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建松：布鲁诺因为日心说被烧死？真相没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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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因为日心说被烧死？真相没这么简单 

原创 2016-07-21 聂建松 大家

文 | 聂建松

布鲁诺被当作一个哲学思考者而起诉，因为他大胆的关于“无穷多个世界”或者“地球移动”的看法而被火刑，这样的传说已经站不住脚了。随着《概要》（笔者注：Sommario del Processo di Giordano Bruno，布鲁诺的审讯过程的概要）的出版，这个传说被釜底抽薪，这部作品显示出在审讯中“哲学或者科学的问题”并不是关注点，并且在科尔萨诺（Corsano）和费勒泊（Firpo）的笔下，强调的乃是布鲁诺的宗教行为。

——《乔尔达诺·布鲁诺和赫尔墨斯传统》，【英】弗兰塞斯·A.叶慈（Frances A. Yates）

▍布鲁诺真的大丈夫？——对某些传统历史观的重新思考

第二个大千禧年（公元2000年，Great Jubilee）的三月十二日，这一天是天主教教会的“恕罪日”（Day of Pardon），用来提醒人们要进行自省。在梵蒂冈城，教皇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过犯》（Mea Culpa）的讲话，请求上帝原谅教会在两千年以来所犯的过错。其中尤其提及了教会所使用过的“暴力手段”，即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等行为。

颇有些值得回味的是，在距离梵蒂冈城咫尺之遥的鲜花广场（Campo dei Fiori）上，就挺立着乔尔达诺·布鲁诺的雕像。他就是死于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而且就在此地遭受了火刑。

▲ 位于意大利鲜花广场的焦尔达诺·布鲁诺雕像。

然而，就他受刑的原因，绝大多数人对此的看法，恐怕仍然停留在这样的印象之中，即布鲁诺同哥白尼、伽利略一样，都是日心说的捍卫者。或者，更进一步而言，布鲁诺是一位科学的殉道者，他的死就意味着“宗教对科学的压制和迫害”。

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形成是有客观局限性的：一方面，此前关于布鲁诺的研究一直囿于史料的不足——拿破仑将大批梵蒂冈的文献送到了巴黎去做纸箱子，其中就包括了关于布鲁诺的审判。日后，研究者是从威尼斯的宗教裁判所的存档，以及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的私人收藏中，重新找到的这些资料；一方面，自十七世纪开始的理性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一直把布鲁诺视为伽利略的先行者。另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对于伽利略的“软弱”进行了批评，也成就了布鲁诺的“英勇”形象。

实际上，在十九世纪，布鲁诺还被人们当作思想自由的平民先锋形象，而不是科学家的形象，用来反对当时的贵族政治和宗教权威。

然而，正如当代著名的文艺复兴研究者弗朗塞斯·A.叶慈所证明的那样，随着史料的重新发现，人们头脑中布鲁诺的固有形象，应该有所改变了。

譬如，在安德鲁·迪克森·怀特著的《科学-神学论战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文字：

这种新的真理（笔者注：哥白尼的学说）不可能被隐瞒住；对它，无论是一笑拒之还是蹙额压制，都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许多人已经接受了它，但是在罗马教皇能够听到的范围之内，似乎只有一个声音敢清楚地表述这个真理。这位新出现的勇士就是那个怪人乔尔丹诺·布鲁诺。他被从一地追逐到另一地，最后他与追逐他的人展开了可怕的唇枪舌剑的论战。为此，他在威尼斯遭到诱捕，在罗马的异端裁判所的地牢中被监禁了6年，最后被活活烧死，他的骨灰被抛洒在风中。

这段话看起来确实惊心动魄，仿佛整个欧洲都遍布了教会的“盖世太保”。无论走到哪，布鲁诺都随时面临着被捕的危险。然而，这样一段文字却忽视了当时欧洲的复杂情况。

彼时，正值“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欧洲的宗教版图早已四分五裂，新教和天主教的斗争如火如荼：在德意志，这场运动的发源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他的追随者成了“路德宗”教会；在法兰西，胡格诺派（Huguenot）和天主教矛盾激化，甚至由此引发了“宗教战争”（les Guerres de religion）；在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带领下，圣公会也脱离了天主教。此外，在布拉格——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作为著名的宗教宽容者，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II）旗下则聚集了一批宗教改革人士、天主教人士以及犹太人。

要知道，布鲁诺可都在以上这些地方居住过！因此，实难想象，仅仅作为一个天主教的机构，宗教裁判所能够把势力拓展到全欧洲的各个角落。

▍人人都恨布鲁诺！——布鲁诺的生平简介

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下布鲁诺的个人历史，以便从细节上澄清更多的实际情况。

1548年，布鲁诺生于那不勒斯东边的诺拉，他日后也非常骄傲于自己的家乡，总是自称是“来自诺拉的人”。他幼年受洗的教名本来是“腓力珀”（Filippo），不过他加入“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基督教的一个著名修会）之后就放弃了这个名字，“乔尔达诺”（Giordano）实际上是他的“法名”，因为这是修会赐给他的名字。布鲁诺少年时加入这个修会，主要是因为这个修会提供免费的教育。

一开始布鲁诺还是很尊敬修会的前辈，称他们为“地上的众神”，但是他之后就很激烈地批评他们是“驴和不学无术的人”。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在修会学习期间，他接触到了“瓦勒德派”（Valdensians）——这是受到了人文主义学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影响的一个团体。正是这个团体使得他逐步形成了日后“反-主流基督教神学”的一些思想。尽管如此，在25岁的时候，他还是成为了一名天主教神父。

布鲁诺与宗教裁判所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他成为神父之后的第三年。他被指控为有反对基督教思想的行为和言论，因此他被召唤到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去为自己辩护。在罗马，他似乎没有成功恢复自己的名誉，因此他仍旧“伪装”成多明我会的成员，跑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在那里，他写书赚了一些钱。之后开始游荡于意大利北部，期间以讲授天文学基础课程为生。

然后，他决定去当时的宗教改革活动中心日内瓦，在那里改宗成为了一名“加尔文宗”（宗教改革的基督教一派）信徒。最终，他在日内瓦学院中获得了一个教职。教学期间，他开始攻击学院里一名非常重要的学者的哲学观点（从日后布鲁诺的言辞习惯来看，他说的话可能非常不客气）。因此在留下一封道歉信之后，他离开了日内瓦。（同时，他也脱离了加尔文宗。）

随后，他又来到了法国，在图卢兹大学里找到一份教职——在这期间，他又讽刺另外一个教授是“驴”。为了躲避当时法国的宗教战争，他来到了巴黎，并且成功地引起了法国国王亨利三世（Henri III）的注意，接着国王将他推荐给了法国大使米歇尔·德·卡斯特勒瑙（Michael de Castelnau），其后布鲁诺随他来到了伦敦。在这里，他将自己的一个作品呈给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

▲ 伊丽莎白一世画像，约1575年

他试图在牛津大学进行公开讲座，不过听众们却认为，他逐字逐句地抄袭了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哲学家马尔希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的作品。他对此非常不满，在自己给法国大使的信里，称牛津的人们为“书呆子、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以及“驴”。

随着法国大使受命回国，布鲁诺也不得不随之回国。在此时，布鲁诺考虑过回归到天主教，为此他求助于西班牙大使去向教宗求情。可是，大使对他在英国的行为表示不满，因此拒绝了他。

（在法国，他认识了与父亲一同参军的一位数学家，然而他又与之争吵起来……）

在巴黎的康布雷学院（Collège de Cambrai），布鲁诺带着挑衅的口吻组织了一场关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公开辩论，意在击败巴黎所有的大学。在他的学生替他念完了讲稿之后，一位教授上台骂了他，最后竟演变成了一场骚乱。布鲁诺也因为这场骚乱逃离了巴黎，再也没有出现，而这场辩论也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在离开法国后，他来到了德国。一番周折后，他幸运地作为编外私人讲师，在威滕伯格讲解亚里士多德哲学——这恰恰是因为他对当时主流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诠释的攻击。然而，布鲁诺又一次企图涉足政坛，这使得他牵扯进了德国当时的宗派之争。

随着他所不喜的“加尔文宗”影响的加大，他根据好友的建议前往布拉格，投靠当时的皇帝鲁道夫二世。然而，在鲁道夫的宫廷中，他与持天主教信仰的父亲好友（之前的那位数学家）的再度争论，使得他与天主教团体交恶，也断送了回归天主教的希望。在得到了皇帝赏赐的三百银币之后，他去了德国的图宾根。

在图宾根，他不受欢迎，市政府给了他一点儿小钱，希望他尽快离开；稍后，他去了黑勒姆施泰德（Helmstedt），然而他却被当地的牧师“逐出了教会”（excommunicate）；稍后，他去了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他得到了来自威尼斯的邀请。回到意大利之后，他试图获得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席。事情未成，只得又返回威尼斯。

次年，他被他的房东举报了，因为房东认为布鲁诺未能教会他许诺的“魔法”。布鲁诺也因此被宗教裁判所拘留了。

（在这期间，布鲁诺又被一同羁押的犯人举报了……）

威尼斯宗教裁判所并未把这件事当成大事，但是根据程序，布鲁诺的案件被写成了报告递交给了罗马，而罗马又恰好发现了布鲁诺就是当年的“逃犯”。

于是当年的案件重开，布鲁诺的各种作品也开始被宗教裁判关注起来。可是，这时候布鲁诺的作品已经太多了……重新收集这些作品又花费了很久的时间，这一耽误又是好几年。另外，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在这期间布鲁诺受到过什么刑讯。不仅如此，在审讯的最后阶段，布鲁诺已经认罪了，并且他还给教皇写了一封信，再度表达了重回教会的希望。

直到此时，布鲁诺似乎也没有死刑的迹象，可就在突然之间，风向一变，布鲁诺翻供了！

他认为他所写的没有任何异端内容，并且坚持一定要见教皇。教皇可能非常恼火布鲁诺的行为，命令结束审判，并把布鲁诺移交给世俗法庭。（要知道，即便按照当时的法律，宗教裁判所没有世俗执法权，故而没有权力判决人死刑。）

然后，便是大家熟知的情节了，在这点上还是没有什么疑议的。

透过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布鲁诺肯定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可是，他的脾气也真的非常之差，在任何地方都容易跟人起争执，甚至有时他会主动挑起辩论。他不是没有才华，然而他可能太过自信了，认为“余辈皆凡人，不足解我忧”。另外，他还有一个很差劲儿的毛病，就是爱骂人。其实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他在每一个地方都没法停留太久。

不得不说，布鲁诺也绝非一个单纯的科学家形象，尤其是通过法国大使的关系，在接触了宫廷圈之后，他对政治的兴趣经常大过学术。可是，他又希望在学术圈中谋得一席之地，以期通过学术地位来获得政治资本。他在牛津和巴黎所做的公开讲座，便确实有这种倾向。为了博取名望，他甚至一度给自己起了一个140个字母的头衔。

至于他的死亡，就目前来看，很有可能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在审判期间，他很可能了解到教皇对某位教授的欣赏（他写信赞扬过教皇和这位教授，可是他在此前的另一部作品之中，却骂过此人），他认为自己的学说与那位教授的研究内容十分相似，故而他觉得自己也有希望获得教皇的欣赏，然而他的翻供行为看起来却更像是“顽抗到底”的象征，这才最终断送了他的性命。

▍他到底在研究什么？——布鲁诺与日心说

虽然，布鲁诺曾鼓吹过日心说，尤其是他在伦敦的时候，鼓吹得最为卖力。不过，这是否意味着他对哥白尼的学说已经有所了解了呢？或者说，他在什么意义上为哥白尼的学说所打动，从而选择了“日心说”呢？

当布鲁诺在英国演讲之时，一位英国名流不客气地这样评价布鲁诺：“这只‘意大利的水葫芦’，他自称是‘来自诺兰的腓力珀·乔尔达诺·布鲁诺，掌握了更为精妙的神学的博士’，这名字比他的身躯还要长……在1583年，他访问了我们的大学。他的内心燃着火，想要取得一些杰出的功绩，在这个久负盛名的地方成名……他试图将很多其他内容立足在哥白尼的想法之上，即地球确实在转动，而天空仍然静止不动；实则反之，转动的是他自己的头颅，而他的大脑仍然静止不动。”

从这段犀利且刻薄的评论来看，布鲁诺是将“很多其他内容”与“哥白尼的学说”联系在一起了，而非简单地做了一个天文学报告。那么，这些其他内容都包括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些几何学的内容，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的思想，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那么，这些内容又是怎么在布鲁诺的思想中串联起来的呢？

首先，还是让我回答下布鲁诺一直在研究什么。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英国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出演的《神探夏洛克》之中，主人公福尔摩斯拥有的一项神奇的技能——记忆宫殿。其实，这个情节其实并不完全是编造的。“记忆术”（Mnemonic）在古希腊-罗马的时候，便已经为演说家所使用，用来记住自己所要演讲的内容。他们利用城市中的建筑物，将自己演讲的主题与之一一对应，这样一场演讲便成了脑海之中的“城市漫步”。再后来，已经不仅仅用城市建筑，同时还会使用一些其他的符号系统。比如，黄道十二宫的星空图。

在那不勒斯学习的时候，年轻的布鲁诺通过与那些人文主义者的接触，应当已经学习过这种“记忆术”了。日后，他之所以能够引起法国国王的注意，以至于能够陪同法国大使前往英国，一方面是因为他独特的宗教信仰状态（同时脱离了天主教和新教），另外一方面则恐怕是因为他对“记忆术”的了解。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便是关于“记忆术”理论的书，《论理念的阴影》（De umbris idearum）。在这个意义上，他如果再晚个几百年出生，或许会成为弗洛伊德或者荣格这样的人物。

可是这种“记忆术”又是怎么与“日心说”联系在一起的呢？这要归功于布鲁诺的独特的“记忆术”理论。

就常识而言，我们会认为，所要讲解或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与某个客观事实对应的。记忆术只是帮助我们整理思绪，协助记忆的一项工具。然而，在布鲁诺看来，这是截然相反的！他认为“记忆术”中的幻想世界才是真实的，因为它反映出了某种“人类心灵的底层结构”，同时这个结构甚至也是整个宇宙的结构，而这个结构的本质上是“数字”和“几何”的。

为此，他一直试图去构建一套数学系统，来说明这种“几何”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布鲁诺对于数学的了解，胜过他的天文学知识。）

由于布鲁诺有着“心灵-宇宙”这样的想法，故而他认为宇宙应当是无限的，因为我们人类的想象力也是无穷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批评以亚里士多德为基础的“地心说”宇宙观。这是因为“地心说”有着这样一个哲学前提：宇宙是一个“自我运行”的巨大机体，它的最外围应当是“至高的太阳”的轨道，其余星体则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或者就在这个范围左右——这意味着宇宙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哥白尼的学说，则打破了传统的“地心说”宇宙图景：太阳是中心，其余的行星围绕着它，这或许意味着在这些行星的轨道之外，可能还有更多别的行星和“星体”！

尽管在现代人看起来，布鲁诺的思想非常接近现代天文学。不过，我们仍然得注意这样的事实：从前文来看，布鲁诺一生都在不停的游荡之中。究其一生，他可能都没有像哥白尼或者伽利略，踏踏实实地进行过实地的天文观测。另外，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真的参与过天文学的学术团体之中。他对于“哥白尼的学说”亲近，更多的是因为“哥白尼学说”中的某些成分为他自己的哲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基础——正所谓的“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

那么，布鲁诺对哥白尼的学说到底有多少了解呢？

他虽然对天文学有过了解，但是这更多地是源于他当年在多明我会中的教育经历。在他所接受的教育之中，其中有一项便是“天文学”。另外，确实有证据表明，布鲁诺拥有哥白尼的天文学手稿！对，就是哥白尼写下的手写体稿件。

然而，他在阅读这份手稿的时候，却不知道是因为笔迹的原因，或者是因为拉丁语的原因，总之，误读了一个词，这导致了他错误地领会了哥白尼关于“地-月系统”的学说。哥白尼认为月亮绕着地球转，而地球绕着太阳转；布鲁诺则认为哥白尼的学说是，地球与月球在同一轨道上，围绕着太阳转！

虽然无碍于他整体上的哲学学说，不过我们却很难说，他认真地验证过哥白尼的“日心说”，否则不可能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

当然，日后在宗教裁判所提出的针对他的八项指控中，确实有一项内容跟“日心说”有些关系，可却又很难说是一个专门针对“日心说”的指控……那么这项罪名是什么呢？

在《圣经·传道书》之中，有这样一句：“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匆匆回到升起之地”，当时的教会认为这是关于“地心说”的支持证据。布鲁诺没有认可这种说法，然而他也没有认为这跟“日心说”有什么直接关系，他甚至可能认为这句话表达的就不是“天文学”内容！他认为，这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意在告诉人们“世界总是在变幻之中的”。

这么看来，如果布鲁诺真的是因为捍卫“日心说”而被烧死的，那还是蛮冤的……

【作者简介】

聂建松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大学宗教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