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上海证券报刊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田立文章表示,这项看似局限于三农发展的决议,却有著更深层次的意义—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把土地问题与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有些牵强,但站在宏观经济大局和金融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就会发现其中的关系绝非牵强。
文章介绍,关于金融安全和金融危机,美国学者富兰克林 艾伦和道格拉斯 盖尔在本世纪初的研究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个是金融安全与金融体系的类型无关,无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市场主导型还是银行主导型,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另一个结论则有些悲观,他们认为
金融危机是绝对的,是金融发展的常态,(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人们可以做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的危害。 既然危机是常态的,那么应对能力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考虑的问题。目前多数观点关于应对危机的认知大多是亡羊补牢式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有时甚至还是剜肉补疮式的。前段时间全球性的流动性救市,就是典型写照。其实,这些观点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抵御危机的能力源自经济体自身的抵抗力”,而这个抵抗力至少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是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二是国民财富的绝对数量。
关于后者,比较好理解,就拿美国来说,虽然危机源自美国,受冲击的力度也最大,但美国经济因此而受到的打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惨”。反过来,亚太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就不行了,谁都没注意的冰岛甚至到了“国家破产”的境地。
文章称,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究竟会受到什么程度的影响,说法不一,但抵御的效果取决于经济的实力。 所周知,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弱,宏观层面不会有大问题,但
人均实力就差多了,国民抵御冲击的能力不容乐观。而短期内人均实力的提升,如果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来实现的话,几乎不可能。尤其是占人口绝对比重的农民,这方面的能力恐怕就更差了,土地制度改革恰恰为农民兄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契机。
这次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土地承包权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转化。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流转不流转的问题,但从价值角度看,是否可“流转”的差别可是很大的。一旦土地经营权允许流转了,实质上意味著农民对土地拥有了一定的处置权,也就是说,土地虽然还是那块土地,但由于农民对它的权利增加了,
于是也就增加了农民手中的土地这项资产的价值,(
城市的地皮卖光了,现在卖农村的,GDP又搞上去了:(127):)而这种价值的增加绝不是无形的,而是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