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明令禁止军队杀良冒功，但为何被杀害的百姓，却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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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明令禁止军队杀良冒功，但为何被杀害的百姓，却越来越多

原创 大狮子 历史学堂君

2026年1月5日 05:38

作者：大狮子

编辑：莉莉丝

明朝法律明令禁止杀良冒功，明《军政备例》言“凡官军临阵，不许故杀投降即被抢并走回人口以报功，违者偿命”。然而，事实上明军杀良冒功的现象屡见不鲜。

天顺四年（1460），曹吉祥兵变。将士妄杀，至割乞儿首报功，市人不敢出门。正德十年（1515），兵部尚书王琼说明军以首进功秩，导致“今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万历内阁大学士朱国祯说“边将杀平民报功，不必言矣”。

到了明末，杀良冒功问题更加严重。崇祯四年（1631），陕西总兵杜文焕上报“各营兵将斩贼首五百三十一级，内亲丁一百三十二级”，但据地方州县官员汇报，杜文焕未曾在此作战。所谓的斩贼首，多半是杀老百姓的。同年十一月，总兵赵大胤被弹劾杀良冒功，言官点明了被杀者的姓名，很多竟然是全家被杀。如“高汝见一家四口，霍世刚一家四口，齐仓父子二人，伍老汉夫妇二人”等。

上图_  李成梁（1526年—1615年），字汝契

杀良冒功这一行为。一是残忍至极，使无辜者丧命，让军队失去百姓支持。二是引发了军队欺瞒舞弊的风气。女真的兴起就和明军的杀良冒功有关。

《明史·李成梁传》载“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阁部共为蒙蔽”。《国史唯疑》载“带着人头去杀贼”，“发军时，其家众或人挟一首以出，辽人谓之怀挟，比归俘首累累，不知自何所……我报捷不休，虏入寇不止”。有说法是，李成梁同蒙古诸部作战，为虚报战功，就去屠杀女真各部。这种行为恶化了辽东形势，激化了民族矛盾。为后来女真诸部起兵反明埋下了祸根。说杀良冒功是明朝崩溃灭亡的导火索，也毫不过分。

那么，明朝的杀良冒功问题为何如此之严重？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提及明代的军功奖赏制度。

上图_  明太祖朱元璋半身像 乾隆御制本

一、军功奖赏制度的不合理

明朝的军功奖赏机制，初创于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当时的军功奖赏尚没有一定的标准。采取的方式是“临时取旨”，即军官将属下士兵的战功奏报给上级，上级再根据情况将领，随意性很强。

随着明朝统治的稳固，各种规章制度也建立了起来。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第一条关于军功奖惩的成文法《定擒获倭贼升赏格》制定。以斩获首级和俘获人数定军功。还考虑了不同职责，不同环境作战的奖赏规定。

到了永乐年间，军功制度进一步完善。全新的战功制被建立了起来。这种制度以将士们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和奋勇行为作为奖赏标准，有奇功、头功、次功等等。永乐以后的洪熙至宣德诸朝，军功制度在永乐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形成了以“首功制”和“战功制”并行的制度。

所谓的“战功制”，就是以“勇敢当先”、“齐力破贼”、“斩旗”、“先登”、“破阵”等战场表现为立功原则。“首功制”就是以斩获敌军首级多少为立功原则。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虏，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面临着开国以来最大的危机，为了激励士卒保卫京城，朝廷颁布了赏格“凡战挺身先行突入阵中，斩将夺旗者，与奇功牌；生擒鞑贼或斩首一级者，与头功牌”，就是“战功制”和“首功制”双轨并行的表现。

上图_  土木堡之变 过程

“战功制”这项制度，可以全面地评价军人在战场上的表现，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评定的随意性强，没有统一的标准。

没有统一标准，就易于作弊蒙混。明正德元年（1507）二月，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就曾上书称”军法之坏极也矣。”“冒功之人，无多寡，无明证，姓名差讹多寡不一”。很多人在战场上表现平平，却但因为结交上官，获得表彰。这种行为随着明中期吏治的败坏，愈演愈烈。明正德三年（1508），明武宗的诏书中就提到，一次战役中，锦衣卫大同、绥德等卫官兵404人，记有当先冲锋破敌、冲入贼阵、运谋设策等功，共获赏白银1710两、绢380匹、布896匹。但实际上才杀敌8人，俘虏敌军马1匹。

由于大量的“市恩滥赏、罔上欺功”行为，朝廷不得不逐渐限制“战功制”。正德三年，朝廷下旨，废除“鏖战”、“冲锋破敌”赏功。嘉靖十年（1531），皇帝命兵部重新梳理永乐以来的军功奖惩规定，删除了一大批军功奖项，并处理了一大批滥职冒功人员。朝廷还降旨将此事“纂入会典，永为定例，刊刻榜文，晓谕天下”。此后虽然“战功制”依旧存在，但不处于赏功的主流位置。

上图_  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

与之相对，算人头的“首功制”成效好、可量化，开始大行其道。嘉靖皇帝登基诏书中就说“近年军职人等，在各边不曾斩有首级，巧立当先冲等名色及斩首不及数，兵部拟赏奉旨升级世袭者，通查革”。军功先看首级，没有首级，其他战功一律不作数。斩首多少已然成了衡量战功的首要标准。

斩首的赏格也在不断地增加。嘉靖二十六年（1547）兵部请求将斩首一级赏银由30两增加到50两，“上允其意”；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庚戌之变”，蒙古大军进逼北京，朝廷再次提高赏格“获俘首一颗，升一级，赏银一百两”。

嘉靖三十三年（1554），面对东南沿海倭寇愈演愈烈的情况，朝廷规定抗倭“赏格与边功同”，“凡斩首一级者，拟升一级，不愿升者，赏银一百两”。

按人头算战功的“首功制”，赏赐将士有凭有据，不好走后门。但是别有用心之徒还是可以弄虚作假，而且手段更加骇人听闻。毕竟敌人士兵长相如何，谁又能知道，只要能弄来人头，就可以凭此获取军功。于是就有出现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滥杀无辜之事。

所以，导致冒功现象，原因不仅是奖赏制度的问题，更在于明代军队监管制度的崩坏。

上图_  明朝北军士兵（左）和南军士兵（右）

二、军事监管体制的崩坏

明代军队监管军队靠的是三个班子。一个是军队指挥系统，一个是宦官系统，一个是言官系统。但这三个系统，到后来都监守自盗，让大明军队彻底腐朽。

• 1.武官系统的蜕变

明代军队建制采用卫所制，百户所管百人，百户所上有千户所，千户上是卫，卫上面是都指挥使司。后来在重要地区，再由朝中重臣出任总督、巡抚；又有内阁元老出任督师统御全局。卫所里的士兵身份是世袭的，称为军户。国家分给军户田地耕种，军户平时为农，战时为兵。朱元璋对他设计的这套制度十分得意，认为不花国库经费，便可养天朝百万兵。

朱元璋反腐肃贪甚严，但他的子孙没有也无法将反腐的高压态势延续下去。军官和地方豪强勾结贪污卫所的土地，军户无地可耕，有的逃亡，有的变成长官们的家丁。军队的正常运作都无法维持，遑论落实军功奖赏机制。虚报谎报，骗取赏功的各种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子的卫所军队自然是没有战斗力的。面对日益加重的边境危机和国内农民起义的压力，明朝政府开始推行募兵制。募兵制又使中央朝廷不得不把部分军权下放给了将领。军队有了将领私兵的性质。

军队成了自家势力，将军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采用各种方法诓骗国家军饷。故而杀良冒功对晚明的军头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如左良玉，拥兵数十万，对朝廷常听调不听宣。遇军则逡巡不前，四处劫掠，“杀掠甚于流贼”，之后再用百姓的人头向朝廷报功。

上图_  明朝的宦官

• 2.宦官系统的贪酷

明永乐以后，为了巩固皇权。给予内廷宦官相当的权力，使之为皇帝耳目手足，监控全国军事。

明朝内廷中枢机关是司礼监。司礼监大太监替皇帝决策全国军政事务，实权在内阁之上，直接影响国家军事战略。此外司礼监还提督京营，掌控首都卫戍部队，兼管东厂，操纵特务机关监督群臣。

大内中还有御马监。御马监统领禁军，负责内操。并负责随驾出征，掌有兵符火牌，是内廷的军事指挥机关。

在地方，明朝则设有镇守太监，直接监督军队。明代在北方边境设立了九个军区，称为“九边军镇”。镇的司令官称为总兵、总兵下有参将、守备、游击。而司礼监则派出对应级别的宦官对每一级将领进行监督。镇守太监监督总兵、分守太监监督参将、守备太监监督守备、监枪太监监督游击。这些宦官的权力很大，仓库内的火器没有他们的批准都不能取出。他们监视武官们的言行举止，有无违法乱纪行为，并且参与军事方略的制定，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权。

除了在边疆外，明政府在内陆也设置了“镇守太监”，用来“监督文武官吏”、“调遣卫所官军”、“协调本省文武官员”。

上图_  明朝 御马监太监 腰牌（正面）

   

以上是常任职位，还有临时调派的“监军宦官”。明中期以后，凡“四方征伐，皆有监军”，开始监军只是“观察军容”，到后面就变成了代皇帝“总督军务”，监军宦官权力甚于镇守宦官。

 明政府采用这种本意是为了防止武将专横，变成军阀，威胁皇权，但是派去的宦官，长于深宫之中，平日作威作福，多半未受过专业军事训练，不具备专业军事技能，干预指挥，专权擅权，对军队建设起到了及其恶劣的影响。

单就虚报军功这一点来说，宦官在军中代表皇权，没有权利制约，可以肆意妄为。他们为了谋取皇帝的宠信，给自己加官晋爵，无所不用其极。王振、汪直、刘瑾等著名的大太监都喜军功，在他们操纵下，冒功滥赏者不计其数。《明史·宦官传》载刘瑾“颟擅威福，悉遣阉党分镇各边。叙大同功，迁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余人，又传旨授锦衣卫百员”。

上图_  刘瑾（1451—1510）

• 3.言官系统的失能

明代设置言官纠核百官。言官分属于都察院十三监察道和礼、吏、刑、工、兵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官。科道可以纠核百官“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军队系统自然也在言官的监察范围之内。特别是六科中的兵科，专责稽查兵事，揭发查办谎报战功、杀良冒功是他们的重要职责。《明会典》“凡各边提督军务等官奏带军民职官，锦衣卫旗校冒滥报功，及要求带奏者，本科参奏”。

言官还直接外派到军队中，参与记功、参功。“师行则监军纪功”。在明后期的大小战事中，中央“遇有造报功册到部应勘察者，即差给事中，御史各一员，即往彼处体访勘察”。

但这道廉政防线到了明中后期之后，渐渐开始松动瓦解。

一是言官懒政怠政，检查虚应故事，甚至和武将沆瀣一气，徇私枉法，为己谋利。

正德以后“纪功文册，复为改造者多为删削”，“纪功科道寂无一言”，“皆巡按御史、兵部官员共为欺罔之罪”。到晚明，士风日坏，言官皆记功、勘功之名以权谋私者甚多。更有甚者，言官连前线都不去，远离战场，功劳胡乱奏报。嘉靖以后，明朝政府三令五申“务要随同军前纪功”、“如遇大举官军交战，巡按御史移往近地督并稽查零骑，对敌斩获该道亲临纪验是否真正”。但此时吏治颓势已积重难返，以上诏令都难以真正实行。

上图_  明代倭寇侵扰地区范围图

二是党争严重，阁臣相互倾轧，言官成为政治斗争工具，利用勘功记功来提携同党、排斥异己。

比较著名的就是嘉靖年间的张经案。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扫荡浙江，嘉靖皇帝令张经为江南总督，前去征剿。负责监军督师、巡视东南防倭事宜的赵文华是严嵩的干儿子。张经与其不睦。五月初一，倭寇数千人进犯嘉兴，张经在王江泾与倭寇合战，激战数日大破倭寇，歼敌1900余人。

但捷报才送京城，张经即被锦衣卫缉拿下狱。道理何在？原来，开战之前，赵文华即与浙江按察使胡宗宪勾连，上书说张经逡巡不前、玩寇自重，嘉靖皇帝对张经印象很坏。王江泾告捷，严嵩一党的人说都是赵文华、胡宗宪谋划的原因，而张经是骗功讨赏。嘉靖帝大怒，将张经处死。

杀良冒功体现了明朝军队的腐化、失控。军队的腐化、失控又是动摇明朝统治基石的重要因素。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可以从中得到两点教训：一是机制设计存在漏洞，就会形成破窗，从中营私舞弊；二是机制需要人员来执行，人的因素出现问题，再完备的机制也会瓦解。

参考资料：

［1］《明代武官集团监控体系研究》 张鑫 山东大学 2011

［2］《明代九边防务中的军事惩罚》 张国源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3］《明代军功监察制度研究》 杨耀田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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