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受罪的，连罪都受不起，那是孬种。
1997年，皮陈村东北方向约三公里处，开发出了年产能约4000万吨的煤矿，经过七年筹备，2004年，矿区投产运营。
国有煤矿投产前，发布了招聘启事，井下作业人员工资5000-8000元/月，半年、年度、双节发福利，夏季发降温物品，矿区有食堂，提供三餐。
这个待遇让皮陈村及周边村庄的中青年男人都急红了眼。辈辈农耕的村民，哪里见过这么高工资的工作，他们趋之若鹜。矿上挤满了人，天天乌泱乌泱地排队登记。
村里人见面打招呼甚至都变成了，你家谁谁谁去矿上报名没？录上没？
某天临近傍晚的时候，我听见住在隔壁的香婶在院子里咆哮。她常常骂铁锁大（此处“大”读“dá”，方言，意为“叔叔”），我们习以为常，但是那次骂得尤其凶，还打砸了一些东西，发出了叮叮咣咣，东西破碎的声音。铁锁大一如既往地不吭声，任由香婶发飙。
过了一会，院子里静了下来。我看见香婶气冲冲地出去了。没多大一会，她提了一箱水果罐头，一箱火腿肠回来了。
她走进了我家。
多年的老邻居，一墙之隔，突然提着礼物上门，让母亲很疑惑。母亲忙给香婶让座，问她咋了？咋又生气了？
香婶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把礼物放在了地上。
母亲说：“这是干啥哩？”
香婶说：“嫂子，我听说你娘家侄女婿在矿上管招工哩，你给他说说，我想下煤窑。”
母亲说：“下煤窑？那肯定不中。那都是男人干的活，女人干不了。”
“我能干，男人能干的活，我都能干。”香婶急忙解释道，她站起来，拍了拍胸脯，“你看，我比男人都壮实”。
香婶的确很壮，一米七的大高个，膀大腰圆，稀疏的头发全部扎在脑后，一张皮肤黝黑而粗糙的银盆大脸全部呈现出来。眼睛很小，鼻子很塌，嘴巴还很大，缺少女人的美感，让她显得更加壮实得像个男人。
母亲告诉她招女工下井是犯法的，还问她为啥不让铁锁去？
提到铁锁大，香婶爆发了，她骂铁锁大没用，说别人家都慌着去矿上挣钱，他就会守住那一亩三分地，鳖精一样，死活不挪窝。然后她又开始苦苦哀求，嗓门很大，诉说日子艰难和自己的强壮。
母亲也很无奈，她知道矿上的规定，觉得没必要去碰这个运气，虽说招工的人是侄女婿，可找人办事，母亲不能空着手去，她不忍心花了钱又没办成事。母亲最终还是拒绝了香婶，但她还是告诉香婶，她会给侄女婿提提，看矿上是不是还有哪些适合香婶干的活。
香婶听后转悲为喜，她说只要挣钱，干啥都行，有的是力气。
虽然母亲坚决不要，香婶还是把礼物留了下来。母亲便对我说：“去，把你香婶的俩孩子叫过来。”我跑过去，把俩孩子叫了过来，铁锁大也跟了过来。
母亲把水果罐头当着大家的面打开了。俩孩子、我、我弟弟、香婶、铁锁大、奶奶、母亲，刚好八罐，一人手里分了一罐。
我和弟弟用刀尖在瓶盖上砸开一个小口，罐头漏了气，瓶盖打开，屋里瞬间飘满了水果罐头的甜味，我俩不由分说就吃了起来。
铁锁大和俩孩子握着罐头，直勾勾地看着香婶不出声。母亲说，吃吧！他们还是不动，像三个等待母亲发号施令的孩子。
香婶说：“开都开了，吃吧。”
铁锁大把俩孩子的罐头打开，然后说他要回去做饭，自己拿着罐头先走了。俩孩子一边吃着一边跟着铁锁大回家了。
他们三个走后，香婶突然对母亲说：“嫂子，我想盖房子。”
1988年，我家的土坯房塌了一半，剩下一半在寒风和大雪中摇摇欲坠，母亲和父亲便筹划着在村外的寨垓子上建起了三间瓦房。房子上梁的那天，放了鞭炮、扔了喜糖、贴了毛主席像，好一番热闹。
香婶也在热闹的人群中。人群散去后，香婶还仰着脸看着我家的房子，喃喃自语说，好哩很、好哩很。母亲上去搭话。她说：“俺也盖房哩，就在你们西边，村里划给俺了。以后咱就是邻居了。”
可是，没想到那块地一荒就是几年，地上的草疯长。
那段时间里，香婶疯狂地挣钱，除了种地，也跟着村里人贩煤，更准确地说是偷煤去卖。
皮陈村的中年男人大多去过那处离皮陈村约10公里的煤山偷煤。为了建房，香婶逼迫铁锁大也上山去偷。可高中毕业，又是村里代课老师的铁锁大，始终保有读书人的清高，偷，他万万干不来，所以，他死活不去。香婶骂铁锁大不中用。
后来，香婶只好自己跟着村里人上山，她在夜里拉着架子车朝煤矿奔去，把架子车停在山脚下，拿着麻袋上山，在煤山的背面，捡一些煤渣，装上一麻袋，然后连滚带爬地跑下山，倒在架子车上，一转身，再上山。一晚上，能装一架子车。
偷煤的时候，村里人都是三五成群，看见巡逻的来了，一使暗号，立即四下逃散。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被抓被打都是常有的事，香婶也被打过，拽着她的头发往煤堆里塞。
可骂归骂，打归打，村里人还是会上山。他们偷来的煤并不在本地卖，而是拉着架子车往东部平原走，如果路上遇见合适的买家就卖了，然后回头，如果没有遇见，就一直往东走。
1991年，香婶刚偷完煤，还没来得及卖，觉得身体不爽，去乡卫生所一查，怀孕了。一架子车煤就堆在院子里，眼看天气越来越冷，如果年前卖不出去，就糟蹋了。她逼着铁锁大去跟着村里的大部队往东部去卖，铁锁大始终不愿意去，最后，香婶央求她的聋哑公爹帮她卖，还给婆婆说卖来的钱，他们对半分。
铁锁爹跟着村里的人一起拉着架子车出发了，大家伙算好了行程，卖了煤，刚好能赶上回家过春节。可那年的煤特别不好卖，他们出了乡，又走出了县，走了很远很远，还是没有卖完。
后来，下了大雪，人们住在了客栈里，铁锁爹不舍得花钱，就睡在了架子车的下面。不知道怎的，就和大家走散了。他又聋又哑，还不认识字，无法交代他来自哪里，去往哪里，后来煤是卖了，人却回不去了。
春节后，天气渐暖，第二波贩煤的人出乡卖煤时遇见他，他已经像个疯子，精神不太正常了。当地人描述，他一开始急得团团转，在客栈附近不停地走，捶胸跺脚。后来，安静了，再后来，就有点精神不正常了。
铁锁爹回来后，精神时常不稳定，有时候痴痴呆呆，有时候又一脸平静。人们说他是急火攻心，失了神智。没多久，铁锁爹在一个下大雨的天气里，在街上狂奔、发疯，然后一头倒在地上，死了。
铁锁爹死后，铁锁娘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铁锁还有个弟弟未婚，迟迟说不上媳妇，铁锁娘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了香婶身上，她觉得是香婶逼着铁锁爹去外地卖煤才导致了铁锁爹的死亡，她是杀死铁锁爹的杀人犯。
从那以后，婆婆对香婶的辱骂就没有停止过。他们已经无法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了，好在，经过几年的拼搏，香婶和铁锁大初步攒够了建房的钱。
1994年春天，还在孕期中（二胎）的香婶，用“贩煤”攒下来的钱，再加上从娘家借的钱，开始了三间瓦房的筹建。她白天给工人们做饭，夜里住在临时搭建的塑料大棚内，终于赶在儿子梧桐出生之前，把房子建了起来。1999年，她又在院子里建起了两间东厢平房。
香婶的婆婆叫秋，因为行为怪异，村里人叫她老傻秋，后来简化为老傻。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在村里没人喊她姆、婶子、嫂子之类的称呼，而都喊她老傻，可以想见，她在村里的威信有多低。
老傻信基督，人们说基督教人向善，不骂人、不打架、不造谣、不生是非，可她刚在家里唱完颂歌，出门就开始骂街，她站在街口，从东骂到西，从南骂到北。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小菜园里的菜少了，门口的柴火湿了，小孩子把玩耍的皮球踢到她家了，农忙时抢不到水井浇地，找不到车子拉秸秆，都会成为她开骂的理由。
我曾经见她追着年迈的铁锁奶奶骂。铁锁奶奶是小脚，拄着拐杖在前面步履蹒跚，老傻在后面大声地骂铁锁奶奶是小偷。后来我们才知道是铁锁大未经她的允许，偷偷给奶奶送过去一小罐牛肉罐头。我还见过老傻追着铁锁大满街跑着打，后来才知道是铁锁大给独居的铁锁奶奶磨了一袋面。最奇葩的是，她还骂到村里卖东西的小贩，说人家经过她门口的时候吐沫星子砸了她家的地面。
一开始，村里人没少打她。再后来，人们说她脑子指定有问题，就不再和她计较，把她的沿街叫骂当成笑话看。
1992年春天，香婶生下了大女儿红红。老傻不再骂香婶是不下蛋的鸡，而是骂香婶是吃饲料长大的马（香婶是大长脸）、站起来的猪。
生完红红的第三天，香婶就下床洗尿布、喂猪、喂鸡、做饭了。母亲对她说坐月子期间不敢碰凉水。她说不干不中啊，没人帮，只能自己干，还说她人皮实，不怕。
有人对香婶说，你恁强势一个人，长哩又高又壮，啥时候吃过这种亏啊。你婆婆那么骂你，你都不会打她，打她一顿就老实了。
香婶说：“打她干啥，她就是那样的人。骂就骂吧。”她还劝村里人，别和老傻计较。
2000年，76岁的老傻变得郁郁寡欢，沉默不语，整个村子没人和她说话。她常常提着一个挎包，行走4里地去外村的基督教堂礼拜，然后再慢腾腾地走回来。有一天，她回来的路上被一条突然窜出来的狗撞倒了，摔碎了尾椎骨和大腿骨，卧床不起。铁锁的弟弟那时已经结婚了，娶了一个二婚的外地女人，婚后不久就去了内蒙古打工，常年不在家。
香婶把独居的老傻接到了家里，安排在新建成不久的东厢房内。人们不理解，天天被骂的香婶，为什么要把老傻接过去伺候吃喝。问的人多了，有次香婶说，当年铁锁爹的死，多多少少与她有点关系，老傻这些年也怪可怜，孝顺她，也算是弥补对铁锁爹的亏欠。
2003年夏天，香婶娘家西瓜熟了，铁锁大去帮忙摘西瓜，住在了香婶娘家。香婶大姐在县城卖火烧夹菜，香婶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去帮忙。老傻一个人留在了铁锁家里。铁锁大和香婶本来想着去去就回，香婶给老傻留了几天吃的东西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可老傻没吃，她活活把自己饿死了。
埋了老傻以后，分配葬礼上的收益时，铁锁大的弟弟和妹妹又打了铁锁大，他们责骂铁锁大不孝，活活饿死了他们的娘。铁锁大的弟弟详细描述了老傻死的惨状，说老傻从床上摔到了地上，脸上摔得乌紫，甚至连同放在身边的碗都摔烂了，入殓换衣裳的时候，全身都是褥疮。
铁锁大不吭声，香婶却和他们厮打了起来，骂他们造谣，污蔑她的清白。她反击说老傻身上的褥疮是弟弟不管不顾造成的，还质问妹妹在她娘死之前一共看过几回，现在人死了，来这装孝子。
又高又壮的香婶在那次战斗中，没有吃亏，她又是撕、又是咬、又是骂、又是抓，把对方打得遍体鳞伤。可是，经过这一仗，铁锁大和弟弟妹妹家彻底断了亲。
断了就断了，香婶一点都不在乎。只是，铁锁大的弟弟妹妹总在外头说香婶是杀了他们父母的杀人犯，一辈子不得好死。
香婶内心委屈，她从没想过要害死老傻，她这辈子没少受老傻刁难，可是临到老，伺候老傻的还是她。话虽如此，可香婶和铁锁大还是常常被噩梦缠绕。有次半夜，我听见铁锁大在院子里哭，他边哭边说，只要一闭上眼，就梦见他娘站在他的床前。他还说东厢房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味儿，那个味道和他娘身上的味儿一模一样。
铁锁大本来身体就弱，经过这一折腾，更显得魂不附体了。所以，香婶急切地想赚钱，好把东厢房拆了重建。
2004年，香婶在母亲的介绍下，进入矿上食堂负责择菜、打扫、搬运以及一些体力活，算是帮工，工资一个月1800元，管吃。
香婶干得很好，负责人对她也很赏识，在半年后还给她加了工资。可是，没多久她却离职了。
香婶在矿上嗅到了一个商机。矿上基本上都是男人，绝大部分来自外地，常年住在矿上，留长发下井不方便，他们都喜欢简洁而干净的短发。矿上没有理发店，香婶就经常帮那些工人免费剃头，时间久了，她打算盘下一间房，开家低价理发店，每次理发3元，主打一个短平快。
理发店的生意不出香婶意料的火爆，2006年临近春节，香婶忙得离不开矿上，她给铁锁大打电话，让铁锁大把两个孩子送到矿上玩。铁锁大在家养羊，那是香婶去矿上打工前，给铁锁大谋划的事业。她觉得铁锁大不爱交际，不好说话，一定能把养殖搞起来。
为此，香婶专门到养殖场里参观学习，她了解到养猪风险太大，很容易得传染病，一旦被感染，整个养猪场就会一锅端。养羊虽然赚得少，但是成本小，风险小。一是因为羊吃草，农村到处都是秸秆，猪吃饲料，需要用钱买，相对而言，养羊成本低很多。二是羊得传染病的几率低。
羊离不开铁锁大，他便央求我骑电动车去送，我答应了。
香婶的理发店不大，因为人多，显得很拥挤。工人们自己洗头，洗完就坐在沙发上等，他们操着各地方言，说着不同的荤段子，把香婶逼仄的理发店显得热气腾腾。
香婶纹了眉，很细，头发也烫了，但是显得脸更大了，颧骨很高，笑起来异常突兀。有的男人在靠近香婶的时候，会摸一把。她使劲拍掉男人的手说：“收起你的贱蹄子，回家摸你老娘去。”
香婶一边理发，一边向那些工人介绍我是个大学生，对我各种夸奖，还对我说：“等大学毕业了，咱娶个县长的闺女。”
我说：“那娶不了，我配不上。”
她说：“咋会配不上呢？他县长的闺女咋了，就恁主贵，比咱多个鼻子还是多个眼，肚子里也是一兜屎。没有谁配不上谁，说不定她还倒追咱。”
我接不了她的话，就打算站起来走人。她没有刻意挽留，停下手中的活，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烟。她说，矿上不让抽烟，你拿走。我说我也不抽，她硬塞给我说：“拿着。”
2006年春天，香婶攒够了钱，立刻改造了东厢房，还扩建了羊圈。她说东厢房一拆，铁锁大就再也不会噩梦缠身了。
理发店不忙的时候，香婶便把精力用在铁锁大的养殖生意上。香婶负责技术指导，铁锁负责体力输出。
其实，他们一开始养羊时，因为养殖经验不足，摸不透羊生病早期的症状，活生生把小病拖成了大病，导致死了不少羊。香婶不服气，她开始勤在羊场转悠，听羊的叫声，看羊的情绪，摸羊的体温，慢慢地她基本就能判定羊是不是发烧了，或者拉肚子，应该吃什么药、打什么针，成了半个“赤脚兽医”。
夏天，香婶采买了山羊和绵羊的幼崽，到年底，羊刚好出圈，可以售卖。她告诉铁锁大，山羊和绵羊要分开饲养。山羊放养，绵羊圈养。山羊吃得多，草料供给不及时，成本高，必须拉出去吃百草。绵羊吃得少且抵抗力弱，性格温顺，更适合圈养。
在香婶的安排下，铁锁大上午铡草、上水，下午放羊、喂羊，傍晚去拉香婶联系的邻村豆腐厂拉豆腐渣。遇到农忙，除了铡草、放羊、喂羊、拉豆腐渣，铁锁大还要掰玉米、收麦子、锄红薯。不过，这时候，往往香婶也会关掉矿上的理发店，回村里几天，料理自家地里的庄稼。
忙完后，她总会带着铁锁大骑着电动三轮车继续在地头田间转来转去，看见路边扔的玉米秆、红薯瓤，她都搂扒搂扒装到车上。有时候，会有村民对她说：“香，俺家的玉米秆不想锄了，你锄回去喂羊吧！”她马上拿着镰刀，叫上铁锁大就把人家的玉米秆砍倒，然后一车一车地拉回家。
到2007年时，香婶和铁锁大的养殖场规模已经很大了，他们养了近200只山羊和绵羊，还有六头本地黑母猪和一群小猪仔。
有一年春节还没到，便有人一口气收走了几十只山羊。临近春节，她和铁锁大把剩下的羊宰了，拉到集市上卖，供不应求。那些年，羊市很好，价格也高，香婶狠狠地赚了不少钱。日子就这样在理发店和养殖场日渐壮大中逐渐好了起来。
2008年春天，母亲让我去香婶家问问有没有羊头。
铁锁大正在忙着喂羊，他听了我问，说有，从冰柜里拿出来了一个羊头，但不收我钱，只要我陪他聊会儿天。
铁锁大说他儿子梧桐不想上学了，他不同意，他哪怕累死，也要把梧桐培养成大学生，他问我咋开导孩子。
那年梧桐14岁，上初二。
我问他梧桐为什么不想上学，他说梧桐说上学太苦了。
我说吃不了上学的苦，就要吃社会的苦。
他突然睁大了眼睛，连连感叹是啊是啊，社会的苦可比上学苦多了。
我说，不如让他回来跟着你放几天羊，说不定他就知道生活是多苦了。
他说，是是是，这个方法好。
后来，铁锁大真的让梧桐回来帮他放羊、喂羊、拉豆腐渣。他问梧桐累不累？梧桐说不累。
连续干了一星期，梧桐一点不觉得累，反而越干越有劲，还说比上学轻松多了，上学才是真的累。
他正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一天出去放羊，碰见了村里的人，村里人就问：“梧桐不上学了？”
铁锁说：“回家歇几天。”
村里人说：“可不能不上啊，小小孩子，不上学将来可没出息，总不能像你爹一样放一辈子羊吧！”
这时候，铁锁看见梧桐低下了头，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些话对梧桐有用。
不久后，镇上大集，铁锁带梧桐去赶集卖羊肉。梧桐看到自己上学时的同学，立马就想躲起来，铁锁大却故意喊住梧桐：“梧桐，把肉给你同学搬到车上去！”
梧桐在同学的注视下把同学母亲买的半身羊肉搬到了他们的车上。
同学走后，梧桐在肉摊旁大哭了一场。
铁锁对梧桐说：“都是同学，人家坐车，你给人家搬肉。如果不上学，你的后半生都会是这种情况。我知道你能吃得了身体的苦，可是，人啊，精神的苦吃起来更痛！”
从那以后，梧桐又回去上学了。
为了感谢我提出的建议，铁锁炖了一锅羊肉请我吃。
他问我是否喝酒，我说不喝。他就一个人喝闷酒。酒过三巡，他突然哭了，他突然对我说：“活着可没意思！”
我说：“你这是太累了，歇歇。休息一段时间，又会精力充沛了。”
他说他活得还不如一只羊，羊难受的时候还会咩咩地叫几声，一群羊在一块还相互挤挤扛扛。他这么多年，连个说话都没有，突然觉得这么累死累活地干，跟铡草机有啥区别呢？
他给我讲他每天巨大的工作量，讲他的孤单和寂寞，讲他不想养羊，他还想去当代课老师，可是工资太低，香婶不同意，他甚至想过出去打工，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可是香婶还是不同意，觉得他没心眼，出去尽遭别人欺负。
我说：“那是香婶心疼你。”
铁锁大说：“可是，现在也不是我想要的。”
铁锁大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他赶着羊群去地里了，村口一群人正围着火堆烤火，有人说你们看看，下这么大的雪，还出去放羊，真拼。又有人说啥出息啊，除了会放羊，还会干啥，三脚跺不出来一个屁，见人也不说话，一年365天，天天围着畜生转，也就这点能耐了。哪像个男人啊！
铁锁大说这些话字字句句都像刀子一样割着他的心。
我知道他的痛，村里人常在背后说他窝囊和没用。他从不在人群中扎堆，哪人多他就躲着走；他也从不去别人家借东西，都是香婶去借。
早些年，村里文化人少，会写字的也少，遇见红白喜事需要记账的，有人会请铁锁大去。请别的记账的人帮忙至少都是一盒烟，而给他，往往只是一根烟。他不是不计较，只是他计较也没用，他一直默默地忍着。
香婶也总觉得他没用，嫌他窝囊，总想改变他，可是许多年过去了，铁锁大越来越痛苦，人却没有任何变化。所以，香婶便自己挑起了家，她向母亲诉苦时也是一肚子的委屈。
我想劝铁锁大，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就默不作声。
他突然又重复了那句话：“精神的苦吃起来更痛。”
我对铁锁大完整的记忆就停留在了这里，再得到铁锁大消息是2008年的冬天，我已经离开学校，在郑州一家报社实习，那天，母亲在电话中与我闲聊时，突然说：“你铁锁大死了。”
铁锁大自杀了，他拿一根绳子拴在一米多高的羊圈上，蜷着腿，硬是把自己活活勒死了。
春节时，我回老家，碰见了香婶和红红。红红说铁锁大在死之前给她打过电话，但是她没接到，如果接到了，和他说上几句话，说不定他就不会死了。
香婶责怪红红说：“你本事头真大，一个电话就能把你爸给救回来？他心眼小，你给他打十个电话也救不回来。”
红红用恶狠狠的眼神看着香婶。
香婶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留下红红和我。
红红看着香婶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不是俺妈一天到晚逼着我爸改变，看不起我爸，我爸也不会失去自我，走向绝路。”
我反倒觉得铁锁大的自杀，可能与香婶的关系不大。我猜测他死于孤独，常年不和人说话，一个人守着羊场，没日没夜地干，他极有可能得了抑郁症。
可不久后香婶和我母亲的谈话，又让我觉得事情更加扑朔迷离了。
春节里，香婶到我家拜年，和母亲在客厅聊天。聊着聊着，香婶的情绪激动起来，母亲责怪香婶无论如何不能迈出那一步，香婶说她也很自责，当时迷了心窍，母亲说就是你这一步害死了铁锁。
香婶对母亲咆哮：“我知道，我知道，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我自私，是我强势，是我给铁锁戴绿帽子害死了他，可是，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啊。”
母亲不说话了。
她俩的聊天就这么终止在了这里。
后来，我听母亲说，那时候，矿上建了家属楼，说是内部员工价格便宜，香婶想着和矿上的领导走得近一些，能弄一个内部指标，没想到一来二去，就和一个小领导走到了一起，还被传了出去，成了压死铁锁大的最后一根稻草。
再后来，矿上陆陆续续开了许多专业的理发店，香婶本来没啥技术，生意越来越差，干不下去了，就关了门，回村继续做铁锁大羊场的那些活了。
有一次，我见她杀羊，先把羊绑起来，一刀下去，抹了脖子，放了血，然后拿着小刀一点点地剥羊皮，清空下水，先放在案板上，一劈为二，然后抱着半个羊身，挂在肉钩上。挂完之后，弄得浑身是血，她呲着牙笑嘻嘻的，好像轻轻松松的样子。
可她在抱着半个羊身往挂钩上挂时，我分明看见她好几次都挂不上去，她往上举时，吃力的表情狰狞得像脸变了形。
村里有人感叹说，她一个女人干了男人们干不了的活。
她却说，干啥不苦？干啥不累，活着就是吃苦来了。这点苦不算啥，不累。
2011年，香婶以58万的价格，买下了娘家二姐在县城里的房子。
原本，她是筹划拆了自家的三间瓦房盖楼房的，她已找好了建筑队，还拿着三套房屋样式的图纸给母亲看，让母亲帮她选选哪个更好看。可就在这个时候，香婶的娘家二姐和大姐闹翻了。
香婶的大姐在城里卖火烧夹菜，二姐在城里卖豆腐，都住在城中村，自建房，三层的独院，既是亲人，也是老邻居。
二姐家磨豆腐，总是有污水，偏偏还常从大姐家门前流过，搞得大姐家门前又脏又臭，大姐的婆婆为此埋怨了几句。二姐并不示弱，反而和大姐婆婆吵了起来，把老太太气得住了院。大姐夫不依，和二姐家打了起来。两家蓄积多年的矛盾，就此彻底爆发，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大姐夫在当地是一个不好惹的恶霸，他不再允许二姐家的豆腐水从他家过，后来，连磨豆腐都不允许了，还把二姐家的大门都用封条封上了，不允许二姐一家回家。
二姐家惹不起大姐家，一家人就在外面租了房子，时间久了，二姐一家人商量着把房子卖了。可是大姐夫又不允许他们卖房子，因为他们是邻居，如果二姐卖房子还需要征得邻居的同意，无奈之下，二姐就找其他几个姐妹商量，希望她们能帮忙说和，并且，她愿意把原本能卖80万以上的房子，以60万出手。
香婶的四妹、五妹和六弟都起了买下房子的心思，香婶自然也心动了，她向大姐夫承诺，只要答应让她买了这套房子，以后她住在这里，可以免费给大姐家打下手卖火烧。最后，大姐夫对外放话，只允许香婶买。
香婶如愿买下了二姐的房子，可她和大姐夫的秘密约定，没多久就被公开了。香婶的二姐、四妹、五妹、六弟一时间成了香婶共同的敌人，他们开始猜测，大姐和二姐的矛盾是香婶从中挑唆的，并自此断了和香婶的联系。逢年过节，香婶走娘家时，六弟见香婶一去，就关上大门，不让她进。
香婶说，她没办法，梧桐长大了，要结婚了，必须得有一套房子。
她对梧桐说：“儿子，你只管学，学到哪一步不想学的都中。我把房子都给你买好了，还是城里的房子，这下子咱不愁娶媳妇了。”
可实际上，自从铁锁大因为香婶出轨的事自杀后，红红和梧桐就开始憎恨她，也很少和她交流了。
2013年，19岁的梧桐考上了黑龙江的一所大学，21岁的红红嫁给了镇上一家羊肉汤店老板的儿子。
其实，红红原本想嫁的人在皮陈村，那是她青梅竹马的男孩。可男孩的父母都是农民，且男孩下面还有个弟弟，家庭负担重。香婶死活不同意两人的婚事，还放话说男孩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让红红当一辈子老闺女都不嫁给他。男孩的父母听到这种羞辱，也开始阻止这门婚事。红红和男孩的恋情就这样终止了。这之后，红红便一心想离开皮陈村，羊肉汤店常年在香婶这里买羊肉，也算是熟人。
红红嫁到镇上后，很少回村，一开始她的生活富裕，但没几年，红红的公公和婆婆就先后瘫痪了，日子一落千丈。2016年，他们关了镇上的羊肉汤店，红红的老公去城里打工，红红在镇上照顾孩子和两个老人，香婶只要一忙完羊场的事就往镇上跑。
2017年，梧桐大学毕业，他给香婶打电话说了两件事，一是他谈恋爱了，女孩是辽宁的，独生女，女方家长不同意女孩远嫁。二是他不打算回河南了。
这两件事让香婶猝不及防，她不同意。香婶要求梧桐必须回河南，并下了死命令，如果要她这个妈，就带着女朋友回河南。如果不回来，就别要她这个妈，她也不会拿一分钱给他们买房子。
春节时，梧桐和香婶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梧桐说香婶饿死了他的奶奶，逼死了他的爸爸，强迫姐姐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还说香婶是毁掉他整个家的杀人犯。他不会原谅她，永远不会。
香婶被这些话击中了。想当初婆婆怎么骂，弟弟和妹妹怎么造谣，村里什么样的风言风语，她都无所谓，可这些话从儿子嘴里说出来的那一刻，她的精神世界崩塌了，她瘫软地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和母亲听到他们的争吵，冲进了院子里，梧桐看见我们来了，拉着行李箱走了。香婶像被抽走了魂魄一样魂不守舍，过了好久，香婶突然大哭了起来，她哭了好久才停了下来。
后来，香婶听说梧桐和女友在青岛一个大企业找了一份工作，打算在青岛买房。香婶把城里的房子卖了，凑了首付，转账给梧桐。
2022年，梧桐在青岛结婚，没有通知香婶，许久以后，香婶才从红红那知道这个消息。
母亲听说后，怒不可遏，替香婶抱不平，还责备香婶不该把钱给这个白眼狼。香婶说儿子可以不要娘，可是娘不能不要儿子啊。她深知梧桐和铁锁大性格很像，极容易做出傻事，所以，她同意了梧桐的一切要求，只要儿子过得好，她一切苦都受得了。
从那以后，我很少得到梧桐的消息。
我只知道，梧桐再没有回过河南，香婶也从来没有去过青岛。
2025年，我回老家过春节，儿子哭闹着要放烟花，我便打算买一些烟花去农村放。我沿着街到处转，终于在一个美食街里找到一个卖烟花的小贩，她挤在两个美食小摊贩的中间，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在一个纸盒子上放了各种不同的鞭炮和烟花。
我问她价格，她弓着腰、偷偷摸摸地说：“这个十块，这个十五，这个十七，这个三十。”
她抬头我才认出，竟是香婶。我问她咋会在这？
她说红红家住在旁边。
我本想问大过年的，这么冷的天，还下着雪，咋还出来摆摊，但是转念一想，都是为了生活，就没再说这些心里话，反而是她主动说过几天回老家，这两天闲着没事，就出来摆个摊，多少挣点钱，不给孩子们添负担。
我选烟花时，有汽车经过，因为道路狭窄，一个劲地摁喇叭。旁边摊位的老板吵香婶说：“你就不会把你的摊往后挪挪？”
香婶不搭理他，低着头摆弄她为数不多的烟花爆竹。
我买了一些，她又送我了一些。我没有拒绝，收下了，她笑了一下。
我走的时候，她弓着腰，仔细地摆弄着她的小摊，微微一抬头，和我对视了一下，又迅速地低了下去。我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她，她仍旧在摆弄她的小摊。我看到一个爆竹掉在了地上，而她完全不知道。她动作慢腾腾的，雪一片又一片地落在她的背上。
那一刻，我觉得香婶这辈子活得挺屈。一个把自己活成男人的女人，扛起了整个家，却失去了亲人们的理解，在儿子女儿眼中，竟然还背负着“杀人犯”的罪名。
我回到家给母亲说见到了香婶，说她在偷着卖鞭炮。母亲说香婶还是那么好强。白天扫大街，晚上出来摆摊。她挣的钱，一部分打到了梧桐的账户上，一部分给了红红。红红的公公婆婆在2017年先后去世了，红红家原本不再需要香婶了，可香婶坚持靠着打扫卫生挣点钱，给红红一些补贴，留在了红红身边，红红在城里的房子是租的，香婶交房租。可是，即便这样，红红对她说话也总是不冷不热的。
我说，香婶其实挺可怜的，那么拼命，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
母亲感叹，说好强了一辈子的香，到老了却弄得个众叛亲离。
母亲说有一次她在街上碰见了红红，她对红红说香婶的难处，红红一开始不搭话，后来甩下一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扬长而去了。
母亲想着劝不动红红，就去劝劝香婶放宽心。谁知道香婶说，人不都是这样，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受罪的，连罪都受不起，那是孬种，这点苦不算啥，孩子们过得好就行。
我不知道这些话是香婶真的坚强，还是她无助到极致的自我安慰。
再后来，香婶身体不好了，环卫上把她开除了，香婶不仅不能照顾红红，反而成了她家里的负担。
香婶回了老家，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破旧不堪的三间瓦房门口，一坐就是半天，安静地不说一句话。羊场已经塌了，羊圈的设施早年也卖了，卖的钱转给了梧桐，羊场长满了草，偶尔有鸟落在院子里，香婶便拿起身边的木棍，敲打着地面，这是这个院子里发出的唯一声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1-28 09:2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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