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Lawrence Wong)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公布“SG养儿育女配套”(SG Child Support Package),推出一系列措施:延长育儿假、加大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提供更多平价托育服务,以及增加组屋申请机会。图片来源:ANNICE LYN VIA GETTY IMAGES
新加坡正全面改革2001年首次推出的标志性婴儿花红计划。目前,这座城市国家的生育率和新生儿数量双双跌至历史低点。
2025年,新加坡新生儿数量自独立以来首次跌破3万,生育率仅为0.87,创下历史最低纪录。低生育率对任何国家都是隐患,对国土面积不及纽约市的新加坡而言更是如此。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宝麟(Tan Poh Lin)解释道:“新加坡缺乏自然资源,无力承担老龄化社会成本,包括养老照护与医疗支出。”在他看来,移民也不足以解决问题:“提高生育率对于减缓人口结构转型速度、让社会在经济和制度层面逐步适应至关重要。”
8月23日,总理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公布“SG养儿育女配套”,推出一系列措施:延长育儿假、加大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提供更多平价托育服务,以及增加组屋申请机会。综合计算,每个孩子从出生至17岁可获得近7万新元(约合5.5万美元)的政府补贴。
人口学专家对新方案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它似乎能为家庭提供更长效、更全面的支持。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人口学家兼社会学家布萨拉万·提拉维奇猜纳南(Bussarawan Teerawichitchainan)表示:“新加坡此前的家庭政策日趋繁杂,福利因出生顺序和不同计划而异。”在新配套方案中,“补贴直接对应每名儿童,覆盖孩子更长的成长阶段,不再主要集中在孩子出生前后。”
然而,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亚洲其他地区,以往通过增加补贴鼓励生育的政策都未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提拉维奇猜纳南坦言:“多年来,新加坡不断加大对婚姻和生育的经济支持,但生育率持续走低。如今父母的顾虑早已不限于金钱,还包括时间分配、工作与家庭平衡压力、托育、住房,以及养育子女带来的其他现实负担。”
出生率持续低迷可能威胁一国经济的正常运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经济学家蔡耀辉(Chua Yeow Hwee)表示:“年轻劳动人口规模不断缩小,老年人口却持续增长……长此以往,劳动力供给与税基都会承压。对企业而言,劳动力萎缩与人口老龄化会让用工短缺问题更加突出。”
新加坡长期依靠外籍劳工填补国内劳动力缺口。美国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新加坡外籍劳工人数接近160万,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40%,这一比例在中东以外亚洲国家中最高。
该国也寄希望于自动化技术:政府承诺在2026年至2030年间投入10亿新元(约合7.87亿美元)用于公共领域人工智能研究。
提拉维奇猜纳南指出:“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复杂。经济体可通过提高生产率、推进技术进步、延长健康工作年限、提升劳动参与率以及引入移民来适应变化。”
新加坡的新方案从单纯鼓励生育转向关注家庭的长期福祉,这或许有助于改变潜在父母对生育的看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宝麟表示:“现金补贴对生育确实有促进作用,但效果往往昙花一现,多数受益家庭并不会因此增加最终生育子女数量。只有转变育儿观念,打破‘为人父母就意味着牺牲个人幸福’的认知,才能带来实质性改变。”
要转变这些观念,企业同样责无旁贷。蔡耀辉表示:“政府政策直接发挥的作用有限,雇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员工认为休长假会被视作不够敬业或影响晋升,那么再优厚的休假权益也会大打折扣。”(新加坡现行政策:女性享有16周带薪产假,男性享有4周陪产假,此外夫妻双方共享10周育儿假,须在子女出生后一年内使用。)
但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恐怕都难以说服人们生孩子。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兼职首席研究员陈恩思(Tan Ern Ser)表示:“人们只有在确信能为孩子铺平前路、让他们未来过上好日子时,才会愿意生孩子。遗憾的是,即便政府不懈努力,当下的大环境也很难让人乐观起来。”
新加坡政府也承认,自身影响民众生育意愿的能力有限。黄循财在演讲中表示:“要不要孩子是非常个人的决定,光靠政策无法实现。但我们能做的,是让那些想要孩子的新加坡人,更轻松地组建家庭、养育子女。”
归根结底,新加坡或许不得不接受人口减少的现实。
提拉维奇猜纳南总结道:“经济层面的挑战,不仅仅是把生育率恢复到某个特定水平。更重要的是构建相应的制度、劳动力市场与技术体系,让新加坡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可能长期持续的情况下仍能繁荣发展。” (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