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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重心南移 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内因，在于科技进步与气候变迁。 近5000年来，中国气候总体上向干冷演变。这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趋向脆弱，而温暖湿润的长江流域更加宜居。 此外，长江流域的生产工具、水利工程与丰富的水热资源相辅相成。
古人发挥聪明才智，在川江修筑都江堰，在荆江修建大堤，在洞庭湖、鄱阳湖筑堤建闸，抵御洪水，引水灌溉。江东的农民还发明了曲辕犁等先进工具。
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与明清的“湖广熟，天下足”等谚语，说明长江流域的太湖平原与两湖平原，曾是天下粮仓。
图片｜[明]《南都繁会图》（局部） 但更为人熟知的，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经济重心地位的外因，是血与火的战争。 唐人张籍有诗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公元3世纪末，西晋朝政腐败，酿成永嘉之乱，五胡入主中原，北方士民大举南迁。《晋书》记载：“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图片｜古都南京 · 摄图网 © 这是中国经济重心向南转移的第一次大波澜。 当时，北人南迁主要有三条路线，或自关中取蜀道入川，或循着汉水到荆襄，或经江淮南下吴越之地。他们移民的第一站，都是长江流域。据学者谭其骧统计，到南北朝时，南渡人口约占南朝总人口的1/6。 北方人将文化、生产技术传播到长江，使南方经济焕然一新。
图片｜[明]尤求《围棋报捷图》，描绘东晋淝水之战后，谢安正与友人对弈，前方传来晋军以少胜多的捷报 经过六朝对长江的经济开放，南方不再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道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落后局面，而是《宋书》记载的“地广野丰，民勤本业……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的繁华景象，再到后来，成为唐代韩愈所说的“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永嘉南渡之后，8世纪中叶唐代的“安史之乱”，与12世纪宋代的“靖康之变”造成的社会动荡，两度迫使北方士民大规模向南迁移。至此，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南北之间，浩浩汤汤的大运河维系着黄河、淮河与长江的交通，保障着北方政治中心的运作，见证了这几场世所罕见的移民运动，也将发展壮大后的南方经济反哺于北方。
图片｜大运河苏州段 · 图虫创意 © 唐代，长江流域形成了“扬一益二”的城市格局。 长江下游的扬州与长江上游的益州，是全国经济数一数二的一线城市，而成都平原、洞庭湖与太湖三个富庶的农业地区，构成了唐朝版的“长江经济带”。 安史之乱后，天下大乱，唐朝“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当叛军对向长安步步紧逼时，唐玄宗李隆基早已经过蜀道，逃入益州，以艰险的栈道保护自己身家性命，靠蜀地的棉、麻、茶、纸供养南逃的小朝廷，把烂摊子留给自己的儿孙。 无独有偶，唐末黄巢占领长安时，唐僖宗也跑到成都躲了起来。
图片｜ 成都杜甫草堂茅屋景区 · 图虫创意 ©
唐朝皇帝对南方钱粮的依赖也不是一天两天。唐景龙三年（709年），长安城所在的关中遭遇灾荒，有大臣建议唐中宗效仿他爹唐高宗与母亲武则天，搬到洛阳“就食”，方便接受从大运河送来的江淮粮食。 唐高宗听后发了好大脾气，说：“岂有逐粮天子耶？” 但是，隋唐时期的“逐粮天子”还真不少，每次关中缺粮，皇帝就得 “就食”洛阳。唐中宗年间的这场饥荒中，皇帝虽然为大臣的建议发怒，但还是不得不动用大批牛马向关中运送江淮谷米，由于路途遥远，“牛死十之八九”。 没了南方的粮食，真的要命。
图片｜航拍长江大堤与沿江田野风光 · 图虫创意 ©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由于漕运不济，南粮未能及时北输，关中地区再次爆发粮荒。有的禁军士兵没有饭吃，公开解下头巾，怒掷在地上说：“把我们束缚在军队中却不给饭吃，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罪人！” 唐德宗不久前才遭遇泾原兵变，生怕士兵再起哗变，不禁慌慌哒。幸好，此时有大臣运送运送三万斛米入陕。得知消息后，唐德宗大喜过望，跑到东宫，几乎声泪俱下地对太子说：“米己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此外，长江沿岸城市也成为国际贸易的商业都会。这里是日本、新罗，乃至中亚商人汇聚之所，“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许多遣唐使横渡东海，到达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扬州等地，再前往长安。唐天宝年间，鉴真和尚曾从扬州出发经长江出海，在明州附近遭遇海难，随后被官船救回。在东渡之前，鉴真一行人在扬州采购的物资中，就有安息香、胡椒等外国商品，以及越窑、长沙窑生产的青瓷。
图片｜宁波，古称明州 · 摄图网 © 强盛一时的大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与农民起义中走向覆灭，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随后到了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后的长江，迸发出更强的创造力。 北宋大儒程颢，在送他的得意门生杨时南归时，发出由衷的感叹：“吾道南矣！” 此时，他或许也该对帝国经济命脉道一句，你太“南”了。 有意思的是，钱穆认为，北宋王安石变法中，南北经济的差异，也是导致变法派与守旧派分歧的原因之一。 宋神宗（1067年—1085年在位）时，王安石推行变法，遭到司马光等人反对。
图片｜北宋都城开封，也是一个见证大运河繁荣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城市 · 摄图网 © 有一次，有人问司马光对时政有何看法。祖籍山西夏县的司马光开起了地图炮，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曾公亮、陈旭）皆闽人，二参政（王安石、唐介）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王安石推行新政，代表了一种革新精神，但司马光未必是不讲道理的杠精。 当时，王安石的一些变法措施是他在南方试行之后推广的，比如免役法，即农民向政府缴付夏、秋两税时，可交付“免役钱”，由政府雇请人员服役。 北方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农村大户多为一村一家，其余都是佃户；南方农村却乘着经济重心南移的春风，一村有十多甚至几十户有钱人，各家佃户也不多。如果由大家摊派出钱雇人服役，北方的大地主比较吃亏。 因此，对于这项措施，以司马光为首的北方人反对。后来，王安石下台，司马光执政，欲尽废新法，作为四川人的苏轼就反对他废除免役法。这算是经济重心南移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
图片｜王安石画像 两宋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南方商业进一步繁荣。 为了方便做生意，巴蜀商人发明的“交子”与诞生于临安的“会子”，代替铜钱，作为纸币流通，开辟中国货币史的新纪元。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这里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集长江、钱塘江、运河与海上交通的集汇枢纽于一身，大街小巷店铺摊贩不绝如缕，来往船只车马不计其数，川、广、荆、淮、浙等各路商人云集。南宋临安的商税一度达120万缗，相当于北宋景祐年间全境商税的1/4。
图片｜[明]《北关夜市图》（局部），描绘古代杭州繁盛的夜市 长江流域之内，造船业、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冶金业、制糖业、茶叶等行业，全面超过北方。 北宋时期，北方的陶瓷业还一度占据优势，六大名窑占了四个。到了南宋，北方原著名的官窑、定窑、汝窑等都遭受破坏，北方工匠逃亡到南方，使南方制瓷业获得了优质的工艺，其中，江西景德镇的影青瓷，质细胎薄、明澈温润，几如玉器。此后，这里成为中国的“瓷都”。
图片｜景德镇的陶瓷 · 摄图网 © 即便偏安一隅的王朝把杭州当成汴京，在醉生梦死中苟且偷生，也不妨碍长江流域的人民勤劳地建设家乡，无数耕农织女、能工巧匠、贩夫走卒，使古老的文明泛起了新的涟漪。长江不仅资源丰富，而且人杰地灵。 成都、梓州、两浙等地的丝织与刺绣，温州、歙州、越州、鄂州等地的造纸，巴蜀、江浙等地的刻书印刷，四川的井盐，东南地区的造船等等，无不凝结了长江流域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图片｜四川自贡燊[shēn]海井，盐业博物馆 · 图虫创意 © | 
狗仔卡
发表于 2026-6-20 04: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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