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逃台前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福多多

1948年12月初，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此时的蒋介石败逃台湾计划已确定，除了要按计划带走故宫里的古董字画和国库里的黄金珠宝之外，还要特别实施一项以抢夺大科学家、大教授、大学者一同去台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以此为日后国民党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与发展打下基础，并企图为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制造人为的人才荒漠。

据史料记载，“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并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北平等待中共新政权的到来。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对此，蒋介石十分懊恼，最后不得不下令停止了飞机“抢救”。

据史料记载，那些选择离开大陆跟蒋介石去台的杰出知识分子，或是在国民党阵营中直接担任过党军政要职，或是在思想文化立场上对中共领导的新政权缺乏了解和认同，或是对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不理解，甚至曾坚持过“反共”的政治立场，等等。这些人之所以选择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也是在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个人得失之后，带着某种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才无奈地背井离乡远赴台湾的。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几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而有60余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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