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的仇富与仇穷

卜丁

“仇富”大概是人类社会永久的热门话题，这从笔者的《中国富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和Robert Frank的《中国人为何如此仇富？》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所创下的点击量和吸引来的读者热评就可见一斑。但与“仇富”相对应的还有“仇穷”，大体说来，穷人仇视富人阻塞了他们的发展机会，而富人则仇视穷人污染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在穷人的理想世界里，富人应该像中国银行业难抑放贷冲动一样乐善好施；而在富人的理想世界中，穷人都应该像中国民工一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一心一意为“保八”做贡献。

但现实世界毕竟不是理想国，因此富人和穷人难免彼此产生许多怨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目前已到最后阶段，但与会的穷国和富国在谁应该为减排成本埋单等关键问题上依然争论不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周四说，发达国家每年帮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1,000亿美元，将用于“最贫穷和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这句话相当于把中国排除在了受援国之外。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如果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显著增长，全球减排就很可能沦为空谈。西方国家在减排方面对中国最不满的是，中国似乎一直觉得发达国家应为它的减排埋单。用中国副外长何亚非的话说，发达国家已经吃很久了，发展中国家刚坐下来，发达国家就说，应该由你们来埋单，这合理吗？

正是因为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目前已经变成了一场穷国和富国间的较劲，所以笔者才对谈判能够达成实质性协议不抱乐观。因为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反复证明，人们可以跨越种族、宗教和文化的鸿沟，但却很难逾越贫富间的阶级鸿沟。常有人说，如果富人能像巴菲特，我肯定不仇富。但像巴菲特这样有巨万家资但却生活俭朴、且承诺身后捐出大部分家产的富翁又有几个？而能处处体谅富人难处的穷人恐怕也得打着灯笼找。

再往深一层说，贫富问题说到底是个发展机会问题。如果一个百万富翁捐出家产能换来有80%以上的机会成为亿万富翁，他很可能会选择先让自己变成穷人。哥本哈根谈判的穷国和富国之争，表面上争的是谁该出多少钱，实际上争的是发展机遇。既然全球总的温室气体浓度已经达到危险水平，不能再进一步提高，如果最终达成的国际协议是，发达国家要成为全球减排的主要埋单人，那么在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仍不断提高的现实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就必须大幅下降，而在减排的技术难度仍然很大的今天，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必须显著牺牲自己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印等新兴市场国家则可基本不受限制地全力推动经济增长，这对已经承受着新兴国家巨大竞争压力的发达国家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要想真正解开哥本哈根的穷富对立死结，穷国和富国首先要在减排问题上找出一条双赢道路，而找到这条道路的前提是双方都要给自己算总账，不能只盯着某一方面的得失。以台海两岸即将开始谈判的贸易协定为例，它一方面有望为台湾贡献1.65%到1.72%的本地生产总值，并为岛内创造263,000个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让来自大陆的廉价商品占据岛内市场，使台湾失去160万个工作机会。如果台湾方面只算失的帐而不算得的账，恐怕两岸贸易协定永远不可能达成。

但愿人类社会的进化程度能在哥本哈根谈判中有个质的飞跃。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