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之前的杂记里写过,被裁员之后赋闲的这段时间里,我很大一部分时间的生活基调是无聊二字。虽然我这也算某种程度的FIRE,提前退休,但这个时间点毕竟不是自己主动选择。虽然韩炳哲在《沉思的生活,或无所事事》里说“假若失去无所事事的能力,我们就会像一部只会运转的机器。无所事事能够创造真正的自由时间。唯有无所事事让生命富有光辉”。然而在这种新的状态下如何生活,我仍然没理顺。
对于一时想不明白的事,我采用常人惯用的策略——拖。意识到在这种无聊的状态中拖,未来可能会是个涣散的自己在终点等着我,于我的大脑和精神健康未必有利,不如换到一个或许更安全又相对熟悉的状态来实施这个“拖”字诀。下意识里有了这个想法,又不想做只会运转的机器,才会在参加富豪家聚会时上个卫生间也会发生联想,给自己回去工作找道德上的理由。
我几次言谈中表示无聊,深受繁重工作烦扰的朋友一开始还试图宽解我,劝我好好安享这无压力的早退生活。直到我将无聊述诸笔端写进我的杂记,朋友决定改变策略,重新开始给我发职位信息。之前我也曾经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要回去工作,但迟迟不见实质性的行动。预见到我会像之前一样不够坚决,朋友一边说“你不想做也没事”,但这回的推荐却比上一轮更持久和执着,职位信息持续地飞来,把我的微信刷了无数屏。说这些是我给你筛选过的,你都能做,就看你想不想了。我开玩笑说你也太高看我了吧,这些跨岗位跨专业的职位,你真把我当无所不能的多面手了。我明显感觉到一股温暖的推力,虽然言语仍然是”随你怎样都行”。
人在犹豫中的决策有时就差那一点点助力。一般成熟的成年人愿意助人却不愿意参与别人纠结的决策过程。说是边界感,若追根究底,其实是因为害怕承担责任。我接收到的这份助力里是朋友对我完全彻底百分之百的信任,从而不惧与我一起承担后果。在信任的基础上,事情就变得简单。首先,目前看来无聊感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便发挥执行力助我,并相信我可以解决。其次,即便未来我改主意,或者做得不顺利,甚至退出,相信我都能坦然面对,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选了一个软硬件联合部门的软件研发经理职位,那产品可以联系到我第一次换工作时的初心,也算完成一个闭环。接下来便是准备面试,与招聘经理、团队技术骨干、合作部门一番车轮面试通过,再与HR谈待遇。这时候孩子的暑假刚好结束,新学期开始了。如同天意一般,他的选课课表刚好使接送时间便于安排对上班时间影响很小,一切都指向回去工作。
与此同时,另一个朋友帮我连线了一个创业者。他专门为葡萄酒庄服务,想招一个信得过的零工做份很简单的物流追踪工作。虽然是零工,他期望是个即使他不在也能放心托付,能把事情办稳妥的人。所以给出的小时工资比一般的零工要高好几倍。与他见面时,他花了很多时间热情地介绍他的创业背景和理念。大概因为我是个不错的倾听者,我又得到了他的offer。
人的意愿的作用是个玄妙的东西,当你心里起念有了意愿,围绕你的磁场就会开始偏转,将周围的世界引向这意愿所指的方向。就好像以前听说单身者若是起念想要找个姻缘,这姻缘通常很快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在身边。工作这件事似乎也是如此,赋闲10个月后,一周之内两个工作机会突然降临。没经过太多深思熟虑,我在事多钱多离家近且不少挑战,和事少钱少离家远但有点无聊之间选了前者。容错度一旦足够高,所有选择都无所谓对错。
但我没打算离开Papa。
做Papa Pal的体验是这段时间给我的额外馈赠。意想不到地给我打开了从一个小圈子里连接外部世界的窗口。我感激老人们给予我的信任,让我有机会看见岁月沉淀在她们身上的豁达和智慧,也感动于她们于孤独和病痛中展现出的生命的韧性。我的收获远大于为她们花的一点点时间和提供的一点点服务。我决定以后如果周末有时间,还是可以偶尔接一两单,陪伴老人,实则疗愈我自己未来可预见的神伤。
K女士这个周三上午的需求被推送给了我,这意味着她在提交需求时指定了preferred Papa Pal,那便是我。我有两个多月没见她了。读者可能还记得这个身型魁梧,爱做缝纫,让我解决她的缝纫拓扑难题和电脑上网问题,自尊心很强的老人。在回归全职工作之前,我想去和她告个别。
准时来到K女士家门前,前院花园的加州罂粟和六出花已经过了季节,现在是大丽花开得正艳。
许久未见,我们互相问好时都给了对方一个灿烂的笑容。我告诉她我暑假回了中国,还去了趟西藏。她问“你妈妈得以和你儿子相聚吗?” 我说是的,那小子学会了打麻将,把姥姥和舅妈的钱都赢了去。我问她这个夏天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孩子们有没有来看她。K女士表情有点落寞地在沙发上坐下,说她们都太忙了,孙儿孙女们去这个那个夏令营,儿女们都有自己的事。“她们一次都没有来。我整个夏天都没见到她们”。“我本来计划生日时和朋友去Safari West野生动物园,可是想到在吉普车上颠簸我的背受不了,又取消了行程”。 ”我哪儿也没去,日子就像平常一样,每天都一样”。后来在填Papa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评估问卷时,她选了“有时感到孤独和被遗忘”; “一个月30天有十天里感到情绪低落”。我说“I'm sorry”。
K女士说“我有个任务清单给你做”。我们迅速从情绪有点伤感的对话切换到摩拳擦掌准备行动的状态。
这个清单上的内容包括:换洗床单;把一批买错却被手快的工人已经切割无法退货的室外顶棚材料拍照,以便她挂到网上卖掉;把一张折叠桌从车库搬到里屋,她要在上面整理文件;外加吸尘和拖地。
这回她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愿意尝试用漂白液把床单上多年的污渍先做预处理。从我提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大半年时间。她接受了建议却一直没做。漂白浸泡起效需要时间,K女士算了一下预处理加洗涤烘干,再把床单铺回去所需要的时间,怕来不及完成。然后似乎把心一横,说我们先把它泡上,再做别的事。因为她必须考虑到在我走之前能把烘干的床单重新铺上,便一直惦记着,是不是泡好了?洗衣机是不是洗完了?烘干机烘到什么程度了?而我一边干着别的活一边跟她聊天,根本没把计时放在心上。我没意识到K女士只因为背痛自己铺不了床单,就得额外给自己加这么多统筹压力。最后我多待了几分钟给她把洗烘干净的床品铺上。她看到洁白如新的床单,又说了句“You are amazing”,忘记了是她自己在整个过程里时刻把握着不出差错。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年轻一辈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身体不便的老人会为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耗费的额外心力,可能理解不了为什么她们有时候宁愿凑合着。洗衣机总也洗不干净那些陈年污渍,就那么凑合着吧。车库里总也回不去原位的工具,就那么凑合着吧。
我把她清单上的事一一完成,吸地的时候想起来报名了一个网上讲座,便戴上耳机。告诉她这是一个理财公司做的退休规划讲座。K女士好奇地问“你有理财顾问吗?” 。我如实相告,因为前司享有折扣,我的退休金账户便一直用着他们。这时我想起JP Morgan 的小卡拉理财顾问,便同她聊起那场聚会,拿出手机与她分享其中一张照片。K女士把那张照片细细看了很久,问我,“我可以看看这聚会更多的照片吗?”。 我说当然可以,把手机交给她,继续拖我的地。
原来K女士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本地一家有名的餐馆做catering,专门为各种聚会提供现场餐饮。她在那一行做了二十年。后来因为雇主完全没提供退休福利才离职去做别的事。她工作的那家餐厅叫John Ash,我曾经去过,一点也不便宜。她说她服务过不少有钱人家的聚会,熟悉那样的氛围。她看到我拍的移动卫生间的外观照片,笑着问我有没有被里面惊艳到。我说“有啊!有啊!下一张照片就是里面”。她看照片时,会把餐厅的酒单和菜单放大,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那些食物的名字。读那些牌子上的餐厅的名字,她会纠正我发音的重音。照片上出现的食物,她告诉我一长串名称,我鹦鹉学舌,转身就忘。一张照片里有个上了年纪的服务员出现在背景里,她放大来仔细看,说“还以为是我认识的人”。翻到确认邮件那张截图,里面提到的主厨的名字,她说“我知道她,只是从来没见过”。她问我主厨有没有出来给客人们讲话。我说没有,演讲时间都给了客人里地位最尊贵的那一个。她并不知道Jamie Dimon。那离她太遥远了。
在K女士的世界里,主角是食物,厨师,和服务员。宾客们才是背景。那十来张照片,K女士看了许久。她说“这些照片把我带回了过去的时光”。我知道那种死去的记忆又被唤醒的感觉。对于K女士来说,那是四十多年前风华正茂时的记忆。她现在卧室卫生间的一面墙上挂着几十条时装项链,那记忆里的她每天都要挑选项链搭配妆容和衣裳,漂漂亮亮地出门。
K女士问我,有没有看到她后面的Papa拜访需求,要跟我敲定下一次上门的时间。我告诉她我打算回到全职工作,以后只能偶尔周末接单。她手里的笔和小本儿没有放下,“那你周末都什么时候做?”。 我说现在还不知道,也承诺不了时间。“那等你确定了一定要告诉我”。
与K女士的告别,看来一时还完成不了呢。
ps. 我忘记拍那些鲜艳的大丽花,封面用一张聚会上拍摄的餐饮服务人员的远照,K女士说长得像她认识的人。