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根源之我见

卜丁

此次金融危机并不是一次资本主义危机或全球化危机，而是一场“深奥凯恩斯方案”(deep Keynesian project)的危机。根据该计划，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抹平实体经济中的波动（只要消费者价格通胀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尽管在本轮危机之前的繁荣时期，这种政策方式所采用的工具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方式截然不同——更多地依赖于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手段，但根本目标符合凯恩斯主义的神髓。此项政策成功地实施了近20年，而这场危机是其合乎逻辑的结果。

驱动市场的，是恐惧和贪婪之间的平衡。如果经济政策消除了恐惧，只留下贪婪，那么就没有任何机制来限制“非理性繁荣”。这是本轮危机的根源。道德风险和羊群效应是自然的结果。

在此次危机之前，全球货币政策的本质是“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时任美联储(Fed)主席的格林斯潘明显试图通过降息来支撑证券市场——如今这可能会变成“伯南克对策”(Bernanke put)。消除了恐惧的资本市场，产生资产泡沫是其自然状态。如果全球决策者没有意识到这点，那么泡沫可能会通过源自美国和其它利率极低且货币疲软的国家的利差交易而扩大。

监管和监督不力并非根本问题，不过这些方面能够加以改善，也应该改善。没有陷入危机的国家——中国、波兰以及很多拉美国家——首先是那些杠杆率较低的国家，而不是那些有着成熟的金融监督机制的国家。

上世纪70年代，当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被打破时，人们不再相信常规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它所标榜的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最终被证明并不存在。凯恩斯主义政策仅仅证明了预算赤字越来越大和通胀率上升的合理性，直到决策者明白，它只会导致长期失业率的攀升。维持适度平衡的国家财政预算的老目标又被人们重新提了出来。

我们必须降低道德风险。为了减轻普通民众的恐惧，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恐惧心理应有所加重。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正重建金融机构的资本，这是件好事，但决不能允许这种政策持续到出现新的泡沫。

函需进行的一项轻松的制度变革，是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从目前的经济政策辩论——尤其是美国的辩论情况——来判断，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仍占上风。这些银行“绑架”了本国政府，享受着宽松的预算约束——几乎与原苏联时期相当——因为它们知道，政府将为自己纾困。强大的政府隐性担保，意味着没有因为恐惧而压抑的贪婪，将是它们的理性行为。

难度更大的制度变革是促使决策者放弃“深奥凯恩斯方案”。这将十分困难，因为决策者不会因容许小规模危机或衰退爆发而得到好处，可能永远不会。但我认为，这是避免羊群效应、并进而防范重大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唯一途径。

至于当前的政策，目前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足够——我们也不需要一种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2008年和2009年的财政刺激举措很难说是必要的。如今衰退已然结束，而迄今只有很少一部分刺激措施到位。2010年和2011年也将如此，而届时也不再需要。自动稳定机制——减少税收和增加社会转移——或许是足够的，而且肯定是及时的。我们当时应避免任何可自由支配的额外公共支出，而眼下则应该取消。

相反，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控制公共支出和恢复财政平衡。西方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公共债务的上升。目前尚不确定，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超过100%，在财政上是否可以持续，但越来越多的国家正朝着这一方向前进。这个世界需要的是规模更小、且更为理性的赋权体系，而不是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支出——这具有变成永久性的倾向。未来几年，不应出现任何新的强制性支出。

当前全球危机的一个重大成功之处在于，没有出现保护主义螺旋式上升的局面，但一项成功、多项失败很难算得上是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本文作者为波兰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