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浩瀚的大洋是赌场——日本海军的兴亡》

源济

浩瀚的大洋是赌场 —— 日本海军的兴亡

俞天任
2007-12-8

引言

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而又消失了的东西很多，舰队当然也不例外。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了。但无敌舰队的消失并没有意味着西班牙海军本身的消失，虽然西班牙海军就此成为了一支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海军，但仅仅是不为所“知”而已，存在还是存在的。

还有一支消失了的舰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消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这支舰队的消失标志着一支曾经是很强的海军的消失，甚至连那个国家都跟着消失了一阵子。直到现在，日本还几乎不能算正常意义上的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怪怪的“国家”。当然这个国家依然有海上力量，而且如果根据不同的衡量标准估算甚至可以得出他的海上力量依然很强大的结论。

但是历史的规律是很无情的。一支主力舰队的消失意味着的就是一支海军实质上的消失，无论这支海军的名称是否还存在或者这支海军的硬件配置是否还算先进。那支曾经很强大的日本海军被一些人作为赌具和作为赌本的他们的国家命运一起被押上了一场巨大的赌局，并且彻底地输了。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海军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中将在航行在南太平洋上的赤城号航空母舰甲板上对即将出击轰炸珍珠港的海军飞行员们发表的训词是：“在此决定皇国命运荒废的时候，你们成为了光荣的尖兵”，可是他没有向飞行员们说明这里的这个所谓“皇国命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以及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东西。

当然，率领着六艘航空母舰和360架作战飞机的南云中将也许在那一瞬间确实在认为“大日本帝国武运长久”。但至多也就是在那么一瞬间，因为就在几分钟前，看到兴奋的飞行员们，南云中将还在不自觉地嘀咕：“年轻真好，能够那么简单就相信胜利”。

这就是在走向赌场的赌徒的心情，他其实并没有必胜的信心。只不过用豪言壮语掩盖着内心的恐慌，为一无所知的年轻炮灰飞行员们在打气。

公开场合下不敢流露出来的恐慌，却有人在私下赤裸裸地表露了出来。几乎与此同时在马来亚沿海，看着护航的第三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少将打过来的“祈武运长久”的灯光信号，正在准备在泰马边界的宋卡登陆的第25军参谋辻政信中佐用颤抖着的手很努力地握着铅笔在日记上写道：“百年皇国命运在此一举”。

辻政信认识得非常清楚：日本在这场豪赌中押上去的赌注是，“百年国运”。

豪赌的结果，是日本输掉了“百年国运”。当年他们不宣而战去而轰炸的那支目标舰队的军舰现在可以不需日本政府许可自由进出所有日本港口；走在所有日本民间庙会游行队伍最前面始终是高举“驻日美军管弦乐队”招牌的兴高采烈的美军军乐手们；除了这些乐手们之外，日本政府必须支付驻日美军的全部费用，同时在这几十年里日本还必须为美军在世界各地展开的所有军事行动买单。

就因为日本人打了一场不该打的仗，他们赌输了。他们的胃口太大，将手伸向了原本不属于他们，而且也不会属于他们的东西。

近代日本的崛起，首先是日本海军的崛起。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战胜了大清北洋水师和俄国远东舰队以及波罗的海舰队以后。日本海军就为世界所瞩目，成为了一支一流海军，而日本也跟着跻身于列强之林。

有趣的是这支消失了的海军几乎是宿命地和那支使它消失了的海军从一开始就息息相关。首先日本近代海军诞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美国海军的兵临城下；日本海军的发展思想也深受美国海军军人马汉的“海权”理论的影响；日本海军的扩张也时时处处和美国海军攀比，最大的假想敌也是美国海军；甚至，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日本海军曾经很有可能在和北洋水师交手以前就和美国海军掐上一架；当然日本海军最辉煌的胜利也是打击美国海军；然而，也是美国海军把日本海军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只在字典上出现的过去的名词。

仔细检查这支消失了的海军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是一支充满几乎可以用上“疯狂”这个字来形容的赌徒性质的军队，它是一支很有创意的军队，能够无视一切既存的经济政治军事规则和定论而孤注一掷，从而创立了不少“首次”。但同时这又是一支极为保守，固步自封，思维方式滞后于时代达数十年的军队。

两种极为矛盾的性质在同一支军队中居然如此鲜明紧密地同时存在而互为衬托，这就预示了它除了悲剧性的下场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结局，所以现在这支海军的残骸只存在于被它过去作为与其说是战场不如说是赌场的大洋深处。

长期以来，在日本国内国外一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观点，认为日本海军和日本陆军不同。坏事蠢事都是陆军做的，海军则是克制的，反战的，是由于陆军的暴走把海军也拖入了和美国的战争。这种观点到底是不是正确，让我们从那支海军出现，发展，膨胀，疯狂和灭亡的历史中来看看那支海军的航程是一条怎样的轨迹。

（今天是日本海军攻击珍珠港纪念日，贴一篇正在写的东西的引子来纪念一下。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那天起那支奇怪的海军就走上了不归路，那个帝国也就要寿终正寝了。

但是，那支海军并不是没有机会，即使在开战以后，老冰认为他们起码还有两次机会，这点以后再说。

贴这篇东西不意味着会继续贴下去，特此说明。）

源济

一．来了些洋船黑乎乎

1945年9月2日，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主要由美国军舰，还有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军舰所组成的同盟国舰队。

整个世界正在瞩目着的中心，是停泊在横须贺军港外十海里外，与横滨，木更津和横须贺这三处正好成等距离位置上的“密苏里号”号战列舰（USS Missouri (BB-63)）。满载排水量53，000吨的“密苏里号”战列舰编入现役还只有九个月，几乎是簇新的，就像是特地为这个仪式定作的一样。现在，“大日本帝国政府”和“大日本帝国陆海军”正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正在这艘战舰上举行。

合众国际社的记者在发自“密苏里号”战列舰的报道中充满了了喜悦地写道：“这是九十年后，日本第二次向美国投降”。

只要抬头看看“密苏里号”战列舰的主桅杆上不同寻常地同时飘动着的两面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就知道为什么是“第二次”了。一面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机动部队袭击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时飘扬在白宫上空的美国国旗。另一面由十三条杠和三十一颗星组成的国旗，则是1853年美国海军上校佩里率领舰队，用大炮敲开了当时锁关闭国的日本国门时悬挂在旗舰“萨斯奎汉纳号”上的那面美国国旗。

后一面国旗，是美国海军的荣誉骄傲之旗，平时保存在安那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那面美国国旗标志着美国对太平洋的欲望，标志着美国企图控制太平洋的开始。美国人现在挂出这面国旗，就是在向日本人，不，是在向全世界宣布这一个事实：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美国人终于把太平洋变成了“美利坚湖”。

而讲述日本海军的历史，也要回溯到那个年代。

日本全国是由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这四个大点的岛屿和数千个小岛组成，四周环海，所以武装力量中很自然地要包含能够在海上活动的部分。现在在九州的宫崎县日向市美美津港还能看到由曾经担任海军大臣的米内光政大将书写的“日本海军发祥之地”的纪念碑。这是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初代天皇的神武天皇从这里开始乘船东征大和国的缘故。但那当然只是神话传说，找不出实证的。

因为日本是一个四周被大海环绕的岛国。因此很自然地就有人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海洋民族，日本人也有这种错觉，经常以此而自负。但实际上与其说日本民族是个“海洋民族”，不如说是“海滨民族”更加合适。从古代开始他们确实是在向大海讨生活，但那只是因为日本列岛是被大海包围着的，只有捕鱼捉虾，他们才能补充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蛋白质。除此之外，日本人似乎并没有对航海有更大的兴趣。日本没有哥伦布，没有麦哲伦，当然也没有郑和，而郑和甚至是属于被认为是典型的陆地民族中国的。

这并不是说日本人就没有做过跨过海洋，去向更广阔的陆地的尝试。日本历史学家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倭寇。但倭寇不是海军也不是水军，倭寇只是把船只看作军队的输送工具，大部分战斗本身却是陆地上进行的。因此倭寇不能作为日本民族是海洋民族的一个证明。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人在海上的笨拙，却可以被举出来作为证明日本民族并非海洋民族，那就是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入侵。这次入侵由于日本水师被朝鲜海将李舜臣击败以后，日本人好像也就抛弃了对海洋的执著。

日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具有多面而复杂的民族性。但是和其他民族往往同时表现出民族性的多个侧面从而使人无从捉摸所不同的是日本人在一个历史时期往往主要表现其民族特性的一个侧面。这种转换很多时候令人不可思议，比如在发动并且输掉了一场旷日持久，劳民伤财，最后使得三个有关的国家——日本，朝鲜和中国全部政权交替的战争以后，日本却进入了一个长达200年的和平时期。

日本人对大炮什么的其实本来倒也不生疏，1543年火绳枪就从葡萄牙经过中国传到了种子岛。正好那时是日本的战国时代，有了用武之地，到了十六世纪末的时候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火绳枪的生产国和保有国。1614年江户幕府在大阪之战中消灭丰臣宗家时就用上了从英国进口的长管炮（culverin）和从荷兰进口的加农炮。

但随着天下的统一，幕府政权采取了废除军备的政策。不仅限制枪炮的数量，而且禁止对枪炮的研究和改良，在国内实行严格的士农工商的阶级制度，颁布了各种法律法令，消除诉诸武力的因素，维持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既无外战，亦无内战。

当然也就没有了海军。

从十七世纪以后，统治日本的幕府实行了“锁国”政策，在从1633年到1639年的六年里，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到1641年完成了锁国体制。在锁国体制下诸藩们被禁止建造大船，容积500石（大约135立方米）以上的不准造，具备纵向龙骨的也不准造，双桅船还是不准造，对外贸易也只限于在规定的地点，由规定的藩国和规定的国家进行。被容许进行贸易的仅有中国，荷兰，朝鲜，琉球这几个国家。

锁国的背景很复杂，有一个目的是阻止在外贸交易中严重入超的日本的大量金银外流，还有就是对大航海以后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对东方传教活动的警惕。1637年在长崎发生的日本近代史上一次最严重的内乱“岛原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基督教引起的，幕府政权动员了十二万余人的军队，损失一万余人才镇压下去。幕府政权认为基督教是引起这一内乱的元凶，所以禁止积极传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船只的进港，完成了锁国体制。

日本幕府的锁国体制是很登峰造极的，不仅不让西班牙葡萄牙人来，连混血儿都一古脑儿驱逐到澳门去，就连在海外居住了五年以上的日本人也不准再入国。当时除中国，冲绳和朝鲜之外唯一被容许进行贸易活动的基督教国家只有荷兰，而荷兰是在答应了不在日本传教的条件以后才被容许和日本进行贸易活动的。

但是国是锁不住的，殖民主义者们可不会遵守什么“锁国令”，他们有的是坚船利炮，能够用来敲门。其实在锁国期间的对外贸易也重来没有完全断绝过。为财政所苦的各藩主们，一直在以走私的方式进行贸易，走私船一直开到了东南亚。

1792年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尉亚当·拉克斯曼（Adam Kirillovich (Erikovich) Laxman）在俄国远东的伊尔库兹克发现了几个从日本漂流到西伯利亚的日本人，在得到女皇叶婕卡琳娜二世的支持以后，以送这几个日本人回国的名义到了根室国的箱馆地方，也就是现在北海道的函馆市。幕府政权在得知拉克斯曼除了还人还提出了通商的要求以后，想法子刁难，说要通商得去长崎，拉克斯曼只好气愤愤地回了鄂霍次克。

这是西方人不成功的第一次。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源济

1853年7月，当时叫江户湾，现在叫东京湾的海面上来了四艘黑乎乎的船，这是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的美国东印度舰队的四艘军舰，为首的是两艘排水量分别为3800吨和3200吨的蒸汽外轮船，旗舰“萨斯奎汉纳号”（USS Susquehanna）和“密西西比号”（USS Mississippi），剩下两艘是帆船“普里茅次号”（USS Plymouth）和“萨拉托加号”（ USS Saratoga）。

这几条船和日本人平时见过的荷兰，葡萄牙甚至英格兰的军舰都不一样，浑身上下用柏油涂得漆黑，所以日本人就干脆称为“黑船”。

四艘黑船上对着江户架起了包括150磅帕洛特炮（Parrott rifle）和12英寸达格伦炮（Dahlgren gun）的100多门大炮，放下小艇自说自话就开始测量起航道起来了。

这支舰队在头一年的1852年11月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出发，横渡印度洋绕过好望角经过毛里求斯，锡兰，新加坡，澳门，香港，5月4日到了上海。5月17日在从上海出发，在琉球王国短暂停留以后再经过小笠原群岛来到了江户。

他们来干吗来了呢？首先是为了找出一条能直接去向中国大陆的太平洋航道，再有就是想为在太平洋到处乱抓鲸鱼的美国捕鲸船队寻找一个补给据点。

有时候想起来挺有趣的，现在欧美人几乎要把捕鲸上升到“反人类”的政治和道德高度了，可是当初把鲸鱼捞得几乎灭绝的究竟是谁啊？

其实头一年荷兰人就告诉了日本人美国人要来，但幕府政权没当一回事，以为像过去糊弄俄国人，英国人样的就能混过去，因此也就是让彦根藩在三浦半岛增了点兵而已。现在看到果然来了人就派人上去接头，但是上去了几拨人都被人家以级别太低给轰了下来。佩里还开始对着江户城开炮，当然是空炮。说是三天内不来个像样的人，就要沿江户湾北上，直接带兵上陆面见你们将军德川家庆了。幕府将军德川家庆没办法，只好在7月14日派了伊豆守（相当现在的静冈县知事吧）户田氏荣去见佩里。

佩里给日本人的是美国第十三届总统菲尔摩尔的国书，内容是要求日本开国。幕府政权一时无法回答，就只好以将军正在重病之中的理由来搪塞。佩里倒也不赶尽杀绝，给日本留了两面白旗，说你们就先考虑吧，明年俺可还来，说完就带着人回了香港。

这边家庆将军也不知道是病的还是吓的，佩里走人十天后的7月27日就去天照大神那儿去了，把这个难题留给了老四，接班做第13代幕府将军的德川家定。

德川家定本来就是病病歪歪的，甚至有传说是脑瘫的人物，做不了决定。周围的谋臣们也拿不了主意，干脆搞起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了，有没有贴大字报的不知道，反正从大名到旗本，甚至一般庶民都可以发表意见，言者无罪。顿时一片民主气象，什么主意都有，就是没有有用的。幕府政权也是过一天混一天，先造几个炮台再说，反正还有大半年呢。

谁知道这个佩里美国佬说话不算话，走的时候说好了一年后再来，但才过半年，1854年1月份就又回来了。其实是佩里在香港听说了德川家庆的死讯才赶来的，想乘日本国政混乱的机会对幕府政权施加压力。

佩里的提前到来像晴天霹雳使幕府政权魂不附体，上次佩里带了四艘军舰来，这次带来了九艘，大炮就更多了。

日本，这个曾经的最大枪炮拥有国这时已经不知道怎么该对付枪炮了。特别是佩里使用的大炮已经不是两百年以前的大炮了，全是后膛炮，一炮打上来，基本上全是木材建筑的江户除了救火也就不要干别的了。

幕府上下里外胡乱讨论了一个月，最后终于还是全面答应了美国的开国要求。1855年3月31日，佩里带了500名军人在武藏国神奈川的横浜村，就是现在的横浜市登陆，签订了《日美友好亲善条约》，这样从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以来的持续200年以上的锁国政策结束，日本开国了。

开国了怎么办？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日本人全不知道。日本开国后的1862年，有个叫高杉晋作的日本人作为幕府使节的随员来到中国，在上海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是如何被西洋人奴役的，回国后写成《游清五录》，警告日本人千万不要成为第二个中国。

怎么才能避免成为第二个中国的命运很简单——不让西洋人来，要自己能够保卫自己，就是要“攘夷”。日本是个岛国，外国要侵略日本肯定是用军舰从海上来，幕府政权一开始想得也简单——弄些大炮，修几个炮台，西洋军舰再来了，把他们轰回去就行了。

但荷兰人告诉日本人，这种想法不现实。首先，你没有办法沿着日本列岛修上一圈炮台，就算是修成了也维护不了。其次炮台只能阻止海上舰队的进攻，而不能消灭海上舰队，从海上进攻守住陆地的有效方法是建立一支海军。这样才能以低廉的造价而实现一个机动的打击力量，消灭从海上来的侵略力量——当时的荷兰人可没想到现在傻呵呵地端端正正坐在面前认真听从教诲的这些日本人几十年后就成为了一支很有名的“侵略力量”，而深受其害者中就有日本人的启蒙老师荷兰王国。

日本地少人多，没事喜欢填海做个人工岛出来。不要以为这只是现在日本人有了钱在烧包，打老时候开始日本人就有这个业余爱好。那时为了和荷兰人做生意，幕府特地在长崎填了一个占地大约1.3公顷的人工岛叫做“出岛”用来隔离他们。幕府政权听了荷兰人的这一番教诲深以为然，现在就在那个出岛的边上建了一个“长崎海军传习所”，幕府自己派了70个人，各藩也凑了130个人共计200个就是学生，那是1855年的事。老师是荷兰海军军官，上课用荷兰语，边上站着翻译。学科主要是航海，造船，操炮，船具，测量（包括天文学），数学和机械，每天要学八个小时。

光有人还不行，还得有船。正好两年前从荷兰来了一艘叫做Soembing号的排水400吨的150马力木制蒸汽军舰，就借给幕府训练学生，后来荷兰国王威廉三世想想干脆好人做到底，就送给了幕府。幕府拿来了改名为“观光丸”，名称来自《易经》里的“观国之光”，不是现在游山玩水那个观光的意思。这就是日本第一艘蒸汽军舰。后来日本人又在荷兰订购了“咸临丸”和“朝阳丸”作为传习所的练习舰。

长崎海军传习所时间很短，到1859年就关闭了。因为日本国内的“攘夷论”甚嚣尘上，荷兰人害怕继续援助日本会影响和英美的关系而停止了派遣教官，同时幕府方面在维持传习所上也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培养海军人才的方法改为向荷兰派遣留学生。

长崎传习所虽然只有短短四年，但是意义巨大。这不仅仅是长崎传习所为从开始的幕府海军到后来的明治海军的日本海军培养了第一代人才。这些人中包括首任海军卿胜海舟，第二，四任海军卿川村纯义，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海军兵学寮的首任兵学头，两度海军卿中牟田仓之助等人。长崎海军传习所一个更加重大的意义，就是培养出了日本的现代国家意识。传习所的学生来自幕府和各藩而同吃同住同训练，后来又有不少人去欧洲留学，这种特殊的环境使他们跳出了幕府和各自藩属的界限，形成了一个现代日本的国家概念。以后倒幕，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日本的避免分裂以及甲午战争的胜利，长崎海军传习所所培育的统一国家概念功不可没。

源济

这批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胜海舟和榎本武扬。胜海舟后来出任幕府的军舰奉行，主管幕府海军。他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小渔村的神户设立了神户海军操练所，培养海军军官和军舰制造技术人员。有趣的是胜海舟虽然身为幕府高官，却对幕府前途毫无信心，周围围绕着的几乎全是倒幕人士。神户海军操练所的“塾头”是坂本龙马，从这个神户海军操练所培养出来的人中间就有甲午战争时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和首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

1868年明治政府讨伐幕府政权的戊辰战争时，胜海舟开始为幕府陆军总裁，后来出任军事总裁，为幕府政权的军事总指挥官。但是胜海舟还是力排陆军奉行小栗忠顺的反对，说服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同意和明治政府的代表西乡隆盛谈判，实现了江户的无血开城，避免了150万市民在巷战中生灵涂炭。

胜海舟不但是个武士，政治家，同时还是个在当时很罕见的投资家。他把神户从一个小渔村开发成了一个当时是日本最大的海港城市，从一开始胜海舟就老是劝周围的人买神户的田地，自己也买了不少。后来的地价确如胜海舟所预测的那样飞涨，听了胜海舟话，在神户买田置地的人都发了财，可是胜海舟自己却没有赚到钱——他的财产被幕府政权没收了。

幕府政权为什么要没收他的财产呢？这是因为幕府政权一直怀疑胜海舟的政治观点和信仰。因为胜海舟要建立的海军并不只是幕府的海军或者是某个藩的海军，他成天念念叨叨的是“日本的海军”。

幕末和明治初期的日本人中这种统一的国家意识非常强烈。海对面的邻国，中国的遭遇使他们知道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恐怖，而英萨战争，马关战争这几场直接和列强们的交锋更让他们领教了列强们的蛮不讲理和可怕。因此建设一个强大的军队以保卫日本而不是保卫某个具体政权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理想。当然后来这支“强大的军队”终于建成了，而日本也成为了列强的一员，这种统一的国家意识反过来成了国家主义，开始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和掠夺那是后文的内容了。

但在当时，他们确实是在为了日本而努力。像上面提到过的小栗忠顺在担任军舰奉行时就引进法国技术，建成了长须贺海军工厂。当时有人对他说，幕府的日子长不了，何必建一个兵工厂给朝廷用呢？小栗的回答是，幕府也好，朝廷也好，都是日本人。这个兵工厂不管最后落到谁的手里，都是为日本效力，计算那么多才叫奇怪呢。

正因为大家都抱着“为了日本”这个信念，所以日本在戊辰战争是避免了分裂，而这种分裂是很有可能的。当时的情况是，英国站在明治政府一边供应武器弹药而法国则站在幕府政权一边，但是幕府和明治政府不约而同地都没有要求外国提供除军火之外的协助。他们知道这是家务事，决不能让外人插手。

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对于最后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待遇上的争执，庆喜在“大政奉还，王政复古”，交出了政权以后，明治政府只给了他70万石俸禄。庆喜靠这点谷米养不活他的家臣，这才有了这场战争。江户无血开城以后，榎本武扬还是带着幕府海军反出了江户，前往“虾夷”地方，也就是北海道，目的是屯兵自活。但在箱馆一战失败以后在黑田清隆的劝说下终于向明治政府投降。

明治政府并没有算胜海舟，榎本武扬这次过去的敌人的老账，清查什么战犯罪行什么的。而是积极地使他们的才华连同收缴的幕府海军和各藩海军的舰只得到发挥，而他们也开始了使明治海军开始向近代化的海军起步。

明治海军，也就是那支后来自称为“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军队的正式成立一般认为是在庆应四年（1868年，这年也是明治元年）的1月17日，因为这天设置了采用三职（总裁，议定，参与）分课制的陆海军军务课，总裁是有栖川宫仁亲王。

为了突出“明治海军”是“天皇的海军”这一点，1868年3月26日还在大阪的天保山进行了第一次“观舰式”，检阅军舰。十六岁的明治天皇在岸上检阅由萨摩等几个藩借给明治政府的加起来总吨位2450吨的六条军舰。顺便说一句，边上还有一艘赶来凑热闹的法国军舰Dupleix，吨位是1800吨。

大日本帝国海军最后的“观舰式”是1940年10月11日在横滨举行的“纪元2600年纪念特别观舰式”。参加的军舰99艘，总吨位622，000吨，包括当时因为实施渡海轰炸中国内地而一举出名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在内的527架飞机参加了检阅，可谓隆盛。但参加者中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这支海军会灰飞烟灭，几乎全部沉没了在太平洋的海底。

戊辰战争结束以后，明治政府除接受来的七艘幕府海军军舰外，各藩还献上了11艘军舰。但管辖这些军舰的兵部省看着这些军舰除了摇头没有别的：除了一艘“东号”是铁甲舰之外，全是一些过了时的木质军舰，指望这些船去“攘夷，只怕玄乎。

这艘“东号”铁甲舰也是一艘有趣的军舰，经历十分复杂。一开始是法国人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军制造的“StoneWall号”，后来因为法国人在美国内战中要严守中立而拒绝交付，想卖给丹麦人。但是价格又谈不下来，只好又卖给了南军。可是南军又败了，舰长佩奇把船开到了古巴哈瓦那，私自把船以一万六千美元卖给了古巴总督。后来美国人又把船赎了回去，以四万美元的价格卖给日本幕府。结果是船还在太平洋上走着的时候日本就开了打，当打着星条旗的StoneWall开进横滨港的时候，幕府和明治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夺战，竞相抬高价格向据为己有。但美国领事馆已经接到国内指示要保持中立，不偏不倚，谁都不卖，其实是在观测风向，要卖给胜利的一方，后来终于在1869年2月交给了明治政府，改名为“东号”。榎本武扬率领的幕府海军的失败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明治政府有了这艘铁甲舰。

明治海军的建军目的是从西方列强的威胁中保卫日本。明治政府在一开始并不重视陆军，是以海军为主，陆军为从，所以当时对军队的称呼不是后来的“陆海军”，而是“海陆军”。理由是日本是一个岛国，要侵略日本的敌人只能来自海上，首先得有强有力的海军来抵御敌人从海上的进攻，而陆军在当时还只是用来准备应付国内内乱用的。

但是就象俗话说的“人算不如天算”，“仅仅”准备用来对付国内反乱的陆军偏偏就碰上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大展身手的内乱。1877年就来了一场大内战叫“西南战争” ，被内讧轰下了台的西乡隆盛带了四万人马从九州开始造反。明治政府派出陆军中将山县有朋带了三十万人马，用掉四千多万军费，花了七个月时间才镇压下去。

官军中倒是有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但整个西南战争中海军除了帮忙运过几次兵马粮草之外就没有什么发威的地方，陆军打得苦，死的六万人全是陆军。这六万具死尸就把“海主陆从”四个字给压翻过来了，成了“陆主海从”，1878年12月陆军省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改名为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就是天皇的幕僚长，而海军从此就成了小二子。

小二子是小二子，那只是在天皇面前的位置问题。要有“强大的海军”这一点在理论上还是没有人反对的。海军当然得有军舰，军舰得要人来操纵，这些操纵的人得组织起来，归结起来问题就是军舰，军官和组织这三个问题。

1872年明治政府废除了兵部省，改成海军省陆军省分立。首任海军卿（从1885年才改叫海军大臣）是胜海舟。当时胜海舟手里是14艘军舰，三条运输船，合计起来总吨位是13，832吨。胜海舟就提出了个在18年内建成一支合计108艘军舰的常备舰队的计划，但在那时怎么看这个计划都是空中楼阁——那来的钱？明治初期兵部省每年总预算是900万日元，其中陆军是850万，留给海军只有50万。那句“强大的海军”也就仅仅是个很悦耳的口号罢了。

当时一开始的明治海军就是这么可怜瘦弱，似乎也看不出会有什么名堂。但是20年后，这个口号居然成了现实。1894年朝鲜“东学党事变”的时候，伊藤博文召见驻清公使兼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公使时，微笑着说的第一句让大鸟觉得要昏死过去了的话是：“大鸟君，你的任务就是在朝鲜制造和清国开战的口实。”

伊藤博文为什么就能那么胸有成竹地要和大清开战？这二十年里日本在海军建设上都干了些什么？

源济

二． 东亚现代史从朝鲜开始

有这么一种说法：最可悲的国家是半岛国家，因为他们几乎永远得不到安宁。看看巴尔干半岛，阿拉伯半岛和朝鲜半岛的近现代史，就能同意这种说法。

朝鲜，这个位于亚洲东北部从中国东北部朝着东南方从日本还斜着伸向黄海的南北长达两千两百华里的半岛，一百多年来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在扮演着“东亚热点”的角色。而充满了战争和流血的现代东亚史的原点，就是从朝鲜半岛开始的。

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比相邻的中国吉林省稍微大一点，大约是黑龙江省的一半左右。差不多80%的面积是不适于农业的山地，土地也不是很肥沃，但就是在这么一个应该说是并不起眼的半岛，在这一百多年里屡次被战火烧炼，是世界上爆发战争次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一直到现在这个世界上军事力量集中密度最高的地区可能还是朝鲜半岛。

这是因为朝鲜的地理位置。

朝鲜和中国，俄国交界，隔着对马海峡和日本的九州相望。朝鲜半岛由于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进入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19世纪以后，成为大国角逐的竞技场就是很当然的了。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朝鲜只是一个有时候会来朝朝贡，需要赏赐点什么的属国。出于“中央帝国”的威严和传统，大清并没有在朝鲜半岛寻找过什么经济利益，大清需要的是“拥有属国”这件事本身给大清带来的尊严；对于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里，做梦都想着温暖的南方乐园的俄国来说，朝鲜则意味着一个能通往南方的不冻港；而对于刚刚明白当时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丛林准则，完成了明治维新，急着要在这个丛林准则下得到能够存活的一席之地的日本来说呢？用一句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话来说，朝鲜是“一把刺向日本腹部的利剑”。

有人在讨论甲午战争时喜欢着眼于所谓“东学党之变”，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中日兵戎相见最表面的直接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甲午之战其实是势在必然，无可避免。“东学党之变”不是引起甲午战争的原因，只是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官界军界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经营的结果。

朝鲜自古以来就和日本交流密切，日本的江户年间只要换了将军就会有朝鲜通信使前来庆贺，顺便互通音信，日本的对马藩也是锁国年代的朝鲜除了宗主国大清之外唯一与之有贸易往来的外国。朝鲜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铜器，陶器，明矾，红绢，砂糖，棉花等，日本从朝鲜进口的主要是虎皮，熊皮，豹皮，狗皮等皮货和人参，鱼翅及熊胆，牡丹皮，黄芪等中药材，1876年全年贸易总额在30万日元，换算成现在的价格大约在三千万美元左右。

日本明治政府在成立以后就向朝鲜发出了新政府成立的通知，同时提出了通商贸易的要求，被当时执掌朝鲜大权的大院君拒绝。表面理由是明治政府的国书和江户幕府的国书格式相异，而且明治国书中的“天皇，天朝”等遣词用字属于“僭越”——“皇”和“天朝”只能宗主国的大清才能使用。但是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这些字在幕府政权的国书中都用过。真正的理由是一来是还处于锁国状态之中的朝鲜不想把贸易活动扩大到对马藩之外，二来是朝鲜对新成立的明治政权抱有本能的怀疑。朝鲜始终没有忘记1592年到1598年之间丰臣秀吉的侵略给朝鲜半岛带来的巨大灾难，而丰臣秀吉以后的江户幕府在250多年间没有向外进行侵略扩张，朝鲜朝廷怀疑推翻了幕府的明治政权也是很正常的。

不幸的是，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朝鲜朝廷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国书被拒绝这件事在日本引起了一次征韩论的大争吵，虽然主张征韩的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急先锋在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对下下野，征韩没有征成，但这次争吵到后来居然发展成了一场叫做“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内战。可见朝鲜半岛对日本来说始终是迷人的诱惑。

1875年9月发生的“江华岛事件”，是整个东亚国家关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江华岛位于朝鲜半岛汉江出海口，是韩国第五大的岛。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这一百五十年来一直就是紧张的焦点。1866年因为大院君禁止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教，法国人出动了800多兵力进攻江华岛，在付出了40人以上的伤亡以后，不得不悻悻退走，这就是所谓“丙寅洋扰”。1871年，以“科罗拉多号”为首的五艘美国军舰为了四年前美国武装商船“谢尔曼将军号”（ General Sherman）被击沉事件进攻了江华岛，在占领了一个月以后主动撤兵。这是所谓“辛未洋扰”事件。

一个小国，居然能够两次击败西洋列强，拒绝本来要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实在是很了不起的。然而，这两次侵略最后都是仅以“洋扰”而结束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无论法国还是美国并没有真正准备入侵朝鲜半岛，因为在朝鲜半岛的前面有着更加美味可口的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市场。

然而日本就不同了，在十九世纪可能朝鲜半岛的经济价值确实不大。但就像那份真伪不明的《田中奏折》所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日本要想前往可口的中国大陆，就必须先通过不那么可口的朝鲜。朝鲜，是日本走向世界的第一块跳板。

但是当时无论是朝鲜还是大清都没有看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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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由舰长井上良馨少佐指挥的日本军舰“云扬号”在去往中国海城牛庄的路上途经江华岛，井上良馨乘坐的小艇为要求饮用水补给靠近了江华岛，受到江华岛上的朝鲜炮台炮击。小艇立即归舰，“云扬号”上的舰炮对江华岛炮台进行了报复性还击，舰上的陆战队也登陆，放火烧掉了朝鲜军三座炮台，这就是所谓“江华岛事件”。

且慢，这只是日本“公刊战史”的内容。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陆军卿山县有朋在事件后的一句话揭开了谜底：这是“预定计划的实现”。日本陆海军的战史分为两类，一类叫“公刊战史”，是给大家看的；还有一类是锁在参谋本部，军令部的铁柜里，名为《XX年战史》的机密文件，那才是真正的战史。《明治八年海军战史》里面有井上良馨在10月1日写的报告书，里面清楚写明日军的武装小艇进行的是水道测量，在受到朝鲜方面警告以后反而变本加厉向汉江上游汉城方向前进，这才受到朝鲜的警告炮击的。

事件以后，日本立即派出了以参议开拓长官黑田清隆陆军中将和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井上馨为首的代表团乘着军舰就到朝鲜兴师问罪，这个井上馨不是前面那个井上良馨，那个井上良馨是海军军人，后来仕途一帆风顺，一直升到海军大将，名列元帅。这个井上馨是政治家，后来做过日本内相，外相。

经过大兵压境的谈判，日本和朝鲜在1876 年2 月26 日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通称《江华岛条约》，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几乎整个现代东亚史的起点。江华岛条约标志着着朝鲜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正式成为了大国角逐的舞台。根据条约，日本在朝鲜得到了类似于“租界”似的居留地，日本产品在朝鲜享受了免征关税的待遇。

《江华岛条约》的关键要害在于其第一款：“朝鲜国自主之邦, 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一款在现在看来貌似公平，很符合“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准则，但当时可不能这样解释。朝鲜是大清的属国，日本要动朝鲜的脑筋首先遇到的就是和大清的关系，1876年的日本，还没有完成和大清进行一场战争的准备，它只能想法子在大清和朝鲜之间打进一个碶子，做好法理上的准备以迎接和大清的最后直接摊牌。

大清知不知道这件事？大清知道，朝鲜将这件事知会了清廷，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甚至直接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派员和中国官宪前往朝鲜”的试探，但被总理衙门以“向无此规矩”为由而拒绝。清廷，或者说李鸿章本人并不愿意过多地插手这件事。这倒不是大清已经山穷水尽顾不了属国了，大清虽然输了鸦片战争，向英国割让了香港，又经过长毛之乱，元气大伤，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但在外表上还是挺光鲜的，起码在东亚这一块，还没有人敢来起哄架秧子。

但李鸿章只求自保，不想多事。既想当宗主国，又不想看到日朝之间爆发战争，因为李鸿章还记得丰臣秀吉侵略日本，最后使得中日朝三个政权下岗交班的历史。所以他主张“当由朝鲜自行主持”，实际上是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李鸿章的思想就是数千年来中央帝国的只求示威严于夷狄即可的传统思想，李鸿章虽然认识到了已经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大清面对着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但是并没有必要时要用战斗甚至是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日本这个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葺尔小国”的岛国。

这也不能完全怪李鸿章消极自私或者妄自尊大，得到大清的制度里去找原因。

大清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命运，如果大清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话，不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搞一个彻底的改革是不行的，可是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朝没有这个认识，也没有这个愿望，还没有这个决心，更没有这个能力。

大清的问题在表面上看来是列强袭来，纷纷要求割地赔款，但解决方法不是买几支洋枪，几门大炮，几条军舰就能够混过去的了。大清的问题出在了统治政权的概念上。所谓大清，只是爱新觉罗家族，确切地说是皇上，或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更确切地说，是西太后的私产，与别人一概无关。即使李鸿章大人顶着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也只不过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一介奴才，只要爱新觉罗家族愿意，随时可以让他滚蛋。

打个现代社会的比方的话，李鸿章就仅仅是个承包商，他承包的是朝廷或者说是西太后的安全，这个承包商的工程设备就是那支北洋新军和北洋水师。所以在任何时候李鸿章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他作为承包商的地位的是否稳固，当然这个稳固取决于它的客户公司——大清朝廷的不会破产和支付能力，但是对于李鸿章来说，他本人经营的承包公司的不会破产问题更加重要。这样一来李鸿章及其清军在以后和甲午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就很容易解释了。割地赔款其实与李鸿章及其承包公司无关，那是李鸿章的客户公司，大清朝廷的事。所以李鸿章所作的一切，都不是在为了那个朝廷，更不用说是那个还不存在的国家，而是在他的公司打算。而大清朝廷上下，则因为防卫的责任已经由李鸿章承担了，一旦出事，只是按照契约合同追究李鸿章及其手下的责任，这个国家到底怎么样了，或者说爱新觉罗家族的财产损失是不会有人关心的。

但是日本呢？日本从十九世纪60年代末开始明治维新，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召开了由众议院和贵族院组成的议会，实现了在君主立宪制的国内政治统一和安定，开始了富国强兵。虽然还很落后，但在政治上日本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了。到1892年，日本的对大清（包含香港）出口额达到了1965万日元，占日本全部出口总额的21.5%，比1884年增长了三倍。而从中国进口的光棉花一项在从1887年开始的五年内就从82万日元增加到了7.5倍的600万日元。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日之间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大清商人手中，日本商人仅仅是三井物产在上海和天津开设了两家支店而已。

和所有国家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纺织业就是产业资本的代名词。日本从1887年开始的五年中，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了五倍，生产量增长了九倍，纺织品的生产效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所有新兴的国家一样，当时的日本拥有的是最新式的设备，但却有最低廉的人工。比如一捆20支棉纱，在印度制造成本是17.76日元，而日本只需要11.03日元！

但是1894年上海的市场价格却不是这样，上海市场价格是印度产棉纱94.54日元/捆，而日本产棉纱是97.2日元/捆，日本产棉纱没有竞争力。这是因为日本产棉纱要加上4.01日元的棉花原料运费和被日本海关课去的棉花进口税和棉纱出口税总共4.90日元。在日本采取了减免进出口关税以后日本产品还是无法与印度产品竞争。

日本产业资本把目光放到了在上海直接设立棉纱厂和纺织厂上面，1887年日本第一银行头取（董事长），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涉泽荣一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被清朝拒绝。当时的驻清公使盐田三郎主张无视上海道台，“模仿其他外国，尽快安装机械，着手实业”。但被外务省以“不应该无视各国与我国的邦交强弱而随意裁量”的理由否决。三井物产只好迂回通过和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一起出资在上海办厂。

形势就是这样，日本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急切地需要着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广袤的中国大陆怎么不让日本的产业资本垂涎欲滴？但是日本人都知道，要进入中国大陆，一定要征服隔在中日两国之间而又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

这就是日本人制造“江华岛事件”和强迫朝鲜朝廷签订“江华岛条约”的经济社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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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岛条约签订以后，日本产品大举进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上流通的中日产品的比率，在1882年时是87比13，而十年后的1892年这个比例变化到了55比45。

“江华岛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1877年，日本在元山，1880年在釜山建立了“特别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内的土地只准日本人租借，居留地内的行政权力由日本政府代表掌握，适用日本法律，警察权也由日本人掌握。这些“特别居留地”几乎就是日本领土的延长，朝鲜主权的被侵犯，尤在中国的“租界”之上。进入这种“特别居留区”的是以三菱会社和大仓组为首的各大小财阀，他们利用免交关税的特权，进口英国毛织物，火柴，套取朝鲜通货进行投机，给朝鲜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商人在朝鲜半岛囤积粮食并将其运回日本国内以解决食粮不足问题，使得朝鲜半岛的米麦价格上涨了两到三倍，在不少地方造成了饥荒。

日本人在朝鲜从事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提出了租借釜山港口的绝影岛以供军用的要求。这些所作所为很自然地刺激朝鲜人的反日感情日益高涨。韩国的儒生们一直在鼓吹的“卫正斥邪论”也就更加广为传播。朝鲜国王高宗李載晃的生父，被外戚闵氏夺取了权力的大院君李昰应正好利用这种形势，交通儒生，又联络了被日本式军队夺取了地位的旧式军队于1882年7月23日发动政变，赶走了闵妃，重掌了政权。政变军队杀了堀本礼造少尉等7名日本军事教官，并且进攻汉城的日本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往现在叫做仁川的济物浦，由英国军舰好不容易救走。是为“壬午兵变”。

但是朝鲜的那个大院君其实是个只会惹事生非的政治文盲，他发动了政变，以为逼着儿子交出了政权就大功告成了，完全没有想过日本和大清会作出怎样的反应，甚至连儿子高宗的妃子閔玆暎闵妃会怎么做也没去想。

朝鲜李氏王朝的明成王后闵妃在朝鲜半岛受到极高的崇敬，闵妃实际上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并不是闵妃富有政治才能，而是她的丈夫高宗实在是一个沉溺于酒色，醉生梦死的家伙罢了。像这次政变的导火线就是朝鲜朝廷拥兵不养兵，实在混不过去了就用些掺了沙子的稻谷来敷衍而生出的兵变。但拥有良好的政治嗅觉的闵妃在兵变之前就逃到了袁世凯的兵营请求保护。

收到花房义质公使报告的日本政府反应非常迅速，7月30日立即向朝鲜派遣了高岛鞆之助陆军少将率领的步兵第11联队的一个大队和海军陆战队共两千人的大军和仁礼景范海军少将指挥下的四艘军舰，护送着花房公使又回来了。这两位少将也很有意思，后来全做到大臣。高岛鞆之助后来在松方正义内阁中作过陆军大臣，官至中将；而仁礼景范的十年后做到海军大臣，官拜海军大将；这都不算牛，最牛的是那个步兵少佐的大队长，居然是后来做到元帅陆军大将的寺内正毅。

8月1日，陆军卿代理山县有朋又下令动员东京和熊本的两个镇台，在熊本编成混成旅团，同时动员了运兵船，准备随时增援。

苦主上了门，这大院君该着急了吧？不，他没着急，因为李鸿章也派了吴长庆带了三千人在三艘军舰的护卫下到了汉城，和日军对峙上了。

朝鲜长期以来处于中国的属国地位，但又不完全是现在国际政治学上的殖民地概念，而是一种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一般不会被宗主国来干涉其内政的自治属国。李鸿章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方式的缺陷，想改成更加参与的半直接统治。李鸿章已经认识到了日本之所以还没有对朝鲜提出领土割让，矿山权利和内地通商的要求仅仅是因为大清正在考虑要不要直接驻兵。因此为了今后继续维持朝鲜，必须在朝鲜半岛常驻大军，扩大海军实力和掌握朝鲜的军事外交权力。这次派兵基本上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而不是做大院君的保镖来的。

所以此后的处理让花房公使措手不及。当时的外务卿井上馨有点顾忌列强干涉，主张先谈判，谈判破裂以后再开打，在花房公使向高岛，仁礼这两个陆海军少将确认：“弄不好要动手，你们打得过清军吗”的时候，两位少将拍着胸脯说：“如果交火，肯定胜利，你只管去谈”。

可是谈判已经对手没了，吴长庆按李鸿章的意思，把大院君装上军舰送到天津关了禁闭，这一关就是三年，连他儿子朝鲜国王高宗亲自求情也没用。这边闵氏家族重掌朝政，朝鲜看起来还是控制在大清手里。

有关善后的谈判在大清没有派人参加的情况下在济物浦（现在的仁川）进行。日本提出的割让对马海峡的战略要地巨济岛和海参崴对面的忧陵岛的要求在朝鲜朝廷大势已被大清掌握，而且美国也派出军舰调停的形势下没有实现。朝鲜付出了55万日元的赔偿金以后还是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承认了日军在汉城的驻兵权。

为了与之抗衡，李鸿章把长驻朝鲜的兵力增加到了三千人以压制护卫日本公使馆的一千名日本陆军，1882年和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再次确认朝鲜是大清属国，并派马建忠和德国人顾问穆麟德赴朝掌握通商，外交和关税，提供武器以将朝鲜军队改编为大清式的新军。

但是这些做法既不彻底也为时已晚。

日本人从这次壬午兵变得到的教训是：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无法绕过宗主国大清，任何对朝鲜的非分之想，只有在下定和大清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决心以后才能实现。然而他们自忖还没有这个能力，还没有下定这个决心。

但是这个能力对比在发生变化。19世纪的后半叶，是中华最灾难深重的年代。壬午兵变的第二年1883年，法国出兵中国的另一个属国越南，并且同时攻击了云南，法国海军还攻击了福建，台湾，浙江，控制了台湾海峡，占领了澎湖。

日本人把这场清法战争看成天降良机，1884年9月9日，自由党总理（总裁）板垣退助面见法国驻日公使萨奎其，要求法国提供100万美元作为他们在朝鲜搞政变以配合法国人在安南行动的活动资金。那时日本政界全体一致，八仙过海地想在朝鲜策动政变。参议伊藤博文怕被自由党抢了头功，干脆自己上阵，指挥《汉城旬报》主笔井上角五郎和朝鲜独立党的金玉均，朴泳孝联系，具体策划政变计划，并通过驻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把朝鲜在壬午兵变后付出的55万日元的赔偿金中的40万元交还给独立党人作为政变资金。

当时朝鲜除了这个主张独立的独立党之外还有一个由闵氏家族的闵泳翊领导的“事大党”，“事大”这个字出自《孟子》的“以小事大”，那意思是小国应该跟着个大国，像韩国这样的小国就应该跟着中国这样的大国，几千年都跟下来了，现在也还是大清保险。这两个政党如同水火势不两立，互相指责对方是“韩奸卖国贼”。

1884年12月4日晚上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独立党人发动了政变。是为“甲申政变”。

那天，朝鲜国王高宗李載晃在王宫举行宴会庆祝汉城邮政局成立，韩国朝野名士，外国公使武官群集一堂。来客中突然出现了20来个刺客，在金玉均“请安静，请安静”的命令声中，将国王的亲信重臣一一杀死。这时200余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突然开进了王宫，这是汉城的日本公使馆守备队，根据济物浦条约，日本在汉城由驻兵千名的权力，但是当时在汉城的日本兵就只有200名，这次是倾巢出动了。

在场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站起来大声宣布：“为了防止不测事件，应朝鲜国王的要求日本派兵保护朝鲜国王的人身安全”，这时训练有素的日本兵早把警卫王宫的朝鲜兵不知道给赶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是金玉均们向李載晃国王宣誓表忠，国王也作出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和闵氏家族领导的事大党划清界限，表示从此以后重用独立党的金玉均们。

竹添公使又来了个“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次事件是因为独立党和事大党的矛盾激化而起，日本和这次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日本军队仅仅是应国王的要求而进入王宫”。这就有点太看不起全世界人的智商了。其实政变22天前的11月12日在竹添发给井上馨外务卿的电报中就很清楚地表示：“为了打破在朝鲜清国的优势地位，煽动亲日派的独立党发动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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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馨向刚刚从欧洲视察回来的伊藤博文参议汇报了朝鲜局势。伊藤博文指示说：“各国对朝鲜问题都很神经质，要慎重行事。不能给人以干涉内政的印象，尤其在公开场合。朝鲜王室不能有生命危险”。

于是才有了11月28日井上馨发给竹添的谜一样的外交电报：“许可乙案”，这是因为除了“保护朝鲜国王”的“乙案”之外，还有一个“直接干涉”的“甲案”。

政变以后立即成立了以国王的亲戚李载元为首相，朴泳孝为副首相，金玉钧为大藏大臣的新内阁，这个新内阁办事效率还挺高，立即就开了会，决定了这么几条：
1．  从此国王不叫“殿下”，改叫“皇帝陛下”，为独立国家的君主。
2．  废除对大清的朝贡。
3．  废除旧内阁，修改税制，废除宦官。
4．  加强王室的透明性
等14条，一句话，朝鲜独立了。

但是，就独立了一个晚上。

实际上还没有一个晚上——到半夜里独立党人和日本人正在一起庆祝“独立”的时候，李载晃就瞅空溜了出去找袁世凯去了。正当竹添公使发现了没了正主惊叫“完蛋了”的时候，袁世凯在下令：“全体出动，进攻王宫，把日本人赶出去”。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清虽已频临死亡，或者说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但在外表上还很可观。如果说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君臣全在混吃等死也不公平，他们也还是想整治好大清的。特别在应付这次政变时，一来是袁世凯能干，二来大清也没有了退路。清法战争，虽然有镇南关大捷这样的胜利，但整个战争是大清大败。左宗棠指责李鸿章签下《中法天津条约》是“误尽苍生，落千古之骂名”等等只是攻轩，并没有多少道理。

中国失去了安南，那么多属国就只有朝鲜了。现在来打朝鲜主意还居然是一直也有点属国嫌疑的日本，如何不叫大清和李鸿章袁世凯们抓狂。所以这次袁世凯亲自带领500精兵攻打王宫，同时清军还进攻了日本公使馆，把个公使馆给烧了，让你首尾不能相顾。但是这边攻王宫的倒停了一会儿战——放日本公使和日本守备队逃生。袁世凯在没有李鸿章的指示以前，不敢扩大事态。

“甲申政变”完全失败，金玉钧随竹添公使从济物浦一起逃往日本。而井上馨在接到“政变完全失败，国王落在清军手中，清军已经完全控制汉城”的报告后立即报告了三条实美大政大臣后召开了有山县有朋内政卿，大山严陆军卿，川村纯义海军卿和伊藤博文参议参加的联席会议紧急协商，结果是由井上馨作为全权大使带领由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两名副使率领的两千军队来朝鲜兴师问罪。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谈判的对手是朝鲜而不是大清”，原因之一是除了袁世凯原来就有驻朝鲜的三千人马以外，事发以后李鸿章又增派吴大征带领陆海军五千去往汉城增援，而日本人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之二就是日本政府从《江华岛条约》以后就一直在制造“朝鲜是独立国家”这样一个既成事实。

日朝双方在“日本为什么出兵王宫”这件事上扯了一个星期皮以后，以朝鲜方面部分屈服的形式签订了《汉城条约》，内容是向日本支付赔款，朝鲜方面承担日本公使馆被焚的责任，出钱重修日本领事馆。

那么手握八千兵马的袁世凯在干什么？就在一边干看着？当然不是，但是袁世凯无能为力，首先日本政府极度警戒在谈判时大清的参与，再三向朝鲜方面表明一旦发现有大清参与就立即“停止交涉”，实际上就在《汉城条约》签字前一天的1月8日吴大征还以“大清钦差大臣”的身份硬闯会场试图扭转局势，但被井上馨以吴大征没有全权证书且与清国的谈判另外进行为由而拒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2月19日汉城城内的日军败于清军，退到济物浦的时候，英国公使向李鸿章表示过“大英帝国不愿意看到大清和日本在朝鲜半岛交火”的意向，而背后在运动英国是远在东京的伊藤博文参议。

伊藤博文在看到袁世凯在汉城作壁上观以后知道了李鸿章的软弱态度后，于1885年2月24日与同为参议的西乡从道赴天津和李鸿章谈判善后。

日本方面的交涉要点是：
1．  处罚驻守汉城的清军指挥官。
2．  清军从汉城撤退。

这完全是一种狮子大开口的讨价，但伊藤博文似乎胸有成竹。刚刚大败于法国的大清实际上不是像李鸿章口头上所说，“我们准备大打一场，和法国都已经不辞一战了”的那么气壮如牛的。经过13天六次谈判，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为以下三条：
1．  大清和日本在4个月内同时从朝鲜撤军。
2．  双方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顾问和教练。
3．  日后朝鲜国内有重大变化，双方在派兵以前需照会对方。

这个条约的要害在于承认了日本拥有了出兵朝鲜的权力。当时的李鸿章的想法是日本出兵汉城需要三天，而清军到汉城只需一天半。所以即使日军出兵朝鲜，清军也能占先机。但是占了先机以后怎么办，李鸿章好像没有考虑过。

纵观19世纪末期中日外交，只能让人扼腕。日本人不是没有失败过，但必须公平地承认日本人犯的错误少得多，而且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和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不一样，会灵活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修正错误。而大清号称外交随一的李鸿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们比起来，未免相形逊色太多。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明治时期的日本确实俊才云集。

比如此时日本驻中国公使就是榎本武扬，而驻天津领事居然是以后的内阁总理原敬。

而大清却是一再一再的失误。1889年又出现了“防谷令事件”。

日本商人对于朝鲜半岛米麦的囤积和抢购，使得朝鲜半岛粮食价格飞涨，民不聊生。1889年咸镜道监司赵秉式突然宣布禁止从元山向日本出口粮食。由于这个禁令，日本商人遭受了14万日元的损失，日本政府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是朝鲜方面调查下来的结果是，国王不知此事，赵秉式只是执行袁世凯的命令而已。

袁世凯的想法或许没有错，但袁世凯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出现而变得很小，而且还出来了“国际惯例”这么个根据列强的价值标准而变化的怪胎。随心所欲的行动除了授人以柄除外，得不到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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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谷令交涉”持续了四年之久，最后在1893年的5月终于以朝鲜政府全额赔偿日本商人的损失而告结束。袁世凯在这起事件中的作用为后来日本煽动舆论和大清开战提供了极好的口实。

好像是怕日本人找不到开战的口实似的，第二年又出现了“金玉均暗杀事件”。

金玉均是朝鲜独立党的头目，策划甲申政变而被朝鲜朝廷视为“大逆”，恨之入骨，悬赏巨金要金玉均的脑袋。但是金玉均以“岩田周作”的化名躲在日本，受着日本政府的保护，朝鲜朝廷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被拒绝以后，先后四次送刺客到日本但都失败了。

第五次的刺客比较另类，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立志要做外署督办（外交部长）的洪钟宇。朝鲜朝廷高额悬赏金玉均的脑袋，可洪钟宇除了必要的经费之外不要钱，他要的是官位。朝鲜朝廷实在是对金玉均恨之入骨，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洪钟宇的条件。

洪钟宇来到日本，以认识李鸿章公子李经方为诱饵诱使金玉均去上海和李鸿章谈判。

如果洪钟宇完全是在说谎，那金玉均也不会上当，这事倒霉就倒霉在洪钟宇并没有完全在说谎。洪钟宇确实认识李经方，而且确实向李经方介绍了金玉均，说金玉均愿意改邪归正，是大清的可用之才，于是在上海养病的李经方确实发出了“家父愿意见金玉均一面”的信息。

金玉均在见到李经方的回信时欣喜若狂，满脑子想得就是见到李鸿章以后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李鸿章采纳他的意见的场面，“哼哼，能同时利用清日两国的，舍我其谁也”，把头山满，宫崎滔天，犬养毅等人劝阻的意见一脚踢出老远，跟着洪钟宇在1894年3月27日乘坐“西京丸”号客轮就去了上海。

外务大臣（日本从太政官制改到内阁制是在1885年，此后的“卿”就改成了“大臣”）陆奥宗光拿着报告金玉均死讯的电报气急败坏地冲到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官邸已经是28日晚上了。出乎陆奥外相的意料，伊藤博文不急不慢地分析了形势：“金玉均是在日本法律保护下的人，这个人被刺客骗去了上海，而且还牵扯到李鸿章的公子，现在就看清国，噢，不，应该说李鸿章如何处理此事了，你是不是准备向清国要求引渡凶手和金玉均的尸首？”

“当然。”

“不用急，先看李鸿章如何动作，发电报叫上海总领事馆静等国内指示，不要贸然行动。”

满腹狐疑的陆奥离开以后，这次来的是内务大臣井上馨，井上馨开口就是“事情的发展很有趣”。

伊藤博文制止了井上馨进一步说下去：“闻多（井上馨的字），不要说不谨慎的话”。

但是井上馨还是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洪钟宇干的真漂亮”。

原来，朝鲜朝廷派出来的暗杀金玉均的刺客洪钟宇，其实是在井上馨的指挥下行动的两面间谍。而这个绝密行动连外相陆奥宗光也不知道。

洪钟宇很快就被公共租界公部局抓获。日本总领事馆向工部局提出了引渡的要求但被拒绝，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交给了上海道台。

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命令下，凶手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被交给了朝鲜。

李鸿章可能是这样想的：“这样可能会激怒日本，但是日本现在没有能和大清对抗的武力，不足为虑。反过来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朝鲜朝廷对大清感恩戴德，对把日本势力彻底驱逐出朝鲜很有帮助”。

起码李鸿章在当时没有意识到整个暗杀事件是日本人做的套。

这边的伊藤博文对陆奥宗光外相来向他汇报犯人和尸首都已经由工部局交给上海道台，再不向上海道台交涉就为时太晚了的时候，喊来了内务大臣井上馨：“洪钟宇说了些什么当然很重要，但是估计金玉均的尸首会交给朝鲜。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先看朝鲜如何处理金玉均的尸首再做主张。”

陆奥宗光此时才领悟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如同伊藤博文的估计，李鸿章果然将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交给了朝鲜朝廷。而且为了显示大清朝的威风，特地使用了北洋水师的军舰“威远”号。

朝鲜朝廷将金玉均的尸首进行了“凌迟”，在杨花镇竖起了一面上写着“大逆不道玉均”的大旗把被凌迟了的尸首晒干了示众。

这时候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才在外务省的指示下向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提出抗议。但被赵秉稷严词拒绝：“公使先生，虽然金玉均是被凶手骗到上海去的，但是一直在向我们通报金玉均的去向的不正是阁下吗？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不道的罪犯，如何处理金玉均是朝鲜的内政。”

大鸟圭介扔下一句话，扭头便走：“你们要对今后在日本和清国朝鲜之间发生的一切负责”。

此时日本国内乱成了一锅粥。尾崎行雄，犬养毅等论客们纷纷写文章发表演讲攻击大清，朝鲜和“软弱的政府”，里面跳的最高的就是现在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福泽当时在《时事新报》上是这样写的：“金玉均在上海被杀，韩国官吏并没有到天津去和李鸿章商量，可是清国军舰就能迅速动作，令人感叹。相形之下，从金玉均遇害开始所见之日本人举动，如同迟缓病人一般，也是令人惊奇”。

应该说这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所十分满意的，因为舆论已经在朝着批判政府，批判首相的方面发展，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只要有一个口实就可以开战了。因此伊藤博文召回了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应该说大鸟圭介原来是一位主张“日清同盟论”的人物，他的看法是日本和清国应该齐心合力联合起来把欧美列强从亚洲赶出去。在汉城也多次和袁世凯会面，讨论如何推进朝鲜的改革和近代化问题。但现在这种论调已经是不合时宜的，现在的问题是何时和大清开战了。

可是，大清是亚洲第一大国，维新只有30年不到的小国日本，和大国大清开战就能够赢吗？

源济

三．“最讨厌的就是丁汝昌”

1891年7月13日，离甲午战争还有四年。

东京小石川炮兵工厂的小石川后乐园。受外务大臣榎本武扬的委托，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中将在这里召开一个游园会形式的欢迎宴会。贵宾是大清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正在日本访问的包括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镇远号”在内的七艘军舰上的50名大清水师军官。

桦山资纪气恼地对海军次官伊藤雋吉少将说：“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丁汝昌，榎本外相硬要讲什么‘日清友好’，这样，明天全体出动去会会这个迟早要在战场上见面的敌人，大家都把这个丁汝昌的脸给我记住了，把军务局长喊来。”

当时的海军省军务局长就是伊东佑亨少将。伊东一进门，桦山资纪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伊东君，你说丁汝昌这次为什么走这么条怪路，从下关进日本经濑户内海绕纪伊半岛到东京来？”

这位后来指挥着联合舰队大败北洋水师，一直晋升到元帅海军大将的伊东少将回答说：“丁汝昌这是在向我们示威，那意思是说日本的内海就是北洋水师的庭院，如果日清开战，他能指挥着北洋水师一口气攻到东京。去参加欢迎宴会没问题，但请大臣无论如何也要恳请外务大臣和首相同意我们也去访问一次清国”。

第二天，伊东佑亨在游园会上劈头对丁汝昌就说：“丁提督，能不能让我参观一下你们伟大的超级战舰‘定远号’？”

丁汝昌坦然地笑了笑：“什么时候都非常欢迎，但是您只能看，我们不会回答您提出的问题。”

丁汝昌有资格坦然，这艘长达95米，满载排水量7355吨，航速16节的的德国造战舰“定远号”是当时远东的最大新型战舰，装备在“定远号”上的两门30.5厘米双连炮能够毫不容情地把所有敌舰送进海底。让你伊东佑亨参观一下又怎么样？

第二天伊东少将在丁汝昌的陪同下参观了“定远”“镇远”两舰。

桦山海军大臣在海军省等着伊东的报告。

而伊东的报告是：“如果现在和清国开战，我们没有胜利的可能，只要‘定远’和‘镇远’两舰就能把全部常备舰队送到海底。阁下，军舰，我们要军舰，我们是四面环海的海国，卫国就是卫海，拥有能和‘定远’对抗的军舰是我们最要紧的。”

桦山叹了一口气：“李鸿章的目的达到了”。被称为海军的“头脑”，位居军务局长，实际上指挥着日本海军的伊东佑亨被逼着说出来了“没有胜利的可能”。

李鸿章派丁汝昌率北洋水师访日的目的——向日本示威的目的，确确实实地达到了。

其实，在这之前5年， 1886年的8月，北洋水师就派出以“定远”，“镇远”两艘主力巡洋舰为首的四艘军舰（还有两艘是“济远”和“威远”）访问过日本，带队的还是丁汝昌，那次是在黄海演习完毕以后，开到长崎去修理军舰去的。修理军舰也没有必要到日本去，所以其实有个七八成炫耀武力的成分在里面。但那次的长崎寄港闹出了一个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清国长崎水兵事件”，北洋水师士兵因为嫖妓和日本警察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死10人，伤70余人，结果是日本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了事。

时隔五年，北洋水师虽然没有增加新舰新炮，但还是让伊东佑亨垂头丧气。

但有人不这么看。

回航时北洋水师还是走濑户内海，在广岛的宫岛锚泊时，接受了吴镇守府长官中牟田仓之助中将和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大佐的访问。在这次访问“平远号”声称故障，进入吴军港检修，其实是有点观察和侦查日本海军技术程度的意思。

但是结果是北洋水师的底细被人家摸了个底掉。

东乡平八郎大佐几乎每天不是军服就是便服在码头观察“平远号”，最后的结论是：“清国舰队不足为虑，他们只是一把褪了火的宝刀。宝刀确实是宝刀，但是已经褪了火，真正需要的时候派不上用场”。为什么这么说呢？用东乡的原话：“神圣的炮口上，挂了不少东西，从内裤到袜子什么都有，怎么看怎么像晾衣杆，这还是在外国的港口呢，甲板上也是乱七八糟，根本就没有整理”。

“炮口是军舰的灵魂，从清国舰队能够毫无顾虑地这样做就知道这支舰队的士气，从军官到士兵没有任何紧张感，军舰本来所具有的力量发挥不了，没什么可怕的”。

这是在说海军的软件，没有配套的软件，光有硬件是不能被称为海军的。东乡平八郎看出了北洋水师是软件配套没有赶上硬件购置。

但日本海军呢？在这方面不得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建设是先从软件建设开始的。

1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什么能像变戏法一样出现了一支包括陆海军的很强大的军队？应该归功于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这两个培养军事指挥官的军事院校的办校成功。

明治二年（1869年），兵部省在《应该创立大海军的建议》中是这么说的：“军舰因为士官才有精神，没有士官，则水夫将无所作为。水夫无所作为，则舰船也就成无用的废物。而海军士官所必须掌握的深奥学术的练成绝非容易之事，所以当前一大紧要事项就是尽快创办学校。”
建设一支海军，需要的东西很多，比如起码要有军舰，要有操纵军舰的人员和这些人员如何构成的组织。一般来说这三要素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军舰，但其实军舰问题其实最好办，最简单。只要拿得出钱，什么都能买的到。当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还有美国全都在亚洲膘着劲明争暗斗，什么最新式的军舰都买得到，困难其实是人员培养训练和编成控制。

在伊东佑亨大发没有军舰的感叹时，日本海军已经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来努力培养和组织海军人材了，而且这种努力的效果已经到了初见成效的时候。

1870年，明治政府模仿幕府的“长崎海军教习所”在东京的筑地开设了“海军操练所”，第二年改名为“海军兵学寮”，到1876年改名为“海军兵学校”。1888年搬到了广岛县的江田岛，在东京的海军兵学校原址上办了海军大学校。中国人通常把在江田岛的海军兵学校称为“江田岛海军学校”，这要归功于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使用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电影《啊，海军》里面的翻译。

海军兵学寮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兵学寮”同时设立，可改名字比陆军晚了两年，这么一来“士官”这个词被陆军用了去，只好凑合着用“兵学”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词了。其实陆军有点怪，在除了“陆军士官学校”这个校名之外再也不用这个词，用的是“将校”。可是海军除了学校名不用“士官”这个词以外在其他场合则是大量使用这个词。

在日本海军术语中，“士官”不是指的“下士官”，而是相对于“士兵”而言的反义词，也就是“军官”的意思。少尉是“士官”，大将也是“士官”。

日本陆军1887年开始从法国式转为普鲁士式教育。海军的转型更早，从海军操练所设立开始就从原来的法国式教育转到了英国式。1873年开始英国派出以后来一直做到北美舰队上将司令官的道格拉斯（Douglas,Sir Archibald Lucius）少校为首的34名教官来日本，英国人在日本一呆就是17年，合计69人次，道格拉斯本人就在日本呆了两年，如果不是有人警告他如果再赶紧不回国可能会影响到晋升的话，可能还会继续逗留下去。

海军兵学校和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英国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一起同列被誉为世界三大海军学校，因为曾几何时这是三大海军强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仔细想一下还是有点不可思议，和精神要素占得更多的陆军相比，海军更加受到国力的制约，这个海军兵学校既然是海军的一部分就也应该不例外。贫穷的日本是如何办出这个海军兵学校的？

源济

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很穷的落后小国，培养海军人才最简单而又便宜的方法应该是送人去欧美留学。其实在一开始日本人也是那么想的，比如东乡平八郎就被送去英国留学，还一去就是八年。

但是有一点弄不明白的事情是：日本的海军留学生到处被人拒绝，是看不起这些黄皮猴子还是为了保守海军机密没人知道，反正就是到哪儿哪儿不要。像东乡平八郎想去英国进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结果到了那儿别人才对他说不行，结果只能上商船学校。

没办法才只好从一开始就自己办学校，而且还是斥巨资全部请英国人来帮忙。当然英国是当时第一海军大国是日本人为什么请英国人的最主要原因，更加直接的原因就是在1863年的萨英战争中知道了英国海军的厉害。

1862年在现在的横滨市生麦地方发生了所谓“生麦事件”，四个英国人骑马冲撞了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的行列。其实就在事情发生前几分钟，美国领事馆官员范李德也遇到了这个行列，按照欧洲人见了贵族或妇女的马车要下马让路的礼貌，范李德让了路，没有出事。但这几个英国人在中国上海呆过很长时间，骑在马上鞭打黄种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大鼻子怎么能给黄皮肤的日本人让路？于是和藩主的武士发生了冲突，一个叫理查逊的英国人被日本人把肠子砍出来了，拖着肠子想逃跑，另一位武士“看到他很痛苦，就帮他做了介错”，一刀把理查逊的脑袋砍下来了。两个重伤，剩下一个是个女的，叫波罗黛儿，倒是没受伤，但给吓疯了，不久也死了。

约翰牛们很吃惊，这是他们第一次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大英帝国的臣民也是可以被人砍杀的，而且是黄种人。于是就去找幕府论理，要幕府赔钱10万英镑。幕府给来了个一问三不知：那是萨摩藩，你得找他们。于是英国人就出动了10艘军舰上鹿儿岛来讨说法来了。

英国人到了鹿儿岛，看看这么个乡下地方，料想也拿不出10万英镑，就减到了二万五，但要处分肇事者。遇到翻译又差劲，把“肇事者”给翻成了日语的“责任者”。藩主岛津久光一看急了眼：八格丫鲁，要处分老爷？老爷跟你拼了吧。这就打了起来，一仗打下来，全日本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萨摩藩取得的一点成果全部毁于英军炮火，但死人不多，才五人。而反过来看来势汹汹的英国人却死伤63人，包括旗舰尤里亚勒斯（HMS Euryalus）舰长约瑟林副舰长魏尔默全去见了上帝。

怎么会打出这么个怪结果来？其实那天可能上帝没玩过天照大神，对英国人有点不公平。首先炮战刚开始时海上风浪大作，英国军舰颠簸得厉害，无法瞄准，对萨摩藩的海岸炮台无法造成损伤。而英国舰队停泊的地方又正好是萨摩藩炮台平时训练时停靶船的，这样萨摩炮台练瞄准都省了，一炮打出去就直接命中英军旗舰。

但随着天气变好，英国军舰上配备的最新式阿姆斯特朗炮的威力就显示出来了。萨摩藩的海岸炮台被敲了个精光不说，刚刚建成的造船厂和其他近代工业全完了蛋，这才两家人坐下来谈判。

后来萨摩藩还是赔了两万五千英镑，但不是萨摩藩自己的钱，向幕府借了六万三千两银子赔了英国人以后就没还，赖掉了那笔帐。

大山严，黑田清隆，东乡平八郎全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因此大家全同意要办海军，除了向英国学习外没有别的出路这种说法。

日本人在萨英战争中看着英国人耍酷，眼馋得口水支流还不光是军舰大炮和海军。日本人发现英国人打仗时甲板上有军乐队在奏乐，认为非常地妙。这边谈判还没有探出结果，那边就有人爬到英国军舰上要人家教他们玩洋鼓洋号，回来自己就练了起来，后来日本海军的大型舰只上一直有军乐队的编制，平时在舰上练练乐器兼管打扫卫生，战时运运炮弹兼管吹吹打打，由来就是从萨英战争里跟英国人学的。

日本人办这个学校是很认真的，认真到了什么程度呢？连为什么海军兵学校会搬到广岛的江田岛区都能够说明问题。随着经济的逐步繁荣，海军省认为学校办在繁华的东京会引起学生们思想堕落，所以才找了这个当时是鸟都不来做巢的广岛荒岛，迁校之前还和当地豪绅签订了一个名为《江田岛取缔方始末书》的合同，里面规定在江田岛指定范围内不得有“猥艺丑行”，就是说不能开娼馆妓院，以保持教育环境。而一直到1945年日本败战为止的57年间江田岛还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至于到后来设施被美军接收，飞燕流莺从全日本和全世界各地云集江田岛，繁荣娼盛则是以后的事情了。

和所有海军名校一样，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最豪华的建筑就是学生宿舍“生徒馆”，是当时在相当于后来的铁道省的工部省铁道寮任建筑副长的英国人约翰·迪亚克（John Diack）主持设计的，全部英国风格不说，所有的红砖都是一块一块地包好了从英国用军舰运来，原价是0.2日元，要知道那年头木匠一天的工资也就0.1日元。运到日本后折算下来一块红砖要花1.5日元以上，当时三日元能兑换二两白银成，就是说那些红砖换算成现在的价格一块在150美元以上！

学生宿舍的豪华，生活的排场是欧洲海军的传统。在欧洲是贵族军种，海军军官都是贵族，讲究的是“Noble’s Oblige”(贵族的义务)。那意思就是国家就是你们的，平时好吃着好喝着，到时候就得豁出去为国效力。

道格拉斯少校到了日本觉得最抓狂的一点就是海兵的学生里居然大多数出身农民，没几个贵族。出于贵族军种的自尊心，道格拉斯在教日本人的时候最强调的就是“先成为绅士，然后才是士官（be a gentelman before the officer）”，而这点也应该是个人就挺乐意接受的。到败战为止，只要条件可能，日本海军一直维持着豪华的生活方式。军官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不同，正餐必须穿礼服，边上还有军乐队伴奏。这点和陆军大不一样，日本陆军是有点“官兵一致”的，起码在战场上，将军和大头兵吃的是一样的伙食。

海军兵学校的学生一进校就是一等兵曹，相当于上士，这点和陆军士官学校一进校是从最下边的二等兵开始也不同。

源济

但要是认为海兵校仅仅是享福作乐，那就错了。道格拉斯把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搬到日本来了，课本当然没时间翻译，也没有必要翻译——本来海兵校就把英语放在极高的位置上。老师是英国人，教科书是英语，用英语做作业，用英语回答问题。能用日语的地方，就只是偷偷在背后对这种“英语世界”表示不满时发发牢骚而已，除此之外，一切英语。当然这只是刚海兵校开始时的情形，但海兵校就一直没有放松对英语的要求，就是在太平洋战争中，军部要求抵制英语这种“敌性语言”的时候，海兵校还是坚持连查生字用的字典都必须是英英字典。

这种训练的效果呢？从最后的海军次官井上成美大将战后的谋生手段是开英语补习班教人英语这点就知道了。

江田岛海兵校基本上是英国式的，但是有一条很特别的纵向编成的“分队”制度却是从美国海军学院学来的。就是由大约40人左右的三个年级学生编成，三年级学生被称为“一号生徒”，在分队里起指导的作用，二年级学生是“二号生徒”，帮着一号学徒敲边鼓，所有动手化体力的活都是被称为“三号生徒”的一年级新生去干。海兵校学制三年或者是四年，所以有时还有“四号生徒”，这样一个学生在校期间最多和前后7届的学生朝夕相处，而海兵校除了“坐学”，就是课堂教学以外，所有的生活，训练全部以分队为单位进行，以此来培养海军的向心力和对先辈学生的绝对服从。
为什么要这样，海军有海军的特殊性。首先，海军是在茫茫大海上，要活大家一起活，船沉了大家一起死，可以说是一个从大头兵到舰长长官的命运共同体；反过来说，这些大老爷们成天挤在一个闷铁罐子里又是烦躁，不安和狂暴的一个因素，因此海军教育的第一条就是人际关系教育，这可是人家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花了上百年摸索出来的经验。

道格拉斯少校带给海兵校的另外一件东西是体育运动。海兵校在1874年，首次召开了名叫“竞斗游戏会”的运动会，这就是现在日本学校，企业等各团体每年都要开一次的“运动会”的开始。

海军兵学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了入学考试的严肃性，除了皇族成员之外，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阶级等级的任何限制。明治初年，也就是187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像海军兵学校招生公正，学费生活费全免，毕业就是国家保证终身前程的海军军官的去处，立即成为青年人最理想的去处之一，所以和陆军士官学校一样，海军兵学校也能征集到最优秀的学生，海军兵学校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在英国教官撤走以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也没有放松，教学质量没有下降，就这样成为了世界三大海军学校之一。有了这个条件，日本海军就能够保证了军官的质量。

当然海军兵学校的教育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实际上没有与时并进，落后于了时代，也是日本海军失败的一个原因，这点以后再说。

在培养人才的同时，海军的组织建设也在进行。明治维新主要是在萨摩藩（现在的鹿儿岛县一带）和长州藩（现在的山口县一带）的支持下进行的，所谓“萨长同盟”就是指的这件事。维新以后，长州藩执掌了陆军，萨摩藩则主宰了海军，有所谓“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的说法。日本海军发展初期的三位主要人物，先后担任过海军卿，海军大臣，主持海军军政的川村纯义，西乡从道和担任过参谋本部次长，参谋本部海军部长，主持海军军令仁礼景范全是萨摩人。

明治海军最早是军政军令统一的，海洋海面分成“海军区”，海军舰船分配给分设的“镇守府”管辖。最早是1875年在横滨设立的“东海镇守府”，后来移到横须贺改名为“横须贺镇守府”。当时本来是还有个计划设在长崎的“西海镇守府”的，但一直没设立起来，倒是在1889年又加上了吴和佐世保两个镇守府，成为三个海军区。1901年又设立了舞鹤镇守府，成了四个海军区。原来还曾经计划在北海道的室兰设立一个镇守府，但没有实现。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还设立了一个旅顺镇守府，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1914年才撤销。

和1878年就从陆军省独立出来的参谋本部相比，军令部从海军省独立出来是15年后的1893年，而且一开始的名称还是“海军军令部”，把“海军”这个定语去掉又花了40年，到1933年才成了“军令部”。

笔者在《军国幕僚》中讲过参谋本部从陆军省独立从而形成日本陆军军政军令分离的来龙去脉。在陆军军政军令分离的时候，海军还没有分离，这里面最大的原因就是陆军军政军令分离的直接引发因素是被称为“竹桥事件”的兵变，而海军和陆军不同。陆军随便有几个人拿了枪就能造上一反，而海军不是全舰一致就开不动那艘军舰，就算你全舰一致，码头上不给你加煤，你也就是个浮在水面上的铁盒子而已，所以兵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在一开始军政军令分离时就没有考虑海军。

所以参谋本部独立的时候，海军连参谋部都还没有，相当于参谋部的一部分职能由海军省军事部在执行。日本陆军的参谋制度和以后的军政军令分离是从德国引进的，而日本海军是学的英国，所以一开始在组织上没有参谋部也很正常。到现在英国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没有“参谋部”这个名字，英国皇家海军更为邪门，虽然没有海军参谋部，但海军大臣（也叫“首席海军卿”， First Sea Lord）居然同时是“海军总参谋长”（ Chief of Naval Staff），也不知道这个“总”从何而来。

但海军看着陆军有个参谋本部比较眼红，海军军事部也要从海军省独立来个“海军参谋本部”。遭到了从德国引进参谋本部制度的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的坚决反对，理由是陆海战的性质不同，陆军是主力而海军只是支援力量，大家一人一套参谋只会没事就扯皮。陆战是智慧的战场，海战只是训练的战场，陆将要学的多，海将只要会航海就行。。。。。。反正海军弄参谋部没有任何必要，这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有参谋部的。

其实陆军的坚决反对，理由并不在表面上说的那些车轱辘话。参谋本部是天皇的幕僚部，好不容易弄到了这个位置的陆军绝不容许海军来分一杯羹。当然陆军也弄不清楚海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才有海军简直都不配弄个“参谋”的位置这一邪门理论。据说是陆军没了参谋打不了仗，陆军参谋能构思出精彩的作战方案出来，而海军的所谓“参谋”不就是抄抄写写的文书员吗？在陆军眼里的海军就是个操纵机器的工匠，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发挥的余地，你的参谋再能干，水兵训练得再好，速度是十节的军舰你开不出十一节出来，3000米射程的大炮你打不到3100米去，海军打仗不就是大家一字排好了，大炮开口说话，谁的口大谁赢，有什么“战争艺术性”可言，现在就这么一拨工匠也要学陆军来搞什么参谋制度，你说可笑不可笑？

参谋部不希罕，但是诸军种的联合参谋部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挺新的时髦玩艺。现在大名鼎鼎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其实是1942年6月20日才成立的。大国中军种间联合参谋部较早的是英国，成立于1939年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起源也只好追溯到1923年成立的皇家防卫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就为止了。

但是一般被认为没有什么创造力的日本人倒早在1886年3月就捣鼓出来过一个“统合参谋本部”来海陆全管，但刚过两年就又分了家。回顾一下这一段刚拼好铺盖就分炕的历史对于了解日本海军是很有帮助的。笔者在《有一类战犯叫“参谋”》里面讲过一点那段历史，这次从海军的角度来看看那段历史。

陆军反对海军参谋部，就连海军都不是人人喜欢参谋部。首任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就不喜欢什么参谋部，因为西乡从道是陆军出身，其实不懂海军。他在当着海军大臣的时候，军衔还是陆军中将呢，后来才混上元帅海军大将的。当时有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海军大尉叫黑冈带刀的是个海军参谋部最积极的鼓吹者，这位在1881年升了少佐又去当驻英武官的时候，说动了当时的海军卿川村纯义。在黑冈那儿，被桂太郎作为反对成立海军参谋本部的理由，全成了应该赶快立即成立海军参谋本部的理由：日本是海国，有了战事海军是先锋，先锋没有了参谋本部怎么办？大家都是天皇陛下的战士，人人平等，为什么陆军有的海军没有？

黑冈干脆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提出干脆来个“统合参谋本部”，下分陆军部和海军部，参谋总长由陆海军轮流坐庄。黑冈本来就是想用这些条件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地换取陆军的让步，谁知道被当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听进去了。伊藤博文虽然不是军人，但利用他的声望和人望，愣是说服了陆军收留了海军成立了一个“统合参谋本部”。首任参谋总长是有栖川宫炽仁亲王，陆军部长是曾我佑准陆军中将，海军部部长是仁礼景范海军中将。看过《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的都还记得，这彪人马除了山县有朋不在了几乎就是当年在“西南战争”中去打西乡隆盛贼军的那原班人马。

都是老相识了，应该还好打交道了吧？不，首先海军大臣就不感冒这个倒头的“统合参谋本部”。想想也是，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平起平坐，可是参谋总长是陆军。这就显得海军要归陆军管了，低人一头。那么陆军该满意了吧，也不满意。陆军不满意的理由更荒唐，日本陆军当时分成“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区别就是在“外征军备”这个问题上，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大山严全是主流派，主张扩充军备对外战争。而这个参谋本部陆军部的先后两任部长曾我佑准和小泽武雄全是反对扩张的非主流派，“既恨和尚，祸及袈裟”，主流派们捎带着连这个位置也讨厌了起来，干脆撤了那个倒霉衙门，不给这些日奸们官做，这就弄得所谓统合参谋本部只活了两年就一命呜呼了。曾我中将也被赶去了预备役。

源济

撤销了统合参谋本部，陆军把“参谋本部”的大名给带回去了，还坚决反对加上“陆军”这一个定语，因为《参谋本部条例》里面明文规定：“参谋总长是帝国军队的参谋总长”，也是你们海军的，干吗要加上一个“陆军”的限定语？要加你们自己加。只能忍声吞气的小二子海军在用了几年“海军参谋部”以后干脆就不要“参谋”这两个字了，叫做“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彻底划清界限。

界限划得非常清楚，凡陆军的规矩海军就不用。陆军办了个“陆军大学校”，说是不是陆大出身的人就不能当参谋，海军就没有那条规定，谁都能当参谋。当然到了最后海军参谋还是几乎被海大毕业生被包圆了，但只是“几乎”，“神风攻击队之父”大西泷治郎中将就考了两次没考上，可最后还是军令部次长，就是说海军没那条硬性规定。

不管怎么说，海军的组织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并没有什么军政军令二元化这么一说，所有权力基本都在海军省手里，一切都很健全，看不出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有了高质量的军官，有了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如果再有了军舰武器硬件，只要稍以时间，熟悉了武器装备性能以后，一夜之间的飞跃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内乱不断，到1884年为止，包括佐贺叛乱，荻叛乱，神风联叛乱，西南战争等内战和骚动什么的合计起来居然有162起。政府疲于奔命地到处镇压，军费几乎全部被陆军花完，海军在军舰的扩充上面的要求无法满足。所以日本海军一直到十九世纪70年代始终圆不了从胜海舟开始的“大海军梦”。

但在1871年台湾“牡丹社事件”以后，事情起了变化。那年10月一艘琉球渔船在海上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八瑶湾，登陆的66人因和台湾土著人发生冲突而被杀害54人，剩余12人在当地汉人求助下由大清官员转道福州回国。

1873年明治政府外务卿副岛种臣前往中国交涉，总理衙门行走毛昶熙一开始的回答还像话：“二岛（指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和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但毛昶熙在看到日方出示的死者中有四位日本渔民的证据，并扬言琉球属于日本版图以后居然改言“(台灣)生番係化外之民，伐與不伐，貴國自裁之。”，留给了日本一句可以向“无主番界”出兵的话柄。

当时执掌大权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立即成立了以大隈重信为长官的藩地事务局，事务局长为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从英美急忙买了两艘商船，装上大炮作为军舰，准备攻打台湾这块“无主番地”。但和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的参议木户孝永强烈反对出兵台湾，加上英美诸列强也不同意，内阁决定延期出兵。但在长崎待命的西乡从道拒不受命，率领三千名官兵在1874年5月2日出兵，5月6日在台湾南部登陆。这次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作“西乡大暴走”，开了日本军人在近代史上“下可上”，反抗政府的先河。

5月下旬，大清派船政大臣沈葆桢来台，并调淮军六千人赴台作战。后来在英国公使威妥玛斡旋之下中日之间达成《北京专约》，清廷糊里糊涂赔了日本人50万两白银不算，还承认了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这就给了日本日后认定琉球是日本属地的根据。第二年开始日本开始处分琉球，并在1879年强迫琉球国王移住东京。

但清廷并未放弃琉球主权，一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才不再主张。

这次日军的出兵台湾在东亚海军史上引起的后果就是清日两国同时进入了扩张海军军备的时代。

西乡从道在这次出兵之后感到了充实海军军备的必要，从陆军中将转到海军中将，并且说服政府把海军的预算提到到了陆军的一半。1875年当年就花了当年海军预算的90%，311万日元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和“比叡”号三艘军舰，到1878年投入现役。这三艘军舰都不到四千吨，按当时欧洲国家所保有的万吨左右级别的战舰标准，实在不能算什么战舰，所以后来日本人自己也把这几艘军舰只算成“海防舰”。但是在1885年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两艘7200吨的铁甲舰编入现役以前这三艘军舰一直是亚洲国家所唯一保有的近代化装甲舰。

到1890年随《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公布的《海军条例》出台时，日本海军已经拥有了“高千穗”，“扶桑”，“大和”，“葛城”，“武藏”和“浪速”等六艘海防舰的“常备舰队”和一些过时陈旧的舰只组成的“演习舰队”。1891年举行了第一次由常备舰队扮演进攻一方的“东军”对演习舰队扮演防守一方的“西军”的海军大演习。演习后举行了第二次海军检阅式，和六艘军舰，排水2400吨的第一次海军检阅式相比，这次的阵容达到了19艘军舰，排水三万吨，23年海军增长了15倍。

可是面对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这三万吨的海军还是像纸糊的一样不堪一击。这就是伊东佑亨看了“定远”和“镇远”后发愁的由来。于是日本举国上下从明治天皇开始剔肉以助海军，1893年仁礼景范海相会同枢密顾问官桦山资纪向议会提出的建造甲铁舰两艘，巡洋舰，轻型巡洋舰各一艘，建造费共1955万日元被议会否决。但2月10日明治天皇发布《建舰诏勅》，内容为六年间每年减少内帑30万日元（20万两白银），文武官员一律减俸一成，以助海军造舰。议会只好再次通过一个六年内拨款1808万日元的预算。国民也是踊跃捐献，终于筹起来了建造能够和定远和镇远抗衡军舰的款项。定购了战舰“富士”，“八岛”，巡洋舰“明石”和“宫古”。

联想到当时的西太后在满心欢喜地要做寿，真不知道让人说何是好。记得有一年一位日本教授从北京回来让笔者去看他拍的录像，当看到颐和园的石舫时，那教授特地加了一句：“据说是托了这个石舫的福，日本才赢得了日清战争”，笔者无言以对，只能期望此等悲剧不要二次重演。
但这几艘军舰并没有赶上参加甲午战争，参加甲午战争的是从1888年开始的“四景舰”计划。

为了对抗7200吨，装甲厚度305mm,配备两门30.5厘米双联炮的这两艘巨舰，日本海军的对策是不管怎样，首先在大炮上要胜过定远和镇远，起码在数字上要超过去。这就是那个“四景舰”计划。所谓“四景舰”，是以日本四个观光名地命名的四艘装甲巡洋舰“松岛”，“严岛”，“桥立”和“秋津州”。负责设计的法国工程师埃米尔·贝当开始时考虑到日本仅仅拥有4000吨级船坞，从而想以法国的防护巡洋舰为蓝本，建造一种配备多门中口径火炮，增加动力性能的高速巡洋舰，但被满脑子定远镇远的日本海军拒绝。

贝当没办法，只好在4000吨的船身上把32厘米单联重炮愣塞下去。作为代价的是削减装甲厚度和动力出力，打个比方说就是给小孩一支大手枪。这门32厘米单联炮只要旋转方向或改变倾角都会使船的重心发生变化，东倒西歪， 而开炮的后坐力又会使得船偏离行驶方向，就是说基本上就只能用来壮壮胆。

能壮胆就行，就这么不由分说地在法国造了“松岛”和“严岛”。到第三艘第四艘的时候，干脆在1888年自己在横须贺海军造船所造了。这种国产化的措施引起了贝当的极大愤怒，在合同还没有满期的情况下回国，不管了。日本人到最后还是把“桥立”号造了出来，到第四艘时还是修改计划，回到贝当开始的设计思想，造成了一艘排水量3150吨，配备四门15.2CM单联炮，6门12CM单联炮和8门4.7CM单联炮，速度达19节的高速巡洋舰。这样原来计划中的“四景舰”就成了“三景舰”。到1894年“桥立”和“秋津州”编入现役时，日本海军虽然还没有和北洋水师开打必胜的把握，但自己觉得已经不那么害怕了。

对日本来说，海军的最后准备完成就是万事俱备了。

源济

四．机会来了

日本陆军早就做好了和大清作战的准备。

1882年朝鲜的“壬午兵变”刚刚结束的8月15日，陆军的最长老山县有朋大将就提出了一份意见书。山县在这份意见书中提出“欧洲各国与我相距甚远，无关痛痒”，日本应该想定的敌国是“直接附近”的大清，如果不立即扩充准备与大清开战的军备则“帝国与谁语维持独立，又与谁言富强”。在这份意见书中，山县提出了陆军的作战目标应该改为在大陆进行平野运动战，将陆军军制现行面向防守的镇台制改为面向进攻的师团制。山县的建议得到了内阁和军部的赞成，1888年已有的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六个镇台分别改组成第一到第六师团，在组织上做好了和大清战争的准备。

在这段组织准备的时间内，日本军部保持了低姿态，这就是在“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时，日本始终没有采取激进行动，避免和清军开战的原因。但是恰好是这种低姿态，使得李鸿章和袁世凯放松了对日本应有的警惕，误认为日本只是个“葺尔小国”，对大清不构成威胁。

1893年10月，还是由山县有朋代表军部向内阁提出了一份“军备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山县有朋指出“欧洲目前保持着势力均衡，短时间内发生战事的可能性极小，列强们正在专心致志地计划着对亚洲的侵略；特别是沙俄正在建设的西伯利亚铁道可能在十年内建成，日本要在这几年内整备好军备，这样不仅能在一旦有事之时保证祸不及身，而且还能乘机取得更大的利益。……那时我国的敌人将不是支那，也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诸国。”

山县还预测：“不出十年，我国和俄国关系必将破裂。在此之前我国必须确保朝鲜，所以应该考虑到早日进行对清战争，这是绝对重要的前提”。

这份意见书所阐述的意见其实是山县在代表陆军参谋本部递交从1887年开始由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少将主持，由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制定的“征清大作战构想”。这个构想的制定花了四年，到最后编成了甲乙两套方案，乙方案是对付俄国人的，甲方案是对付大清国的。

甲方案中想定第一阶段派第五师团出兵朝鲜，牵制清军。然后看甲乙丙三种情况来继续用兵进行第二阶段，所谓甲乙丙三种情况就是指日本联合舰队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和联合舰队不能取得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也取得不了；以及北洋水师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这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日军在直隶附近平原地带和清军决战；第二种情况日军力争确保朝鲜；第三种情况则在援助第五师团的同时完成本土防御。

这个小川又次后来做到陆军大将，第四师团师团长，是二战战败后自杀的杉山元陆军大将的老丈人。

这个作战计划就是陆军制定的，所以陆军早就作好了准备，现在海军三景舰完成，所以海军也算做好了准备，大家就等着找机会和大清开战了。

机会总算来了。

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川上操六们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来了。1893年初开始的“东学党之变”给日本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东学党之变”在韩国和朝鲜是被称作“甲午农民战争”的。开年二月份，全罗道就发生了反抗郡守赵秉甲的暴动，首领叫全琫准，是个东学党人。东学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朝鲜半岛出现的一种半宗教半迷信的一种民间帮会，和后来中国的义和团有点类似。自称是儒教道教佛教三教合一，老是念一种只有13个字的咒文，据说多念了就可以包不生病，还可以实现天人如一的平等社会。而李朝认为东学是异端邪教，加以镇压，在1864年把第一代教主崔济愚给杀了。

但是就算是邪教，也肯定有流行的理由。杀了崔济愚，自有后来人，第二代教主崔世亨不久又在南部有了很大声势，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为教主伸冤，驱逐倭洋”，1893年3月东学党人进入了汉城，要直接向国王诉冤，那时倒也还没有搞武装暴动，进了汉城以后还见机行事，把“为教主伸冤”的口号收了回去，只提“驱逐倭洋”，赶走日本人就行了。

但这次全罗道的暴动在性质上和以往的类似于跳大神的东学党大有不同，是一次官逼民反的暴动，朝鲜农民在贪官污吏的敲骨吸髓的盘剥下已经活不下去了。在赵秉甲治下，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四间草房居然一年要交百余金的税，十亩水田居然要收四石租子，农民只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如何应付起义军成了朝鲜政府最大的难题，当时政府已经没有镇压起义军的能力了，可能的选择就是和起义军谈判或者向清廷借兵镇压。

早在前一年东学党人开始动作的时候，朝鲜政府中就已经有人提议向大清借兵，而且朝鲜内务府官员朴斋纯还受韩王和袁世凯商量过这件事。袁世凯的意思是东学党就一些乌合之众，不值得大惊小怪，闹出国际问题。加上向大清借兵是要朝鲜负担军费的，朝鲜本来就不宽裕，就算是有钱还想留着自己花呢，所以看看东学党没什么动静了，这是也就没有再提，当然要不要进行改革更是无人过问。

这次东学党人来势凶猛，恐怕不会无疾而终，这向不向大清借兵的问题就又出来了。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密奏朝王，提出借外兵助剿。最积极提议向大清借兵的是在朝鲜国王王李熙和闵妃支持下的闵泳骏。

但李熙一直下不了决心，首先是有朝臣反对，认为借外兵剿自己人，总有点不上台面，再有就是李熙自己也担心借了大清军，日本军和俄国军会不会一起来凑热闹。但是这次全州失陷，京畿震动，也顾不了什么内人外人的了。至于日本和俄国的事，闵泳骏拍了胸脯，说袁世凯袁大人自有主张，不会出事。

袁世凯会有些什么主张呢？本来袁世凯就一直在计划对朝鲜进行更加积极的干预，这次的东学党动乱正好是个直接出兵的机会。那么袁世凯知不知道根据《天津条约》一旦中国出兵，日本也有权出兵这回事呢？他知道，而且他知道日本肯定会出兵，但是他不知道日本将会怎样的出兵。
从东学党动乱一开始，日本就一直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因为北洋水师的的平远舰帮过朝鲜运兵，所以日本人知道大清不会置身事外，所不知道的只是清廷的出兵兵力和时机。驻朝公使馆临时代理公使，书记官杉村濬在得知朝鲜国王决定向大清借兵以后，还特地派了书记生郑永邦去袁世凯处向其转达“我政府必无他意”的口讯。

因此根本就没有判断出日本意图的袁世凯做出了“即使日本派兵，也只不过和前两次一样，来个二三百人保护其使馆安全”的判断，六月一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请求发兵。第二天杉村濬亲访袁世凯证实了朝鲜决定借兵，而袁世凯也已向李鸿章发电请求派兵的底细。

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照会清廷请求支援。当天已经通过外相陆奥宗光的电报了解了此事的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拜会李鸿章，重复了杉村濬的话，使得李鸿章更加相信日本人无心朝鲜，出兵朝鲜就定了下来。6月6日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照会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告知清廷应朝鲜政府请求，按“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搬回，不再留防。”

李鸿章派出的军队是分三批走海路在朝鲜牙山登陆的。第一批是作为前锋的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带领的九百一十人。六月六日下午六时，自塘沽坐船于八日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第二天登岸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一千零五十五人，分乘海宴、定海二轮，于十日下午三时抵牙山海口。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领的五百名人乘海定轮渡海，于二十五日抵牙山县。此时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二千四百六十五人。

可是，清军一开始行动，日本人就变脸了。

6月6日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与汪凤藻扯起了皮。要求汪凤藻修改，而汪则“正词拒之”。李鸿章也复电汪凤藻：“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但是李鸿章还只是以为日本人在鸡蛋里挑骨头有意找茬，而没有看到这是日本在为以后扩大事态作准备。

同时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这是袁世凯也致电李鸿章表示从衫村濬得来的消息时日本政府派兵的目的只是“调护使馆，无他意”。

李鸿章和袁世凯都自以为能自圆其说，并没有多想，但后来当他们得知日本派兵的数量时吓了一跳。日本派出来的决不是“调护使馆”的数百人，而是一个混成旅团，七千人！

源济

袁世凯傻了，李鸿章呆了。

事态的发展，正在按伊藤博文的算计进行。6月1日伊藤博文收到杉村濬的电报以后立即召来了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而川上听到伊藤的“好像袁世凯终于把清军带进了朝鲜”这句话以后居然回答了一句：“果真不出所料”。

原来，川上在东学党叛乱刚开始时就本能地感到日本出兵朝鲜的机会已经到来了，立即派出后来历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的伊知地幸介少佐前往朝鲜半岛收集情报，5月31日才刚刚回到东京。

“你的计划呢？”伊藤问川上。

“天津到仁川需要两昼夜，而从门司（位于现在的福冈县北九州市）到仁川则需要四昼夜”，川上兴奋地报告。

“就是说日本要比对手先行动两昼夜才能打个平手”，伊藤笑了，“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派兵问题”。

“阁下”，川上神秘地说，“在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会提议派一个混成旅团，希望阁下能够支持”。

伊藤博文是个文人，不明白川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川上对伊藤解释说，内阁可能会反对大规模派兵的计划。所以陆相大山岩，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和川上次长商议下来的对策是采取派遣“混成旅团”的名义。当时日本陆军编制一个旅团不到三千人，但是如果用“混成旅团”的编制，加上工兵，炮兵什么的，能达到七千多人。

果然在6月2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注意到了这个“混成旅团”和“旅团”的区别，因为他原来是陆军大臣。但西乡也就只是皱了皱眉，认为陆军这么干有点偷鸡摸狗的嫌疑，堂堂正正地说出来，又有谁敢说个不字？在西乡这里首先就过不了关。

阁僚会议很快就一致通过了为了和清国对抗，发兵朝鲜以卫护日本公使馆及在朝日本侨民，兵力是由驻广岛的第五师团编成一个混成旅团的决议。6月5日，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参谋本部里设置了“大本营”。

应该说这个大本营是非法的。因为根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设置应该是在发布宣战布告，进入战争状态以后，可是6月5日日本还没有向大清宣战。可是谁又去管这些呢？两天后的6月7日，陆军大臣大山岩和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分别发表布告，禁止报纸杂志刊登一切与陆海军行动有关的新闻。同一天还设置了“陆军中央金柜部”，实行与立法司法独立的战时财政——军部可以随心所欲地动用所有财政资源。

自“金玉均事件”以后就以“休假”的名义一直在日本国内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就是在大本营成立的6月5日乘坐“八重山舰”在200名海军陆战队员护送下前往朝鲜归任的，与此同时，日本海军的5艘军舰也慢慢从釜山开往仁川。同一天，第九旅团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也率领刚刚从第五师团编成的第一混成旅团先头部队从广岛宇品港出发，在海军舰艇的护卫下出发。

电闪雷鸣之势，距离韩国正式向清廷照会请求出兵只有五天！

李鸿章袁世凯们又是怎么看这件事呢？

在日本驻清代理公使（公使是同时兼任驻朝公使的大鸟圭介）小村寿太郎向在天津的李鸿章通报日本出兵时，李鸿章还不解地问小村朝鲜没有向日本请兵而日本何故出兵，小村的回答是：“根据《天津条约》，日本有在事先通报的前提下向朝鲜出兵的权利”。

当时已经71岁的李鸿章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继续以朝鲜乃葺尔小国，弹丸之地聚两国大军。纵非有心生事，亦恐擦枪走火之类的道理来向年仅39岁的小村寿太郎施压。

李鸿章的对日判断完全失误。失误不仅表现在对日军实力的估价还停留在10年以前，在对日本政治局势上也由于大清的体制而完全误读。当时日本政局相当不稳，由于伊藤内阁在和英国进行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上没有进展从而被舆论和国会激烈攻击为“软弱无能的内阁”。议会甚至还提出了对内阁的弹劾议案，伊藤内阁看起来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随时可能垮台。

李鸿章确实是在操办洋务外交，可是李鸿章对这个世界是很无知的。曾任沙俄交通大臣和财政大臣的维特（Sergei Yulyevich Witte）在回忆录中提到过一次和李鸿章的会谈。那是在1896年李鸿章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式以后，会谈时在谈到加冕式以后发生前来祝贺的百姓因为互相推挤而造成挤死踩死3000余人的大惨剧时，李鸿章说：“陛下是不知道这些的，对不对？”

维特很肯定地对李鸿章说：“沙皇尼古拉二世陛下一切都知道”，据说李鸿章听到以后十分吃惊：“我弄不懂这么做的意义，我做总督的时候有1000万人死于瘟疫，但我国的皇帝陛下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拿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去让皇帝陛下劳神呢？”
维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是说，我们比中国人文明开化”。

李鸿章只是老佛爷的奴才，荣辱仅仅取决于老佛爷的喜怒哀乐。他不能理解议会制度下内阁的运作方式，也不能理解舆论的重要。在李鸿章们看来伊藤内阁自顾不暇，完全无力腾出手来和大清争夺朝鲜，可李鸿章并不清楚其实伊藤博文不需要对时时刻刻挂在口中的“天皇陛下”负责，挑起对外战争是现代政府转移民众视线，缓和国内矛盾的常用手法。

现在伊藤博文就在采取这个手段。

李鸿章袁世凯们只知道乘坐八重山舰去朝鲜归任的大鸟圭作随身带了20名警视厅的巡查，但并不知道八重山舰上还有200名海军陆战队员。更不知道大鸟圭作随身带有陆奥宗光外相“可见机便宜行事，不拘于和平解决”的训令。大鸟不是来归任的，他是到现场来指挥如何制造开战的口实来的。

九日，八重山到达仁川港。在此之前日本常备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率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从福建马祖岛急驶釜山，然后直行仁川。此时，泊仁川港的日本军舰为松岛、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赤城六艘，而中国仅有济远、扬威、平远三舰。日本海军力量远远凌驾于中国海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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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东祐亨抵仁川后，即至八重山舰会见大鸟圭介，商讨进兵的计划。当时决定，除了大鸟随身带的海军陆战队之外，伊东还自各舰抽调人员编成联合陆战队登陆护卫。联合陆战队由松岛副舰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任指挥官兼大队长，海军大尉中川藤次郎为大队副官，海军大尉岛村速雄，井上保为大队参谋，共计士兵四百余人。当天晚上十时许，陆战队全部上岸，驻扎于仁川日租界。然后第二天十日凌晨从仁川出发，下午进入汉城，于午后六时四十五分抵公使馆。

同时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陆军中将在接到参谋本部的命令之后将驻宇品附近的第九旅团两个联队，加以骑、炮，辎重、卫生等兵力编为混成旅团，合计七千六百多人，旅团长为大岛义昌陆军少将，佩了两个参谋，一个是日本陆军谍报工作的鼻祖福岛安正中佐，另一个则是在山县有朋以后君临日本陆军十几年的元帅陆军大将上原勇作少佐。本来应该是等旅团全部编制完成后一起再出发，可是前几天，日本驻天津公使馆武官神尾光臣少佐来电报说清廷第一批派遣军定于六日由山海关出发。这才不等混成旅团编制完毕，先派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长一户兵卫少佐带了他的大队于十二日在仁川登陆，十三日进汉城以后接受大鸟的直接指挥。

大鸟是外交官，能指挥军队？能。那年月日本还没有什么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些人都是从倒幕前后的内战中打出来的。但大鸟有点特别，他不是明治政府的，他是幕府那边的，还是死硬派，带着一支叫“传习队”的队伍从江户逃出去以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直退到了北海道，一直到带的兵全输没了以后才在箱馆（现在的函馆市）向明治军队投降。

明治政府倒也没有怎么为难他，反而派他去欧美考察，回来以后当了工部大学校（现在的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校长，搞实业去了。日本的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水泥，玻璃，造船，纺织，石油，铁道，矿业等重要行业的发展，都有他一份功劳。其实派他出任驻清公使兼驻朝公使，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产业界要向外扩张的要求。

为什么大鸟圭介离开军界呢？有个原因就是据说此人兵学学得不错，但实际操作不行，打仗老是输，没赢过，大鸟自己给自己解嘲是“虽然没有将才，但有将器，本官怎么输也始终面不改色”。但虽然不是将才，在大岛旅团长登陆以前，暂时指挥一下先遣队对付袁世凯估计也还问题不大，再说大队人马马上就要来了。

大队人马确实马上就来了。到6月16日，大岛少将已经带着近三千人马在任川登陆了，加上一户少佐的先遣队，第一混成旅团已经来了一半左右的四千人了，加上海军的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舰，兵力远在中国军队以上，已占有绝对优势。整个混成旅团八千人的任川登陆完毕是6月27日，这时日军在汉城方面已经全部展开，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这一来朝鲜政府和李鸿章袁世凯们都发了傻了。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日本会派兵，而且会派重兵的李鸿章居然到此时还没有认真地想过日本是不是有向中国开战的可能。李鸿章能想到的仅仅是日本出兵朝鲜妨碍了他进一步直接控制朝鲜。在日本大军登陆的时候还在作着中日联合撤军的美梦。

其实发了傻还有大鸟圭介：东学党动乱居然平息了。

原来朝鲜朝廷上下和东学党一看日清两国大兵压阵，一付要在朝鲜国土上开战的架势，阶级矛盾立即就让位于了民族矛盾。政府和东学党谈判成功，签订了内容包括“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道徒，合力维持社会秩序；严惩贪官污吏，横暴富豪，不良儒林两班；烧毁奴婢文书；改善贱民待遇；许青年寡妇再嫁；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打破门阀界限，登用人才；严惩私通日本者；取消一切公私债务和平均分配土地”的《全州和约》，东学党义军也退出了全州，动乱结束了。

东学党动乱既已平息，外国军队就没有继续在朝鲜半岛上羁留的任何理由。如果李鸿章袁世凯能够看到这一点，主动从朝鲜单方面撤军的话，这是全身而退的最后一个机会。并不是说日本会由于清廷撤军而打消其对朝鲜进而对大陆的侵略野心，而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确实只是一个小国，想干什么坏事也必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如果大清撤兵，则日本由于其外交上的孤立只能撤出朝鲜而等待以后的机会。所以大鸟当时的全副精力就是防止大清从朝鲜撤军，为了把水搅浑，大鸟干脆提出了一个“清日共同促进朝鲜内政改革”这么一个明知道大清根本没有可能接受的提案来争取时间。

话说回来，就算是李鸿章当时撤了兵也没有什么用处，大清不会励志图强，而日本却在图谋崛起，再过几年日本照样找得到机会，大清也照样败。

而李鸿章所做的，正是日本所期望的。一开始是想双方同时撤军，在六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强硬地表示：“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使李鸿章这一幻想破灭以后还不进行决一死战的军事准备，而是幻想依靠列强调停来使日本打消染指朝鲜的阴谋。

对于李鸿章的幻想，日本的回复是第一混成旅团的第二批部队6月27日在仁川的登陆。七月十四日，刚刚从临时公使升格为日本驻清公使的小村寿太郎向总理衙门送达了日本政府的“第二次绝交书”，内称“查朝鲜屡有变乱之事，从其内治纷乱而来。我政府因念今俾该国能更正内治，绝变乱于未萌，莫善于两国戮力同心者，缘两国之与该国所有关系原常吃紧也。乃将此意提出清国政府，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但不肯撤军，反而倒打一耙，把开战的责任推给中国。

1894年7月19日，根据军令部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提出的方案，将已经改名为“西海舰队”了的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组成“联合舰队”。这是日本海军第一次组建联合舰队，伊东祐亨海军中将为首任司令长官，首任参谋长为鲛岛员规大佐。

7月23日联合舰队从佐世保起锚出发，24日晚到达仁川。在7月23日晚上在大鸟圭介公使指挥下的混成旅团第一大队袭击了朝鲜王宫，又重新迎回大院君来执掌政权。大院君所发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任命大鸟圭介为朝鲜国王政治顾问。

接下来大院君又于7月25日更迭了内阁，向清廷驻朝鲜公使唐绍仪通告朝鲜单方面废弃清朝之间存在的所有外交条约，并且要求在牙山驻扎的所有清军和丰岛海面上的北洋水师所有舰只立即撤退。

大院君的身后站着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站着日本陆军和海军联合舰队，这是日本帝国在向清朝宣战，但不是正式的。

这时，战争其实已经开始了。

源济

五．制海权的问题

中国人称作“甲午战争”，日本人称作“日清战争”的那场战争，是一场在陆上海上全面展开的战争，双方投入的地面兵力达几乎90万。

可是在电影《甲午风云》中，几乎看不到地面战斗，自始至终是写的北洋水师，是海战。

日本人描写日清战争时，着重点也是海战。

是不是对陆上战斗太轻视了？是不是不太公平？

不是，只要看看发生在海军省官方主事（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山本权兵卫大佐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之间的一次交锋就知道原因是什么了。

当时能动员的日本陆军总共大约有24万人，而清军呢则有98万陆军。但日本陆军并不害怕那98万大清陆军，因为一来分得太散，不一定能动员的起来。二来清军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确实不敢恭维。

所以川上主持制定的《征清大作战构想》在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考虑海军的作用，一开口就是发扬200米内硬功夫，刺刀见红，打到清国的直隶平原，在那里和清军决战什么的。但川上在发表这个构想时，冷不防被山本权兵卫将了一军：“陆军有没有优秀的工兵？”

川上的回答是：“帝国陆军的工兵非常优秀。”

“那好，现在开始就赶快在九州到釜山之间架一座桥起来，要不然陆军过不了海。”

陆军这才注意到他们的作战计划理有根本的缺陷：没有考虑制海权。

山本说了下去：“征清作战是渡海作战，没有海军的护送，陆军无法登陆。在海军夺得黄海的控制权以前，运兵运粮的所有船只都在北洋水师威胁下，如果北洋水师一旦切断陆军的兵员，军火，粮草补给线，不管在朝鲜登陆了多少人，也不管这些人如何善战，就只有失败这个唯一的结果”。

山本继续又说：“所以这次作战，海军最大和最终的任务就只是自主行动，夺得并且确保制海权。其余的陆军部队运输以及护航活动，都不能对海军的自主夺得制海权行动构成障碍”。

川上和在场的大山岩都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海权第一的论调。但是川上对于这种直截了当地反对自己的意见并不以为杵，听了进去。

山本只是一个海军大佐，而川上是陆军中将。那时可不是后来大将论箩装的时候，全部日本陆军就只有三位大将：陆相大山岩，参谋总长小松宫彰仁亲王和山县有朋。山县有朋当时是枢密院议长，预备役，小松宫是皇族摆设，就是说川上是陆军第二人，山本的发问，应该说是有点犯上的。

当然有一点很重要，川上操六也是萨摩藩出身。原来和山本权兵卫在鹿儿岛的健儿社是前后辈关系，要不然陆军第二人也不一定会听得进一个海军省主事的讽刺。

这样在那个《征清大作战构想》中才出现了根据制海权的变化而采取不同行动的方案。

这是后来被称为“日本海军之父”的山本权兵卫首次露峥嵘。

开战时只是一介大佐官方主事，并没有参加具体的战争策划和战争指挥的山本权兵卫就这样以简洁的比喻给陆军们上了一堂海权课。随着战争的进一步进行，山本权兵卫又在大本营移向海外和三国干涉上表现出了过人的预见力，从而被人重视。

和当时大多数日本海军军官一样，山本权兵卫是鹿儿岛人，萨摩藩的。十一岁时就参加了萨英战争，在弁天炮台帮着搬炮弹，在一起搬炮弹的还有后来的元帅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炮手不是别人，就是现在的陆军大臣大山岩，英国舰队旗舰尤里亚勒斯的舰长和副舰长就是被这个炮台送去见上帝的。

山本权兵卫是海军兵学校第二期的，在海兵的时候是最让教官头疼的学生之一，最早几期海兵学生中和英国人打过仗的不少，除了对过去兵戎相见的敌人那种本能的抗拒以外，还有就是“老子来自战场”的自负，根本就没有把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大鼻子教官放在眼里，成天喝醉了酒打群架，火来了连英国人教官都敢打。

道格拉斯少校“做个绅士”的谆谆教诲对这帮近似于地痞流氓的学生没有任何用处，到后来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开除”方法。仅在1872年一年中被开除的学生就有158名之多，山本权兵卫是第二期中顽劣之首，但不知怎的逃脱了被开除的命运。

山本权兵卫的胡闹，还不仅限于酗酒打架。一次和别的士官们一起到品川的娼馆里去喝花酒的时候，看上了一个雏妓。当天晚上山本少尉就找了几个人做帮手在妓院后墙上架上梯子把那个雏妓从妓院里偷了出来，后来妓院找上门来，山本的一帮狐朋狗友帮他凑份子算是帮那雏妓赎了身，那个雏妓就是后来的山本权兵卫夫人津泽登喜子。这件事不知真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知道山本夫人的出身，所有山本权兵卫的传记里都没有讲过山本权兵卫夫人的家庭出身，看起来这件事像是真的。

山本权兵卫在进入海军中央担任海军省官房主事以后不像别人那样经常在舰队和中央衙门之间来来去去，而是一直在海军中央，步步高升，几乎是日本海军中仅有的没有担任过舰队司令的海军大将。这种奇怪的经历，和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知遇有很大关系。

西乡从道是明治维新的大功臣，西南战争的大反贼西乡隆盛的亲弟弟。这哥俩有个共同的怪脾气，对自己的名字都不太在意。其实西乡从道的名字本来应该是“西乡隆道”，明治维新后登记名字时，登记的官吏听错了，给弄成了“从道”。西乡本人也不当回事，“从道就从道，道本来就应该从，这个名字不错”，就这样成了“从道”。更有趣的是，哥哥的西乡隆盛也是这样。西乡隆盛的名字本来应该是“隆永”，而“隆盛”其实是这哥俩的老爷子西乡吉兵卫的名字，被人弄错了当成儿子的名字，西乡隆永也就将错就错成了西乡隆盛，真是有其弟必有其兄。

西乡是陆军出身，到海军来做大臣，自是不懂。但气人的是当过三次海军大臣的西乡从来也没有打算去弄懂过。那帮自认为是水兵的人很不服，看他不起，帮西乡大臣起了个绰号叫“原来如此大臣”，因为西乡从道不太知道海军，听人给他介绍情况时常常会作恍然大悟状：“原来如此”。

西乡第三次当海军大臣的时候山本权兵卫已经当了一年官房主事了。西乡让主事帮他弄一份海军情况概要来，山本给了他一份，过几天去问看了没有。西乡回答说已经看完了。这一下主事大佐爆发了：“不可能，准备这份资料花了7个月，大臣怎么能五天就看完了，你根本就没有看。”

西乡大臣笑了：“你还挺聪明，我确实没看。”

山本怒不可遏：“身为大臣，怎么可以如此不负责任？对部下的心血不屑一顾？”

西乡招了招手，让山本站得更靠近些，然后压低了嗓门说：“我是陆军出身，反正看不懂，何苦要看它？我是长官，不需要看的，有你们看就行了。我就是帮你们去要钱，去要权的，这样不好吗？”

这回是山本大佐高呼“原来如此”了。从此山本就跟定了西乡，西乡指向哪儿，山本就肯定打向哪儿。

源济

日俄战争前，已经是海军大臣了的权兵卫为了议会不肯通过“三笠号”等战舰的拨款而烦恼不已，去向当时是内务大臣的西乡从道请教方策，西乡给他出了个主意：“甭管哪的钱，先花了他不就行了？”

山本吓得张口结舌：“那叫挪用预算，违反宪法，议会知道了能饶得了我？”

西乡笑了：“八嘎，饶不了就咱们俩加上文部大臣桦山资纪三人一起到皇居外面的二重桥上去切腹自杀谢罪不就行了？三条大臣的命总抵得上一条三笠的穿了吧？你不就是要船吗？有了船了还要命干嘛？”

山本想想也是那么回事，但最后议会还是同意拨了款，西乡和山本也就免了切腹之灾。

西乡从道就是这么一个敢赌的人。西乡从道是从陆军中将升上海军大将的，最后还名列元帅。可以说海军在陆军带领下走向了赌场，而带领海军的人还是一个陆军将军。这个陆军将军采取的还是甩手大掌柜的方法，先找主事的人。在大本营成立以后还更换了军令部部长，由刚从枢密顾问官回归现役的桦山资纪换下了中牟田仓之助，而且不设军令部次长，就桦山一人唱独角戏。临阵换将本来是兵家大忌，但这次日本海军是不得已。

和大清开战，日本陆军有获胜把握，但对于日本海军来说就是纯粹的赌博。“制海权”说来简单，不把对手舰队消灭了，制海权从何而来？当时的日本海军刚刚有几艘蒸汽铁甲舰，能开出海就不容易了，更不用说排成队形打仗了。

这个阵型的排列就是一个大问题。

大清舰队和日本舰队之间的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蒸汽舰队之间的决战，没有前例可循。在此之前的舰队决战都是在帆船舰队之间进行，大家抢占上风头，或者用大炮把敌舰轰沉，或者利用风势加速，用冲角将敌舰撞沉。但是蒸汽舰队间的对战应该采取什么阵型，没有人知道。

日本的这支菜鸟海军就更加不知道了。在纸上研究了半天没有结果以后，干脆就到现场去试试看排个什么阵型更加合适。

海军阵势和陆军不一样，需要舰长的真实水平。据说培养一个合格的巡洋舰舰长需要30年时间，而日本海军当时从无到有也不过才三十年左右，就是说连合格的舰长都没有，所以“排更加合适的阵势”这个问题就成了“排更加容易保持的阵势”这个问题。海军大学校长坪井航三想出了一个主意：让舰长们坐上小汽艇，在濑户内海来回转悠，试验什么阵势才最容易保持。

这样一来才发现，最容易保持的队形是一字纵队。后列的舰只根本什么都没有必要考虑，速度，航向，只要牢牢跟着前面的舰只即可，这就是后来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中采取一字纵队的原因。

但是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是日本海军的恶梦。见识过两远的威慑力的人中没有人愿意和那两远去掐架，军令部长的中牟田也不例外。中牟田的主张是日本海军还没有能够主动挑战北洋水师，进行舰队决战的实力，只能防守，不能进攻，因此换了警视总监出身的桦山资纪。桦山也是陆军出身，当过海军大臣，他当大臣时正好是海军的造舰预算被议会以海军内部腐败，政府被长州萨摩凡两藩阀把持而否决的时候，桦山火了，跳到讲台上大喊：“开口闭口就是‘萨长’政府，没有这个萨长政府，四千万生灵活个屁”，结果议会解散，内阁辞职。日本军队逼政府下台不是稀罕事，但别忘了开第一个先例的是海军而不是名声在外的陆军，桦山从此就被人称为“蛮勇将军”。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佐贺藩出身的中牟田仓之助被换下去了。留下来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加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全是萨摩藩出身，清一色。

后来的日俄战争时的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军令部长伊东祐亨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也是这样一套萨摩藩的三驾马车。

但是如果说日本海军完全是在进行一场听天由命的赌博，那也不完全是事实，日本人做了很全面的准备工作。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北洋舰队的丁汝昌可能绝对不会想到，第一次“如何才能击沉定远”的真正的战术讨论，居然是1891年7月10日在横滨港的扶桑号的军官休息室进行的，而当时扶桑号是作为来访的北洋舰队接待舰在陪伴他们。

从军官休息室里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定远和镇远，包括炮长，航海长，鱼雷长在内的三个大尉和三个少尉面对着定远和镇远这两艘庞然大物开始了第一次如何击沉定远的真正讨论。

讨论的结果是：击沉定远和镇远是可能的。

首先考虑了威力最大的鱼雷，但当时鱼雷的行走距离只有300米，不能指望能够那么接近定远和镇远，所以鱼雷被排除了，但当时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定远还真是倒在了日本的鱼雷艇手里。

只能用炮。但是日军火炮的口径不如定远，当时三景舰也还没有服役，而且定远镇远是厚度达305毫米的装甲舰，说实话用一般的观点日本舰队没有机会。

但是曾经担任过海兵的炮术教官，当时日本海军中克虏伯大炮的专家，德国留学回来的海军省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有一个构想，就是利用速射炮的数量优势，首发命中，然后像急风暴雨似的攻击，摧毁其上层建筑，杀伤人员，使其丧失作战能力。这六个人都曾经是山本的学生，他们在考虑如何实现这种构想。

这种构想看似简单，其实很困难。因为这除了炮要打得准之外，还需要航海和炮术的紧密结合，时时刻刻知道敌舰的准确方位和距离。虽然在参加大东沟海战中的日本军舰中吉野号装备了1888年英国海军才刚刚开发出来的1.5米测距仪，但是一来那时候的测距仪的性能还不太稳定，二来吉野号编入现役是1893年9月，舰上的航海士也没有完全掌握掌握，所以联合舰队和北洋舰队一样都是使用六分仪来进行原教旨主义的硬测。

使用六分仪测量距离在4000米时候的误差是170米，而定远的长度是94米，这样在3000米距离上开炮，即使首发不能命中，第一次修正也肯定能够命中。关键就在于如何确保测量误差在容许值以内及其提高修正的精度。

讨论的结果是，乘北洋的所有主力舰只都在日本，对其进行精确测量，为了防止北洋舰队在作战时为了扰乱对方的测量而有意降低主桅杆高度，日本方面对于北洋舰只所有的注目点高度都在横滨和长崎两地由海军和陆军以及政府的土木部门同时分别进行测量得到了最可靠的数据。

散淡

现在有很多船在海上转悠。。。演习。。。。。呵呵。。目的是什么，大家很清楚。。

追历史，看现在，一切都在重复。。形式不同

小财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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