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竞，聋人译员，「守语者」联合创办人。
我们真的需要去接纳多样性，这样才会让所有人都不那么受伤，都可以感受到被爱。
大家好，我是崔竞。这是我的手语名字，两个拳头碰在一起，竞争的意思：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身份标签。我身上有聋人的标签、女性的标签，还是“守语者”的联合创办人、上海守语公益服务中心的理事长。但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一个纪录片《众手揎哗》，我是导演之一。
最近几年，在有选择的情况下，面对公众的时候我会尽量用手语来表达。
我的父母都是聋人
我父母都出生在武汉，他们两个都是聋人。我爸是老大，四岁发烧打针后就听不见了。我妈是老幺，出生时就听不见，她的大姐也是聋人。
我的父母很难跟他们的父母直接、深度地沟通，因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听人。
我父母在武汉聋人学校读书时就认识了，毕业后在北京旅行时又遇到了。那时爸爸有点急着结婚，看到妈妈也单身，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当时爷爷很反对，因为爸爸家的条件比较好。后来的事也不用说，肯定是结成了，不然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在我出生之前，家里就讨论好了，生了孩子要给爷爷奶奶养育。因为爸妈听不见，爷爷奶奶担心他们不知道怎么养。
但是到了三岁的时候，我突然听不见了。我自己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印象的。奶奶告诉我，那天你在地上玩，平常我在后面叫你，你会有反应，但是那天很奇怪没有反应了。
我没有发烧，没有打针，也没有任何意外，突然那一天就听不见了。爷爷奶奶急着带我到处求医，医生说，这是神经性耳聋，永远不会好转。
最后他们给我配了助听器。助听器可以让我跟听人一样听得清楚吗？其实是不行的。助听器只是能够维持听觉的刺激，听清、听懂是没办法做到的。
爷爷奶奶也没有带我去做语言康复、练习口语，就是在家里自然地跟我说话。爷爷说的是东北普通话，奶奶说的是武汉话。所以我小时候就在一个很平常的环境里成长。
很多人如果生出了听不见的孩子，会着急地到处找康复，训练孩子的口语发音，一个月后，孩子终于可以发出声音：妈——妈——。很多人对这种事情会感动得痛哭流涕，但这样的桥段在我身上统统没有发生。没有人管我的语言能力，我就像被放养的一样。但很神奇的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学会了武汉话。
所以，对听不见这件事情，我其实是不太有意识、不太敏感的。直到上学以后，我才慢慢地发现，我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
“开口说话去吧！”
幼儿园的时候，奶奶告诉我：你那个助听器不可以随便让人碰哦。但是午休时，和我一起睡的小朋友对我的助听器感兴趣，想要拿去玩。我不给他，他就用力捏我的小腿，疼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很胆小，不敢告诉老师也不敢和奶奶说，我开始不愿意去幼儿园。
小学时，奶奶提前告诉班主任：她听力不太好，最好安排她坐在第一排。开家长会的时候，别人都是父母去参加，只有我是奶奶去参加。经由这一连串的事情，我就慢慢明白，原来我跟其他人有点不同。
其实，我住的小区里面有很多聋人，他们是我父母的朋友、同事、邻居。没有人会对聋人指指点点，因为很多人都彼此认识对方的家庭。一个家庭里既有聋人也有听人，也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
但是到外面的大社会，瞧不起聋人的事情还是常常发生。妈妈告诉我，那时聋人在外面打手语，会有听人用奇怪的眼光看着他们，甚至对着他们吐痰。因为这样的社会氛围，我们自己也会觉得，身为聋人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我一直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餐桌上，我对爷爷奶奶用口语、对父母用手语，母亲却拿筷子打我的手，她一边打我手，一边发出类似口语的声音，意思就是：不要像我们一样用手语！用你的听力！开口说话去吧！
我现在知道妈妈是不希望我跟聋人一样遭受社会歧视，最好能像听人一样说话，才会获得尊重。但是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小孩，我只觉得很痛，甚至对妈妈抱有恨意。所以我不愿意和她来往，也不想去了解她。
我父母从来不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不觉得我是一个聋人，他们觉得我是听人。爷爷奶奶也觉得，我可以说话，和我父母不一样。我并不完全像听人也不完全像聋人，但成长过程中我很清楚的是，我不能像父母一样不会说话，我必须要会说话。
那时对手语和聋人我是不感兴趣的，也保持距离。初中的时候，如果有爸妈的聋人朋友来我家，按了闪光门铃，我打开门就直接说：烦什么烦，走吧！
手语和聋人文化
2008年读大一的时候，因为读的是师范学校，为了考普通话证书，有段时间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练普通话，那时的我还是认为口语比较重要。
一直到大二的时候听了一个讲座，是一位美国的听人来讲美国的聋人、手语和聋人文化。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与我之前成长过程中完全不一样的观点。她说：手语和口语一样，是一门真正的语言；聋人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聋人文化通俗地讲就是基于视觉的语言文化，它背后也有自己的一套生活交际方式，比如把听觉的东西换成可视化的东西、把敲门换成闪光门铃。
这两句话对我造成很大的冲击，从这时候开始，我就不那么抗拒手语，慢慢地也愿意跟父母用手语聊天。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其实看不到讲座里说的那些东西的存在，碰不太到真心相信聋人文化的人。直到大四的时候我碰到了顽真。顽真就是现在在这里给我做口译的人，这个演讲中你们听到的就是她的声音。
顽真是听人，她当时在读人类学的研究生，研究聋人文化以及聋人教育。她来我们学校做聋人高等教育相关的研究，我负责接待她。
她当时还不会武汉手语，但会很努力地去学、去看我打的手语。我看见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知行合一的行动，和大二的讲座说的是一样的，原来那个讲座真的不是乱讲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更加顺畅地使用手语了，并且和顽真一起去寻找和传播聋人文化。
会说话就不是聋人？
但是又有了新的问题。我一直对于“我是谁”这件事有点困扰，我到底是聋人还是听人？如果我是聋人、接受了聋人文化，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开口说话了？
因为一些聋人会认为，聋人就是不会说话的，会说话的就不是真聋人。如果你是一个聋人，你就不能开口说话，只能使用手语。有一次因为找不到手语翻译，我就用口语接受了采访，就有聋人说：你怎么用口语接受采访？
如果真的完全不用口语才代表我是一个聋人，那也就是说，我永远不要和我奶奶还有我的听人朋友们沟通了吗？我心里很挣扎。
在这十几年中，我去了很多地方，遇到了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聋人，他们让我对身份认同有了不同的看法。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晴子的朋友，她是美国的亚裔聋人。
我认识她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她会口语，我们就是用聋人惯用的方式，一直用手语聊天。几年之后才偶然得知，晴子是会口语的。我非常惊讶，我跟她相处那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她用口语。那时我就想，她也会口语，是不是跟我有类似的成长经历和背景呢？她为什么不会纠结用手语还是用口语呢？
于是找到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就跟晴子深入地谈了一次心。我问晴子：我看你用手语用得很好，听说你也会口语？为什么会口语这件事好像对你完全没有影响、不会束缚你的身份认同？
晴子说：我心里认定我是聋人，所以会不会口语都不会对我认同自己是聋人有影响。我会口语或是我用手语，我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我现在用手语，这是我的选择。
在那个瞬间，我好像明白了。我以为开口说话就不是聋人，选择手语才是我自己。但是我忘了，不管我是用口语还是用手语，我还是我。
我花了十几年才确认，我是聋人，而且我会说话。会口语并不是我的选择，只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而已。我没有必要为了聋人的身份认同而假装不会说话。
我碰到的很多聋人，他们有的用口语、有的戴助听器、有的做了人工耳蜗，都不影响他们的聋人身份认同。在医疗视角的影响下，很多人都希望通过做人工耳蜗变成“正常人”，但我有几位朋友做耳蜗单纯是为了改善一些症状，比如耳鸣，做耳蜗并没有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还是会用手语。
科技没办法把人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有了聋人身份认同以后，真的像换了一个人。比如我在确认自己的聋人身份后，说话反而更清楚了，不是因为我练习了发音，而是我知道我是谁，我对自己有自信。
拍出更立体的聋人
当我的聋人身份认同逐渐变得清晰的时候，我也正好开始拍纪录片。
立早是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她在网上看了一个短片《聋女独白》，在片中看到了我，通过朋友辗转认识了我。
后来她回老家，偶然从床底下翻出了已经去世的奶奶跟她的书信往来。她的奶奶中年听力下降，退休前完全听不到了，就一直和立早妈妈还有立早通过书信沟通。她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奶奶也是一位聋人，只是不会手语。
之后她又和我见面，她说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我说，听人有口述史，聋人却没有手述史。而且，现在很多的纪录片拍聋人拍得很单一，看起来是展现聋人的自强不息，但背后的含义好像还是说聋人是弱势群体，好像缺了多样性与立体感。我希望可以拍出聋人真实的生活，让更多人看到不同角度的聋人。
说干就干，2018年我们就开始拍纪录片。我，一个聋人，立早，一个不会手语的听人，顽真，一个会手语的听人，我们从武汉开始拍起来了。到2020年，另翎，一位南京的聋人，也加入了我们。
所以最终成片的《众手揎哗》就包含了武汉和南京不同代际的聋人故事。下面我想讲讲片子里面不同聋人的故事。
狗仔卡
发表于 2025-11-24 06: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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