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历史性的不合理。当知识女性需要与情投意合的知识男性结合时,知识女性就默认了自己将承担具体的生活,而男人则负责实现宏大的理想。可是,男人和女人组建家庭时,却全是具体的生活,比如做饭,洗衣、生育和经济管理。这些原本是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却因为父权制传统,即使是现在,也不由分说地落到女性身上。从传统父权家庭走出的知识女性,为了现代家庭,又步入了依然男权的家庭劳动分工中,而她们必须为了自由恋爱欣然领命。
许广平在结婚以前也在大学任教,她是国民党党员,“国共合作”期间是与邓颖超对接的妇女干部。结婚以后,鲁迅却要求她不出门工作。为了不浪费她的才华,鲁迅为她想的办法是教她日文,这样,她可以在家以翻译工作作为自我实现的办法,哪怕许广平更感兴趣的是积极参与人群的社会工作。鲁迅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差,他们有一个厨子,一个帮佣处理家务。所以,家庭劳动分工已经转嫁给经济社会条件更低的劳动妇女时,许广平依然无法将自己从“妻职”中解放出来。须知,鲁迅算是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他知道问“娜拉走后怎么办”,他也知道女性的天性是母性和女儿性,妻性是不存在的。然而,不能处理账单和家务的鲁迅,依然没有想过自己去学习做家务,而是选择将许广平囚在家中。丈夫可以去内山书店谈笑风生,而管理厨子帮佣和账单的事,难道不正该妻子做吗?按鲁迅的话说,你工作一个月赚的钱,我多写两篇文章就补贴了。许广平觉得还很体贴。
杨绛和钱钟书的原生家庭都是有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知识分子,杨绛可是在胡适庚款留学的时代,靠家庭自费去的英国。抗战以前不曾为家事操心过的她,抗战中要学会生煤炉,还要现学做饭补衣,这些,她的灵魂伴侣钱钟书都不曾考虑过要一起分担。钱钟书比鲁迅进步的地方是,他愿意忍受生活质量的降级,支持杨绛写剧本工作。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父亲都是学阀和社会贤达,他们不仅自费留美,而且结婚礼物是环游世界。抗战前林徽因唯一吃过的苦不外乎就是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而这是她的学术热情所在。经济上,张学良的东北大学是高薪将二人聘请回国,所以林徽因家的劳动分工比许广平和杨绛的更充分的转嫁到了底层劳动妇女身上。抗战中,林徽因一边患病,一边学术写作一边补衣服和做饭,深爱女神的梁思成也并未考虑帮她分担,因为这是“妻职”的内容。而林徽因甚至没有如杨绛那样在文章里描写过这些苦难,因为她还有“公众形象”的限制、名媛怎么可以缝衣服做饭、或者抱怨劳动分工呢?要在几十年后费慰梅披露的林徽因通信中,我们才知道,即使是林徽因也会受困于不公平的劳动分工,而她囿于爱情神话和双方的学术形象,甚至无法谈论和书写这些不公。
或许,许广平和林徽因都没有觉得不公。当时,能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对象结合,已是天大的公平。社会提出自由恋爱,却并没有为女性的自由提供保障。萧红遭遇的爱情悲剧、家庭暴力、身体摧残就是一个典型,而富有批判精神和善于书写的萧红限于时代的局限,并没有分辨出是什么给她带来了伤害。在当时人的眼中,萧红是自由的啊!她逃离封建家庭、选择自己的爱人,她工作和发表,得到了男人的爱慕尊重和支持。萧红也不知道,除了口号中的“自由”,还需要生活中的自由。而生活的自由是由经济独立、劳动分工决定的。萧红一生都穷困,她没有林徽因和杨绛的条件将家庭劳动转嫁于更底层女性,她只能又承担家庭劳动、又承担社会劳动。所以,当她脱离“妻职”远赴日本,过着清贫的生活,只需要生存和写作的时候,她都认为已经是黄金时代了,因为她终于是一个独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