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十六国，煮酒话英雄

老亥

黎东方先生在他的《细说三国》一书的开篇，有一段很精彩的开场白：“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细细想来，果真如此，西方人凡谈起其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与国家兴衰，几乎无不与悲剧联系起来，大至国家民族的悲剧、小至个人家庭的悲剧，皆源于“乱”。而在中国，诚然有《桃花扇》、《长生殿》这样的历史悲剧，更多的则是象《三国演义》这样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反复演绎着“轮回更替，兴衰使然”的道理，尽管有“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感慨，却都能“尽付笑谈中”。（这悲中自有其乐——东方哲理式的“乐”。）
所以读中国历史，是件“美妙”的事，乱世的历史，尤其如此。
谈到读史的最大乐趣，在于它勾起人的思考，不论是对过去，或是未来，都会产生一种急切的探知究竟的欲望。这种欲望，乃是人的本性，因为这“外界的刺激”而爆发出来。历史本来是过去的事情，却与现实紧密相连，于是往往能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
我们言归正题，开说十六国。
序章 从三国归晋说起
——这是《三国演义》的尾声，也是十六国故事的序幕
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晋军大举伐吴，仅仅半年之后， 苟延残喘于江南一隅的东吴即告灭亡，吴主孙皓面缚舆榇出城投降，延续了60年之久的三国分立局面，终于结束。几个月后，孙皓被押送到洛阳，晋武帝倒还不错，赐他个归命侯的爵位。这天晋武帝召见孙皓，指着给他设的座位说：“我给你留着这个座位很久了。”孙皓答道：“我在南方的时候，也设立了这个座位等着陛下呢。”晋武帝倒是并不在乎他的答话， 一笑了之。
可是谁又能想到，这竟然是一个可怕的预言呢？三十多年之后，司马炎的后代们就不得不在那个南方的座位上继续维持他的大晋王朝。
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称汉王，宣告独立；几乎是同时，氐人李雄，依仗着手下的一批流民，在成都自称成都王。这一切，使得稍有头脑的人相信，统治者们该为他们的荒淫无度还债了，而这一切，也宣告了十六国乱世的开始：数年之后，刘渊之子刘聪先后攻陷洛阳和长安，在将西晋的最后两个皇帝侮辱了一番之后将他们杀害，晋朝的统治者和士族大夫们就此被赶到南方，在那里开始他们的偏安生涯。此时的北方，大乱仅仅是刚刚开始，刘聪死后，北方分裂成两个赵国，刘曜、石勒，一西一东，各占一方，石勒，作为十六国时期第一个真正的风云人物，在两个赵国的连年征战中取得了胜利。然而，乱世并没有因此结束，二十年之后，当氐人的秦国和鲜卑人的燕国在昔日两个赵国的土地上建立起各自的国家，并且继续对峙的时候，也许我们今天的人们可以明白什么叫做 “民族矛盾”。苻坚的秦国灭掉了最强劲的对手慕容燕，以及众多周边小国之后，似乎天下该回归一统了吧，一场淝水大战，使得平静了几年的北方重新回到从前的状态。姚苌和慕容垂，作为两位“苻坚的叛徒”，也作为一代奸雄，将庞大的前秦版图撕个粉碎，后秦、后燕，乃至众多诸如后凉、西秦等的弹丸小国的出现，使得人们怀疑，这个乱世是否要永远乱下去了？
幸亏，一股新生的势力在更北的北方兴起，拓跋氏的北魏，在大家的不知不觉之中，竟成为逐鹿中原的强劲势力，伴随着十六国一个一个的衰落下去，中国的北方终于重新统一成一个完整的国家，但当这些成为现实的时候，已经距离乱世的开始有135年之久了。
在这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代中，中原大地分分合合，就如同那时的黄河入海口一样，不可捉摸，而在这场中原争夺战中，有明主，有贤臣，有暴君，有奸佞，当然也有称得上英雄的。三国的故事可谓脍炙人口，人物也是妇孺皆知，而比起时间跨度超过一倍的十六国时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十六国，几乎关于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说上一大段传奇故事，讲述一大群风云人物。那么，就让我们从晋国的衰败和南匈奴的兴起说起，进入战火纷飞的十六国时代吧。

老亥

二 刘渊建汉

从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开始的“八王之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由皇族内部争权夺利引起的大纷争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规模最大的一次。前前后后一共延续了十六年。（可惜咱们的文章没兴趣讨论这八位王爷以及他们各自的势力如何此消彼长，自相残杀的，司马氏一族没什么可以称道的人物，单独讨论“八王之乱”的历史，恐怕可以另起一文。）
到了刘渊准备起兵的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当时八王之中仅只剩下了三位，那就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顒和东海王司马越。刘渊的顶头上司司马颖由于在前一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时功勋较大，被封为皇太弟，执掌朝廷内外的大事，且手握兵权。但这位“皇太弟”也是位公子哥氏的人物，掌握大权却不知自重，所谓“嬖幸用事，大失众望”。既然有人占着位子不干好事，那就自然有人准备取而代之，这位老哥便是东海王司马越。此时司马颖身在邺城， 司马越一想，这不天赐良机吗，正好给他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纠集一批嫡系，进入皇宫，声称司马颖是叛逆，要戒严讨之，接着便带着那位白痴 皇帝出兵讨伐，自己就作了大都督，并且通知河间王司马顒一同讨逆。
消息传到邺城，群将震惊，司马颖倒是不甚害怕，派了五万兵迎战司马越， 看来司马颖手下的果然是国家的正规军，两军交战，司马越的那批乌合之众当即崩溃，司马越十分狼狈的逃回自己的封地。司马颖乘机将在战争中又受伤又受惊的皇帝接进邺城，倒过来攻打起国都洛阳来。（看来“挟天子”也不是什么号令天下的灵丹妙药，一个不好反倒坏事）
这下可好，一方说是“你挟持天子”，一方说是“你意图谋反”，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几位王爷斗来斗去还不算，又来了些凑热闹的。安北将军王浚因为当初与司马颖就有不合，这下便乘着乱劲叫上司马越的弟弟并州刺史司马腾以及鲜卑、乌桓各部，起兵讨伐司马颖。
刘渊此时正想着如何离开司马颖，回他的老家左国城起事，一看这下机会来了，于是对司马颖说：“如今二镇（王浚、司马腾二部）声势浩大，号称十 几万大兵，恐怕凭我们目前的兵力难以抵挡啊，我愿意回去说服我们匈奴五部 共赴国难。”司马颖也正愁手下没兵呢，但还是有些犹豫：“你这五部难道都 能发兵？如果真能发兵，鲜卑、乌桓二部也不好搞定啊。我看不如先回洛阳躲 躲他们的锋头。”刘渊心想，看来得说点大话了，就说：“殿下您是武帝之子， 可是要匡扶天下的呀，如今四海之内，哪个不愿为您效死呢？王浚、司马腾是 什么东西，竖子而已，怎么可以与您抗衡？只要陛下固守邺城，等我带来五部 人马，看我用二部灭司马腾，用另外三部灭王浚，讨平二贼，指日可待啊！” 司马颖也是个爱听好话之人，一阵吹捧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当即便拜刘渊 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刘渊早不在乎这些名分了，当下便回到左国城，仅仅半月时间，便已招集了五万人马。
可是那边司马颖却根本经不起刘渊当初的一番“表扬”，王浚的部下率领鲜卑部攻打邺城，司马颖大败，带着皇帝就逃回洛阳去了。刘渊叹道：“司马颖不用我言，以至溃败，真是个奴才啊！（这才是心里话，哈哈，骂得好，司马氏家族的这帮公子哥们整个一堆奴才！）”一边说，一边就想派兵救援，讨伐鲜卑。刘宣等人进言：“晋人像奴隶一样对待我们，如今他们骨肉相残，这正是天赐良机让我们复兴当年呼韩邪单于的伟业。鲜卑、乌桓和我们一样都是游牧民族，可以作为我们的同盟，为什么要进攻他们呢？我们现在千万不可前 功尽弃。”刘渊点头道：“对啊！大丈夫即使不能效法汉高祖，也至少要成就 魏武帝的功业。我们现在有精兵十几万，而且对晋朝军队而言更是以一抵十，灭晋朝还不是摧枯拉朽的事，不过我们未必能得到晋人的支持。汉有天下长久，恩德已结于人心，所以刘备据一州之地亦能与天下抗衡。我又是汉室的外甥，彼此约为兄弟，如今哥哥已亡，我这做弟弟的当然得继承他的事业。我看我们就用汉朝的国号，远尊后主刘禅，获取民心。”
晋惠帝永兴元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即汉王之位，追谥蜀汉后主为孝怀皇帝（所以后主刘禅也可以称为汉怀帝，可惜十六国从来就不被承认为正统，因此也不会有人承认这个谥号。说起后主让我想到前些日子看电视剧《三国演义》，讲到诸葛亮誓师兴兵时，有人来报“后主刘禅有旨……”我faint,且不说他 直呼皇帝姓名就该斩首，就说这“后主”二字，历代各朝中的“后主”一般指的是“最后一任君主”，试问刘禅在位时，岂可说他是“后主”？这样的人该杀——央视犯如此缺乏历史知识的错误，更是该打，hehe, 让我“心服口服”啊），改元元熙，大赦天下，汉王国就此开国，而这一事件，也宣告十六国的好戏正式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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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做了汉王以后，一面加紧备战，准备征讨晋朝，一面也是努力收罗人才，他手下有两个人，一文一武，十分有名，一个是匈奴后部人陈元达，另一个便是刘渊的族子刘曜。
陈元达出身十分贫寒，但却“少有志操”，自小便是一边种田，一边读书，很有些才华。但一直到四十岁时，也少与外界交流，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
刘渊做左贤王之时，便听说此人的才能，要招他为官，（晋朝的时候可还没有什么科举考试，官吏除了世袭以外，就主要就是沿袭汉代实行的“察举征辟”制度，而且在魏晋时期，这一制度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并不盛行。）陈元达没有答应。待到刘渊做了汉王，有人就问元达：“从前刘公地位不高之时招你，你却蔑而不顾，如今做了汉王了，怎么样，你怕不怕呀？”陈元达淡淡一笑，道：“这是什么话？此人资度非凡，有包容宇宙之志，我知道这些很久了。当初我之所以不去，只是他的时运未到，我可做不到整天没事的时候在他身边唠里唠叨的，刘公也必知我心。你看着吧，我料不出两三日，他的书信必到。”果然当天晚上，刘渊便派人来招陈元达做黄门郎。（相当于高级秘书，出谋划策的人物）原先那人惊叹道：“您也太神了吧！”
陈元达来到刘渊帐中，刘渊埋怨他说：“卿若早来，岂为郎官而已？”陈元达答道：“我以为人之才能，各有其‘分’，任人过‘分’就本末倒置了。我若早来，恐怕大王就得赐我做个九卿、纳言什么的，这些都不是我的‘分’，我岂能承担？所以我一直静待时机，等到我的‘分’到了，我自然会来，这样大家都可免去可能的麻烦，不是很不错吗？”刘渊大喜。（人需有自知之明，陈元达知道自己能做好什么，做不好什么，发挥自己最擅长之 处，可谓高人一等，我以为他的话值得我们多多回味。）
刘曜是刘渊的族子。他从小是个孤儿，刘渊养之为子。这小子从小就有过人之处，八岁的时候，跟随刘渊出外打猎，遇到大雨，便在大树下避雨，忽然一个惊雷打来，众人无不趴下，惟有刘曜神色自若。连刘渊也惊叹道：“这个孩子可是我家的千里马呀？”心想前途不可估量啊。

刘曜武艺十分了得，且箭法精准，射铁而透之，当时人称“神射”，又常常自比乐毅、萧曹（看来这些可不是孔明的专利），时人都不以为然，惟独刘渊之子刘聪总是说：“永明（刘曜的字）乃是刘秀、曹操那样的人物，乐毅、萧曹何足道哉？”
刘曜性情孤高，甚不合群，年轻时常常浪迹天涯，二十岁时他在洛阳犯了案子，便亡命到朝鲜。幸好碰上天下大赦，才重新回到中原。刘曜自觉性情与众不同，恐怕不容于世，便隐迹于管涔山，终日以琴、书二物为友。一夜在山中，忽见两个童子走上前来，说道：“管涔王命我们拜见赵国皇帝，献剑一口。”两人置剑而去。刘曜秉烛观之，但见此剑剑长二尺，光泽异常，剑鞘以赤玉所饰，背上有铭道：“神剑御，除众毒。”刘曜认为这可是件宝物，佩之。（此段故事似有武侠小说之风，颇类老金惯用之“风格”，但既见诸正史，故虽与主题无关，亦录之于此。）
像陈元达、刘曜这样的人才在刘渊手下为数不少，并不是凤毛麟角，因此刘渊势力的壮大，也绝非偶然。
此时本已乱成一团的中原晋朝，见又有人叛乱，便派人讨伐，司马腾派遣部下聂玄攻打刘渊，两军大战于大陵，聂玄的军队打得大败，司马腾率并州的二万余户逃往山东，刘渊大将刘曜乘胜攻下太原、长子等多处并州要地。 次年（公元305年），司马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将进攻刘渊，在离石汾城一带又被汉军打得大败。刘渊在并州一带的连战连胜，使得各地零星的反叛势力纷起。以流民起义起家的蜀中李氏，此时更是不满足于刚刚自封的成都王的地位，而欲称帝了。我们暂且按下刘渊不提，来看一看十六国中第二个国家——李氏的成国，是如何发迹的吧。

老亥

说到在蜀地兴起的成国，我们就不得不先讲讲元康年间的连年自然灾害。在《通鉴》中，我翻到这几年的历史，就会看到以下这些文字：
（元康四年）是岁，大饥。
（元康五年）荆、扬、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元康六年）关中饥、疫。
（元康七年）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
（元康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
一连串的灾难竟发生在连续的五年之中，而其中涉及关中的，就有三件，作为当时全国的重要地区（关中的长安一直是以西都这样的重要地位存在的），这些自然灾害不可能不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不仅是人祸，天灾也是导致以后一百多年十六国混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元康八年（公元297年）的关中大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十几万流民不得不背井离乡，纷纷涌入当时比较富足的蜀地。在庞大的流民队伍中有这么一族人，在逃荒的路途中，他们十分热情的帮助照顾那些老弱病残，甚得众心。这一族人，便是巴氐人李特和他的兄弟李流、李庠等人。巴氐本是川蜀一带的一个部族，张鲁占据汉中的时候，李氏便投奔了他，曹操攻下汉中的时候，便把以李氏为首的这一部族迁入关中略阳，号为“巴氐”。
流民进入蜀地后，由于贿赂了当时朝廷派来调查情况的官员，于是得以大量的留在蜀地。以后流民分散到蜀中各地，朝廷已无法禁止。当时李特进入蜀地，看到了这里的地形后，曾经说出这样一句令“闻者异之”的话：“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
当时的益州刺史赵廞本是在“八王之乱”初期得势的贾后的姻亲，一直势力很大，由于李特到了益州之后颇以材武闻名，得到了赵氏的重用。到了永康元年，贾后失势被废，赵氏本有割据之心，此时便起兵击败了朝廷任命的新的益州刺史，自称益州牧，大将军。
但赵廞实乃庸才，虽然独据了益州，却不善于处理内部矛盾，李特的三弟李庠骁勇善战，很有些威望，赵廞虽用他却心怀忌恨。加上当时身边一帮出主意的人又添油加醋的煽动一番，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hehe,第二次出现这句话了啊，可不是简单的重复哦。）又说“此乃倒戈授人也，宜早图之。”赵廞一想有理，便找了个借口把李庠给杀了。当时李特、李流兄弟都拥兵在外，赵廞赶紧又将李庠的尸首交给李特，派人去对他们说：“李庠虽然已伏罪被杀，但你们兄弟与此罪无关。”让他们仍然做他们的督军。（赵氏既杀李庠， 却又把李庠的尸首交还，还留给李特兄弟的兵权，恐怕挑衅也没这样的吧，如此还愁李氏不反？真是岂“庸才”二字可当？）
李氏兄弟当然十分怨恨赵廞，此时正好赵廞内部也发生内乱李特乘机偷袭赵廞的军队，击溃赵氏的部下费远等人的各部人马，顺势攻入成都，赵廞带着一家老小仓促出逃，结果被手下人所杀。
李特占据成都后，向洛阳方面说明了赵廞的罪状。朝廷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进入益州，罗尚左右认为应早日除掉李氏这个大患，罗尚不从。罗、李双方似乎相安无事，罗尚做他的刺史，李特则屯兵于绵竹一带，并且设立大营收留流民。
但是罗尚进入蜀中的任务便是要遣返大批的流民。李特则多次帮助流民向罗尚请求暂缓遣送流民，罗尚一面向李特派去的使者阎式表示同意，一面暗暗准备进攻李特的流民大营，不想阴谋皆被阎式看破，回去后向李特提出要做好准备。数日后的一天晚上，罗尚果然派遣三万人马偷袭流民大营，军队走近营地，见李特在营中正睡着安稳觉呢，自以为得计，便发动猛攻，刚一进入营地，只见伏兵 四起，以流民组成的军队向他们杀来，晋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李特凭借以六郡的流民为基础建构的军队，乘着胜利的势头，不久便攻下了广汉，并在当地约法三章，果然搞得井井有条，当地人的歌谣道：“李特尚可， 罗尚杀我。”
罗尚在李特的接连进攻中节节败退，只好拒江与李氏对峙。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李特渡江大败罗尚，攻下蜀郡，罗尚退守太城，向李特求和，李特以为蜀中已定，并不做防备。因当时军中粮少，李特便将六郡流民分散到各个村 落吃饭。李流指出：“我们刚得到这些地方，人心还没有稳定下来，现在应该聚兵一处，以防不测，而不可分散部队。”李特之子李雄也持这一观点。但李特当时却错误估计形势，十分生气的说：“如今大事已定，我们只应安定民众，岂可 胡乱猜忌呢？”（取得了暂时的好局面就错误判断形势，自以为是，这是农民起义常犯的毛病，尽管李特的流民起义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起义。）
事实证明李流的担心果然不无道理，不久罗尚得到荆州等地派来的援兵。晋军乘着李特的军队分散在各地，带兵突袭李特的营地，由于晋军势盛，各村落纷纷反叛，李特的军队打得大败，李特在乱军中被杀，李流、李雄各自退守。
不过，这一下倒是给流民的军队提了个醒，不久，李雄的军队袭击罗尚的援军，大败之，李流的军队重新振奋起来。李流在当年去世，众人推李特之子李雄为主，李雄的军队又接连战胜罗尚，最后攻下成都，将罗尚赶出益州。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刘渊起事的永兴元年，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废除晋朝法律，重新约法七章。
晋朝内部正因为“八王之乱”而根本无暇四顾，蜀中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两年之后，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雄又即皇帝位，改元晏平，国号大成，他便成为十六国中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
（事实上，三国时期的分裂对于以后3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十六国的分裂局面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由于三国的存在，从秦汉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所谓皇族正统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开始对其提出质疑。原本统一全国的晋朝是有条 件重新建立起一套正统的体系，但又因为皇族自身的原因，这个新统一起来的新王朝却没有重新确立正统（尽管后世大多数历史学者都承认晋朝的正统地位，但这种威信是值得怀疑的。）关于魏、蜀孰为正统的观念争执了一千多年，最终也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观点。而在当时，很多人也以能成就类似刘备的功业为奋斗目标，占据蜀地的地位并不低。三国末期钟会就曾说过：“退亦可成刘备之业。”（原句我记不清了，大意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李雄据益州即称帝的一个重要原因。请注意，以前称帝时是十分注重正统地位的，至少也要有玉玺这样的凭证，这可以参见《三国演义》中的很多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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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益州称帝的李雄尽管与三国时期的蜀汉同样定都在成都，但它的建立过程似乎更像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在李特、李流兄弟创立的业绩之上，李雄终于最后巩固了政权，并且废除了晋朝遗留下来的不少不合理制度。当时李雄不仅有李氏一族的支持，也招揽了不少人才。成国建立初期的局面相当不错，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便是这个时候还在“窝里斗”的晋朝皇室。
在李雄称帝的那一年，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在一番明争暗斗之后，终于除掉了皇族之中最后的两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成都王和河间王，为了便于掌握手中的权力，司马越又用毒饼毒死了那个连傀儡还不如的白痴皇帝司马衷，重新立其弟司马炽为帝，这就是晋怀帝。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刚刚掌握了大权的司马越也意识到并州一带形势严峻，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关于刘琨，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应该算得上是尽人皆知。刘渊获知这一消息，以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在版桥一带拦击刘琨。刘渊起事以来终于首逢对手，刘琨果然名不虚传，在版桥一仗击败了刘景，进驻并州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安抚军民。刘渊暂时也清醒了一下头脑，放慢了步伐，考虑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此时邺城也发生了战争，在河北一带的成都王司马颖原先的部下汲桑以为成都王报仇的名义，自称大将军，进攻司马腾驻守的邺城。汲桑本不足惧，但他的先锋大将，乃是十六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羯人石勒。
羯人乃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相比于匈奴，羯人的地位要低得多，羯人的基本社会单位还是以部落存在的。石勒的祖父耶奕于、父亲周曷朱，都是部落里的小帅，周曷朱性情粗暴，不得部下之心，后来他常常让石勒代为小帅之职，竟然得到众人的爱戴和信任。当地的汉人郭敬、宁驱认为此人非同常人，经常给予资助，石勒感激之下，便为他们耕种。
晋惠帝末年，并州饥荒大乱。石勒和族人出外逃生，走散之后穷极无奈，又重新回来投靠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觉得石勒很会干活，可以卖个好价钱，想把石勒绑出去卖掉，石勒在宁驱的藏匿下方才脱险。于是他只好出外求食，路上遇到了另一位恩人郭敬，向他哭诉自己饥寒没有出路的悲惨处境，说得郭敬也为之落泪，将身边所带的衣服和食物分给了他一些。石勒对郭敬说：“现在闹饥荒，就这样穷下去可不行。胡人们都饥饿至极，可以把他们诱到冀州一带求食，到那里，把他们卖掉，你得身价钱，诸胡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郭敬非常同意他出的主意。正好这时的并州刺史司马腾也大规模地实行同样的计谋。他派兵大捉诸胡，两胡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这时二十多岁，结果也被捉去，卖给茌平人师欢家为耕奴。师欢见石勒壮健雄武，又善骑射，深感他与众不同，就把他给放了。
石勒重新浪迹四方，为人作佣工。一次他被乱军捉住，恰好一群鹿从旁边跑过，军士争着追捕群鹿，石勒才得以逃走。（羯人的地位之低，令人难以想象，只因为他的种族，便被捉来放去，羯人与猪狗，真是无甚区别。）走投无路之下，石勒邀集了王阳等八骑为劫盗，后来又得到郭敖等十骑，当时号称十八骑。汲桑起兵之时，石勒便率众投奔了汲桑。汲桑命他以石为姓，以勒为名，“石勒”的称谓便从这时开始。
汲桑以石勒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以前锋都督率军进攻邺城。石勒打仗之勇猛，在十六国时期可是一顶一的，他一战大败晋新蔡王司马腾的将领冯嵩，长驱直入城中，其部下李丰将惶恐出逃的司马腾杀死于城外。汲桑的军队在城内杀死士族、民众万余人，又放一把火烧了邺城宫室，大火竟然十日不灭。
可怜邺城这座东汉末年曹操曾一度建都的名城，就这样被焚掠一空。（十六国时代诸如屠城这样的事迹正是数不胜数，且可以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通过一部十六国史，我们可以发现，屠城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它源于原始部落之间的屠杀行为。屠城反映人类最为野蛮的一面，而这也成为不同种族在冲突中发展成熟的必经之路。只要有种族冲突的存在，类似屠城的野蛮事迹就可能发生，即使在当今世界也是困扰许多国家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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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桑、石勒的在邺城的胜利令当时刚刚在朝中掌握了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感到非常震惊，他立即派出大将苟唏和王赞兴兵讨伐。
石勒率领的骑兵与苟唏的军队相持于平原、阳平一带，连续交锋数十次，打了几个月的时间，双方互有胜负。司马越生怕苟唏的军队有个闪失，亲自带兵屯于官渡，声援苟唏。
苟唏见与石勒交手难以取胜，便直接进攻汲桑的军队，汲桑的统率水平显然与石勒不在一个档次，东武阳一战晋军大破汲桑军，并一路追击，汲桑成溃败之势。汲桑与石勒收拾残兵败将，两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当前汉王刘渊声势正盛，意欲投奔，在经过赤桥一带时遭到冀州刺史丁绍袭击，又打得大败，汲桑与石勒在乱军中失散，汲桑在逃到平原时被晋军所杀。
石勒的残兵逃至上党，当时据于此地的也是胡人张背督、冯莫突。石勒便投靠了这支胡人的部队，他很快看出这支部队难成大器，就向张背督等人指出刘渊乃是可以与晋军抗衡的最强的势力，说服这支部队投往汉营。汉王刘渊大喜，封张背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任命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率这支部队。
（可以看出刘渊对石勒相当器重，将“平晋”二字作为他的封号，我们可大致想到两位英雄人物见面时的相惜之情，比之晋朝皇室的什么“兄弟之情”，可知是谁得天下，谁失天下了。）
令刘渊头疼的乌桓部（就是曹操平定北方时的那个乌桓（乌丸部）的后裔）张伏利度有两千兵马屯于乐平，刘渊认为乌桓与匈奴同为入塞的游牧民族，很想将其招至部下，但乌桓部并不领情。石勒向刘渊献计，他假装在刘渊处获罪，前往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很高兴，与石勒结为兄弟，石勒出兵时每每所向无前，甚得伏利度部下之心。石勒在认识到众心已经附他之时，突然在军中聚会时挟持伏利度，并对其部下说：“如今若起大事，我和伏利度谁可为主。”众人皆高呼“石勒”之名，石勒当即放了伏利度，率众归顺汉国。刘渊又得乌桓部的精兵，加封石勒督管山东征讨诸军事，并把伏利度部也交给石勒指挥。
刘渊得到石勒相助，同时部队又得到了休整。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以四子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为南路军，以辅汉将军石勒为东路军，分别向太行和冀州一带进军。东路军在进军途中遇到了晋军的抵抗，而南路军则比较顺利，刘聪接连攻下河东、平阳两郡。刘渊迁都蒲子（今山西隰县），以壮声威，而这下子还真有效果，附近的鲜卑、氐的一些部落纷纷来降。晋军处于退守之中。八月，东路军的石勒终于攻下邺城，晋军分王堪、曹武两路抵挡刘渊的两路大军。两军相持与洛阳附近。（晋朝的都城可谓是坐卧不安了。）
刘渊认为汉军已对晋军形成了绝对优势，灭晋当在弹指之间，此时竟迫不及待的在蒲子称帝，改元永凤，大赦境内，封长子刘和为大将军，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其他宗室尽皆封王。异姓按勋谋区别，也封为郡县公侯。
（刘渊与石勒相比，对长远的考虑上似乎稍有不及，细节之处可见差别，不过刘渊的年龄应该是远大于石勒的，所以也不可同一而论。）
这样，汉、晋两国已成为真正意义上对等的两国，它们在洛阳附近的决战，将成为决定双方今后命运的一场生死之争。

老亥

晋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刘渊采纳大臣们的建议，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大赦境内，改元河瑞。汉军当时的攻势渐渐形成灭晋之势。
晋朝内部传出的消息令人失望，由于东海王司马越独揽大权，由他所立的晋怀帝亦与其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怀帝多次秘密会见其亲信大臣缪播等人，有除掉司马越之意，司马越觉察到缪播等人的行径，在宫中发动突然的军事行动，将正与晋怀帝讨论密事的缪播等人一并诛杀，同时斥逐保卫皇宫的武将，司马越与诸官之间形成对立。（司马越兵权在握，而所谓的皇帝的亲信大臣们又尚未得到可以信赖的寸兵一卒，且一旦变故，没有实权的皇帝只能在一边偷偷流眼泪。权臣之难以对付，众多的例子可以做上一个最好的注脚。但所谓对内可以靠自己的权术，对外则得靠真正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才能，而实力与才能显然不可能靠动点小聪明就改变的，这就是司马越与曹孟德、司马懿之辈的最大的差距。）
晋左积弩将军朱诞痛恨司马越的倒行逆施，失望之下叛降刘渊，并向刘渊陈述洛阳防守的弱点，劝刘渊出兵攻打晋都洛阳。刘渊本有此意，当即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为汉军开路，以平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向洛阳方向进发。汉军很快攻克黎阳、延津等地，并击败晋车骑将军王堪，刘景在延津附近将晋朝的三万百姓沉入黄河。刘渊闻听这个消息，勃然大怒，说：“刘景有何颜面回来见朕？更何况天理岂能容他！我要除掉的，司马氏罢了，百姓何罪？”立刻将刘景降为平虏将军。
（刘渊此时重视汉政权对晋朝百姓的影响，可见其欲匡扶天下之心。比起他的接班人们，以及十六国中不少只知穷兵黩武的统治者，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东线战场，即冀州一带，石勒先后攻陷了冀州郡县壁垒百余个，兵力增至十余万人。石勒的军事胜利不仅影响了周围的诸胡部落，也影响了不少报国无门的晋朝的汉人士族。有个赵郡人张宾，就是个相当有才华的低级士人，他自叹世风日下，难逢明主，他总是对其兄弟们说：“我自以为才智谋略不比张子房差，可惜我却遇不到我的汉高祖啊。”石勒大军席卷河北大地，张宾兴奋的对亲人们说：“我看过的当今为将者多了，惟独石勒将军可与之共成大事。”他立即提剑来到石勒军中，大叫着要见石勒。起初石勒并未觉得此人有何特殊 之处，但经过接触以后，终于意识到张宾确有独到的见解。当时来投奔石勒的 士人越来越多，石勒认识到自己欲成大事，必须依靠这些在晋朝不得志的士人的帮助，他以张宾为谋主，加上不少低级士族，别立一营，号为君子营，为他出谋划策，石勒对汉人的利用，有甚于刘渊。同时主要聚居在并州的羯人更是积极投奔石勒，石勒借助其在冀州一带的成功很大程度地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在连战连胜之后，这年八月，刘渊正式发动进攻洛阳的总攻势。他派楚王刘聪与晋叛将王弥攻打壶关，并以石勒为前锋都督。汉军在击败了并州刺史刘琨的军队之后，很快逼近洛阳，东海王司马越派平北将军曹武和将军宋抽、彭默等出兵抵抗，均被汉将刘聪击败。刘聪长驱直下宜阳，平昌公司马模派将军淳于定、吕默等从长安方面出发前往抵抗。两军战于宜阳，淳于定等又被击败。眼看洛阳危急，弘农太守垣延献诈降计投奔刘聪，而连胜的刘聪却有些头脑发昏，竟不设防，垣延对汉军发动夜间突然袭击，刘聪大败而还，汉军进攻洛阳的第一次战争以晋军大胜结束。这场战争的失败显然给急于灭晋的刘渊当头一棒，刘渊穿着素服迎接刘聪的败军。
这年冬天，刘渊不甘心失败，以举国之兵力，令刘聪、王弥、刘曜、刘景等率精骑兵五万为前锋，以其岳父大司空呼延翼率步兵、骑兵为后继，向洛阳 发动突然袭击。晋军一时间有些猝不及防，在河南被汉军击败，但汉军显然未从几个月前的第一次的惨败中完全恢复过来，晋护军贾胤等率勇士千余人夜攻刘聪军，两军战于大夏门，刘聪军溃散。刘聪转而向南，驻军于洛水，进而进屯于洛阳宣阳门之外，此时呼延翼被部下杀死，其部下兵士溃散。刘渊得到老丈人被害的消息，自觉暂时难胜晋军，就下令刘聪还师。刘聪认为晋军势弱，不可轻退，请求留下来继续攻打洛阳；刘渊总算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刘聪取胜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他竟然自己一个人跑到中岳嵩山，去祷告天神，将留守大营的任务交给了部下刘厉等。司马越乘着汉军主帅在外的空虚之际，采纳了参军孙询的建议，令部将孙诲等率精兵三千人自宣阳门出击汉军，汉军大败，刘厉无奈之下投水自杀。汉军无法取胜，刘渊只好召回刘聪的军队。
（汉晋在洛阳附近的两次大战，均以晋军的胜利告终，这使得晋朝的紧张局势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是，由于晋朝未能解决自身内部的问题，取胜的背后依然不能掩盖其问题的存在，其颓势已非一人一将所能阻止；汉国虽然进攻洛阳遭到暂时的挫折，但也使其转而加强内部政权上，其下一次全面的进攻就将是更加凶猛的。）
洛阳大战的第二年，刘渊在平阳去世，太子刘和即位。刘渊将他的灭晋大业留给了他的后人，而使他无法想到的是，在汉国的内部，一场残酷的帝位之争正在酝酿之中。

老亥

永嘉三年汉国的两次惨败，就像重量级拳击手连续的两记重拳一样，出手相当有力，但却因为经验不足的缘故而反遭轻量级的对手重创。但汉国并没有倒在拳台上，它此时将拳收回，一边积蓄自身的力量，一边寻找对手的破绽，内行人可能体会到，对于一个实力强劲的拳手而言，这下一招将是致命的。
刚刚即位的刘和的才能远不如其父，缺乏足够的领导能力，且性多猜忌，一切的发展表明刘渊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是失败的。（我觉得他可说是十六国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失败的第一人——当然除去了司马炎的那次，那时十六国纷乱尚未开始，:-) —— 对于立嗣问题的忽视，恐怕也应算作十六国如此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刘和即位后马上产生了对其父分封诸子的不满之意，由于刘聪等人握有兵权，他认为自己的几位兄弟对他的帝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他的舅舅呼延攸等人的怂恿劝说下，刘和决定先下手为强，除去几个兄弟。其弟刘盛劝刘和不要自相残害，当即被刘和左右所杀，刘和命所亲信的部下分别捉拿楚王刘聪、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北海王刘乂等宗室。刘聪得到奉命捉拿刘乂的田密、刘璿等人密告，大惊，刘聪本与刘和矛盾重重，决定发动兵变，欲杀刘聪的刘和部下知道刘聪整装以待，一时乱了手脚，转而攻打齐王、鲁王等人，齐王、鲁王被杀，而刘聪的军队则已冲入刘和宫中，刘聪头尾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将看着有点司马氏基因的刘和杀死于宫中。
刘聪凭借自己手中的兵权消灭了宫中反对自己的势力，很快控制了汉国局势，由于他是刘渊剩下的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所以尽管刘聪很想让自己的弟弟北海王刘乂继位，但一番推辞之下还是坐上了汉国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汉昭武帝。刘聪认识到石勒及其所率骑兵的重要性，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
（刘聪对于刘渊的单皇后所生的弟弟刘乂宠爱有加，实在始于他的荒唐之举。原来单皇后尽管是刘聪父亲的老婆，却十分年轻美貌，刘聪曾经与她私通，以后爱屋及乌，也就十分喜爱单氏的儿子刘乂（偶怀疑刘乂会不会是刘聪之子啊，这个好象史书上是不会乱说的，但根据刘聪的表现，这个猜想未必不真。hehe,这样看来，晋室内部的骨肉残害，比起汉国内部的乱伦来，似乎还好出许多呢，汉国的灭亡，也不会远啦！）。刘乂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认为单氏对刘渊不忠，常常对她冷嘲热讽，单氏羞愧之下，忧郁而死。这个来路不明的刘乂也没什么好下场，从此失去宠信，只是因为单氏的缘故，刘聪才没有轻易动他。）
刘聪继位后，汉军对晋都洛阳采取孤立包围战术。石勒的骑兵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很快渡过黄河，晋朝黄河南部的南阳、宛城很快沦陷，石勒对于晋朝官员，可谓恨之入骨，作战中凡俘获二千石以上的晋官，几乎全部被他杀死。石勒骑兵很快攻下襄阳城，江、汉一带的堡垒三十余个，均落入石勒之手。石勒骑兵雄居江汉，便想以此为根据地与天下抗衡，参军张宾立刻向他指出当前形势：战线已经拉得过长，且江汉一带并不适合石勒的精骑发展，不如北撤。
石勒北还又先后攻下晋江夏、新蔡、许昌等城。石勒骑兵的南北一下一上，可谓是威震中原，此时在洛阳以东一线出现了一片巨大的沦陷区，洛阳几乎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司马越亲率晋军二十余万讨石勒，此时晋怀帝早已不满司马越的专权，又命苟唏讨伐。（晋室又出内乱，sigh，有名将而不用，却在生死存亡之际又自相残杀，没什么可说的了。）司马越忧愤成疾，病死于军中。太尉王衍代司马越率众东下，护送司马越柩回东海，行至宁平城（今河南鹿邑），被石勒的轻骑兵赶上包围。石勒指挥骑兵四面射杀，使王衍所率十余万人无一幸免。被俘的王公、贵族、大臣们请求免死，王衍向石勒献媚，劝石勒做皇帝，以求活命。石勒看了眼王衍，道：“你年轻力壮，负此重任，却说出这样不是为官者所说的话。如今天下之乱，全由你们这样的人引起的！”立命左右推出斩首，当夜石勒又将这批权贵全部处死。李恽原本是司马越原来留在洛阳监视晋怀帝的，由于司马越的失势，他以奔丧为名，带着大批王公官吏逃出洛阳。石勒在消灭了王衍军以后，又击溃李恽军，杀死了随军的晋宗室四十八个王和官吏们。

到了永嘉五年的夏天，刘聪认为灭晋时机已经成熟，即命大将军呼延晏领兵二万七千攻打洛阳，晋军毫无斗志，兵败如山倒，连败十二阵，被歼灭的士兵竟达三万，呼延晏乘胜与刘曜、石勒、王弥军会兵一处，围攻洛阳。汉军以极快的速度攻破洛阳城门，晋怀帝在出城逃往长安的路上被汉军追获。晋朝的皇帝成了汉国的阶下囚，晋都洛阳沦陷。——这一年是公元311年，距司马炎灭吴仅仅只有三十一年。

老亥

十六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晋室的衰败和自戕，作为汉族政权的晋朝当时真是乏善可陈，但在晋朝之中也有不少不错的将领，在洛阳失陷后的北方大乱时期中崭露头角的刘琨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既然要说到十六国时期的英雄，我想刘琨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位，我们不妨转而从刘琨的角度，来看看洛阳失陷后的一段时间内北方的形势。
说起刘琨的身世，也很有意思，他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居然与那位成天强调自己身世的蜀汉先主同宗！hehe，不知道刘琨是怎么对人讲述自己的出身的），年轻时文才出众，乃是当时著名的“二十四友”之一。
所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当时的并州由于汉国刘渊的扫荡，已经是支离破碎，想要到达并州的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简直是困难重重。刘琨在上党一带募集了五百名将士，经过艰难转战方才到达晋阳。
由于并州的战乱，当时在晋阳的百姓已纷纷涌往邺城。晋阳城内满目疮痍，“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其状可谓是惨不忍睹。刘琨当时便率众砍掉荆棘，掩埋尸骨，重新建起房屋城池，他又亲自带领兵士守城，并让农民身带防具和武器耕种，逐渐在晋阳城建立起新的防御体系。刘琨了解到匈奴各部并不团结，又采用离间之计使不少小部落归降了他，据说这还是让刘渊迁都的原因之一。
刘琨还有一个高招就是以胡制胡，他与当时在并州北部的代州（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一代的鲜卑拓拔部（这就是后来威震北方，建立北朝的拓拔部的先祖）结成盟军，对刘渊部曾一度形成夹攻之势，后来拓拔部的首领猗卢吃了败仗，认为无法消灭刘渊，刘琨的军队又与刘渊军形成僵持状况，最终也只好局促在晋阳一带。但无论如何，汉军横扫北方之时，刘琨以其固守之策一直坚持在晋阳，保住了并州一隅，要知道当时北方大多数州郡的军队一碰上石勒、刘曜等人的军队基本上都是一击则溃，一败涂地。
尽管汉军声势强劲，刘琨在刘聪的部下中只器重一个人，那就是石勒。因此他才会在找到了石勒的母亲以及他失散的侄子石虎时，派使者将两人交给石勒，并亲自修书对石勒的用兵赞扬一番，欲说服石勒降晋。石勒也是个明白人，他自然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他回答刘琨说：“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意思无非是说，人各有志，还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吧。（石勒的很多想法真让人怀疑他是个出身异常卑微的羯族人，我以为他手下的一批谋士，特别是张宾对其的影响应是相当大的。石勒当然不愿在刘聪的手下干到底，但他也不可能归顺晋朝，否则我们又少了个大英雄可以谈论了。）
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的时候，当时大致的形势是汉国已经占据了黄河下游的大片土地，石勒用张宾之计，摆下“鸿门宴”除掉了与己矛盾重重的晋朝降将王弥，从而执掌幽、并二州军事，而他的实际控制范围则早已向南直达长江以北地区。而晋朝的势力则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不包括刘琨等处在沦陷区之内的晋将），一部分是在关中的以皇太子司马邺为首的晋朝官员；另一部分则是由名门望族王导辅佐的琅邪王司马睿的势力，当时在江南的建业一带。关中的司马邺尽管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此时实力薄弱，几乎已成惊弓之鸟。稍有实力的倒是处于江南的司马睿，江南并未受到战乱的侵袭，经济状况发展得也比较好，再加上不少北方士族由于战乱的南迁，王导也劝说司马睿广收贤人，一旦将来形势有变，即可有一番“大作为”。对江南垂涎已久的石勒（他早有据江而立的野心，这在前面攻下襄阳时就可看出）则认为应早对江南下手。于是在这一年的二月，他在葛陂一带驻扎大军，广造船只，准备攻打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业。

老亥

王浚在幽州可以说是自取灭亡，象他这样的庸人加蠢货如果能在十六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存在很长时间，那才真是一个“奇迹”。并州刘琨和石勒打的交道可不算少，他不出兵救幽州，并不会是因为真的相信了石勒所谓讨王浚谢罪的骗术，（他原先也希望石勒真的是谢罪，但很快就知道了石勒真正的意图）他也只是看到了王浚的必然灭亡，自己不愿徒费兵力，另一方面他在晋阳方面也已经有些顾不过来，确实有点鞭长莫及。但当石勒灭掉王浚的势力之后，回头一看，晋朝留在关东的势力，就只剩下刘琨了。这时他的东面是石勒的军队，南面是刘聪的军队，形势非常危急。
不过刘琨的信心很足，他给晋愍帝的奏章中说的可是很有气魄：“臣与二虏，势不并立，聪、勒不枭，臣无归志。”
刘琨的以胡制胡的策略依然奏效，汉国的匈奴军好象特别怕鲜卑人似的。记得有一次，刘琨派遣一支鲜卑骑兵救援长安，因为道路不通而返，回军路上与正在追击晋军的汉兵相遇。鲜卑骑兵于是进攻汉兵，没想到原先还感觉声势浩大的汉军一看见鲜卑人来了，立刻就不战而退——要知道那可只是五百鲜卑骑兵。（这其中的原因的确说不清，同是骑兵，在中原大地上相遇，至少能够一战，很难说谁胜谁负。我想大概匈奴人患有“恐鲜卑症”吧。）刘琨为了进一步拉拢拓拔鲜卑部，又请求朝廷封拓拔猗卢为代王，这个“代”就是后来那个代国的起源。（可不要小看这个代国，我想在当时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最终结束北方割据局面竟然会是这一支拓拔鲜卑。）
当然刘琨终究只是晋朝一将，真正处境艰难的其实是在长安摇摇欲坠的晋愍帝司马邺。自他即位以来，汉将刘曜的军队几乎每年都要进犯长安，尽管屡屡被击退，但形势却在一点点的变坏。当时在长安以南的是已经占据了汉中一带的李雄的成国。关东大部落入石勒之手，汉国又控制了离长安较近的山西南部和洛阳附近的地区，远在江南的琅邪王的力量是既不可即，也不愿即。（司马睿心里明白，长安危在旦夕，皇帝的位子早晚是他的，救长安的提案即使可行，也很快会被否决掉。不过江南的晋朝人倒是有不少主张北伐的，前面那位网友提到的祖逖就是其中一位。可是要知道祖逖当年北伐出兵时的景况有多寒蝉，苦口婆心的劝说司马睿北伐，他哪知道这位晋室宗亲也没有什么大志，司马睿想来想去，就给祖逖封了个豫州刺史的职位——这无非是给开个空头支票而已，要知道当时豫州还在石勒的铁骑之下。司马睿言下之意就是：“这支票能否兑现，你自己看着想办法吧。”——司马睿给的物质资助不过是千人的粮食，三千匹布，连武器都不给他。祖逖在亲王那里几乎招了白眼，却还真把这北伐当回事，所以才有“祖逖中流击楫”的故事，他当时说的话可真和刘琨象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愧是“闻鸡起舞”的好兄弟）：“祖逖若不能扫平中原，决不再渡过这条大江！”）
司马邺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几乎是在长安坐以待毙。汉国的中山王刘曜花了三年的工夫，终于扫清了长安的外围。建兴四年（公元316年）七月，刘曜攻下渭北重镇泾阳，渭北诸城望风而溃，刘曜兵进逼长安。三个月后，刘曜攻陷长安的外城，晋朝的守军被冲散，退到距离长安较远的城中据守。于是汉兵将长安城团团包围，断绝了城内城外的一切联系。长安城内的饥民不断增多，百姓饿得没办法，只好杀了别人来吃，饿死者不计其数。整整熬了将近一个月，连皇帝都没什么东西吃了。司马邺无奈之下，大哭一通，开城投降，至此，统治中国三十六年的西晋王朝宣告灭亡，晋王朝的另一段历史在远离长安千里之外的建康展开。汉人可以重建一个政权仍然叫“晋”，从而把所谓的“正统”带到南方，但却无法带走北方的大片土地。在接下来的数百年中，续写北中国历史的权力，就被留给了北方的五个少数民族。这五个民族分别是：匈奴、羯、氐、鲜卑和羌。

老亥

刘曜攻入长安的时候，关东的石勒正在攻打并州的乐平，乐平太守向晋阳的刘琨求救。由于代王拓拔猗卢死后国中大乱，刘琨得到了昔日拓拔猗卢的军队的支援，刘琨自感士气旺盛，便决定出兵，岂料被石勒先算一着（估计又是张宾的计谋），刘琨的援兵遭到石勒伏兵攻击，几乎全军覆没。并州城内又逢大旱，刘琨简直陷入了绝望境地，此时盘踞幽州一带的辽东鲜卑段匹磾邀请刘琨到幽州共谋大事，刘琨在万般窘迫之下只好放弃晋阳，带着身边不多的军队投奔幽州。石勒进入并州，至此石勒基本上控制了东北中国的所有州郡。投入鲜卑部的刘琨已经不能作为独立的晋军力量存在，整个北方唯一为晋朝保留了一州之地的，竟然是偏处在凉州，后来建立了前凉政权的西北张氏。
多年以前，长安一带曾经流传过这样的一首童谣：
秦川中，血没腕，
唯有凉州倚柱观。
在当时，童谣和图谶一样，也具有传说中神秘的东方式预言的“魔力”。凉州究竟有何独特之处，没有人能说得清。晋愍帝出降汉军的前一天，密派手下人前往凉州，拜凉州的张寔为大都督、凉州牧，承制凉州一切大小事务。
长安失陷的第二年，张寔决定以攻代守，先发制人，以步骑兵一万进攻刚刚攻占长安，还未在整个雍州站稳脚跟的汉军，在南安一带大败汉军。由于这次胜利，汉军向凉州方向的进攻受到了阻挠，从而凉州在张氏的经营下，得以暂时避免中原一带的战乱，凉州真的成了一块可以“倚柱观”的“净土”。对于汉国而言，面对小小的凉州，卷土重来并不是没有可能，但事实上他们内部潜藏的危机正在步步升级，一场政变以及紧跟着的一场大乱，似乎已经在所难免。
政变的起因还是那位生活极度荒淫的汉国皇帝刘聪。尽管妃子越立越多，刘聪依然觉得不过瘾，他把中护军靳准的两个女儿月光、月华纳入后宫，封月光为上皇后，月华为右皇后，原先的皇后刘娥则为左皇后，于是刘聪的后宫出现了三个皇后并存的咄咄怪事。由于大多数的时间深居内宫，刘聪又开始宠幸身边的太监王沈、郭猗等人。（宠幸太监似乎是自古以来昏君最大的“罪状”之一。皇帝唯一的错误就是与外界过少的接触，乃至整天接触的人除了宫妃就是太监。）一切政事都交给他的儿子，相国刘粲处理。这样一来，野心家们开始行动了。首先是郭猗和国丈靳准与皇太弟刘乂（刘聪当初即位前就想让刘乂为帝，他算是代摄其政而已，因此他的打算是将来将帝位传给刘乂。由于刘乂身边的大臣劝刘乂谋反，先被人告发，此时正被刘聪派兵软禁。）之间有私人恩怨，郭猗便瞄准了对帝位觊觑已久的相国刘粲。一个报私仇，一个争皇位，几个人刚一见面，就一拍即合。双方决定一方面注意刘乂本人的行动，一方面慢慢除掉支持刘乂，反对王沈等人的大臣。在王沈、郭猗等人屡进谗言的情况下，一大批与宦官矛盾甚深的大臣被刘聪下令诛杀。大臣王易、陈元达等人上表苦谏，这回刘聪是谁也听不进去了，还把上表交给太监们看，笑着说：“陈元达这帮人简直成呆子了。”王易直谏受阻，忧郁而死，陈元达为此大哭，叹道：“我既然再也不能说话了，还有什么意义在这世上苟且偷生呢？”他就自杀了。
刘粲利用太监的力量扫除了宫中的异己力量，就把目标转向了皇太弟刘乂。他派人向刘乂假传诏书，说京师将有兵变，要穿戴盔甲以防不测，刘乂果然上当。刘粲将消息告知靳准等人。靳准马上向刘聪进言：“刘乂欲谋反，都已经准备好盔甲了！”刘聪大惊，派兵赶往东宫，果然如此。刘聪当然大怒，将尚不知情的刘乂废为北海王，王沈等人乘机将与自己有怨的人大杀一批，刘乂最终也被刘粲、靳准合谋杀害。
经过一番折腾，刘粲被立为皇太子，而靳准也掌握了国中大权，博取了刘聪的充分信任。汉麟嘉三年（公元318年），刘聪病死，临终前他想召手握重兵的刘曜和石勒到国都平阳辅政，两人当然是“固辞不受”。刘粲继位，当然重用靳准，靳准又一次利用刘粲之手铲除刘氏宗族中的异己分子。刘粲的荒唐程度，一点不亚于其老子，靳准很快就得到了军国大事的决策权。仅仅一个月后，靳准领兵进入皇宫，将刘粲杀死，同时将刘氏一族全部抄斩，连刘聪的尸体也没逃过一劫，被挖出来斩成两段。（刘渊一族，下场如此之惨，与十六国时期深深的民族矛盾是分不开的，石勒大杀晋朝宗亲是一次，而这一回又是一次，在整个十六国时期，这样的大杀戮还会有很多次。）靳准自称大将军、汉天王，他觉得自己作为汉人，消灭了胡人的政权，定会得到汉人政权晋的支持，于是又向晋称藩。
靳准经过宫中的一番争斗后终于获胜，但却将自己置于众矢之的，而他好象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军事上根本抵挡不住他的对手。正当靳准在宫中大肆杀戮的时候，两支精锐的部队正由刘曜和石勒率领，分别从长安和襄国，向平阳进发。

Sailor

写的好！能否接着来？

mary666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