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百姓帮日军消灭了20万国军？

Jinan90

河南百姓帮日军消灭了20万国军？ZT

参见核心关联词条：谎言重复再重复,西奴的中国应亡国和被殖民论



那年，河南百姓帮日军消灭了20万国军

我说的那年也就是43年冬至44年春。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失利，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运输线随时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此，日军于 1944年1月24日发动了“1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年4月中旬，日军集结六个师团、4个旅团、共6万兵力分三路进攻豫中。

此时，豫中中国守军为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部，共有8个集团军40多万人。没想到这些看似强壮的国军在日军面前竟不堪一击，一溃千里。于是，“豫中战役” 历时38天便结束了。国军损兵折将达20万之多，失城38座，河南省几乎全部陷落日军手里。

“这么不经打？40万国军居然损失过半，难道全是吃白饭的？”

此话问得好！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在国军损失的20万人数中，大约有5万名军人是被当地的河南百姓缴械而失去战斗力的。在国军与日军交战时，老百姓个个忙个不停。国军的伤员撤下阵来没人抬，日军的伤员撤下阵来老百姓却抢着抬担架。这还不算，老百姓还亲自带路，帮着日军四处去追击那些走投无路的国军散兵。

这是真实的历史吗？是的！一点不假！确实有为数不少的河南百姓在帮着日军打国军。他们为何要这么做，不怕背上“汉奸”与“卖国”的罪名？理由只有一个：国军没法让他们活下去，日军想法让他们活下去。

要说这段历史应该再往前推二年。“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 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110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摘自当年《大公报》）

老百姓痛恨国军，水旱蝗汤，“汤”就是指汤恩伯的部队。这些部队还要以抗日名义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对于种田的农民来说，耕牛就是他们的主要生产资料。他们忍无可忍，开始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还只是缴单个国军士兵的武器，后来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国军的武装。

这时，日军打过来了！日军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向百姓发放军粮，以收拢民心。国军不管百姓死活，日军为百姓打开生存之路，他们不听日军的话还会听谁的话？在“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之刻，为了生存，老百姓在宁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这两条路上选择了后者。

河南灾情严重，《大公报》派遣张高峰记者到中原地区去采访。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寄回了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通讯。通讯中说：“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还详尽记述了河南水、旱、蝗、风、雹等天灾，并揭露当局向灾民执行征兵、征粮等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在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上。 2日，《大公报》王芸生又写了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即刻派人送来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得知此事挺身而出。 1943年2月，他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着河南的灾荒：

“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1943年10月，河南灾情报告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派出两名官员去河南实查。当确知此事为真时，蒋介石这才同意拨2亿元纸币作为灾荒救济款，同时令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

救济款送到河南是次年3月，2亿元纸币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当地政府官员又为如何分配这笔巨款吵个没完，最后干脆将这笔钱的大部分存入银行，让它养息增值。小部分发放下去，发放时还要扣除农民往年的欠税款。
　
对于国军在战争中的大败，白修德采访了一位国民党军官，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军的横征暴敛。可这位军官却认真地回答说：“百姓可以饿死，士兵不能饿死。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那么日本人就会来接管这个国家。”

悲！这是中国人的悲惨一页历史！这也是民族耻辱的一页写真，而制造这场耻辱的除了天灾，更多的是国民政府的腐败而导致的。我觉得不是河南百姓的错。

人最大的意义在于生存，生存也是一种奉献。让我们好好读一读法国学者阿尔贝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一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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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战时期所谓的河南百姓帮助日军事件

一提起抗日战争，我们大都会想起“七七”事变、台儿庄战役、武汉大会战、平型关大捷等战事，以及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华暴行。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战正面战场河南，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天灾，更由于人民要负担数十万军队的粮饷，在抗战进行到最艰苦的1942年时，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万人死于饥饿！

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抗战八年始终是中国军队的重要战场，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前线。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就将河南作为国防重点，在豫北、豫西、豫东等地构筑了1200个钢筋水泥的坚固工事。“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起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

1942年河南在尚未发生大灾之前，豫北、豫东、豫南30多个县都已沦陷，占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三面临敌，只剩豫中、豫西的半壁河山。

黄河的决堤泛滥，是日本侵华战争给河南人民造成的第一灾。蒋介石的“以水代兵”虽然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它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滚滚黄河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其中河南至少19万百姓丧生），黄河水退后，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黄泛区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水连年泛滥，决口频频。大旱之后，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1942年河南继大旱之后，许多县份遭到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成群结队地飞行，一落到农田里，顷刻之间就把庄稼啃个精光。

抗战以来，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而这几十万人吃的粮食、战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补充，全靠从河南“就地取材”。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 1942年河南遭灾，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的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异常沉重的兵役和赋税，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许多农民早已破产逃亡。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根本谈不上任何储藏。当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时，一场特大饥荒的爆发也就势在难免了。

蒋介石对河南大灾始终抱着装聋作哑的态度，目的是既不救灾，又可以推卸责任。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他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他对于河南灾情的严重性早已知晓。1942年8~9月河南灾象初现，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危机，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一方面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为250万石，另一方面命令立即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但蒋介石采取这些紧急措施，是为了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至于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少许征粮数额而已。

1942年10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本是遏止河南灾情蔓延的关键时刻。因为随着冬季的到来，灾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会迅速上升。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床，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配额，蒋介石不但拒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承认河南灾情确实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救灾的重视。

1942年12月，当时的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1亿赈款，1亿贷款），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于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当省府大员到各县督征时，有的县长谈到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情景时，不禁痛哭失声，跪地磕头，请求免征。县政府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自卫队的团勇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只好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

自古以来，灾区人民通常是不纳粮的。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偏偏违背救灾的道理，把“纳粮”和“赈灾”搅在一起呢？宋致新解释：他“救灾”是假，征粮是真。由于河南的交通运输极爲困难，几十万河南驻军的口粮，从外省调运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军队不可一日无粮，军民交困时，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到 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

宋致新算帐说：国民政府拨了2亿元赈灾款，当时平粜粮按最保守估计已涨到每斤10元，2亿元只能购得2千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国民政府从河南征收的是170万大包小麦，每大包200斤，共计3.4亿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可得110多斤。

河南省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责任，也是导致灾情酷烈的原因。宋致新说，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三十一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他在台儿庄大战中建立过战功，驻扎河南期间，还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威高权重，腐败随之。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老百姓把他列爲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

宋致新还认爲，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的平庸无能，也是大灾越演越烈的原因。当时的河南，民间还蕴藏着很大的救灾力量。如果各县政府敢负责，组织民衆，劝借劝募，以富养贫，或者组织生産自救，都可以缓解灾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坚持到麦收，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春救灾紧要关头，南阳《前锋报》大胆提出“放斗余，贷公粮”，号召各县县长打开公仓，把往年余粮和麦收前吃不着的公粮拿出来贷给灾民，但大多数县长害怕放了粮收不回，宁肯眼看灾民饿死，也不愿冒此风险。

1942年河南大灾以300万民众活活饿死而悲惨地结束。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除了极少数正直敢言的中外记者爲这场大灾留下了片断记录外，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无闻。但是，大灾的潜在影响巨大，恶果就一桩桩显露出来。最直接的恶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惨败。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兵力打垮了40万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中国军队意想不到的是，撤退时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甚至枪杀官兵，造成军队重大损失。

汤恩伯对此不仅不深刻反省，反而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中原会战期间身在河南、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侵民扰民行为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衆多参政员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严惩汤恩伯的提案。

中原会战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撤职留用。

这就是当年所谓的河南百姓帮助日军事件的真实情形。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是国民党负河南在前，小部分河南百姓反抗在后。

如果说到帮助日军，河南那些拿锄头镰刀的农民的战斗力，哪里比得上整团整师投敌的“国军”？更何况，河南的百姓是被当时的国民政府逼得实在活不下去了，才会揭竿而起的。

一些人故意只拿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小片断，来攻击河南人民不抗日甚至助纣为虐，它们为什么不说那些主动投敌的上百万伪军而说被逼无奈的少数河南百姓？用心险恶啊！！！河南从南到北，抗日是绝对的主旋律！豫西村寨抗击日军的战斗多不胜举！像王山寨抗日、丰李等地抗日，老百姓是耳闻目详。

我说这些只是想让论坛网友知道1942年在河南发生的事情，还国人一个事实，也希望大家不要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东西的只言片语蒙蔽，而产生无谓的愧疚感，应该愧疚的不是我们，而是老蒋和汤恩伯等人，以及现在和他们一样居心叵测的一些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