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三代母亲的不同,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这个巨大魔方转动的力量,同时也能够看到自己时代的某种偏执。看到了这个偏执,也许我们就能与它拉开距离。我觉得这个距离是非常宝贵的,当我们有了这个距离再去回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包容更多的不同,包容我们的家人,包容我们自己。
2025.11.08 北京 | 一席少年·教育论坛
大家好,我是郭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代母亲的养育故事。你是否相信母乳喂养和自然分娩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你是否也因为带孩子和上一代的老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你希望他们不要干预到自己的养育时间当中?你是否认为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你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能够给你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十几年前,我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在成为母亲之前,我是一个非常热爱自己事业的职业女性。我事业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为争取女童受教育的权利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因为这份工作,我认识了一批上一代的,为中国女性的发展做出很多贡献的优秀女性。这样的职业经历让我当时就坚信,对女性来说,外面的世界和家庭同样重要,直到我成为母亲,并且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好母亲的标准——全母乳喂养。我的儿子出生在2011年。那个时候的社会相信奶粉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但是我坚决反对。因为我认为那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医疗体系对女性的生育、对女性养育的本能和能力的一种粗暴干涉。所以我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科学学习,然后我就更加坚定,纯母乳才是最好的。于是我开始了纯母乳喂养的道路,也开始了我养育的一场灾难性的故事。我的这个宝宝似乎永远都吃不饱,24小时挂在我身上,我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问题。当宝宝100天左右的时候,我刚才提到的那一代女性朋友、我的良师益友过来看望我们。我自然跟她们讨论这个在当时特别困扰我的问题。我就问她们当时是怎么处理母乳喂养的。结果我导师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哪有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怎么顾得上讨论这种问题?”我当时的内心是非常震惊的。从那一刻开始,我意识到我和这一代的、我曾经非常尊敬的女性中间隔着一个深深的沟壑。虽然如此,我并没有放弃。我参加了在中国刚刚兴起的国际母乳协会,并且成为了国际母乳互助指导师,甚至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工作。有一次,我参加国际母乳协会的一个培训时,来自台湾的一位指导师跟我分享她的故事。她提到:“妈妈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妈妈幸福了,宝宝才能幸福,是不是喂奶粉根本不是关键。”她跟我们分享了她的挫折、她的疲惫和她是怎么与自己一步一步地和解的。天呐!这可是在全球倡导纯母乳喂养的国际机构中的一个专家分享的故事!我当场就哭了。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疯狂。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会如此改变我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我当时的认知模式,把我从一个职业女性一步步裹进了精细母职的浪潮当中。
精细母职
是的,“精细母职”。这个概念在1996年的时候由美国的社会学家莎伦·海斯(Sharon Hays)提出。她在研究了很多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之后,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中产阶级女性会觉得带孩子去游泳、柔道或跳舞是必须的?为什么母乳喂养所带来的连接如此重要?甚至我们要用一些新的科技帮助母亲和宝宝吸取没有奶水的乳头?为什么有那么多针对婴幼儿的培训?为什么一位好妈妈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与孩子商量,以避免被称为粗暴地让孩子服从?这一句一句的提问指向的不正是我们今天母职的标配吗?当惊醒到自己的疯狂之后,我开始在身边寻找答案。我去问我的妈妈,我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我吃奶吃到什么时候?他们工作的时候怎么处理我?我又去问她的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我发现,中国这三代的关于母亲的故事,关于养育的故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我去查阅各种各样的文献和资料的时候,我找不到任何对这个现象的描绘与分析。相反,2011年有一本书在国内外都非常畅销,那就是蔡美儿的《虎妈战歌》。我不知道在座的听众是不是看过这本书。“虎妈”这个形象因此在全球成为中国母亲的一个形象代言人。但是那个虎妈,我觉得跟我的故事、跟我母亲的故事和我姥姥、奶奶那一代的故事根本就不相像。于是我决定自己回到校园当中,去寻找那些真实地发生在这三代母亲身上的故事。在我的博士研究当中,我找到了12个家庭,这些家庭中三代母亲都仍然在世。我没有使用平常常用的访谈问卷的方法,而是使用了一种叫生命叙事阐释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邀请每一位女性跟我讲述她的人生故事,我只是一个聆听者,不去打断,也不会去问任何引导性的问题。我唯一的诉求就是,请您尽可能完整地跟我讲述您的生命故事。
第一代女性
她们大多生于1920年到1930年。作为“泼出去的水”,这一代的女孩基本上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她们的童年大多和战乱、饥饿、逃难紧密相关。她们大部分都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但又亲眼目睹了在一个父权社会下,母亲在一个大家庭当中所承受的各种各样艰难的压力,并撑起一个家庭。当她们自己准备继续母亲这样一种人生经历的时候,中国发生了最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了。一夜之间,到处都可以听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这帮女性、这帮母亲,她们被要求走出家庭,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而她们当中的每一位确实都做到了,有的人成为了非常光荣的国家干部;有的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凭着自己的坚韧和勤劳,一步步地成为集体工厂的一员。不论以任何形式,她们都深入地参加了公共领域的国家建设。因此非常有意思,这代女性和其他两代相比,在谈论做母亲这件事情上,是愧疚感最少的一代。不是说她们没有难过的事情、没有痛苦、没有伤心,只是在谈到这些事情时,我听不到像后面两代女性那样充满着的对下一代各种各样的愧疚。比如说朱老太太,她目不识丁,但为了支持家庭的发展,靠着自己做面点的手艺,在街头搭起了一个非常小的小面铺。为了维持这个面铺,她起早贪黑,根本无暇顾及她的五个孩子,也因为如此,其中有一个孩子发生了烫伤事故。但在讲述过去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听到的不是她的遗憾或者愧疚。她这么说:“你根本不懂,在那个时候大家有多羡慕我们。不论什么时候,我们家的孩子都能喝到一碗热乎乎的面汤。”
第二代女性
第二代女性大多生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就是我们的妈妈们。她们在红旗下长大,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大部分生活在双职工家庭中,因此父母非常忙碌,她们也基本上是散养的状态。当然这种散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隐患,但是当她们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她们是最快乐的一代人。比如说她们会提到,当父母出去大炼钢铁的时候,这帮娃,不论男女,翻墙跳窗、上房揭瓦,各种疯玩的故事。但是这一代的母亲,也是被指责最厉害的一代。因为当她们成为了姥姥、奶奶的时候,她们所熟悉的那种生活方式、教养方式,都和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养育方式相背离。因此她们经常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又哪里做错了。
第三代女性
第三代女性就是我自己,我相信也和今天很多听众一样,大部分出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们这一代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和上面两代相比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也得到了父母最多的关注,物质生活与上两代相比也是无比的优越。我们活成了更加自我的一代,但是也是更加孤独的一代。当然这个孤独一方面和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相关,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影响。我们过去那种大的、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慢慢缩小成了父母两人带一个孩子这样的核心家庭。这种孤独感也带到了我们的成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远离了那个熟悉的乡土社会,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环境中,我们对彼此陌生的人有了更多的警惕和防御。而养育成了在这个警惕防御之下,关上门之后的那件事情。于是,和上面两代人比,甚至和历史上大部分的社会时代比,养育第一次成为了一件私人的事情。在过去,儿女的养育要么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和结构的支撑;要么是在一个村庄,一个社区里,或者有国家各种各样的支持。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它才成了一个如此私密的事情。但是关上门之后的那个核心家庭中,承担这些养育职责的,往往是那位母亲。而这个养育职责的标准又被抬到了无比高的位置。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精细母职、科学育儿。我有时候甚至认为,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也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对母亲的一种神话。在我访谈的这一群最年轻一代母亲当中,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女性,都非常积极地投入到了科学育儿和精细母职当中。虽然她们在访谈中都认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作为一个母亲,做着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事情。可是你仔细去听她们的谈论,会发现她们经常说着非常类似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养育经历。比如说“我要以宝宝为中心”“我们要建立早期的安全连接”“我要全心全意地陪伴在孩子身边”。这样的养育带来了这些女性巨大的牺牲,有的时候甚至是家庭关系和夫妻关系的牺牲。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出生的这个年代,中国在社会阶层上的差异越来越显著。这就意味着养育这样一件事情也会慢慢打上阶层差异的烙印。法国的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中产阶级家庭日常的行为模式往往意味着一种特有的品位和惯习。当我们的养育行为跟这种阶层差异相连接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更难捕捉到其中的不同。
社会结构的变化
好的,我讲了这三代女性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听上去会有什么样的感觉?首先,我觉得我不太能用“进步”这个词来形容当下我们如何做母亲这件事。在特有的时代背景下,每一代母亲都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到子女。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并没有非黑即白的标准答案。相反,我看到的是在时代的限制和影响下,每一个母亲各种各样的努力。所以回看我们当下,可能今天你觉得是正常的、普适的做法和价值观,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普适。如果我们站在今天这个时代去指责过去时代中的母亲,我觉得那更是一种不公平的审判。讲了这么多代际母亲的故事,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从妇女能顶半边天,到贤妻良母,再到精细母职的这样一些似乎是养育上面的差异,背后反映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妇女能顶半边天,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我们国家要求更多的人力投入到建设当中,于是女性被鼓励走出家门。贤妻良母的时代则和改革开放有关,在那个大浪潮下很多女性被要求回到家中。精细母职的时代,我们同样有各种各样当下的声音在发挥作用,比如说儿童中心论,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自然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下,阶层之间的差异对做母亲各种行为的影响。所以看似我们只是在做一个养育的决策,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个巨大的社会变迁对这些决策的影响。在其他国家、其他社会,这样的变化也在发生。但大部分社会,比如在欧洲,完成这样的变化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可是在中国,我们只有短短几十年。这几十年的时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把台湾辅仁大学夏林清老师的一个比喻分享给大家: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魔方,整整一层被深深地扭转开来,在魔方扭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扭曲,甚至是断裂和错位,但承担这些扭曲、断裂、错位的,是每一个具体的家庭,和家庭当中每一个具体的成员。也许,因为身处其中,我们看不到这个结构性的魔方的扭转带给我们的影响,但是我们能够真切地体会到我们的愤怒、我们的委屈、我们的不满、我们的困顿,而这个时候最容易被发泄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亲人。所以,看到三代母亲的不同,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这个巨大魔方转动的力量,同时也能够看到自己时代的某种偏执。看到了这个偏执,也许我们就能与它拉开距离。我觉得这个距离是非常宝贵的,当我们有了这个距离再去回看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包容更多的不同,包容我们的家人,包容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