不少原材料的价格在短短三年内暴涨5-10倍(铜和锌),少说也有2-3倍(石油、黄金),这一场原材料的战争,就是以中印两国的需求大增为引爆点,配合全球资金的大泛滥,才能把价格拉得这么高。未来如果美国从伊拉克战争撤军成功,那么原材料的大牛市就会逐步走软,至少也有一个中期回调。在伊拉克战争中花大钱,在原材料战争中赚大钱,两相平衡,美元霸权才能维持下去。因此,原材料的大涨可说是第一阶段的金融大战,第二阶段的金融大战可能是美元的崩盘,因为美国刚打赢原材料的战争,美元的地位会巩固一阵子,不会立即引爆第二阶段的金融大战,依照景气循环的十年节拍来看,2020年前后引爆第二阶段的金融大战比较可能,但快一点亦有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十年内,美国会不断催促世界各国打开金融资本的大门,以方便其进一步掠夺与充实己力,为下一次的金融大战培养实力。下一阶段的金融大战将更为惊心动魄,那就是美元的保卫战。 因为美国的政治魅力逐步消失,美元的魅力也跟着逐步消失,继中国、俄罗斯、科威特相继抛弃盯住美元,改用一篮子货币的外汇政策以后,美元的地位正在逐步下滑,目前中日两国的庞大外汇美元皆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一旦持有者逐步抛售美国国债,美元的地位就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此时美国政府会作出何种反应?一是听任美元的快速贬值,引发一次全球性的股市和原材料大崩盘,从大崩盘中获取投机暴利。表面上美元崩盘是损失,但在股市和原材料的大崩盘中赚大钱,这是另一种苦肉计。另外一个反应模式,就是发动战争来挽救美元的崩溃。利用战争来挽救经济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之一,只是到时候会用哪一场战争来挽救美元,就值得各国深加警惕。 依照持有外汇美元最多的地区来看,在怀璧其罪的原则下,东亚地区是美国最可能引发战争的地方。因为西亚刚打完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再打下去已捞不到利益,反而战争成本会愈来愈高。依照战争成本来看,在西亚地区再发动新战争已不划算,但东亚地区就不一样,东亚地区是富庶地区,各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存底。如果在东亚地区制造紧张,可以先卖军火,等军火卖到相当程度,局部冲突可能升级为区域战争时,美国只要轻轻一点火,局部战争就会引爆,东亚一旦陷入战火,美国可以暗中进行干预,把战火进一步扩大。等到交战双方元气大伤之后,美国再出面安排和解。经过这一番折腾,东亚国家想跟美国抗衡的机会就会消失了,美元的地位就会再度提升。当然以上的推演,跟现实有点背离,笔者不希望这惨剧的出现,但是一旦美国陷入困境之后,依照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是有可能发出些狠招,宜事先预防或化解。 如果制造战争妨碍了经贸的发展,那么另外一招就是人为地制造金融危机。回顾历史,1990年的日本金融风暴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有人为设计的痕迹。只是其人为设计到实际发生效果往往需要3-5年的时间,所以因果关系看起来不直接,就是因为不直接才显出其高明之处。此种金融大战的间接路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会不断出现。只要哪个国家变成美国的潜在威胁者,或者对外推动防范心,都有可能变成被设计的对象。 英国的衰退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出现,美国的衰退将伴随着金融大战而出现,只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明显的军事大战,而金融大战是不明显但时间较长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美国是金融大战的主导者,应该是获利的一方,为何反而造成美国的衰退?原因是美国的金融大战是防止美元崩溃。虽然美国会动用货币、金融、财经等各种手段来防止美元的崩溃,但在碰撞的火花中,意外点燃金融大爆炸,让西方在大爆炸中结束其历史使命,可能是西方的宿命。只有西方国,尤其是G8,在大爆炸中自我引爆,金砖四国才能登上历史的新舞台。工业革命的这一出大戏结束之后,资源革命的新纪元才会正式展开。 附:郑焜今,1949年生,台湾台南人,毕业于台大法律系。历任台湾《产经日报》总编辑、《财星周刊》主编等职。1967年踏入台湾证券业,1990年转战美国、香港股市,2002年秋来到上海,征战沪深股市,战绩显赫。对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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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完成社会主义基础建设以及科教兴国的历史性任务以后,将面临三大挑战:资源革命、金融竞赛、文化创新。 因为中国人口多,对资源的消费必然十分庞大,但目前全球的重要资源皆掌握在欧、美、日等强权手中,中国又不能走帝国主义的路线来抢夺资源。如此一来,必然引发全球更大的动乱与战争,因此中国的资源战略只能采取不争的蓝海战略,先从欧美日力所不及的地区,例如苏丹等进行能源的共同开发,如此可以避开在资源丰富的地区作激烈的竞赛,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中国对外的矿产采购尽量签订50年的长期合约,避开欧美日集团肆意拉高价格套牢中国的阴谋,中国的资源布局一开始就有了好的起步,一方面采取不争的蓝海战略,一方面签订长期合约或合作计划,这个布局基本上跟“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是相吻合的。不过,资源革命的重头戏应在新能源与新材料的开发上。欧美日的利益集团因为已掌握了全球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只想拉高价格牟取暴利,例如埃克森美孚每日赚一亿美元即是最佳的例子,所以对于开发新能源不会太积极。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个资源稀缺的人口大国,随着经济的提升,对于资源的需求只会愈来愈大。而主要的原材料皆掌握在欧美日手中,定价权完全在欧美日手中,中国变成非常被动的局面。要扭转这个局面,除了努力探勘能源与矿产之外,首要之图是全力加速对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开发,不断地对材料科学、新能源进行科技研发的突破,甚至于从别个星球引进新能源与新材料业都要积极进行。也许地球的原材料在未来五十年内将面临真正紧缺的局面,只有到别个星球才能找出根本解决之道。因此,中国的星际计划应该以解决全人类的资源危机,作为最主要的着眼点。 除了资源革命这一个迫在眉睫的历史性挑战,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全球一体化之后所引发的金融竞赛。这一个金融竞赛将在未来20年内热烈演出,也许它是一场兵不血刃的金融大战。G8和金砖四国的权力交接过程中所引发的,不是军事战争,而是金融战争。这场金融战争的挑战方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八国集团,而被迫应战的是金砖四国,这两者中只有俄罗斯具有重叠性,但俄罗斯尚未形成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在金融大战不是掠夺的一方而是被掠夺的对象,所以严格来讲是G7与金砖四国的对抗赛。只不过G7目前已改为G8,所以只好用G8来做代表。 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巨大财富显然被G8列为第一目标,第二目标是印度,第三目标是俄罗斯,第四目标是巴西。因此,金融大战的序幕应该发生在中国,1998年的香港汇率大战可视为一次遭遇战,而不是正式大战的开端。正式大战是中国股改以后,开始引进QFII。美国财政部一方面督促中国汇率升值,一方面要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就是想早一点引发这一场金融大战,并且愈早进场愈容易吃到廉价的筹码,不管是上市公司的股权,或者企业的并购,外资对于中国已是垂涎三尺。欧美日集团一方面在QFII的直接投资做有限度的介入,一方面希望能在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大开大阖中谋取更大的暴利。其实回顾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外资的掠夺手法其实相当高明的,警觉心不够的政府很容易变成国际大资本的俎上肉。目前全球流动的热钱,专门在打家劫舍的,据专家估计,至少有5-7万亿美元。这股庞大的力量一旦合谋之后,很多政府都不是其对手。观察2006年5月15日之前铜价的轧空游戏,就可以看出这些国际性的热钱是会合谋起来共同对付一个“冤大头”,在铜价的轧空游戏,从每吨3000美元轧空到每吨8800美元,中国就是标准的“冤大头”,最后不得不认赔出场。因此,金融大战并且危言耸听,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以及印度等金矿四国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且要做好迎战的准备。 面对这么庞大的挑战,我们是不能挂出免战牌的。因为全球产业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是一体的两面,中国既然接受了全球产业一体化的布局,变成世界工厂,就要同时直接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挑战。可是西方的金融历练有四百年的历史,从荷兰的鹿特丹开始,一进到华尔街的全盛时期,其所培育出来的金融高手可说数不胜数,例如巴菲特、索罗斯、罗杰斯、江恩等都有非常杰出的战绩,而中国的股市在1990年底才开放,为时不过17年,以17年挑战400年,是一件相当大的挑战。2006年年中中国在期货铜上打了一次大败仗,显示我们的投资水平落后西方太多。但是西方对于进入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又有迫不及待的感觉,所以政府如何拿捏资本开放的尺度至关重要,但再拖也拖不了多久,美国的耐心似乎愈来愈有限,再不开放资本市场,其他的报复性措施又会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出笼。例如美国国会提出的惩罚性关税27.5%,以及要求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10%,都说明了美国已逐渐推动耐心,美国国会和财政部分别扮演黑白脸,说明局势不会短期恶化,但要求开放的呼声只会愈来愈高,金融大战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在迎战之前,中国首先要做大股市、期市、债市、汇市的规模,如此外资一进来可减少其冲击力,其中股市的规模扩增得最快,从2005年6月股改以来的两年内,股市总市值已从3万亿元人民币提升为18万亿元人民币。其实中国股市的暴涨,就战略而言,也是有其必然性,至少在开放之前先拉高基期,让外资历进来吃不到便宜货,同时也可以避免贱卖国家资产。 一个国家的金融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规模实力,一个是操作能力。中国股市规模扩大六倍之后,最重要的是如何提升操作能力,如何正式迎接外资的挑战。欧美日投资机构挟着资金实力大、操作能力高的双重优势,叩关任何开发中国家,都可长驱直入,一路过关斩将。中国只有以国家资本的实力才能与之抗衡,但是纵使实力相当,能力也落后一截,如何在短期内弥补这差距,应是政府深入思考的课题,因为外资把中国作为金融掠夺的对象,就不可能把家底的本事全盘教你,多少总会留几手,这几手都是致命的杀手锏,也都是胜负的关键。因此,中国除了认真学习外资的金融资本的理论,揣摩其操作心得之外,更应自行发展出一套金融绝学,才能与有四百年功力的外资决一高下。这套金融绝学绝对不在外资的投资理论中,而在中国文化的的深厚底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和气数论就是中国的金融绝学,这一套功夫西方想学都学不来。《道德经》说:绝学无忧。只要中国把本体论和气数论应用在金融资本市场,就能以自己的看家本事迎接外资的金融掠夺。因为中国的本体论和气数论已发展了两千多年,比西方400年的金融历练更加深厚,至少打成平手不成问题。如果一味学习西方理论,一味对外投资的大机构马首是瞻,那么金融大战中国肯定要输得很惨,国储铜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中国要把深厚的文化底蕴应用在21世纪的挑战,就只能靠文化创新。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天可汗的称号就是因为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做基础。佛教在东汉开始传入中国,而在南背朝时佛学大量涌入中土,这其中有一个关键,那就是凉州文化的出现。南北朝时凉州是河西走廊的经济文化中心,佛学传入中国,先去凉州做基本的消化与融合,完成佛学的中国化,经过中国化以后,佛学更容易深入人心,变成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修道人口一下子大增,过去的士人不少人转换成得道高僧,这是一次文化深度的大跃进。在士人阶段,要成为圣贤相当困难,佛学输入以后,要变成得道高僧相对可能,因为佛学的修行过程相当严密,如实修行,变成得道高僧是有可能的,所以中国历代出了不少曾僧大德,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绝非一般俗人所能及。但是这些得道高僧无法阻止强权和异族的入侵,因为得道者不悄于去把道落实于“术”和“器”的层次。所以得道高僧虽多,国运却一直不振,一有外族入侵就被征服。轻此,中国传承两千多年的唯心论,将人民的心智落实到国力建设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生产力有了实质的飞跃,加上改革开放接受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以后,中国的国力与财富直追全球第四位,很快就会变成第二位,甚至于超越美国,变成全球性的国家都已有雏形。但是中国的财富快速积累之后,却又变成欧美日金融掠夺的对象。金融大战似乎已逐步拉开序幕。生产力之外还需辅之以金融力,中国才可能变成世界性的强权,而不会停留于区域性强权,因为全球性强权和区域性强权最大的差异不在于其生产力,而在于其金融力,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是最好的例子。但是金融力和生产力最大的差别在于两者的虚拟性和实体性,金融力以虚拟为主,生产力以实体为主,一虚一实相互辉映。一般人说金融资本市场为虚拟经济,而生产事业为实体经济,显示了两者的差异性。如今虚拟经济的崛起,又再度呼唤以唯物为基础的心物合一的文化创新,以道的虚拟能力和唯物的实华丽能力两者互相配合,中国才能同时提升金融力和生产力。 能过道的虚拟能力,中国才能以虚受物,才能“治大国其居下流”,才能创造“和谐世界”。在道的本体观中,才能视万物为一体,才能民胞物与,把非洲的贫穷人口视为自己的同胞与家人,尽力去扶持他,而不像殖民地去掠夺它。通过道的气数观,才能洞悉中国人口的“规模效应”所产生的数学演变过程。目前全世界的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很大的盲点,那就是对于“规模效应”缺乏深刻的认知。因为规模效应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中印两国的庞大人口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尚未进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所以欧美的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测屡屡失误,而规模效应在中国的气数论中却已经做了十分完整的研究,可惜这些研究一直停留于命运之说,未获得充分的重视。如果要充分解读中印两国的规模效应与经济演变,除气数率,没有更佳的途径。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不防在这方面多做深入的研究,才能超越西方的经济学范畴,这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主要方向之一。 目前,全人类的最大危机来自领导全球的西方文化已陷入了“文化困境”,解决不了许多棘手的问题:诸如恐怖主义、资源危机等最重要的危机,如果这些危机持续恶化下去,人类的整体生存就会面临更大的威胁,而这些危机也都是西方文化所造成的。西方文化所积累的问题,因为自身文化的潜力已走尽头,自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只有等待东方文化经过文化创新之后才能解决它,才能对于全球的几大问题与危机,做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之道。因此,中国在文化创新方面,必须以道的虚拟能力、包容能力来统筹全球的实体性问题。通过金融力和生产力的双重结合,化解全人类的共同危机。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文化创新才能打赢金融大战,在打赢金融大战之后才有实力解决全人类资源长期短缺的问题,因此中国未来的挑战就是资源革命、金融竞赛、文化创新。
有一个问题,生物燃料(乙醇)为什么要用玉米,其实玉米秸秆或其它含高淀粉的农作物(如土豆,山芋)也可以用,这样会便宜很多。
原帖由 CoolMax 于 2008-5-23 17:48 发表 有一个问题,生物燃料(乙醇)为什么要用玉米,其实玉米秸秆或其它含高淀粉的农作物(如土豆,山芋)也可以用,这样会便宜很多。
可能目前玉米技术成熟些吧。杜邦刚投资开始开发秸秆技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量产。
顶老亥好文。
玉米秸秆不能用来生产乙醇, 主要含聚戊糖, 可以生产木糖醇或糠醛等. 用其他农作物生产乙醇不会比玉米便宜, 只有甘蔗生产乙醇是明显比其他农作物便宜, 但美国不种甘蔗.
原帖由 老亥 于 2008-5-23 17:29 发表 郑焜今:金融竞争——东西方的对决与融合 一.金融大战是历史的宿命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生产总值占全球的25%,相当接近于今天的美国,今天的美国生产总值占全球的28%,但比重不断下降。鸦片战争是 ...
第一段扫过,感觉是危言耸听,因果不明,缺乏经济理论支持。
再往后看,就开始耐不住性子了,开始跳行了,甚至返回去看标题是什么。。。以后有闲心再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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