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樱这一次为自己和成都写作。
她说:“我的记忆中,既有烟火气又很文艺,随便走到哪里,比如看见大树下围着一圈人,一定有人在那儿朗读长篇小说,或者是在那儿弹吉他、唱歌。”
题图 | 受访者提供
快要60岁时,作家杨红樱做了个决定,完结“淘气包马小跳”以及“笑猫日记”两个系列。
这两个系列的童书,分别有三十本之多,杨红樱完成它们,用了二十几年。这些书作,不仅是杨红樱的心血,更是许多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的一部分。看到完结消息传来时,很多已经为人父母的读者,在社交媒体讨论起来。他们怀念起那些故事,也怀念与故事相连的无忧无虑的时光。
(图/《笑猫日记》)
其实很早以前,杨红樱就意识到,由于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越往后写越困难了。好在,她的儿童文学里,总是带有现实世界的影子,这才让她的灵感源源不断。“我是根据当下的儿童的生活现状和教育现状而写的,我希望离他们的生活更近一点。”
譬如,如今又开始提倡“劳动教育”的概念,杨红樱就在“马小跳系列”的最新一本《光荣绽放》里面,将“劳动”对儿童成长的意义和她理想中的劳动课是什么样的写入书中。书中的亮点之一是选“劳动课代表”。劳动课老师是一位具有先进教育理念的年轻老师,他提出“劳动课代表”必须兼备领导能力、策划能力、合作能力、快乐能力,同学们选来选去,用事实说话,兼备这几种能力的居然是马小跳,于是马小跳当上了劳动课代表,迎来了自己“光荣绽放”的高光时刻,最终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图/《淘气包马小跳》)
她通过“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完成了一部儿童心灵成长史,用故事呈现了一个真正的孩子完整的童年。
“写完‘马小跳系列’(30本),这一年我刚好60岁,我想为自己写一本书。”她将尘封的记忆唤醒,开始动笔,写下一个个故乡成都的故事。那些人,那些事,仿若都回到了她的身边。
在其新作《成都美人》出版之际,《新周刊》对杨红樱进行了专访,以下为专访实录。
《新周刊》:是否有比较关键性的事件促使你开始转向新阶段的创作?
杨红樱:我喜欢细节描写,喜欢写人物,但在童书里,孩子不一定感受得到,我就很多年没有这样写过。决定为自己而写后,我就想从成都往事开始写吧,我那时还不知道能不能写出来。
(图/受访者提供)
《成都美人》中的小满,是我第一个想写的人,她的原型是我们家附近药铺里抓药的一个女性。她长得非常漂亮,原来是唱四川清音的演员,后来嗓子倒了,说话就比较粗了。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认识了她。那时,我的老师都说我以后会是作家,我那时就想,如果真的成了作家。我就要写她。
我很庆幸,60岁以后才能写小满。放到以前,我可能会写她如何漂亮,一眼万年的那种,但现在,我可以写她活得更漂亮,写出她身上所带有的成都女性的精气神。
《新周刊》:小满和斯小姐在现实中都有相应的原型,你能结合作品讲一讲与她们的交往中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杨红樱:小满的出身,是成都附近一个县的农民家庭,她有“百灵鸟”一样的嗓子,就被选到了成都曲艺团,学了清音。斯小姐则是高门大户。从身份上看,她们是完全不同的,但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行我素,活出了自己的精彩。斯小姐是我的邻居,住在我家附近的公馆里。她也是我幼儿园的老师。她很喜欢我,放了学就把我带到她家去,给我弹风琴,还给我放黑胶唱片听。斯小姐出身高门大户,那时候人人都可以欺辱她。但在我的印象中,她走路昂首挺胸,自尊自爱。小满和斯小姐,她们是不同类型的成都美人,但都是成都女性的典型代表。
《新周刊》:你用“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来形容她们,你觉得这是成都女性最突出的性格特质吗?
杨红樱:人们对成都女性的了解好像都是偏外在的,比如,长得漂亮。实际上,成都女性外表是很温婉,但她们内心又很强大。
从我接触的人来说,我觉得成都女性不装,不爱攀比,也不爱跟风,我是什么样,那就以什么样示人,这一点,在我身上也是有所表现的。我从19岁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到2000年《女生日记》出版,这是我的成名作,全国的少年儿童都知道了在中国有一个专门为孩子写书的作家杨红樱,批判我的人也开始多了,也有排挤、白眼,造谣,甚至有人扬言“儿童文学界已经把杨红樱开除了”。面对这些遭遇,我依然保持自我。我不会活在别人的眼睛里,我认为是对的,那我会做到底。我不跟人攀比,并且坚信,作品的好坏,只能交给读者和时间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